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研究怎么写论文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研究怎么写论文

编者按：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逐渐开始出现各种不同的问题和缺陷，尽管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思想和理念还在，不过其中很多内容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政治发展的需求，因此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完善和修改。本文从行政诉讼法所作出的修改亮点与缺陷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修改行政诉讼法的相关提案，这也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多年来首次的修改，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其不仅能够对当前的百姓同公仆之间的关系进行改变，同时从另外一方面也有助于国家机构机制的重建，进而也表明了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化。 一、行政诉讼法的不足与完善 (一)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1.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具体来看，当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利用列举的方法来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科学。虽然法律可以罗列无数能够进行受理的法律案件，但是其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纰漏，所以该手段对于受理案件的范围而言，非常的明确;其次一些基本权利无法被行政诉讼进行有效的保障。当前的受案范围中，其并没有把宪法同行政诉讼法所必须保障的权利进行有效的融合，因此进而使得权利保护不力的情形。这对于司法机关而言，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在受理案件中会不断的额外增设法律障碍，同时也让行政机关找到了逃避司法监督的环境和方法。因为《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的规定方面存在着相关的缺陷和不足，所以迫切需要进行修改和健全。 2.修改了受案范围，将受案范围扩大。 这次修改将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以及摊派费用的等其他相关的行政行为归入了受案范围。另外扩大受案范围是总体发展趋势，是这部法在制度建设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其中进一步明确列举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不予受理，进而确保了普通大众的切身权益。 (二)行政诉讼法的管辖制度 1.行政诉讼法管辖的现行规定和存在的问题 在《行政诉讼法》中，其涵盖的管辖制度囊括了非常多的类别，譬如地域管辖以及其他相关的管辖类别，具体来分析，大致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当事人在进行诉讼过程中，以及法院行使审判权两者之间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很难被解决;其次是较多的延续使用了《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管辖的具体内容。在行政诉讼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一规定不仅顺应了当时的发展潮流而且发挥了当时应有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它开始逐渐显露出与现实的不符合性和不适应性。因此管辖制度必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入手，全面的考量;再其次司法地方化现象逐渐偏激化。众所周知，因为管辖原则其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法院严明的审判做保障，其仅仅只是实现官员相互之间的勾结而确立的。最严重的是出现了司法地方化，因为行政机关的审判受到了地方政府、人大、党委的非法干预和其他阻碍，这不单单在很大程度上会干扰到行政案件的审判公正性，同时其他相关的群体的合法利益也会受到巨大的损失。所以这对我国行政诉讼管辖的规定进行改革和完善是相当有必要的。 2.建议完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基本内容 首先能够进行跨区域管辖。在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之后，高级人民法院就能够按照审判工作过程的具体情况，来明确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的行政案件。行政审判所面临的难题就是关于行政的干预。由于一些基层法院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受到了地方和行政机关的制约，所以导致了一些案子判不好和判不来。本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可以说，极大的降低了法院的地方化缺陷对于公正审理的负面干扰;其次行政机关不能越权，影响或者干扰到法院立案以及其他方面的类似条款。尽管这没有较强的限制性，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也表现了在新修订的行政诉讼中，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呐喊。如果想要该条款成为现实的话，那么必须着手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以期能够更好的将权利落实。 (三)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规定 1.现行的起诉期限规定存在的弊端和不利 一般来说，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机制具有下面一些不足和缺陷：首先是对于行政效率的需求进行了不必要的考量，同时时间非常简短;其次规则内容含糊不清，在《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起诉期限的条款的规定非常少，因此其并没有充分的考量到其他一些繁杂和难以解决的问题，譬如在不了解的情形下，必须明确多长的时间，确定何种起诉期限最为合适等等其他类似的问题;再其次是法律规则相互之间的内容存在矛盾，具体来说，涵盖了起算点冲突，不同的期限规则所表现的期限含义，以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出现内在矛盾等内容;最后法律基本机制的不完善，譬如在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具体的明确行政诉讼时效的中断等其他一些相关情况。 2.完善行政诉讼期限的建议 通常情况下，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起诉期限应当延长到六个月。并且直接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修改和完善之后的行政诉讼法，其不但加长了公民以及其他相关群体的作为原告的起诉期限，从之前的三个月加长到了六个月，另外对于这些情形，也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规定，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为原告进行提起诉讼，争取了时间;其次能够通过口头的形式进行起诉。同时在具体的起诉过程中，必须向法院递交起诉状，如果在撰写起诉状存在阻碍的话，那么才能够进行口头起诉。这一规定不仅方便了当事人行使诉权，也丰富了起诉方式的多样化。比如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比较希望采用口头方式起诉。该手段在具体的 实践 过程中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采取口头还是书面的形式，起诉都应该满足相关的法定条件，譬如存在法定的事实等相关内容;最后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于一些满足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案件，必须进行登记立案。如果很难及时进行审判的，必须接收起诉状，同时进行书面的证明，七日之内决定应不应该立案。通过这样的手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于原告起诉的阻碍的期限。之前立案绝大多数都是进行实体审查，不过之后法院在进行立案过程中，更多的是考量原告的起诉有没有满足形式要件要求，以此作为依据。新修改的内容同时也要求法院要对当事人不清楚的地方进行解释明白，再给予相应的指导。虽然这会给法院增加一定的工作量，但这是对当事人诉权的一种权益保障。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其他亮点 (一)行政首长应当出庭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员应该出庭进行应诉。假如无法进行出庭，那么应该安排行政机关其他想关联的工作人员进行应诉。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的情形，进行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看出法律在保障老百姓的权利。尽管不管行政机关安排谁去法院进行应诉，这不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过利用这种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模式，不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官民冲突的发生几率，同时还能够加快案件的处理速度和效果。 (二)对于不执行的，可拘留行政机关直接责任人 一般对于一些行政机关拒绝执行裁定等具体判决的情况，法律还额外添加了这样一条规定，对于一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行政负责以及相关联人员，可以对其进行拘留。应该可以说，该项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执行效果，尽管存在社会影响恶劣的限制，不过其拘留对于某些人员而言，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威慑力。 (三)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通常情况下，对于历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之前的行政行为的，这在某种程度表明，进行之前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以及复议机关属于共同被告;对于复议机关更改之前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属于被告。不过在具体的实际生活中，复议机关为了逃避这种情况，出现了较多的维持之前行政行为的情况，这就使得行政复议机制没有起到非常良好的作用。这一修改不仅有利于改变行政机关公信力的下降幅度，也有利于让行政权力逐渐明朗化，实现官民一家亲。 (四)明确提出了要解决行政争议这个问题 目前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其中在立法目标中额外添加了处理修改行政争议的内容。一般情况下，行政诉讼存在以下几种作用：譬如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处理行政争议等相关的内容。之前人们只不过都是注重了行政诉讼的监督以及救济作用，却忽略其处理纠纷的作用。因此将处理争议纳入到行政诉讼目标，这是对行政诉讼特点以及作用进行科学认知的效果，同时也为扩宽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行政诉讼法所作出的修改亮点与缺陷两个方面进行重点的介绍。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最终实现行政纠纷解决从信访机制向司法程序机制的战略性转移，是我国依法治国道路上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只有这样才能在法治化进程中书写新的篇章。

1、《行政裁决辨析》，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6期2、《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3、《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4、《国家赔偿立法探索》，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5、《向新的高峰迈进——九十年代我国行政法学展望》，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6、《行政处罚现状与立法建议》，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7、《规范行政行为》，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8、《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构想》，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9、《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10、《公务法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11、《行政许可权初探》，载《中外法学》1991年第3期12、《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13、《司法赔偿制度论要》，载《政法论坛》1992年第4期14、《论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特征》，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3期15、《论行政诉讼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2期16、《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新突破》，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17、《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反思与重构》，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18、《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19、《澳大利亚行政法中的程序公平原则》，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2期20、《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1、《行政许可、登记行为违法的法律责任》，载《法学》2001年第10期2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的现状及对策》，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23、《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国家侵权损害赔偿》，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24、《关于收容审查、行政程序及法治原则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25、《行政法官对国际法的适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26、《公安派出所能否采取刑事强制传唤措施》，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27、《行政赔偿的范围》,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28、《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29、《行政诉讼范围研究》，载《诉讼法学研究》（第一卷，2002年）30、《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研究》，载《证据学论坛》2002年3月31、《国家赔偿法的完善及发展探索》，载《政府法制建设》2001年第2期32、《论行政诉讼中的撤销判决》，载《法学与实践》1990年第5期33、《建议制定行政许可证法》，载《法学与实践》1991年第5期34、《我国立法法应规范的“法”的范围》，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4期35、《荷兰的行政法制度》，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36、《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37、《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38、《中国法治的里程碑－－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39、《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40、《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探索》，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1期41、《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42、《透视中国的行政审判体制：问题与改革》，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43、《法治难题与行政法的任务》，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44、《司法赔偿研究》，载《人民检察》1994年第1期45、《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探微》，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8期46、《析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10期47、《公益行政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司法方式》，载《方圆》2001年第11期48、《澳大利亚行政法概览》，载《法律适用》1993年第4期49、《行政机关赔偿协议程序》，载《法律适用》1994年第2期50、《论对物行政行为》，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9期51、《试论行政诉讼的种类》，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52、《中国行政许可程序解决方案之选择》，载《法制建设》2002年第6期53、《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是严格执法》，载《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7期54、《正当期望：概念性的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55、《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与处理》，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56、《司法独立与宪法修改》，载《法学》2003年第12期57、《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和解决之道》，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58、《中国行政审判体制重构与司法体制改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59、《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方式》，载《法学》2005年第5期60、《警惕执法者规避法律》，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2期61、《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8期62、《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3期63、《立法的民主化及法律监督》，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64、《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5、《创新立法方式提高立法质量的重大举措》，载《中国人大》2006年第5期66、《修改行政诉讼法需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67、《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载《人民论坛》2005年第7期68、《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作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的部分讲稿，略有删节。原讲稿执笔人为马怀德、史际春、薛刚凌、刘守文。69、《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及提起条件论析》，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70、《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及立法意义》，载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71、《完善城管综合执法需更多智慧》，载于《法制日报》2006年9月5日

就用下边论文的格式[摘要][关键词]一、行政主体的概念 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分析三、我国行政主体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四、我国行政主体的改革设想。[参考文献][1] 江永清．《行政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5-51页 [2] 江永清．《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63-82页[3] 徐继敏．《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6年：109-133页[4] 马怀德．《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26-48页[5] 皮纯协．《行政处罚法原理与运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94-107页[6] 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年：94-106页[7]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92-117页[8] 雷新华．《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监督》载《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页[9] 庞京城．《论行政监督》载《海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32-34页[10] 石东坡 《论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完善》载《云南行政学院报》．2001年，第1期：45-46页[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春萍老师的精心指导，刘老师从开题的论证直到最后论文的撰写都给予了特别细致、耐心的指导，使本人得以顺利的完成此论文。在次，我对刘老师在次论文撰写期间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毕业论文

行政管理自考本科一共17门科目，分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社会学概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务员制度、公共政策、行政组织理论、领导科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毕业论文、英语(二)、财务管理学、企业管理概论、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机关管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英语（二）、社会学概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务员制度、公共政策、行政组织理论、领导科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毕业论文 、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企业管理概论、中国行政史、现代管理学、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管理学、政治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法学概论、公文写作与处理、组织行为学 .上课点很多，具体看是全日制还是业余制.

自考作为国家大考，考试比较严格。总体来讲，对于自考生这个特殊群体来讲，自考确实存在一定难度。毕竟自考考试科目较多，而且专业性较强。在这方面对上班族和自身知识基础较差的自考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目前大多数院校行政管理学专业的考试科目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社会学概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务员制度，公共政策，行政组织理论，领导科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毕业论文，英语(二)，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企业管理概论，中国行政史，现代管理学，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管理学，政治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法学概论，公文写作与处理，机关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具体科目要参照报考的省份要求。

行政诉讼结构研究论文

就用下边论文的格式[摘要][关键词]一、行政主体的概念 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分析三、我国行政主体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四、我国行政主体的改革设想。[参考文献][1] 江永清．《行政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5-51页 [2] 江永清．《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63-82页[3] 徐继敏．《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6年：109-133页[4] 马怀德．《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26-48页[5] 皮纯协．《行政处罚法原理与运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94-107页[6] 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年：94-106页[7]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92-117页[8] 雷新华．《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监督》载《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页[9] 庞京城．《论行政监督》载《海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32-34页[10] 石东坡 《论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完善》载《云南行政学院报》．2001年，第1期：45-46页[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春萍老师的精心指导，刘老师从开题的论证直到最后论文的撰写都给予了特别细致、耐心的指导，使本人得以顺利的完成此论文。在次，我对刘老师在次论文撰写期间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浅谈行政公益诉讼论文

摘要：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是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首先从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阐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进而从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论证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接着本文阐析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并着重从其中的几个大方面去把握之。

关键字：行政公益诉讼 直接利害关系 公共利益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

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群众多方寻求帮助，但苦于投诉无门。有关部门皆以该开发行为没有直接侵害个人利益为由，不予受理。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

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二、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行政公诉的法理基础如下：

（一）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

社会公共性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状况和人权发展水平的反映。公民的各项权利，根本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范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法律使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演变为法定权利，再发展成为现实权利的过程。因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权利，这也是权利获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

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首先要为公民权利设立相应的权利制度，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制度根据，包括宪法和普通法律两个层面的根据。但是，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不够的，社会公共性权利必须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社会公共性权利设置了初步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

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受侵害者都应享有申请救济的资格；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就必须赋予权利人获得司法上救济的权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

（二）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

依我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种观念和制度之所以存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行政权本身就是为维护公益而设的，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私人无权为公益提起诉讼，当法院认定公民个人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则不认可其具有诉的利益，也即不认可其原告资格。

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公权的行使如侵害了公共利益，是由另一种公权来纠正，以公权控制公权。依此，行政权在其固有范围内运作，即使其行为危及或害及社会公益，只要没有直接损害私人利益，普通公民就无权干预，无权借助司法手段对之进行审查；而只能靠公权系统内部解决，即以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加以解决！其结果是：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之设计一方面使得公权系统无限扩张，运作效率愈发低下，造成社会资源极度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益的途径，违背了人民主权的根本法理。

可见，我们需要从权力和权利资源的整体配置和互动上进行深刻反省，运用公权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司法审查的精髓不只是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行政行为，实质上，其意义在于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来保护各种私益和公益。

（三）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传统理论上，诉的利益是指当一人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存在纠纷时，需要借助诉讼程序予以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与原告资格直接相联系。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诉讼资格扩大的问题，其认识基础应在于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容易识别。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往往无从将这些纠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系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因为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公民运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应当是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对于诉的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对利害关系作简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现代社会已不合时宜。细想之下，认为政府的公权力行为与公民个人毫无利害关系，难免显得绝对。

三、行政公益诉讼之内涵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我国的行政公诉制度应该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应具有其独特的具体内涵。

要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含义，首先应了解作为属概念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顾名思义，就是指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外的公民或组织，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公益诉讼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何谓“行政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是我国应建立之行政公诉的应有之义。

对此含义，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包括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应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一类。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种概念，其诉讼理念和价值与其他行政诉讼并无二致，这也就决定了他所针对的对象不能超过《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受案范围。在当今司法实践中，随着控权意识和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可诉的以外，只要侵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一般都可被依法起诉。而行政公益诉讼则将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下。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法律明文排除的，所有侵害合法权益的不法行政行为都将具有被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于《行政诉讼法》专门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作严格解释。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只要其一旦违反法律（宪法或法律）或正当程序，就将必然损害公共利益。但我国的立法者却“依据国情”通过立法将该类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交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审查或监督。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相信抽象行政行为终将会接受司法的制约而具有可诉性，这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已为西方法治国家的诉讼制度演变的过程所证实。所谓对其进行严格解释，即“抽象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务院及其各部或直属机构，各级人民政府，或省级政府各部门行政机关；其表现形式必须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或自治条例。因此，只要不符合以上两条件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便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危险。

首先，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要认为公共利益受到或将要受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即可提起诉讼，而至于公众利益实际上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则由法院通过审理进行判定。

其次，违法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一般是指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或放纵该行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作为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都具有管理职责，但都不实施制止行为，而是互相推托。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选择任何一个、几个或所有负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而提起诉讼。

再次，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指广义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或特定法律关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是保证行政公正、公平和防止幕后交易的重要手段。

最后，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损害公共利益之危险。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在当今文明法治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还涵括人身利益、环境利益、消费利益甚至审美利益等。就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而言，它是指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公共利益，而并非直接损害公民私人的利益。当然，请求救济的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某些私人利益也可能同时受到损害，但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乃在于维护社会公益，其诉讼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危险，而在于希望保护因行政主体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公益；而且，即便受到侵害或威胁的公共利益中包含有原告私人的直接利益，法律一般也不排除他选择通过公益诉讼程序一并获得救济。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即对公益的损害不需要现实的发生，社会公众利益虽没有受到现实侵害，但只要根据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某行政行为在经过一定时间或某条件成就后，就将给社会公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受害人就可对该不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公共利益一般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一旦造成实际损害，其损失将难以或很难弥补。因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应允许原告人在公益有受侵害之虞但尚未实际发生时对侵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三）不以诉讼“发起人”即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为要件。公民为维护公益，可以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发起”行政公诉。

根据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原告起诉只能就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关系为限。但在现实中，仅仅依靠直接利害关系人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利益的自我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行为的受益者。受益者对致使其受益的行政行为起诉的积极性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益，应允许与自己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公民，可就违法行政行为而发起诉讼。

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主体，此种情况下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另一类是非行政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如某企业排放超标污水，当地环保局却置之不理，以致大片农田受损，地下水变质。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污染企业，但该企业的侵害行为却以环保局不履行监督职责为前提。这里的行政主体是公益侵害行为的间接主体，其不法行为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做出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

首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应是指普通公民相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言，而非相对于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因为两者有时并不一致。例如上述所举案件中，遭受损失的农民相对于环保局的不作为而言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其相对于直接侵害主体——污染企业却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其次，在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为行政主体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只能发起行政公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非行政主体时，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相对于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与直接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可选择直接以直接侵害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的诉讼虽在效果上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因诉讼目的非公益而不是真正的行政公益诉讼。但该种情况下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可与直接侵害行为主体一起，成为案件的共同被告。二是普通公民对行政主体（间接侵害主体）的不法行政行为发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是说，与直接公益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其他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选择。一般说来，当只有侵害之危险或者侵害比较微小时，他们会选择前者；当侵害已经发生或侵害比较严重时，则大多选择后者。

（四）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权”由公民享有，而特定机关享有起诉权，具有原告资格。

所谓“启动权”，是指公民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只能向特定机关“告发”，由特定机关依法决定是否起诉。

不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因为这涉及到法律价值的衡量问题。在法律水平（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文化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意识等）较高的情况下，普通公民享有起诉权，确实有利于在广泛范围内更高效率地保障公民权益，制约政府权力，而不必担心引起滥诉。但在法律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则很可能出现滥诉，降低行政效率。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个法律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公民法律素质和意识的相对欠缺，决定我们暂时不能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依我国现状，为了诉讼经济和防止滥诉，应将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交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特定机关。

享有行政公诉起诉权的特定机关主要指检察机关，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为维护公益而提起公诉。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检察院的实际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职能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起诉权符合宪法规定，并充分了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允许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自治性组织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社会上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消费者，残疾人等，他们的利益由于自身的弱势而只能依赖其所属团体的维护。该类团体或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其成员利益，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可以达到更好的维护公益而又防止滥诉的目的。此外，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明显损害该行业职业人员的利益的行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诉。

检察机关是否提起行政公诉的决定，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做出。因此，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前提，明确规定行政公诉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受理条件，防止特定机关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笔者建议，立法者应首先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单行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对公民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而不能专断独行。其审查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社会公益是否遭受了行政行为的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以及是否超过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等。检察机关对以上事项只进行初步审查，以衡量判断是否达到诉的标准。经审查后，拒绝起诉请求的，应书面通知请求人，并告知理由。被拒绝请求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议一次。检察机关决定起诉后，并不当然导致诉讼开始。与其他诉讼一样，由法院最终决定受理与否。起诉一旦受理，检察机关便与普通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样，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同的诉讼义务。同时为了行政效率考虑，即使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仍应贯彻“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检察机关一般是应“告发人”公民的请求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而主动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由于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现实中与政府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一辈子”的不合理现状，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时往往敢怒不敢言，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无人问津，更不会发起行政公诉。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某行政行为侵害或可能有害社会公益时，可依法主动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此项职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以免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而降低行政效率。另外，为鼓励公民与不法行政行为作斗争，维护公益，对原告胜诉的行政公诉的“告发人”应给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四、结语

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普通公民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行政诉讼形式，行政法学界也未对其表现出足够的应有重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但是，没有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制度是不完整的，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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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情，是个论点希望能帮上你的忙。也就是道德！先社会的人们对法的意识还是不够。懂法人估计只占13分之1。总体我认为：普及教育法，学习法律知识。对小学生未来心里道德教育很主要。现在的教育都属死板教育。书上照念，老师水平不够，误认子弟太多。学校应把社会，道德，事业，和犯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编辑课程。为今后的社会慢慢的走向另一个层次做准备。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研究论文

浅谈行政公益诉讼论文

摘要：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虽然行政公益诉讼形式在我国目前还未被立法者所承认，但是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有理论之基础，现实之需要，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首先从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阐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进而从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论证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接着本文阐析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内涵，并着重从其中的几个大方面去把握之。

关键字：行政公益诉讼 直接利害关系 公共利益

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必要性

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保护环境公益的需要。环境公益主要包括各种自然环境利益、人文环境利益、教书环境利益、消费环境利益等，该类公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已屡见不鲜。关于市场环境利益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有不服电信局纵容电信企业乱收费不作为的，也有不服铁路、民航主管部门违法提高票价的等。这些争议有的提起行政诉讼，有的提起民事诉讼，结果几乎都是“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可靠的公益诉讼制度。

第二，保护资源公共利益的需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不少掠夺性、杀鸡取卵式的开发行为，对水、土地、矿藏资源造成了极大破坏。群众多方寻求帮助，但苦于投诉无门。有关部门皆以该开发行为没有直接侵害个人利益为由，不予受理。如果有公益诉讼制度的存在，事关如此众多人民重大利益的事情，必定不会陷入像今天这样尴尬的局面。

第三，保护公共设施等公共财产利益的需要。有些行政机关的首长出于追求政绩的需要，不惜重金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年久失修的桥梁、道路、历史文物不及时进行修缮维护，酿成一幕幕桥梁倒塌、道路废弃、历史文物毁灭的惨剧。要保护上述公共利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现实的。为此，应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二、行政公益诉讼之法理基础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必须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行政公诉的法理基础如下：

（一）社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

社会公共性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延伸。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是一国法治状况和人权发展水平的反映。公民的各项权利，根本上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范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是法律使公民权利从应然权利演变为法定权利，再发展成为现实权利的过程。因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权利，这也是权利获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

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首先要为公民权利设立相应的权利制度，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制度根据，包括宪法和普通法律两个层面的根据。但是，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不够的，社会公共性权利必须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就我国而言，立法者往往局限于创制的层面，关注法律规范自身在逻辑结构上的完整性，而忽视从将来法律实施的前瞻性视角关注法律的可诉性问题。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社会公共性权利设置了初步的实体权利体系，但由于这些权利往往由多数人共同享有，因而公民个人一般不被认为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原告资格不被认可。

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受侵害者都应享有申请救济的资格；司法救济是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法律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就必须赋予权利人获得司法上救济的权利。概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这是行政公益诉讼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

（二）私人力量对行政权的制约

依我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自身合法权益时，方有提请司法审查的权利；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这种侵害与私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则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此种观念和制度之所以存在，其理论根据就在于：行政权本身就是为维护公益而设的，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审查。私人无权为公益提起诉讼，当法院认定公民个人与案件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则不认可其具有诉的利益，也即不认可其原告资格。

按照这样的传统理论，公权的行使如侵害了公共利益，是由另一种公权来纠正，以公权控制公权。依此，行政权在其固有范围内运作，即使其行为危及或害及社会公益，只要没有直接损害私人利益，普通公民就无权干预，无权借助司法手段对之进行审查；而只能靠公权系统内部解决，即以分权和制衡的机制加以解决！其结果是：封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之设计一方面使得公权系统无限扩张，运作效率愈发低下，造成社会资源极度浪费；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种权力日益聚合为一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庞大系统，堵塞了公民管理国家事务、主张各种权益的途径，违背了人民主权的根本法理。

可见，我们需要从权力和权利资源的整体配置和互动上进行深刻反省，运用公权以外的力量——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审查的手段，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司法审查的精髓不只是法院通过司法程序来审查行政行为，实质上，其意义在于动用私权的力量来制约行政权之行使，来保护各种私益和公益。

（三）诉的利益观之更新与公益救济

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传统理论上，诉的利益是指当一人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存在纠纷时，需要借助诉讼程序予以救济的必要性；诉的利益与原告资格直接相联系。因此，笔者认为，要研究诉讼资格扩大的问题，其认识基础应在于诉的利益观之更新。

在大量的公害性案件涌现之前，权益之纠纷主要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按照传统的“法律权利观”，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容易识别。而随着新型纠纷（环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的出现，往往无从将这些纠纷的事实纳入现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体系或框架之中。然而，事实上又必须对这些纠纷予以解决。因为其权利义务的内容及权利主体的外延未必清楚，若依传统的诉的利益的观念和标准进行审查，可能会不承认其具有诉的`利益。因此，基于增加公民运用诉讼的机会或途径，扩大诉讼手段解决纷争和保护权益的功能，应当是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对于诉的利益的衡量，不仅应从其消极功能，也应从其积极功能的角度来进行。显然，在行政诉讼中对利害关系作简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在现代社会已不合时宜。细想之下，认为政府的公权力行为与公民个人毫无利害关系，难免显得绝对。

三、行政公益诉讼之内涵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我国的行政公诉制度应该与我国的国情以及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应具有其独特的具体内涵。

要明确行政公益诉讼的含义，首先应了解作为属概念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顾名思义，就是指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以外的公民或组织，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并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公益诉讼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公益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主持社会正义，实现社会公平，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益诉讼的起诉人可以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何谓“行政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又简称为行政公诉），是指公民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虞时，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向特定机关提出起诉请求，并由特定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这是我国应建立之行政公诉的应有之义。

对此含义，我们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包括在普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应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起诉的其他案件”一类。

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种概念，其诉讼理念和价值与其他行政诉讼并无二致，这也就决定了他所针对的对象不能超过《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受案范围。在当今司法实践中，随着控权意识和公民权利保障意识的不断加强，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不可诉的以外，只要侵害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一般都可被依法起诉。而行政公益诉讼则将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之下。也就是说，只要不是法律明文排除的，所有侵害合法权益的不法行政行为都将具有被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于《行政诉讼法》专门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作严格解释。可以理解，抽象行政行为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联系。因为抽象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只要其一旦违反法律（宪法或法律）或正当程序，就将必然损害公共利益。但我国的立法者却“依据国情”通过立法将该类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交由国家权力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对其进行审查或监督。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相信抽象行政行为终将会接受司法的制约而具有可诉性，这也是国际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已为西方法治国家的诉讼制度演变的过程所证实。所谓对其进行严格解释，即“抽象行政行为”的行为主体必须是国务院及其各部或直属机构，各级人民政府，或省级政府各部门行政机关；其表现形式必须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或自治条例。因此，只要不符合以上两条件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便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抽象行政行为”。

（二）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了公共利益或有侵害之危险。

首先，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只要认为公共利益受到或将要受到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即可提起诉讼，而至于公众利益实际上是否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则由法院通过审理进行判定。

其次，违法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不作为的违法行政行为一般是指具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在其职责范围内，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或放纵该行为。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不作为行政机关互相推诿的情况，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都具有管理职责，但都不实施制止行为，而是互相推托。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可选择任何一个、几个或所有负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而提起诉讼。

再次，违法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指广义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各类规范性文件。“程序违法”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或特定法律关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是保证行政公正、公平和防止幕后交易的重要手段。

最后，违法行政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有损害公共利益之危险。所谓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在当今文明法治社会，公共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还涵括人身利益、环境利益、消费利益甚至审美利益等。就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而言，它是指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公共利益，而并非直接损害公民私人的利益。当然，请求救济的公共利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某些私人利益也可能同时受到损害，但行政公益诉讼的主要目的乃在于维护社会公益，其诉讼基础并不在于某种私人利益受到侵害或危险，而在于希望保护因行政主体违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公益；而且，即便受到侵害或威胁的公共利益中包含有原告私人的直接利益，法律一般也不排除他选择通过公益诉讼程序一并获得救济。

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具有明显的预防性质，即对公益的损害不需要现实的发生，社会公众利益虽没有受到现实侵害，但只要根据一般理性人的判断，某行政行为在经过一定时间或某条件成就后，就将给社会公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受害人就可对该不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公共利益一般关系到多数人的利益，一旦造成实际损害，其损失将难以或很难弥补。因而，为最大限度的保护公益，应允许原告人在公益有受侵害之虞但尚未实际发生时对侵害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三）不以诉讼“发起人”即公民与被诉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为要件。公民为维护公益，可以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对行政主体的行为“发起”行政公诉。

根据传统的“诉的利益”理论，原告起诉只能就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有直接关系为限。但在现实中，仅仅依靠直接利害关系人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个人利益的自我保护问题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下，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行为的受益者。受益者对致使其受益的行政行为起诉的积极性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而且，在某一特定问题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所以，为了维护社会公益，应允许与自己无直接法律利害关系的公民，可就违法行政行为而发起诉讼。

笔者认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主体，此种情况下行政主体的侵害行为一般表现为作为。另一类是非行政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性质的组织。如某企业排放超标污水，当地环保局却置之不理，以致大片农田受损，地下水变质。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污染企业，但该企业的侵害行为却以环保局不履行监督职责为前提。这里的行政主体是公益侵害行为的间接主体，其不法行为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形式。做出此种分类的意义在于：

首先，有无“直接利害关系”应是指普通公民相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言，而非相对于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因为两者有时并不一致。例如上述所举案件中，遭受损失的农民相对于环保局的不作为而言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其相对于直接侵害主体——污染企业却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其次，在公共利益的直接侵害主体为行政主体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只能发起行政公诉，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当公益的直接侵害主体是非行政主体时，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虽相对于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与直接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可选择直接以直接侵害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的诉讼虽在效果上保护了公共利益，但因诉讼目的非公益而不是真正的行政公益诉讼。但该种情况下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可与直接侵害行为主体一起，成为案件的共同被告。二是普通公民对行政主体（间接侵害主体）的不法行政行为发起行政公益诉讼。也就是说，与直接公益侵害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有其他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选择。一般说来，当只有侵害之危险或者侵害比较微小时，他们会选择前者；当侵害已经发生或侵害比较严重时，则大多选择后者。

（四）行政公益诉讼的“启动权”由公民享有，而特定机关享有起诉权，具有原告资格。

所谓“启动权”，是指公民针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而只能向特定机关“告发”，由特定机关依法决定是否起诉。

不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因为这涉及到法律价值的衡量问题。在法律水平（包括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律文化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意识等）较高的情况下，普通公民享有起诉权，确实有利于在广泛范围内更高效率地保障公民权益，制约政府权力，而不必担心引起滥诉。但在法律水平较差的情况下，则很可能出现滥诉，降低行政效率。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个法律体制的不完善，以及公民法律素质和意识的相对欠缺，决定我们暂时不能赋予普通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因此，依我国现状，为了诉讼经济和防止滥诉，应将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交由具有专门知识的特定机关。

享有行政公诉起诉权的特定机关主要指检察机关，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为维护公益而提起公诉。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一切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检察院的实际功能也可看出，其主要职能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行政公诉的起诉权符合宪法规定，并充分了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

在某些情况下，也可允许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自治性组织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团体的成员在社会上往往处于弱者的地位，如消费者，残疾人等，他们的利益由于自身的弱势而只能依赖其所属团体的维护。该类团体或组织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其成员利益，并且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可以达到更好的维护公益而又防止滥诉的目的。此外，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明显损害该行业职业人员的利益的行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公诉。

检察机关是否提起行政公诉的决定，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做出。因此，行政公益诉讼必须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前提，明确规定行政公诉的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受理条件，防止特定机关滥用诉权，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笔者建议，立法者应首先制定专门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单行法律，以做到有法可依。检察机关必须依照法律和法定程序对公民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而不能专断独行。其审查范围主要包括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社会公益是否遭受了行政行为的侵害或有侵害之危险，以及是否超过一般行政诉讼的范围等。检察机关对以上事项只进行初步审查，以衡量判断是否达到诉的标准。经审查后，拒绝起诉请求的，应书面通知请求人，并告知理由。被拒绝请求人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复议一次。检察机关决定起诉后，并不当然导致诉讼开始。与其他诉讼一样，由法院最终决定受理与否。起诉一旦受理，检察机关便与普通行政诉讼的原告一样，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履行相同的诉讼义务。同时为了行政效率考虑，即使是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仍应贯彻“诉讼不停止执行”的原则。

检察机关一般是应“告发人”公民的请求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其也可以直接依职权而主动向法院提起此类诉讼。由于中国传统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以及现实中与政府打官司“赢了官司，输了一辈子”的不合理现状，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作为或不作为时往往敢怒不敢言，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无人问津，更不会发起行政公诉。因此，当检察机关认为某行政行为侵害或可能有害社会公益时，可依法主动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此项职权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以免造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而降低行政效率。另外，为鼓励公民与不法行政行为作斗争，维护公益，对原告胜诉的行政公诉的“告发人”应给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四、结语

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目前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普通公民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行政诉讼形式，行政法学界也未对其表现出足够的应有重视和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但是，没有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制度是不完整的，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和有效的保障。因此，当前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紧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法律分析：行政诉讼案件不可以附带民事诉讼，但在特定的几类案件中可以要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一条 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其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赔偿而进行的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是贯彻诉讼经济原则，避免人民法院、当事人、证人等重复劳动，也是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当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与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①的初衷还有一定差距，也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的地方。一、存在问题1.程序把握不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亦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对照上述规定，当前程序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在立案环节上随意性较大。这在公诉案件中反映明显。检察机关就刑事部分起诉到法院后，法院立案庭只就刑事部分审查后立刑事案件号，至于是否有附事民事诉讼，立案庭在案号上是没有区别的。如果当事人在立案环节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在刑事部分的审理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立案庭就更不掌握了。查此类案件准确的收结案情况只能问具体的承办人或者查结案登记表，这就形成了一些附带民事诉讼只有结案，没有立案（或者说立案程序不完备）的现象。二是在庭审中，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规定被忽视。通常，附带民事诉讼的庭审是在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合议庭方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如果说为了保证刑事部分审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这种安排亦无可厚非。但在审判实践中至少说在庭审笔录反映出来却是，民事部分应有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被简化甚至被省略，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带”，笔录也只有寥寥几笔。三是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质证、认证也不够规范。2.赔偿数额表述不到位。从调阅的44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情况来看，总的来说，赔偿数额是基本适度的，没有发现明显畸轻畸重的现象。如在44件案中，有19件被害人的伤害程度是轻伤，平均赔偿额为元，其中赔偿额在3000－5000元的就有11件。判决赔偿数额最低的是元，最高的是元。分析其原因，差距主要来自医疗费，前者医疗费仅元，后者医疗费达元。又如，在4件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2件故意杀人既遂案中，平均赔偿额为元。赔偿数额从5780元至34020元不等。其差距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医疗费，有的不存在医疗费；存在的，低的只有600元，高的达21843元。二是抚养费和赡养费，有的不存在，如判决赔偿5780元；存在的，也因城乡差别而不同，如一故意伤害致死案中，按农村标准计算，虽抚养2人（3岁、4岁）、赡养2人（51岁、60岁），赔偿数额仅元。三是被害人有无过错，如前例故意伤害致死案，就因被害人有过错，又相应减轻了被告人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表述上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数额的构成不清。从判决书，甚至从卷宗副卷的审理报告和合议庭笔录都无从得知判决确定的数额的构成和计算标准。在38件判决赔偿的案件中，明确列明赔偿数额构成的只有12件（含在审理报告和合议庭笔录中列明），其中只有3件对于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说明了计算标准（含1件在审理报告中予以说明）。通常的表述是“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自诉人）×××经济损失×××元人民币”，或者是“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自诉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元人民币”。如果说在“查明事实”和“本院认为”中对赔偿问题已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认证，特别是对被告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已有了认定的情况下，如此判决也未尝不可。但现在的情况是前期工作都没有做，或者虽然做了，但由于判决书或卷宗副卷（当事人是无权查阅的）没有反映，这就使人易对赔偿数额的确定产生怀疑，至少说其依据是不充分的。3.酌情赔偿适用的随意性较大。关于酌情赔偿的问题，有所涉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该条规定，“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至于根据什么“情况”则没有明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涉及②。江苏省高级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确定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数额，应依据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数额。同时，也应结合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确定适度的赔偿数额，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该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更明确规定，“人身伤亡中的医疗费、丧葬费和财产损失中的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应根据损失的实际数额确定赔偿的数额。该赔偿是必须判决赔偿的部分。”“人身伤亡中的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者补偿费、实际抚养人的必要生活费和财产损失中的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应根据被告人的赔偿能力，适度确定赔偿的数额。该赔偿是酌情判决赔偿的部分。”一是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没有查明。从调阅卷宗看，在8件“酌情判决”的案件中，仅有1件在审理报告称，调查了被告人的父亲和当地的村支部书记，证明该被告人无履行能力。其他案件虽然适用了“酌情判决”的规定，但依据是什么？卷宗中反映不出，判决书上更是没有反映。既然将此作为判决的一个依据，对于人民法院来说，就应有一定的证据在案佐证，否则判决的可信度就受到影响。有观点认为，当前能够做到的，就是让有权机关（或可能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有所了解并相对权威的单位）出具被告人财产状况或赔偿能力的证明。虽然这种证明的客观性、准确性值得商榷，但有比没有好。正如前例中调查被告人的父亲和村支部书记，毕竟对此有个说法。二是“酌情判决”适用的随意性较大。如对于误工费、护理费和营养费的判决。4.被害人权益保护不到位。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是第一宗旨（新刑法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努力，增加了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优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④）。但实践中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带”地位，使其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的应有作用没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是不到位的。一是起诉权得不到保证。刑诉法解释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是“可以”告知，也就是说“可以不告知”。即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保护是持任意态度（公安、检察机关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⑤。但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也还有很多并不知道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二是从同期的司法统计来看，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量与同期审结的可能存在遭受物质损失的案件量差距相当大。1－9月份该市法院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结案324件，而同期仅故意伤害案件就达401件（不包括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等）。还有更直接体现财产权益受损害的侵犯财产类犯罪，同期结案是511件。其他可能造成当事人物质损失的犯罪也还很多。是当事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二是“酌情判决”等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益。“酌情判决”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实践中也存在“能执行多少，就判多少”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附带民事诉讼的执结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空判”和得不到及时执行的仍然很多，许多适用了“酌情判决”却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的。当然也存在判决时没有赔偿能力，而执行时（或将来）又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三是对国家、集体财产权益保护不力。刑诉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如果是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受损失的单位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检察院可以在提起公诉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实践中，受损失单位提起的很少，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尚没有发现。通常的解释是通过追缴和退赔处理，而追缴与退赔则可能发生在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环节上，其实际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几点建议1.树立“刑民并重”的执法观念。首先应正确理解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对此理论上是有争议的⑦，但可以明确的是无论是将其归入特殊的民事诉讼还是将其归入刑事诉讼，其宗旨都是解决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争议。在这一点上，其与普通的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因其发生与刑事犯罪活动有关，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使其要同时受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制，简单地将其视为刑事诉讼的“附带”显然是不妥的。其次应树立“刑民并重”的执法观念。在给予被告人刑事处罚的同时，责令其赔偿经济损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重视维护经济利益平衡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消除判刑与赔偿二者只可居一的错误认识⑧，树立“刑民并重”的执法观念，这对于刑事部分的处理也是有益的，如最高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也明确将“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2.加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监督管理。一是要从立案环节加强对附带民事诉讼源头的管理。二是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要将刑事和附带民事同等对待，切实围绕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进行评议和讨论，并提出明确的意见。三是上级法院要通过二审程序和其他途径加强对下级法院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监督管理，这种监督管理并非仅为附带民事诉讼而进行，对刑事部分也是有益的，毕竟附带民事诉讼是依赖于刑事部分而存在，并成为其有机组成的一部分，任何的偏废对于案件的审理都是不利的，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整体要求所不能允许的。3.提高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裁判文书质量。就裁判文书而言，无论是刑事部分还是附带民事部分，其要求是一致的，民事部分虽然是“附带”但也需要人民法院去裁判，也需要通过文书展现裁判的过程与结果。就附带民事诉讼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范和加强：一是要充分反映附带民事诉讼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的过程和结果；二是要围绕当事人间的民事权益争议，加强对附带民事部分判决的说理，对赔与不赔，以及赔多少都要有明确的说法，对于适用“酌情赔偿”的也应阐明理由；三是明确表述赔偿数额的来源及构成，对依据有关标准计算的，应说明所依据的标准。对于双方当事人分担赔偿数额的，应说明各自承担的份额；对于适用“酌情赔偿”的，应分别说明损失总额和酌情确定的数额。四是明确附带民事部分判决的法律依据，该引用刑事法律的要引用刑事法律，该引用民事法律的要引用民事法律，不能只就刑事部分引用法律条文，而对民事部分不引用法律依据就直接作出判决。4.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统一刑事损害赔偿的执法尺度。从前述可知，在立法上，附带民事诉讼也是处于“附带”地位，执法的不统一也是很明显的。就程序而言，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规定是模糊的，操作性较差；就实体而言，其规定也是不完备的，没有体现其特殊性，也没有针对其特殊性去作出特殊性的规定；就执法而言，裁判的统一性和平等性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这些都需要从立法上加以规范和统一，一是要统一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以及本地区同级法院之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法尺度；二是尽可能的统一刑事审判部门与民事审判部门对于刑事损害赔偿的执法尺度，加强相互的协调。注释：①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律依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也多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2版第296至297页；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43至147页。②有观点认为，“根据情况”不仅指被害人的损失情况、案发责任，而且还包括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参见郑继雄、赵文涛《谈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赔偿》，载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研究》1998年第9期第10页。另有观点认为：确定赔偿数额，既要使被害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得到相应补偿，又要考虑犯罪人的经济能力。同时还要考虑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受害人的谅解程度、损失大小，以及当地的经济状况。参见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588页。③对此，在刑法规定并处财产刑中，则有所不同，一致意见是：不论犯罪分子有无财产，都要依法判处。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理刑事案件应注意的几个政策和法律适用问题》，载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研究》1999年第12期第7页。④参见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32页。⑤参见《共同伤害的自诉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原告只要求追究其中一名被告的责任如何处理》，载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研究》2001年第3期第48页“司法信箱”。⑥对此，理论上是有分歧的，并且实践中有些法院判决赔偿的死亡补偿费却是属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所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之一。参见谭永多、易新华《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载于《人民司法》1999年第11期第35页。⑦一种观点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另一种观点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属于刑事诉讼的范畴。参见徐静村、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261页。⑧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试论刑事审判中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保障》，载于《法律适用》1997年第11期第7页。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