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研究的论文有哪些

宋代散文研究的论文有哪些

欧阳修：《醉翁亭记》、《菱溪石记》、《秋声赋》、《鸣蝉赋》、《偃虹堤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与尹师鲁书》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小石潭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苏洵：《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曾巩：《王平甫文集序》、《尹公亭记》、《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

唐宋散文历来并称，八大家中宋代有六家，可见宋代散文成就很高。与诗歌一样，宋代散文的健康发展，也源于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进士及第后曾到洛阳工作，洛阳留守钱惟演雅好文学，本人也是文人，幕府中多文士，梅尧臣、苏舜钦、尹洙都在，于是相互唱和研讨，提倡新诗文。欧阳修在理论上大力鼓吹，在创作上大力写作，于是散文领域出现了新的风气。后来欧阳修曾经主持科举考试，利用这个无形但最具威力的指挥棒纠正当时流行的晦涩古奥的“太学体”，大见成效。这时，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前后走上文坛，是北宋散文的鼎盛时期。欧阳修的散文风格委婉，如山间小溪，清澈曲折。《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秋声赋》都是独具特色的文章。《朋党论》是颇有锋芒的政论文。《五代史伶官传序》用后唐庄宗李存勖先盛后衰的史实雄辩有力地说明了国家与事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人事而不是天命。对比说理，多名言警句，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史论。《泷冈阡表》是祭奠父亲所写，但同时也写了妈妈的优秀品质，属于一表双传，手法极其巧妙。《醉翁亭记》语言精美简练，用了二十一个“也”，音节和谐流畅，情景交融。苏轼的散文与欧阳修并称，学术界有“韩柳欧苏”之说。苏轼的散文如行云流水，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文与可画篑笃谷偃竹记》、《石钟山记》等各有特色，值得玩味。王安石的散文以议论高拔、识见高超和简洁明快见长。其《答司马谏议书》言简意赅，气盛理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读孟尝君传》等都是佳作。

研究宋代的史籍及著作《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虞云国先生的《细说宋朝》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苗书梅《宋代官员的选任和管理制度》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梁庚尧《南宋的乡村经济》曾瑞龙《经略幽燕》王曾瑜《宋代军制初探》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988年白钢全书主编、朱瑞熙分卷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396页戴仁柱《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刘晓译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上海古籍1979年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学生书局，1989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元，1998梁庚尧《南宋的土地利用政策》，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46种，1977年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庄景辉译本宋代官箴研读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图书公司，2001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孙国栋《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唐代剑《宋代道教管理制度研究》，线装书局，2003，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其凡《宋初政治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等等。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有《宋史》，北宋史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南北宋之交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总论性论文王曾瑜 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朱瑞熙 二十世纪宋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孙景坛 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

宋代散文研究论文

一,分析苏轼散文的形成原因 谈苏轼的散文,首先要了解苏轼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经历,(1):他从幼年时就受父母的指教,八岁拜师于眉山道士张益简.十岁做文章就能有过人之警策语,他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基础.(2)坎坷不平的仕途,他一生屡遭贬滴,在困苦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写作.从苏轼一生的思想与创作来看,旷达,乐观热爱现实生活的精神还是主导方向.(3)苏轼博采儒,道,释三家的思想较复杂,"入世"与"出世"两种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往往既是矛盾又是统一的.他把众家思想为一体,形成了自己思想发展体系,为以后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二,苏轼的文学观念 他主张:(1)文贵在自然,反对做作.他认为,文学创作来自于社会实现生活的感受.是由客观事物作用于内心并触发创作的冲动而自然表现出来的.所以他说:"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2)他既主张内容的充实郁勃,又注意作品自身的美学价值.他强调:为文要做到"辞达"就是要求辞采的恰好达意.既不应"求深"更不能"务奇"针对文坛时弊.这是在文辞表达形式上,一个很高的艺术技巧.做到"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方可达到.(3)崇尚自由与解放的文艺指导思想,要求自由表达,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与限制.主张文要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从而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美学境地. 三,苏轼散文的艺术成就 苏轼继庄子之风,学识更加丰富,笔力更加挥洒自如.表现在:(1)汪洋姿势,豪迈奔放.(2)想像丰富,姿态横生.(3)自然流畅,行云流水.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是苏轼的前后它标志着宋代文赋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当历代所传涌,今天读起来也仍然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是诗和散文高度的融合,充溢着诗情画意.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传统的"诗缘情而绮靡,赋物体而浏亮"的手法,把诗,赋,文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将情,景,韵交织在一起.创造出美妙的境界,这篇赋作者也把笔力着重在说理上.但,这是在优美的境界中说理.以水,月,清风作誓,富于形象性和感情色彩.再加上对偶和韵语使谈玄说理也清爽地融于诗情画意之中.并且以理胜情,展示了胸襟,深化了主题。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 “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也都堪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比如欧阳修的史论在议论中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苏轼的亭台记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天衣无缝。《秋声赋》、《赤壁赋》等散文名篇更堪称典范。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种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文。

生平简介

王水照，浙江余姚人，1934年7月生，1960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调入本校（指复旦大学——编者注）中文系任教。现为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并担任上海古典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丘海诗词学会理事全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等职。

三十多年来，王教授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出版了《宋代散文选注》、《苏轼传》、《苏轼选集》、《唐宋文学论集》等专著及《苏轼其人和文学》日译本等，他还是文学研究所编着的《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他专攻唐宋文学，尤精于唐宋诗词、散文和苏轼的研究，建树甚多，并形成了自己好学深思、辨疑祛难的治学风格。王教授注意研究课题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尽可能选择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或难点，在掌握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关于杜甫研究的评论、七十年代后期关于唐诗繁荣原因的探讨，由于见解独到新颖、议论深刻精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在八十年代发表的《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是拨乱反正后学术界最早为苏轼正名的文章，曾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在研究中，王教授还注重新领域的开拓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他是国内较早致力于宋代散文研究的学者，曾发表系列论文十多篇。在词学研究方面，他的近作《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等文，尝试用比较方法或历史溯源方法来研究一些词学现象，曾获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近年来，他很重视宋代文学和宋人心态的综合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议论更趋恢宏。

王教授的研究，扎根于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他努力于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考订。1984年出版的《苏轼选集》一书就是一部资料丰富、工力扎实、学术性极强的选本，被学术界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

王水照教授在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同时，近年来还积极从事中外学术交流。除指导国内唐宋文学专业研究生外，他还先后指导过日本等国高级进修生。1984年秋，王教授应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之聘，去该校讲学一年半。在日期间，他与海外学者切磋交流，发表学术论文和讲演，并努力搜寻国内所佚而存于彼邦的资料及其它典籍。东瀛归来后，他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和《日本文话三种》两书，整理编辑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和《校补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三书，交出版社陆续出版。在学术领域里，王水照教授从不满足，仍孜孜屹屹，潜心学海。1988年他被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列入《世界名人录》。

（参见高克勤《博士生导师王水照教授》）

学术创获

苏轼研究

这是王先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美国汉学家艾朗诺教授的苏轼研究专着就多次称引王先生的研究成果。早在北大55级编写“红皮”《中国文学史》时，王先生便是修订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虽然受制于当时“左”的社会思潮，他还是明确地肯定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后来文学研究所编写的文学史，其《苏轼》一章也是他写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轼研究的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断。

重新进行苏轼研究已到了1978年，王先生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这是第一篇针对“文革”中“评儒批法”运动对苏轼“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而为苏轼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但又为此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真面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然而，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应当落在对于他的文学作品的探讨上，根据这种理解，王先生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300多篇，分体编年，“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有利于理解苏轼作品的相关材料，另立“附录”。是书被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曾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钱钟书先生高度赞扬此书，谓之“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

事实上，苏轼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成为后世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基于这种认识，王先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者揭示了苏轼的人生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出处”、“生死”两大人生课题，对苏轼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释、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精细的剖析，并进而分析了苏轼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认为涵泳着这种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文艺创造，才是苏轼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此文在苏轼研究学会第五次研讨会上宣读后，当即引起与会者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讨论。王先生概括出的“文化性格”一词，此后也被广泛运用。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从作为政治家的苏轼，到作为文学家的苏轼，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轼，王先生的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先生的研究与之同步。有关苏轼的论文集《苏轼论稿》（收文16篇）已在台湾出版，其增订本《苏轼研究》（收文24篇）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着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散文研究

王先生在“文革”前发表的《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确认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此后被广泛引用；在王先生以后的著述中，又谓之“群体风格”。1978年后，他对宋代散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北宋六大家，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系统地研究宋代散文。王先生指出，应当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质，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北宋六大家中的曾巩，自“五四”以来一直受冷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人按照现代文学散文概念观照的结果。如果认真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探明我国散文已经历史地形成的独特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王先生在《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中详细讨论了曾巩在各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并分析了“敛气”、“蓄势”、“文眼”、“绾联”等写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蕴涵的审美因素，被誉为“目前研究曾文的一篇力作”。应当指出，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类型中，人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戏曲、小说理论批评资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相对说来，“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王先生认为，今天有必要从美感角度去界定古代散文，而这又首先要对前人已有的批评范畴和术语加以系统梳理，于是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王先生几年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项工作，终于编成了卷帙浩繁的《历代文话》。此书收录我国古代文章学专书、专卷共142种，约500万字，将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修辞学史、语言学史等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文献资料，可望近期出版。

王先生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注意将总体把握与个案分析结合起来，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氏向尹洙学习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氏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

宋词研究

王先生重点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展开研究。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苏轼豪放词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豪放”“婉约”之争的历史公案，此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的格套，改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经过周密论证指出，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或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所以，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的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荣获夏承焘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通过苏、秦词的比勘，揭示出宋代诗词的分合趋势。文章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别具手眼，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一组和词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三种不同的心态，而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映，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谪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以小见大，受到学术界重视。

专题性的综合研究

王先生近几年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者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学士”集团。已发表的主要论文如《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等，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文人集团”这个视角已被众多研究者使用。在这项研究中，王先生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对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文词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形式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

《宋代文学通论》一书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此书有别于通常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而且开辟了许多新思路。兹举王先生单独发表的三篇论文作一说明。《“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是学术界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探讨宋代文学的较早论文。在吸收“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对举区界说的基础上，王先生进一步指出，“唐代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起点，而从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因此，类型的划分比单纯的朝代划分，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在《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中，王先生再次探讨了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的关系，透过宋人“天人之际”的睿智思考考察宋代文学的重理节情，从宋人文化整合的恢弘气魄评价宋代文学的盛极而变，皆能新人耳目。《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一文，考察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来由，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嬗变，皆富于启发性。在评价把宋词当作宋代文学的代表这一流行观点时，王先生在多方考察后指出，这种观点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即从中国文学诸文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词体文学，宋代无疑已臻顶峰。元、明两代固无更多名家名作可以称述，清代的词学中兴，成就不应低估，但清词之于宋词，略与宋诗之于唐诗相埒，总落第二位。宋词以我国词体文学之冠的资格，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并列才是当之无愧的。若认为宋词的成就超过同时代的宋诗、宋文，则就不很确当。”王先生对宋型文化及其与宋代文学的关系的论述已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2000年5月，60多万字的《王水照自选集》甫一出版即广受学界注意。十多年前，中文系著名的学术前辈朱东润先生对王先生的学术论着作过简要而精当的评价，曰：“语无支蔓，体亦纯洁，百尺竿头，不作第二人想。”今天，读过此自选集的人仍深有同感。

宋代散文研究论文提纲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纵观朱自清散文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真挚、深厚的情感投入。古语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朱自清那些以家庭生活为素材的作品中，或感伤、或温厚、或幽默的人伦之情，深深地感染着读者、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如《背影》中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步履艰难的老父亲的背影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经典镜头，感人至深；还有《给亡妇》中悼念亡妻与深深的自我忏悔之情；《儿女》中幽默的情趣和温馨的气氛等，无不真诚而亲切。 二、情景交融的意境刻画。朱自清原本是一个诗人，曾认真研究过现代诗，且有很高的造诣，因此在散文创作中自然也不失其诗人的本色。“文中有画、画中有诗”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例如在《荷塘月色》中，淡淡的月色、田田的荷叶、薄薄的清雾、蓊蓊郁郁的树木以及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素淡朦胧，简直就象一幅意境幽美的工笔画啊！在朱自清的笔下，好景美不胜收：梅雨潭醉人的绿、秦淮河的灯影波光、威尼斯的异国情调、扬州城的风流与古朴……这些情景交融的意境营造，往往会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三、缜密精巧的构思。虽然朱自清的散文篇幅大多不长，但其构思却颇具匠心。《背影》的出奇制胜；《春》的多侧面描写，而把文眼（一年之计在于春）置于描写和叙述之中，毫无刀刻斧凿之痕；《荷塘月色》虽说为了写心中的不宁静，但一路下来，却处处见“静”。 四、独特的语言艺术。朱自清散文的语言之美，是有口皆碑的。如《背影》语言的质朴、《荷塘月色》语言的清丽、《温州的踪迹。绿》语言的纤秾，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语言更是极富色彩感，呈现出视觉上的绘画美。爱用叠字及长短句的巧妙搭配，形成了朱自清散文所特有的节奏感和韵律美。据统计《荷塘月色》中用了26个叠字，而《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叠字则有72处之多；长短句的巧妙搭配，使其散文读来错落有致、琅琅上口，独具跌宕回环的听觉美感。

你这个问题太宽泛了， 古代文学分为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元明清文学，不知你要写哪个阶段的，哪儿内容的？你得具体的啊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 “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也都堪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比如欧阳修的史论在议论中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苏轼的亭台记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天衣无缝。《秋声赋》、《赤壁赋》等散文名篇更堪称典范。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种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文。

散文类期刊有哪些

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繁荣导致了多种散文杂志的创刊，如《散文〈海外版〉》、《中华散文》、《当代散文》、《美文》、《散文天地》等等。另有不少大型刊物也开始注重发表散文，如《十月》、《收获》等，《钟山》还搞了同题散文大赛，各省作协刊物也都扩大了散文版面，有不少还开辟了散文专号或专辑；而各家报纸的改版，增加副刊版面，则给发表散文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尤其是晚报热、周末版热的掀起，更使散文有了用武之地。书籍出版部门也不甘落后，陆续推出众多的散文集，从五四时期的名家名作专集，到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集等等，不一而足。

博学的冬之寓言先生推荐的是最有名的文学杂志，除此之外，比较好的还有：《美文》（由平凹创办，一反《散文》传统,主张“大散文概念。”）《散文家》《中华散文》《中华诗词》《诗潮》(双月刊)《散文诗》《百花》(双月刊)《绿风诗刊》(双月刊)《青春诗歌》(双月刊)《散文》（海外版)(双月刊)《散文天地》(双月刊)《新散文》《当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主要版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旧文摘、直言、新民间文学（含网事随笔等）”。是中国最有影响的高品位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如果是想要投稿，可以参考下面的网站

1、《南方都市报》：

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所属系列报之一，正式创刊于1997年，主打广州、深圳两大中心城市，全面覆盖汕头、东莞、佛山、珠海、中山、惠州、江门等地区，并在香港、澳门公开发行，是面向珠三角地区主流人群所创办的综合类日报。

《南方都市报》作为南中国一份旗帜性媒体，南方都市报拒绝平庸，追求卓越，体现出了难得的传媒责任感和行动力。在新闻报道上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其时评版成为中国媒体舆论一面旗帜。经营上，以娴熟到位的营销策划，精耕细作的服务态度见长。

2、《中国青年报》：

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是以中国各族青年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日报。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青年报题写了报名。

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级大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服务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2018年3月，获“2017年百强报纸”荣誉。

3、《羊城晚报》：

在陶铸的主持下，创刊于1957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办起的第一张大型综合性晚报。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停刊。1981年春节前复刊，并由叶剑英题写报头。现在隶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该报曾经是广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2003年《羊城晚报》位列全球日报发行量20强。

4、《钱江晚报》：

是浙江省唯一省级晚报，创刊于1987年，是浙江省及杭州市发行量最大、广告收入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市类报纸，是浙江报业第一品牌。秉承“心向读者、情系万家”的办报宗旨，坚持 “向上、向善、向美”的核心价值导向，实现“锐力传播，快乐阅读”。

5、《知音》：

1985年1月，《知音》诞生于白云黄鹤之乡——江城武汉。经过长期艰苦创业和发展，知音除拥有品牌杂志《知音》以外，还下属6种子刊、1家子报、5个子公司、1个网站和1所学院。全社员工280多人。全年经营额亿元，利税收入7000余万元。

《知音》坚持把创造鲜明的个性特色作为发展自己的战略，率先在中国期刊界推出了具有哲学理念的“人情美、人性美”的办刊原则，强调刊物要“深入生活、深入心灵”，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创刊号即发行了40万份，当年最高月发行量突破100万份，创造了中国期刊史上的奇迹。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南方都市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青年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羊城晚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钱江晚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知音

近代史研究有哪些期刊

创刊于1954年的《历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它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权威核心期刊，是国内历史学界公认的代表最高学术水准的发表园地。从事历史学研究的教师和学者，无不以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为荣。

《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史学月刊》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不过好像只有学校内部可以流通，不知道能不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