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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8 03:41:55

新诗研究论文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诗歌的大道是生活诗从自然和个人生活元素出发,也从时代特征和精神经验出发,诗歌中有一种东西叫穿透力,它穿透人生、现实、时代。这种穿透力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些能够穿透社会时代、历史时空总和的作品,是诗人所梦想的,它具有博大的力量,但这种穿透力建立在整个人生与时代光亮的跳动之上,所以需要博大的人格与丰富的阅历,否则,就是虚假的视野,难以实现对巨大时空的征服。于我而言,我仅能努力的是返回到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直观面目、本来面目,让自己努力去获得关于当下的生命力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的体验,写作不能贬低当下的直接生存体验,它保存或者说汇聚了可以领悟的现存时刻。接近于诗的本质只有一种,理解自己的生活,植根于生活的直接真切感受,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一直以为诗歌的写作是有边界的,时间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也就是人生的边界,人生等同于体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某种方式。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写作行为的认可只能在我生存的时间之内,在我存在的历史状态之内,前在的历史和生活与我无关。我有时非常强烈的感到,我的诗歌无法传达在我人生之前的信息,我觉得那会让我失去“我”的本真性。我尚未拥有感知的资质去配合无限的时空,所以,我无法挑战无限性,我的诗歌视域仅仅在这里,现世、现在、现存。人生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短暂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困境,从这个实际的困境出发,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去寻找自我,去体验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风险,去达到体验的极值,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大可能。而写作的视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视域,一个人的最大可能只能就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而言,这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诚实的。基于此,我认可诗歌写作的最大视域是个人史的写作,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最终支配了我们的人生,也支配了我们的写作。我以为,当那些写下的作品永恒的时候,并不是说作品的时空获得了无限外延,而仅仅是这个作品的震撼力非常强大,它强大得足以使那个时空状态停滞了。把诗歌落实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把自己的身份回归或者说降低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上来,诗就成为我们处于正常状态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本来的样子,或者,就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接受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才能回应现代生活加之于我们的各种各样新的多样性体验,才能传达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感受能力,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抵达当下生活的本质,又怎能抵达今日诗歌的本质。当然,诗歌的写作不在任何文学范式之下,我这样说也是多余的。

楼主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提问:你的提问相对模糊,不知道你是准备怎么写关于诗歌的议论文还是用诗歌为题材进行议论。首先我们要用一个概念:诗学,就是做诗论诗的学问,研究诗歌创作规律的著作。只有明白这些之后才能更好的写议论文。我在这里推荐一部相关的书籍《诗学构建:形式与意象》以诗歌形式和诗歌意象为核心内容,能够有效地指导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的诗学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为诗歌研究提供了一种普适性的理论基础,不但可以根除以前有关诗歌的一些误解,还能够前瞻性地规避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全书分为总论、分论一、分论二、专论、附论五个部分。目录如下:序前言总论 诗学框架构建第一章 诗学构建:概念、方法与体系一、诗学概念辨析二、诗学方法探讨三、诗学体系构建四、小结第二章 诗歌定义:本质、功能与特征一、诗歌的抒情本质二、诗歌的功能三、诗歌的两大特征四、小结第三章 诗歌的“情感阅读法”:兼论诗歌的“情眼”及其他一、诗歌的“情感阅读法”二、诗歌的“情眼”三、其他相关议题四、小结分论一 诗歌形式理论构建第四章 英语诗歌形式研究的认知转向一、传统的诗歌形式研究二、现代(自由)诗歌的形式研究三、认知角度的诗歌形式研究第五章 诗歌形式(节奏)理论构建:认知理论与节拍标志一、诗歌节奏研究的认知理论基础二、诗歌形式的节拍标志第六章 汉语诗歌形式(语音)理论构建一、声调(语调)的意义和情感功能二、传统诗歌格式的学理分析三、汉语诗歌的音律原则分论二 诗歌意象理论构建第七章 庞德的“意象”(Image)概念辨析与评价一、庞德关于意象(Image:)的第一次定义辨析二、庞德关于意象(Image)定义的发展三、庞德的《地铁车站》四、小结第八章 语象概念的“引进”与“变异”一、符号学的一个图式二、赵毅衡的“语象”概念辨析三、陈晓明的“语象”概念辨析四、小结第九章 诗歌意象概念界定与理论构建一、诗歌意象概念的界定二、诗歌意象的理论基础三、诗歌意象类型四、小结专论 中国新诗问题研究第十章 从“白话语词入诗”到“诗体大解放”——胡适新诗主张的形式问题分析一、胡适尝试证明“白话语词”可以入诗二、胡适的“白话诗”概念剖析三、胡适的“诗体大解放”四、“诗体大解放”遗留下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第十一章 新诗的形式问题研究一、诗歌形式取消论的兴起与问题研究二、新诗形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三、新诗的“分行”形式第十二章 新诗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艺术追求与社会责任一、新诗创立时期的诗学动因与社会背景二、新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与政治关怀三、新诗的艺术回归与价值迷茫第十三章 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一、新诗抑中扬西的文化立场辨析二、新诗西化的诗学问题研究三、新诗文化身份的重构附论 著者诗学论点参考文献——————————————————————————————————————————如果你把这本书看完的话写诗歌议论文基本就没有问题了,满意请采纳,不满意请继续追问!

中国新诗研究论文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1. 《知识分子乡村立场的回归》,《光明日报》,2005年6月10日。2. 《审美范式重建与新诗再次复兴》,《文艺研究》,2006年12期。(第二作者)3. 《张扬诗歌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2007年12月7日。4. 《简论王久辛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诗刊》,2007年7期。5. 《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文艺报》,2009年3月21日。6. 《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学史的建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7. 《土地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呈现》,《诗刊》,2008年4期。8. 《涂抹着橄榄绿的边地情思》,《当代文坛》。2003年3期。9. 《校园菁菁 情思悠悠——冬婴校园诗赏析》,《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10. 《从鲁迅诗歌奖作品看诗歌写作路向》,《中国诗人》,2002年3期。11. 《叶玉琳诗歌论》,《文论报》,2001年12月15日。12. 《寻找心灵的憩园》,《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2001年3月5日。13. 《唱给岁月无奈的歌——读冬婴近期作品有感》,《北碚文化报》,2002年8月30日。14. 《在文化转型中把握中国新诗》,《中外诗歌研究》,2001年3-4合期。15. 《枫叶红时情正浓》,《葡萄园》诗刊(台湾),2004年春季号。16. 《澳门新诗精神和艺术的一个侧面》,《中西诗歌》(澳门),2005年1期。17. 《九叶诗派艺术研究的拓展》,《诗探索》,2003年3-4合期。18. 《金所军诗歌的一种特质》,《文艺报》,2005年5月12日。19. 《别样的乡土情怀:金所军诗歌的一种特质》,《中国文化报》,2005年7月6日。20. 《从2003年高考诗歌鉴赏一题的答题情况说起》,《学语文》,2004年3-4合期。21. 《游历中的情思:吕进诗歌片谈》,《重庆文艺》,2005年2期。22. 《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文学报》,2003年7月10日。23. 《论叶延滨九十年代的诗歌创作》,《诗选刊》,2003年7月。24. 《当代重庆诗歌论》,《诗江西》(文论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25. 《当代四川诗歌发展概貌》,《诗江西》(文论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26. 《论郭新民的爱情诗》,《中国文化报》,2004年6月23日。27. 《黄葵乡土诗歌的文化精神》,《安庆的棉花》,中国民航出版社,2004年。28. 《知识分子情怀的诗性言说》,《诗林》,2005年6期。29. 《论郭新民的土地诗》,《长治学院学报》,2006年1期。30. 《新诗演变轨迹的深度勾画》,《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4 期。31. 《在尘世与精神间升腾的爱情》,《山西日报》,2006年 10月24日。32. 《关于诗歌诸题答紫枫先生》,《葡萄园》诗刊,2007年春季号。33. 《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进行诗人研究》,《中外诗歌研究》,2007年1期。34. 《金所军诗歌创作理路的新变》,《诗探索》,2006年3-4期。35. 《开展文学通识课教学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4期。36. 《论白帆的怀乡诗》,《开花的梦土·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37. 《他们将诗写在土地上》,《惊蛰》,2007年4期。38. 《简论袁智忠散文诗的美学特质》,《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1期。39. 《历史叙事与艺术表现的深度融合》,《解放军文艺》,2008年4期。40. 《扎根于故乡土地的情思》,《麦门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41. 《在无奈与孤独中诗意地栖居——论李杜诗歌的精神意蕴》,《诗探索》,2008年第1辑。42. 《回响在甘南草原的吟唱——甘南青年诗人群印象》,《腊子口》,2008年诗歌专辑。43. 《冬婴的物质困境与诗意追求》,《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期。44. 《积极的生命姿态:读蒙田的<热爱生命>》,《重庆晨报》,2010年6月9日。45. 《诗歌创作源于真挚的情感体悟》,《葡萄园诗刊》(台湾),2010年夏季号。46. 《简评唐瑛<宋代文言小说异类姻缘研究>》,《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3期。47. 《论冬婴校园诗中的学生形象》,《课本外的蓝天》,北京:中国2010年版。48. 《感性作品与理性批评的文本互参》,《星星》诗刊(理论版),2010年7期。49. 《在生活与生命的双向维度上建构诗歌的精神意蕴》,《世界诗人》,2010年4期。50. 《世界文明的诗性言说》,《文艺报》,2011年12月8日。51. 《乡土诗创作应挖掘民间文化精神》,《葡萄园》诗刊,2012年夏季卷。52. 《诗歌是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星星》诗刊(理论版),2012年9期。53. 《诗歌评论折射出的理性光芒:谈马忠的诗学观念》,《诗美探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54. 《新世纪诗歌创作应具有入世情怀》,《星星》诗刊(理论版),2013年5期。55. 《从青春的惆怅到生命的沉思:简论潘云贵的散文诗创作》,《延河》,2013年10期。

1 、承传与择取:面对传统的两类中国知识分子 《鲁迅研究月刊》 1994 年 1 期(独立)2 、物态化与意志化的消长 《学习与探索》 1994 年第 1 期(独立)3 、老舍与中国生存文化的现代化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1 期(独立)4 、“何其芳特征”与东方色彩 《东方丛刊》 1994 年第 1 辑(独立)5 、协畅与拗峭:中国现代新诗的音韵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4 年第 2 期(独立)6 、卞之琳与后期象征主义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2 期(独立)7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4 年 3 期(独立)8 、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郭沫若学刊》 1994 年第 3 期(独立)9 、物态化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取向《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3 期(独立)10 、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 《江海学刊》 1994 年第 4 期(独立)11 、论戴望舒与中西诗歌文化 《中州学刊》 1994 年第 5 期(独立)12 、论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 《文艺研究》 1994 年第 5 期(独立)13 、走向文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 《青年思想家》 1994 年第 5 、 6 期(独立)14 、十五年来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之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5 、胡适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新论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6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学刊》 1995 年第 1 期(独立)17 、传统心理结构的自我拆解 《贵州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2 期(独立)18 、宋诗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趋向《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2 期(独立)19 、本体的召唤: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东方丛刊》 1995 年第 2 辑(独立)20 、现代四川文学研究的地域文化视野——中国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一 《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2 期(独立)21 、火辣辣的川妹子:一个典型的巴蜀意象——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学之二 《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3 期 (独立)22 、鸦片·茶馆·川味——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三 《宁德师专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3 、论现代巴蜀文学的生态背景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3 期(独立)24 、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 《海南师院学报》 1995 年第 4 期(独立)25 、巴蜀文化的二十世纪体验者 《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1 、 2 期(独立)26 、传统:误读中的生长 《诗探索》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7 、从移民到漂泊——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四 《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1 期(独立)28 、巴蜀派、农民派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四川文学与巴蜀文化之五 《宁德师专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29 、中国 / 西方: 20 世纪中国诗歌的难题与选择《三峡学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0 、论现代四川文学“洄水沱”景观的地域文化内涵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1 、多重文化的冲撞和交融——论现代外省作家的入蜀现象 《贵州社会科学》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2 、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3 、巴蜀调笑传统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趣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4 、盆地文明·天府文明·内陆腹地文明——论现代四川文学的文化背景 《社会科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5 、锻造文学的筋骨 《渝州大学学报》 1996 年第 2 期(独立)36 、“辨 / 忘”模式与中国新诗文法追求的民族特色 《东方丛刊》 1996 年第 2 辑(独立)37 、穆旦研究评述 《诗探索》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8 、研讨现代作家与乡土文化的两个问题 《郭沫若学刊》 1996 年第 4 期(独立)39 、王富仁与中国 20 世纪晚期的启蒙文化思潮 《当代作家评论》 1997 年 4 期(独立)40 、论穆旦与中国新诗的现代特征 《文学评论》 1997 年 5 期(独立)41 、鲁迅旧诗新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7 年 2 期(独立)42 、中西交融的理想与现实 《江海学刊》 1997 年 2 期 (独立)43 、马克思主义文艺的输入与中国文学批评范畴论的确立 《中州学刊》 1997 年 1 期(第一)44 、地方志—龙门阵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的写实取向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7 年 2 期 (独立)45、 鲁迅、梁实秋论争新议 《赣南师院学报》 1997 年 1 期(独立)46、“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年 6 期(独立)47、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的新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8 年 2 期(独立)48、 从童真到“莽汉”的艺术史价值 《贵州社会科学》 1998 年 5 期 (独立)49、 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群体的创造社 《郭沫若学刊》 1998 年 2 期(第一)50、 来自巴蜀的反叛与先锋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2 期 (独立)51、 青春的诗情与年轻的文化人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8 年 4 期 (独立)52、艾青:中国传统的“弃儿”与叛逆 《东方丛刊》 1998 年 2 期 (独立)53、 田间新论 《赣南师院学报》 1998 年 2 期(独立)54、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人大复印资料 文艺理论》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新华文摘》 、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对于“后新诗潮”的多种阐释 《天津社会科学》 、巴蜀文化的阐扬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 《社会科学研究》 、诗人穆旦的痛苦与中国读者的财富 《四川三峡学院学报》 、 后新诗潮:时间的延续与空间的定位 《淮北煤师学院学报》 、巴渝文化与诗人傅天琳 《涪陵师专学报》 、重庆文学、地域文学与文史学 《涪陵师专学报》 、 历史的意义与学术的魅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评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 《文学评论》 、 寻找和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理念” 《海南师院学报》 、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西南师大学报》 、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无法圆满的悲剧 《西南师大学报》 、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的消长 《诗探索》 辑70、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 《名作欣赏》 、 标准与尺度:关于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价 《学习与探索》 、 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 《社会科学战线》 、 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刍议 《荆州师院学报》 、穆旦研究:折射出现代中国诗学的艰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75 、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解析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76 、“为人生”与新世纪鲁迅研究展望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01 年 4 期77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 21 世纪中国文论建设的若干问题《涪陵师专学报》 、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现代性”?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年 11 期79 、 2000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 年 4 期80 、时空的自由与郭沫若的感受方式 《社会科学研究》 2002 年 2 期81 、中国“反现代性”思潮:世界意义的保守主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年 2 期82 、 21 世纪郭沫若研究的挑战与机遇 《郭沫若学刊》 2002 年 2 期83 、芜乱来自于真正的批评家的“缺席” 《诗刊》 2002 年 3 期84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二) 《名作欣赏》 2002 年 4 期(独立)85 、现代文化的读本:中国新诗的几个文本(连载三) 《名作欣赏》 2002 年 5 期(独立)86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 《文学评论》 2002 年 4 期87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中州学刊》 2002 年 5 期88 、鲁迅旧诗新论 收入《鲁迅其书》,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标准与平台 《诗刊》 2003 年 2 期89 、《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 年 4 期90 、从进化论到地理学 (香港)《新亚论丛》 2003 年 1 期91 、西部的“空间”与东部的“时间” 《唐都学刊》 2003 年 1 期92 、文化反思时代的文体学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1 期93 、日本生存体验与清末“小说界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3 年 6 期94 、“民族”与“革命”:日本之于中国的关键词《理论与创作》 2003 年 4 期95 、关于“世界”的学说 《徐州师大学报》 2003 年 4 期96 、 王富仁的“九十年代” 《中国文学研究》 2003 年 2 期(独立)97 、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年 1 期98 、历史的散失与当代的“新考据研究” 《学习与探索》 2004 年 1 期99 、日本生存的实感与中国诗歌的近代变革 《社会科学研究》 2004 年 1 期100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庆视野 《红岩》 2004 年 2 期101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年 3 期102 、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4 年 3 期103 、“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全球化” 《南京大学学报》 2004 年 3 期104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江汉大学学报》 2004 年 4 期105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河北学刊》 2004 年 5 期106 、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 年 6 期107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 《文学评论》 2004 年 6 期108 、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 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1 期109 、 从起点处“正名”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1 期(合作,第一)110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 《江汉论坛》 2005 年 1 期(川)111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与方法 《汕头大学学报》 2005 年 1 期112 、他山之石: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想重要资源的西方文论《兰州大学学报》 2005 年 2 期113 、中国现代诗歌与当代中国读者的需要《钦州师专学报》 2005 年 2 期(合作,第一,川)114 、“新民”与“心力”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15 、 “新民”与“心力”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2005 年 4 期116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17 、 1907 :鲁迅“入于自识”的选择 《中山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川)118 “问题”与“前沿” 《陕西师大学报》 2005 年 5 期(川)119 、抗战文化、抗战文学与郭沫若研究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6 年 6 期120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 《贵州社会科学》 2005 年 4 期(川)121 、 1907 :周作人的“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 人大复印资料 2005 年 4 期(川)122 、抗战作为中国文学的资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9 期 (川)123 、巴金的愿望与我们的姿态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 11 期124 、现实的感受与文本的感受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年 3 期125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讨论“文学感受” 《中国文学研究》 2005 年 3 期126 、失落了文学感受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4 期127 、文学的阐释:从文化关联的发现到文学感受的发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 3 期128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社会科学研究》 2005 年 5 期(川)129 、 20 世纪 50 年代与“二元对立思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5 年 5 期(川)130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 ?《社会科学战线》 2005 年 6 期(川)131 、“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132 、 “Re-evaluation of Modernit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xcerpts) Critical Zone 1,2005133 、心中的“海”——胡续冬《海魂衫》,《诗探索》 2005 年 2 期(独立)134 、国家主义的批判与个人主义的倡导 ——从《甲寅》到《新青年》的思想流变 《江汉论坛》 2006 年 1 期(独立)135 、文学博士谈《名作欣赏》的学术贡献,独立,《名作欣赏》 2006 年 1 期(独立)136 、论中国新诗的“传统” 《诗探索》 2006 年 1 期(独立)137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福建论坛》 2006 年 1 期(第一)138 、抗战:中国文化的资源与重庆文化的资源《涪陵师院学报》 2006 年 2 期(独立)139 、巴蜀学派与当代批评 《当代文坛》 2006 年 2 期(第一)140 、“问题”与“前沿”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年 1 期(独立)141 、 传统 : 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6 年 2 期( 独立)142 、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建构 《江汉论坛》 2006 年 4 期(第一)143 、大众传媒与中国新诗的生成 《学术月刊》 2006 年 4 期,(第一)144 、多重概念的歧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阐释的艰难,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 2006 年 3 期( 独立)145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 年 5 期,(独立)146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鲁迅逝世? 《钦州师专学报》 2006 年 5 期(独立)147 、 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第二)148 、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6 年 6 期(独立)149 、 自我体验、自我意识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福建论坛》 2006 年 7 期(独立)150 、鲁迅:现代中国文化之“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年 8 期(独立)151 、从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看郭沫若研究的新思路 独立, 收入《文化与抗战》,巴蜀书社 2006152 、 清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 1 期( 独立)153 、文学批评的本土意义:从自我的清理开始 《贵州社会科学》 2007 年 1 期( 独立)154 、重庆文学史与普通话写作 《红岩》 2007 年 1 期( 独立)155 、命题的意义 《红岩》 2007 年 2 期( 独立)156 、寻找我们自己的语言 《红岩》 2007 年 3 期( 独立)157 、体制与生存 《红岩》 2007 年 4 期( 独立)158 、《红岩》 2007 年 5 期( 独立)159 、《红岩》 2007 年 6 期( 独立)160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社会科学辑刊》 2007 年 1 期(独立)161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人大复印资料现当代文学 2007 年 5 期162 、重绘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谱系,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 2007 年 4 期163 、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本土化”建设的三大内涵 《新华文摘》 2007 年 7 期164 、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新诗卷第三辑

诗经研究论文最新

对不起,我也不会

诗经:可爱的人的本性!看我的翻译 氓那个男的刚开始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很,抱着自己家里织的布来到俺们这里换丝。其实吧,他不是来换丝的,是来跟我商量婚事的。我送走他,先过淇水,一直送到顿丘这个地方。我俩一边走一边说,你急着要跟我结婚,不是我不愿意,是你连个像样的媒人都没找到。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我答应你,秋天我们就结婚吧。站在一段破墙上,看着你家方向的那个复关,看不到你时,心里不是滋味,难受的都哭了。看到了你,心里高兴极了,一边说一边笑。马上要成为你的新娘了,我们占卜了一下,卦象很好,说咱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吧,把你的车子拉过来,把我和我的嫁妆带走。。。哦桑树还没有落,那叶子长的繁茂的好的很,哎呀,小斑鸠,别吃我的桑葚。哎呀,女人啊女人,千万不要沉迷于男人的谎言中。男人迷恋女人,只是一时的,很快就能把你忘掉,女人迷恋爱情,很难脱离出来。。。。呜呜,傻女人,坏男人桑树黄了,树叶落了,自从我嫁给你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三年了,我过着贫穷的生活。淇水浩浩荡荡,把我船上的窗帘都打湿了(我现在已经休了他,正在回娘家的路上)。我也没有什么错误啊,男人啊,你怎么这么花心,找了小三不说,一点度都没有,还见一个爱一个。。。受不了我嫁给你这三年,家里活没有不做的,早起来晚睡觉,没有一天不是这样的。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开始对我实施家庭暴力了。王八蛋。。。我的兄弟们不知道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还经常拿我开玩笑,我静下来想一想,自己难过吧,说啥都没用了。要是跟你白头到老一辈子,那我还不得怨恨一辈子啊,受气一辈子啊。淇水还有岸呢,一坑水还有个尽头呢,你做事没“成”。想起来我们谈恋爱那会,两个人高高兴兴,亲亲我我多好。。。你对我信誓旦旦说的那些话早就随风而去了,既然你说话不算话,做事情有这么混蛋的话,那么一切都结束了,拜拜!

《诗经》毕业论文提纲

摘要:《诗经》反映的女性形象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爱情中的女性形象、婚姻家庭中的女性形象、被弃妇女的形象等几个方面。《诗经》中的女性在表达感情的变化过程中,是她们对爱情的深刻体验,是文明人所特有的爱情表现,并上升成为古典审美文化意蕴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文大纲如下:

一、整体陈述诗经这部作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二、陈述《诗经》中描写女性的部分

(一)纯真热情的女性,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二)怯弱胆小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三)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四)悲惋凄凉的女性形象,列举一些代表诗来分析这一形象的女性。

三、后世对《诗经》女性女性形象的评价

(一)外在之美,如《关雎》、《卫风--硕人》中的描写。

(二)内在之美,如贤淑、执著、纯洁等,分别从《邶风--燕燕》、《周南--卷耳》等几首诗歌中评价分析。

四、《诗经》中女性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一)整体陈述《诗经》从古至今对后世的`影响。

(二)《诗经》对后人的教育性意义 。

(三)《诗经》对古今文学的意义及重要贡献。

(四)《诗经》中的情感观对古今社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

杨天宇:《诗经---朴素的歌声》;国学基础教程——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褚 斌杰:《诗经全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褚 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聂石樵:《诗经新注》,济南、齐鲁书社,2000

张 晶:《诗学与美学的感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研究初期白话新诗派诗人论文

新诗初创阶段的努力,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诗歌较大的影响。这对新诗艺术方法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多种艺术潮流,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散文诗等多种形式。众多诗人的探索和一些杰出诗人的创造,使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从五四运动以来,新诗一直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至今已30年,印数130万,被指定为教育部重点教材,还获得“王瑶学术奖”,可谓是一本有重要影响的专著型文学史教材。据温儒敏说,他们三人原先是不打算做二次修订的,都三十多年了,就让新的更好的教材来取代它好了。但很多读者都表示希望能修订,从2015年开始,三人分头经过大半年的修改,到2016年3月,出了修改后的新版。“修订本”改动的内容不只是为简单地便于读者的接受,更是包括了三位先生近些年来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思考的精华。它在很多地方都令人耳目一新, 无论是对不同时期文学思潮的进入方式,还是对作家和作品的把握方式,还是在史料的运用上,“修订本”都有着诸多出彩之处,许多论述和点评都有突破,甚至引发某些新的研究生长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 吴福辉 温儒敏 编定价:元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思潮和运动“文学思潮和运动”部分最能体现该著作的文学史观,“二次修订本”对该部分所作的调整也是显著的。在这三个十年的“文学思潮和运动”中,调整幅度最大的是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从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流变而言,这两个十年是它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其存在的历史状况也较为复杂。在这一部分论述中,“二次修订本”视野更为开阔,内容更为充实,论述也更为紧凑。

代诗歌bai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出du现了李白、杜甫等伟大的诗人,zhi出现了缤纷多彩的诗歌流派,如dao田园诗派、山水诗派、边塞诗派、游侠诗派、新乐府运动等等,因此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和相对充分的研究。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不曾注意到,在唐代百花盛开的诗坛上,还存在着一个游离在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与其它诗派不同,它不是文人诗歌内部的一个派别,它与文人诗歌分庭抗礼,共同描绘出唐代诗歌博大宏伟的辉煌全景。

白话新诗在胡适时期是个尝试初始阶段,胡适不也把集子叫做《尝试集》吗?以下是网络搜索所得:《尝试集》主要是表现了个性解放、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的诗.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周策纵评胡适新诗清新缺乏朦胧的趣味.【诗体大解放】“诗体大解放”是胡适在其《尝试集》的自序中提出的理论主张,他认为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诗体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全都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8首白话诗.这是最早的中国新诗.1920出版的《尝试集》是最早的新诗集.在胡适的影响下,其他文学革命的中坚份子也陆续发布新诗.中国新诗运动由此展开,中国新诗从此诞生.

研究古代诗歌的论文怎么创新

我的老师曾经帮我们选题时说过几种,宋词论文可以写宋代梅花、兰花诗词的研究。现在的文学论文再仅仅是从某个作者、作品、文学群体的角度来写已经不新鲜了,可以从每一类作者、作品的角度来写,我今年的论文写得是汉魏六朝的荷花诗歌,其实从意象的角度写,在现在还算比较少的一个现象,还有就是战争诗词或者弃妇、思妇等女性文学作品的研究。你写宋词,那些苏、辛、柳、李、姜、周之类的大家的话题尽量掠过,毕竟那是宋词的主流,但是你可以写南渡词人,像朱敦儒等南渡前后的词作研究,或者你可以写比较性的,两个或者以上的人或者文学现象的比较的论文也比较容易出新意。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

首先把中华文明扯一大堆,然后选一两篇典型诗歌分析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花非花》原文: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格律: 调见唐白居易《长庆集》,以白氏词中首句“花非花”为词调名。此本《长庆集》长短句诗,后人采入词中。盖其自度曲,因情生文者也。 此调为单调。六句,二十六字。第二、四、六句押韵,均用仄声韵。括号内可平可仄。 平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 赏析:诗取前三字为题,近乎“无题”。首二句应读作“花——非花,雾——非雾”,先就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非花”、“非雾”均系否定,却包含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似花、似雾。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个灵巧的比喻。苏东坡似从这里获得一丝灵感,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水龙吟》)的名句。苏词所咏为杨花柳絮,而白诗所咏何物未尝显言。但是,从“夜半来,天明去”的叙写,可知这里取喻于花与雾,在于比方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难持长久。 单看“夜半来,天明去”,颇使读者疑心是在说梦。但从下句“来如春梦”四字,可见又不然了。“梦”原来也是一比。这里“来”、“去”二字,在音情上有承上启下作用,由此生发出两个新鲜比喻。“夜半来”者春梦也,春梦虽美却短暂,于是引出一问:“来如春梦几多时?”“天明”见者朝霞也,云霞虽美却易幻灭,于是引出一叹:“去似朝云无觅处”。 评价:这是一首情诗。说花非花,说雾非雾,本不是花,本不是雾,花有所指,雾有所喻。欲言又止,但止不住又说出真情——夜半来,天明去,既非花,又非雾,说明确有人来。谁来谁去?隐而不吐。为什么来?春梦无多,回味无穷;朝云遽散,惋惜惆怅。春梦者,春情也;朝云者,“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事也。此诗由一连串的比喻构成,描述隐晦而又真实,于朦胧中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是情诗的一首佳作。后人曾谱为曲子,广为流传。 诗由一连串比喻构成,这叫博喻。它们环环紧扣,如云行水流,自然成文。反复以鲜明的形象突出一个未曾说明的喻意。诗词中善用博喻者不乏其例,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之“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贺铸《青玉案》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但这些博喻都不过是诗词中一个组成部分,象此诗通篇用博喻构成则甚罕见。再者,前一例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象作比,喻在“嘘名复何益”;后一例用烟草、风絮、梅雨等景象作比,喻在“借问闲悉都几许”,其喻本(被喻之物)都是明确的。而此诗只见喻体(用作比喻之物)而不知喻本,就象一个耐人寻思的谜。从而诗的意境也就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了。 虽说如此,但此诗诗意却并不完全隐晦到不可捉摸。它被作者编在集中“感伤”之部,同部还有情调接近的作品。一是《真娘墓》,诗中写道:“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另一是《简简吟》,诗中写到:“二月繁霜杀桃花,明年欲嫁今年死”,“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二诗均为悼亡之作,它们末句的比喻,尤其是那“易销歇”的“塞北花”和“易散”的“彩云”,与此诗末二句的比喻几乎一模一样,连音情都逼肖的,它们都同样表现出一种对于生活中存在过、而又消逝了的美好的人与物的追念、惋惜之情。而《花非花》一诗在集中紧编在《简简吟》之后,更告诉读者关于此诗归趣的一个消息。此诗大约与《简简吟》同时为同一目的所作吧。 此诗运用三字句与七字句轮换的形式(这是当时民间歌谣三三七句式的活用),兼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极似后来的小令。所以后人竟采此诗句法为词调,而以“花非花”为调名。词对五七言诗在内容上的一大转关,就在于更倾向于人的内在心境的表现。在这点上,此诗也与词相近。这种“诗似小词”的现象,出现在唐代较早从事词体创作的诗人白居易笔下,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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