国外对牡丹亭主题的探究动态论文

国外对牡丹亭主题的探究动态论文

说什么好呢,题目太大,分数太少....汗

项裕荣的考试题目吖！啊啊啊.......没天理吖！

首先，青春版的剧本与老版不同。老版的戏折为：第一出 标目第二出 言怀 第三出 训女 第四出 腐叹 第五出 延师第六出 怅眺 第七出 闺塾 第八出 劝农 第九出 肃苑第十出 惊梦 第十一出 慈戒 第十二出 寻梦 第十三出 诀谒第十四出 写真 第十五出 虏谍 第十六出 诘病 第十七出 道觋第十八出 诊祟 第十九出 牝贼 第二十出 闹殇 第二十一出 谒遇第二十二出 旅寄 第二十三出 冥判 第二十四出 拾画第二十五出 忆女 第二十六出 玩真 第二十七出 魂游第二十八出 幽媾 第二十九出 旁疑 第三十出 欢挠第三十一出 缮备 第三十二出 冥誓 第三十三出 秘议第三十四出 诇药 第三十五出 回生 第三十六出 婚走第三十七出 骇变 第三十八出 淮警 第三十九出 如杭第四十出 仆侦 第四十一出 耽试 第四十二出 移镇第四十三出 御淮 第四十四出 急难 第四十五出 寇间第四十六出 折寇 第四十七出 围释 第四十八出 遇母第四十九出 淮泊 第五十出 闹宴 第五十一出 榜下第五十二出 索元 第五十三出 硬拷 第五十四出 闻喜第五十五出 圆驾而青春版把五十五折的原本，撮其精华删减成二十九折，分上中下三本，三天连台演完，从第一出�标目�演到最后一出圆驾，基本上保持了剧情的完整。一般《牡丹亭》的演出本偏重杜丽娘，以旦角表演为主。我们的剧本，还原汤显祖原着精神，加强柳梦梅角色，生旦并重。因此，拾画，叫画�这两出经常演出的巾生代表作，我们捏成一折，做了适当的改编，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三十分钟的独角戏，将巾生表演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与第一本杜丽娘的经典折子�惊梦�、�寻梦旗鼓相当。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远不止于儒雅俊秀的“梦中情人”，亦是一介不畏权势，敢与理教抗争的傲骨书生。如此，我们的剧本生旦戏双线发展，达到了对称平衡之美。青春版《牡丹亭》选中了俞玖林及沉丰英分饰柳梦梅及杜丽娘，两位青年演员属于苏州昆剧院的“小兰花”班，形貌唱作俱佳，是极具潜力的两块璞玉，但玉不琢不成器，于是我们大力敦请汪世瑜及江苏省昆剧院饮誉中国昆曲界的“旦角祭酒”张继青跨省跨团进驻苏州，亲自指导并传授。这也是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宗旨之一，借着一出戏的排演，完成世代传承的重要工作。在此之前，听过张继青、华文漪版本的，甚至梅兰芳的录音，若论华丽和丰富之美，若论沧桑之美，若论婉转之美，大师们胜过一筹。可大师们演绎丽娘之时，都已“青春不再”，我们听得出的唱腔之外的韵味，也得于丰实盈厚的岁月沉淀。沈丰英版的丽娘，以青春年少之身演绎牡丹般娇艳正浓之人，多了许多青春柔美的味道。这种青春，有些逼人地真实，甚至闭上眼眸，耳中丝丝婉转，恍然以为不在今世，而在宋代了。尽管白先生的牡丹亭遭到南北一些传统昆曲艺术家的非议，认为青春版的主演的身段唱腔尚需锤炼，认为以短短一年的时间排练整整一本戏，实在有粗制滥造之嫌疑，老先生们忽略了，在美轮美奂的昆曲艺术的生存和极端高雅之间应该如何择？当大众开始为古典美而震撼的时候，昆曲回春的时候也到了。

1思想。牡丹亭》的主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意义。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统治阶级已经变得更加顽固和腐朽。他们竭力鼓吹程朱理学，高唱“女德”，表彰贞节。《明史·列女传》所收节妇烈女的数目，比《后汉书》以下任何一代正史多出许多倍。剧本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不谕的爱情，歌颂了男女青年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粉碎宋明理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生活的朦胧愿望。《2.艺术。一是浪漫主义手法引入传奇创作。首先，贯穿整个作品的是杜丽娘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其次，艺术构思具有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使情节离奇，曲折变。再次，从“情”的理想高度来观察生活和表现人物。二是在人物塑造方面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发掘人物内心幽微细密的情感，使之形神毕露，从而赋予人物形象以鲜明的性格特征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如“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牡丹亭·惊梦》〔皂罗袍〕就把大家闺秀的内心世界精细地展示了出来。三是语言浓丽华艳，意境深远。全剧采用抒情诗的笔法，倾泻人物的情感。另一方面，具有奇巧、尖新、陡峭、纤细的语言风格。这些特点向来深受肯定。一些唱词直至今日，仍然脍炙人口。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水准。

牡丹亭研究论文

《牡丹亭》中的猥亵语摘要：本文通过对“猥亵语”的定义，以及“猥亵语”与健康爱情描写的区分，对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猥亵语做了分类与列举。简述了《牡丹亭》中猥亵语的研究状况，并从时代背景、戏曲套式以及个人心理方面对其作出解释。 关键词：《牡丹亭》，猥亵语，解释 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书于万历二十六年，为汤显祖“临川四梦”中最得意的一部剧作。此书一出，“几令《西厢》减价”，受到时人及后世读者的推崇。由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均于1616年逝世，中国学者们更以“东方的莎士比亚”来称汤。有趣的是，“临川四梦”与大部分的莎剧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两者都是由既成故事改编而来，二是两者都含有大量的“猥亵语”。比较文学学界对于《牡丹亭》与莎剧的比较方兴未艾，且取得了有益的成果。鉴于已有论文为莎剧中的“猥亵语”做了大致的梳理，1本文秉承前者的观点和方法，为《牡丹亭》一剧中的猥亵语略做分类，并揣摩汤显祖写下这些猥亵语的原因。 “猥亵语”一词由梁实秋提出，梁为莎剧翻译大家，他为那些频频出现于莎剧中的“黄段子”命名为“猥亵语”。在古汉语《辞源》中，“猥亵”释为“琐碎、下流”。其中引有古籍例句：“李义府，为宰相，言词猥亵。”可见该词贬义鲜明，尤指身份地位高贵人士说的下流话。《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释“猥亵”之义有二：（1）<形>淫乱的，下流的（言语或行为）。（2）<动>做下流的动作。综上，我们将“猥亵语”解释为：带有粗俗、下流、淫秽性质的人的语言。 我们为“猥亵语”下了定义之后，再来将之与“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做出区分。朱光潜先生在《文学中的十种低级趣味》一文中说：“文学的功用本来在表现人生，男女的爱情在人生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文学作品常用爱情的母题，本也无足深怪。”但爱情描写一定要经过作家艺术的表现，“爱情在文艺中只是一种题材，像其他题材一样，本身只像生铜顽石，要经过熔炼雕琢，得到艺术形式，才能成为艺术作品。”朱光潜先生举了《西厢记》的例子来说明恰当的爱情描写应有的品质：“《西厢记》里‘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几句所指的是男女交媾。普通男女交媾是一回事；这几句词不只是这么一回事，它在极淫猥的现实世界之上造成另一个美妙的意象世界。”2总结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为：文学作品中存在色情描写本无可厚非，但要通过艺术的表现，赋予其一定的形式，与实际人生见出距离，方可透露出美感而不致淫猥。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以为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的交欢以及后来的幽媾，都是符合人性的健康的爱情描写，读者通过这些香浓婉丽的诗词体会到杜丽娘爱情的温存。因此《牡丹亭》中的爱情描写与猥亵语迥乎有别，我们不认同道学家所谓“此词一出，令天下多少闺女失节”（黄正元《欲海慈航》），对其中有美感的爱情描写一并打杀。下文我们按照对猥亵语的定义，并排除掉健康的爱情描写，将《牡丹亭》全书中的猥亵语分类标出。 第一类，咒骂语。（1例） 【尾声】〔贴作背后指末骂介〕村老牛，痴老狗，一些趣也不知。 第七出《闺塾》 第二类，和性有关的双关秽亵语。（5例） 【梨花儿】小花郎看尽了花成浪，则春姐花沁的水洸浪。和你这日高头偷㫰㫰，嗏，好花枝干鳖了作么朗！〔贴〕待俺还你也哥。 【前腔】小花郎做尽花儿浪，小郎当夹细的大当郎？〔丑〕哎哟，〔贴〕俺待到老爷回时说一浪，〔采丑发介〕嗏，敢几个小榔头把你分的朗。 第九出《肃苑》 【风入松】大便孔似“园莽抽条”，小净处也“渠荷滴沥”。只那些儿正好叉着口，“钜野洞庭”；偏和你灭了缝，“昆池碣石”。虽则石路上可以“路侠槐卿”，石田中怎生“我艺黍稷”？······许了个大鼻子的女婿，“器欲难量”。······天呵，瞧了他那“驴骡犊特”；······你可也“靡恃己长”。三更四更了，他则待阳台上“云腾致雨”，怎生巫峡内“露结为霜”？······他没奈何央及煞后庭花“背邙而洛”，俺也则得且随顺乾荷叶，和他“秋收冬藏”。······ 第十七出《道觋》 【前腔】〔末〕便依他处方。小姐害了“君子”的病，用的史君子。《毛诗》：“既见君子，云胡不瘳？”这病有了君子抽一抽，就抽好了。〔旦羞介〕哎也！ 第十八出《诊祟》 【前腔】〔丑上〕帐莲深拥，压寨的阴谋重。〔见介〕大王兴也！你夜来鏖战好粗雄。困的俺垓心没缝。大王夫，俺睡倦了。 第三十八出《淮警》 【凤凰阁】〔看介〕“臣闻天子之守国，如女子之守身。”也比的小了。再看第三卷，到是主战。〔看介〕“臣闻南朝之战北，如老阳之战阴。”此语忒奇。 第四十一出《耽试》 第三类，粗俗语。（5例） 【前腔】······〔末〕俺看小姐一肚子火，你可抹净一个大马桶，待我用栀子仁、当归，泻下他火来。这也是依方：“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贴〕师父，这马不同那“其马”。〔末〕一样髀秋窟洞下。 第十八出《诊祟》 【女冠子】〔末〕是寡妇床头土。男子汉有鬼怪之疾，清水调服良。〔净〕这布片儿何用？〔末〕是壮男子的裤裆。妇人有鬼怪之病，烧灰吃了效。〔净〕这等，俺贫道床头三尺土，敢换先生五寸裆？〔末〕怕你不十分寡。〔净〕啐，你敢也不十分壮。 第三十四出《詗药》 【字字双】〔丑扮疙童，持锹上〕猪尿泡疙疸偌卢胡，没裤。 【金蕉叶】〔净扶旦介〕且在这牡丹亭内进还魂丹，秀才翦裆。〔生翦介〕〔丑〕待俺凑些加味还魂散。〔生〕不消了。快快热酒来。 第三十五出《回生》 【前腔】笑花牵柳眠，笑花牵柳眠。〔贴〕昨日有个鸡，不着裤去了。 第五十二出《索元》 第四类，狎昵语（1例） 【胜如花】〔旦〕秀才忙待怎的？也曾落几个黄昏陪待。〔生〕今夕何夕？〔旦〕直恁的急色秀才。〔生〕小姐捣鬼。〔旦笑介〕秀才捣鬼。不是俺鬼奴台妆妖作乖。〔生〕为甚？〔旦羞介〕半死来回，怕的雨云惊骇。有的是这人儿活在，但将息俺半载身材。〔背介〕但消停俺半刻情怀。 第三十六出《婚走》 第五类，直露的性描写。（3例） 【后庭花滚】〔末〕合欢花。〔净〕头懒抬。〔末〕杨柳花。〔净〕腰恁摆。〔末〕凌霄花。〔净〕阳壮的咍。〔末〕辣椒花。〔净〕把阴热窄。〔末〕含笑花。〔净〕情要来。〔末〕红葵花。〔净〕日得他爱。〔末〕女萝花。〔净〕缠的歪。〔末〕紫薇花。〔净〕痒的怪。〔末〕宜男花。〔净〕人美怀。〔末〕丁香花。〔净〕结半躧。〔末〕豆蔻花。〔净〕含着胎。〔末〕奶子花。〔净〕摸着奶。 第二十三出《冥判》 【醉太平】睡则那，把腻乳微搓，酥胸汗帖，细腰春锁。 第三十出《欢挠》 【雁儿落】我为他启玉肱、轻轻送，我为他轻温香、把阳气攻，我为他抢性命、把阴程迸。神通，医的他女孩儿能活动。通也么通，到如今风月两无功。 第五十三出《硬拷》 有关《牡丹亭》中的猥亵语学界论之甚少，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版《中国文学史新稿》对此皆只字不提，为《牡丹亭》作注并撰写了《汤显祖评传》的徐朔方为此还指责汤显祖，“当作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时，使陈最良居然在杜丽娘面前说出‘君子抽一抽’之类的下流话（《诊祟》），陈最良的形象就被歪曲了。描写石道姑的《道觋》这出戏充塞了猥亵的双关语，使人难以卒读。”3徐朔方对石道姑的言辞还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本出所有词句都别有所指，流于猥亵，是作品中的糟粕。以后如有同样的情况，除难词略作解释外，不再注明。”4白先勇本着“只删不改”的原则筹划出《青春版牡丹亭》，而原剧中的石道姑等大量的猥亵语被通通删除。学者们谈到《牡丹亭》都是所谓的推崇“至情”，而对其中大量的猥亵语因避讳而视而不见。我们不惧浅陋，试着解释汤显祖在“这首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颂歌”，“中国戏剧史上令人心醉、心悸乃至心折的经典曲目”中写下众多猥亵语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猥黩”之语，是因为“而在当时，实亦时尚”。后面举例论述了晚明重“闺帏方药”的社会风气，“风气既变，并及文林”。5汤显祖《牡丹亭》成书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徐朔方考），而《金瓶梅》的第一次出现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信中。我们可以判断两书出于同时，最多也不超过20年，那么鲁迅先生对《金瓶梅》所作的晚明社会背景分析对于《牡丹亭》也同样适用。在晚明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以《金瓶梅》为代表的“淫书”迭出，其中更有大量不堪的性描写，相比之下，《牡丹亭》中的猥亵语似乎倒显得平常而“清新”了。 另外《牡丹亭》作为一部戏曲，并不呈现出单一的文人化倾向，其中角色众多，妍丑同台，而台词中的猥亵语多由净、末、丑等角说出。如春香（贴）、陈最良（末）、石道姑（净）、李全（丑）、花郎（丑）等。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词采第二》言：“极粗极俗之语，未尝不入填词，但宜从脚色起见，如在花面口中，则唯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则宜斟酌其词。无论生为衣冠、仕宦，旦为小姐、夫人，出言吐词，当有隽雅春容之度；即使生为仆从，旦作梅香，亦须择言而发，不与净、丑同声。以生、旦有生、旦之体，净、丑有净、丑之腔故也。”6可以说汤显祖正是通过这些净、末、丑之口将《牡丹亭》作为“一部兼悲剧、喜剧、趣剧和闹剧因素于一体的复合戏”7中““趣”和“闹”生动得表现出来。 最后，汤显祖出生在读书世家，承袭了四代习文的家风，5岁就能属对联句，10岁学古文词，对文选颇为喜爱。这在《牡丹亭》中时有表现，如“腐儒”陈最良所讲的《诗经》，石道姑出场的那段《千字文》等。徐朔方说《牡丹亭》第八出《劝农》所展现的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中就有汤显祖任遂昌知县时的影子8，又有汤显祖的第一位老师陈良傅对其进行“仙道”的影响。9我们能否说“腐儒”陈最良的原型就是陈良傅呢？抑或就是汤显祖本人？我们在读书中倘若遇到某处诗文因谐音而导向猥亵，不也是会心一笑，并与朋友交流吗？如陈最良见《诗经》“既见君子，云胡不瘳”，想到“君子抽一抽”。“腐儒”之“腐”恐怕亦是人之常情吧，在这一点上丝毫也不损汤显祖的不朽文名，反而多了份亲切与可爱。 注释： 1.缪晶晶：《莎剧“猥亵语”雅俗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4月.本文关于“猥亵语”的定义以及相关研究方法多承袭此文。 2.朱光潜：《谈读书》，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25、26页。 3.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4.徐朔方：《论牡丹亭》，《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9页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华书局，2010年，第113页。 6.李渔：《闲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8.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9.同上，第11页。 参考文献： 1.汤显祖.牡丹亭[M].徐朔方、杨笑梅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缪晶晶.莎剧“猥亵语”雅俗论[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3.金玉锦.在《牡丹亭》显示的石道姑之人物形象[J].韩国.全北大学中文系 4.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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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人物形象分析——杜丽娘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特色的典型。她对爱情执着地追求和对礼教地彻底反对，在古代文学史上叛逆女性的画廊中是最前列的。特别是生而死，死而生的独特经历，也是非常罕见的。作者赋于了这个形象什么特征，又是怎样赋于她特征的，都是以下的分析要涉及到的。1、所处的封建社会环境对其性格形成的影响。任何人性格的形成，都有三个要素。一是天生的秉赋，二是所处的社会，三是个人的经历。后两者指的都是环境。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实际上都是杜丽娘性格的起点非常之低。这是由于她成长的环境决定的。她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家庭里充斥着浓重的封建礼教气氛。她的家庭是个封建官僚家庭，父母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儿，视作掌上明珠，对她的一举一动都关心备至。她的父亲杜宝是个儒生出身的太守，有着浓厚的正统思想，是传统道德的代表人物，为官忠于职守，为人坚持礼教。而她的母亲甄氏则是个夫唱妇随的贤妻良母式的女子。作者特别写了他们对杜丽娘的教育。杜丽娘因为春日昼长，白日犯困小憩，杜宝也要训斥她；而甄氏因为杜丽娘去了自家花园，衣裙上绣了一对花，一双鸟，也大惊失色，生怕女儿因此而学坏。并且还给她安排了丫环和道学先生，前者监视她的行动。后者负责她的教育。因此，他们的爱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性的护雏之情，而是带上了深深的社会功利色彩。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女儿培养成一个封建社会所要求的模范淑女。总之，要求她一举一动都要严格按照礼教行事。她所处的环境正是明代严酷礼教环境的反映，故她所处的环境较之崔莺莺更加可怕、冷酷、沉闷、封闭，令人窒息。封建礼教充斥在她身边，无所不在。这种或者耳提面命，或者潜移默化的教育，给杜丽娘打下了深刻的烙印。2、作者细腻地描写了她青春的觉醒和独特的走向家庭教育反面的过程，体现在她性格的发展变化上。这不仅表现在她追求美满婚姻上，而且特别表现在她对家庭，也就是社会为自己规定好的生活道路的反抗上。她的反抗与崔莺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莺莺对张生的感情，是由基于一见钟情，因此其追求的目标始终是自主婚姻。甚至她的“酬简”之举，也并非是出于青春女子的对异性之欲，而是对张生害了相思病的怜悯。而杜丽娘并非是为了美满的婚姻而去追求柳梦梅的，而纯属因为随着女性青春期的到来，因而青春觉醒，产生的对异性渴望的本能。这种生命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促使她在梦中与柳梦梅幽欢。她与柳梦梅的结合走了一条与莺莺不同的道路，是先有欲，再有情。正因为她的觉醒是基于自然的本能，所以，她这自己选择道路的行为，也较莺莺更为典型，她的反抗也就更广更深，更有意义，也更见得压制她的封建礼教的反人道性。她反抗性格的形成分成三阶段，一是觉醒，二是追求，三是反抗。她性格的起点并不高。她在作品开始时，是一个美丽聪明的少女，带有贵族小姐普遍的特点，温柔、驯顺、稳重。她本人也打算严格地用礼教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她幼小心灵中，充满了封建礼教。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比较，她的封建正统思想更加浓厚，所以从情的立场考察，她性格的起点也远较莺莺为低，甚至没有莺莺那样的伤春伤春之情。在《闺塾》一出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她唱道：“莲步鲤庭趋，儒门旧家数。那贤达女，都是些古镜模。你便略知书，也做好奴仆。”尽管她对父亲请来的先生陈最良略有厌烦，但是这是对先生的冬烘，而不是对礼教。在春香闹学时，陈最良威胁要打，经她求情后方才作罢。春香暗骂对方是“村老牛，痴老狗”，她还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道理批评春香。明确地站在陈的一方。这可见出她这时在个性要求方面还未启蒙，还很愚昧。在这时，她的头脑中除了封建礼教，没有别的。但这也因而使她较莺莺积淀下更多的的将要爆发的能量。正所谓物极必反。因为任何教育都不能改变人的生理特点。游园惊梦标志着杜丽娘青春意识觉醒。作品详细的写到，这是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生理原因，二是古典文学中爱情描写的诗情画意，三是大自然中的美好春光。美好的自然和古代文学中的诗意描写是外因，而生理的成熟则是内因。作品写出了这三种因素怎样在她身上发生作用的。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本我能与超我能够取得平衡，便是被社会视作正常的人。否则就要罹患精神方面的疾病。而杜丽娘却偏偏无法得到这种平衡。因为本我对性本能的压抑过分强烈，远远超出了她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生理原因是内在的因素。她年已十六，从生理上看，女性特征已经具备，基本发育成熟。这是任何礼教和压制都无法改变的生理现象，再严密的监视也不可能阻止少女生理上的成熟和随之而来的心理变化。在这个时期，女性会对对男女之情异常敏感。外界的任何刺激都可能成为催化剂。封建礼教深知这一点，千方百计的堵和抑，但是这违反了人的本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杜丽娘的父母就是采取这种办法，不允许她与外界有任何接触，她甚至连自家的有个大花园都不知道，还是春香告诉她的。还请来老师，用礼教来对付她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结果他们没有想到，问题恰恰出在《诗经》上。陈最良讲的是《诗经》的首章《关雎》，他虽然按儒家的传统，把《诗经》作为教化的工具，依照《毛诗》注做了牵强附会的解释，阐发了其中的微言大义，但诗中的爱情描写不是一两个腐儒所能否认得了的。这首美妙的情歌启迪了杜丽娘的青春意识。春香口无遮拦，说杜丽娘“只因老爷延师教授，读到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在儒家用来压制人性的经典中，却有了启迪人性的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个绝妙的讽刺。当然，这还只是朦胧的春春苦闷，还不是自觉的爱情追求。没有其它的刺激，还不可能立即爆发。随后的游园才是直接的诱因。春香恰在这时让她去花园，她以有老爷的禁令而拒绝，但是春香说老爷下乡劝农不在家，此时出去游玩正是时机。杜丽娘终于生平第一次去了自家的花园。而“姹紫嫣红开遍”的美景，使她顿时在春景、春情与青春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天呵，奴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她就像一棵娇嫩的小草，在春风雨露的滋润下，破土而出。情是人的本能，是理无法压抑得了的。她的觉醒是人性的觉醒。这是她前意识中的被压抑的性欲正在突破超我的限制，跃跃欲试。生理的成熟是基础，外部的触发是条件。在这里，作者以惊人的艺术洞察力和细腻的描写，在游园中，展现了少女青春觉醒的那一刻。先是由春色的迷人美丽发现了自我的迷人美丽，内心波翻浪卷。第十一出《惊梦》中，杜丽娘准备游春，先是梳妆打扮。这时对镜，内心进入恍惚痴想状态，明明是为自己的美色自豪，但又不好意思。打扮本是为人看，但她说“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燕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又怕被人看见。这确实是青春期少女很典型的心理状态。正是少女情窦初开时，有了爱美的天性，所以既以美丽而自豪，而又自珍自爱，腼腆羞涩。其后是由自然界的美丽联想到自己的青春被埋没。大自然的欣欣向荣，万物争春既使她眼花缭乱，而又使她联想到自己如同囚徒一般被禁锢着，在灰暗的环境中，养在深闺人未识，便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美好的春色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兴致，反而平添了一段痛苦，正所谓春色恼人。这便是古人常说因春感情。她可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外界的刺激诱发了她对异性之爱的明确向往，发出了命如一叶的感慨。此前潜在的朦胧的爱情意识，经过大自然的催发，终于有了明确的指向，终于意识到苦闷的原因在于缺乏异性之爱，而对男女之爱的追求也水到渠成。作者如同剥笋一般，层层递进，细腻地描写了杜丽娘青春觉醒的过程。杜丽娘性格的第二阶段是她毫无顾忌的追求的时期。在作品中是从惊梦到婚走，她经历了由梦怀情，由情而死，由死复生。杜丽娘真正与环境和自己的封建礼教意识的冲突始于惊梦。她满怀对异性的憧憬而入梦。因此，自然出现了梦中幽会的场面。作者按照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在幻想中让杜丽娘发在梦中与柳梦梅结合，发生了道学家们所不齿的“野合”之事。在梦中，她见到一男子，向她大胆求欢，她半推半就的接受了，并且护花使者花神出现，暗中保护她。作者写作时笔墨十分大胆，通过花神之眼之口，描写了两人做爱的详细过程。这是她性格的第一个高潮。她在梦中发泄了长期积累下的如火一样的热烈的欲望。理学家认为，男女互慕之情是不应该有的，而在这种情之下的原动力男女之欲更应该用礼来压制，放任欲望是不能允许的，对女性来说，对于性欲的追求尤其是罪莫大焉。 而作品中把一个青春少女的这种本能欲望的觉醒完全以正面的笔墨加以肯定，可见作者以情反理的倾向是何等强烈。这种无所顾忌，是对理学的大胆挑战。接着，作者用浪漫的手法，展开了奇特的情节。杜顽强地追求这个梦境中的异性，在现实生活中她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自己的欲望不敢有任何公开的流露，于是，她在现实生活中与环境和个人的封建礼教意识发生了不可调合的冲突，只能以死殉情。她旧地重游，欲寻旧梦，但伊人已不可见矣。于是她亲手画了自己的写真，置于匣中，然后一病而亡。父亲按她的遗嘱，将她埋在梦见柳梦梅的花园中，将装有写真的匣子放在墓前。柳梦梅赶考路过此地，见着这写真，一见钟情。于是杜丽娘的鬼魂赶来与他相会。只因这真情未灭，感动冥王，又让她还魂，破棺而出，与柳结成夫妇。这一段情节从现实角度看，是荒诞离奇的，不可想象的，但从其凝结着作者的情感信念角度看，又是真实的。正是在这里，她的执着的追求的性格特色表现得最为充分。这种追求甚至超越了生死的界限，可见其强烈到了何等地步。作者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这里，情已经变成了一种超验的对象，被神化了，它可以脱离肉体，超越时空，具有永恒性和支配性。不屈反抗是杜丽娘性格第三阶段的突出特征。这也是她性格完成的阶段。如果只有前两阶段，作品的主题就还不算完成。因为只是写了情和情所具有巨大能量，而没有写情对理的正面冲击并战而胜之。她还魂后，又回到现实中，但在现实中又失去了在幻想中已经获得的自由，重新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她要求父亲承认她与柳梦梅的关系，但是不仅没有成功，父亲反而连她这个女儿都不承认，认为自己的女儿已经死去，根本不会还魂。她由对父亲存在幻想，到坚决与父亲斗争，性格发展到高峰。宁愿不当杜家女，也不离开柳梦梅。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女子的性格发展到这个高度，真是难能可贵了。最后皇帝做主，给他们的婚姻了合法性，并且迫使杜宝重认了女儿，承认了女婿。作者把现实中情无法战胜理的事实，在想象中翻了过来，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个阶段，她的虽说情与理表面上看来是取得了妥协，但这种妥协是以情的胜利作为前提的，而理是战败者，只是靠了这样一种陈腐的形式，才勉强维持住了脸面。当然，由这个结局也可看出作者的“情”，归根到底，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而并非是压倒一切的，绝对的。

（1）杜丽娘是无情世界中的有情形象。她的爱情是发生在不允许其生长的环境之中，她的父母和他的教室都是封建道德去束缚她管教她。杜丽娘的性格与这样的环境形成矛盾冲突。（2）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1、游园惊梦。是对传统道德礼教的大胆挑战，是她反抗性格的关键。第一次走出了深闺书房，第一次接触大自然，春意盎然之景，由此引发其感慨青春不再。2、迅猛陡然。使她为情而死，然而又一往情深。阎王见其在冥间也执着追寻爱情，使他回生，终于与柳梦梅相结合。这是其反抗叛逆性格的升华。3、历经劫难的爱情却遭到其父的反对，杜丽娘挺身捍卫，反抗性格的成熟。（3）她在反抗道路上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晃动了沉重的精神镣铐，充满了内心矛盾，杜丽娘是封建礼教叛逆者的典型。 纯手打，望采纳，谢谢

论文牡丹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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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青春版的剧本与老版不同。老版的戏折为：第一出 标目第二出 言怀 第三出 训女 第四出 腐叹 第五出 延师第六出 怅眺 第七出 闺塾 第八出 劝农 第九出 肃苑第十出 惊梦 第十一出 慈戒 第十二出 寻梦 第十三出 诀谒第十四出 写真 第十五出 虏谍 第十六出 诘病 第十七出 道觋第十八出 诊祟 第十九出 牝贼 第二十出 闹殇 第二十一出 谒遇第二十二出 旅寄 第二十三出 冥判 第二十四出 拾画第二十五出 忆女 第二十六出 玩真 第二十七出 魂游第二十八出 幽媾 第二十九出 旁疑 第三十出 欢挠第三十一出 缮备 第三十二出 冥誓 第三十三出 秘议第三十四出 诇药 第三十五出 回生 第三十六出 婚走第三十七出 骇变 第三十八出 淮警 第三十九出 如杭第四十出 仆侦 第四十一出 耽试 第四十二出 移镇第四十三出 御淮 第四十四出 急难 第四十五出 寇间第四十六出 折寇 第四十七出 围释 第四十八出 遇母第四十九出 淮泊 第五十出 闹宴 第五十一出 榜下第五十二出 索元 第五十三出 硬拷 第五十四出 闻喜第五十五出 圆驾而青春版把五十五折的原本，撮其精华删减成二十九折，分上中下三本，三天连台演完，从第一出�标目�演到最后一出圆驾，基本上保持了剧情的完整。一般《牡丹亭》的演出本偏重杜丽娘，以旦角表演为主。我们的剧本，还原汤显祖原着精神，加强柳梦梅角色，生旦并重。因此，拾画，叫画�这两出经常演出的巾生代表作，我们捏成一折，做了适当的改编，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三十分钟的独角戏，将巾生表演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与第一本杜丽娘的经典折子�惊梦�、�寻梦旗鼓相当。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远不止于儒雅俊秀的“梦中情人”，亦是一介不畏权势，敢与理教抗争的傲骨书生。如此，我们的剧本生旦戏双线发展，达到了对称平衡之美。青春版《牡丹亭》选中了俞玖林及沉丰英分饰柳梦梅及杜丽娘，两位青年演员属于苏州昆剧院的“小兰花”班，形貌唱作俱佳，是极具潜力的两块璞玉，但玉不琢不成器，于是我们大力敦请汪世瑜及江苏省昆剧院饮誉中国昆曲界的“旦角祭酒”张继青跨省跨团进驻苏州，亲自指导并传授。这也是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宗旨之一，借着一出戏的排演，完成世代传承的重要工作。在此之前，听过张继青、华文漪版本的，甚至梅兰芳的录音，若论华丽和丰富之美，若论沧桑之美，若论婉转之美，大师们胜过一筹。可大师们演绎丽娘之时，都已“青春不再”，我们听得出的唱腔之外的韵味，也得于丰实盈厚的岁月沉淀。沈丰英版的丽娘，以青春年少之身演绎牡丹般娇艳正浓之人，多了许多青春柔美的味道。这种青春，有些逼人地真实，甚至闭上眼眸，耳中丝丝婉转，恍然以为不在今世，而在宋代了。尽管白先生的牡丹亭遭到南北一些传统昆曲艺术家的非议，认为青春版的主演的身段唱腔尚需锤炼，认为以短短一年的时间排练整整一本戏，实在有粗制滥造之嫌疑，老先生们忽略了，在美轮美奂的昆曲艺术的生存和极端高雅之间应该如何择？当大众开始为古典美而震撼的时候，昆曲回春的时候也到了。

张心甜的下山比他们都好

对《牡丹亭》文本的传播学思考戏曲传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比较广泛的传播现象,开展对这一传播现象的研究,能更好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情况。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传播学的视角来观照汤显祖的戏剧,研究汤显祖戏剧文本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情况,通过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刊印、评点和关注,从另一个侧面审视汤显祖戏剧的社会价值。一、《牡丹亭》的刊印——突破戏剧传播的时空局限汤显祖创作出《牡丹亭》这一名剧后,首先通过印刷出版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戏剧文学进入商业化传播的基本条件。虽然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但商业化印刷时代的到来则是明代以后的事。商业化印刷使戏剧文本批量化地复制出来,从而使戏剧传播突破时空的局限,传播得更广泛、更久远,这就是印刷传播的价值所在。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一个因素是出版业。明代官刻图书极为发达,以内府刻本、监本和藩刻本为代表,各级政府机构也无不刊刻书籍。清人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万历以后,印刷业更加繁荣,一时之间士大夫竟以刻书为荣。明清时期,江西抚州一带流传着“临川才子金溪书”的谚语。江西金溪县浒湾镇的木刻印书相当兴盛,成为当时一个较有名的书肆,这为汤显祖戏剧文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据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统计,《牡丹亭》从明到20世纪60年代,有各种版本共计26个,其中明代出版各种版本11个,清代出版各种版本13个,解放后出版的版本2个,另有三个曲谱本:清代2个,民国1个,这一组数字充分说明《牡丹亭》在明清传播的盛况。以明代为例,《牡丹亭》版本有万历金陵文林阁刻本、石林居士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泰昌刻朱墨套印本、朱元缜校刻本(即怀德堂刻本)、蒲水斋校刻本、天启四年张氏著坛校刻本、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明末柳浪馆刻本、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这里有家刻本、坊刻本和官刻本,其中以家刻本居多,如汲古阁刻本、独深居点定本、石林居士刻本等等。由此可见,明清人热衷于刊刻《牡丹亭》。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二个因素是流通渠道。在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中,受众是通过市场消费渠道来接受传播的,戏剧文本已作为一种商品,经过特殊的流通渠道,实现从传播者到受众所有权的转换。戏剧文本传播的市场渠道是书店,在古代即“书肆”、“书坊”、“书铺”。其基本经营方式,包括“卖书”、“贩书”、“佣书”等。明代书肆是以营利为目的,书肆在大量地销售通俗小说和戏剧文本。书肆的兴起,为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流通渠道,使戏剧文本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传播。《牡丹亭》的坊刻本有金陵文林阁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等(文林阁主人是唐锦池,而唐振吾是广庆堂的主人,这两家都是金陵书坊的大出版商),还有歙县朱元缜的怀德堂刻本(江西境内),这些坊刻本的发行数量巨大,流通区域广泛。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三个因素是编辑方式。历史上戏剧文本的传播形式有两种,即单本和选辑。由于戏剧历来受正统文学观念排斥以及单本传播自身的弱点,以单本存世的剧作极其罕见,而《牡丹亭》有相当多的版本是以单本形式保留至今,这正说明《牡丹亭》是具有传播价值的。《牡丹亭》还有一部分是以选辑方式传播的,像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和《缀白裘》所收折子戏等等。在戏剧的选辑传播中,有加曲谱和不加曲谱之分,这也是由其传播对象的不同需求决定的。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主要是戏剧表演者,这极大地方便了戏曲艺人的演出,也方便了戏曲研究者进行分析研究;不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是范围相对广泛的一般读者。选辑的类型、标准等均与受众的需求相关,《牡丹亭》的大部分版本都是以不加曲谱的形式出现,正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而单本的广泛流行正说明许多读者对《牡丹亭》这一剧本情有独钟。自从《牡丹亭》问世至明代灭亡,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刊印一次《牡丹亭》。没有刊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就无从谈起。各种版本的出现对《牡丹亭》在各个时期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大批量的印刷又使《牡丹亭》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所以印刷传播使《牡丹亭》突破了时空的局限,能够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传播。《牡丹亭》一剧能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正是通过戏剧文本的生产、复制、传播来实现的。所以,《牡丹亭》的刊印在其文本传播中居功至伟。二、《牡丹亭》的评点——丰富文本传播的内容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戏剧评点实际上是对戏曲信息的一次重新加工,这种润饰加工有利于人们对原剧作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在特定时代、特定范围的传播。戏剧文本的阅读、评点,再阅读、再评点,就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过程,多数人通过戏剧文本的评点参与戏剧传播活动。当《牡丹亭》出现后,许多文人都争相评点,发表看法。《牡丹亭》能在明代剧坛确立其崇高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思任、沈际飞等理论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各方面挖掘出其审美价值。陈继儒在当时就十分感慨地说:《牡丹亭》“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骷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哭,关汉卿、高则诚曾遇此知音否”?我们这里选几则评点略作分析: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即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亭》。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酥。……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固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王思任高度评价了《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认为其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能做到笑者有声、啼者有泪、叹者有气。各色人等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形象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因此,《牡丹亭》在社会上流传后,其传播效果极佳:能令后世之听者伤感落泪,读者眉头不展,无情者也怦然心动,有情人却是肝肠断裂。后世深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女子,更是把《牡丹亭》看作是追求爱情的知音书,为情而死的安魂曲。潘之恒《鸾啸小品·情痴》云:“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惟其情真,而幻荡何所不至矣。”潘之恒从情感表现的角度对杜、柳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最后都归结到一个“真”字,正是这种真情、至情使他们的爱情产生了永久的艺术魅力。这样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深刻地揭示了杜、柳形象的思想内涵,挖掘出杜、柳形象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明代曲论家张琦则对《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衡曲麈谭》中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今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这里把《牡丹亭》和元代名剧《西厢记》并提,说它们在互争高低,尤其是把《牡丹亭》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来比照,说它上薄《风》、《骚》,下夺屈、宋,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杰作。这样的评点对于人们认识《牡丹亭》的价值,促进《牡丹亭》在中国剧坛的传播都不无裨益。从评点传播的角度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妇合评本。这部《牡丹亭》评点本,饱含着陈同、谈则和钱宜三位青年女子的感情,浸透了她们的心血。三妇评本一出,便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妇女读者的欢迎。钱塘女子顾姒在《三妇评本跋》中说:“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今得吴氏三夫人合评,使书中文情毕出,无纤毫遗憾;引而伸之,转在行墨之外,岂非是书之大幸耶!”林以宁题序中更叹为:“今得吴氏三夫人本,读之妙解入神,虽起玉茗主人于九原,不能自写至此。异人异书,使我惊绝!”由此可见,《吴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还魂记》之所以广泛流传,成为《牡丹亭》各种评点本中一种有影响的本子,绝非偶然,主要在于这个本子确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三妇本的出现,在《牡丹亭》的戏剧文本传播过程中又形成新的传播效应:清代有梦园刻三妇合评本,书名标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后来又有绿野山房和清芬阁刻三妇合评本。杨葆光的评点就是批在《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同治庚午重刊,清芬阁藏版)上的,共有一百一十二条。评点传播往往渗入了传播者的思想观念,使戏剧文本产生大于原剧作的积极意义。历代的戏剧评点所起的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再生成的作用,它一方面使得古典戏曲在传播中不断产生新的可理解性,一方面又使得人们对戏剧的理解越来越从戏剧文本中扩散、辐射开来。对于大多数当代人而言,他们所理解的古典戏曲是经过重新阐释后的产物。由此可见,评点在《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正是这许许多多戏曲爱好者的评点,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牡丹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三、“汤沈之争”——一场具有传播学意义的论争对《牡丹亭》文本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明代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当时戏剧的中心在江苏一带,吴江派阵容强大,而沈璟又是吴江派的核心人物,汤显祖与之进行论争,成为明代文坛一个重大的事件,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先来看看“汤沈之争”的起因,这场论争是由《牡丹亭》这个具体作品引起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一方面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另一方面也因某些地方不合音律而引起了众多的非议。沈璟、臧懋循从音乐角度解读《牡丹亭》的曲词,发现其中许多曲词不合音律,所以对《牡丹亭》提出批评,并按照自己的意见来改编《牡丹亭》,从而引起了汤显祖的不满,也引爆了这场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戏曲传播的问题,传播者和接受者是制码与译码的关系,每个接受者都会根据自身的社会历史、艺术修养和个人思想来解读戏剧文本,因此制码的意义可能会被接受、拒绝或部分同意,而且接受者可以用文本传播者无从预测的方式来对戏剧文本进行译码。“汤沈之争”实质上就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在制码与译码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接受者(沈璟)对《牡丹亭》文本的信息进行译码时没有完全按照传播者(汤显祖)的编码来解读,有时还破坏了作品的意趣,从而引发了这场论争。再来看看“汤沈之争”的焦点。“汤沈之争”的第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戏曲中的音律问题。沈璟在形式上极力追求声调格律,沈璟认为:“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沈璟还专门写了《南九宫十三曲谱》、《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声律著作。而汤显祖则重视“曲意”,认为写戏剧固然要依据曲律,但不应受曲律的束缚,认为“余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沈之争”的另一个焦点是:两派对词章的看法不同,两派的创作风格也不同。汤显祖是文采派,而沈璟是本色派。汤显祖在《答吕姜山》一文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沈璟强调本色、当行,本色是指语言通俗易懂;当行是指熟悉舞台演出艺术的行家里手。沈璟用戏曲舞台的基本要求去衡量汤显祖的作品,忽略了汤显祖戏剧独特的风格和意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可取。但是,从戏曲传播角度来看却不无道理。清代李渔就曾说过:“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沈璟改编《牡丹亭》,是为了舞台演出,使《牡丹亭》能为观众更好地欣赏,从而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如此看来,“汤沈之争”的焦点也与戏曲传播有关。三看“汤沈之争”的传播价值。我们不想过多地去评价这场论争的是与非,只想从传播角度去思考这场论争所带来的客观效果。三百多年前的这场论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戏曲史上是空前的,当时很多戏曲家和评论家都卷入了这场论争的漩涡,这场论争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轰动效应。“汤沈之争”值得我们深思的,主要的不是戏剧创作问题,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传播价值:通过这一事件,极大地提高了《牡丹亭》的社会地位,扩大了该剧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更好地宣传了汤显祖及其戏曲理论,从而使汤显祖迅速地进入明代剧坛的中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戏剧家。综上所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以刊印为主,各个时期书商的编辑、出版和销售使《牡丹亭》能广泛地流传开来,也使之得以长久地保存下来,这是文本传播的基础。不同时期的戏剧评点,又大大地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深入地、立体地理解文本。至于“汤沈之争”的价值,已超出了文本的范畴,它使我们认识到,对《牡丹亭》的认识有文学的、音乐的、舞台的和传播的等差异。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汤沈之争”已然成为中国戏剧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促使《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产生放大效应,从而引起后世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牡丹亭创新型研究论文

牡丹亭艺术赏析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复能溟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于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汤显祖《牡丹亭》题词 初读《牡丹亭》，笔者认为此作适合女性读者阅读，因为在该戏剧中杜丽娘对青春自由的向往，对封闭闺秀生活的压抑的抗拒，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唤起了无数女性读者的共鸣，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但是像丽娘一样因梦而弥连，一往情深的女子却不是每个女性都可以做到的，就如汤显祖在题词中写到的一样。因此更多的读者对丽娘的看法就是勇敢、专一、挚诚。换句话说，很多读者会羡慕她，也希望自己可以像丽娘一样真诚面对自己的心情，最终和有情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么，《牡丹亭》首先引起读者关注的就是它的“情”――一往情深。 经过对汤显祖生平的了解以及《牡丹亭》的众多评论的阅读，再次通读该作，第一遍阅读中的疑问得到了很好的解释。“理”就是不解的根源。 《牡丹亭》中反映出来的这一主旨――“情”与“理”的矛盾，是与汤显祖生活的时代（十六世纪）密切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后期，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缓慢地萌发出了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因素，市民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开始在社会上发生相当的影响。传统的程朱理学，已难以像原来那样起到维系人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有效作用。于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怀疑程朱理学绝对权威的思潮，并进而对程朱理学以理制情的理论发出了抗议和批判。王阳明心学理论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王阳明宣称：“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他并且公开承认，他的理论中有与朱熹“不得已而与之抵牾”之处，那是因为“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也不见也”，所以他不“敢自欺其心”。王阳明的这些言论，在客观上动摇了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阳明后学中也不乏批判程朱理学的干将，泰州学派中的颜钧（山农）、罗汝芳（近溪）、李贽（卓吾）等人，对程朱理学以“理”抑“情”的理论都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汤显祖也是这股怀疑和抗议程朱理学思潮中的一员。他的老师是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罗汝芳，他最佩服的同时代学者是李贽。泰州学派的主要代表都反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反对程朱“惩忿窒欲”的修养方法。他们认为，“制欲非体仁”（颜钧）。 说“惩忿窒欲”只是一种克制欲望的方法，而不是体现和达到天理之善（仁）的途径。他们推崇孟子的扩充“四端”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认为“如此体仁，何等直捷”（颜钧）。所以，他们鼓吹说：“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它不须克制，不须外求，而“当下浑沦顺适”（罗汝芳），即只要顺着本心去发挥，就自然会符合“天理”之善。他们十分重视保持和发扬每个人的“童心”之真，并公开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总之，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封建礼教和维护这些礼教的理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汤显祖所讲的“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一语中，可以看到泰州学派的这些理论对于汤显祖的影响。汤显祖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他是通过戏剧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这些思想的。而这种表达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具体生动，社会影响也更大。 而这种对人性的体察在《牡丹亭》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最主要的场面即――杜丽娘在春香的鼓励下，走出闺房，游园惊梦这一精彩片段。 在第十出“惊梦”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园中的美好景致，通过对丽娘内心细微的刻画，突出了对“情”的向往，对“理”的不满。例：“翦不断，理还乱，闷无端”首先表现了丽娘对闺中生活的不满，“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你看：‘画廊金粉半零星，池馆苍苔一片清。踏草怕泥新绣袜，惜花疼煞小金铃。’”活脱脱刻画出了一个内心顽皮的青春靓丽的少女对自然的渴望与喜爱之情，“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道出了丽娘对封建礼教制度的不满，“成对儿莺燕啊。”表现了少女怀春的羞涩情怀，用王国维的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汤显祖在这游园这短短的百字中将这一手法运用的淋漓尽致，语言的时而清新明丽，时而抑郁难抒将深闺小姐出游的情形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了。也为下文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相会作了很好的感情铺垫。 杜丽娘梦中与柳梦梅相会，互相爱慕，千般爱惜，万种温存，南柯一梦刚过，怅然之际，母亲训斥其“我儿，何不做些针指，或观玩书史，舒展情怀？”。母亲本应是最了解女儿心事之人，可是在此种场合下，说出此种伤人的话，不免让人对其产生憎恶，而母亲正是当时社会中守妇道、懂礼教、有妇德的忠实代表。这点突出了“理”（礼法）对“情”（对爱情向往、对自由向往）的遏制与压抑。韦庄“回首东风一断肠”应该很好的表现了当时丽娘的心情。 第十三出“寻梦”中，丽娘不顾母亲的反对，又兀自来到梦中之所，寻求昨日之迹。“无眠一夜灯明灭，分煞梅香唤不醒。”、“则这残红满地呵！”、“咳，寻来寻去，都不见了。牡丹亭，芍药阑，怎生这般凄凉冷落，杳无人迹？好不伤心也！”，句句表现了丽娘对书生的爱恋与思念。在梅树边，“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睹物思人，想到昨日书生的柳枝，看到今日的梅树，居然想到死后埋葬于此，此等挚诚的感情让人感动。此出是对“情”的真切地诠释，也为丽娘之死埋下了伏笔。正如汤显祖所示，情之所至，“生者可以死，死者复可以生”。但是在第三十二出“冥誓”中，对待柳梦梅的正式求婚，丽娘的矜持（“秀才可记的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之前敢于直抒胸中爱情、与情郎幽会的她相比起来，“理”与“情”再一次碰撞。“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只有在梦幻（理想）的世界中才可以随心所欲地表露自己的感情，在现实世界中则必须老老实实地恪守各种礼法。 为了更加的形象地表现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差别，汤显祖还特意安排了《冥判》这场富有浪漫色彩的戏（第二十三出）。杜丽娘死后灵魂被带到阎王殿上受审，审问她的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胡判官，当他看到杜丽娘的美貌时，也不免为之心动，而在他查清杜丽娘的死因后，更对她表示了深深地同情。他决定给丽娘以自由，对她说：“我今放你出了枉死城，随风游戏，跟寻此人（指柳梦梅）”。此事给杜丽娘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当她后来在金銮殿上看到两边的凶猛武士时，觉得比在阎罗殿上见到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判官小鬼还可怕（“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圆驾》）。这一浪漫的戏剧情节和高超的艺术手法，深深地感染了读者和观众，进一步衬托出了剧中所表达的理想与现实生活中情与理的矛盾和斗争这个主题。 每次讲到文学作品的赏析，都免不了要谈到心理学，谈到弗洛伊德这位心理学家以及他的各种情结。以前我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对《牡丹亭》的分析，我才领悟到对人性的探索与表达、展现才是文学作品的最大目的与魅力。 而这一点汤显祖无疑也做得相当的成功，尤其是他在写法上采用梦境与现实的有力结合，更加突出了当时社会中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因为梦可以很好的诠释人们内心中潜在的想法，也可以说是本性的充分展露。作者借用梦境让丽娘与柳梦梅相会、相恋，表现了大家小姐那种冲出闺房，对恋爱的渴望，但是在现实中必须遵从父母，整日刺绣、端坐、读尽传妇德之道的《诗经》。但是很讽刺的话也是出自丽娘之口，就是第七出“闺塾”中陈父子讲到“关关雎鸠”之时，丽娘问“如何求”，夫子说“凡为女子，要有风有化，宜室宜家”，丽娘最后说“圣人之情，也离不开‘君子’、‘淑女’，古今之人，都是一样！”就是这句话道出了现实礼教的伪善与矛盾，既然承认男女爱情，为何不能表现出来。 除了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之外，最让人难以忘记的就是本戏剧中优美的戏词，很多都是琅琅上口，传承的佳句。因此，《牡丹亭》的巨大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性，还在于深厚的文字功底、巧妙的遣词造句。文中多处引用改造了前人诗句，尤其是唐诗、宋词，例：“翦不断，理还乱，闷无端”让人想起李煜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梦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更让人想起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笔者通过阅读，认为最吸引人、最为经典的两段要数第十出“惊梦”和第十四出“写真”。如果说“惊梦”中的是向往逃出牢笼的少女，那么“写真”中的就是品尝过爱情的少女，作者表面上写的是杜丽娘为自己画像，实际要表达的是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对年华易逝的感伤，活脱脱的一个闺中小姐的真实心境。 《牡丹亭》是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戏剧应该是它最好的艺术表现形式，因为在戏剧中，很多强烈的、具有感染力的场景可以更加的突出的表现出来，渲染出很好的思想与艺术氛围。在最后一出――第五十五出“圆驾”中，杜玉不肯承认的事实居然被皇帝承认，并且赐婚，终使一家团圆。父亲都不能理解，不敢承认自己亲生的女儿，还指责她是妖狐，为什么皇帝可以认可，可以那么容易的理解，作者所要表现的就是希望统治阶级可以认识到人性，即“情”的重要，不要一味的强调“理”的地位。通过戏剧可以使这一愿望更加直接的表达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为统治阶级所知，以求得到重视。汤显祖可谓是影响作家的作家。 以上是我个人对《牡丹亭》的一些赏析，因为时间仓促，阅读的遍数比较少，未能见其更多的精髓，希望你能谅解。 ――后记

张心甜的下山比他们都好

对《牡丹亭》文本的传播学思考戏曲传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比较广泛的传播现象,开展对这一传播现象的研究,能更好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情况。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传播学的视角来观照汤显祖的戏剧,研究汤显祖戏剧文本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情况,通过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刊印、评点和关注,从另一个侧面审视汤显祖戏剧的社会价值。一、《牡丹亭》的刊印——突破戏剧传播的时空局限汤显祖创作出《牡丹亭》这一名剧后,首先通过印刷出版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戏剧文学进入商业化传播的基本条件。虽然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但商业化印刷时代的到来则是明代以后的事。商业化印刷使戏剧文本批量化地复制出来,从而使戏剧传播突破时空的局限,传播得更广泛、更久远,这就是印刷传播的价值所在。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一个因素是出版业。明代官刻图书极为发达,以内府刻本、监本和藩刻本为代表,各级政府机构也无不刊刻书籍。清人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万历以后,印刷业更加繁荣,一时之间士大夫竟以刻书为荣。明清时期,江西抚州一带流传着“临川才子金溪书”的谚语。江西金溪县浒湾镇的木刻印书相当兴盛,成为当时一个较有名的书肆,这为汤显祖戏剧文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据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统计,《牡丹亭》从明到20世纪60年代,有各种版本共计26个,其中明代出版各种版本11个,清代出版各种版本13个,解放后出版的版本2个,另有三个曲谱本:清代2个,民国1个,这一组数字充分说明《牡丹亭》在明清传播的盛况。以明代为例,《牡丹亭》版本有万历金陵文林阁刻本、石林居士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泰昌刻朱墨套印本、朱元缜校刻本(即怀德堂刻本)、蒲水斋校刻本、天启四年张氏著坛校刻本、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明末柳浪馆刻本、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这里有家刻本、坊刻本和官刻本,其中以家刻本居多,如汲古阁刻本、独深居点定本、石林居士刻本等等。由此可见,明清人热衷于刊刻《牡丹亭》。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二个因素是流通渠道。在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中,受众是通过市场消费渠道来接受传播的,戏剧文本已作为一种商品,经过特殊的流通渠道,实现从传播者到受众所有权的转换。戏剧文本传播的市场渠道是书店,在古代即“书肆”、“书坊”、“书铺”。其基本经营方式,包括“卖书”、“贩书”、“佣书”等。明代书肆是以营利为目的,书肆在大量地销售通俗小说和戏剧文本。书肆的兴起,为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流通渠道,使戏剧文本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传播。《牡丹亭》的坊刻本有金陵文林阁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等(文林阁主人是唐锦池,而唐振吾是广庆堂的主人,这两家都是金陵书坊的大出版商),还有歙县朱元缜的怀德堂刻本(江西境内),这些坊刻本的发行数量巨大,流通区域广泛。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三个因素是编辑方式。历史上戏剧文本的传播形式有两种,即单本和选辑。由于戏剧历来受正统文学观念排斥以及单本传播自身的弱点,以单本存世的剧作极其罕见,而《牡丹亭》有相当多的版本是以单本形式保留至今,这正说明《牡丹亭》是具有传播价值的。《牡丹亭》还有一部分是以选辑方式传播的,像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和《缀白裘》所收折子戏等等。在戏剧的选辑传播中,有加曲谱和不加曲谱之分,这也是由其传播对象的不同需求决定的。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主要是戏剧表演者,这极大地方便了戏曲艺人的演出,也方便了戏曲研究者进行分析研究;不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是范围相对广泛的一般读者。选辑的类型、标准等均与受众的需求相关,《牡丹亭》的大部分版本都是以不加曲谱的形式出现,正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而单本的广泛流行正说明许多读者对《牡丹亭》这一剧本情有独钟。自从《牡丹亭》问世至明代灭亡,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刊印一次《牡丹亭》。没有刊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就无从谈起。各种版本的出现对《牡丹亭》在各个时期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大批量的印刷又使《牡丹亭》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所以印刷传播使《牡丹亭》突破了时空的局限,能够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传播。《牡丹亭》一剧能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正是通过戏剧文本的生产、复制、传播来实现的。所以,《牡丹亭》的刊印在其文本传播中居功至伟。二、《牡丹亭》的评点——丰富文本传播的内容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戏剧评点实际上是对戏曲信息的一次重新加工,这种润饰加工有利于人们对原剧作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在特定时代、特定范围的传播。戏剧文本的阅读、评点,再阅读、再评点,就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过程,多数人通过戏剧文本的评点参与戏剧传播活动。当《牡丹亭》出现后,许多文人都争相评点,发表看法。《牡丹亭》能在明代剧坛确立其崇高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思任、沈际飞等理论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各方面挖掘出其审美价值。陈继儒在当时就十分感慨地说:《牡丹亭》“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骷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哭,关汉卿、高则诚曾遇此知音否”?我们这里选几则评点略作分析: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即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亭》。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酥。……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固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王思任高度评价了《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认为其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能做到笑者有声、啼者有泪、叹者有气。各色人等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形象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因此,《牡丹亭》在社会上流传后,其传播效果极佳:能令后世之听者伤感落泪,读者眉头不展,无情者也怦然心动,有情人却是肝肠断裂。后世深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女子,更是把《牡丹亭》看作是追求爱情的知音书,为情而死的安魂曲。潘之恒《鸾啸小品·情痴》云:“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惟其情真,而幻荡何所不至矣。”潘之恒从情感表现的角度对杜、柳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最后都归结到一个“真”字,正是这种真情、至情使他们的爱情产生了永久的艺术魅力。这样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深刻地揭示了杜、柳形象的思想内涵,挖掘出杜、柳形象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明代曲论家张琦则对《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衡曲麈谭》中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今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这里把《牡丹亭》和元代名剧《西厢记》并提,说它们在互争高低,尤其是把《牡丹亭》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来比照,说它上薄《风》、《骚》,下夺屈、宋,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杰作。这样的评点对于人们认识《牡丹亭》的价值,促进《牡丹亭》在中国剧坛的传播都不无裨益。从评点传播的角度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妇合评本。这部《牡丹亭》评点本,饱含着陈同、谈则和钱宜三位青年女子的感情,浸透了她们的心血。三妇评本一出,便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妇女读者的欢迎。钱塘女子顾姒在《三妇评本跋》中说:“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今得吴氏三夫人合评,使书中文情毕出,无纤毫遗憾;引而伸之,转在行墨之外,岂非是书之大幸耶!”林以宁题序中更叹为:“今得吴氏三夫人本,读之妙解入神,虽起玉茗主人于九原,不能自写至此。异人异书,使我惊绝!”由此可见,《吴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还魂记》之所以广泛流传,成为《牡丹亭》各种评点本中一种有影响的本子,绝非偶然,主要在于这个本子确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三妇本的出现,在《牡丹亭》的戏剧文本传播过程中又形成新的传播效应:清代有梦园刻三妇合评本,书名标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后来又有绿野山房和清芬阁刻三妇合评本。杨葆光的评点就是批在《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同治庚午重刊,清芬阁藏版)上的,共有一百一十二条。评点传播往往渗入了传播者的思想观念,使戏剧文本产生大于原剧作的积极意义。历代的戏剧评点所起的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再生成的作用,它一方面使得古典戏曲在传播中不断产生新的可理解性,一方面又使得人们对戏剧的理解越来越从戏剧文本中扩散、辐射开来。对于大多数当代人而言,他们所理解的古典戏曲是经过重新阐释后的产物。由此可见,评点在《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正是这许许多多戏曲爱好者的评点,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牡丹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三、“汤沈之争”——一场具有传播学意义的论争对《牡丹亭》文本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明代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当时戏剧的中心在江苏一带,吴江派阵容强大,而沈璟又是吴江派的核心人物,汤显祖与之进行论争,成为明代文坛一个重大的事件,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先来看看“汤沈之争”的起因,这场论争是由《牡丹亭》这个具体作品引起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一方面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另一方面也因某些地方不合音律而引起了众多的非议。沈璟、臧懋循从音乐角度解读《牡丹亭》的曲词,发现其中许多曲词不合音律,所以对《牡丹亭》提出批评,并按照自己的意见来改编《牡丹亭》,从而引起了汤显祖的不满,也引爆了这场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戏曲传播的问题,传播者和接受者是制码与译码的关系,每个接受者都会根据自身的社会历史、艺术修养和个人思想来解读戏剧文本,因此制码的意义可能会被接受、拒绝或部分同意,而且接受者可以用文本传播者无从预测的方式来对戏剧文本进行译码。“汤沈之争”实质上就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在制码与译码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接受者(沈璟)对《牡丹亭》文本的信息进行译码时没有完全按照传播者(汤显祖)的编码来解读,有时还破坏了作品的意趣,从而引发了这场论争。再来看看“汤沈之争”的焦点。“汤沈之争”的第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戏曲中的音律问题。沈璟在形式上极力追求声调格律,沈璟认为:“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沈璟还专门写了《南九宫十三曲谱》、《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声律著作。而汤显祖则重视“曲意”,认为写戏剧固然要依据曲律,但不应受曲律的束缚,认为“余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沈之争”的另一个焦点是:两派对词章的看法不同,两派的创作风格也不同。汤显祖是文采派,而沈璟是本色派。汤显祖在《答吕姜山》一文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沈璟强调本色、当行,本色是指语言通俗易懂;当行是指熟悉舞台演出艺术的行家里手。沈璟用戏曲舞台的基本要求去衡量汤显祖的作品,忽略了汤显祖戏剧独特的风格和意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可取。但是,从戏曲传播角度来看却不无道理。清代李渔就曾说过:“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沈璟改编《牡丹亭》,是为了舞台演出,使《牡丹亭》能为观众更好地欣赏,从而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如此看来,“汤沈之争”的焦点也与戏曲传播有关。三看“汤沈之争”的传播价值。我们不想过多地去评价这场论争的是与非,只想从传播角度去思考这场论争所带来的客观效果。三百多年前的这场论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戏曲史上是空前的,当时很多戏曲家和评论家都卷入了这场论争的漩涡,这场论争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轰动效应。“汤沈之争”值得我们深思的,主要的不是戏剧创作问题,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传播价值:通过这一事件,极大地提高了《牡丹亭》的社会地位,扩大了该剧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更好地宣传了汤显祖及其戏曲理论,从而使汤显祖迅速地进入明代剧坛的中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戏剧家。综上所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以刊印为主,各个时期书商的编辑、出版和销售使《牡丹亭》能广泛地流传开来,也使之得以长久地保存下来,这是文本传播的基础。不同时期的戏剧评点,又大大地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深入地、立体地理解文本。至于“汤沈之争”的价值,已超出了文本的范畴,它使我们认识到,对《牡丹亭》的认识有文学的、音乐的、舞台的和传播的等差异。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汤沈之争”已然成为中国戏剧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促使《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产生放大效应,从而引起后世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我公民间音乐的特点 1.乡土性 所谓乡土性，也叫地方性或地区性。中国地区广阔，面积靠近于整个欧洲（中国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欧洲面积为1016万平方公里）。在地形上，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和盆地；在气侯上，有四序明显的温带，终年常绿的****带，最南部尚有热带；在经济生产体例上，有工、农、林、牧、渔平分歧种 类。因此，在大民族、大文化的协同性之下，各地域的地理天气、自然生产条件、社会变迁、文化古代、方言语音等等，都有分歧的特色。人们的生存体例、习性风俗、性格气质以及审美情趣也各有分别。并且，这种特色和分别的水平、与交通发达的状况、对外调换的频率成反比：交通越发达，对外调换越多，地区性特性每每 越隐约；反之，交通越阻塞，与外界的往来越少，地区性特性每每越明晰。因此，那些处在穷乡僻壤、交通麻烦的山村里的民间音乐，其地区性特性的突出，每每足以使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无法接纳、无法明白。而这一点，正是在过于关闭的处境下所发生的音乐难以向外宣扬的因为地址。 2.即兴性 我公民间音乐的基础宣扬体例是口授心授。老歌手、老艺人或师傅在传艺时依靠演唱演奏，新歌手、年青艺人或徒弟在学艺时依靠听觉和印象，基础上不 采取书面曲谱的传承体例。这一方面使我国的民间音乐至今没有美满的记谱要领，另一方面，又使总共优异的歌手、艺人偶然机在连续下来的民间音乐中发挥本领，对民间音乐实行加工改编。民间音乐的成就是千百年来人民团体聪明的结晶。口耳相传的传承体例，造成了民间音乐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为团体加工提供了条件； 而继续的团体加工，又使世代散布的民间音乐日臻完好。如斯成长下来，民间音乐在演唱、演奏中的即兴发挥，就成了验证歌手、艺人工诣的准绳。在各民族、各地域村庄的对歌运动中，得胜者是那些善于将学来的曲调和唱词作临场发挥的歌手。在江南丝竹的合奏中，稳固的乐谱只是基础框架，每遍演奏各不相似，要靠乐手们 在永久实践中所练就的即兴发挥才能来实行现场加工。为了协作理解，乐手们总结出诸如你繁我简、你动我静、你断我连、你高我低等一套合营要领。昔时老戏迷或票友（业余戏曲演员）进戏园子，时常不是去“看”戏，而是去“听”戏。他们在台下闭着眼睛也能听得兴致勃勃，摇头晃脑。戏台上搬演的故事他们很熟识，唱段的词、曲他们也实在能背诵。他们是来听名角儿的即兴转变的。当演员在某一处没有根据老例演唱，而是做了现场发挥，而且这发挥更有利于体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 故事宜节的起色时，他们就会喝采。 3.散布变异性 民间音乐口授心授式的宣扬体例，以及乡土性、即兴性的特点，导致了它在散布经过中的变异性。这变异大概有以下几类： ① 地区性变异 一支民间曲调在异地散布时，会因唱词方音的转变而导致旋律的转变。也会因各地人民性格特性的分歧而产生曲调心理上的转变。前文所例举的江南与河北两地的《孟姜女》（例1），现实了包括了这两方面的转变。再请看统一首《绣腰包》在山西中部和陕西北部的流变： 这两首《绣腰包》从歌词到曲调基础一概，只是是几处细小的差异，却体现出了二者心理上的分歧：山西的《绣腰包》明朗、俊俏，带有高兴之情；陕北 的《绣腰包》淳朴、抑塞，表露出凄惨之感。再加上山西《绣腰包》的演唱者运用的是通亮甜蜜的音色，陕北《绣腰包》的演唱者运用的是沙哑、涩滞的音色，更凸现了二者的比拟。在唱到陕北《绣腰包》的第2、4、6、8末节时，沙哑的音色与下行旋律的连合，造成了如泣如诉的成就。 ② 心情渲染性变异 一些对照简略的、平铺直叙式的、在心情表达上属于中性的曲调（如例6），在散布经过中经加工改编后，具有了明晰而精致的心情偏向（例7）。前者曲调质朴、平直，后者曲调火爆、热情，把一个密斯去看戏前的振奋感表达得维妙维肖： ③ 体现成效拓宽性变异 民间音乐有一曲多用的古代。体现某种题材内容的曲调，换上其他内容的唱词，并在曲调上加以修改以合适新的内容，这是民间音乐惯用的创作体例。比 如民歌中有些曲调原是叙述民间传说中的愁苦内容的（如例1《孟姜女》），自后用作体现恋爱（《送情郎》）或演义小说中的英豪人物（《三国叹十声》）；统一 首时调小曲，《叠断桥》既可体现女子相思与哀怨的缱绻（《穿心调》），又可体现新娘上花轿时的高兴（《花轿到门前》），或歌颂四序生产劳动的繁忙（《四序歌》）；等等。戏曲、曲艺音乐中的一些曲牌或音调，中速时安稳流利，慢速时徐缓抒怀，快速时天真热情或紧急猛烈。固然，这些曲调除了作速率上的转变外，旋 律的繁简也有所增删，曲调的线条也要作相应改动。 ④ 文体间相互交织、渗入的变异 有些民间小调接收了曲艺音乐的体现手腕，增强了叙述故事、展开情节的体现成效；有些曲艺音乐接收了戏曲音乐的体现手腕，扩大了体现戏剧性争辩和 紧急猛烈心理的才能；有些民间器乐，从曲方针情节到乐曲的机关，都受到戏曲的剧烈影响；有些器乐或声乐，在演奏、演唱时相互接收润腔体例，拓宽了体现手腕和体现范畴。如斯等等。 总之，民间音乐在散布经过中的变异，是其成长、丰裕的办法，这特点使民间音乐生息不断，布满活力。 4.人民性 从《诗经》的《国风》开始，民间音乐就体现出了与统治阶层分歧的、平凡老公民的喜怒哀乐，如对劳动的颂扬，对为富不仁者的怨恨和讥笑，对官府黑 暗统治的担心宁反抗，对困苦人厄运遭遇的怜悯，对单纯恋爱的赞美，以及对美丽生存的向往，等等。由于民间音乐的内容时常与封建统治的要求分歧拍，史册上不少天子曾下令不准。比方元代武宗至大年间禁唱《货郎》，明太祖禁过歌舞，清代康熙、同治、道光禁唱秧歌、莲花落，等等。在天子的禁令眼前，老公民并不示 弱。一首陕北民歌颂道：“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上抚台管军门，只有知府管知县，哪个管得唱歌人。”（何其芳编《陕北民歌选》）另一首福建民歌颂道：“新官上 办事头多，不管赋税管山歌，若使山歌禁得了，文武秀才会断科。”此中体现出的对官府、对文人的的轻视，以及对劳感人民本领的自信和高慢，给人以极大的震撼。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及统治者继续的禁令和改革，民间音乐中的反抗性和其他主动因素在分歧地域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分别。平常来说，这种主动因素村庄大于城镇，边远地域大于腹地，很少在多数市演出的文体、品种大于时常在多数市演出的文体、品种。 5.多成效性 专业音乐的成效是他娱的，在舞台上为听众演出。民间音乐则具有多成效性。它可以是自娱的，在愁苦之至或高兴之极时，唱上一曲以宣泄剧烈的情感； 它也大概是他娱的，在众人眼前炫耀自己控制音乐的才能，得到他人的赞赏和恋慕；它可以作为传送青年男女间情感的前言，也可以用于红白喜讯的仪式；它可以是团体劳动时的组织、指挥者，也可以是教授生产、生存知识的办法；它可以在不识字的劳感人民中间充任纪录年华变迁的史书，又可以作为宣扬民族英豪光泽业绩的 教本；它可以是儿童的游戏，也但是尊长或首领对大家煽惑、招呼；等等。民间音乐的多成效性，使之与人民生存的各个侧面息息关系，密弗成分，成为民间的百科全书。 民歌的代价 一、民歌具有人文切磋代价 民歌是民族音乐的重要文体之一，它直接反应一个民族的史册、社会、劳动、风土情面、恋爱婚姻、平常生存；是人民生存的热心同伙，劳动中的助手，社会斗争中的武器，调换心情、宣扬知识、娱乐游玩的用具。也是理解一个民族的史册、社会、俗例习惯的名贵资料，具有人文切磋代价。 二、民歌是民族音乐根基 在我国音乐文化成长的史册上，古代音乐的五大类是相互影响、相互丰裕的。此中民歌最早形成，在其他古代音乐文体的形成和成长上，民歌起着主动作用，很多歌舞、曲艺、戏曲和民族器乐的品种是直接或间接在民歌根基上发 展起来的。如各地的“花灯”歌舞、“花灯戏”、“花鼓戏”；牌子曲类、琴书类、杂曲类中的大局部品种；“河北吹歌”等乐种以及很多民族器乐曲牌，如《打扮台》、《剪剪花》等均由民间歌曲成长移植或改编而来。民歌对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宗教音乐也有主动影响。 三、民歌对专业音乐的影响 史册上，民歌曾教导过文人、音乐家和职业艺人，本日还是作曲家弗成缺少的养料。“五四”以来优异音乐家的很多经典作品都曾从民歌中吸收了营养；聂耳的《塞外村女》、《船埠工人歌》、《大路歌》，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舵手曲》、《河滨对口曲》、《黄水谣》等。中国的具有民族品格的歌剧更和民歌有不解之缘：白毛女的主题取材自河北民歌《小白菜》、《青阳传》、山西民歌《捡麦根》；《洪湖赤卫队》采取了湖北省洪湖地域的民歌《襄河谣》等。影戏音乐作曲家雷振邦的《冰山上的来客》胜利地运用了塔吉克族民族的民间曲调《古丽别塔》。

牡丹亭论文研究存在的不足

牡丹亭的现实意义是对于爱情要执着追求，但是空想和幻想式的爱情是一种人生悲剧。比如当下大龄青年增加多数人执着于找个本科毕业的，找个帅哥，找个有钱的，找个个高的，找个幽默的，找个有事业心的，找个温柔的，找个有权势的得得附加了一系列的要求，人在这样主观虚构下如梦一般的格定要求下，有的人遇到了爱情，有的人却终老一生，有的人却郁郁而终，人活着要用动态思维，去思考要学会随缘，不要一生执着于空念而一生空待 。过去牡丹亭》的现实意义是主张婚姻自由，执着追求爱情，痛恨家长反对婚姻自由，当代的人确实意义在于当代人求偶的附加条件太多和附加的求偶条件多来源于影视明星相恋情景和影视爱情内容片段选取，所以多执空追空，空老一生，当代家长也多很附加条件太多有与封建家长有何区别

对《牡丹亭》文本的传播学思考戏曲传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比较广泛的传播现象,开展对这一传播现象的研究,能更好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情况。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传播学的视角来观照汤显祖的戏剧,研究汤显祖戏剧文本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情况,通过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刊印、评点和关注,从另一个侧面审视汤显祖戏剧的社会价值。一、《牡丹亭》的刊印——突破戏剧传播的时空局限汤显祖创作出《牡丹亭》这一名剧后,首先通过印刷出版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戏剧文学进入商业化传播的基本条件。虽然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但商业化印刷时代的到来则是明代以后的事。商业化印刷使戏剧文本批量化地复制出来,从而使戏剧传播突破时空的局限,传播得更广泛、更久远,这就是印刷传播的价值所在。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一个因素是出版业。明代官刻图书极为发达,以内府刻本、监本和藩刻本为代表,各级政府机构也无不刊刻书籍。清人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万历以后,印刷业更加繁荣,一时之间士大夫竟以刻书为荣。明清时期,江西抚州一带流传着“临川才子金溪书”的谚语。江西金溪县浒湾镇的木刻印书相当兴盛,成为当时一个较有名的书肆,这为汤显祖戏剧文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据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统计,《牡丹亭》从明到20世纪60年代,有各种版本共计26个,其中明代出版各种版本11个,清代出版各种版本13个,解放后出版的版本2个,另有三个曲谱本:清代2个,民国1个,这一组数字充分说明《牡丹亭》在明清传播的盛况。以明代为例,《牡丹亭》版本有万历金陵文林阁刻本、石林居士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泰昌刻朱墨套印本、朱元缜校刻本(即怀德堂刻本)、蒲水斋校刻本、天启四年张氏著坛校刻本、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明末柳浪馆刻本、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这里有家刻本、坊刻本和官刻本,其中以家刻本居多,如汲古阁刻本、独深居点定本、石林居士刻本等等。由此可见,明清人热衷于刊刻《牡丹亭》。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二个因素是流通渠道。在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中,受众是通过市场消费渠道来接受传播的,戏剧文本已作为一种商品,经过特殊的流通渠道,实现从传播者到受众所有权的转换。戏剧文本传播的市场渠道是书店,在古代即“书肆”、“书坊”、“书铺”。其基本经营方式,包括“卖书”、“贩书”、“佣书”等。明代书肆是以营利为目的,书肆在大量地销售通俗小说和戏剧文本。书肆的兴起,为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流通渠道,使戏剧文本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传播。《牡丹亭》的坊刻本有金陵文林阁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等(文林阁主人是唐锦池,而唐振吾是广庆堂的主人,这两家都是金陵书坊的大出版商),还有歙县朱元缜的怀德堂刻本(江西境内),这些坊刻本的发行数量巨大,流通区域广泛。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三个因素是编辑方式。历史上戏剧文本的传播形式有两种,即单本和选辑。由于戏剧历来受正统文学观念排斥以及单本传播自身的弱点,以单本存世的剧作极其罕见,而《牡丹亭》有相当多的版本是以单本形式保留至今,这正说明《牡丹亭》是具有传播价值的。《牡丹亭》还有一部分是以选辑方式传播的,像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和《缀白裘》所收折子戏等等。在戏剧的选辑传播中,有加曲谱和不加曲谱之分,这也是由其传播对象的不同需求决定的。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主要是戏剧表演者,这极大地方便了戏曲艺人的演出,也方便了戏曲研究者进行分析研究;不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是范围相对广泛的一般读者。选辑的类型、标准等均与受众的需求相关,《牡丹亭》的大部分版本都是以不加曲谱的形式出现,正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而单本的广泛流行正说明许多读者对《牡丹亭》这一剧本情有独钟。自从《牡丹亭》问世至明代灭亡,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刊印一次《牡丹亭》。没有刊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就无从谈起。各种版本的出现对《牡丹亭》在各个时期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大批量的印刷又使《牡丹亭》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所以印刷传播使《牡丹亭》突破了时空的局限,能够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传播。《牡丹亭》一剧能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正是通过戏剧文本的生产、复制、传播来实现的。所以,《牡丹亭》的刊印在其文本传播中居功至伟。二、《牡丹亭》的评点——丰富文本传播的内容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戏剧评点实际上是对戏曲信息的一次重新加工,这种润饰加工有利于人们对原剧作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在特定时代、特定范围的传播。戏剧文本的阅读、评点,再阅读、再评点,就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过程,多数人通过戏剧文本的评点参与戏剧传播活动。当《牡丹亭》出现后,许多文人都争相评点,发表看法。《牡丹亭》能在明代剧坛确立其崇高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思任、沈际飞等理论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各方面挖掘出其审美价值。陈继儒在当时就十分感慨地说:《牡丹亭》“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骷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哭,关汉卿、高则诚曾遇此知音否”?我们这里选几则评点略作分析: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即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亭》。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酥。……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固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王思任高度评价了《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认为其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能做到笑者有声、啼者有泪、叹者有气。各色人等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形象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因此,《牡丹亭》在社会上流传后,其传播效果极佳:能令后世之听者伤感落泪,读者眉头不展,无情者也怦然心动,有情人却是肝肠断裂。后世深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女子,更是把《牡丹亭》看作是追求爱情的知音书,为情而死的安魂曲。潘之恒《鸾啸小品·情痴》云:“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惟其情真,而幻荡何所不至矣。”潘之恒从情感表现的角度对杜、柳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最后都归结到一个“真”字,正是这种真情、至情使他们的爱情产生了永久的艺术魅力。这样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深刻地揭示了杜、柳形象的思想内涵,挖掘出杜、柳形象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明代曲论家张琦则对《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衡曲麈谭》中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今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这里把《牡丹亭》和元代名剧《西厢记》并提,说它们在互争高低,尤其是把《牡丹亭》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来比照,说它上薄《风》、《骚》,下夺屈、宋,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杰作。这样的评点对于人们认识《牡丹亭》的价值,促进《牡丹亭》在中国剧坛的传播都不无裨益。从评点传播的角度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妇合评本。这部《牡丹亭》评点本,饱含着陈同、谈则和钱宜三位青年女子的感情,浸透了她们的心血。三妇评本一出,便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妇女读者的欢迎。钱塘女子顾姒在《三妇评本跋》中说:“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今得吴氏三夫人合评,使书中文情毕出,无纤毫遗憾;引而伸之,转在行墨之外,岂非是书之大幸耶!”林以宁题序中更叹为:“今得吴氏三夫人本,读之妙解入神,虽起玉茗主人于九原,不能自写至此。异人异书,使我惊绝!”由此可见,《吴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还魂记》之所以广泛流传,成为《牡丹亭》各种评点本中一种有影响的本子,绝非偶然,主要在于这个本子确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三妇本的出现,在《牡丹亭》的戏剧文本传播过程中又形成新的传播效应:清代有梦园刻三妇合评本,书名标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后来又有绿野山房和清芬阁刻三妇合评本。杨葆光的评点就是批在《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同治庚午重刊,清芬阁藏版)上的,共有一百一十二条。评点传播往往渗入了传播者的思想观念,使戏剧文本产生大于原剧作的积极意义。历代的戏剧评点所起的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再生成的作用,它一方面使得古典戏曲在传播中不断产生新的可理解性,一方面又使得人们对戏剧的理解越来越从戏剧文本中扩散、辐射开来。对于大多数当代人而言,他们所理解的古典戏曲是经过重新阐释后的产物。由此可见,评点在《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正是这许许多多戏曲爱好者的评点,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牡丹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三、“汤沈之争”——一场具有传播学意义的论争对《牡丹亭》文本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明代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当时戏剧的中心在江苏一带,吴江派阵容强大,而沈璟又是吴江派的核心人物,汤显祖与之进行论争,成为明代文坛一个重大的事件,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我们先来看看“汤沈之争”的起因,这场论争是由《牡丹亭》这个具体作品引起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一方面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另一方面也因某些地方不合音律而引起了众多的非议。沈璟、臧懋循从音乐角度解读《牡丹亭》的曲词,发现其中许多曲词不合音律,所以对《牡丹亭》提出批评,并按照自己的意见来改编《牡丹亭》,从而引起了汤显祖的不满,也引爆了这场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戏曲传播的问题,传播者和接受者是制码与译码的关系,每个接受者都会根据自身的社会历史、艺术修养和个人思想来解读戏剧文本,因此制码的意义可能会被接受、拒绝或部分同意,而且接受者可以用文本传播者无从预测的方式来对戏剧文本进行译码。“汤沈之争”实质上就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在制码与译码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接受者(沈璟)对《牡丹亭》文本的信息进行译码时没有完全按照传播者(汤显祖)的编码来解读,有时还破坏了作品的意趣,从而引发了这场论争。再来看看“汤沈之争”的焦点。“汤沈之争”的第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戏曲中的音律问题。沈璟在形式上极力追求声调格律,沈璟认为:“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沈璟还专门写了《南九宫十三曲谱》、《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声律著作。而汤显祖则重视“曲意”,认为写戏剧固然要依据曲律,但不应受曲律的束缚,认为“余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沈之争”的另一个焦点是:两派对词章的看法不同,两派的创作风格也不同。汤显祖是文采派,而沈璟是本色派。汤显祖在《答吕姜山》一文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沈璟强调本色、当行,本色是指语言通俗易懂;当行是指熟悉舞台演出艺术的行家里手。沈璟用戏曲舞台的基本要求去衡量汤显祖的作品,忽略了汤显祖戏剧独特的风格和意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可取。但是,从戏曲传播角度来看却不无道理。清代李渔就曾说过:“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沈璟改编《牡丹亭》,是为了舞台演出,使《牡丹亭》能为观众更好地欣赏,从而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如此看来,“汤沈之争”的焦点也与戏曲传播有关。三看“汤沈之争”的传播价值。我们不想过多地去评价这场论争的是与非,只想从传播角度去思考这场论争所带来的客观效果。三百多年前的这场论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戏曲史上是空前的,当时很多戏曲家和评论家都卷入了这场论争的漩涡,这场论争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轰动效应。“汤沈之争”值得我们深思的,主要的不是戏剧创作问题,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传播价值:通过这一事件,极大地提高了《牡丹亭》的社会地位,扩大了该剧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更好地宣传了汤显祖及其戏曲理论,从而使汤显祖迅速地进入明代剧坛的中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戏剧家。综上所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以刊印为主,各个时期书商的编辑、出版和销售使《牡丹亭》能广泛地流传开来,也使之得以长久地保存下来,这是文本传播的基础。不同时期的戏剧评点,又大大地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深入地、立体地理解文本。至于“汤沈之争”的价值,已超出了文本的范畴,它使我们认识到,对《牡丹亭》的认识有文学的、音乐的、舞台的和传播的等差异。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汤沈之争”已然成为中国戏剧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促使《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产生放大效应,从而引起后世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1.研究不够深入，只从某些层面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到某些条件。2.选题范围广，给写作带来很大困难，相关文献没有研究透，有些重复的内容。3.写作语言不够精炼，口头语较多，不够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