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咏物赋研究现状论文

汉魏六朝咏物赋研究现状论文

从东汉末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隋朝统一中国之前（ 196-589 )， 期间约四百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是一个战乱和分裂的年代，朝代更替频繁，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战争、饥馑、瘟疫等，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 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争而遭杀戮，如孔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等。这些反映到文学中，作家们往往感慨人生的短促、命运的无常。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宁，儒家的正统思想有所动摇，玄学与佛学思想盛行，学术文化在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发展。 辞赋创作沿着东汉末年的赋风继续前进，随着经学的衰微，人性的觉 醒，抒情小赋得以迅速繁衍，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赋家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广阔性，他们把视线从宫廷转向社会生活和自然美景，注重抒写心灵世界。在艺术形式上’此时的赋大都篇幅较短，注重对偶与音律，由此形成骈赋创作的主流。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在五言诗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形成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即“建安风骨”。他的辞赋创作，主要以四六言的骈偶句抒情小赋为主，显得工整精致。 王粲，字仲宣，才高而貌丑，年少时去拜访蔡邕，恰逢蔡府宾客盈门，蔡邕知道王粲来访，急忙出迎以至于连鞋子都穿倒了。蔡邕对王粲如此敬重，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王粲十七岁时因避乱，投靠荆州刺史刘表，可是因为王粲长得矮小，其貌不扬，刘表不喜，多年不加重用。王粲感到时光流逝，十分忧伤，登城抒发自己的忧思，写下了千古名赋《登楼赋》，赋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为写景抒情的线索，把登楼眺望之景与思归不得的忧思联系起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曹植，字子建，天资颖慧，博学多才，得到父亲曹操的宠爱，几乎被 立为嗣子，但因他任性放荡，不拘小节，逐渐失宠。曹丕登上帝位后，对他多加猜忌、迫害。曹植在其封地都受到监视，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终抑郁而死。曹植今存赋六十多篇，题材广泛，不少赋作富有深意，或针砭时弊，或疏泄悲愤，或追求自由。曹植赋中最有特色者，还是那些物言志的咏物赋。如《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鹞雀赋》似一则寓言，曹植以生动通俗的语言，通过鹞雀与麻雀的对话，表达出对弱小者的同情之心。曹植最为人称道的、影响深远的当属《洛神赋》，赋写曹植从京师返回封地途中，经过洛水，与洛水女神相知、相恋，到最后因人神殊途而不得不分离的爱情故事，其中对洛水女神容貌姿态的描写尤为细腻传神。此赋以爱情的失败象征君臣遇合的政治理想的幻灭。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 魏自曹丕以后，司马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280年，统一全国。司马氏家族用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名教，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虚伪性，所以首先觉醒的魏晋士人明确标榜“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内心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分为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其中又以阮、嵇两人更突出。 阮籍的诗文多表达其身处脸恶政治环境中的内心苦闷及愤世嫉俗的情感，但大多隐晦曲折。《猕猴赋》借对猕猴的具体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社会上那些人面兽心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超脱现实、神游天地之外的大人，其实就是作者形象的化身。表面游仙，实际上是作者内心的满腔忧愤无处疏泄而不得不向仙界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首阳山赋》是一首寄寓深刻的吊古之作。 嵇康的《琴赋》在艺术上较有特色，赋对琴声的各种曲调变化的描绘能曲尽其妙。向秀的《思旧赋》是向秀从京师归来途经嵇康旧居，听到笛声，感而作此赋。表达对故友的怀念，故友是遭迫害而死的，但作者没有直接道出，而是用李斯被赵高诬陷而处死的典故，来隐喻其对现实政治的抗议。西晋太康时期的文学，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以抒情为主。2、崇尚文采。代表赋家有张华、潘岳、陆机等。张华《鹪鹩赋》，以微不足道的鹪鹩与那些举足冲天的苍鹰等进行比较，说明有用之才遭害而无用之才安处之意。 陆机，在当时文坛甚有名气，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作赋三十多篇，咏物赋有《白云赋》《漏刻赋》《羽扇赋》等，描绘精细，文辞清丽。陆机尤擅抒情小赋，或行怀述志.或思亲怀乡，或伤逝悼亡。《愍思赋》写对亡姊的悼念。《叹逝赋》伤悼已故的亲友，其中充满对时光流逝、人生无常的感慨。悲伤的人生情绪，往往成为陆机抒情小赋的基调。 潘岳作赋讲究文辞的华美，来摹写客观物象和抒发主观感情。《秋兴赋》先描绘秋日萧瑟零落的景象及由此产生的人生无常之感，最后抒发自己欲摆脱官场束缚、归隐山林的情怀。《西征赋》历叙征行之处所见所闻，表达怀古伤今之慨。《怀旧赋》《悼亡赋》《闲居赋》等都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成公绥作的《天地赋》第一次把天地当作赋的描写对象，《大河赋》第一次对黄河进行正面的颂扬。公元316年西晋王朝覆灭，偏安于江南的东晋王朝开始。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东晋的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情趣发生改变，他们规避世俗，喜谈玄虚，这直接影响到恬淡清虚文风的形成。这一时期辞赋作品中仍有慷慨不平之音。郭璞的《江赋》，用散体大赋那种铺张扬厉的手法对江海这类气象博大的事物进行描绘，局面宏大雄伟。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为后世所称道，赋作以游历为线索，把对天台山景物的描绘与玄理佛教思想合而为一。他本人对此赋也颇为得意，赋写成后，对他的友人范荣期说：“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 作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赋作共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在赋坛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归去来兮辞》表达其归隐田园的愿望及在田园生活中怡然自得的心情。《感士不遇赋》抒发的却是志士不遇的悲愤。《闲情赋》似有深意，不仅表达其对爱情的追求，更在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晋宋之际文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变平淡为绮丽，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宋代作家辈出，辞赋留存的有谢灵运、颜延之、谢庄、鲍照等人。谢灵运，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其赋也颇可一观，《撰征赋》写作者于东晋义熙十二年奉命至彭城慰劳刘裕的途中所见所感，其手法颇似前代潘岳的《西征赋》。《山居赋》借对山水景物的描写寄托其怡情山水的闲逸情趣。谢庄《月赋》，假托曹植与王粲月夜吟游来谋篇，清空的月色与遥远的悲伤之情相融合，构成清冷惆怅的氛围。古人言其“只写月夜之情，非为赋月也”，确为精到之论。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鲍照的赋感慨沉悲，清丽中见风华。最突出者当推《芜城赋》，赋以芜城（广陵，今扬州）昔日的繁华兴盛与今日的衰败荒芜进行对比，抚今追昔，悲愤满怀，让人产生无限的悲伤和惆怅。齐梁陈时期的统治者爱好文学，形成了宫廷文学集团。文学创作多局限于宫廷闺房和个人的狭小天地里，文风趋向轻靡而缺乏气骨。但他们在形式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极大贡献，主要体现为追求语言的华美，精工的对偶和和谐的音律。这时期的代表赋家赋作有沈约的《丽人赋》，谢脁的《游后园赋》《临楚江赋》。江淹（江郎才尽的典故）存有辞赋数十篇，其中最为人所称颂的是《别赋》和《恨赋》。《恨赋》从恨极处着笔，后依次写帝王之恨、去国之恨、屈死之恨，最后将不同命运的人的死都归结到“恨”字上。《别赋》就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统摄全篇，然后再特写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妇别、学道别等种种人生之别，最后以难写别情结尾。江淹将恨与别两种普遍的人类情感，细腻深刻地加以描写，引起了后世人们强烈的思想共鸣，无怪乎经久不衰、脍炙人口。 融合南北文风，集南北朝辞赋之大成，取得辞赋创作突出成就的当推庚信。庚信本仕于梁，后出使西魏，正值梁朝灭亡，只好羁留于西魏；北周代魏后，又仕北周。庚信的赋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仕北以前，多写宫廷生活趣昧，如《春赋》《灯赋》《镜赋》《对烛赋》等；仕北以后，着重表现的是国破家亡之痛和故国乡关之思，文风也由前期的华艳轻巧转变为后期的遒劲悲凉，如《枯树赋》《小园赋》《竹杖赋》。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哀江南赋》，被认为是中国赋史上最优秀的篇章，叙述了他的家世背景及其前半生的经历与感受，着重追叙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偏安一隅、与西魏的战争以及陈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导致梁朝衰亡的史实。在这一系列的追叙中作者用自己的眼睛来捕捉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社会心理，哀悼故国 ，从更高的层面把握历史精神。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概各努力”的态度。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持有共同之点。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概各努力”的态度。 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持有共同之点。 阮诗往往述神话，有奇丽的想象，多用比兴，托於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和《楚辞》又有类似的色彩。大致阮籍有所继承的古人主要是庄周和屈原。锺嵘说“其源出於小雅”(《诗品》上)，或许因为阮诗“志在刺讥”，和《小雅》中某些内容近似。汉刘安曾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锺嵘的话也使人将阮诗和《离骚》作联想。 诗发展到晋代渐渐产生模拟古人，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系和宣扬老庄思想，“平典似道德论”的诗。这都是反现实主义的逆流。在这样的逆流中特别显出左思、刘琨、陶渊明这些作家的可贵。 《咏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这八首诗借歌咏古人古事抒写作者自已的怀抱，同时批评了当时的社会。当时门№制度已渐形成，仕进的道路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咏史》诗正反映了这种高门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咏史》虽只八首，却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决心归隐的思想变化过程。他抱著“铅刀一割”的雄心和攀龙附风的幻想移家洛阳。现实的教育渐渐使他对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破灭了他的幻想。当他明白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牢不可破的陈规之后，他的不平和反抗情绪激发起来了。於是决心退出“攀龙客”之群。“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灌足万里流”就是作者向统治势力宣告决裂的宣言。诗中并没有一般失意者叹老嗟卑的言语，却把高度的蔑视投向那些权贵，唱出：“高眄邀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豪迈高亢的情调和劲挺矫健的笔调是左思《咏史》诗的特色，这也就是锺嵘所说的“左思风力”(1)。这个“左思风力”和“建安风骨”正是一脉相承的。 刘琨原是贵公子出身，青年时代曾经和石崇等人在金谷园追游酣宴，过的是浮华生活。当时虽有吟咏，并未流传。到中年以后，汉族和当时居於西北地区的民族的矛盾严重起来，他投身前线，作极艰苦的斗争，思想有了剧烈的变化。他在《答卢谌书》中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 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 张，困於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时代现实相生活实践对於一个作家的教育。 现存的刘琨诗仅有三首，都是中年以后的作品，都充满爱国的热情。本书所选的两首尤其悲壮。锺嵘称刘诗“自有清拨之气”(《诗品》中)，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都是中肯的评语。元好问《论诗绝句》将他和曹操并举(2)，正因其悲歌慷慨，彼此有类似之处。 陶渊明的生活主要是隐居躬耕，他的诗以很多的篇什歌咏隐逸，描写田园，因此称他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都是恰当的。不过“隐逸”还不能说明陶渊明的全部思想，“田园”也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诗篇。鲁迅就曾举出《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句说明陶诗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举《述酒》一篇说明陶渊明也关心政治，对於世事并未遗忘(3)。他也写过《桃花源诗》谈他的政治理想，向往於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确是陶诗的重耍一面，绝不能忽略。此外还须注意到陶渊明歌咏隐逸的诗也并非全属“飘飘然”，描写田园的诗也并非都是“静穆”的；往往是冲淡中有勃郁，达观里有执著，也必须善为辨别。 陶渊明因贫而仕，由仕而隐。他之所以“归田”、“辞世”，是由於高傲，耻“为五斗米折腰”；是为了自洁，不肯参加污浊的政治；是由於慕自然，以仕途为“尘网”或“樊笼”；也是为了避祸保身，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庶无异患干”。这些想法有一些近於左思，也有一些同於阮籍，但结果却和左、阮不相同。他走向田园之后就接近了农民，参加了劳动。“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他从此找到更充实的生活，由於热爱这种生活，所以没有缄默，反而写出许多田园诗来。他写的是生活和生活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游仙想象。 山水、友朋、耕耘、收获，是他的隐逸生活的内容。“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平淡地写来，随处表现作者怡然自得的心情。他也写到饥寒、辛苦，但并不为此忧戚。因为经过思想斗争，已经安心了。他说“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安贫守贱便成了他的信条。写得较频繁的是饮酒，在饮酒的描写中有时表现友朋之乐，如“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之类；有时是劳动后的一点安慰，如“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之类；也有时是为讽刺而言酒，如《饮酒》(“羲农去我久”)一首，在“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之下忽然写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好像与上文不相连接，其实是说“六籍”中的道理已经被某些人抛弃乾净，那我除了饮酒，还有什堋事可做呢？原是很深的讽刺。所以接著又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以醉人自解，更显出讽刺语气。又如《饮酒》第十三首“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云云，对於热中仕进者的讽刺更属显然。此外，陶渊明的饮酒有时也不兔是安於现状的麻醉。如“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之类，分明是醉乡的歌颂了。至於“欲言无馀和，挥杯劝孤影”云云，则说明陶渊明在 农村有时也不免有精神上寂寞之感，不得不用酒来消解。 陶渊明在《杂诗》中写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种感概一再流露於他的诗中，大约他原来也和阮籍一祥有济世之志，像他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大济於苍生”，所以在隐居中才不甘寂寞，藉《拟古》、《读山海经》和一些咏史的题目抒发有关政治的感慨。他在《九日闲居》诗中曾说：“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这种竟然能够使他有满足之感的成就又是什堋呢？大约是文学事业吧？他在《咏贫士》第六首曾赞美张仲蔚“翳然绝交游，赋诗狻能工”，同时表示：“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分明是要学张仲蔚的样子以诗赋为业，这就有点像曹植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只好以“骋我竟寸翰，留藻垂华芬”来自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对於自己的作品并不是看成无足重轻的啊。 陶渊明的诗在当时是“罕所同”的，因而也不为当代所重视。他的诗是当时形式主义风气的对立面。他不讲对仗，不琢宇句，“结体散文”，只重白描，一一和当时正统派文人相反。在前代作家中比较和阮籍相近，但没有阮诗那种奇丽和恍忽。陶诗的特徵正如《诗品》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他把深郁的感情表达得很平淡。风格是淳朴自然的。这和他所表现的田园生活内容有关，但很可能也有力矫当时文风的主观努力。 玄言诗的影响陶渊明是沾著一些的。他的诗实№上也宣扬了老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是 且偷安，怯於斗争的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剂。陶渊明当然和那些统治阶级上层的士大夫不同，和玄言诗作者孙绰等人也不同，但他的思想并不曾超出“远慕老庄之弃物，近嘉阮生之放旷”，像刘琨那样大彻大悟，彻底批判，而走上隐逸的道路。隐逸的道路基本上是逃避现实的，因此他的诗中不免有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消极成分，也不能鲜明地反映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他曾经在想象中构造了一个避乱的桃源，从《桃花源诗》也可以看出他反对“王税”的剥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他并不曾直接描写现实中的“乱”，直接揭发现实中的剥削。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原谅他的理由，但总不免有这堋一些不足之感。 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是魏、晋的代表作家，(刘琨也很重要，但作品太少，影响不大。)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五言诗，他们的道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不假雕琢，刚健、自然，是其共同的色彩。从正始以下的作家没有不受建安诗影响的，但继承的方面却不尽相同，有人只模仿其形式，效法其中的对仗、用事、炼字、敷采，而大加发展，就趋向於形式主义。陆机的诗源出於曹植，但并不能继承“建安风骨”，就是由於这个缘故。继承“建安风骨”必须由现实主义的方向，而且要有深厚的感情和雄健的笔力，阮籍、左思、陶渊明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和建安作家一脉相承，构成五言诗的优良传统。东晋、宋、 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代。南方民歌大多数属於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部分。《吴声歌曲》产生於江南，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於长江中流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省江陵县)、郢(今湖北省宜昌县)、樊(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邓(今河南省邓县)之间。 南朝乐府民歌的数量虽多於汉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内容却比较单调，几乎全部都是关於男女爱情的。在古今的民歌中情歌照例很多，但像南朝乐府民歌这样地清一色，却是很特殊的现象。大约因为这些民歌产生於少数繁华的城市或其附近，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它们所反映的民间生活本来不广泛；或者也由於当时统治阶级只采集民间的情歌而把其馀的抛弃了。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据《南史·徐勉传》，梁武帝后宫的女乐有吴声和西曲两部，并且以这种女乐赏赐宠臣。可知今所传的《吴歌》、《西曲》是当时的女乐。设想为了统治阶级声色之娱而采集民歌该用什堋标准呢？大概不会什堋都采吧？江南也并非绝无另外一种样子的歌谣，例如吴孙皓初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吴民反对孙皓迁都的怨声(类似的歌谣后来还有)。这种歌谣的体制和《子夜》、《欢闻》之类并无不同，但是统治阶级绝不会有兴趣拿它来施於女乐。 现存的《吴歌》、《西曲》中确实有一些过於“艳”的，也有文字雕饰，不像民歌的。可能出於文人仿作，或经修改。但一般而论，《吴歌》、《西曲》是“刚健清新”，天真活泼的。 《子夜歌》说：“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吴歌》、《西曲》里都有男女赠答之词，但多数还是女性的歌唱。这些歌唱往往热烈真挚。例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子夜歌》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读曲歌》 上举两首都是《吴歌》，《西曲》除了反映商妇估客的别情较多，内容和《吴歌》无大区别。在形式上南朝民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双关隐语很多，《吴歌》尤其如此。有的是同字双关，如“朝霜语白日，知我为欢消”，“消”字双关消融和消瘦；有的是同音双关，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莲”字谐怜爱之“怜”。也有比这些更曲折或复杂一些的，如“石№生口中， 碑不得语”，“碑”字谐“悲”，又以“石阙”作为“碑”的同义语。又如“风吹黄檗藩，恶闻苦离声”以“黄檗藩”隐“苦篱”，以“苦篱”谐“苦离”。这些双关语用得巧妙自然的时候也能增加语言的活泼性，但多少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这种玩意是文人们最感兴趣的，所以仿作者纷纷。吴歌中双关隐语这样地多，我怀疑其中也羼有文人的仿作。 除这种双关语之外，南方民歌给文人诗的影响，在内容上就是艳情的描写，在形式上就是五言四句的小诗的流行。这在下文还要论到，这里不举例了。 宋、 两代诗风的变化比较大。宋代一般趋向是更重数典隶事，也就是抄书。刻画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 武帝永明年间(四八二—四九三)，“声律说”大盛以后诗文力求谐调，对於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是这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谢眺仅次於鲍照。他们除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吸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鲜的创造，影响下一步的发展。 鲍照在自己的文章里自谓“北州衰沦，身地孤贱”(4)，又自称“负锸下农”(5)，“田茅下第”(6)，可见他的家世是低微的。他曾幻想凭才智取得名位，献诗给临川王刘义庆。后来遇到忌才的孝武帝刘骏，不得不深自掩抑，连文学才能也不敢多表现了。他的遭遇比之左思还要差些，因此他比左思有更多的不平之气，对於现实也有更清醒的认识。他说：“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喋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拟行路难》)不平和傲气正象左思。他在《瓜步山揭文》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这个“势”就是左思《咏史》诗所说的地势。这是对於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揭露和批评。他在《拟古》(“束薪幽篁里”)诗中极写贱隶的卑辱：“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输上林。……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在另外一些诗里又写到穷老还家的兵士，也写到豪家后房中像笼鸟养著的女子。他写这些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愤概，但因此也反映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这一类的作品继承著汉乐府和建安时代社会诗的传统精神。 从鲍照的五言乐府诗和拟古、咏史诸体见出他对於前人的优点常有所效法，不过他自己的特色还是很鲜明。他的《代东门行》就非常逼肖汉乐府，但是那急管高弦似的调子却是鲍诗所独有的。他的《咏史》和左思的《咏史》劲健处很相似，但是夸丽的色彩也是鲍诗所独有的。鲍照在这类作品中和在他的抒情诗里一样，常常寄寓著牢骚。《学刘公干体》五首每首都是“才秀入微”的感慨。拟古而目的不在模仿，所以和陆机不同，因其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地也就掩盖不住自已的艺术特色。 鲍照写山水的五言诗不少，在他记述行旅的诗中也往往刻划景物，这本是时代风气。在这些诗中用宇造句非常锻炼，这也是时代风气。在一些写景的“险句”中也往往见出特色。 但是，更能表现特色的是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这些诗可分两类。《白 曲》一类的七言本是旧体，《行路难》一类才是创格。在后一类中往往音节错综，感情奔放，笔力雄肆。给人崭新的印象。《行路难》是汉代的歌谣，见《乐府诗集》引《陈武别传》。晋人袁山松曾改变其音调，并造新辞。《晋书·袁 传》云:“旧歌有《行路难》，曲辞狻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行路难》本是声调慷慨的歌曲。鲍照依旧曲填新词，有无受前人影响之处已经无法知道，古辞和袁辞都不存在了。 、梁续作者显然都是模仿鲍照的。除《行路难》之外鲍照还有《雉朝飞》、《梅花落》、《淮南王》等首，题是乐府旧题，诗体却是前所未见的七言或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这种诗体是整 的五言诗和旧体七言诗的解放，鲍照的慷慨奔放的感情得到这种最适合的表达形式之后就更

古诗“古诗”的原意是指古代学者所作的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多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远古至近代诗歌不知其几千万万，因种种原因失传了的除外，保存下来的仍可说是浩如烟海。诗歌也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萌牙、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弹歌》"断竹、续竹，飞士、逐肉"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公认是原始社会诗歌，是二言诗之始。《诗经·有骈》"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是三言诗之始。《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四言诗之始。卜辞"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五言诗之始。《诗经·卷耳》"我姑酌彼金（三个田字上面，下加缶字），我姑酌彼凹觥"六言诗之始。《诗经·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七言诗之始，《诗经·十月之交》"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诗之始。《诗经·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九言诗这始。杜甫诗"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也是九言诗。李白"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十言诗之始。意义清代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语》）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12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了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更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并大体确定它们是汉代作品。同时，萧统《文选》，以及陈代徐陵《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的称“杂诗”,无名氏者为“古诗”。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一标题也就成为一个专题名称。古风古诗体，又称古风。俗话说:唐诗、宋词、元曲，可见唐诗多么重要！唐代以前的古诗体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有意模仿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古体诗的字数和诗行：古体诗没有固定的诗行，也不会有固定的体式。所有古体诗都是按照诗句的字数分类。四字一句的称四言古诗，简称四古；五字一句的称五言古诗，简称五古；七字一句的称七言古诗，简称七古。四言诗，远在《诗经》时代就已被人们采用了。但至唐代却逐渐衰微，写它的人很少了。所以古体诗仍以五言、七言为代表。五言古诗，是古体诗的正统，写的人很多。七言古诗，不是古体诗的主流，这是它起源较晚的缘故。所以，七言股风颇受七言近体诗的影响。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都是字数整齐的古体诗。另有一类杂言古诗，诗行里的字数长短相杂，参差不齐。词包括以下内容从时间上说指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诗歌作品；从格律上看，古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词是宋代人的发明，又叫长短句。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近体诗又称今体诗。古体诗古体诗是依照古代的诗体来写的。在唐人看来，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因此，所谓依照古代的诗体，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诗人们所写的古体诗，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不受近体诗的格律的束缚。唐初开始形成的、在字数、声韵、对仗方面都有严格规定的一种格律诗，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唐代以及其后的诗人仍有写古体诗的。我们可以说。凡不受近体格律的束缚的，都是古体诗。古体诗分为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近体诗分为绝句、律诗。近体诗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律诗和绝句的区别主要在于句数上。绝句共有四句，律诗共有八句。律诗共有八句，一、二两句为首联，三、四两句为颔联，五、六两句为颈联、七、八两句为尾联。绝句又叫"截句"。绝句可对仗，也可不对仗，但是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则必须对仗，无论律诗还是绝句，都有平仄的要求。八句以上的律诗称为排律。以下是一些经典古诗：古诗歌的常识：1.韵脚：韵文句末压韵的字，如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乡是韵脚。2.押韵：诗歌辞赋押韵使音调和谐优美，如李白《静夜思》押ang韵。3.律诗的结构：共八句，一二句为首联，三四句为颔联，五六句为颈联，七八句为尾联。4.古诗的节奏和韵律：从句式上看，古诗一般四字为二、二；五字为二、二、一；七字为二、二、二、一、从意义上看，有时因表意需要也有特殊情况如：势拔|五岳|掩|赤城，这样就成了二、二、一、二式。5.因为古诗原没有标点（标点是后人添加上的），所以一行为一句。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古诗就是这样子的。诗体古诗体式简谈兼对中学课本两处诗体说法的商榷我国古代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练习”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教宽，叫古风……”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我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我国诗歌之源。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文人以模拟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犹如“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拟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势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适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挽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承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著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势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奇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优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优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允许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势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承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承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润物》一书中有许多经典诗词。古诗就是这样子的。

一 绪说赋这种体制是较为特殊的。由外表看去，是非诗非文，而其内容，却又有诗有文，可以说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赋本是诗中六义之一，原来的意义，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态度与方法，并非一种体裁。三百篇以后，散文勃兴，接着而起的是楚辞一派的新体诗。由诗经楚辞，诗的范围扩大了，篇幅加长了，散文形式的混合以及辞藻的铺陈，都带了浓厚的赋的气味，但楚辞毕竟是一种新体诗。后人因此把屈原一派的作品，称为辞或称为骚，免得同诗赋混淆。文心雕龙内，分为辨骚、诠赋两篇，那界限也很明显。后来由荀子的赋篇，秦时的杂赋，降而至於枚乘、司马相如的创作，於是那种铺采ゼ文、体物叙事的汉赋，才正式成立。代表汉赋的，是子虚、上林、甘泉、羽猎、两都、二京一类的作品，而不是惜誓、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一类的作品，因为这些文字，无论形式内容，只是楚辞的模拟，而成为屈、宋的尾声。但应当指出，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字精炼，意深远，富有艺术特色，是屈、宋以后楚辞中的一篇优秀之作。由楚辞到汉赋，是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加多，抒情的成分减少，咏物叙事的成分加强。到了这时，不仅诗与赋完全独立，就是辞与赋也有区别了。赋者铺也。铺采ゼ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刘勰诠赋）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锺嵘诗品总论）可知“铺采ゼ文”、“直书其事”，是赋的特质，然而里面也应该有睹物兴情的内容。可是汉代赋家，大都在铺采ゼ文上用的工夫多，睹物兴情的成分少。其结果是词虽丽而乏情，文虽新而少质。因此，在汉代赋中，虽有少数好的抒情作品，然大多数重在铺陈。多以夸张的手法，板滞的形式，描写宫苑的富丽，都城的繁华，物产的富饶，神仙、田猎的乐事，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它们虽具有文采光华、结构宏伟和语汇丰富的特色，而一般缺点，是缺少感情，缺少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喜用艰深的辞句，生僻的文字，按类罗列，有些作品几乎成为类书。赋末虽附以规劝讽论之意，然本末倒置，轻重悬殊，所以作用也就很小。“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於雕虫，贻诮於者也。”（诠赋）刘勰这几句评论，是很正确的。汉赋中虽也有些好的作品，然大多数都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东西，因此价值就不很高了。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派。一、屈原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属之。二、陆贾派：枚皋、朱买臣、司马迁等人属之。三、荀卿派：李忠、张偃诸人属之。杂赋派：不著作者姓名。班固这样分别，他自己必有理由，可惜没有说明。可是由现存各家的作品看来，这种分法并不妥当。在汉代初期，各家作品继承楚辞的馀绪，到了枚乘、周马相如的创作，赋的范围扩大了，是糅合着楚辞的辞藻，荀赋的形体，以及纵横家的辞令而形成汉赋那种特有的形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用屈、宋或是荀卿那种派别去限制当代的作家。叙事赋、咏物赋、说理赋、拟骚赋，都同时排列在各作家的集子里。司马相如有子虚、上林、同时又有大人、长门。王褒有九怀，同时有洞箫。扬雄有甘泉、羽猎、河东，同时有反骚。班固有两都，同时有幽通。张衡有二京，同时有思玄、归田。在一人的集子里，是并列着无论内容形式以及情调完全不同的作品。可知我们用某种派别来说明汉赋的作家，还不如从时代上来看汉赋的发展较为妥当。二、汉赋发展的趋势汉赋是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应当代的宫廷的需要，同时也体现出汉帝国的制度和规模，其中多为歌颂性的作品，也有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汉代的几百年间，产生了很多的赋家，赋在当时如此兴盛发达，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汉初的赋家自高祖至武帝初年，约有六七十年光景，是政治初平、经济建设的休养生息时期。思想界是黄、老独盛，当时挟书之律已除，学术尚未统制，在各方面都呈现出比较放任自由的空气。这一时期的赋家，主要是追随楚辞，在形式上初有转变，而成就较高的是贾谊和枚乘。△贾谊贾谊（前二○一～前一六九），雒阳（今河南洛阳）人。自幼好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二十多岁时为博士，向文帝提出了许多进步性的政治建议。主张加强了中央政权，击败匈奴。并力主重农，关怀人民生活。他有丰富的学识，卓绝的政治见解，本想在社会上做番事业，无奈为环境所迫，遭受到权贵的诽谤，郁郁不得志地流谪到长沙。后来虽被召回，拜为梁怀王太傅，不料梁怀王堕马丧命，于是就自伤为传无状，哭得啼啼地死去了。贾谊的性格虽较屈原稍为柔弱，但他的生活境遇及其夏郁愤慨的心情，却和屈原有些类似。他的吊屈原赋无疑是屈原的苦闷灵魂与其哀怨情感的再现，吊屈原就是吊他自己。在作品里表现出他的不幸遭遇，以及对封建政治不满的感情。“莺凤伏鼠兮，鸱枭翱翔；茸尊显兮，谗庾得志”，正是贾谊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故其价值也就远在后人那种纯出于模拟楚辞的为文造情的作品之上。贾谊的鹏鸟赋，形式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赋体的形式与演进上，值得我们注意。单于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暇。异物来萃，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讥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语余其期。服乃太息，举首旧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远。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氵勿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夫差以败。越凄会稽，句践伯世。斯游逐成，卒被五刑。传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兴辐，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同薄，震荡相转。蒸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央无垠。天下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时。且夫天地为锯，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还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怵迫这徒，或趋西东。大人不曲，意变齐问。愚士系俗，窘若囚拘。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智遗形，超然自丧。寥所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坻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务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鸟赋）这篇赋是贾谊寄居长沙的时候，见有鸟飞入其室，以为不祥，作以自慰的。赋中虽有比较浓厚的黄老消极思想，但也表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对黑暗现实不满的精神。所谓“贪夫徇财，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概括地反映出一些封建社会人物的真实面貌。从形体上来说，同楚辞一类的作品比较起来，颇有不同的地方。它主要是采用问答体的散文形式，与后来的汉赋，甚为接近。所不同者，只缺少那咱华丽的辞藻和夸张铺陈的手法。这一篇赋是荀子赋篇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楚辞的转变，是可以作为汉赋的先声的。本文根据汉书，与史记所载者不同。汉书中载吊屈原赋、鸟赋两篇，体裁各异，班固必有所据。因有关于赋体的演进，故略加说明。汉初的赋家，贾谊以外与汉赋较有关系的，还有陆贾。陆贾本来是纵横家之流。班固将他的作品，列为一派的领袖，想必有特殊的地方。可惜他的作品，现在完全失传了。贾、陆以后，以赋闻名者还有枚乘、严忌、（本姓庄，避明帝讳）邹阳、路乔如、公孙诡、公孙胜、韩安国诸人，都是吴、梁的游士，但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其中值得注意，而在赋史上较有地位的是枚乘。△枚乘枚乘字叔（？～前一四○），淮阴（今属江苏）人。是汉初著名的赋家。景帝时任弘农都尉。先后游吴、梁，做过吴王刘鼻、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众。后业武帝慕他的文名，派车子去迎接他，因为年纪太老，半路上死了。汉书艺文志载他有赋九篇。现存者只有七发、柳赋和菟辕赋，后二篇前人疑为伪作，可靠者只有七发一篇了。七发虽未以赋名，却已形成了汉赋的体制。全篇是散文，用反复的问答体，演成为叙事的形式。中间虽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如“麦秀蕲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等，但并不多。它同鸟比较起来，有两个和汉赋更相接近的特点。第一，文字语气不像鸟那样平淡质实，而富於夸张与铺阵；其次，不全是说理的，而富於叙事写物的成分。无论内容形式，都离开了楚辞，而进入了汉赋的领域。这篇赋的意义并不深厚。两千多字的长篇是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之言的有益。要说到赋的讽喻功用，大概就在这一点。内容说，楚太子有疾，吴客去问病。首段铺阵致病之由，次段铺阵音乐之美，次阵饮食之丰，次阵车马之盛，次阵巡游之事，次阵田猎观涛之乐，但太子俱以病辞。事吴客说以圣贤方术之要言妙道，於是太子据几而起，出了一身大汗，那病就好了。文学价值虽不很高，但也反映出当日贵族社会的奢侈淫佚的生活，从侧面作了批判，具有一定的讽论意义。描写相当生动，语言也不板滞而有变化。从楚辞到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赋，七发确是一篇承先启后的作品。并且自倔的七发以后，仿作的很多。傅玄七谟序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る、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这样一来，在赋史中“七”便成为一种专体了。△二、汉赋的全盛期武、宣、元、成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期。艺文志所载汉赋九百馀篇，作者六十馀人，十分之九是这时期的产品。武、宣好大喜功，附庸风雅，一时文风大盛。元、成二世，继其馀绪，作者不衰。班固两都赋序说：“故言语侍众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刘勰也说：“繁积於宣时，校阅於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诠赋）这盛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司马相如这一时期内的赋家，有司马相如、淮南群僚、严助、枚皋、东方朔、朱买臣、庄葱奇、吾丘寿王、刘向、王褒、张子侨诸人。名望最大，在赋史上占着显著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卿（前一七九～前一一七），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好读者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武帝时曾奉使西南，对於西南的开发，有一定贡献。后为孝文园令。不久病卒。但上年热心政治，并不得志，后来受到诽谤和挫折，对现实也感到不满，故常“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可见他并不是那种全无品格、阿谀逢迎的人。他同韩非一样，患着口吃的毛病，不善於讲话而长於写文。学问渊博，文采焕发，是汉赋中有代表性的作家。艺文志载司马赋二十九篇，大都失传。现存者为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六赋。另有梨赋、鱼菹赋、梓桐山赋诸篇，仅存篇名而已。子虚、上林为司马氏的代表作品。从贾谊的鸟，枚乘的七发，到他这时候，才建立了定型的汉赋体。子虚作於梁国，叙游猎之盛，后来武帝看见了，大加赏识，恨不与此人同时。当时狗监杨得意对武帝说，他是臣的同乡，於是武帝召了他去。他说子虚不过叙诸侯游猎之事，不足观，请赋天子的游猎，遂成上林一篇。武帝读了很高兴，就命他为郎。子虚、上林二赋，实为一篇。借三人对话，对诸侯、天子迷恋游猎，不务政事，予以规讽。“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鸟有先生者，鸟有些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讽谏”（史记司马相如传）。在这几句话里，很概括地说明了子虚、上林的主题和形式。在主观上，司马相如作赋，是有讽谏意义的，不过作用不大，而成为扬雄所说的“劝百而讽一，曲终而雅奏”了。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汇，岑金参差，日月蔽虚。交错纠纷，上干青。罢池陂ヌ，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会，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琨吾。咸力地玄厉，碳石。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苣若射干，苍穷昔浦，江篱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ヌ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斯包荔，薛莎青。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苈，闾轩芋。从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此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神龟蛟龟；毒理瞥甑。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栓机豫樟，柱椒木兰，离朱杨，椐梨机粟，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ㄑ猱，鸳孔鸾，胜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延ァ犴。兕象野犀，穷奇曼延。（子虚赋）这是子虚中的首段，只写了一个梦，就费了这样大的气力。从这里我们也可知道作赋的手法。他的目的，是要夸张那地方的盛况，因此无论什麽珍禽怪兽，异草奇花，只要脑子里有的，一齐排列在那里。山水怎样，土石怎样，东南西北有什么，上面下面有什麽，老是这样铺阵下去。外表是华艳夺目，堂皇富丽，而内容实际贫乏，加以奇文僻字，令人难读，这就削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兴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鹿以淫也。”左思在三都赋序中说：“於辞则易为藻饰，於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卮无当，虽宝不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刘勰在夸饰中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恁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他们一致指出汉赋专事夸张而缺乏真实性，都是很确切的，然而这种铺叙夸张的形式，却成为汉赋的定型。司马以后，一直到班固、张衡，都是如此。因为这种文字缺乏思想感情，只有这种写法，才能延长篇幅，表现自己的辞章和学问，为了要用那些奇文僻字，不得不通小学。所以当代有名的赋家，都是有名的小学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与训纂篇，班固的续训纂，都是当代有名的字学书。这样一来，作赋固不容易，读赋也就很难了。这种赋的组织，大都是几人的对话，彼此夸张形势，极言淫乐侈靡之盛事；最后，是以荒乐足以亡国，仁义可以兴邦的意义作结。如上林赋的最后一节说：“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扌元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免之获，则仁者不由也。”这种劝戒的方法，正和滑稽家的隐语与纵横家的辞令一样。所不同者，一是出之於言语，一是出之於文章而已。司马迁说：“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赋在儒家的眼里，认为不违反宗经原道的主旨，就在这一点。可是皇帝们往往只取其歌颂而忘其讽谏。武帝好神仙，相如赋大人以讽，结果使得皇帝更加飘飘然，这例子是很有名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司马相如是一个富有文采和想像力的作家。其赋结构宏伟，语汇丰富，也有描写很深刻、很形象的地方。如“於是郑女曼姬，被阿纟易，揄缟，杂纤罗，垂雾，襞衤责褰绉，纡徐委曲，郁桡谷。衤分々衤非々，扬衤┰削，蜚衤垂{髟肖}，扶舆猗靡。噔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雨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渺渺忽忽，若神仙之仿佛。”（子虚赋）他一面把郑女曼姬的形象写得非常细致生动，同时也反映出贵族社会的淫侈生活。语言丰丽，用字新奇，具有鲜明的特色。其次他在长门赋里，表现出他善於用工丽的语言，作抒情的描写。他论赋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赋迹偏於形式，赋心乃重在修养和构思。所谓“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是文学作品所应当具有的特点。愈是伟大的作品，愈要具有这样的特点。司马相如在赋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汉赋到了他，柔合各家的特质，加以自己的创造，建立了固定的形体。使后来的作家都追随他、模拟他，无法越过他的藩篱。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众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又说，“如孔氏之间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他对司马相如的赋，推崇备至，而是作为自己作赋的典范的。△东方朔东方朔（前一五四～前九三）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无棣东）人。为人玩世不恭，善诙谐。因古书上有许多关於他的滑稽故事，总觉得也是一个无品的文人。其实看他谏上林骂董偃的那些事体，他却是一个有胆量有气概的刚毅之士。他的七谏，因袭楚辞，用典过多，价值不高。非有先生论、答客难二篇，虽未以赋名，却是赋体。诙谐讽刺，颇能代表他的个性。“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封建帝王的玩弄人才，在这些句子里，很形象地表现出来。“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宫人簪毒昌，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聚珠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浮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见汉书本传）在这里，不但大胆揭露了封建帝王的奢侈荒淫的生活，而且他能当面对皇帝讲这些话，也是很有勇气的。还有枚皋，也是这时的赋家。他是枚乘之子，字少儒，武帝时为郎。他写文很敏捷，因此作品特多，艺文志载他的赋百二十篇，但现在这些作品都不传了。△司马迁的赋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家和散文家，但他也善於作赋，流传下来的悲士不遇赋一篇，是汉赋中的优秀作品，思想和艺术都有很高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题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子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远。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悲士不遇赋）此赋是司马迁被祸以后的晚年作品。抒写怀抱，辞意愤激，风格略近贾谊的鸟，而倾向性更为鲜明。在这篇短文里，作者概括了他的生活悲剧，表达了他的不平之感，对於公私不分、是非不明、谄媚奉迎、倾夺排挤的黑暗现实，作了强烈的控诉。语言简劲有力，具有他的散文特色。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和这一篇赋，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史料。△王褒王褒之子渊，生卒年不详。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为谏大夫。因为宣帝“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於是能为楚辞的九江被公，以及刘向、张子侨、华龙，音乐家赵定、龚德之流，齐集於他的门下。王褒也就在那时候受了益州刺史王襄的奏荐，同他们一道待诏於金马们。王褒现有的作品，如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九怀和移金马碧鸡文等篇，除九怀拟屈、宋外，其馀多为歌颂之作。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他的洞箫赋。洞箫赋虽是以楚辞的调子写成的，但这篇文字却对於后代的文风文体颇有影响。第一，他在修辞造句方面用了极大的工夫，不是用的那种堆砌夸张的方法，而是描写精巧细微，音调和美，形象鲜明，别具风格。正如刘勰所指出的：“子渊洞箫，穷变於声貌。”（诠赋）篇中颇多骈偶的句子，开魂、晋、六朝骈俪文学之端。自他以后，恁愆的显志，崔る的达旨里，这种骈偶的文字，在赋中一天天地多起来了。第二，他又是咏物赋的完成者，荀卿的蚕、二赋，虽为咏物，但内多隐语，辞亦简略，保有咏物赋的邹形。贾谊的鸟，似咏物而实说理。再如枚乘赋柳，路乔如赋鹤，邹阳赋酒，公孙胜赋月，古人多疑为伪作，我们不能视为史料，真把一件小小的物件，用长篇的文字来铺写它的声音、容貌、本质、功用等等而成为一种新体裁的，不得不推王褒的洞箫。自他以后，咏物赋作者渐多。扬雄、班固、张衡、王逸、葵邕的集子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到了魏晋六朝，咏物赋更是触目皆是。以至於后代的咏物诗，也多少受到它的影响。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并兮，密漠泊以犭软犭彖，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谊。......这是洞箫赋中一小段，骈偶句子的运用，描写的精巧细密，已关六朝时代织弱之风。

唐朝赋税制度的研究现状论文

义最佳答案演变历程及相关意义1、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广大农民基本有田可耕，租庸调制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唐朝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编户流失，赋税来源逐步枯竭，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令正式实施两税法，即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收税。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土地、资产多少为主，是我国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和进步。资产多者税重，资产少者税轻，使赋税负担相对合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2.“一条鞭法”的实施使赋税征收由实物税制转向货币税制 明初，税制仍沿用唐朝的“两税法”，即按土地、财产多少来确定纳税数额。这种赋税制度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背景下是比较合理的，但到明朝中期社会经济状况有所变化：一是大量土地不断集中到地主手中；二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明初的赋税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一条鞭法”应运而生。主要内容是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按田亩多少收税。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征收手续，一概征银，使封建时代的实物税制转向了货币税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3.“摊丁入亩”取消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人头税 “摊丁入亩”又称地丁合一，是清朝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实行的一次重大赋税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税总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其次实行地丁合一，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统一的地丁银。“摊丁入亩”的实行完成了赋役合并，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人头税基本废除。此后，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新生劳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相同点：①都收取银两，实行货币地租，推动商品经济发展；②都以土地为主要的收税依据，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松弛；③都因商品经济发展使国家直接控制的土地不足，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④都增加了国家收入、缓和了阶级矛盾。 总体认识及意义①从总体趋势看，税制改革大都围绕着税制的公平、简化方向进行；②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变的实质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③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松弛是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必然结果；④用银两收税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反映；⑤随着王朝兴衰，赋税制度相应地一次又一次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到“民力殚残”，直至王朝崩解；⑥历代赋役制度改革，总是将旧的苛捐杂税归并统一征收，以图减少加派之弊，但是改革后随着统治者贪欲的增长，又会生出新的名目以加派赋役，即每改革一次，农民的负担就反弹一次，加重一次，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唐代咏物诗研究论文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首先把中华文明扯一大堆，然后选一两篇典型诗歌分析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的《花非花》原文：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格律： 调见唐白居易《长庆集》，以白氏词中首句“花非花”为词调名。此本《长庆集》长短句诗，后人采入词中。盖其自度曲，因情生文者也。 此调为单调。六句，二十六字。第二、四、六句押韵，均用仄声韵。括号内可平可仄。 平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 赏析：诗取前三字为题，近乎“无题”。首二句应读作“花——非花，雾——非雾”，先就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非花”、“非雾”均系否定，却包含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似花、似雾。因此可以说，这是两个灵巧的比喻。苏东坡似从这里获得一丝灵感，写出了“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水龙吟》）的名句。苏词所咏为杨花柳絮，而白诗所咏何物未尝显言。但是，从“夜半来，天明去”的叙写，可知这里取喻于花与雾，在于比方所咏之物的短暂易逝，难持长久。 单看“夜半来，天明去”，颇使读者疑心是在说梦。但从下句“来如春梦”四字，可见又不然了。“梦”原来也是一比。这里“来”、“去”二字，在音情上有承上启下作用，由此生发出两个新鲜比喻。“夜半来”者春梦也，春梦虽美却短暂，于是引出一问：“来如春梦几多时？”“天明”见者朝霞也，云霞虽美却易幻灭，于是引出一叹：“去似朝云无觅处”。 评价：这是一首情诗。说花非花，说雾非雾，本不是花，本不是雾，花有所指，雾有所喻。欲言又止，但止不住又说出真情——夜半来，天明去，既非花，又非雾，说明确有人来。谁来谁去？隐而不吐。为什么来？春梦无多，回味无穷；朝云遽散，惋惜惆怅。春梦者，春情也；朝云者，“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事也。此诗由一连串的比喻构成，描述隐晦而又真实，于朦胧中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是情诗的一首佳作。后人曾谱为曲子，广为流传。 诗由一连串比喻构成，这叫博喻。它们环环紧扣，如云行水流，自然成文。反复以鲜明的形象突出一个未曾说明的喻意。诗词中善用博喻者不乏其例，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之“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贺铸《青玉案》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但这些博喻都不过是诗词中一个组成部分，象此诗通篇用博喻构成则甚罕见。再者，前一例用南箕、北斗、牵牛等星象作比，喻在“嘘名复何益”；后一例用烟草、风絮、梅雨等景象作比，喻在“借问闲悉都几许”，其喻本（被喻之物）都是明确的。而此诗只见喻体（用作比喻之物）而不知喻本，就象一个耐人寻思的谜。从而诗的意境也就蒙上一层“朦胧”的色彩了。 虽说如此，但此诗诗意却并不完全隐晦到不可捉摸。它被作者编在集中“感伤”之部，同部还有情调接近的作品。一是《真娘墓》，诗中写道：“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另一是《简简吟》，诗中写到：“二月繁霜杀桃花，明年欲嫁今年死”，“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二诗均为悼亡之作，它们末句的比喻，尤其是那“易销歇”的“塞北花”和“易散”的“彩云”，与此诗末二句的比喻几乎一模一样，连音情都逼肖的，它们都同样表现出一种对于生活中存在过、而又消逝了的美好的人与物的追念、惋惜之情。而《花非花》一诗在集中紧编在《简简吟》之后，更告诉读者关于此诗归趣的一个消息。此诗大约与《简简吟》同时为同一目的所作吧。 此诗运用三字句与七字句轮换的形式（这是当时民间歌谣三三七句式的活用），兼有节律整饬与错综之美，极似后来的小令。所以后人竟采此诗句法为词调，而以“花非花”为调名。词对五七言诗在内容上的一大转关，就在于更倾向于人的内在心境的表现。在这点上，此诗也与词相近。这种“诗似小词”的现象，出现在唐代较早从事词体创作的诗人白居易笔下，原是很自然的。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诗歌赏析文一般有两种写法： ⑴综合分析法——通过对全诗的整体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这种体式下，较完整的写法是： A.作者简介。 B.作品写作背景简介。 C. 作品意象分析（诗句的解释或翻译，诗句所表达的情感、思想，诗句表达的意境）。 D.作品艺术手法分析（通常结合在作品意象分析之中）。 E.作品艺术特点的综合评价（往往带有总结的意味）。 如果不要求很完整，则可不写作者简介、写作背景两部分。 ⑵主题分析法—就诗歌最突出的方面进行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 采用这种写法时，往往只抓住一个方面，如意境、语言表现力、某一手法的表达思想情感的妙处等等。对于其他方面，则不论及，因而它的篇幅一般较短小。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采用那一种写法，都应该有欣赏者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和分析，力戒人云亦云、甚或抄袭。 解答技巧 (一),解题入格 1,诗歌形象:身份+性格 2,诗歌意象,含义:表层含义+深层含义(即解释诗句) 3,所抒感情:通过什么内容+抒发(寄寓/揭露)什么感情 4,体会意境:客观形象+主观感受+交融了什么意境 5,品味关键词句:含义+手法+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6,赏析修辞方法:揭示手法+分析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7,赏析表达方式:怎样叙(描写)+叙(描写)什么+抒什么情 8,赏析表现手法:手法+表达作用(句意+文意+主旨情感) 9,体会诗歌情感:忧国忧民之感慨,国破家亡之痛楚,游子逐客之凄凉,征夫思妇之幽怨,怀才不遇之寂寞,报国无门之激愤,建功立业之豪迈,自由悠闲之恬淡,秀美山河之热爱,亲情友情之真挚,归耕隐居之乐,黑暗官场之苦,离别思念之绪,贬官谪居之恨,时光易逝韶光不再之感慨等. 10,概括诗歌内容: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诗歌各句分别写了什么+通过什么手法+抒发什么情感+评价(总分总式) "写什么"方面:写景抒情,咏物言志(情),怀古咏史,即事感怀,边塞征战,山水田园,意象,意境,背景,主旨. 如何确定写了什么内容 (1)注意诗歌的题目 诗歌地题目往往告诉我们诗歌的内容.,确定了诗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的主题以及作者的情感. 如《题李凝幽居》思考:从这个诗题中可以看出什么内容 【提示】说明诗的内容是描写李凝的僻静居处. (2)仔细推敲关键词句. (3)注意词语的隐含信息. 诗歌表达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含蓄,往往表面是一个意思,而实际讲的是另一个意思. 如"知否 知否 就是是绿肥红瘦". (4)调动知识积累. 例:提到王维和岳飞你会想到什么 "怎样写"方面: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诗眼,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直抒胸臆,虚实相济,绘形绘声绘色,动静结合,化静为动,炼字,起承转合,赋比兴. "为何写"方面:抒发……的思想感情,反映……的社会现实,表现……的情趣,寄托……的情怀(爱慕,愁绪,惆怅,苦闷等),表达……的追求,流露……的倾向,发出……的感慨,袒露……的心迹,造就……的情致. 这首诗采用了(表达方式,修辞手法,表现手法)技法,写出了(意象)的(某某)特点,表现了(突出了)(某某)思想(感情),起到了(某某)作用. 诗歌赏析的一般的步骤是叙析评.

浅析秦朝兴亡论文研究现状

秦王修 ,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累死太多人了.激怒了人民.

关于始皇帝功的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他统一六国，奠定中国历史版图基础。不过他真正奠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地理版图，还有中华民族。 记得中学的时候，政治课本上讲，一个民族的划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思想意识。 秦国以前，无论夏，商，周的分封制度。整整控制在中央政权手里的，也就都城方圆而已。对于许多诸侯国和中央的关系，却是统治统治，统而不治，或许说是藩属国来得更为恰当一些。 战国之乱，乱的不仅仅是战争，还有更多看不见的分裂因素。举几个例子，记得有个典故，是说一个楚国官员觉得齐国话很好听，就让自己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去留学，学门外语。结果儿子回来以后，齐国话倒是说得好了，楚国话却不会说了。一个小事，但却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差异之大，国与国的交流多在上层和商贾之间进行。还有个典故就是邯郸学步的故事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俗差异之大。不同的思维载体，必将导致不同的思维方式。 如果仅仅是民俗和语言还好解决，毕竟时间可以消磨这些。但是消磨的前提是在有共通的记载流传下来。不过当时战国七雄中，与民间交流所用的语言，文字，度量衡，均有5种之多。不同的记载导致不同的流传，差异通过时间的无限传播只会使沟壑无限扩大。只有做到用同一种载体记录，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才能弥补。 始皇帝首先一点，在统一，文字，度量衡上的功劳，才是真正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上的第一次统一。作一个假设，如果始皇帝没有在这些政策，只怕现在还没有汉族，取而代之的是秦，晋，燕，齐，楚五族。 至于过嘛，传统一点的人一说起始皇帝，总会想起几点，一是焚书坑儒，毁灭文化。二是劳民。 先说一好了，焚书。先要从李斯说起，这个政策是李斯提出的。一个写《谏逐客书》的人，一个如此理性的人，一个法家的经典会不经大脑地提出一个摧残文化的议案吗？焚书，焚的都是些个什么书。主要是巫医、占卜、偏颇之论和六国史书。前三者实是害民之说，至于后者，在统一思维的大前提下，该烧！烧得好！何况本来六国史书之间就有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扁鹊见那个什么桓公的故事就是个例子（别跟我说初中课本上写的是蔡，我就看过有写是齐桓公的）。再则，当时写史书的人有个通病——是其在我。笔在我手上，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爱怎么引导就怎么引导。当然，捏造虽然不至于，但是倾向的一些评价就难免了。能不烧么？何况焚书还有一条，就是官方藏书除外。造成的后果远远少于后来的文字渲染。清开国后不也在数十年间弄了好几次文字狱。新中国不也有#￥%大革命。坑儒，为什么要坑儒？那是因为当时（其实不仅仅是那个时候）天下以儒家和法家门生最众。秦以法兴，法家尊崇，法家自然不会有怨言。倒是儒家，一来不为时政所好，二来又因仁政之说与秦政相悖，三来因为焚书和统一文字度量衡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心生怨恨。儒家不是人多嘛，掌天下喉舌，有了怨恨他怎么办——口诛笔伐，煽动阻政！该杀，万幸的是，始皇帝并非如常人所言嗜杀。仅仅在咸阳附近找了400多个儒生，还劳神费力地弄个西瓜的借口来杀，杀鸡警猴大概就是这个效果了。杀了400多个人，就换得天下异心之人闭嘴。从历史上的开国君主的行政来看，始皇帝杀的人算是最少的了。何况始皇帝还并不是仅仅是开国，而是开族！至于为什么后世对焚书坑儒如此唾骂？那是后来儒家渐成正统的缘故。哪朝开国不杀人，朱棣还远谈不上开国，不也把方孝儒的十族都灭了嘛（除了九族，还加了他学生）。这两点为后世诟病千年，谁让始皇帝敢第一个吃螃蟹呢。这两点，在当时，其实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 二说劳民。秦亡，很多人都归结于滥用民力所致，荒谬！中国的百姓或许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善于忍耐的百姓了，只要有一口饭吃，哪怕是半饱，他也绝对不会起来造反。不错，秦初的时候，天下初定，始皇帝为显天子之功，并没有与民休息，这也的确积压的很多矛盾。秦初时的天下就好比一个装满炸药的炸药桶。不过若是没有火，那么这个桶是绝对不会爆的。火从何来？始皇帝在时，劳天下的工程不外两项，一是巡幸之路，二是万里长城。巡幸已经大致完成，长城业已完工，何劳天下。其他什么阿房宫（别以为杜牧写的那是真的，据考证，阿房宫拿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一所几十百来间房的豪宅而已，连沈阳故宫都赶不上），郦山陵，就这些要劳动天下，似乎差的不是一点点。有人说博浪沙一锥，就是天下难堪暴秦的证明，荒谬！那一锥的始作俑者张良在当时不过是不愿六国混图的遗老遗少而已（这么说绝对没有贬义，事实上张良早期的目标就是帮助韩王复国，后来韩王被项王杀了，才追随的刘邦）。那么那把火是从哪里来——陈涉，一个胸无大志的亡命之徒（我实在觉得他那个胜字叫起来很不爽。这种评价对他是很低，不过我觉得他就这个价了。有异议的朋友可以讨论讨论，我也可以说说为什么给他这么低的评价，不过这里不变赘述）。那陈涉为什么要起兵呢？不是因为腹中碌碌食不裹腹，更不是因为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没有节假日，而是“我等失期，失期当斩”。主要是自己错过了时间，误军当斩。要是不杀他，他还是愿意继续过他那一个礼拜工作七天的半温饱幸福生活（无论哪朝哪代，当兵的都不可能是半温饱的俸禄。 而秦法极其严苛，更没人敢大张旗鼓地贪污军饷。纯粹是写来加强气氛）。 劳民虽然重，但并非大过。 秦亡，亡于酷法暴政？荒谬！秦法历时久矣，也并没因为统一缘故而变本加厉。原秦国子民也未见有三日一闹五日一反之举，未闻求活艰难之说。法虽酷，在于威慑使之不犯而已。要说有严酷之处，我看便在连坐一说上。不过连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并非秦所独有。暴政一说更不成立，焚书坑儒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再说一个全国性的大政策，只怕就只有用兵一项了。始皇帝一统六国混为一图之后，大规模的派兵行动有两次，一次是五十万秦军南下开疆辟土，设桂林象郡，对南越用兵。不过也没打起来，南越诸国，是问谁敢与大秦相争。我圈个地，筑个城，囤数十万军，说这里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也是。二就是蒙恬领雄兵三十万北击匈奴700余里。不过在后面看来，这两点都不是陈涉点火的原因，也对国内形势影响不大（这里的国内形势指国民，而非秦政。对秦国的影响大了去了）。既然不是酷法暴政，那是什么让陈涉甘冒诛九族之险造反呢？用他的话说“失期当斩”，是“失期”。“失期”者，误军也。无论在哪个年代，军法不管几斩，都有一斩是误军。偏巧陈涉又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所以嘛，横竖是个死，要死要要闹大点，多点人陪葬。 秦亡，在我看来主要是亡于诸多偶然因素。不过偶然的多了，也就成必然了。 首先，六国遗老没有诛尽，也不可能诛尽。主要是分裂时间太长（其实在我看来，始皇帝以前根本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人太多了，要是把这个因素消除，那始皇帝就真的成嗜杀了。而始皇帝在和那票遗老比寿命的长跑里面又先到了终点。是问以始皇帝扫六国之威，除了张良敢在博浪沙一锥意思了一下，天下间有几个敢说个反字。 其次，军队外调。前面说过了，秦国削平天下的主力80万雄兵，一南一北分开了，以至周文打到咸阳的时候竟然无兵可用，从郦山调了30万民夫充作军人。 第三就是权利高度集中之时，终端的突然消失引起的混乱。这一点最重要，始皇帝在巡幸途中的突然殡天，权利一下出现了真空。赵高李斯胡亥矫诏篡位的一系列政策，多了不说，光说杀蒙恬一项，就失了军心。始皇帝在时，尚且顾念秦军在统一过程中的功劳，不但没杀一个功臣，没削兵卒，还找了一南一北两边给他们发泄，蒙恬这一死，这80万秦军，最后一次有消息就是在周文进关的时候，军报说正在火速赶往咸阳勤王（其实速度比蜗牛还慢），然后默契一般地消失了，在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找不到记录。 最后就是一连串的如果。如果陈涉这个亡命徒没有服役；如果那只军队没有调去戍边；如果没有经过大泽乡；如果那几天没有下雨；如果下雨了还是赶得急；如果陈涉不在那支军队；如果在他们要造反的时候有所察觉；如果事先杀了陈涉；如果章邯破项梁之后挥兵南下；如果项王在巨鹿没有那么剽悍；如果…… 中国历史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巧合多了也就成了必然。不管那个朝代，在第二第三代的时候，总会有一次大风暴。过了，这个朝代才能延续数百年。汉初有匈奴进烦和七王之乱；西晋初年有五胡乱华；隋初简直乱得不可开交（我甚至觉得隋初和隋末是一回事）；唐初有武媚篡政和安史之乱；宋初是契丹进犯（其实是收回幽云十六州进攻契丹，不过既然是收回嘛，那就算他进犯好了。反正输了一串）；元代比隋犹有过之，抵抗从来没停过；明初先有朱棣之乱，再有瓦剌土木堡之战；清初则有杀敖拜、削藩、收台湾和葛尔丹。遗憾的是秦初（或许始皇帝死后就该叫秦末了）没有挺过这一关。 唐宗宋祖，李世民行仁政，虽然有贞观之治，也给唐朝死于安乐埋下了种子。宋祖……根本不陪拿来比较，至少是在这里面。千古一帝康熙，《尼布楚条约》为了不打仗连领土都可以让，简直本末倒置。不拿士兵来保卫国土，反倒用国土的牺牲来保全士卒。更荒谬的是，这样一个条约居然是在大胜的情况下签定（看来近代清政府的糊涂外交是遗传）。所谓的千古一帝连冒顿单于都不如！汉武奋四世之余烈，平百越，破匈奴，扬国威，振荣辱。如果说始皇帝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础，汉武帝大一统则是他政策的成型和发扬。中国君王，堪与始皇帝比肩者，惟汉武。 扫八荒，并六合，功盖环宇，三皇五帝犹不及也。始皇帝，真乃我中华第一君王！ 以上转自百度法家吧：可汗就是法家吧的吧主。。

春秋战国时因陕西是秦国治地，故后人将陕西简称“秦”；将横贯陕西中部的主要山脉称“秦岭”；将渭河平原称“秦川”。陕西还称“三秦”，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经过春秋时期一系列战争，许多国家消亡。到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国家。秦王嬴政在位时，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先后灭掉了其他六国，在中国首次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但由于秦朝赋税、兵役、徭役等特别繁重，法律严酷，使得民不聊生，到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队攻占咸阳，秦帝国只存在了15年。 至于陕西为什么又称“三秦”？这要从项羽说起：公元前206年项羽领导的军队在刘邦之后也来到咸阳。项羽出身于楚国旧贵族家庭。在秦末农民起义时为恢复楚国，公元前207年在巨鹿之战中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章邯投降。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入咸阳，杀了已归降的秦王子婴，并火烧咸阳城，焚毁阿房宫，自立为西楚霸王。 项羽后引兵东问，都彭城（今徐州），以中国最高统治者自居，大封诸侯。其中将刘邦封汉王，都南郑，辖陕南及巴、蜀之地。为防刘邦势力扩张，牵制刘邦，他又将陕西的关中和陕北一分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今兴平东南），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地区；封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今西安阎良附近），辖咸阳以东；封董翳为翟王，都高奴（城址史有三说：富县、安塞、延安）辖陕北。故后世泛称陕西为“三秦”，咸阳成了三秦的分界点。其实当年三秦之地不包括陕南，只是后来人们理解的“三秦”观念变化，即将陕北、关中、陕南合称“三秦”。 “三秦”的称谓产生后，历史上也有人将它作为政权名称。例如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350年居住在甘肃秦安县东南的氏族首领苻洪起兵，自称“三秦王”，建立政权。352年，其子苻健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前秦”；385年羌族首领姚苌擒杀前秦皇帝苻坚。386年姚苌称帝，都长安，国号“秦”，史称“后秦”。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是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一诗中的前两句，极为形象的刻画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雄威。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成国家大统一的君王，也是第一个成为皇帝的君王，因此人们称他为始皇帝。从某种意义来将，秦始皇做到了前人从未能够做到的事情，成就了千古伟业。也因此，他能够名传千古，能被称呼为秦始皇。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千古人杰，他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却仅仅存在了十五年就分崩离析，走向了毁灭。好似，就像是一个威猛无匹的健壮大汉，正值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巅峰之际却突然暴毙了一样，令后人非常不解。

那么，大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

其实，从史料中细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秦国一统天下之后的治国策略有着很大的问题。

一、错误的治国策略

大家都知道，秦国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从法家演化而来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特别注重刑罚。因为法家的思想核心就是用暴力手段来进行统治天下，以重刑的手段来统治百姓，从而让百姓害怕、恐惧，而后能够达到“去刑”的效果。

而秦始皇所采用的统治手段便是如此，通过重刑的方式迫使百姓种田，使国家富裕起来。通过重刑的方式迫使百姓能够遵守“法律”以达到国家安定的目标。不论是经济上亦或者是文化上，秦国都通过贯彻法家的思想来进行治理国家。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秦国在法家这种暴力治国策略中，一开始确实胜利了。它一开始通过“驱民耕战”、“刑无等级”以及“论功授爵”的方式确实做到了“国富民强”，而后更是一统六国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然而，法家核心思想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强国弱民”。法家认为只有民贫民弱才能够顺利推行国家法度，才能贯彻强权贯彻一切。这一点想来大家听后都觉得不可思议吧。

毕竟，在我们的认知中，国富民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在民贫民弱的情况下，国家根本无法长久发展起来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仍旧实施法家的专制制度。秦始皇和秦二世以及其他高层人士都忽视了法家思想的缺陷，乐于实施“刑无等级”的法度，任何时候犯了事都以“皆杀之”处理。

老实说，在秦国自身发展和跟其他六国战争的年代，这种暴力法度可以起到非常不错的作用。但是天下一统之后，可以说是和平年代了，然而和平年代还施行如此严苛的法度，很明显整个治国策略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因为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虽和平却暴政当世的年代，所以秦国一统天下之后，一直有一个称呼叫做“暴秦”。

因此，秦国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中，治国策略不当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事实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内部矛盾非常多。

二、内部矛盾

前面说过，秦国一统天下之后施行的仍然是法家的极端主义。从国家发展来看，若是要国家强盛起来，发展商业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秦国可不是这样，秦国讲究的是法家的那一套“强本除末”。

意思就是秦国直接把商人阶层打压成为社会上最底下的一层，而且也从不发展商业。很明显，这个策略实施之后，不仅阻碍了各地的经济交流，也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更是掀起了商人阶层和其他阶层的矛盾。

而且不止如此，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还实施了“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让法家思想能够贯彻整个秦国，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则迅速衰落。如此一来，不仅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掀起了儒家子弟对秦王朝的畏惧和反抗。

可以说，这个政策的实施，导致天下大半的知识分子都站在了秦王朝的对立面，这又是另一个矛盾的激发点。

最后一个矛盾激发点，则是天下平明百姓对秦王朝的不满。因为天下百姓生活在秦国的暴政之下，但凡出一点差错都要落得个“皆杀之”的下场。以如此重刑来治理国家，很明显带给百姓的只有伤痛。如此一来，一旦有农民起义，天下百姓定然会揭竿响应。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正是秦国治国策略不当，从而导致国内各阶层都对统治者产生了不满的意思。也正是因为国内各阶层对秦国统治者不满，才加速了秦国的灭亡之路。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有疑惑，既然秦国一统天下前，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立国治国的，那为何一统天下之后，这种方法没用了？或者说一统天下之后，秦国灭亡道路反而加快了？

其实，关键就在一统天下之前和一统天下之后，国家主体有变化了。原来的秦人只是秦人，后来的秦人还包括了燕人、楚人、韩人等人，主体变化了，文化思想和信仰自然很难通过暴力手段彻底“统一”。

三、文化信仰问题

秦国一统天下之前，施行的就是法家的专制制度。而其他六国，则有一套严谨的宗法礼制制度。文化思想和文化信仰方面，已经贯彻了许多年，即便一时被秦国征服，被秦国统治，但在文化和信仰方面是无法认同的。

也就是说，即便秦国“焚书坑儒”，即便秦国“书同文，车同轨”也是很难得到其他六国人民的认同。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一旦哪里发生一点叛乱，很可能会一下子就造成星星燎原之势，只能靠暴力镇压。但越是镇压，这种趋势就越压不住。最终，国家便又会陷入动荡之中。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句话就是追随刘邦的楚国人陆贾劝谏称帝后刘邦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能够以强大的武力来取得天下，但不能以武力来治天下。很明显，其中暗指的就是秦国。

倘若秦国能够做到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那么定然会通过其他比较“合理”的政策来治国，如此一来，通过文化思想和信仰来对国民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便秦国最终会亡，但也不会亡的如此迅速。

由此可见，秦国会在一统天下的鼎盛时期迅速消亡，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点，想必很多人都能够理解。

结语：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秦国灭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因薄俸厚罚而导致吏治腐败。又或者说是秦国一统天下之后嬴政未能及时立下太子之位从而让赵高等人钻了空子等等。

但纵观所有的原因，似乎都可以追溯到秦国治国策略不当上面。也就是说，秦国一统天下之前采用法家极端思想进行统治没什么问题。但在一统天下之后，应该在此基础上做出改变。即便不让诸子百家思想绽放，但也不能只靠法家思想来进行治国。

秦国会灭亡这是一定的，因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它消亡过于迅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整个国家在一统之后的治国策略错了。秦始皇若是采用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那一套，想必还能延续大秦多年国祚。

但可惜的是，他从头到尾都沿袭旧制，只用法家思想作为立国指导思想，由此而来便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秦国二世而亡。

当然，此种观点不过是笔者一些浅见，大家又有何看法呢？

参考资料：《史记》

汉字使用现状研究论文

认读之忧。提笔忘字、张口忘音、临卷忘义，是当下很多人的通病。清华大学的校长送宋楚瑜的书画，不认识小篆，还读错了字。当然，术业有专攻，但事出惶惶清华，就不该了。故宫博物院又掀锦旗风波，“撼祖国强盛，卫京都泰安”的锦旗，一个“撼”字让国人出汗。引车卖浆者用错字尚有可原，一个大国的大机构，就无可原谅。这信号透出的信息，更叫人担心。敬畏之忧。对汉字缺乏敬畏是普遍现象，使用不规范，错字别字，繁简混用，凭空生造，自行简化，等等。电脑的出现，又流行一种“火星文”，更是一种颠覆。在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孩子们很容易被这种独特神秘的网络字所吸引。好奇的天性，也让他们模仿网络字的频率远高于成年人。孩子们学会了胡乱拼凑的火星文，真的汉字倒很多不会写了。还有些名人专家也喜欢赶时髦用这些火星文，影响更深，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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