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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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制度研究论文

写作思路：首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价值为背景，然后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不断创新等等。

正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理论和制度关系，作深刻阐述。这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成就。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理解把握其科学内涵、掌握其发展规律。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和发展, 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认识逐步深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同志对道路内涵作表述。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涵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初步实践建设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总结前期探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正因为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由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在不断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由于紧紧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又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保障，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制度保障。制度的形成要以理论体系为指导，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则要以制度为载体。

制度的完善来自于道路的实践，道路的拓展也要依靠制度来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制度的作用无可替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有不断增强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这一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而完善，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以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为特征构成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又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形成具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具有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实现现代化需要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需要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专门人才，关系到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要引导人们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一定要消除愚昧，反对各种迷信活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100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那个冯老师啊，你是不是有病啊，就算我抄了交上去你会看吗？论文不在网上找，难道让我们自己写呀，肿么写，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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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参考：摘 要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需要，是全面实施党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坚持什么样的文化前进方向，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面对各种思想文化互相交织、互相激荡的复杂局面，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势在必行。关键词：文化建设、社会主义、重要性。今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将加强文化建设列入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篇幅，充分说明：文化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至关重要。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也充分表明，没有先进的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本文也将浅谈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含义狭义的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政治、经济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先进文化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反应时代进步潮流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规律及其成果的文化，是源于人民大众实践又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是继承人类优秀精神成果的文化，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中国国民素质和人才资源开发的现状，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面对中国40多年特别是近20年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科学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切实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1、思想道德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理想建设。理想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我们的理想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它分为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两个层次。 我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 我们在现阶段的共同理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2)道德建设。道德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内容。道德又可分为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两个层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共产主义道德建设则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本特征。(3)纪律建设。纪律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保证，同时也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2、 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所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教育发达、科学昌明、文化繁荣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 发展教育事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教育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不仅经济建设没有后劲，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 科学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不仅是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发展程度本身直接就是精神文明发展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必须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应该既是民族的，要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同时又是面向世界的，要吸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 1、理论意义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坚持唯物历史观的重要表现。文化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转化形成新的生产力；通过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通过对社会制度建构的指导作用，实现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优化，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党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党的建设来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条件之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求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之指导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保证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保证党在思想理论上永葆生机活力，永远站在时代社会的前列。 2、实践意义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当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综合国力的增强，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赖于文化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力。国家的发展和强盛，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人民的尊严和幸福，都离不开强大文化的支撑。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文化在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产物。一方面体现着人类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另一方面又反映着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程度和精神成果，因而又具有普遍性，如科技文化等；任何文化都是由处于共同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的群体创造的，因而文化又具有民族性。 (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少数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正在加紧建立和扩大文化霸权。面对这种形势，许多国家纷纷在维护本国文化安全和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旗帜下，加速发展本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有效地抵御外来的文化侵略，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加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社会就会失去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全民族就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整个国家就会极大地削弱综合国力，最终不但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从而葬送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所以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需要，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四、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根本的是要文化创新。繁荣和发展文化，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但是只停留在继承和传承的基础上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文化创新首先要培养文化创造者，培养“大师”。我们需要培养的是文化界的“乔布斯”，一个乔布斯先后领导和推出了风靡全球亿万人的电子产品，深刻地改变了现代通讯、娱乐乃至生活的方式，而且鼓励了无数人致力于技术创新。而一个文化界的“乔布斯”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丰富的文化产品，他带动的是一个文化创新的群体，这个群体会为我们创造出更多的优秀文化成果。应该重视“大师”的示范、带动效应，应该有意识地培育能够产生“大师”的土壤。要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应该致力于创造划时代的文化产品。 文化强国必须有强国文化。我认为，强国文化不仅是优秀的文化产品，还必须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创新理念。我小时候认为动画片都是西方出的，有的小孩还认为“没到迪士尼，就不算去了香港”；还有现在美国“好莱坞大片”占据中国很大的电影市场，中国人认为只有美国拍出来的“大片”才叫大片；看偶像剧都是韩国的；漫画都是日本的；包括现在流行的欧美风和日韩风。从这些小点，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影响力之巨大。一个迪士尼早已不单单从事影视制作，支撑迪士尼运作的有五大事业部：影视娱乐、媒体网络、互动媒体、相关消费品、主题乐园。迪斯尼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我认为，我们缺的正是这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化和文化产业。要实现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应该鼓励打造划时代的文化作品。划时代的文化作品从内容上来看，应该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结合，并且具有创造性；是中国儒、道、佛思想和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的结合，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找共通点；既保留了中华民族最有价值的文化，又符合世界文化的特点。这样才能发挥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力，使中国当代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并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从形式上来看，划时代的文化产品形态应该与高新技术相结合，这是我们所处的信息化时代的特点所要求的。文化产业只有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特别是要和现在的信息技术结合，才能适应信息社会的广泛需要。 如今，外国都很注重保留传统文化，并发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而中国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摒弃了很多本属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甚至很多文化被别国窃取并发扬，文化的侵袭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十分深远的，一个国家具有统一的文化，才能更有向心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全党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满怀信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参考文献[1]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 [2] 鞠鹏,新华网， 2011年10月25日 [3] 编写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 朱慧芸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第7期-维普资讯网

夏商周墓葬及丧葬制度研究论文

商、周王墓几乎没有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第一个原因应该是历史久远，没有文献可以参考。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上周墓葬都受到盗墓贼的侵袭。第三个原因是很多墓葬讲究的是不留痕迹。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导致很多东西难以保存下来。在很多考古工作当中，几乎很少有商周时期的王墓，基本上都是后面朝代的，之所以会这样，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造成。第一个原因应该是历史久远，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商周距今有好几千年，虽然历史上一直都有史官记载历史大事记，不过兵荒马乱，战争不断，经历那么久的朝代更迭之后，很多史料早就遗失了，基本上能够被发现的都是在史料当中能够找到踪迹的。因此，对于商周王墓的发现，后世往往无迹可寻，所以难度加大。第二个原因是很多上周墓葬都受到盗墓贼的侵袭。历朝历代很多墓葬都曾受过盗墓贼的狠手，不能保证商周王墓逃过一劫。因为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陪葬制度，所以富人的陪葬品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很多盗墓贼就会铤而走险，开始盗墓。第三个原因是很多墓葬讲究的是不留痕迹。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很多墓葬都是一个土堆的样子，其实商周的墓葬往往是不留痕迹的，这个和当时的葬俗有关系。以前都是不封土也不留痕迹，没有什么地面标志，加上时间久了，很难被发现。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导致很多东西难以保存下来。那个时候金属的用品还比较少，很多都是木质和陶瓷的，这些都是很难保存的，随着时代的更迭，部落的迁移，我们很难找到墓葬真正的所在地。以上就是商周王墓很少被发现的原因。

可见《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朱凤翰先生编写，在业内权威性相当强。也是新一轮研究的开端。

历史比较久远，对商周的记载几乎是空白，当时实行的不封土不埋标志的习俗有关，缺乏确切地文字记载和书籍的辨认。

《周礼》、《仪礼》和《礼记》

制度领导力及其提升路径研究论文

管理者要提升自己的领导能力，当然就是要不断培养自己的管理素养，并且要熟知自己手下的员工个性特点，分配良好的任务，保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有效提升工作效率。

1、学会用老板眼光看企业：在老板看来，管理很简单，就是两件事；一是扩大业务范围，增加业务收入；另一件事就是降低管理成本，控制运作费用。长松咨询认为其实这两件事，最终是一件事，收入减去成本，减去费用，就是利润。所以归根到底老板是看利润的，利润要从管理中来。2、从被领导中学习领导：在领导人看来，领导也很简单，就是两件事一是用人，内圈用德，外圈用才，用人所长，容人所短；二是激励，解人之难、记人之功，通过正面激励，引导下属往前跑，通过负面激励，推动下属往前走。要知道，任何领导都是从做下属开始的，谁都不可能一步登天当领导。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你会经历大大小小许多领导，只要你用心学习，不管是好领导，还是坏领导，你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学到经验和教训，这对你将来当好领导是十分珍贵的经历。历练法则要诀一：学 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要诀二：乐 苦中有乐，乐在其中。要诀三：勇 推陈出新，不破不立。要诀四：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诀五：信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要诀六：简 智者化繁为简，愚者化简为繁。要诀七：慎 一言伤天地之和，一事酿子孙之祸。要诀八：行 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七层次领导力七层次领导力各层次层次一：危机主管/会计层次二：人际关系管理者/沟通者层次三：管理者/组织者层次四：推动者/影响者层次五：整合者/激励者层次六：指导者/伙伴层次七：智者/高瞻远瞩七层次领导力提升方向七层次领导力提升模块1：领导力准备度>开始领导团队之旅1，团队分组，明确任务2，了解领导力及发展3，让组织成功的基石4，七层次领导力模型>正确地领导,1，从领导的误区中脱身2，实施领导的10个基本步骤3， 案例及讨论：领导团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4， 训练：该选择什么样的领导方式？模块2：领导力方向盘>成功领导背后的第三只手,1，播下领导力的种子2，成为全意识领导：会计师、关系师、管理师、推动师、激励师、伙伴师、设计师3， 案例及讨论：任务与领导者的匹配4， 测评：我的领导意识的层次有多高？>领导力落地,1，领导力横向7要素金字塔循环2，价值驱动评估指标3， 案例及讨论：管理制度的秘密4， 训练：寻找成功之钥>领导力进化1，提升领导力的方向2，四种领导力：领导自我，领导团队，领导企业，做社会领导3， 案例及讨论：领导力的“心经”4， 训练：提升自己领导力的办法模块3：团队领导力的核心>团队的建设及传承1，成功团队的核心资产2，团队建设的核心3， 案例及讨论：找出成功团队的10个关键要素4， 训练：我的核心资产>领导力六边形结构1，评估团队领导力的模型2，领导力绩效及行动力、现场力、专业力、成长力、驱动力、运营力3， 案例及讨论：提升领导力就是多学领导技能？4， 训练：你的领导力价值导向>规则制定者1，任务与规则制定者的匹配2，利益平台和权力系统3， 案例及讨论：建立团队的指挥系统4， 训练：在大规则下制定小规则模块4：成为六星级领导>运营力1，明晰任务、盘点资源2，领导者的角色3， 案例及训练：谁是团队中的左臂右膀？4， 训练：运营力典型问题及指数评估>行动力,1，业务技能及责任心2，正确的行为、习惯3， 案例及讨论：寻找获得佳绩所需的关键行动4， 训练：行动力典型问题及指数评估>现场力1，质量、成本、速度、持续力2，解决问题平台3， 案例及讨论：如何让一线自主解决问题？4， 训练：现场力典型问题及指数评估>专业力,1，完成任务的能力2，客户以及产品体验、服务体验,3， 案例及讨论：寻找立身之本4， 训练：专业力典型问题及指数评估>成长力,1，完成任务的能力2，持续改进、创新,3， 案例及讨论：人员优化的难题4， 训练：成长力典型问题及指数评估>驱动力,1，业绩导向和利益体系2，驱动力管理3， 案例及讨论：意志力和期望值4， 任务：驱动力典型问题及指数评估模块五：有效的领导力>领导力绩效1，四种绩效: 员工、顾客、组织、投资者,2，七层次领导力与EFQM卓越管理模型的结合3， 任务：通过绩效诊断团队的问题>能力与能量,1，领导能力的干扰指数2，领导能量矩阵3， 任务：识别领导正能量、负能量模块六：领导力发展>领导力的平衡1，领导者的需求平衡模型,2， 测评：你的领导力需求平衡分布>领导行动的评估1， 测评：你的领导行动所在层次,2， 评估：“意识—价值---行为”的吻合及偏差3， 辅导：提升领导力的方向和策略 只有领导者具备并发挥领导力，才能有效引导和激励员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升组织的核心能力。而发挥领导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领导者以身作则。“身教”往往比“言传”更为有效。领导者要一贯坚持以身作则，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情。现实中，许多领导者往往言行不一致，自己本身的言行，和要求员工遵守的原则和理念相背离，这样的领导者，奢谈领导力的发挥与提升，显然是自欺欺人。正人先正己，培养员工和下属之前，领导者必须提升自身素养，必须遵循和坚持“由内而内”的修炼方式，真正从内心去反省和观照，建立纯粹的信仰，沉淀清晰的理念，扎牢坚定的立场，然后才可能“由内而外”传播信念和原则，塑造组织与企业的文化，并引导和促进员工的发展。如果领导者缺乏信仰，就很难影响和引导员工，很难为员工提供长期有效的示范。没有信仰的人缺乏持久的言行一致、真诚和理性，往往表现出行为情绪化和立场不坚定，这样的领导者，往往连基本的“取信于人”也谈不上，又何谈开发与提升员工的领导力？所以说领导者应该具备一点宗教情怀，要有悲悯之心，即悲天悯人、敬天爱人。所谓敬天，就是对上天和自然规律怀有敬畏之心，明白自身的无知和局限，克服自负和嘲弄。所谓爱人，就是由己及人，以同理心和换位思考，体验别人的感受，从而选择共赢的处事立场和行为方式。如果是企业领导人，则对市场要有敬畏之心，不要试图去玩弄市场，做一些违背规律却自以为聪明的决策。如果只有技能和技巧，而缺乏信仰和原则，企业的成功终将是昙花一现。能真正做到以身作则的领导人，往往就是具有敬天爱人的宗教情怀的觉悟者。 领导力的引发无外是由下属所赋予和其上司所支使。下必所赋予的领导力如心理契约、长幼有序、依存心理、危机心理等是上司不可随意支配的，故没办法从这方面着手去增强；相反应该由上司所支使的以下五种力来去做工夫，以求加强。1、 威吓力：领导者可以借此力（如调职、降级、惩戒、解雇等手腕）令下属顺从他的旨意。2、法定力：可以借此组织架构上的法定地位的权力发挥其影响力。3、报偿力：透过适当的报偿手段（加薪、升职等）来影响下属的行为。4、专家力：上司籍其所拥有的丰富经验、灵通信息、技术或准确的分析判断力而令下属信服。下属接受其提议或工作指引是因为对上司的能力具有信心而接受它。5、吸引力（向心力）：上司令可以以他在部属心中的魅力以支配部属的行为，部属因尊重及崇拜上司而主动地向上司认同，并设法按上司旨意办事。 首先，确定公司的领导力战略，即我们用什么样的战略来发扬我们公司的领导力，在公司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的前提下，是以购买为主还是以培养为主，或者是兼用？这个战略要首先确定。同时，你还要考虑是否要树立自己公司的领导力品牌。比如像GE和IBM等大公司已经树立了，但对有些公司来说，这方面可能并不是核心。其次，要确定是不是要做这些方面的企业管理。当确定这些东西以后，公司才有可能进入到下一步，否则一开始就先做领导力培养项目，做完之后，还要从外面招人，这样的培养可能会失败，因为虽然培养本身做的很好，但没有跟公司的战略相衔接。接下来是校准。当我们确定目标受众后，要做的是跟他们沟通，看他们做的绩效怎么样，然后评估他们做的好还是不好。当评估完成以后，就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了。第四个步骤就是进入开发阶段。大部分做培训的人或HR对这个方面都是比较熟悉的，因为这是实际开发层面。从整个公司角度来看，或者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要看它有没有激励制度，有没有能够让参加领导力培训的员工胜任新工作的激励回报机制。如果培养项目结束之后，没有回报，这些人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呆着，没有任何晋升，他们就有可能跳槽

设计管理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对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提高管理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科发展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管理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管理学论文 范文 一：执行型下的软制度建设

一、执行型政府与行政执行力

(二)行政执行力的构成

有效的执行力是由许多要素和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行政执行力不是单个的力，而是由诸多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合力。而其中忠诚力、理解力、 领导力 、控制力是构成行政执行力的基本要素。忠诚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对党和国家、上级政府以及自身工作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热爱而产生的强大执行力。忠诚力是一种由信念产生的强大力量，会唤起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道德责任，从而把人的无意识的行为转变成为自动的、自觉的执行行为，是执行的最大动力。理解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准确把握国家的法律法规精神和深刻领会上级部门的政策意图的能力。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及政策本身的内涵是政府部门高效执行的开端，只有做到“吃透法律”“摸透政策”，才能确保依法行政和高效执行。领导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模范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协调各类资源和各方利益关系，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效贯彻落实的能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协调指挥，具有强大领导力的政府部门能够紧密结合当地执行环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排除法律和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阻力和障碍，成为执行活动的“大脑中枢”。控制力是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常变不居的法律和政策执行环境中应对执行变化、纠正执行偏差、确保法律公正和政策落实的能力。这种控制力表现为对法律法规推行过程的把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确保国家对社会的依法治理，维护法律的公正公平，体现法律的威严和公信力。行政执行力不是以上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基本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力。同时，政府的行政执行力还受到执行环境、政策资源、制度约束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在这些外在的影响因素中，制度约束因其普遍的约束力和影响力，成为了影响行政执行力的关键因素。

(三)制度因素对行政执行力的影响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执行型政府的执行行为亦然。执行型政府能否依法行政、有效履行政府职能，与其自身的制度约束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影响行政执行力的制度约束角度来看，执行型政府的制度约束由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规章条例等刚制度约束和价值理念、政府 文化 、伦理道德、心理约束等软制度约束组成，同时受社会环境变迁因素的影响。正是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规范性特征的刚制度与具有广泛性、自发性、持续性特征的软制度在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中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对执行型政府执行力的强有力约束和驱动效应。

二、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约束的现存问题

执行型政府在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由于传统的“管制”理念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利益主体结构、需求结构和利益实现途径的日趋复杂化，“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结合遭遇多种复杂因素的阻力。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约束作为国家治理中德治的主要抓手，其现状不容乐观，产生了以下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内在软制度建设缺失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末端治理。执行型政府作为国家改革方略和政策的最终实施者，在贯彻法律法规时往往通过制定政府 规章制度 等来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予以落实。这种用刚制度来推动刚制度实施的方式过于简单直接，忽视了相应的内在软制度的建设。使执行型政府在依法行政的道路上疲于应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在执行型政府内部达成广泛共识。没有了“改革进取”“自我超越”等软制度精神的强烈召唤，执行型政府的内在改革也会动力不足，使法律和政策执行停留在表面，行政执行力的提升难以实现。

(二)软制度与刚制度相互分离

良好的制度体系必须由刚制度和软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而成。刚制度只有植入软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因地制宜地与之深度融合，才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同样，软制度也必须依靠刚制度的强制力才能有效发挥其约束作用。一旦两者分离，制度约束的效力将大幅削减。然而部分执行型政府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没能深刻理解刚制度与软制度的相互关系，更多地偏重于规章制度等刚制度的建设，而忽略了其与软制度的协同，致使软制度建设滞后于刚制度的发展步伐。与此同时，部分执行型政府尽管大力推行软制度建设，却没有为这些软制度配套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奖惩 措施 ，导致其仅仅停留在 口号 上，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中，在公共治理中出现治理不力、社会互动不足、法律和政策执行阻力重重等后果。

(三)软制度建设脱离社会

环境好的制度必须“落地生根”，才能“开花结果”，软制度的实施尤其如此。然而执行型政府在开展软制度建设时，由于对其特性缺乏深刻把握，很容易将刚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制度移植” 方法 运用到软制度建设当中，直接复制和引用其他政府部门的软制度规范，忽略了政府部门自身的基础和组织内部各个体的认同情况。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差别和内部文化差异，这些外来的软制度很难真正得到政府执行人员的深度认同，他们依然按照原有的执行理念和行为规范开展工作，使外来的软制度成为了形式上的制度符号，没有实际效用，造成了软制度的“仪式化”。

三、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构成

执行型政府作为法律法规和政策执行的核心主体，其行政执行力的提升需要有力的制度支撑。其中，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作为各项刚制度的有效补充和行政执行力的深层次柔性调适机制，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

(一)“执行导向”的价值理念

执行型政府的价值理念是执行型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政府行政所持有的一种较稳定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观念体系。它是政府执行活动和政府人员行动的指南。“执行导向”的价值理念，则是政府执行活动的先导。执行型价值理念的培养，能够促进政府人员以执行为天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增强执行责任感，提升执行刚度，从而提高行政执行力。

(二)“崇尚服务”的政府文化

文化根植于社会和组织之中，是一种潜在的无形力量，其影响是全面、巨大且持久的。而弥漫于政府组织内部的政府文化，往往能以强大的影响力引导政府执行者的思想意识和执行行为，并将其崇尚的各种价值观念、信念及行为规范逐步演变成为执行者自觉的执行思维和行动习惯。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我国目前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这种以“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为导向的政府治理模式更加强调政府对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执行，更加重视政府应有的“服务职能”，使“服务而非管制”“掌舵而非划桨”的理念成为执行型政府的政府文化核心。

(三)“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

心理约束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依据内心自发形成善恶好坏标准从而自觉遵守某些准则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超脱于外力的，而且一旦形成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一旦内化为行政主体的内在信念与行为模式，就会产生长期的自我约束力，使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做到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坚定贯彻到底，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自觉远离。“令行禁止”的心理约束为行政执行力提升提供了法律法规之外的隐形保障，是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内核之一。

(四)“乐于奉献”的内在激励机制

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组织和个人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而相比外在的制度激励机制而言，内在的自我激励机制更能激发人的工作动机和潜能。执行型政府的执行活动面临着上级、协作部门、执行对象等多方面的压力，且由于利益因素的干扰和社会互动不足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执行过程往往充满阻力，存在诸多挑战。乐于奉献的精神能够激起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唤醒不畏艰难、直面困难的执行意志，不断克服执行难题，勇于实现执行目标。

四、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法治与德治的密切结合，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强化以软制度为基础的道德教化，才能确保符合道德精神的良法和体现公共利益的政策的产生，并使这些良法和善政依靠具有高尚道德的行政执行者在公序良俗的社会环境中推行。因此，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实现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实现道德教化、通往社会善治的路径。

(一)弘扬政府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政府治理理念从根本上革新了政府部门的行政价值取向，为政府部门塑造了全新的政府形象，也为创新社会管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聚集着新的能量。它蕴含的服务型政府、依法治国、参与管理和以人为本等核心价值理念，为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标明了航向，对执行型政府强化执行力有着强大的指引作用。服务型政府理念意味着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由原来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转变为现在的“服务供给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执行型政府需要坚持“顾客导向”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力求为“顾客”提供更具人文关怀的高效、高品质的服务，并积极对“顾客需求”做出快速回应，使执行型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在服务性和回应性中得到不断提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提高政府行政执行能力的关键环节。执行型政府在强化软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法治理念和依法行政的原则渗透到每一个执行环节和执行过程。现代的政府治理是多向互动的治理模式，因此执行型政府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有效吸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以此激发社会公众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意识，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全力配合政策落实，从而促进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改革蓝图在基层“落地生根”。“以人为本”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的，也是现代治理型政府、执行型政府区别于传统的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及管理型政府的重要标志。因此执行型政府必须将以人为本的核心治理理念浸润到每一个政府部门及其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大力弘扬民本作风，自觉摒弃和抵制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促进行政执行力的提升。

(二)引导驻存改革演化中的先进文化

政府改革和管理创新是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工作重心，层层推进的改革为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改革演化过程中先进文化的引导驻存，将为执行型政府营造浓厚的执行氛围，打造崇尚服务、令行禁止和乐于奉献的高效执行型政府。社会软制度层面的规范和价值观等强化了正式制度，并使这些正式制度被社会所接受和支持而得以延续。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正式制度的发展和演化，是正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政府机关文化对执行型政府的工作效率、执行效果等有着重要的影响。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建设，关键在于塑造先进的执行型文化，使之在执行型政府中引起广泛共鸣，凝聚团体共识，并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确保其始终处于引领执行型政府发展、促进执行力提升的先进地位。

(三)培育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实施机制

完善的制度不一定必然导致完美的结果，还必须配套相应的制度实施机制才能产生现实效力，因此执行型政府软制度效力的充分发挥，除了不断完善软制度本身之外，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培育和健全软制度的实施机制。第一，建立软制度落实的引导激励机制。“制度本身是无生命的存在，它的活力必须由人赋予”。由此可见，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制度落实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软制度实施的效果。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执行型政府需要对所属人员进行执行理念和执行精神的正面 教育 引导，并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服务意识、自觉做到令行禁止和充满奉献精神的执行组织和个人给予薪酬和职务的提升，进行荣誉和称号的授予，同时通过公开表彰先进典型、宣传报道先进 事迹 等形式对这些行为进行正强化，不断巩固效果，扩大影响。第二，强化领导干部的示范效应。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不仅体现了社会道德和执行型政府软制度建设的主题，而且是影响其成效的关键因素。因此领导干部要主动做出表率，自觉做到依法行政、无私奉献，带头践行各种先进的执行理念以及体现这些理念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用实际行动感化和号召全体执行人员树立良好的执行意识，促进各项软制度的有效落实。第三，健全软制度落实的监督机制。软制度的非强制性特征决定了其实施主要依靠社会成员的自我心理约束和自律行为。但仅依靠软制度内在的感召力和约束力来发挥其效力是远远不够的，执行型政府必须建立健全软制度落实的监督机制，对执行型政府中的官本位、以权谋私、执行不力、松散懈怠等不良作风进行坚决查处，并通过政务平台、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等多种途径将这些现象公之于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使执行型政府中的不端行为无处藏身，进而促进执行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人人敬畏软制度、各个落实软制度的良好风尚。

(四)发挥软制度与刚制度的协同效应

一项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完善与否，还取决于和其他制度的协同与融合的程度，这是我国在社会治理中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原因。若要最大化发挥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效力，必须促进软制度与刚制度有效协同，通过这两种制度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融合，使软制度在协同体系下凸显作用。第一，要发挥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补效应。软制度与刚制度因各自的特点不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也不一样。因此在执行型政府强化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于刚制度尚不健全的领域，必须加强相关软制度的引导和约束;同样，对于软制度制约乏力的领域，必须强化刚制度的支撑和依托作用。两种制度相互补充，才能有效减少制度约束的盲区，对执行型政府形成全方位的制度覆盖和无缝隙的制度约束。第二，要增强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促效应。执行型政府的软制度与刚制度本质上的一致性和互通性决定了它们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一方面，执行型政府软制度中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和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是执行型政府各项刚制度建立的基础和依据，同时软制度可以推动刚制度之间争议的解决，增强刚制度的合理性。因此执行型政府在制定行政法规和各级规章制度时，应坚持以执行导向、崇尚服务、令行禁止、乐于奉献等先进的执行型理念为指导。另一方面，刚制度所具有的强制性特征能为执行型政府软制度的实施提供支撑，降低软制度实施的阻力，增强软制度实施的效果。第三，要促进两种制度在协同过程中的互融效应。执行型政府刚制度与软制度的互相融合是指二者通过一系列彼此相互适应和协调的有效制度变迁，最终达到彼此共生、相互促进的一个帕累托改进。执行型政府需要适时地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执行环境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和改变刚制度与软制度的内容和形式，使二者之间更具恰适性和耦合性，从而实现共生互进的良性循环。

管理学论文范文二：城市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一、社会保障中的内容

1.社会 保险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最为关键的部分，社会保险的概念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专门机构负责实施，运用社会力量，通过立法手段向劳动者及其雇主筹措资金建立专项基金，以保证在劳动者失去劳动收入后获得一定程度的收入补偿。社会保险的种类有许多，主要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养老保险。

2.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社会上低收入者与弱势群体，通过直接给予这部分群体经济上的支持，以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社会救助的形式同样都许多：包括住房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灾害救助制度，贫困救助制度等等。

3.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最高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面向社会全体公民，提供良好的，免费的服务。社会福利从实质上说应该是一种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津贴。

4.社会优抚

社会优抚针对的对象比较特殊，对象大多是国家或社会上那些现役军人，残疾军人，退役军人，烈士等。社会抚恤的本身就是一项较为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针对的对象十分狭隘，享受社会优抚待遇的对象是为整个国家及社会有所付出，牺牲的，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社会优抚的待遇往往是比较高级别的。

5.社会互助

社会互助更加能体现一座城市在社会保障上的“温度”，因为社会互助是针对那些有生活困难社会成员，并由公民自愿帮扶形成的一项特殊的社会保障制度。指的是社会组织和成员自愿组织和参与的活动。他是一种自愿的、非营利性的，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社会的捐款、自愿捐款，政府救助资金来源是税收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社会互助的主要形式有：工会、妇联等群众团体组织;慈善救济的民间公益组织;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自发组成的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等。

二、社会保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1.维持社会稳定，为城市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一个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让居民充分享受更有安全感的城市生活，居民在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满足感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犯罪率。整个城市呈现出安定和谐的局面，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中，将能够更好地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土壤”。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在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让社会能够安定有序。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将公平与互济为主题，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中，随着现代民主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权益，人们内心的自由与平等的意识不断增强，这就对社会公平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不仅仅关注公平本身，开始更加关注整个社会公平的进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正好契合广大群众内心的需求，符合每一个社会人的内心价值取向，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每一个人的生活保证在一个规定好了的标准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存在于整个社会当中的极端情绪，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能够有效地缓和社会上的矛盾，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阶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好社会基本结构的稳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可以理解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是和生产力同样的以制度为保证的尊重。

2.促进城市居民消费，拉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近年来，随着出口锐减，投资下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剩下消费这一项。因此促进城市居民消费，对拉动内需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在制定经济政策中明确指出将扩大内需作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要想让社会群众大胆放心地消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解决广大社会群体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享受相对应的有保障服务。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感，吸引人口定居

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为了让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控制在一个设定好的标准之上，在满足了这些群体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后，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将会大大提升，这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打个比方，广大群众更加愿意到大城市去生活，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城市能够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社会福利，由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来到这些大城市，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这些人口带来的生产力，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建设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

4.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

上文论述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给予广大群众最直接的公平与正义，让全体社会群众能够享受到一个规定好了的标准之上的生活。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这些收入差距的存在让整个社会结构十分不稳定，为了避免出现不想出现的局面，必须要有一套完整有效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去缩小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尽管社会保障制度在缩小城市收入差距上的能力与税收相比十分薄弱，但是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上为广大社会群众提供一系列的最低保障的生活服务，这是不能通过税收做到的。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1.采取多种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尽力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缺乏为了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投入的资金足够大，但是如果社会保障需要的资金全部由政府掏腰包，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压力会十分的大，因此，政府应当广开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源，大力鼓动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以及公益组织充分地参与到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活动中来，尽可能地减少财政支出压力，尽可能地弥补社会保障基金的缺乏，尽可能地让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稳定在一个高标准的水平之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填补空洞的社保基金账户，逐步减少社保基金运营的风险。我国商业保险是落后于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的，因此，未来所有的系统设计应考虑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协调、相互促进，确保商业保险补充社会保险缺乏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可以争取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贷款、援助，建立教育、卫生保健、职业培训等社会保障项目，甚至可以将国际保险基金引入国内市场，通过多 渠道 融资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实现多层次社会保障，加强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必须从多个方面展开。同时社会保障的制度应当讲求高效率，即通过最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保障效果。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必须经过严谨的论证分析，规范的试点调研才能广泛地展开，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稳定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严谨、科学。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资源再分配的功能，社会保障提供的福利必须是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能够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应根据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社会资源供应能力、政府的财政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3.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实现保值增值

实现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必须依赖于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要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投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但是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在投资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为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稳定投入，这就决定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操作必须是高质量，高标准的，同时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来帮助基金的保值增值，只有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才能确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区间内社会保障的力度和效果能够有效控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也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来剪短基金的整体运作，才能全面地控制社会保险资金的流动与运作，也能够从源头上避免出现社会保险基金流失的情况。

宋朝法律制度及执法形式研究论文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赵光义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 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宋朝的司法机构 宋朝的司法机构，也是按照中央集权建立起来的。 宋朝把全国分为诸路，每路都设有转运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级常设官员，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转运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审判事官。宋制地方原则上只分两级，一般由各级行政长官即地方政府首脑兼理司法。 县级司法审判事务由县长官知县事全权职掌，并且以亲自参与审判案件为原则。县以下的镇岩官员，无权审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县官员的监督下，处理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可见，县为宋朝司法机构的基层单位。 州级（与州同级的机构还有府、军）司法审判事务由州的长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军监掌管。进行为了控制司法和监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设通判，作为州的副长官。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须经过通判，才得施行。同时，朝廷还选派幕职官员，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处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务。其掌管检法议罪的，有司法参军；掌管调查审讯的，有司理参军。 因开封府在京师，在司法官员的设置上有些特殊的规定，实际上不同于其他州、府。开封府除设府尹一人外，还设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轮流审判案件。另设左右军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审讯；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分管检查侦讯和处理轻微事件。此外还设有司录参军一人，处理户口婚姻等纠纷。（原来开封府有这么多官，可怜的包、策、昭三个人要干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设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别共掌司法。大理寺长官不设专职，以判寺一人为首，兼少卿事一人为副，均由其他官员兼任。下设详断官和法直官等，办理具体司法事务。寺不设监狱，所有人犯都寄禁在开封府狱（怪不得开封府的监狱很拥挤）。真到神宗时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长官，才开始设置专职官吏，并恢复大理寺狱。（这就是后话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机构中，还设有御史台。以御史中丞一人为台长，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以知杂待御史一人为副，主持台务。下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检法、主薄等官，办理对违法失职官吏的侦讯，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行使监察职务。与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台有拘禁犯人的监所，称为台狱，监禁它所主办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实际上是三级三审制。 宋朝的基层司法审判机关设在县一级，由其知县负责。但县级司法机关只能处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县搜集证据，并对案件审理明白，然后上送州里，这称叫“结解”。县知事对于刑事案件，原则上应亲自审理。县属镇岩官员，只能处理轻微刑事案件，以笞为限，应处杖以上的案犯，即送县讯办，不得自行决断。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县判决执行，知县署名。县狱只羁押未决犯，已决犯笞、杖罪的行刑后即释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羁押已决犯。（想起很多单元里的县令，都在法场监斩呢，真可怕！） 州一级司法机构，包括府、军，在宋朝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别重视。除知州事外还特设有通判作为各州的副长官。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须经过通判签署（当时叫签议连书），方得施行；否则，无效。同时，朝廷又直接选派幕职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处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务。 凡属处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处理，州可以判决执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审判程序，大致分为推鞫，检断和勘结三个阶段： 所谓推鞫，就是巡检、捕获犯人，或者由县衙解送人犯到州后，先由司理参军审讯，传集人证，搜集证据。（昭的活儿） 所谓检断，即检法议罪的简称，就是由司法参军，根据已经得到和查证落实的犯罪事实，检出适当适用的相应法规，评议确定应当判处的罪名和刑罚。（策的活儿） 所谓勘结，就是由朝廷选派的幕职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据审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实际和检出备齐的有关法规，进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视需重新直接审讯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报请行政长官知州签发。 最后，由知州根据判稿决定判词，并签署判决，对外发布公告周知，有所趋避。（包的活儿） 案件的判决虽然是以知州的名议发布的，但是参与判决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参军，要负边带责任。因此，上述有关官员对判决如果有异议，应当及时申请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采纳此议，可另写反对意见的文书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见，这称作议状。倘若以后发现判决有重大错误时，有议状在先的官员，可以得到免除连事处罚；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议状而发现原判决的重大错误，并借以得到及时纠正者，而持有议状在先者，还可以得到庆有的奖赏。宋朝最高统治者，以此奖惩办法来提高司法官吏责任心，保证办案质量。（要照这么说，包包每惩办一次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着连带一批官员才是呀！看来和包包同一时期做地方官，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死刑案件，事关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规定。因而，知州在审判死刑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某案有“法重情轻，情重法轻，事有可疑，理有可悯”等特殊情事时，知州就应将全部案卷送请朝廷裁判，这叫奏谳。凡奏谳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详断。当然，犯罪事实明白，证据充分，定案准确，适用法律也没有疑义，罪犯本人又已经认罪的，当然就没有奏谳的必要了。（审不清楚的案件没看几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这里来呀！）《宋会要》“刑法四”的规定：凡应奏谳而不奏谳，或者不应奏谳而奏谳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处分。这样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办案上的专断或者推诿。 宋朝对死刑案件还规定有“翻异”制度，即准许呼冤。凡已经判决尚未执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属都可以鸣冤，这在当时称作“翻异”。刑律规定，案件一经翻异，司法机关便需再审理一次，这称为“复推”。（这种情况“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凡在提刑司录问时，即因复核而审讯时翻异的，提刑司应当差遣原审官以外的法官审理，称叫“别推”。这在宋时叫不干碍官司，类似现代的回避制度。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详复后核准执行时翻异的，则应由该路其他监司审理。假如本路监司都有干碍，比如同犯人有亲友关系等，那就应当由邻路提刑司审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单元里的大理寺官员，他的女儿就是被怀疑被狄青所杀，老人家一点也不避嫌）再审后，仍有鸣冤的，那就要直接请示朝廷，这称为奏裁，由皇帝决定。 宋朝还规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复审，同时朝廷也经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审理案件。就是说，一切死罪案犯都须先经过刑部详细复核。（那为虾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铡人呢？？答：因为包包的铡刀是御铡！）而由各州奏谳的刑事事案件，大理寺复审后，最终还要交到刑部详复，然后自送审刑院详议。由此可见，大理寺的职权是相当有限的。 大理寺的审判事务，具体分工还是严格的，其左部负责断刑，掌管全国官员、将校被检举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报请复审的案件；其右部负责治狱，即掌管京师各机关职官的犯罪案件。案件在大理寺经过详断作出定判，经刑部详复后，还须经门下省复核，门下省如果认为案件处理不当，则得依法驳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详断；刑部还须再行详复，或者由门下省直接予以纠正。门下省通过，中书省仍得评议，如果评议结果认为原判不当，中书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陈述异议。假如皇帝也认为案件有疑义时，则发交两制（即指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的中书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副相）、台谏（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谏官——知谏院）共同评议（这当时称杂议），再行决定。（麻烦死了，还不如直接交给包包方便些！最可气的是，刑事案件这样层层把关，可还是冤狱丛生。） 总之，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为宋朝的司法机关，分工制约统统对皇帝负责；其司法制度也体现着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精神。（一）中央司法体制 宋朝沿袭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为三大司法机关，各机构职责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为加强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朝廷于宫禁中增设审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详议官六人。全国上奏案件，须先经审刑院备案，再发交大理寺审理和刑部复核，然后由审刑院详议，并奏请皇帝裁决。这实际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级复审机构，剥夺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权力，使审判和复核程序复杂化。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审刑院，将其职权归还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诏命所立案件，由朝官临时组成制勘院审断；由中书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诸路监司及州军等派官临时组成推勘院审断，从而保证了皇帝对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枢密院有权参与军政案件的审判监督，三司及户部有权参与财政赋税案件的司法审判。 （二）地方司法体制 宋朝地方实行州（府）、县两级制，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各县有权审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将审理意见报送州府判决。各州有权审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须上报提刑司复核，重大疑难案件要上报刑部，由大理寺审议，或经皇帝裁决。在京畿地区，由开封府和临安府负责司法审判活动。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县之上增设路一级提点刑狱司，作为中央派出机构，主要监督本路司法审判活动，复核州县重大案件，监察劾奏州县长官违法行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审判权的控制。 二、诉讼审判制度 （一）诉讼时效与审判时限 宋朝对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已有明确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具体的诉讼时限。 1．民事诉讼时限与时效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宋朝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时限的“务限法”。所谓“务”，即指农务；入务指农忙时期，务开指农闲时期。根据《宋刑统》“婚田入务”条规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为务限期，州县官府不得受理民间田宅、婚姻、债负等民事诉讼案件；如有民事纠纷，应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递交诉状，官府须于三月卅日之前审理结案；逾期不能结案，必须上报原因。为防止有人趁入务之限阻拦业主赎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补充规定：侵夺财产案件，虽在入务期限，“亦许官司受理”。 对于判决不服，可逐级上诉，直至中央户部。为防止诉讼久拖不决，宋朝规定了审理民事案件的词诉结绝时限。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规定，州县半年内未结绝者，即可上诉。宁宗庆元年间规定，简单民事诉讼，当日结绝；需要证人证言的，县衙限五日审结，州限十日，监司限半月。[14] 关于民事诉讼时效，太祖时规定，因战乱出走而返回认领田宅者，超过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宋刑统》规定，田地房屋纠纷，事后家长、见证人死亡，契书毁乱超过二十年，不再受理；债务纠纷，债务人、保人逃亡过超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时规定，买卖田宅满三年后发生纠纷，不得受理。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维护依法形成的民事关系和社会的稳定。 2．刑事案件的听狱之限 对于刑事诉讼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类规定了“听狱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内结案。如太宗时规定，大理寺分别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审刑院分别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别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时，按案卷纸张多少，明确划分大、中、小事的三类标准：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同时规定：大理寺、刑部复审案件，大、中、小事分别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师及八路地区复审案件，分别为十日、五日和三日。[15] 对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审判的特殊案件，两宋规定有特殊的断狱时限，体现了灵活变通的特点。 （二）皇帝躬亲狱讼 宋朝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首先表现为直接介入司法审判活动。太祖、太宗等都曾亲自决断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凡御笔断罪案件，不准向尚书省陈诉冤抑，否则以违御笔罪论处；承受此类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拦延误”执行；否则，延误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论处，罪止流三千里。[16] 其次，皇帝还经常亲自录囚。开宝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两京和诸州长吏督促狱掾，每五日一录囚。太宗重申此制，并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闻一次，后又将十日一录囚定为常制。太祖、太宗还亲录开封在押囚犯，使数十人获得赦免。南宋孝宗、理宗不仅每年大暑审录决遣，而且实行“大寒虑囚”[17]。 （三）重视勘验证据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宋朝重视使用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尤其注重法医检验和司法鉴定等调查取证。官府设有专门检验官，并制定勘验法规，以规范检验的范围、内容、程序、规则，检验人员的责任及勘验笔录的文书程式等。《宋刑统·诈伪律》有“检验病死伤不实”门，《庆元条法事类》也有“检验”门及“检验格目”、“验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体规定了检查勘验制度。 宋朝法医学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点刑狱宋慈（1186—1249年）总结历代法医检验技术，结合自己的法医实践经验，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获准颁行全国，成为官员司法检验活动的指南。该书选定官府历年颁定的条例格目，吸取民间医药学知识，编成检复总说、验尸、四季尸体变化、自缢、溺死、杀伤、服毒等53项内容。明朝以后，它还被译成朝鲜、日本、法、英、德、荷兰等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鞫谳分司制度 鞫指审理，谳指判案，鞫谳分司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实行鞫谳分司制度。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详断官（断司）负责审讯，详议官（议司）负责检法用律，最后由主管长官审定决断。各州府设司理院，由司理参军（鞫司）负责审讯及调查事实等，司法参军（谳司）依据事实检法用条，最后由知州、知府亲自决断。鞫谳分司强调两司独立行使职权，不得互通信息或协商办案，有利于互相制约，防止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复杂多样，条文内容繁多，设立专职官员检详法条，也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但是，鞫谳分司制度并不是解决司法腐败的根本办法，而且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五）翻异别勘制度 翻异别勘源于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录问或行刑时推翻口供（翻异）提出申诉，案件必须重新审理。宋朝录问是对徒刑以上案件判决前的例行程序，受审者可借此获得申诉机会。在行刑前的“过堂”或行刑时，被执行人也可提出申诉。对于这种申诉称冤案件，官府必须重新审理，称为翻异别勘。 宋朝的翻异别勘制度，分为原审机关内的“移司别勘”和上级机关指定重审的“差官别推”两种形式。前者是在原审机关内将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门重审，又称“别推”。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中，都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审判部门，如刑部左、右厅，大理寺狱左、右推；案犯不服判决提出申诉，即移交另一部门重审别推。后者是对移司别推后仍翻异者，由上级机关差派司法官员前往原审机关主持重审，或指定另一司法机构重审。哲宗以后，翻异别勘制度有所变化。凡在录问前或录问时翻异者，应移司别推；在录问后翻异，则要申报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为了防止囚犯反复翻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翻异别推以三次为限，超过三次仍翻异者，便不再别推。南宋以后，将其放宽到五推为限。

北宋初年与唐朝的法律形式相同，仍为律、令、格、式，北宋的律就是《宋刑统》，从宋神宗开始提高了编敕的法律地位，也就改变了法律形式的体系，变为敕、令、格、式。 敕：惩罚犯罪的法律。 令：行政法令。 格：官制官规。 式：公私文书的格式。 例：见上文。 申明：朝廷主管官署对法律和法令的解释。 看详：即审定，指中央主管官署根据法律、法令对案件审理的意见。 条贯：官府办事的程序和手续。

(1)《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法典，有关民商事立法的内容比唐律大为增加。(2)随着民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大，立法内容也大为扩展。立法涉及到所有权、债、财产继承、婚姻嫁娶、检校析财等内容，多为唐律所不及。(3)私有权观念深化，保护财产继承权及促进海外贸易的单行法规增多。3.版权保护首次在宋朝出现。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始以法律手段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官府多次出榜严禁盗版印行。

（一）《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贞观律》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2、《永徽律疏》的颁行。《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师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日”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二）十恶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书仪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三）六杀、六赃与保辜1、六杀。《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唐律的“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因为激愤失手而把人杀死的杀人犯罪；“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谋杀人，一般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于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出罚。戏杀则减斗罪二等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2、六赃。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枉法裁判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于死刑的加役流。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盗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罚徒刑2年。持凶器是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授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授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3、保辜。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四）五刑与刑罚原则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都是流三千里，但到流放地后要在当地服役三年；（5）死刑，分斩、绞二等。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2）自首原则。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后果危害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的后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规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赃犹征如法”，即赃物必须按法律规定如数偿还，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死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3）类推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4）化外人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1、“礼法合一”的特点。2、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一）《宋刑统》与编敕1、《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是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刑统》的编纂体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时颁行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具体编纂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都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宋刑统》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宋刑统》也是30卷，12篇502条。二是《宋刑统》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三是《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四是《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2、编敕。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代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神宗时还设有专门编敕的机构“编敕所”。从太祖时的《建隆编敕》开始，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编敕的特点是：（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二）刑罚的变化1、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帐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处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行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最的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单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2、配役。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3凌迟。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三）契约与婚姻法规（一）《大明律》与《明大诰》。（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布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适应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明律的制定经过了四个阶段：①吴天年《大明律》。鉴于元末法制败坏的教训，朱元璋曾说：“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就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颁行之”。这是最早拟定颁行的明代法律（《大明律》）。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②洪武六年《大明律》。洪武六年（公元1368年）冬又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其“篇目一准之于唐┅┅┅分为三十卷”。仿唐律12篇体例，名例律置于最后，内容繁于唐律。经朱元璋“亲加裁酌”后颁布。③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后又因条例“增损不一”和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0年）废中书省、宰相，遂“更定大明律”。以后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编纂体例，按六部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条。隋唐以降（元代例外）沿袭800年的法典结构至此一变。基本条款仍同唐律，只是明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在立法技术上较唐更为精细，体例也更趋完备和科学。以后又将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诰》，选出147条附于律后。④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到了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律从初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多年，表明立法的积极与慎重态度。（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手订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原为周公东征殷民时对臣民的训诫。明太祖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瘃首、断手、斩趾等等，都是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明太祖死后，大诰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三）明清会典。（1）《大明法典》。明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大明会典》基本依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故《大明会典》就其内容、性质与作用来看，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2）《大清会典》与清代行政法。为了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自康煦朝开始，清廷仿效《明会典》编定《清会典》，记述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煦、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自乾隆二十七年编纂《乾隆会典开始，《清会典》的编纂一直遵循“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原则，典、例分别编辑遂成固定体例。“会典”所载，一般为国家基本体制，少有变动。具体的变更，则在增修“则例”中完成。（一）司法机关1、唐宋时期的司法机关。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1）大理寺。（2）刑部与审刑院。（3）御史台。（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一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2、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1）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审机关，为六部之一，执掌全国“法律刑名”事务，下设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还设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秋审的秋审处、专掌律例修订的修订法法律馆。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在处理全国法律事务方面一直起主导作用，主要负责：一是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2）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请皇帝裁决。依清律规定，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提出封驳。（3）明代都查院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司法活动仅限于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并无监督法律执行的原则。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察百官风纪、纠弹不法，同时负有监督刑部、大理寺之责，如刑部、大理寺发生严重错误，可提出纠弹。亦可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4）地方司法机关。3、管辖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同时又规定：“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反映出明朝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的立法意图。此外，明朝实行军民分诉辖制，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可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若军案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从中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4、延杖与厂卫。（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2）“厂”、“卫”特务司法机关。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厂”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任命亲信“提督”明末曾下令尽毁锦衣卫刑具，不许再用。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余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二）诉讼制度三，清末司法体制的变化（一）司法体制的变革与四级三审制清政府对旧的诉工提和审判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仅流于形式。表现在：1．清末司法的变化。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刑政事务；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实行审检合署。2．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诉工制度，实习感四级三审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证据.保释制度；审判制度社会实行公开.回避等制度。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改良监狱及狱政管理制度。（二）领事裁判权与审判和会审公廨1．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又称“治外法权”，是外国侵略者在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只由该国的领事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其本国法律裁判。确立于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及随后签定的《虎门条约》，并在其后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1）内容。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诉公依被告原则；相同领事裁判权国家公民之间的诉讼由所属国审理；不同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公适用被告主义原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公前者是被告则适用于悲哀高主义原则，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2）审理机构。一审由在华领事法院或法庭审理；二审上诉案件有3各国建立的上诉法院审理；终审案件，则由本国最高审判机关受理。（3）后果。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进行各种犯罪的护身符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工具。2．观审制度。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后确立的强行干预中国审判的制度即外国人是韵告的案件，其所属国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如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可以提出新证据等。这种制度是原有领事裁判权扩充，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3．会审公廨。1864年清廷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特殊审判机关。凡涉及外国人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筏中国人内与外国人诉公案，由本国领事裁判或陪审，甚至租界内纯属中国人之间的诉工也由外国领事审判并操纵判决。它的确立，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