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戏剧研究论文

国外戏剧研究论文

席勒的剧作《阴谋与爱情》，通过来民少女露易丝与贵族青年菲迪南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封建贵族与市民阶级的冲突，反映了真挚的爱情与宫廷政治阴谋的矛盾。剧中的主人公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受害者和宫廷权势斗争的牺牲品。剧本有很强的揭露力量和批判力量，它表达了市民阶级追求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恩格斯赞誉这个剧本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 自己都可以在网上查找些资料 自己慢慢陶醉的 要做到不耻下问真的很简单 没人对你的问题感兴趣就代表着你的失意和无能 所以生活上的细节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国外戏剧服饰研究现状论文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对“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研究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自本世纪伊始，对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研究人数逐渐增加，研究学者的身份构成渐趋多元化。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有关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研究多见于论文期刊，专著类型相对较少；但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系统研究综述并不多见。在此笔者系统梳理了从本世纪初始直至现在20年的研究现状（有研究论文期刊百余篇及其相关专著），从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的角度与动画艺术形式以及市场方面给予归纳与总结，并对近20年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走向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脉络。一、学术界对动画中的中国元素的关注与探讨“中国元素”代表着中国特有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元素”属于一种符号，属于一种被海内外中华儿女认同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尊严及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这种符号有着具象的文化遗产呈现。中国元素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已逐渐开始运用，国内外各个行业已意识到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元素逐渐成为时尚潮流。就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这一专题，艺术学者通过不同视角给予不同的研究与探讨，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譬如钮冬艳的《民族风格对动画电影的应用研究》，将其研究视角多元化，总结动画电影创作的表现形式为：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相结合；与中国民间故事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相结合。贾玉平在《以系统思维看动画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一文中，对中国元素的系统性做了深层次的论述，认为系统思维与中国元素十分和谐，相互关联，两者互相渗入，运行井然有序。中国元素有着自己的构成元素，这些元素之间又有着自己的组合结构与组合模式。屈立丰《“中国动画学派”的名实之辩与当代意义》一文论述“中国性”的问题，试图在此基础上摆脱传统的“革命动画”的指涉含混状态而重新构建“中国动画学派”的概念。李旭 在《基于动漫产业的汉唐文化元素研究》一文中认为，传统元素作为中华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与发展前景；面对传统元素的保护与展示，传播是产业动作的重中之重。江秀艳在《中国元素在动画广告片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从中国民乐器、诗词、曲调等角度论述中国元素在视觉、听觉间的表现，并以此阐释其美学价值、经济价值，探索中国元素在动画广告片中的应用意义。二、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视角纵观本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部分。(一) 叙事特征分析杨雪团在《“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中国当代动画电影叙事模式探析》一文中，从国内外优秀动画电影入手，通过分析其叙事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意蕴的传达等，积极探寻当代中国动画电影叙事特征。杨成在《试论国产动画电影之民族化叙事嬗变——以〈大闹天宫〉与〈大圣归来〉为例》一文，从叙事主题、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结构等四方面介绍影片所建立的多维多线的立体结构。杜晓杰在《中国动画美学的诗意回归：〈白蛇：缘起〉论略》中认为，其叙事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性，是以艺术化的方式实现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意回归，在叙事美学方面糅杂了传统民族的叙事体系；在形式技巧上则加入雅俗兼融的内容，展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气派。(二) 艺术运用媒介王华清的《动画设计中的戏曲元素》认为，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章主要从传统戏曲艺术的人物造型、服饰、音乐等几部分的自然结合，来探讨动画创作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应用及所形成的独特的美学风格。王书鹏、王宗香在《山东皮影艺术的数字化存储及再创作研究》中对山东皮影的艺术特征与数字动画之间的 融合进行分析，并对它的传播方式、传承问题进入深入探究。孙平、孙立军在《多维视野下嬗变的中国水墨动画》中论述道：水墨动画作为传统的艺术手段，从纸绢等物理载体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水墨于是不再依附于传统纸上，而变成一种新的有灵魂的生命，活跃在各种媒介上。张博在《“中国学派”水墨动画的符号表征探究——以〈牧笛〉〈山水〉为例》一文中认为，水墨动画这种符号象征并非仅仅是叙事层面，更多的是从形式符号到情感体验的符号象征。文章主要运用美国著名哲学家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理论，从《山水情》《牧笛》两部作品来分析中国水墨动画的独特符号表征，认为其由情感表征——虚幻的空间、虚幻的时间、虚幻的生活三方面组成；指出水墨动画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在于造型、音乐、叙述三者完美搭配，从而在更高层次构建起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形式。张米勒在《动画电影〈九色鹿〉中的敦煌壁画艺术与宗教文化》一文中，把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带到动画这种叙事情节中去，并以《九色鹿》动画为切入点，从传统元素、创作背景、宗教神话等方面剖析敦煌壁画对动画创作的影响。(三) 艺术表达形式中国当代动画艺术的表达方式主要以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定格动画为主。陈岳松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本土化美学意蕴特征研究》一文中认为，《大鱼海棠》乃以本土化美学韵味为基础，其无论在建筑、服饰，还是色彩运用等方面都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美学韵味。林懿在《动画角色 造型设计中的戏曲元素运用研究》中认为，戏曲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早期的动画角色造型与动作造型；在实践创作中，戏曲元素与动画造型发挥各自所长，并灵活地加以创新，从而让戏曲元素以全新的姿态在动画中得到呈现。范臻在《传统美术设计在动画造型设计中的运用》中认为，传统元素融入动画造型必须要从改变其设计理念、创设新的意境、多元化融入、人性化等方面入手，在此基础上去尽量满足当代观赏者的审美趣味。(四) 国外动画中的中国元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运用中国元素已然成为国际动漫界的一股清流。李刚在《美国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元素》一文中，从《花木兰》《功夫熊猫》两部影片入手，把美国动画的中国元素分为中国式叙事、中国式音乐、中国式背景、中国造型、传统精神、中国风情六方面予以探讨。邓春蓉《美国动画电影的“中国风”解读》一文，从中国文化方面进行思考，就美国动画的“中国风”体现方式、“中国风”辨析等方面对美国动画给予现象解读。吴昊在《欧美动画世界中的中国元素探微》中指出，中国元素在欧美动画中的融入已经从形似转变为神似。三、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问题及其前景中国动画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以1926年万氏兄弟制作的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为标志；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建立则使中国动画艺术达到了顶峰。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产动画开始出现衰退，外国动画逐渐在中国开花结果。进入21世纪的第2个10年后，中国动画开始复苏、振兴。总体而言，我国动画市场经历了产生—发展—高潮—衰落—复兴的阶段。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是动画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近几年来，带有中国元素的动画逐渐增多，随之出现了不少的问题。首先，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对于如何指导中国元素渗透到动画创作中还缺乏有价值的理论支撑。其次，动画剧情模式套路化，致使观众审美疲劳。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有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动画艺术创作只有立足本土，充分汲取本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而做中国元素在动画里的应用研究综述，就是希望创作者回顾历史，找准其定位，多深入研究“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立足于传统，有充足的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我们相信中国动画市场一定会重振雄风，昌盛不衰。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盛行。白族是中国西南边疆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崇尚白色，服饰以白色为主色，在国外由于款式好看外加衣服有着丰富的文化研究在国外非常盛行。女子头饰代表大理的“风花雪月”，舞蹈道具霸王鞭；男子身着扎染马褂，舞蹈道具八角鼓。

论文戏剧研究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

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导语：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下面是我分享的戏剧表演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欢迎阅读!

一、题目背景和意义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间的异同,是常挂于影视圈口头的一个话题,但如何从理论层面予以剖析,既看到相互的"近亲性",又看到彼此的"殊异性";既要继承和借鉴戏剧表演诸多原理,又不至于混同对方和迷失自我;特别是在不少艺术院校设置"影视表演专业"的今天,其普遍意义是深远的。

影视的产生对戏剧表演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摄影技术的产生，灯光、道具的发展都对传统的表演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表演的范畴扩大，类型更加复杂化。媒体从单项向多项化的视听发展，戏剧表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舞台上，剧场里，而是在向外扩大。传统的剧场表演，演员和观众的都有一种相对固定的空间距离，因此剧场里有座位，而影视观赏基本没这个问题，近镜头、特写镜头甚至已经排除了化妆、脸谱的必要性。事实上，影视表演是脱胎于戏剧表演的一种表演样式,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影视表演一经确立,就逐渐培育、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性及由此形成的美学原则又对影视表演自身的创作方式、记录方式及展现方式产生了许多制约与整合。作为影视演员,自觉认识和主动把握这些特征,会使自己的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戏剧与影视艺术在本质上讲，都是演员利用自身作为创作材料，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主题思想的一门艺术。戏剧与影视艺术有着不可割舍的血脉关系。从表演艺术本身来看，戏剧与影视的表演方式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这也是由各自的艺术特性决定的。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同属表演艺术，在创作原则、创作方法和表演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规律性。这决定了戏剧演员与影视演员可以相互流通人才。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优秀“两栖演员”或说“三栖演员”。然而，影视表演和戏剧表演又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它们受到电影、电视剧、戏剧各自不同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原则的制约。表演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派)、布莱希特(布派)和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梅派)三大体系，这在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然而，从表演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三大演剧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氏体系。斯氏体系第一次使戏剧表演艺术从演员的培养到舞台的实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影响遍及全世界。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是两种不同的表演形态，在艺术表现的手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本质上是同一的。正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和导演马丁•艾思林在谈到戏剧与电影电视时所言，“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因此，首先必须认识到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具言之，即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自我与角色的统一性问题上是相同的，都需要演员在表演创作中完成从自我走向角色的过程。其次，在表现手段和方式上，影视表演确有其独特之处，比如表演的非连贯性、无法与观众实时沟通、语言、情绪、形体表现的分寸感等问题，都与传统的戏剧表演的方式有所不同。

三、主要内容与待解决的问题

全面分析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的异同，帮助自己更好的把握两者的特征，使表演进入一种更为宽广和自由的创作境地，并努力探寻出实现“全方位解放”(“有机天性”、“自然个性”和“创作个性”)的有效途径。

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在创作原理、角色塑造、方式方法、分寸拿捏和时空关系中体现出的亲近性与殊异性，区别戏剧表演的“变形”与影视表演的“自然”、戏剧表演的“连贯性”与影视表演的'“问断性”、戏剧表演的“有反馈”与影视表演的“无反馈”，以及如何更好的展开演员的二度创作。

本论文课题以研究戏剧表演与影视表演中的角色创作艺术为目的，达到演员对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帮助演员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掌握表演技巧，从而进一步细化产生的。

四、设计方法与实施方案

(1)运用文献法，查阅和搜集国内外戏剧与影视表演艺术的有关文献资料，这是写好综述的基础信息。通过文摘、专业教程、讲座、索引期刊等检索工具书查阅文献以及采用互联网搜索等方法，系统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2)采用经验总结法。通过调查本学院学生日常在专业上的实践经验，以及研究演员在创作角色时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作，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适时进行对演员角色创作艺术研究的思考和综合评述。

本论文准备从以下提纲中来进行具体研究和实施撰写：

绪论

1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简介

影视表演的基本概念

戏剧表演的基本概念

2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共性

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自我准备方面的一致性

两种表演形式创作原理与技巧的亲密性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假定与行动的相同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创造角色性格过程中体验的相似性

两种表演形式在体验中的下意识与控制的同等性

3影视表演与戏剧表演之差异

无序的影视表演与连贯的戏剧表演

摄像机的运用对两种表演的影响

导演和演员在两种表演中存在的方式和地位不同

两种表演形式对于时空关系的差异 结论

五、参考文献

[1]《演员自我修养》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

[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9月版)

[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作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4]《表演心理学》作者：李锦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

[5]《斯氏体系精华》作者：(苏)玛 阿 费烈齐阿诺娃 中国电影出版社

[6]《影视表演学基础——21世纪中国影视艺术系列丛书》作者：苏彭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7]《表演技巧》[中译文]作者：胡博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8]《布莱希特论戏剧》 中国戏剧出版社

[9]《电影表演探索》作者：白杨 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

[10]《戏剧表演学》作者：胡导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

[11]《影视戏剧表演技巧与训练》作者：胡敏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表演创作论》作者：郭薄澜 李佛华 李永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13]《电影戏剧中的表演艺术》作者：齐士龙 中国电影出版社

[14]《表演学》作者：(美)贝拉·伊特金 华夏出版社

[15]《黄会林影视戏剧艺术论集》作者：黄会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艺术鉴赏影视戏剧》作者：朱典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7]《戏剧表演基础作》作者：梁伯龙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18]《表演艺术教程》作者：林洪桐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19]《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家表演解读》作者：崔新琴 霍璇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戏剧表演基础》作者：梁伯龙 李月 文化艺术出版社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论文

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指的是对“20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而非20世纪对“中国戏剧”的研究。我想用几“多”几“少”，基本上可以概括学术界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基本现状。第一，是较多注重话剧研究，较少关注戏曲及歌剧等的研究。这种情形在学术界普遍存在，而在高校中尤为严重。一般来说，人们说起戏曲总想到那是古代戏曲，说起现、当代戏剧总以为就是话剧，岂不知现、当代戏曲的发展已经有一个世纪，而现、当代戏剧也包括戏曲、歌剧等。其他学校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南京大学在中国高校中是较早招收戏剧学研究生的，但是20年来，上百篇硕士、博士论文，学习现、当代戏剧的没有一篇做戏曲及歌剧研究的，而学习戏曲的也没有一篇涉及现、当代的。20世纪的戏曲及歌剧研究，就成为话剧研究界、戏曲研究界都不大涉及的一个地带。结果是，我们的古代戏曲研究很不错，我们的现、当代话剧研究很不错，而现、当代戏曲研究、歌剧研究呢，至今少有较好的成果。除了《中国京剧史》等几本剧种史著外，整体性的现代戏曲研究基本是空白，现代戏曲发展史在学术界还是一片模糊；当代戏曲研究稍好些，但也主要是剧作论、演员评，少有完整系统的深入研究。我们还没有一本较好的中国现代戏曲史、中国当代戏曲史，或贯穿性的20世纪中国戏曲史等史著出现，与此相关的研究专著也较少。歌剧研究的情形也大致是如此。第二，就话剧研究来说，较多注重现代，而较少关注当代。现、当代戏剧研究是随着现、当代戏剧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话剧研究从50年代开始，就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半个世纪以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这是自然的。到80年代，现代话剧研究作为当时的一个学科（当时名为“戏剧历史及理论”）已基本成熟，出现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田本相主编的《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等史著，以及其他一批较好的研究专著。这其中，陈白尘、陈瘦竹、葛一虹等老一辈学者对现代话剧研究学科的建立筚路蓝缕，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本相教授、南京大学的董健教授，对该学科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我认为，现、当代戏曲及歌剧研究的薄弱，主要就在于缺少这样的学科大师）但是很明显，也许是因为当代话剧与社会政治过于紧密的纠缠，也许是因为当代话剧本身还在动态地发展，相对于现代话剧的研究，当代话剧的研究极为薄弱，至今没有一本公认的较好的中国当代话剧史著，其他专题性的研究更是缺乏。而当代话剧的发展已经半个多世纪，其中的经验与教训确实值得也需要去认真总结和思索。第三，就话剧、戏曲及歌剧的研究现状看，较多注重戏剧文学，较少关注戏剧舞台艺术。戏剧文学创作和戏剧舞台创造，都是戏剧（drama、theatre）的题中之义，是推动戏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两翼，同样地，也应该是戏剧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却普遍出现了对戏剧文学的偏重和对戏剧舞台艺术的忽略。戏曲、歌剧研究在这方面的情形要好一些，演剧团体、流派、剧种、唱腔等都有所涉及，不过，还是演出评论、演员评论比较多，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比较少；而话剧研究在这方面的情形就更为严重。很少有演剧团体研究，很少有剧场研究，很少有导演、表演、舞美艺术家研究，很少有演剧流派、演剧理论研究。至今，我们没有一本中国现代话剧舞台艺术、中国当代话剧舞台艺术或20世纪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史著。研究现、当代戏曲、歌剧舞台艺术发展的史著也没有。其他，诸如对戏剧教育、戏剧观众、戏剧制作等的研究，也都少有涉及。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我们的研究，影响了我们研究的深度。第四，就话剧、戏曲及歌剧的研究现状看，注重戏剧文学又较多集中在剧作家，而较少关注戏剧理论、观念、文体、形式、思潮、流派等的研究。我们集中研究的是几个大剧作家，曹禺、田汉、夏衍、郭沫若、老舍、阿甲、陈仁鉴等，以及其他剧作家。但就是大家，研究其实也不充分，例如对田汉、老舍的研究真正有突破的并不多，对姚一苇、李健吾、陈仁鉴等的研究还很薄弱。而在剧作家之外，对20世纪中国戏剧的宏观的、深入的研究就较少。比如话剧、戏曲创作的悲剧论、喜剧论、正剧论、历史剧论、诗剧论等，比如话剧、戏曲的形式研究、结构研究、叙事研究、接受研究、现代派研究、现代性研究、校园戏剧研究、小剧场研究、独幕剧研究、多幕剧研究、创作流派研究、戏剧思潮研究、海峡两岸比较研究、中外比较研究、古今比较研究、戏剧影视比较研究等，比如歌剧的民族新歌剧、西式大歌剧、戏曲体歌剧的形态研究等，很多都是空白。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重视和加强的。第五，话剧、戏曲及歌剧的研究，又较多注重戏剧现象，而较少理论意识与理论的探索。我们有不多的几本纯原理性的戏剧理论著作，例如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谭霈生的《论戏剧性》、余秋雨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董健和马俊山的《戏剧艺术十五讲》等，但是，我们缺少像马丁?艾思林的《荒诞派戏剧》、河竹登志夫的《戏剧舞台上的日本美学观》、斯泰恩的《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这样从戏剧实践中去阐述戏剧艺术规律的理论著作。传统戏曲研究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张庚、郭汉城在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的基础上又主编了《中国戏曲通论》，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还没有《中国话剧理论》或《中国话剧通论》之类不是论述西方戏剧而是论述中国话剧艺术特征、规律的理论著作，也没有《中国现代戏曲理论》或《中国现代戏曲通论》之类不是论述古代戏曲而是论述现代中国戏曲艺术特征、规律的理论著作；同样地，也没有《中国歌剧理论》或《中国歌剧通论》。与此相关的专题性理论研究也甚少，更不用说包括话剧、戏曲、歌剧的《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或戏剧学）》之类的研究。进入中国的话剧、歌剧和进入现代的戏曲，其戏剧形态、审美特征等都会发生变化，而我们缺乏理论研究。也许我们的研究还处于突破现象而深入理论层次的阶段，因为现象研究是理论升华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的戏剧现象研究都是为了探寻现象背后的戏剧艺术特征和戏剧艺术规律。第六，对20世纪中国戏剧，还较多注重话剧、戏曲、歌剧等的独立研究，而较少作为“大戏剧”的综合研究。中国戏剧进入20世纪，已从原先戏曲的一元转向以话剧和戏曲为主，包括歌剧及舞剧的多元发展，这是戏剧事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我们这个学科定为“戏剧戏曲学”是有些不通，但是，它把原先的中国戏曲、中国话剧、外国戏剧三个专业合并为一个，我认为这是有助于“戏剧学”研究的。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研究中还基本上是话剧、戏曲、歌剧等各自为战。在这方面，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做得比较好，该所有研究中国话剧、中国戏曲、外国戏剧的，这几年，董健教授鼓励大家的研究古今中外打通，取得了一些较好的成果。厦门大学戏剧学专业在这方面有良好的开始，相信他们会取得优秀的成就。中国艺术研究院还是固守传统体制，戏曲、话剧分治，又把歌剧、舞剧放到音乐、舞蹈当中去研究，弊病甚多。对20世纪中国戏剧提倡综合研究，是基于戏剧本身发展的事实。在这个戏剧多元发展的时代，有着民族现实土壤和民族戏曲背景的中国话剧，生存于同样的现实土壤而遭遇西方话剧、歌剧、舞剧冲击的中国戏曲，以及在民族现实土壤上融合西洋歌剧、话剧、中国戏曲而形成的中国歌剧等，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因此，只注重话剧、戏曲或歌剧的封闭研究，是不可能推动戏剧研究的深入的。此外，戏剧资料整理与建设的贫乏，对台湾、香港、澳门戏剧关注的不够，少数民族戏剧研究的薄弱，较多注重传统、历史的、美学的、比较的研究而对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的探索不够，较多注重戏剧本身而对戏剧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关注不够，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1．在剧场里，作者不以自己的身份说话，而把各种各样交谈的人物引上场来。话不过是形式的最初的外在基础。 2．戏剧的魅力，来源于“行动”。 3．只有剧中人物在对话中互相较量、互相影响，而导致各自的心情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才是有“戏剧性”的。 4．在日常用语中，“戏剧性的”这个词的意思有三种：①戏剧的材料；②能产生感情反应的；③在剧场条件下完全可以上演的。 5．把人物性格用明确洗练的舞台动作（性格的动作性）表现出来，就产生了区别于其他文字形式的“戏”的因素。 6．剧本的基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人物的对话，或语言。 7．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仅仅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台词。 8．作家对人物形象的构思，只能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对话、独白、旁白）体现出来。 9．剧本的语言要更富有动作性。动作性是语言首要的、基本的特征，是关系到“戏剧性”的首要问题。 10．恩格斯：要使人物的“动机”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地表现出来，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11．戏剧，就其本质来说，是动作的艺术。动作是表演艺术的基础。“以动作为中心的艺术，是雅俗共赏的” 12．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 13．动作和语言是人物内心、性格、教养的外化表现。 14．通过演员的表演，把人物的动作在舞台上直观再现出来，使观众获得直接、具体的感受，是戏剧区别于小说的最基本的界限。戏剧根本排斥叙述。 15．剧本是供演出用的。剧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只有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变成生动、鲜明的舞台形象；只有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把人物的生活、斗争在观众面前直观地再现出来，产生特殊的艺术力量。 16．演员扮演角色，使剧本塑造的人物形象在舞台上活起来，主要靠的是人物自身的动作。 17．中国戏曲中的程式化动作，不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也是创造舞台环境的手段。就连舞台的时间与空间，也不依靠舞台美术的效能，而是依靠演员的程式化动作，启发观众的联想，形成具体的舞台环境。（比如摇浆便是划船，挥舞马鞭便是骑马） 18．戏剧的主要之点就是避免冗长的对话，使每句话都从动作中表现出来。 19．动作，应该是构成剧情发展的一个有机部分，又推动剧情的发展；观众能够通过可见的外部动作洞察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 20．舞台上的心理描写方式：剧本的“舞台指示”中所说的“沉默”，或曰“停顿”。 21．独白和旁白都是用以揭示人物内心“隐秘”的手段，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人物独处时内心活动的披露；后者则是某个人物在同其他人物交往时的“自语”。 22．舞台法则在很多方面却允许违反“物理的可能性”（物理的可能性就是指现实中真是存在的事物）。 23．戏剧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方式：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内容（如回忆、幻象、梦境等等）化为直观的视觉画面，这是被普遍运用的主观表现方式；在现代和当代电影中，展现人物心理活动内容的重要手段还有“内心独白”——“画外音”。 24．对话作为戏剧动作的一种方式，不仅应该体现出人物潜在的意愿，而且应该对谈话的另一方具有一定的冲击力或影像力。“对话”本身就意味着双方的交往，两颗心灵的交往及相互影响。 25．如果争论的双方彼此都想占上风，努力刺痛对方性格的某个方面，或者触伤对方脆弱的心弦，如果通过这个，在争论中暴露了他们的性格，争论的结果又使他们产生新的关系，这就已经是一种戏了。 26．两颗心灵的交往，可以是由意愿抵触而构成的内心冲突，也可以是意愿共同时内心情感的交流。 27．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 28．在舞台上，塑造人物形象、揭示剧作主题的唯一手段，是舞台动作。包括外部动作、静止动作和语言动作，都可能具有戏剧性。语言动作（台词）对塑造人物形象是更重要的。台词包括对话、独白和旁白，是展示内心动作的基本手段。 29．从演员的表演艺术来说，台词和形体动作，是话剧表演艺术的两根支柱。 30．台词是体现人物内心动作的形式，也是戏剧动作的基本形式。 31．“音响效果”可以为人物创造一种客观环境的气氛。音响效果还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情调，用以烘托剧中人物的主观情绪。（如奥尼尔的《琼斯皇》） 32．把那些似乎是某人确实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记录下来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一种象征的语言和表演，加上布景和灯光，把他的思想，他的下意识的心灵、他的行动简括地表现出来。 33．戏剧动作地本性，首先在于它具有直观性。外部动作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语言动作是观众可以直接听到的。在戏剧艺术中，只有当直观的动作包容着非直观的心理内容时，这样的动作才是戏剧性的。 34．就人的动作的全过程来看，它总是沿着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轨道发展的。 35．动作乃是动机的产物及其外观方式。对戏剧艺术来说，它要求通过具有直观性的动作揭示出人物的这种心理过程。 36．在高度精练的动作中寄寓着丰富的心理内涵。所谓“内涵”正是戏剧性的一个重要属性。 37．台词是内心活动的体现形式。对话、独白，必须具体体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但并不是说，人物必须在台词中把内心活动无保留地通通讲出来，使观众一览无余。真正具有戏剧性的语言，恰恰是寄寓着丰富的潜在的内心活动的对话。 38．太露必浅。“露”和“浅”也是一切文艺作品的大毛病。 39．形象是文艺特有的反映生活的方法。含蓄则是形象的属性之一。 40．戏剧性是剧作主题的体现者，它使冲突成为客观实在，它使情节得以具体展开，它又是戏剧结构的内容。 " 3．只有剧中人物在对话中互相较量、互相影响，而导致各自的心情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才是有“戏剧性”的。" 这就是ACTION的几种表现方式。 “6．剧本的基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人物的对话，或语言。” 剧本的构成因素是语言所暗示的ACTION（相互推动的事件和故事情节），是情节，不是语言。 “7．在剧本中，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仅仅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台词。” 语言，潜台词和ACTION是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人物的性格往往是通过同别人相互作用（ACTION），和这个人在矛盾冲突中的表现体现出来。比如我扔石头砸了你的窗子，你慢悠悠走出来，四处观看。或者你一下子从窗子跳出来，就体现出不同的性格。 “27．话剧，对于作家来说，是语言的艺术，对于导演来说，却是行动的艺术。’ “话剧”是没有翻字典就给英语“play”做翻译。 作家用“语言艺术”写出来的剧本，应该很适合于电台广播，或印出来读，在舞台上就会显得废话连篇。 演剧是通过所有的舞台表现艺术来通过ACTION 呈现一个感人的故事。 语言和行动是舞台语言的一部分，用于通过ACTION 体现故事情节。

一、现代性追求的主体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中的现代性的研究，应该是我们准确界定中国现当代戏剧性质特征的必要前提。然而，像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哪些剧作家与戏剧作品，以及哪些戏剧事件上这样一些最为基础的问题，至今还有待解决。客观地说，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我们可以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看作是20世纪文学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为学术界关注的开端，认为由此开始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现、当代戏剧这门学科，那么，正像我们所容易看到的那样，每一位从事现代戏剧研究的专家，都会注意到戏剧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有不少论著及论文述及这个研究领域，其中就包括了数部有影响的现代戏剧史以及与现代戏剧史相关的著作，当然还有更多的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与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一般地都不趋向于仅仅将“现代文学”或“现代戏剧”这个概念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意义上的概念，并不仅仅将它看作是1917—1940这个时间段的一堆文学和戏剧作家与作品的无机组合，而更趋向于将它们看作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学和戏剧逐渐演变，并且逐渐获得与展现其现代性的过程，对1949以后的中国文学和戏剧的研究，则很自然地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趋势。因此，对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的和文学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戏剧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须臾不曾分开。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性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话剧领域，集中于在话剧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同于传统中国戏剧的特点，局限于从世纪初以来诞生的话剧的发展。如同一部影响极大的现代戏剧史所断言的那样：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仅是新兴话剧产生、发展的历史，而且包括传统旧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新演变的历史和新歌剧、新舞剧产生、发展的历史。但是，不论从戏剧思潮和戏剧观念转变的现代性和世界性来看，还是从戏剧运动与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紧密联系来看，或者从大批优秀剧作家的涌现及其在创作上的重大贡献来看，真正在漫长的中国戏剧史上开辟一个崭新历史阶段，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并在现代戏剧史上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新兴的话剧。既然作者也看到中国现代戏剧史本身具有的丰富内容，那么，仅仅从20世纪话剧的诞生与发展论述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既不全面，也远远不够的。且不说话剧在它90年前的引进时期在中国整个演剧界只局限于很少几位留日学生的实验，在20年代，虽然曾经有过洪深1924年导演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的空前成功，但还基本上处于“爱美的戏剧”（业余演剧）的水平；即使它后来得到了来自艺术之外的力量的巨大支持，直到90年后的现在，它也仍然只不过是中国戏剧这个庞大的整体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在现代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起着什么“主导作用”；而被看作是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可以基本忽略不提的所谓“旧戏”也即戏曲，却实实在在地生存、发展着，并且一直支配着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中国戏剧现代化在理论方面的诉求，始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无涯生《观戏记》、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和陈独秀《论戏曲》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世纪初的几年内发表在当时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包括陈去病、汪笑侬创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刊；而它有组织的实践，则始于1906年成都成立的戏曲改良公会，1906年在东京成立的春柳社，天津1907年成立的移风乐社和1911年成立的戏剧改良社等，1912年成立的西安易俗社和上海伶界联合会等；当然，还必须提及的是清末年间广东一带大量出现的“志士班”演剧活动，1901年汪笑侬从演出新编京剧《党人碑》开始的戏曲改良的尝试，这些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始作蛹者，并且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这样一些遍布全国各地的与戏剧改良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除了春柳社以外，都发生在中国传统戏剧的内部，都意味着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戏剧界本身在戏剧改良方面的不懈努力，而它们都与话剧的引进以及它未来一些年里步履维艰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也正是这样一些从中国戏剧本身出发的改良，才是真正决定着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在此后使得中国戏剧拥有了某些现代性特质的事件，才是使得中国戏剧从它的古典形态脱胎而来，并且最终开始了它的现代性转换的，无可怀疑，也正是它们，而远不止于新兴的话剧的发展，才使得中国戏剧呈现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因此，漠视20世纪在戏曲领域出现的现代性追求，甚至完全无视戏曲的存在及其文学史意义，将20世纪中国戏剧史基本上写成一部话剧发展史，除了研究对象层面上的严重缺失以外，更把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性呈现，仅仅归之于外来的话剧在中国的出现乃至发展，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在说，在20世纪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戏曲是完全外在于这个进程的；同时实际上是在说，作为中国戏剧主体的戏曲到20世纪就停止了它的发展，成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之外一位纯粹的看客，代之而起的则是外来的话剧。这样的说法割裂了中国戏剧内在的发展线索，也不符合现代戏剧发展的实际。而且，以这种方式描述的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使得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所表现出的现代性追求，远远未能得到充分而准确的揭示。我们可以同意话剧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特殊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更应该看到，除了话剧这一戏剧的舶来品之外，中国戏剧本身，同样也在随着社会整体的变化，发生着更重要的变化，话剧的诞生与发展远远不足以反映中国戏剧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更不足以代替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要想真正全面展示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就必须有更宽阔的理论和戏剧史视野。

曹禺戏剧研究论文

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 ——《雷雨》的悲剧性分析 摘要：过去评论界和多数读者都把《雷雨》归为社会悲剧一类，归结于周朴园这类资本家对鲁侍萍这类下层 人物的始乱终弃；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而忽略了曹禺一直想显示的另一层意义的悲剧——命运的 悲剧。本文就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尤其是从命运的悲剧的角度谈谈《雷雨》的悲剧性。 关键词：戏剧；命运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 [1] 每次读《雷雨》，都不免要扼腕叹息一番，这样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形象，无论可憎或 可叹，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毁灭，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是黑暗的社会现实，还是人类无法逃脱的命运？ 曹禺是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雷雨》虽然 是曹禺的处女作，却一鸣惊人，一发表便震动了当时的 文坛,成为中国话剧的顶峰之作，由此奠定了曹禺在中国 话剧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当然是和曹禺丰富的人生 体验和深厚的艺术戏剧修养分不开的，曹禺出生于天津 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父亲是一个留过学的旧官僚，他 的家庭和《雷雨》中的周家有点相像，曹禺出生三天母 亲就病死了，母爱的缺乏使他在沉闷阴冷的家庭里更感 孤独，常常对人生、命运产生种种迷茫。从小深受中国 传统戏曲熏陶的曹禺长大后又接受了西方戏剧家的作 品。终于，1931年，曹禺还在上大学时，就写出了《雷 雨》，但《雷雨》的酝酿却用了五年的时间。接着，曹禺 又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曹禺的 作品多以日常生活为素材，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以小 见大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作者在《雷雨》剧本的序言 中说：“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正 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2] 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创作动机，“情感的汹涌的流”蕴涵了 对现实的批判，也蕴涵了对命运的质疑，毫无疑问它是 一部真正的悲剧，有价值的东西全被毁灭，所有的人物 死的死，逃的逃，疯的疯，《雷雨》揭示了双重的悲剧色 彩——命运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过去的大多数评论往 往把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归结于周朴园这 类资本家对鲁侍萍这类下层人物的始乱终弃；从而把批 判的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平等，指向周朴园这类冷酷、虚 伪、自私的资本家，而忽略了曹禺一直想显示的另一层 意义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所谓“命运悲剧”，主要内 容是人的意志同命运的对抗，其结局则是人无法逃脱命 运的罗网而归于毁灭。 曹禺在《雷雨序》里提到：“《雷雨》所显示的， 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 冷’。（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和周冲的遭遇最足以代 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 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 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 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冷’和‘冷酷’。在这 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 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 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 叫它为‘自然的法则’。” [2] 曹禺在1981年7月28日接受访谈时又提到：“我 在构思中，就有一种向往，不知是什么原因，交响乐总 是在耳边响着，它那种层层展开，反复重叠，螺旋上升， 不断深入升华的构架，似乎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雷雨》教学日志终于要上《雷雨》这一课了，心中莫名的兴奋，究其原因，还是要说说一次难忘的“追星”经历。听说北京人艺重排的明星版〈雷雨〉在广州友谊剧院隆重上演，且不说对曹禺先生仰慕已久，就说演员阵容里有我喜爱的明星（蒲存昕、潘红、雷恪生等），就让我们几个语文组同仁过了一把“追星瘾”， 至今还保存着偶像的签名。激烈的矛盾冲突，淋漓尽致的表演，富丽堂皇的舞台布景，在我们心中掀起不小的波澜，甚至激发起我们演绎“外校版”《雷雨》的热情， 所以，当我翻开课文，美好回忆涌上心头，怎能让我不爱她呢？但是，作为一篇高中课文，怎样处理教材才能让学生了解戏剧并能体味戏剧艺术独特魅力呢？怎样将老师的审美愉悦传达并感染学生呢？那就要从教材说起了，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舞台艺术形象，从而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雷雨》一经问世，就以其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精彩纷呈的戏剧语言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饮誉文坛。话剧《雷雨》上演数十年，经久不衰，成为中国当代话剧舞台乃至文坛的经典之作。《雷雨》写了周、鲁两家之间的恩怨情仇和阶级对立，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矛盾冲突中逐渐被推至读者面前的。 语言是构成剧本的基础。剧作家通过人物语言来展开矛盾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雷雨》中每个人物的语言各有特色，周朴园的盛气凌人、鲁侍萍的抑郁平缓，鲁大海的直截了当都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人物的出身、地位、经历和个性。《雷雨》中看起来直白明了的人物对话，其实隐含着丰富的潜台词，有许多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它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心世界。鉴于此，我把教学设计定位为“五个入手”。第一 从内容入手，把握戏剧艺术的体裁特色。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从《诗经》中的《关雎》《氓》《静女》到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从宋元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到文学高峰《红楼梦》，以“爱情”为内容主线，指导学生对同一题材内容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进行分析鉴赏，引发学生对戏剧文本的兴趣，认识理解不同文学样式的特点。这种鉴赏比较，也更能强化学生对戏剧艺术体裁特色的认识。第二 从语言入手,理解人物鲜明的性格特色老舍说:：“对话是人物性格最有力的说明书。”对于《雷雨》这篇课文，我重点想评析人物语言中蕴含的潜台词。比如，周朴园听出侍萍的无锡口音后，便想起往事，称当时的侍萍为“梅小姐”，说她“很贤惠，也很规矩”。已知实情的侍萍听到他的谎言，想起自己的遭遇，满怀悲愤，于是语带嘲讽而又意味深长地反复说：“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惠，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表现了她痛苦的内心和对周朴园的不满。文中，这些例子举不胜举。那么，如何体味呢？什么样的方式效果最佳呢？我想，结合所带班级活跃热情的特点，我们组织学生分组表演，这种表演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也可以“戏剧节”的形式呈现；可以表演课文“节选”部分，也可以表演“节选”以外的部分，或者对“节选”部分进行再“节选”表演。 我相信，这种活动将大大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给他们的高中生活留下更多美丽的记忆。第三 从冲突入手，认识戏剧揭示的社会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就是矛盾冲突，没有了“冲突”就没有戏剧，而戏剧的主题思想正潜藏在矛盾冲突的背后。引导学生认识“冲突”，分析“冲突”，从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中理请思路，找到主要矛盾，才能帮助学生认识戏剧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进而把握戏剧的主题。例如，在《雷雨》中，周、鲁两家由于情感矛盾、血缘纠葛和命运变故造成了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什么才是主要矛盾呢？什么才是促使人物命运形成的根本原因呢？我想，如果善于找课文中的切入点，引导学生展开讨论，那么对主题的认识就很清楚了。第四 从“经典”入手 ，回视“经典”的“省世”价值。我们知道，真正的“经典”的价值，在于“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于它给世世代代的读者以常读常新的启迪和教益。所谓“回视”，即站在“当代”的“视点”，用今天的眼光，历史地发掘经典作品所蕴涵的“省世”价值，引导学生认识作品对我们今天的人生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比如，我可以设计这些问题：当年的周朴园对侍萍的行为是“玩弄”还是“爱情”？当年的侍萍是否可以避免后来的悲剧呢？我们的时代是否还有“侍萍式”的悲剧呢？我想，可以采用分组讨论、小组代表发言、自由发言漫谈式交流等方法，如有时间，甚至还可以联系当今时代女性人格与事业的独立对于爱情自由和掌握爱情命运意义等社会实际组织一次辩论赛，加深学生对课文“经典”的认识。第五 从节选入手，增强学生阅读理解的主动性。课文所选仅是全剧的第二幕，这种“拦腰截断”式的选编给学生的阅读理解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为了扫除这种障碍，我想让学生提前阅读全剧，甚至观看话剧，让学生完整地把握戏剧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过程。通过我的引导和帮助，如果学生能体会到戏剧语言的艺术美感，开始领悟到戏剧作品的文化品位，那我们就足以为我们的努力而感到骄傲和幸福了。3月21日俗话说“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想法虽多，但是，能否落实，能否取得效果，着实让人担忧。3月23日今天，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整理思路，记录我的这一课。平淡的略去吧，让我记住短短的课堂时间却不断涌现出来的精彩的瞬间，让我再一次惊叹于我的学生。我要求学生阅读原著后，找出自己有兴趣深入、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明确地把问题描述出来，以便研读资料时有的放矢，有所侧重。我开始以为“学生云者”，他们能提出什么有意义的问题呢，没想到他们却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问题吧。1 曹禺是如何创作《雷雨》的？他自己对《雷雨》有怎样的评价？2 周朴园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与鲁侍萍、繁漪、与三个儿子之间的难于调和的矛盾在哪里？作品在各种矛盾纠葛中揭示了他怎样的形象特征？3 繁漪“古怪”在哪里？“雷雨”在哪里？她与周朴园有怎样的矛盾？我们怎样看待她与周萍之间的感情纠葛？又怎样看待她的乖戾与叛逆？4 你对周萍这个角色怎么评价？你怎么看待他与繁漪、与四风的感情纠葛？5 鲁大海、鲁贵、四凤、鲁侍萍属于一个阶层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各有什么不同？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说说剧本中鲁大海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6 为什么周冲最后会成为悲剧的牺牲品？促成他毁灭的因素有哪些？你怎么评价他？7 在你看来，《雷雨》究竟是爱情悲剧、命运悲剧还是时代悲剧？…………… （其他问题略去）这些问题无论从角度，还是深度都已超过我的想象，也都已超过高二年级学生的思维水平，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其中肯定有抄袭的现象，但是，学生他愿意去追寻、去思考，最少说明他们也开始关注这些内容，难道不可喜么？所以，这节课我始终采用以“问题教学”为主线的教学形式，通过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课堂效率。很可惜，时间有限，第二节课我只能分析节选部分中周朴园和鲁侍萍两个人物的性格特点，于是我把学生预习提出的问题进行筛选归类，筛选出对理解文本最有价值的主要问题，再让这些问题回到学生当中，引导学生去探讨，这些问题解决了，其它枝节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讨论周朴园性格的特点时，我把问题只归纳为1 周朴园是否真的怀念鲁侍萍？2 如果说周朴园真的爱侍萍的话，为什么当鲁侍萍站在周朴园的面前时，周又为什么会厉声指责，接着又用金钱兑现来打发鲁侍萍？前后是不是有些矛盾？问题一抛出，立刻激起千层浪，有学生认为，他是资产阶级一分子，在他的人生观里，矿业、家庭、女人都是他的资产，他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他是剧中的中心人物，虽然耀眼但却令人讨厌。他自私冷酷，是个十足的流氓。也有学生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他必须这样做，是值得同情的，不能为了强调阶级性，而忽略他的人性。双方各执一词，忽然间，我觉得周朴园是怎样的一个人不再重要，学生学会分析问题并且能够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见解，这是最可贵的。曹禺老先生说过 “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能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所以，在解读人物的时候，我鼓励和要求学生尽量多角度、多方位，以自己的观点解读人物、读出自己。可惜，由于懒惰未能及时将学生精彩观点记下，成为永久的遗憾，至今未能释怀。3月24日谈到我们班举行的戏剧表演活动。我不得不表表我们班的***同学，这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学生，一个颇富表演天才的学生。班内戏剧表演时，她演的是四凤，我对她的表演评价是大胆投入、感情充沛，当她大声哭着（我观察她是真的哭了） 喊出“妈”时，全班顿时一片寂静，连刚才还在取笑她的男同学也静默无声，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我的学生，她能够根据角色，尽情宣泄自己的感情，我反省，如果让我来给学生做示范，我会这样么？不会，如今的我也许会有很多顾虑，不能象她那样洒脱，尽管她的表演有些过火。事后，当着我的学生我说出了自己的的感受，我鼓励周卓平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一定会有收获，当时，我看到她眼中的光芒！恰逢高二年级参加“戏剧节”表演的节目是《雷雨》，我们在全年级挑选演员，我推荐了她，但是，她参加“四凤”竞选没有成功，我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热爱表演的学生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根据她的表演特点，我为她选择了《阮玲玉》剧本，她在其中扮演一个“疯女人” 。结果，她成功了！那天晚上，她光彩照人，表演到位，她成了焦点，被评为“最佳女配角”，下面是她的一篇“演后感”——《比烟花寂寞》演完“阮玲玉之死”，才深深怀念戏里戏外的一点一滴，我把它们写在花瓣般的年月上，让它们飘散于诗般的风中，以纪念这段如歌的日子。就我个人来说，心里面很吝啬表情，哪怕只是眉目一动，嘴角一触。当独自一个人时，我面无丝毫的样子是冷酷到极端，所以父母一直不信我会演戏。周围的同学习惯于我一天也不说一句话的沉静，所以对我演出时的风格会很吃惊。与我一起演戏的人会知道我演戏很速战速决，若要把整晚时间消耗掉，我便会发呆、忘词、走错步等诸多不妥。所以排练的时候我会常迟到、逃练等，心中觉得排戏只需三次，第一次理论去分析人物所处的背景、身份，曾有过的经历，从而推断出她在什么情况下会想到什么，做些什么。第二次实践地想所扮演的人所想，从眼、眉、笑到举手投足的动作，下场的姿势，哪怕只是微煞眉头，双眼呈混沌状，这些特细腻的表情一定做到位。第三次从舞台效果去分析所站位置，人物行动，及从内心分析如何代入自己，而我唯一独特的地方只是任何人都永不知道我在最终演出时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在《阮》剧中，我被安排从头到尾拿着个玻璃酒杯，然而当晚表演时，我拿的酒杯突然变成了扇子，然后加进了许多动作，这都是排练时一直没有的。若只局限于我规范地去演，我便失去了所有的热情。别人说我在场上的心情会很兴奋，我承认，因为我会在场上即兴想到许多点子，会带给人很难预料的结果。我亦会看与我做对手戏的人会否很急中生智，若是的，我会很肆无忌惮地加一些问句，然后她又好巧妙地回答，弄得指导老师很迷惑，我们在台上背着观众偷笑。但对于这出戏的成功，我自认为是没有一点儿功劳。我，只是没有犯一些低级错误。我心中充满感激，感激小瑶老师的指导，她绝对是一位出色的导演。演完之后，我拉着庞大的裙罩，独自走回宿舍。一路上什么人也没有，再想着刚才灯光闪烁，人头拥挤，便觉得很空虚，然后身心疲倦地睡下。盼望着明天醒来时，别人像以往一样不知道我，我如平时一般沉默，很安静地做事。想学演戏的人常对着墙动情地说上些话，而我只需要一份更真实的自我，更真挚的感觉。读了她的文章，我感触颇深，古人说：“玉不琢，不成器。”学生就好比一块璞玉，多么需要我们打琢啊！的确，通过这次活动，周卓平的艺术感悟提高了，文学修养增强了，更关键是在排练中她懂得了合作、学会了感激，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开心呢？3月25日 …《雷雨》这一课终于上完了，可是，在我的心中却遭受了一场大的“雷雨”袭击，自从教学以来，我一直喜欢思考，什么才是一节好课，在这节课中，我的设想都实现了么？想象中的教学效果都达到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节课下来之后，感受是不一样的，情绪或高昂，为学生新发现、新见解高兴，有时又因学生启而不发或气氛沉闷而无奈，这其中有学生的因素，更有我的因素。经典文章如果被我们老师讲的不经典，多么滑稽啊！《雷雨》一课的学习，虽然自我构想不错，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发现很多问题，比如，能够体现出体会戏剧语言潜台词的对话，文中俯拾皆是，我按课文顺序逐一点评，生怕漏一个知识点，但是，这些精彩片段在文中相隔较远，所以，造成了上课如叙流水帐，脉络不明，课上得凌乱。但如果精选片段来讲，那又有很多知识点遗漏，似乎也不解气，所以，我常想，戏剧单元该如何上呢？是否每一篇都如此精挑细讲呢？学生对戏剧体裁有没有一个整体认识呢？再加上我们的课时实在有限，该如何来进行戏剧单元的教学呢？鉴于此，我想是否能来一个“戏剧单元综合性活动教学法”呢？整体思路是采用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以小组为单位选择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改编为戏剧进行表演，学以致用，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通过“我编、我演、我评、我感“活动，发挥学生的形象里力和创造力，使学生的才华得以展示，能力得以提升。具体操作程序如下：（一） 学生自主阅读1 学生阅读课文老师设计自主阅读提纲，学生阅读整个单元的文章，并用书面形式回答提纲中的问题。2 学生查阅资料老师提供网址、资料，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学习戏剧有关的基本常识，了解本单元剧本的作者及创作背景、相关剧情，学习编写剧本和表演、鉴赏戏剧的知识。（二） 教师专题指导（以大课形式进行）通过老师的专题讲座，让学生从整体上感受戏剧的有关常识，另观看话剧《雷雨》，培养学生对戏剧的鉴赏、表演和评价能力。（三） 小组合作探究，编写或创作剧本可供选篇目《药》《守财奴》《套中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四） 成果展示及评价每班各选出一个优秀的成果进行全年级展示。评审团进行评价，颁发奖品。这个设想耗时长，费精力，老师要付出大量的劳动，但我想这也许是最好的学习方法之一，毕竟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真正意义上贯彻了新课标的精神。后记： 人们常常用“教书匠”来形容老师，一个“匠”字是多么可怕！的确，时间长了，我们的教学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或许还取得一点点成绩，但是，我们忽视了教学是一门艺术，需要常教常新，今天，当我进行叙事研究时，才发现老师每天的生活都跟一个个精彩的、具有鲜活的生命色彩教育教学故事联系在一起，这些故事既是教育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教育叙事很好的素材。我试图通过这次回顾反思，使自己多一点教学经验的积淀，多一些对教育的理解，使我的教学多点艺术，多点实力。如果我的这点不成文的东西能给大家带来点感悟，我就很知足了。

浅谈曹禺《雷雨》的诗意特征

摘 要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史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自《雷雨》诞生以来，它就像一个挖不尽的宝藏，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挖掘。论文从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手法、结构布局三个方面来考察剧作的诗意特征，进而指出曹禺通过《雷雨》旨在表达出这样一个哲理：人究竟怎样才能“诗意地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关键词 ：《雷雨》;诗意;人性思索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人们对《雷雨》的喜爱和追捧表明其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有学者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理解剧作丰富的艺术内涵，有学者则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剧中人物的形象和心理变化。然而，人们在阐释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疑问，如鲁侍萍为什么远离家乡?为什么鲁家一家三口儿都在周公馆做事?笔者认为，这些疑问恰恰与其本身的诗意特征有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部话剧来看，而是更应该把它当作一部诗化的剧作来读。1935年，曹禺曾在致《雷雨》的导演吴天、杜宣的一封信中写到：“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者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①按照曹禺的话说，《雷雨》很像诗人创作的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需要。作家巴金曾回忆说：“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②综合起来说，“诗意”是《雷雨》给读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文章尝试从整体上把握《雷雨》的诗意特征。

一

《雷雨》的诗意特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尤其以周冲为代表，他是情感型的人物，大胆自由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与幸福，最终，他走向了死亡，与其说是命运的不公，不如说是人性选择下的悲剧。周冲在剧作中年龄最小，“有着一切小孩似的幻想”。他在青春年少时爱上了四凤，认为四凤是世界上最令人满意的女子，尽管四凤从未受过教育。在周冲身上，读者看不到一点贵族意识、封建等级思想的观念。他还打算与周朴园商量，把自己的教育费用分给四凤，试想这在周家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随着剧情的发展，周冲几乎是和四凤站到了一起，他要和四凤共同 “为着人类谋幸福”，他“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相对于周冲而言，鲁家是一个局促，污秽之地。鲁贵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惦记着钱，到处不忘自己的生意经;鲁大海身上带着火药味儿，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能引爆;鲁恃萍此时正忍受着三十年的屈辱之苦，对不公正的命运发出了十分严厉的抗议声。然而，正是在这个局促、污秽之地，周冲却表现出其极度诗意的一面：

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白色的帆张得慢慢地，像一支鹰的翅膀斜帖在海面上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③

值得注意的是，周冲这段话是在鲁家而不是在周家，不是说给自己的家人，而是说给了周家的“仇人”。从剧作中所有的人物性格来看，这段诗意的内心独白只可能出自周冲之口。如果把剧作的人物按照周家、鲁家分作两个阵营来看，那么这段诗意的独白被周冲在周家说出更容易让人理解。不过，相对于周家人而言，鲁家人的命运或许更值得人们理解和怜悯。曹禺这样的安排自有其用意，他想给鲁家人一份清凉的、诗意的慰藉，因为这个家庭的人活的太艰辛、太悲惨，这种诗意的独白也恰是剧作中人性悲剧的精神内核。

此外，鲁贵小唱的“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青春不再来!”也同样显示了这种诗意。从全文来看，鲁贵是最不具有美学气质的一个人。他和四凤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父女关系：他不听鲁侍萍的再三嘱咐，最终，还是把四凤带进了周公馆。他察觉到了四凤与周家大少爷有暧昧关系，但为了保全自己在周家的稳固地位，他并没有严厉制止四凤(如他可以让四凤离开周家)。这句唱词出自处处不忘生意经的鲁贵之口，在某种意义上，它表达这样的内涵：花开花谢是年年都有的事情，今年的花还可能胜过去年红，可今日的人却再也不是昨日的人那般青春，也许鲁贵是在感叹四凤即将逝去的青春。简言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雷雨》中的人物都在蹉跎着自己的生命，浪费着自己的青春。曹禺通过鲁贵之口，诗意地表达出其对剧中诸多人物生存方式的惋惜和思考。

二

《雷雨》的诗意特征还表现在丰富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上。毫无疑问，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相遇”是戏剧冲突的关键。根据剧情，侍萍在济南一所学校当清洁工，外出两年多之后打算回家看四凤和大海，而邻居张大婶却告诉她四凤在周公馆做事，她不顾一路的风尘，带着行李径直来到周公馆，于是“相遇”这一情节便发生了。对于他们的“相遇”，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周朴园三十年来一直保留她的照片和她喜欢的家具、摆设，坚持关窗户的习惯，而鲁侍萍应该十分恨他，并立即离开周公馆。但是，相遇中，周朴园却没有生离死别后的惊喜，鲁侍萍竟没有走。此外，侍萍家住“杏花巷十号”，距离周家应该不远，因为四凤晚上回家住，有时周家子弟晚上开车去四凤家。即使侍萍常年在外面做事，当她回家住的时候，她怎么会不知道当地有个周朴园，有个周公馆。侍萍在外出打工的两年里一直与家人通信，且一再嘱托鲁贵不要把四凤带到公馆做事，鲁贵也曾将大海在矿上做了工头的事告诉过侍萍，那么“相遇”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事实上，《雷雨》追求的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假如我们按照常理去推测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就很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样的“相遇”与剧作刻意追求的诗意特征有紧密联系。作为一部话剧，《雷雨》中必定有符合戏剧审美意义的剧作冲突与巧合，这些冲突与巧合可能会有悖于常理，但它往往是为了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设置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同样必高于生活。我们不能把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真实等同于艺术、美学范畴之内的艺术真实。艺术细节的设置是为了作品构思、布局的需要而加以虚构、组织的。假如作品细节成了现实事件的简简单单的复制者，成了社会的传声筒，那么艺术的美何在?艺术的价值又何在?曹禺自觉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如从古希腊悲剧学说到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等，还受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启示，从而深化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雷雨》中的冲突和巧合是他向各位艺术大师的创作不断学习和变通的结果。   作为一首诗化的戏剧，曹禺很自然地将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进行融合，《雷雨》中具有大量的象征性意象。这些象征性意象有利于表现戏剧的想象力和艺术意蕴。《雷雨》中的意象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以场景、道具的方式呈现的象征性意象，如剧作中死气沉沉、充满压抑感的周公馆。二是以人物性格的呈现方式的象征性意象。例如蘩漪那种极端和矛盾的性格，与狂躁郁热的.“雷雨”的象征意蕴是如此吻合;三是由作品命名构成的象征性意象，如“雷雨”既是一个实存之物，同时又是某种观念的象征。“周公馆”“雷雨”“教会医院”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艺术意蕴，它们成为剧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给剧作笼罩出浓浓的诗意特征。由此可推断，曹禺在选择这些象征性意象时一定花费了不少心血。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