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生平事迹的研究论文

关于苏轼生平事迹的研究论文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苏轼本人是个美食家，宋人笔记小说有许多苏轼发明美食的记载。苏轼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五、六月间，浙西大雨，太湖泛滥。苏轼指挥疏濬西湖，筑苏堤。杭州百姓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这就是东坡肉的由来。《曲洧旧闻》又记：苏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香梗，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玉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一、书 香 世 家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年少轻狂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二、 应 试 及 第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三、出 任 凤 翔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 ，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四、王 安 石 变 法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五、乌 台 诗 案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六、流 放 黄 州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 《前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七、元 佑 更 化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一件，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八、南 行 千 里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继室王氏又去世。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 (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 (都还没到呢 !)又受命流放惠州 (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觉睡得还是那么香甜。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 - 儋州。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他一边读书，读他最爱读的柳诗和陶诗 (他也只带了这两本书)，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但深具特色又有内涵的苏轼，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 九、永 存 的 诗 人 心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 !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十、东坡印象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十一、苏轼之死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十二、苏轼的诗词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让一个倒霉蛋那颗倍受摧残的心灵能感到平衡的一个很有效的法子，就是让他看到一个比自己更倒霉的倒霉蛋。900多年前的那个名叫苏轼的倒霉蛋很是明白这种道理，不过好像已经有些晚了。 其实怪不得别人，要怪只能怪大老婆王弗死得太早了。王弗活着的时候，有事没事就凑到苏轼耳朵前面唠叨个没完。天下的女人没有几个是不唠叨的，但是你要是听到王弗说的那些话，肯定不会觉得她也跟别的女人一样，不是净嚼些张家长李家短的话茬子，而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崩出几句醍醐灌顶的话。就像她跟自己的丈夫说：“别总是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人心隔肚皮，表面跟你说好话的人，背后可能捅你一刀也说不定。为朋友两肋插刀，那就是把刀插在朋友的两肋上。”有时候这句话听烦了，苏轼就拉下那张大长条儿脸，梗着脖子吼出一声极正宗的四川话：“晓得咧！” 你觉得这个女人的话很有道理吗？反正苏轼是没有异议，烦归烦，老婆的话总是要听的，更何况，老婆的话让他确实一点儿脾气没有。 王弗去世的那一年，是1065年，苏轼还有一年才到而立，这个一肚子墨水的文人，在老婆的葬礼上哭得眼见着就要厥过去了。那张长条儿脸上挂着四条亮光光的线，眼泪鼻涕流了个稀里哗啦。 从老婆进棺材直到下葬，苏轼一句诗词也没憋出来。直到十年以后王弗的忌日那天，苏轼在书房里踱来踱去，他的第二个老婆也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凑过来说：“老爷还是给夫人写些什么吧。” 苏轼哀叹一声道：“我也正觉得有写些什么的必要了。” 他摸着下巴上已经长长的胡子，看见镜子里混得灰头土脸的自己，喟然长叹：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这时候，苏轼觉得自己还不是倒霉透顶，因为毕竟还有一个朝云夫人，也就是他的那个小妾，不至于让他觉得过于孤苦伶仃。朝云原来是苏家买来的一个歌伎，经常由苏轼教她读书写字，再后来就是诗词比兴，倒也学得了满腹诗书。苏轼决定纳妾的时候选上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丫头心眼儿活。 那天吃完晚饭，苏轼打了个饱嗝伸了个懒腰，便开始在房子里溜达着消食。他看着丫鬟们低头拾掇碗筷，嘿嘿一笑，用浓厚的四川话说：“你们晓得不晓得学士的肚子里装的都是啥子哦？”丫鬟们唧唧喳喳，有的说是“一肚子书”，有的说是“一肚子学问”，苏轼听了只是装得不耐烦地摇头，快要把脑袋摇掉的时候，朝云进来说：“学士一肚子的不入时宜。”当时苏轼咧嘴又嘿嘿一乐，美得冒出俩大鼻涕泡儿来。 其实，要不是因为那场“乌台诗案”，苏轼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倒霉蛋，反而有可能和老实巴交的二夫人还有朝云夫人过着美滋滋的小日子。等到自己被别人从暗地里下绊子一把扔进了大牢里，苏轼才又想起了王弗跟他说的那些话，那年是1079年，苏轼四十四岁。 如果我们现在往后倒退几年的话，会发现苏轼和那个写《梦溪笔谈》的沈括交情颇深，虽然苏轼每次跟沈括聊天的时候都要昂着头看着对方。没办法，苏轼这个四川老头儿个子太矮了，他不能忍受每次和别人聊天的时候都要盯着对方的胸脯。 王弗曾经说过的话，无疑全部应验了，而且都在沈括一个人的身上应验了。苏轼后来想起来自己和沈括这个二五仔那段不明不白的交情，悔得肠子都青了。 那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苏轼在杭州的官府里看着新摘牧��柙诒�永镆坏愕愕卣箍���窬虐倌旰笾泄�切┪奘�雠┐謇锏睦现�槟茄��仕始纾�读艘幌履遣⒉淮嬖诘难蚱ご蟀溃�屯肪臀诺搅瞬枥锾谄鸬囊凰坑械憷嗨贫棺游兜赖那逑恪?br> 一个家丁跑进来：“老爷，沈括来了。” “哦？好啊好啊……快请快请！”苏轼跟沈括已经好几年不见了，以前同在汴梁做官的时候，两个人倒是经常在一起唠嗑儿，现在苏轼到杭州做了外补官，已经很久没有人跟他聊得那么开心了。 后来苏轼就喝得有点儿高了，酒醒的时候，家人告诉他，他送给沈括几首自己最近写的诗。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以文字杀人踩着死人往上爬的习惯，在这方面，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发展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沈括把苏轼的诗带回了京城以后，就写了他的第一张，中国的第N张大字报，是写给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看的。当时的中丞李定，因为在自己的亲妈死的时候没有服孝，被苏轼骂成“大大的白眼儿狼”，据说当时李定的鼻子都要气歪了，现在苏轼栽到他手里了，当然不能把他像屁一样随便就放了。于是苏轼在被沈括和李定糟践够了以后，被当作破坏当前大好形式的一小撮坏分子之一，扔进了大牢里。 倒霉的苏轼在大牢里蹲了整整四个月才被放出来，过了四个月窝头咸菜的日子，饿得脸更显得长了。后来终于有一天他听说自己可以出去了，可是没来得及叫声好，就发现自己是被从大牢里揪出来又一脚踹到了湖北黄州。 这回他是真的觉得自己是倒霉透顶了。从四川老家颠儿颠儿地跑到汴梁城，又眼巴巴地瞅着自个儿从汴梁让人一脚踹到黄州。本来以为“窝头咸菜”的日子结束了，没成想，马上又开始过上了“咸菜窝头”的日子。 倒霉的苏轼去江边的那天，风挺大的，而且这1082年的第一波浪，来得比往年更高了一些。他满脸的褶子被大风抽得生疼，可是他没有想回去，并且还很高兴地偷笑起来。因为他发现这里就是很多年以前的赤壁古战场，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一个比自己更倒霉的家伙，就是周瑜。一个男人，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和生活，苏轼不例外，周瑜也不例外。苏轼想到小乔，也想到了自己的朝云；想到了周瑜，也想到了自己26岁进入朝廷以后那些人五人六的日子；他比周瑜强多了，至少，他还活着，还能看见自己的白头发。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掀起那块皱皱巴巴的袍子，把袍子的下摆塞进油孜孜的腰带里，屁颠儿屁颠儿地跑回家，写下了这首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现在，苏轼也说不清自己是不是真的倒霉，反正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他走红了。很短的时间内，他红遍了整个中国。 后来，他仍然没有在FANS们的拥护声中雄起，有人说，他是一个快乐的倒霉蛋；也有人说，其实他并不觉得自己倒霉因为他的内心是如此快乐。我也想亲自去问问苏轼，可是当我拂去历史沉积的灰尘，却看见那个长条儿脸的四川老头坐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捋着胡子嘿嘿的笑。

谁有关于苏轼生平事迹研究的论文

尽管屡遭贬谪,苏轼始终是江山风月永恒的发现者和拥有者.比起李白、刘禹锡吞山吐岳式的豪迈,苏轼的达观是平实的.他脚下踏着的不是盛唐的土地,而是偏安一隅、国力积弱的宋土.他的豪迈更加不入流俗,高远卓越.苏轼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明知会触怒权贵、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其魄力在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凤毛麟角.正是这种思想、见解、人格的真正独立,铸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苏轼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他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与农夫相契.在海南岛,由于远离陆地,生活更加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加之年事渐长,亲人远隔,一般人很难撑下去,可这位少年得意、才华惊世的大文豪就撑了下去.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苏轼的乐观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姿态,而成为一种品格.他不同于李白,在诗酒中放浪形骸,寻求解脱；他也不是杜甫,在困厄中痛心疾首,做苦行僧.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可亲可敬的人,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像我眉眼毕现、个性鲜明的邻居.苏轼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我从张岱、梁实秋、汪曾祺的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虽然宋国很弱,四川很偏、民族多难,但大宋有幸、四川有幸、民族有幸,我们还有苏轼.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而我,也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与此同时,我觉得,苏东坡为人处世也十分的直爽.每当他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有一次,他因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就是这样的守正不阿,这样的放任不羁.在苏东坡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之时,他受到了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但他也从不后悔.因此苏东坡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他所有的朋友辈都望尘莫及.由此看来,你就不能不觉得苏东坡是一个十分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了.在此,还有一个令我为之震撼的苏东坡的事迹：当苏东坡迅速衰弱下去的时候,家人都发觉了他的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是要在他的鼻尖上放一块棉花的,好能容易地看他的呼吸.在这时全家人都在屋里.那个方丈走得靠他很近,此能用他听得到的声音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其实,苏东坡是很容易就能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的.他曾在雪堆的墙上门上,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出舆入辇,厥莲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峨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所以,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他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苏东坡带给我的感觉,在我看了《苏东坡传》后就感触更大了.其中,以上这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对此颇有同感.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他,就是苏东坡.我眼中的苏东坡.说起东坡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四大词人中他首屈一指.他的词风靡一时,洛阳纸贵,盗版横行,神宗禁词,可奈什么力量能阻挡这股“东坡风”呢?东坡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父母的悉心培育,加之也勤奋好学,遂博通经史.少时的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立下了以身许国的志愿.只可惜事与愿违,东坡入仕以后,一直遭到新党与保守党的打压.乌台诗案,东坡几置死地.但他仍希望驰骋沙场,“千骑卷平岗”,“会挽雕弓如满月”.十足一个怀揣报国热忱的赤胆英雄.驾一叶扁舟,邀三五好友,大快朵颐的东坡也是有的,吟“大江东去”,唱“千古风流人物”,周郎英雄气短,东坡也挣扎一番,最后“一尊还酹江月”.除了关东大汉的豪迈激昂,东坡也有绕指柔的情结.中年痛丧爱妻,肝肠寸断.十年漫长,人已“尘满面,鬓如霜”,“惟有泪千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经历风雨,坎坷的东坡宠辱不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这是何等的潇洒,坦荡,伟岸不凡!东坡就是这样通向了坚持操守又全样身性的人生境界.一年老一年,一聚一离别,一喜一悲伤,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都一般相识,吹一回,唱一回.东坡,让人不可逾越的大家,不可不叹的真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沉沦了几百年的苏轼,拖着疲乏的身躯,从书中缓缓地向我走来.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孤独的身影：苏轼他一袭布衣,头戴斗笠,脚踏木屐,手持竹节,躬耕于东边的山坡上,难怪号东坡居士.可这么一位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命运却是如此的坎坷凄凉,不由让读着苏轼诗词长大的我内心涌出阵阵心酸.我眼中苏轼是仕途失意之人.这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一切：36岁他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忏怒王安石,被贬杭州.39岁被贬密州.42岁被贬徐州.44岁受奸人谗言所害,罪名作诗讽刺朝廷,差点惨遭杀害,被贬黄州,黄洲那可是个令人自生自灭的地方------我真为苏轼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难道他无与伦比的才气,也成为了被祸害的理由?我想苏轼也是不明白的：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国为民,仍免不了被流放黄州的命运,于是他才会用登山临水、凭吊古迹来逃避现实,表达不满.其实他内心多么渴望能和周瑜一样,“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扭转这人生不得志的现状,然而在当时,纵有多少豪情壮志,又能与谁诉说呢?只能寄情于诗表达情怀,“乱石穿空,惊涛怕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今天读来我感受到一种别样的伤感豪迈.我眼中的苏轼是伤心寂寞之人.在他34岁那年,他一生中最信任的人——妻子离他而去,妻子的病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在他被贬密州,孤独苦闷的日子里,他只能在梦中见到久别的妻子,梦中相见,也只能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十年风雨,历尽艰辛,独自飘零,无人读懂他受伤的心灵,我可以想象出当时苏轼是何等的哀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于苏轼只能是奢侈的梦想而已.我眼中的苏轼是浪沙淘不尽的词人.也许他坎坷的经历,成就了他文学的伟大.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我无法想象中国文学史少了苏东坡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一定会黯然失色的.我们将读不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美句；我们也欣赏不到“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言名句……那将是怎样的遗憾哪!读着读着,苏东坡在我的眼里成了一个孩子,一个饱经沧桑依然不改赤子之心的孩子.我想也许正是这份纯真,造就了他的成就,让我们今天依然深深记着并永远怀念着.在我隐隐的泪水中,我看到了他身影渐渐地远去,远去……总觉得苏轼先生象我梦中的兄长.说来惭愧,我不喜读史,也不喜读古文,所知的一些古文不过是几首有名的古诗词而已,对屈原、杜甫之类的大家也不大清楚他们的生平.东坡先生也不例外.但东坡先生的逸事趣闻特别多,让我觉得率性洒脱的他好似我梦中的兄长一般.是女孩子娇嗲的天性使然吧,身为长女的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位宽厚幽默的兄长.苏家的这位大哥当然足为兄长的楷模,他与苏小妹的对诗戏谑,他在中秋节对弟弟的款款思念,无不真情流露,让人妒羡不已.诸多文学大家留给我们的只是文学精品.所以李白的飘逸、王维的禅静,好象都比较平面.而东坡先生的才情旨趣是全方位的.试想：如果不是“苏堤”、“白堤”的袅娜婉转,西湖恐怕也不能这样“淡妆浓抹总相宜”吧；而“东坡肘子”、“东坡肉”也许就是“多放油少放水,火候到时它自美”这样烹调出来的；看起来东坡先生还是位美食家,想到他品尝惠州佳果时摇头晃脑地吟哦：“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真让人忍俊不禁,要知道岭南那时可是蛮荒之地啊,先生真是达人一个.率性、达观似乎是东坡先生的性格特点,从“大江东去”的豪迈,到“聊发少年狂”的洒脱,无不体现了他的这 种性情.实际上他的命运是多蹇的,他的一生似乎就是在一贬再贬之中度过的,但他从不气馁,总是很投入地享受生活,这从“东坡巾”的潇洒和“东坡提梁壶”的大气质朴中都可以体会出来,因而他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涯不但不暗淡悲惨,反而充满了温馨和丰富.我喜欢青衫学士“脚着芒靴走天涯”的豪情,喜欢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喜欢他诘问酥饼“为什酥”的幽默,喜欢他以清风明月为友为伴的襟怀……我总觉得东坡先生很象金庸笔下的“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对所爱又大都是深情款款的,于是,“明月夜,短松岗”又叫多少痴情人黯然神伤.其实一字一句地品味先生的词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勤俭婵娟”,你会感到旷达、疏朗之外蕴含着多少风雨与无奈啊,而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地引用它.这也正是先生的高明之处,他总能将失意在一种亲近自然和人性的生活中将其化解,表现出一派平和、豁达、浪漫与生命活力.人生多少月明夜,清风拂水波跃金水月代代无穷已,先生清辉照古今

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 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 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 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 位。 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 欢迎的宋代诗人。然而，这样一位人人敬仰的大文豪，却在着一生中倍受排挤， 屡遭贬谪。那么，苏轼这位“天下之奇才”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坎坷的 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他在文学上又有何成就呢？就让我们走进苏轼，去体味 他那传奇的一生，去了解他那不平凡的事迹吧！

文/潘嘉伟 苏轼字子瞻，生于眉山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享有极高赞誉，而他平生的坎坷波折，也成就了这位大师的文化地位。因而，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正是对其文化生涯的探索。【一】少年天资苏轼在经传历史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因而苏轼写文章并不拘泥于格式，在想要停的地方停，想要说的地方说，行云流水、豪放肆意既是他文章的风格，也是他本人的个性。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在苏轼十岁时，其父苏洵到四方游学，其母程氏便亲自教他读书，很小便可对古今盛衰之事发出议论，且言辞犀利，直刺要害，常令程氏欣喜满怀。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轼已精通各类经传史学，知识广博，且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便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作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令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奇，定他为进士第二名。后来苏轼拜谒欧阳修时，欧阳修当面向梅尧臣表达了对苏轼的赞叹。三年后，苏轼调任福昌主簿，又被欧阳修举荐进秘阁，在制策考试中被列入第三等，是宋初以来第二位得此成绩的人。同年又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轼的文才已初露峥嵘，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后来的宋英宗和宰相韩琦，都对他赞赏有加。至于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多的赞扬，我想，除因他极高的才学以外，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或许也为他出了一份力。苏轼与欧阳修等人的结交，也使他的名气更加出众，而他所作的文章更是独树一帜，其笔墨令同时代的文人顿时光彩、狼狈不堪。【二】万民所颂苏轼不只是在著文作诗方面是个奇才，同时也是一个为民着想的好官。宋神宗为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开心，下令低价购买江浙一带的彩灯在元宵节时以得欢颜。然而苏轼的胆子却一向不小，敢于泼皇帝的冷水，认为宋神宗这是以自己不必须的玩乐来夺取额百姓必须的钱财。还好宋神宗本就是个不错的君主，接受了苏轼的进言，取消了此举。他担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聚于徐州城下，富人们都争着出城避水，他说什么都不同意，把他们又给赶了回去。我估计那些富人们一定将苏轼的祖宗十八辈都诅咒了个遍。苏轼当然听不到他们心底的咒骂，又跑到军队，让他们的将士与他一起救堤筑坝。亲自率领兵卒端着簸箕刚起铁锹筑起长堤，任泥水恣肆、洪波万丈而不顾。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适逢大旱，他跟朝廷商量，乞得一些粮食，同时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粮，救了不少人的命。因旱而起的疫情也在肆虐，他像个暴发户似的，眼睛都眨一下，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了五十两黄金，配上收集来的一些钱，建造治病的场所。杭州离海近，致使当地泉水都受到了大海的熏陶，一般人都受不了那又咸又涩的泉水味道，为此，唐朝刺史李泌和白居易先后造井开河，使百姓有了充足的水源，只不过水中有许多茭白根，所以每年都需要疏浚河道。然而到了宋朝却把这治河的光荣传统给丢了，害得茭白根积成田，淤泥堆积，运河废弃，水井干涸。苏轼见这水堵着，心里也发堵，所以又将河道疏通，将水井修复，还发起募捐，修建大坝。他舒服了，老百姓也跟着高兴起来，为了铭记此事，他们就把那条大堤给变成了纪念品，命名为“苏公堤”。当然，他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像什么修堤筑坝、派兵缉盗、为民请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苏轼作为一个文人，当了官后并未染上官场的习气，也因此多次请求从朝堂之上调于外地，这既因为他的脾气为官场所不容，也是因为他不愿沾染到一丝一毫的官场黑水，生怕一旦沾上，就再也洗不掉。而他在地方做官之所以能够能够得到百姓爱戴，也正是因为他文人的秉性让他为百姓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对得起良心。同时，许多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师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贫是福，都并不太在乎金钱， 似乎对钱没什么概念似的，这也是苏轼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民所想的原因之一。【三】缠斗安石苏轼是王安石在政坛上的死对头，他们两人常常互掐，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他们二人身上，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懿，大清朝的刘墉、和珅都有些类似，但这二人又略有不同，因为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师。熙宁四年，王安石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当时的宋神宗听了他的想法，就召集了翰林院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人来商议。苏轼为此专门写下奏折表示反对。认为制度的选择应与时代相适应，现今的科举制度是祖宗之法，一直沿用，但国家盛衰却与此无关，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想法，得到了宋神宗的采纳。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又上书长文论新法的不利之处。认为不再让三司管理财政而又创立三司条例司来求利会让百姓生疑，以为是用皇帝的名义来谋利；增加税收会使穷困人无法生活而助长贪官污吏的气焰；乱任谏官，会使谏官没有约束，可能会歪曲事实、法纪混乱。全文由古即今，对比各法，举例驳斥，比喻说理。将新法的诸多弊端呈现而出。苏轼甚至在为考试进士策问出题时，为了讽刺王安石辅佐宋神宗独断专行地处理事务， 故意出了个“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题目。事情结束后便请求到外出任职，做了杭州通判，乐得逍遥。而苏轼虽然处处与王安石对着干，两人早已交恶，但却并未真正的互相仇视，这可能是因为苏轼个人的才华令王安石佩服，也或许是由于王安石个人的修养。然而无论怎样，两位文化巨擘都因为这真正的君子秉性而名垂青史。【四】乌台诗狱这件事是苏轼个人人生前途的转折点，却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普遍遭遇，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人在政治上有过许多好的想法，但是一实施起来就完全变了味道。宋神宗为了广开言路，专门设立了一种谏官制度，为皇帝报告各级官员的过失，然而这种看似正义的监督机构本身却得不到很好的监督，这个舆论机构中的谏官成了左右舆论的人，谏官完全有着颠倒是非的能力，很容易改变决策者对事实的认知和决策。为此，苏轼曾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宋史·苏轼传》）道出了乱用谏官的巨大危害，然而宋神宗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间接导致了“乌台诗狱”的发生。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开始了对苏轼的污蔑。李定据说是一位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此人为苏轼罗列了许多罪名，他所列的罪状令他本人愤慨异常，如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初无学术，滥得时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他的意思无非三点：苏轼出身不好，有罪；苏轼最初学问并不高，名气是假的，有罪；苏轼文章虽然文理不通，但已经够得上煽动老百姓造反的水平了，有罪。然而，事实又是什么呢？苏轼早年出身贫寒就有罪过了吗，那好了，全天下的百姓不知有多少出身贫寒的，假如穷人都有罪的话，那不知道这全天下的牢房够不够用的；苏轼学问不高却能考中进士获得欧阳修等人的赞扬，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学问比苏轼高呗，那就让两人比试一场不就行了？还说苏轼文不中理却足以煽动百姓，好像苏轼会像个泼妇似的无理取闹似的，更何况他不是说苏轼文辞不中理都能够山洞百姓造反吗，那么他这比苏轼更有文采的人是不是比苏轼更有造反的嫌疑？李定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可笑的，然而他为了栽脏苏轼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被扳倒苏轼的喜悦冲昏了脑袋，因而他不知道他说苏轼文不中理、文中无理，自己反倒先开始无理取闹了。舒亶和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来诽谤苏轼，说苏轼常常写诗文来讽刺皇上，苏轼写的反文已经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的程度。还有宰相王珪，他文章烂俗，浮于表面，却自我感觉良好，嫉妒文坛新秀苏轼的名望，早就想对付他了，这刚好是个机会，他拿出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一诗：凛然相对谁敢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他告诉皇帝，这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足可以证明苏轼有二心。皇帝说：“他写桧树，与我何干？”他说：“写到龙了还不是指皇帝吗？”皇帝却反驳道：“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令王珪无言以对。检举苏轼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苏轼过去的好朋友，沈括。可为什么连苏轼的旧时好友都要陷害他呢？是因为苏轼真的令人讨厌吗？其实问题并不在苏轼，而正是因为沈括。他虽然是科学家，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他的为人却不比他的创造能力。苏轼与沈括二人本是好朋友，身份地位相当，可是突然有一天，苏轼的地位竟高过了自己，甚至连皇帝都在自己面前夸赞苏轼，令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便希望将好朋友拉下来，不能让苏轼的地位高过自己。于是他竟拿着苏轼为他写的送别诗到宋神宗面前说这诗中有着讥讽朝廷的意味。这也怪不得王安石都会说沈括是个不可亲近的小人。苏轼被抓了，他被差官绑着一路示众，颜面尽失，他只是个文人，不是武夫，他害怕自己的罪会连累家人，从湖州到京城的途中经过太湖、长江，于是他两次投湖自尽，却因为看守严密而未能成功。东坡入狱，身陷囹圄。持续的逼问与严刑拷打。通宵的侮辱与诟语摧残。牢房中的一切丑恶露出嘴脸，粗暴在蹂躏善良，卑贱在折磨高贵。苏轼熬不住了，他只是一个年逾四旬的孱弱文人，他满身伤痕地招了，他说他有罪，他说他心怀不忠。他最终绝望，睁着眼等待着死亡，打算看一眼死神的摸样。不过死亡的阴霾最后仍旧没有将他掩埋。星星点点的良知在渐渐汇聚，杭州百姓为他公开做了解厄道场，狱卒梁成悉心照料他的起居。当时的左相吴充对宋神宗进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苏轼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太皇太后在病中说：“尝忆仁宗以制科的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近闻轼一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中和，宜熟察之。”（《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他甚至在皇帝为她求寿而大赦犯人时，说不须赦免天下犯人，只放了苏轼就够了。连苏轼的政敌王安石都责问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续资治通鉴·卷三百一》）无法想象当苏轼得知自己被释放是有怎样的欣喜，但从他在牢狱因陷入绝望而托狱卒送给苏辙的诗中所透露的悲戚中，也可略微试做猜想。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集》之《狱中寄子由》）苏轼活了，带着行囊，带着李定们的慌张，远走他乡。苏轼来到黄州，身后的繁华世界化成了遥远的透明泡沫，眼前的古木破宅却也有点不真实，叹了一口气，又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游玩的好地界，好风景。他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忧愁渐渐淡了去，心里又开始了些逍遥的想法，于是在东坡结庐，舒舒服服的做起了他的“东坡居士”。然而一些小事也令他有些苦闷，他是个好交朋友、豪爽豁达的汉子，遭贬谪之前他与朋友们几乎日日欢歌、应酬不断。然而，自他到了黄州之后，他的朋友们几乎不再和他通信既无来信，也无回信，苏轼寄去的信像是跌落了深渊，换不回一丁点儿笔墨的回音。他的苦闷在给朋友的信《答李端书》中也有描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然而，就是黄州，这么一个远离繁华，远离喧嚣，终日山野水急的地方，却令苏轼再一次升华。他的文章不再是为了赢得赞扬引起震动，他在垦荒种地中慢慢褪掉了繁华，回归了空灵，脱胎换骨。遭贬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是一场灾难。他由巅峰跌落谷底，尝到了死亡迫近的味道。然而，这也是他走向成熟的机缘。乌台诗狱令他看清了小人的嘴脸，也令他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他由此而深度自省，也由此真正站上了文化大师的高台。【五】回朝离乱元祐元年，哲宗即位，他与宰相蔡确商量好，招苏轼回来做礼部郎中，升为起居舍人，然而苏轼却不答应，最后只愿意以七品小官的身份到延和殿侍奉皇帝。到了元祐二年，他已被升为中书舍人，任命为翰林学士，且被宋哲宗和宣仁后赞赏。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四年，他又因为一些言论令当权者所恨，请求外到杭州。之后的几年里，苏轼接连被召回，又接连外调。到了绍圣初年，又遭劾奏，被指控所写的诗文是在讥讽先朝，因而贬至惠州、昌化。已经六十岁的苏轼渡过海峡，住在这荒僻的海南岛，也就不再盼望着归期了，这里的艰难比黄州更甚，连墨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幸好，他是苏轼，就是老了，也有着自己的豪气。他凭吊冼夫人庙、朝拜黎族诞生地黎母山，与邻舍喝酒，和朋友游玩，与小儿子苏过一起议论文章。丝毫不像是一个贬官应有的豁达。海南，是苏轼离家的最后一站，也是他最有趣味的一次旅行，更是他最开怀、最舒心的一次经历。他不会再去想朝堂之上的乱象，归根到底他也是一个文人，他永远做不好官，他文人的灵魂自始至终都不属于官场，他的才华也不是一纸公文所能承载的。元符三年，苏轼又被人记起，他拖着老迈病弱的身体向召唤他的北方走去，然而，他却不属于官场，那年，他六十四岁，在常州长眠。【六】文化贡献苏轼的父亲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一转《易传》但未能完成，苏轼为满足父亲遗愿，写成《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另有著作《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此外还留有大量书画作品。如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贴》、《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雨竹》。苏轼作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大师，为后世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由他领起的豪放派词作一洗词的婉约娟秀之态，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深刻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诗文全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全然没有那种故作华丽的忸怩小气之态，别具一格的文风，令人赞叹其才气豪情。苏轼一生坎坷不断，而这一切的发端正始于他前半生的好运气，生于一个经学家庭令他自幼受到诗文经典的熏陶，二十岁又一鸣惊人，为欧阳修所欣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因而他当时的诗文都有着不可一世的锐气与狂气，因此才会在与王安石争勇斗狠时毫不退让，也是因为如此，才令许多人眼红他的名气，瞧不起他的狂妄，开始了对他的陷害，使他投身牢狱，远谪黄州。这一番经历令他反思自己，以致后来他的诗文再也见不到名利浮华的内容和不可一世的味道，更少了对政治的嘲讽，对自身学识的炫耀。整体风格更趋空灵，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是儒家向佛家的转变。苏轼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蜕变既是靠着他过人的天赋和对文化的高度感知力得来，也与他曲折的人生际遇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些波澜坎坷毁了苏东坡，也成就了苏东坡。当他长眠，他的光芒也同时觉醒。 参考资料：《宋史·苏轼传》 《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 《苏轼诗集》《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论文开头

苏轼的生平坎坷的仕途苏轼的一生，虽然也曾短暂当过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显赫官职，但总的来说，他的仕途仍是坎坷多于通泰。他一度入狱，几乎丧命；多次贬官，两度流放，其中一次更流放到海南岛，在岭南住了7年。 进取与超脱之间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的仁政思想和进取精神，道家的超脱世俗和佛教的圆通自在，在他身上获得了融和。大抵在仕途腾达时，儒家思想为主导；贬官流放时，佛、道思想占上风。他在《超然亭记》中说：「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译文：不论到哪里，没有不快乐的，因为他遨游于世事之外。）正是这种源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使他得以超然物外，随遇而安。历经磨难而不颓唐丧气，身处逆境而洒脱自若，即使在最倒楣的境遇中，他也能找到乐趣。例如他在岭南所作的《食荔支》诗中写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形成自然豪放的文风多次的贬官流放，使他增长了阅历，开阔了眼界，从而丰富了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融通，也有利于他形成自然豪放的文学风格。苏轼虽然也认同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他对道和文的阐释，却别开生面，自成体系。 融通三家之道苏轼的道并非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是融通儒、道、佛三家之道。同时，他认为「圣人之道」，「皆出于人情」（《中庸论》）。这就为文学从传道转向抒写人性和情感，敞开了方便之门。

1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报告 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经历可谓传奇，但又是什么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呢？我们就从他一生中的几次大起大落来分析一下。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就像他诗中说的“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此时的苏轼可谓前途一片光明，年少成名的他抱着造福百姓的心愿，开始了他充满坎坷的仕途，但又是什么让他的仕途如此曲折呢？我们来看苏轼这一次的起落。 公元1066年服孝三年的苏轼在回京途中看到新法对百姓的伤害，所以苏轼多次上书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经磨难。公元1079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苏轼丢官降职，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2 上的丰碑。苏轼即使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依然保持着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从这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豁达超脱的性格，这种性格不只表现在困境中，在地位急剧攀升时，他的这种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 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对于苏轼而言，苏轼现在在仕途路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 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3 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对了，这也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去勾心斗角，不会去结党营私，但这也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过得相当艰苦。 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苏轼的死可能有些悲惨，但这由得了谁呢？是世事？使历史?不，是他自己性格所致的。 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他的性格是率真的、孤傲的、也是豁达的、超脱的。无论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为人处事，处处充满着关注民生，体恤百姓等崇高思想。从用黄州到江宁去拜谒王安石还是做知州时的两处断案就可以明证他襟怀坦荡，体察民情的思想境界。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 从以上的事迹来看，我们可以看见，苏轼的性格才导致他坎坷一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苏轼没有这种豁达，超脱的性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有可能是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了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 一、书 香 世 家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 年少轻狂 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 二、 应 试 及 第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三、出 任 凤 翔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 ，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 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 四、王 安 石 变 法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 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 五、乌 台 诗 案 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 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 六、流 放 黄 州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 《前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七、元 佑 更 化 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 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一件，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 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 八、南 行 千 里 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继室王氏又去世。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 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 (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 (都还没到呢 !)又受命流放惠州 (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觉睡得还是那么香甜。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 - 儋州。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他一边读书，读他最爱读的柳诗和陶诗 (他也只带了这两本书)，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但深具特色又有内涵的苏轼，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 九、永 存 的 诗 人 心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 !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十、东坡印象 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 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 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 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 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十一、苏轼之死 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 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十二、苏轼的诗词 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尽管屡遭贬谪,苏轼始终是江山风月永恒的发现者和拥有者.比起李白、刘禹锡吞山吐岳式的豪迈,苏轼的达观是平实的.他脚下踏着的不是盛唐的土地,而是偏安一隅、国力积弱的宋土.他的豪迈更加不入流俗,高远卓越.苏轼是一位把独立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不论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当权,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明知会触怒权贵、祸殃己身仍不移矢志,其魄力在不乏阿附逢迎的封建官场中称得凤毛麟角.正是这种思想、见解、人格的真正独立,铸就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辉煌成就.苏轼也是一位把乐观精神推向了极致的文人.在黄州物力维艰的条件下,他苦中作乐,自己耕种、造房,与农夫相契.在海南岛,由于远离陆地,生活更加艰难,要很长时间才能吃一次从羊骨头缝里剔下来的肉屑,加之年事渐长,亲人远隔,一般人很难撑下去,可这位少年得意、才华惊世的大文豪就撑了下去.连剪脚趾甲这样的琐事,他也品出了其中的乐趣.苏轼的乐观已经不是文人失意时的一种姿态,而成为一种品格.他不同于李白,在诗酒中放浪形骸,寻求解脱；他也不是杜甫,在困厄中痛心疾首,做苦行僧.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实实在在、可亲可敬的人,把所有的浪漫诗意和宇宙人生的思索都建立在触手可及的生活上,像我眉眼毕现、个性鲜明的邻居.苏轼的这种乐观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我从张岱、梁实秋、汪曾祺的散文中都可以看到苏轼的影子.虽然宋国很弱,四川很偏、民族多难,但大宋有幸、四川有幸、民族有幸,我们还有苏轼.入得了世才出得了世,随得了俗方脱得了俗,坡翁堪当此誉.苏东坡,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是的,他的确是个十分值得人们敬佩的人.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其词于风格、体制上皆有创变,清雄旷放之作尤新人耳目,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而我,也十分钦佩他.钦佩他的洒脱、乐观、是非分明,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当然,也更佩服他的才华,在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的信念.我觉得的,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非常的好,描写他自己也最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才能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他的著作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让人看后回味无穷.他不仅自己十分的乐观,他还很乐于用自己快乐的心态来感染别人.的确,从他写的作品总能使读者快乐这一特点,我们就不难看出.苏东坡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写作之时.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一整天都很欢乐.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是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也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他们必使神宗在世一日,就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但苏东坡也许只会因此事而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这些人罢了.他告诉了我们,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正如世人所说的一样,我们对苏东坡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这种魔力或许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理由.与此同时,我觉得,苏东坡为人处世也十分的直爽.每当他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有一次,他因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就是这样的守正不阿,这样的放任不羁.在苏东坡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之时,他受到了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但他也从不后悔.因此苏东坡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他所有的朋友辈都望尘莫及.由此看来,你就不能不觉得苏东坡是一个十分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了.在此,还有一个令我为之震撼的苏东坡的事迹：当苏东坡迅速衰弱下去的时候,家人都发觉了他的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是要在他的鼻尖上放一块棉花的,好能容易地看他的呼吸.在这时全家人都在屋里.那个方丈走得靠他很近,此能用他听得到的声音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其实,苏东坡是很容易就能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的.他曾在雪堆的墙上门上,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出舆入辇,厥莲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峨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所以,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他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苏东坡带给我的感觉,在我看了《苏东坡传》后就感触更大了.其中,以上这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对此颇有同感.他才情奔放,为宋代最杰出的作家,诗、词、文、书、画、文艺理论均有独到成就.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他,就是苏东坡.我眼中的苏东坡.说起东坡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四大词人中他首屈一指.他的词风靡一时,洛阳纸贵,盗版横行,神宗禁词,可奈什么力量能阻挡这股“东坡风”呢?东坡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到父母的悉心培育,加之也勤奋好学,遂博通经史.少时的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立下了以身许国的志愿.只可惜事与愿违,东坡入仕以后,一直遭到新党与保守党的打压.乌台诗案,东坡几置死地.但他仍希望驰骋沙场,“千骑卷平岗”,“会挽雕弓如满月”.十足一个怀揣报国热忱的赤胆英雄.驾一叶扁舟,邀三五好友,大快朵颐的东坡也是有的,吟“大江东去”,唱“千古风流人物”,周郎英雄气短,东坡也挣扎一番,最后“一尊还酹江月”.除了关东大汉的豪迈激昂,东坡也有绕指柔的情结.中年痛丧爱妻,肝肠寸断.十年漫长,人已“尘满面,鬓如霜”,“惟有泪千行”.“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经历风雨,坎坷的东坡宠辱不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这是何等的潇洒,坦荡,伟岸不凡!东坡就是这样通向了坚持操守又全样身性的人生境界.一年老一年,一聚一离别,一喜一悲伤,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都一般相识,吹一回,唱一回.东坡,让人不可逾越的大家,不可不叹的真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沉沦了几百年的苏轼,拖着疲乏的身躯,从书中缓缓地向我走来.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孤独的身影：苏轼他一袭布衣,头戴斗笠,脚踏木屐,手持竹节,躬耕于东边的山坡上,难怪号东坡居士.可这么一位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命运却是如此的坎坷凄凉,不由让读着苏轼诗词长大的我内心涌出阵阵心酸.我眼中苏轼是仕途失意之人.这一组数据足以说明一切：36岁他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忏怒王安石,被贬杭州.39岁被贬密州.42岁被贬徐州.44岁受奸人谗言所害,罪名作诗讽刺朝廷,差点惨遭杀害,被贬黄州,黄洲那可是个令人自生自灭的地方------我真为苏轼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难道他无与伦比的才气,也成为了被祸害的理由?我想苏轼也是不明白的：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国为民,仍免不了被流放黄州的命运,于是他才会用登山临水、凭吊古迹来逃避现实,表达不满.其实他内心多么渴望能和周瑜一样,“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扭转这人生不得志的现状,然而在当时,纵有多少豪情壮志,又能与谁诉说呢?只能寄情于诗表达情怀,“乱石穿空,惊涛怕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今天读来我感受到一种别样的伤感豪迈.我眼中的苏轼是伤心寂寞之人.在他34岁那年,他一生中最信任的人——妻子离他而去,妻子的病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在他被贬密州,孤独苦闷的日子里,他只能在梦中见到久别的妻子,梦中相见,也只能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十年风雨,历尽艰辛,独自飘零,无人读懂他受伤的心灵,我可以想象出当时苏轼是何等的哀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对于苏轼只能是奢侈的梦想而已.我眼中的苏轼是浪沙淘不尽的词人.也许他坎坷的经历,成就了他文学的伟大.他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我无法想象中国文学史少了苏东坡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一定会黯然失色的.我们将读不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美句；我们也欣赏不到“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言名句……那将是怎样的遗憾哪!读着读着,苏东坡在我的眼里成了一个孩子,一个饱经沧桑依然不改赤子之心的孩子.我想也许正是这份纯真,造就了他的成就,让我们今天依然深深记着并永远怀念着.在我隐隐的泪水中,我看到了他身影渐渐地远去,远去……总觉得苏轼先生象我梦中的兄长.说来惭愧,我不喜读史,也不喜读古文,所知的一些古文不过是几首有名的古诗词而已,对屈原、杜甫之类的大家也不大清楚他们的生平.东坡先生也不例外.但东坡先生的逸事趣闻特别多,让我觉得率性洒脱的他好似我梦中的兄长一般.是女孩子娇嗲的天性使然吧,身为长女的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位宽厚幽默的兄长.苏家的这位大哥当然足为兄长的楷模,他与苏小妹的对诗戏谑,他在中秋节对弟弟的款款思念,无不真情流露,让人妒羡不已.诸多文学大家留给我们的只是文学精品.所以李白的飘逸、王维的禅静,好象都比较平面.而东坡先生的才情旨趣是全方位的.试想：如果不是“苏堤”、“白堤”的袅娜婉转,西湖恐怕也不能这样“淡妆浓抹总相宜”吧；而“东坡肘子”、“东坡肉”也许就是“多放油少放水,火候到时它自美”这样烹调出来的；看起来东坡先生还是位美食家,想到他品尝惠州佳果时摇头晃脑地吟哦：“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真让人忍俊不禁,要知道岭南那时可是蛮荒之地啊,先生真是达人一个.率性、达观似乎是东坡先生的性格特点,从“大江东去”的豪迈,到“聊发少年狂”的洒脱,无不体现了他的这 种性情.实际上他的命运是多蹇的,他的一生似乎就是在一贬再贬之中度过的,但他从不气馁,总是很投入地享受生活,这从“东坡巾”的潇洒和“东坡提梁壶”的大气质朴中都可以体会出来,因而他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涯不但不暗淡悲惨,反而充满了温馨和丰富.我喜欢青衫学士“脚着芒靴走天涯”的豪情,喜欢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喜欢他诘问酥饼“为什酥”的幽默,喜欢他以清风明月为友为伴的襟怀……我总觉得东坡先生很象金庸笔下的“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对所爱又大都是深情款款的,于是,“明月夜,短松岗”又叫多少痴情人黯然神伤.其实一字一句地品味先生的词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勤俭婵娟”,你会感到旷达、疏朗之外蕴含着多少风雨与无奈啊,而我们太多的时候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地引用它.这也正是先生的高明之处,他总能将失意在一种亲近自然和人性的生活中将其化解,表现出一派平和、豁达、浪漫与生命活力.人生多少月明夜,清风拂水波跃金水月代代无穷已,先生清辉照古今

关于苏轼的研究论文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关于苏轼的1000字的小论文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关于苏轼研究的论文

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要想用一部书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大才子”准确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无疑是有挑战性的，而李一冰先生很努力地做到了，在他的《苏东坡大传》中，我们知道了：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坛巨擘，他还是一个将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养生调和起来，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从释道儒三者的会通合流和碰撞激荡中寻求精神自由、完成人格修炼的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政治家。他不为官位所迷惑，关心民间疾苦。居庙堂之高，心忧黎民，勤于政务；处江湖之远，尽职尽责，为善一方。幼主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两年当中，为皇帝起草诏令达800多件。在贬谪期间，他抗洪灭蝗，赈贫救孤，颇多政绩。他还在黄州组织过一个社团，跟当地猖獗的溺婴行为作斗争，在杭州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医院……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他的诗文永远值得我们诵读，他的为官为人之道同样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品味。正是东坡为人那份难得的坦诚、直率和心地善良，让后世之人提到他时就倍感亲切。也正如李一冰所说：正是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伟大人格，使他赢得了后世广泛的崇敬。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苏东坡传的序，我以为。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问的凤毛麟角，不可数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唤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煜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对东坡最精彩的概述……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日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在诗、词、散文创作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超凡的才能。他的作品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在第一章里，对苏轼的诗、词已经作了介绍，这里再对他的散文作品作一概览。苏轼的散文，可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家的散文媲美。苏轼散文，首先在其政治论文中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所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什么特别可取，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苏轼还给后世人留下不少书札、杂记、杂说、小赋。这些精致典雅、小巧玲珑之作，大都夹叙夹议，挥笔轻盈自如，抒发了作者坦诚的胸怀，也表达了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喜爱之情，成就大大超过他的政治论文。形象地阐明对文艺问题见解的散文，实际上是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交融的文论佳篇，论述精辟，才气横溢，如《传神记》和《书吴道子画后》便是最能令人心折称道的例子。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一见解，虽是就绘画而言，但其精神对其它艺术门类也可以相通。阅读此类文章，我们又目睹了苏轼作为一位出色的文论家的风采。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