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文献阅读论文

红色经典文献阅读论文

读了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后，我受益匪浅。现在的我们很幸福，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没有战争、没有硝烟，我们理所当然的享受着这种幸福的生活。殊不知，我们这些幸福的后面是无数战士英雄的血泪。他们，用自己的坚持换来了解放；他们，用自己的英勇换来了和平；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胜利的曙光！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珍惜，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红岩》的历史背景是1948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的时期。这部长篇小说主要了描写重庆解放前夕严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进军和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辩证地统一起来。它的基本情节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敌我斗争为中心，交错地展开了我地下党领导的城市的地下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狱中斗争以及华蓥山区的武装斗争，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在《红岩》中，我们看到了众多的革命英雄，他们的团结奋斗、舍已为人让我感动；他们的临危不惧、英勇斗敌让我佩服；他们的奋勇突围、投身革命让我激动万分。然而，所有的英雄人物中最令我感动的是江姐。江姐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她一点也不输于男人。她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江姐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在渣滓洞集中营被敌人连续多日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精神给那里所有的战友以无穷的动力。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血水飞溅，我们敬爱的江姐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但她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剧烈的疼痛。解放前夕国统区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当我看到江姐回乡下为游击队送药的片段是，眼眶不禁湿了……雨雾蒙蒙的城墙门，木笼子里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映入江姐的眼帘，她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去看牺牲者的名单，陡然发现丈夫的名字列在第一行！这种突然失去亲人的感觉我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么大的打击她一个弱女子究竟该如何承受？书中如此描述：江姐热泪盈眶，胸口梗塞，不敢也不愿再看。她禁不住要恸哭出声。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但坚强的江姐立即想到的是自己负担着党托付的任务，没有权利在这里流露内心的痛苦，更没有权利逗留。她的脚步，不断踏进泥泞，一路上激起的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却一点也不知道。她全力控制着满怀悲愤，要把永世难忘的痛苦，深深地埋进心底。渐渐地，向前凝视的目光，终于替代了未曾涌流的泪水。她深藏在心头的仇恨，比泪水更多，比痛苦更深！江姐，这样一名女共产党员，但是她却坚信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英勇奋斗，胜利就在不远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能被打倒！我们可爱的战士们虽然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肉体上的折磨，伤痕累累。但是我们的战士们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更积极的想要用斗争来争取胜利！他们的斗争精神得到了升华！读了《红岩》，看到了这些面对困境却坚决斗争的战士们，让我想到了自己平常面对困境时的躲避态度，真的是让我感到羞愧万分。想想自己只要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或是学习的压力太大，或者在工作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只会乱发脾气，为自己的失败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却从来不会想着要如何去克服这些失败与挫折。可如今，在红岩英雄的光辉形象前，我明白了：人的一生中总是会充满了各种挫折，当我们面对它时，不应该退缩，而是应该要奋勇向前，愈挫愈勇！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血染红岩，才迎来了解放战争胜利的黎明，才让我们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不仅要学会珍惜现在的快乐生活，更要学习战士们的英勇、学习战士们的坚强。遇到困境时，想要放弃时，让我们想想《红岩》，我们将能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去面对困难、战胜困难，去迎接属于我们自己的明天！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红色土地。在这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等等。这一个个红色经典的称号与地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已化作一颗颗与日月同辉的星辰，在红色中国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奏响雄浑激越的华彩乐章。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开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到上饶集中营茅家岭，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据统计，1955年至I965年、被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籍将帅人物共325位，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总数的20%。据统计，全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5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无名烈士更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和极其光荣、伟大的牺牲。江西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在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中，江西是他足迹所到最多的一个地方。从萍乡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许多地方他还不止一次到过，他曾十次赴萍乡，建国后二次上庐山。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来到了江西。在萍乡的安源煤矿，他下矿井，办夜校，访贫问苦，宜传马列主义真理。次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发动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此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光辉一页，1927年月，大革命失败，到处腥风血雨，全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这危难时刻，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他走铜鼓，下修水，跑萍乡，率领千人的秋收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经莲花、永新、宁冈，于1927年的10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战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照耀了中国革命，点燃了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大井的故居、茨坪的田野、茅坪的八角楼……井冈山的名字永远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初开始，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他率领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战东固，打吉安；他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他在兴国、寻乌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在那火热的岁月里，毛泽东儿乎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8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他率领中央苏区的军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中华苏维埃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是中国的希望。这期间，毛泽东曾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依靠军民，坚持斗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是他永远与江西人民心连心的见证。1934年11月18日傍晚，他跨过于都贡江上的浮桥，和主力红军一起，开始了万里长征，从此北上抗日，一别江西多年，但正是在江西这块红上地上，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求索，是不懈的奋斗，他的伟大足迹正如他的诗篇所云“无限风光在险峰”。红色的江西，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搏物馆，赣鄱大地，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截止2005年7月，江西共有9个由中宣部命名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60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个革命纪念馆分布于全省各地。全省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址有1500多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4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共40个点。属省级重点义物保护单位的有76处。江西红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拥有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色摇篮”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始发地、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诞生地等众多中国革命之最，江西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红色旅游产业，江西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提出了“弘扬井冈精神，兴我美好江西”的总体目标。在全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上，将按“一个龙头、四个基点、两个集散中心、六条精品线路”来布局，即以井冈山为龙头，以南昌、瑞金、萍乡、上L饶为基点，以南昌、赣州为集散中心，以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等六条精品线路为骨架（即：1、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路“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2、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3、赣湘红色义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或井冈山－萍乡－韶山－长沙”；4、赣闽粤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赣州－瑞金－长汀－龙岩－梅州－广州”；5、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龙虎山－上饶－三清山－杭州－嘉兴－上海”；6、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同时，打造一批成熟的红色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研习游、革命摇篮体验游、红色故都寻访游、长征之路觅踪游、人民军队寻根游、工人运动探源游、秋收起义访习游等。并重点加强包括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八大景区建设。“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江西是井冈山精神的发祥地，江西人民对于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具有自己特殊的使命。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为革命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65年7月他重上井冈山时又谆谆教导我们：“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对江西这片红土地有着浓厚的情谊，他于1972年深秋来到井冈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郑重向全党提出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歪曲和破坏的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并要求“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文明的主要支柱”。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又题写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强调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1989年10月来江西视察时，挥笔题写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并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江西是中国“红色旅游”的故乡。在国内，江西最先建立红色旅游区，最先提出红色旅游口号，最先举办“心连心”《红色之旅》节目。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2000年江西就开始打“红色旅游”牌；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正式提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口号；2004年10月20日起程，行程一万多公里的“2004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成为我省旅游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国家旅游局领导评价说：“这不但是亲身实践和宣传推广红色旅游的一个创举，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红色，正成为江西旅游的主色调；红色旅游，正在被打造成江西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热线！2004年，江西“红色旅游”大步向前，全省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350余万人次，红色旅游总收入77亿元，占全省按待国内游客总数、旅游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红色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2004年，革命圣地井冈山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红都瑞金市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而上饶集中营名胜区接待人数则同比增长60%以上。2005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家单位联合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条精品线路录》和《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红色旅游30条精品线路和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四线五景”榜上有名。四条精品线路分别是：1、南昌－吉安－井冈山线；2、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3、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4、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在全国红色旅游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占5个，即：1、南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2、萍乡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3、井冈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4、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5、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目前，中央正在大力建设的全国爱国注意教育基地的三个“一号工程”中，江西的井冈山就位列其中（另外两个为韶山、延安）。在红色旅游的交通条件方面，江西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开辟了更多的国际航线，井冈山军用机场改扩建为旅游机场，现已开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经过瑞金的赣龙铁路已通车，吉井铁路也正在抓紧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三年增加10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达1500多公里，使井冈山、南昌、瑞金、萍乡、上饶等红色旅游景区都有高速公路相通。发展红色旅游是“瞻仰一次圣地、净化一次灵魂”的政治工程；是“挖掘一种内涵、铸就一种精神”的文化工程；是“开发一方红，致富一方人民”的经济工程；是“三位一体”、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从党中央、国务院到江西省委、省政府，对红色旅游都十分工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加快发展红色旅游做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同月，《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也出台实施。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游局和大江网联合评选的江西“十大红色旅游景点”出炉。这十大红色景点分别是：井冈山黄洋界综合景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安源景区、瑞金叶坪综合景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万载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策源地、景德镇新四军改编旧址。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追寻红色经典 重在传承革命精神 争优的工作热情，笔者不禁为之叫好！随着党的90华诞临近，神州大地掀起一股红色风潮，各地红色主题活动如火如荼，城市乡村红歌嘹亮，革命圣地游人如织。一些单位为了让党员职工亲身感受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的艰辛，使心灵得到洗礼和震撼。集体组织或千里迢迢赴井冈山，脚蹬红军鞋，身穿红军服，肩扛红军旗，重走红军挑粮小道；或到白洋淀，驾起小木船，扛起“大抬杆”，穿行于芦苇荡，寻找抗日武装雁翎队的历史痕迹，一趟下来花费不菲。我们不否认这种近距离感受先辈精神，体验式接受红色教育的作用，但“路”可以重走，“船”可以再划，“场景”却难以复制。没有当年敌人封锁围困的威胁，没有四处游击，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境遇，没有生死悠关的枪林弹雨考验，心灵的洗礼和震撼只能全凭自己用心感悟。追寻红色经典的意义不单纯满足人们的好奇与渴望，更在于对先辈们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常言道：心动不如行动。追寻红色经典，关键在于“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重走红军路”、“泛舟白洋淀”可以回味斗争历史，但对先辈精神的传承应该不仅停留在场景的模仿和身体的劳累感受上，更应当体现在价值观的校正和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身体力行中。毋庸讳言，在思想多元化和到处充满诱惑的当今社会，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出现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奉献精神缺失，贪图享受，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等问题，与先辈的革命精神相去甚远，损害了党的形象。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就是要以先辈为镜子，找差距，见行动，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坐标，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艰苦奋斗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努力做一个无愧先辈、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好党员、好公仆。就开展纪念党的生日，进行党史教育而言，应该说追寻红色经典、聆听英雄报告、重温入党誓词、上党课、唱红歌等形式基本属于常态。纪念活动应遵循党中央有关通知要求，坚持既热烈隆重又务实节俭的原则。一方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前述市内某单位的做法值得倡导。另一方面，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防止形式主义、花架子。列宁曾经说过：“庆祝伟大节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还没有解决的任务上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我们开展纪念建党90周年活动目的之所在，就是我们追寻红色经典，传承先辈精神之真谛。

红色经典文化论文

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论文库）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论文库)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论文库)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貌似长征组歌就是 是什么 为什么 则么办

写作思路：首选阐述一下先辈英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染成了神州大地的红，然后再描述一下唯有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力量才能步步稳进、兴盛强大，才能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等等。

正文：

红色，是一种信仰，然而他和其他的信仰不同，他不是少数人的信仰，不是个别国家或者民族的信仰。一般的信仰，更多的是教人为自己谋利，讲究的是个人的生前死后、因果宿命。只有红色，从不让人去为自己谋私，从不让人去沉迷于飘渺的虚无。

是十月的一场燎原大火烧出了天空的第一片红，是整整28年的抛头颅洒热血染成了神州大地的红，因此，这种红色的信仰绝不是虚无的，而是有无数的前辈用生命去检验、践行的，并且，在一代代的不懈努力中，他成为我们世代相承之意志，只要人们还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我们就决不停止追逐。所以，红色更是我们的基因，我们不能放弃，要好好地传承下去。失去这种基因，我们就会掉进资本主义的陷阱，被历史淘汰，苏联这样的例子。

为什么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这不是上级要求，也不是政府要求，而是这个时代的要求，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代人能否实现中国梦。当我们沉浸在缤纷繁复的物质世界，徜徉在灯红酒绿之边缘，我们会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迷失。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那就要让红色血液在全身流通，让头脑清醒，让行动坚定。这种血液的来源靠输送是不行的，要自己长出来才可靠。

近来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十送红军》表现的__十位最普通的红军战士经过长征的跋涉、战斗与牺牲，以自己的生命，熔铸和诠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信念的历程。它生动地展示了我党我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艰苦奋斗、不惧牺牲、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凝结一体，__红色基因。我们传承红色基因__要传承和发扬这种传统，将之融入血脉中随着生命的延续而延续下去。当然，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

当代革命军人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内容。我党我军从来都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从一定的层次上讲，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是相同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新时代我们的全新追求，是以中国梦为中心的最高追求。

传承红色基因要求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秉承先烈之意志，高举红色之火炬，继往开来，走前辈们没有走完的路，走我们这代人特有的路。

其实，我们身边从不缺乏自觉走在时代前列的英雄模范。把研究做到最后一秒的戈壁之花林俊德，心里只装着别人的“当代雷锋”郭明义，不离不弃照顾养母十二年的孝心少女孟佩杰，造林22年永葆公仆本色的好书记杨善洲……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扬红色精神，用自己的红色基因生长全新的红色血液。这些人无愧为时代的榜样。新时代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越是如此越是应怀如履薄冰之谨慎，坚决听党指挥，围绕强军实践，筑牢军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广大官兵应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意味着“传承红色基因”不再是模糊的意识，而有纲领性的精神，意味着我们传承红色基因不再单纯靠自觉，而是受到党和人民的监督。这一转变，正犹如道德自觉向法律约束的转变，有理可依，有凭可持。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千秋伟业筚路蓝缕。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在风云暗涌的和平岁月里，唯有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力量才能步步稳进、兴盛强大，才能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如此，也足以告慰先烈英灵。

1、“红色经典”作品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随着大量“红色经典”作品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翻唱“红 色经典”歌曲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红色经典”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并受到学术界和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2、史诗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思修经典阅读论文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高等学校各专业公共基础课,是 教育 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学生必修的课程,也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课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一思修论文2000字以上，希望大家喜欢!

《辅导员做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考》

【摘 要】做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意。辅导员应在加强理论学习、把握学生特点、解决实际问题、开展 社会实践 等方面入手，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关键词】辅导员;理想信念;教育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最亲密接触的人，在其教育、管理、服务的过程中，理想信念教育也成为了高校辅导员的“必修课”。这个“必修课”并不是说辅导员只要简单灌输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站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战略高度，在理念思路、方式 方法 、载体形式等方面做足功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一、理想信念的内涵和内容

理想，是指人们对美好愿景的设想和追求，是有根据的、可以实现的目标，它是区别于空想和幻想的。信念，是人们在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某种思想理论、价值取向、生活态度深信不疑的观念。理想信念是人生的航标、命脉和灵魂，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和左右人们活动的精神动力。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的动摇时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只有确立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指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是科学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这是对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中国社会高举理想信念精神旗帜最鲜明、最简洁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应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烈信心。

二、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现状

(一)就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

据2013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表明，大学生思想主流持续积极健康向上，调查显示，广大高校学生高度信任并拥护以同志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高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度认同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高度关注事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意愿强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

(二)部分大学生理想信念存在片面性、模糊性和肤浅性

伴随着市场经济深入推进，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社会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趋明显，一些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各种信息冲击之下也容易倾斜和摇摆，对国家历史和现实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一些学生对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理解不深，导致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想信念模糊、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里素质欠佳等问题。

三、大学生理想信念产生偏差的原因分析

(一)当前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影响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体的主力军，其信仰的形成同样受到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思想观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大学生对改革共识与困惑交织，一些大学生在追求个人价值的过程中个人意识更加强烈，政治需求更加现实， 文化 需求更加多样，社会需求更加广泛，更多采用市场经济标准去评价，甚至走向功利主义的极端。从国际看，我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事物上话语权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和竞争从未停止，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文化搏杀、思想争夺、网络大战虽无硝烟炮火，但一样博弈激烈，国内外较量和竞争阻滞了大学生对正确的理想信念的领悟与追求。

(二)高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存在不足

一些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育的形式还是局限于座谈会、讲座等传统会议形式，在内容上出现了泛政治化和教条化、教材化，片面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的讲授和灌输，出现了理想信念教育智育化的倾向，脱离了学生的思想实际和需要。一些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更多注重事务性的工作，比如班级的评奖评优、安全稳定、考风考纪等，而忽视了对于他们来说最为根本的理想信念教育环节。

(三)大学生自身主观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未完全成熟的生理、心理、知识结构等特点决定他们的理想信念难免出现偏差。当代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在优越生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母亲戚的溺爱，再加上缺少生活和社会阅历，一些大学生感到精神空虚、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对生活没有希望和乐趣，出现了没有理想信念或者即使有理想信念却出现了理想信念的功利化、自私化、空想化、片面性、模糊性和肤浅性。

四、对策

(一)加强理论学习领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基础性

理论揭示规律、明示方向，能够为理想信念提供有力支撑。因此辅导员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一是在理论学习的内容上，要带领大学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大学生增强三个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二是在理论学习的方法上，采用案例式、讨论式、研究式、体验式的 学习方法 ，多用讲 故事 、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启发学生深入思考，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在理论学习的话语上，多用聊天式、谈心式的语气，多说真话、实话、心里话，少数空话、套话、场面话，使理论学习鲜活而不苍白、生动而不呆板、亲切而不生硬。四是在理论学习的载体上，既要运用好传统载体，例如研讨会、小型 辩论 会、演讲比赛等载体，又要运用好微博、QQ等网络资源载体，为学生开辟自由表达诉求和感受的 渠道 ，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

(二)分析学生特点引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针对性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环境下，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思潮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使当代大学生形成了特点显著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精神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行为上，追求自我支配和自主决策。辅导员只有充分了解学生在此方面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才能开展好工作。因此辅导员做好理想信念教育要认真分析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对学生的性格、地域、家庭、专业、年级、民族等信息都要心中有数，建立好学生特点信息库，一方面，发挥辅导员的自身优势，辅导员要善于用可亲可敬、平易和蔼又从容淡定、沉稳大气的肢体语言和语态眉宇传神、灵动善融，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了解学生的主体需求，把理想信念教育同尊重学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有机结合起来，和把握学生思想特点、心理特点、行为特点、学业特点、恋爱特点、就业特点及其成因有机结合起来，和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在激发学生主体创造力，鼓励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三)解决实际问题助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实效性

面对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辅导员不能就理想信念谈理想信念，而应把理想信念教育和解决大学生实际问题相结合，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当今的大学生除了学业发展诉求之外，还面临恋爱困惑、就业压力、 人际交往 等现实问题，辅导员只有把理想信念教育和关心、关注、关爱学生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在服务学生的学业发展、服务学生的职业发展、服务学生的身心健康等方面下功夫，积极构建高效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建立完善学生诉求表达、矛盾化解、利益协调机制，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高质量的服务，使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充分体会到主人公的归属感和使命感，才能真正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要求辅导员不应当只是理想信念相关知识的灌输者，而应是新视角的提出者和新问题的发现者，善于用问题开刀，拿现象作靶，热切关注大学生成长中的困惑，从学生合理实际诉求出发，与 热点 面对面，同学生心贴心，敢于直面学生的困惑，善于回答学生的疑惑，系统解答学生的疑问，启发学生深入思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在诚心回答学生疑惑，耐心解答学生疑问中开展好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四)开展社会实践护航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增强支撑性

大学生长期在学校生活，对社会了解不够深入，理想信念往往带有片面性和理想化的特点。大学生在学校树立的理想信念以及由此萌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到社会大课堂中，与现实生活发生交流碰撞，才能鉴别其真实性和存在的具体价值。辅导员应该积极鼓励并发动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在实践的领域上，不断探索社会实践新形势、新特色。如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专业认识实习实践以及一些基层项目，例如西部计划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使大学生在实践锻炼中砥砺品质，在实践锻炼中来了解和把握党情、国情、政情、民情和舆情的演进，在实践锻炼中增强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大局意识、底线意识和奉献意识。在实践内容上，注意发挥文化教育的优势和学生的专业和特长，坚持科技文化服务的方向，按照服务社会、完善自我的发展模式，让广大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使大学生能够将个人理想信念和社会理想信念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知行统一，学以致用。

总之，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承担着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职责，在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辅导员来说，就是要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引导大学生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信念上的坚定，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使大学生自觉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满腔热忱转化为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在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参考文献

[1] 巩献田.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1-122.

[2] 唐家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 反思 与创新[J].当代教育论坛，2005(9)：15-16.

作者简介：马凯(1984- )，男，河南郑州人，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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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是人的生活实践对于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是人们从价值角度考虑人生问题的根据。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关于人生价值的思修论文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人生价值基本概念的解读》

摘 要：人生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是人的生活实践对于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是人们从价值角度考虑人生问题的根据。它兼有实践问题的现实性和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正确理解了人生价值的基本概念之后，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生价值。

关键词：人生价值、人生价值的含义、人生价值的特点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1)10-0000-01

在哲学中，价值的一般本质在于，它是现实的人的需要与实物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人生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是人的生活实践对于社会和个人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是人们从价值角度考虑人生问题的根据。它兼有实践问题的现实性和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正确理解了人生价值的基本概念之后，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生价值。

一、人生价值的含义

人生价值是指人的实践活动对社会和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包含了人生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个体的人生活动对社会、他人所具有的价值，衡量人生的社会价值的标准是个体对社会和他人所做出的贡献大小。人生的自我价值，是个体的人生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

人生价值是作为客体的人的自身属性满足主体的人的需要，是作为主体的人而存在的标示。作为客体的人是在社会实践中能动的人，他主动的发掘自身或自身外的潜力，不断的将潜在的价值变为现实的价值，以满足主体人的需要。将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是客体的人对主体的人的需要表现出自身能动性的一种完满体现。

人生价值的本质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正向效应和积极意义，如果自设发展的实现是以损害社会进步为代价的，那么必然会形成负价值，最终导致自我价值的无法完全实现或根本不可能实现，自身不能发展。反之，社会进步的实现是以自身发展的实现为基础，自我人生的正价值引向社会的正价值，社会的进步也就有赖于个人自身的发展。人生的价值本质是个人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相统一的现实依据。

二、人生价值的特点

由于人是能动的、自由自觉的社会性存在，人生价值不同于一般物的价值，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

首先，人生价值具有客观性，表现为各种人生价值形态的统一。任何人生价值的创造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因此，判断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依据就是他的客观实践活动。一个人如果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必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离开这个客观标准，仅凭个人主观认定人生价值的有无和大小事缺乏客观依据的，是无现实意义的、荒谬的。

其次，人生价值具有社会性，反映了个人对自我和社会的效用肯定关系。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是静止的、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其它事物相联系的存在，即是是人的个性特点，也总会表现出他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特征。这就是人的社会性。当然，个人绝不是社会环境的简单产品，也不是任社会环境随意摆弄的玩偶。

第三，人生价值具有创造性，是目的与手段、奉献与索取的统一体。

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解决吃、穿、住、行等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财富都是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获得的，如果没有劳动，人类的生存就很难维持，正是创造性的劳动为人类生存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食粮。根据自己的需要，人开始有目的地创造、占有和享用价值。因此可以说，人本身就是自己的目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在人生价值体系中，自我价值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人还是价值客体，是满足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的手段，具有为自己和社会服务的手段性价值。对个人主体来说，自我满足时目的，奉献社会是手段;对社会主体来说，社会本身是目的，个人则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人生价值正是在个人与社会互为目的、互为手段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与实现的。然而，二者的价值又不是完全等价的，基于社会价值的至上性和社会发展最大价值取向的要求，人生过程中，奉献必须大于索取，手段必须服从目的。

三、人生价值的内容

由于人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因此人生价值除了具有一般物的价值特点之外，在价值关系中还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区分了人生价值与一般物的价值的不同之处，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内容十分丰富。

首先，人生价值是人生的自在价值与自为价值的统一。

人生的自在价值，是人作为客观存在对周围世界的积极效用，是人生主观努力与客观实践活动的结晶，其内在规定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有后天的成分，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人生自在价值中的内在规定，在本质上是“人对自身生活价值的自我肯定。”人生自在价值的提出，在目前人类价值取向混乱、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的条件下，对于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与生存危机感，提升人生的历史使命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生的自在价值是人生自为价值的基础和前提，人生的自为价值是人生自在价值的外显和社会化。

其次，人生价值是人生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统一。

人生价值是指个人对社会的意义，是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它主要表现为个人通过劳动、创造，对社会和他人所做出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3每个人利益的满足都同他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4所以，“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5因此，“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全人类的利益。”6

但是，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并不是要否认个人的自我价值。个人自我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个体对自己生命存在的肯定。人的生命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生命的存在是一切价值产生的基础。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努力，但个人更离不开社会，个体生命的意义必须通过他对社会的意义来体现和实现。因此，一个人不可能只有自我价值而没有社会价值。

第三，人生价值是人生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

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内外两个方面一样，人生价值也必然包含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内在价值是指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之前所具有的潜在创造力和劳动能力。人生的外在价值表现为个人通过劳动和创造对社会和他人所做的贡献。外在价值是内在价值的显化，是现实化、对象化的人生的内在价值。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既相互促进又相互转化。人生的内在价值，通过实践发挥出来，不断转化为外在价值，外在价值又反过来丰富、充实、提高人生的内在价值。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85

[2] 《马克思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19

[3] 《马克思克斯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0

[4] 《马克思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2-103

[5] 《马克思克斯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6] 《马克思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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