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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哲艺术论文范文

发布时间:2024-07-09 04:58:55

文哲艺术论文范文

论文格式论文请以横式书写,并附上五百字以内摘要及三至五个关键词。一、 每篇论文均需包含:前言、本论、结论。使用符号,依壹、一、(一)、1、(1)顺序表示。二、 字型大小:(一) 题目:18级字,标楷体。(二) 关键词:12级字,新细明体。(三) 各章标题:16级字标楷体。(四) 各节小标题:14级字标楷体。(五) 正文:12级字,新细明体。(六) 独立引文:与正文间隔一行,每行低三格,12级字,标楷体。(七) 注释:10级字,新细明体,并以阿拉伯数字标示,如:.(八) 文内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年、月、日,及部、册、卷、期数等。三、 请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书名、期刊名用《》,篇名用〈〉,书名和篇名连用时,省略篇名号,如:《文心雕龙‧神思篇》。学位论文等未出版请采用「」。四、 注释请采当页注,体例依下列格式:(一)引用古籍原刻本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南宋鄂州覆北宋刊龙爪本),卷2,叶2。(二)引用古籍影印本 (明)郝敬:《尚书辨解》(台北县:艺文印书馆,1969年,《百部丛书集成》影印《湖北丛书》本),卷3,页2。(三)引用现代专书郑定国:《邵雍及其诗学研究》(台北县: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页102。(四)引用期刊论文 金培懿:〈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在日本「论语」注释史上的地位〉,《中国书目季刊》第31卷第3期(1997年12月),页7-31。(五)引用论文集论文 蔡辉振:〈论鲁迅小说之艺术风格及其文学地位〉,《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页808-847。(六)引用学位论文:林叶连:《中国历代诗经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0年5月),页102。(七)引用会议论文: 李威熊:〈明代经学发展的主流与旁支〉,「明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年12月22、23日),页10。(八)引用报纸论文: 丁邦新:〈国内汉学研究的方向和问题〉,《中央日报》,1988年4月2日,第22版。(九)再次引用:同一资料引用两次以上(含两次)时,依下列方法注记:1.作者、书名、章节、页数全同时,仅需注明「同前注」,卷数、页数不同时,应将不同之卷、页数标示,如:注1:苏精:〈基督教传教士与中文活字印刷〉,《图书与资讯学刊》(1987年8月),页1。注2:同前注注3:同前注,页3。2.再次徵引的注,如果不连续,则应将被徵引原注的页码标出,再注记徵引的卷、页数,如: 注1: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2章〈坎坷的仕途〉,页59。 注2:李哲贤:《荀子之核心思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页102。注3:同注1,第3章〈最后的岁月〉,页202。五、全文以一万至一万五千字为原则。毕业论文格式 “封面”样式 编号 xxxxxx大学毕 业 论 文课题名称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 2004 年 月 “目录”样式 Reflection on Chomsky’s Idealization of LanguageI. IntroductionII. DemonstrationA. Language as a concrete system of signs, has its own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 Language is a conventionalization of . Language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is born with society. It develops and interacts with the .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 Language evolves hand in hand with the society. from the society upon language. 1) Macrolinguistic perceptive 2) Microlinguistic perceptive from language upon society 1)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2) Social factors and linguistic researchIII. Conclusion “英、中文摘要、关键词”样式 Abstract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omsky’s methodology of idealization in linguistic research. Although the idealization in physical research from which Chomsky’s idealization deprives can still keep natural laws’ validity, the author points out Chomsky’s idealization is not accessible. The key point lies in the exclusion of social factors in his research. Then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reason why Chomsky’s exclusion of social factors is not accessible from two aspects: (1) Language is a concrete system of signs. (2)Language is a social institution. Only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y are these features significant and integrate, can language bear its form and forward its development and keep up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ety. Therefore instead of “being idealized” out of linguistic research, social factor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e of the research. Otherwise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will be totally changed and the research itself will be misguided. As for what factors can be temporarily idealized without changing language’s fundamental features? This is a question worth our further study in the future. 摘要:本文从Chomsky在语言学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理想化模式入手,认为Chomsky为了使研究变得简单,便将与语言关系紧密的社会因素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是一种不可取的理想模式。接下来本文从两个主要方面阐述了理想化模式不可取的原因:一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只有在社会的环境下才能具有完整的意义。二是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发展过程,都在不断地和社会发生着相互作用。故而只要是研究语言学,我们就不能将社会因素“理想化”。至于什么因素可以暂时不予考虑,这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 理想化,符号系统,社会结构,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张一山。杨文哲,男,3月1日出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内地男演员,杨文哲与张一山都是国内的知名演员,同时杨文哲在神态与体型及日常动作中都与张一山非常相似,被网友戏称为张一山的孪生哥哥,代表作品:《铁肩担道义》《西虹市首富》《猎毒人》等。

艺术哲学小论文

论诸多具象物,是构成抽象形象的基础。

哲学作为 文化 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西方艺术哲学史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析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中的哲学思维

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 雕刻 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 方法 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 经验 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

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 教育 、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孙德惠(1972-)女,河北省涞源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美术学硕士,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陈辉(1978-)女,河北省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教师,主要从事美学理论与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孙德惠陈辉

[摘要]探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形式的发展。本文以西方造型艺术创作为依据分别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三个方面对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的联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述。作者认为尽管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

[关键词]哲学思想;艺术创作;联系

哲学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有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人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和智慧启迪作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自始至终都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实践中,处处都体现着中国传统哲学——儒、道、释三大思想的理论精髓,形成了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文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来探讨哲学思维与西方造型艺术创作的问题,对西方造型艺术来说西方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康德的理性主义,再到近代的科学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流派,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柏拉图的大宇宙观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给予了艺术创作以较高的地位。他们认为艺术的创造是模仿自然的创造。认为宇宙的演化有物质进程形式,就象希腊的雕刻家在一块云石里呈现人体的形式。所以他们的宇宙观已经类似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应该象莫里哀那样,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写小说。”如果把他的话稍微扩充,就是:“应该先成为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再去从事艺术创作”。这意味着艺术创作和哲学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从模仿真实到“改变真实”

从历史上看,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一开始就特别注重生活体验和智慧启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通过演讲和论辩传授哲学,他将这种方法称为“精神接生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充溢着思变和讨论的气氛;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颇为“逍遥”。我国古代圣贤也用类似的方式研究和传授哲学,老子的格言和庄子的寓言,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都体现了哲学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特点。在许多哲学家看来,“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既然现实生活是活生生的,是创造性的,那么,

知识与其对象之间就只能是协商的、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单向度的“模仿”关系。另外,任何一种 哲学都在为某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当然就会有另外一种价值、观点或利益说话的哲学。这意味着哲学不只是提供一种命定如此生活模式,而是提供多种供人们选择的生活;哲学的对象不是即定事实,而是哲学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世界。从广义意义上说,哲学就是创造观念形态、价值体系,构筑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 艺术。这样一种生活搏弈的哲学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在这里,哲学和艺术已经融为一体。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对象的绝对肖似的摹仿,并不能产生最美的艺术作品。例如,用模子浇铸是复制实物的最佳方法,但一件好的浇铸作品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已做好的雕像。法院庭审中,书记员可以把控辩双方的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但书记员的速记本身并不是艺术品,至多只能为作家提供原始的素材。画家但纳曾借助放大镜来忠实地画人物肖像,他画出皮肤纹缕、颧角上细微的血丝、散在鼻子上的黑斑、表皮下淡蓝的血管,他几乎再现了模特脸上的一切,包括被反射到明亮的眼睛里的周围景物!但是后人却评价道:“凡·代克的一张笔触豪放的速写就比但纳的肖像有力百倍!”在西方造型艺术创作表现中有些作品甚至于故意和实物不符,一座雕像通常只有一种色调,或青铜色,或云石色,而且雕像的眼睛没有眼珠,但正是色调的单一和表情的淡漠构成了雕像独特的美。相反,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教堂中那些着色穿衣的雕像,圣徒披着真正得道袍,面黄肌瘦,正合乎苦行僧的皮肤色;血迹斑斑的手和洞穿的腰,确实是钉过十字架的标记——由于他们逼真到了极致,不但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反而使人生厌和作呕。

进一步讲,真正的艺术品更多地改变了真实的关系。例如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放在佛罗伦萨第奇墓上的四座云石雕像。在两个男人身上,尤其在一个睡着、一个正在醒来的女人身上,各部分的比例和真人的比例明显不同。在意大利可以看到衣着华丽、年轻貌美的女子,眼睛发亮、蛮气十足的乡下人,以及画院中那些举止大方的模特,但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或女人会和陈列在美第奇庙中的愤激的英雄、心情悲痛的巨人式的处女相像。米开朗基罗的典型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找到的。作为一个生性孤独、好沉思、爱正义的人,一个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在备受欺诈与压迫,专制与不义的压抑之后,他的伟大心灵和悲痛情绪在艺术中尽情宣泄。米开朗基罗在那个睡着的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只要世上还有苦难和羞辱,睡眠就是甜蜜的。要能成为顽石,那就更好。一无所见,一无所感,便是我的福气,因此别惊醒我。啊,说话轻些吧!”受这样的情绪鼓动,他才会创造那些形体,为了表现这情绪,他才改变正常的比例,把驱干和四肢加长,把上半身弯向前面,眼眶特别凹陷,额上的皱痕象攒眉怒目的狮子,肩膀上对着重重叠叠的肌肉,背上的筋和脊骨扭成一团,象一条拉得太紧、快要折断的铁索一般紧张。正由于米开朗基罗改变了正常的比例,寓动感于晶态之中,达到了“莫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的效果,才使得这组雕塑像成为著名的传世佳作。

二、从单维视角到“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风靡当代西方的一股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思潮,也是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的界定,哲学中的视角主义“认为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在各自体系里都能解释世界,不存在权威性的选择方法”。视角主义根本的方法论特征在于对一种固定不变观点的放弃,主张视角的多元性、多面化,认为对世界的解释不能是一元的、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多元性的、多向度的,即多视角的。

三十年过去了,视角主义的影响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反而超越了哲学的象牙塔,扩散到思想 文化的一切领域。有一位哲学家曾经用人们对立方体的认识来表现视角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按照定义,立方体有六个面,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同时看到他们,这六个面永远不能同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说“这是一个立方体”时,它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多于此时此地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围着它动,我们将会看到其他几个面。在这里,过去的或未来的 经验起了作用。出现在我们眼前并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事物,永远不可能同时将其所有的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因此,必须把现实看作一个变化的动态系统,允许并提倡从不同的视角去感知、解释、创造对象。一元性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才是智慧的信号。任何一种视角的感知都无权自封是唯一的真理,因为旧有的感知总是涉及被新的感知所否定的可能性,今天的真理也蕴含着被推翻而沦为明日黄花的危险。于是,没有独断论和怀疑论都认可的真理。真理是在生成中被规定的,是它自身的修正和超越。

在西方绘画造型艺术创作中,同一题材可以用某种方式处理,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式处理,还可以用不同于这两者的一切中间方式来处理。艺术家由于种族、气质、 教育、文化的差异,在同一事物上感受的印象也有差别,个人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中辨认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对实物构成一个独特的观念。这观念一但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在艺术殿堂中加进了一件新的杰作,例如,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而言,对来源于希腊神话的同一题材“利达”,达·芬奇、米开朗基洛、柯罗乔都曾经做过处理。达·芬奇的《利达》带有羞涩的神情,浸透着因无限的幸福而产生的诗意;相反,米开朗基罗的《利达》充满了刚强悲壮的气魄,俨然是魁伟的战斗部落的女王;柯罗乔的《利达》则陶醉在爱情的甜蜜中,并透露出对少女体贴入微的深刻同情。对这三幅画,你能说更喜欢那一幅?哪一个特点更高级吗?是幸福的诗意,悲壮的气魄,还是深刻的同情?从视角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三幅画是三位画家经由不同的视角对同一题材所作的精湛的艺术处理。三个境界分别表现了人性中的某个主要部分,分别刻画了人类 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因而各具特色,在造型艺术创作上都有重要价值。

三、从唯一方法到“怎么都行”

实证主义哲学非常强调认识的确定性、明确性、严格性、“真实性”,主张一种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把能否被“证实”与对象相符当作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可是,任何事物的内容及其发展,总是比科学家和方法论家所想像得更丰富,更“难以捉摸”。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是唯一的思想形式,实证主义主张的科学方法也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人们要认识世界,必须使用任何思想、任何手段、任何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应该得到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通俗一点讲,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就是好猫。

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西方造型艺术领域的表现,后现代美学致力于将造型艺术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日益崛起的“通俗艺术”正名、张目,强调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强调审美价值的“无处不在”。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画家奥登伯格放弃在画上作画,劳申伯格将实物粘贴在画布上,威瑟尔曼则把货真价实的地毯结合进自己的油画作品中,这一切都只在破坏艺术创作中人为设置的界限。

至于艺术作品是否与对象相符。艺术上的“模仿论”、“再现论”能否成立,可以从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中看出其立场。《蒙娜丽莎》可以说是画中摹本之王,但只有少数人看过原作,现在的人们对蒙娜丽莎本人更是一无所知,所拥有的只是达·芬奇的第一张“摹本”,这就为以杜尚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家对《蒙娜丽莎》的发难埋下了伏笔。杜尚在蒙娜丽莎的鼻子下加上八字胡,又在下巴上添上山羊胡。既然作为原本的蒙娜丽莎早已不存在了,而且现代人都没有看过她本人,既然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杜尚的《蒙娜丽莎》都是摹本,都是原本的摹仿和再现,那么,如何判定谁的摹本更真实更客观地再现了蒙娜丽莎本人呢?显然,杜尚笔下变了性的那个《蒙娜丽莎》,是对传统“再现”观念的一种嘲讽和反叛。安迪·沃霍尔的《蒙娜丽莎》则利用“三十个比一个来的好”的画题传递了这样的后现代信息:再现或摹本不但早已忘却了“原本”或“源头”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人们被日益膨胀的信息所淹没的心灵,根本无力也无兴趣再去承担这些东西,大家所能做的只是再现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学思维和艺术创作非常相似,尽管要创作的东西很不一样——但都是“艺术”(art)。假如说艺术创作是为了保持人类感觉的创造性,那么哲学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思想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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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这三者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艺术与哲学关系的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自然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必需品;自然世界又是有约束性和缺陷性的,人类在生活的世界中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便诉诸于精神的手段来弥补现实或者更好的理解享受现实。而在精神世界中人类的心灵是最真实且自由的,它能从感性现实和有限世界中解脱出来,使纯然外在的、感性的、可消逝的东西与纯粹思想归于调和,也就是说,使自然和有限现实与理解事物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归于调和。其中,艺术、宗教和哲学便是人类心灵最得意的产物。

关键词:艺术与宗教;哲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一、艺术与宗教、哲学的统一性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这三者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艺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出来;宗教离开艺术的客体性相转而把内在的主体性呈现于观念;哲学则用自由思考去掌握和理解原来在宗教里只是主体情感和观念的内容。也可以说,通感是艺术的创作源泉,神秘感是宗教形成的始点和宗教传达的发端,崇高感是哲学世界的一个属性。宗教与哲学作为梳理过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与感性的艺术似乎是相抵触的,事实却是,三者之间虽然有相互制约的成分,但也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充满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更是游离于宗教和哲学之间。

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一)艺术活动中的宗教神秘性

1.音乐舞蹈中的宗教

从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即艺术与宗教均处于萌芽状态时,二者即发生着联系。大部分的艺术形式诸如音乐、舞蹈、雕塑、绘画、陶器等都会用来表现某种神秘的神性控制,并用于原始宗教的仪式当中。据我国著名的东方美学大师、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考证,舞与巫原同一字,可见原始歌舞和巫术仪式紧密相关,这在今天一些少数民族重大节日中也有反映。从音乐来看,有用于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宗教歌曲和宗教音乐,如道教的斋醮乐,佛教的唱经乐等。

2.美术与雕塑中的宗教

诸如尼日利亚头雕、拉斯科洞穴岩画、青海陶盆、广西花山岩壁画等等这些人类早期的造型艺术作品也大多是出于巫术目的或带有宗教色彩而创作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艺术仍然参与宗教活动,

(二)宗教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

宗教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不可争辩的因素。在中国,宗教 文化 一方面直接促成了传统戏曲与古典小说的创作,如观音戏和《西游记》;另一方面也哺育了大量雕塑、壁画和建筑艺术,如上文提及的麦积山和我国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大同等举世闻名的石雕壁画等都是因佛教的广泛传播造成的。宗教同时也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美学家蒋勋就特别推崇禅宗精神对于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他认为禅宗在绘画上启发了笔简形具之创作,以气韵为主的禅画由之兴起。

虽然宗教与艺术有亲缘关系,但是宗教也有疏离艺术的一面,其根本原因是宗教信仰赖以发生的虔诚心理不能容纳艺术创作必需的自由创造精神。其具体表现一是宗教戒律和宗教禁欲主义遏制了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二是被宗教提倡的理性思辨阻碍了艺术思维的发展,宗教把艺术限于宗教规定的范围和样式中,阻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争鸣和创新,窒息了艺术发展的活力。藏传佛教中以“三经一疏”来保证唐卡作品在宗教功用上的质量,虽然此举保证了佛画的正确性、规范性,但也因此而约束了唐卡的创造性活力,使得千百年来的唐卡在题材、内容、形式上都发展缓慢。

三、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哲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人思维的途径和 方法 ,还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从而探求真理性的认识。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来把握和反映世界,表示对世界和自身及二者关系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艺术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但是在抛开之前,哲学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即转化为思想的形式。艺术与哲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艺术与哲学的相互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从“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等这些,就能深刻反映出两者的密切关系。

“艺术因哲学而伟大”。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艺术作品中渗透着、寄寓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范畴的东西,而作品本身所发出的哲学讯号也成为评判、赏析作品的重要依据。先秦诸子 散文 在历经焚书坑儒这样的灾难之后仍不断传抄记诵几千年,成为历朝历代文学家顶礼膜拜的对象,除了政治因素外,文章自身所体现出的伟大哲学思想是其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宋代哲学思想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

四、结语

在艺术与宗教和哲学三者的差异中,不同或抵触的最为彰显的大概首推艺术。然而,与此同时,似乎最不容易产生抵触、最具包容性的也是艺术。恰恰是艺术允许人类保留了自身最本质的真诚和真实。同时,宗教派别间的交相矛盾与抵触乃至冲突,以及哲学严格意义上的难以界定,我们会发现感性的直觉判定和坚持反而会成为最后的莫名的却是坚定的支撑。艺术秉着根植于人的心灵的真诚与真实感受却可以在人类的每一个新阶段凌驾于一切已知的触手可摸的真谛之上,并开辟出通向另一个真谛的道路。归根结底,人类是依赖感性在寻找,承担着理性。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蒋勋.《大乘思想影响中国佛教艺术》.《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3]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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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艺术马克思论文范文

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 文化 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 反思 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类的小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哲学简论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 思辨哲学 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 方法 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种新的哲学 思维方式 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 经验 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 起源和发展 的规律。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文化哲学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反思的对象,从而揭示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最早给文化定义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义。英国诗人.艾略特继承赫尔德的观点,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③以后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可以看到赫尔德这一观点的痕迹。

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到20世纪德国著名文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建立“文化学”,首先涉及到文化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泰勒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泰勒将人类文化视为人类文明,提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企图为文化作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文化”既然与人类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人类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休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涉及到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层的,而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本的。因此 ,人类通过劳动、 社会实践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意义世界,总之物质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文化。这就是对文化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也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构成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第一大特点是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早期的文化哲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以李凯尔特、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的相对主义学派则认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韦伯提出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问题,斯宾格和汤因比推翻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确立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为文化符号学派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符号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

文化哲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在各种具体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问题极大地突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发展史看,尼采是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哲学可以说就是“人的哲学”。他对于在人之外的世界,与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虽也论及,但比重甚小。他的哲学主要教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健全和力量强大成为“超人”。“超人”是旧文化传统、旧价值的摧毁者,是新世界、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则强调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有过程、有历史、不重复,生命总在变化,人性也总在变化,人只有置身在自己的生命之流中,又能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作同情的了解,才能说得上有真正的“理解”。狄尔泰不仅对个人生命的论述,而且也强调人类生命。他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即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狄尔泰的思想对20世纪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他的代表作《人论》一书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他对西方二千多年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各种哲学理论作了概述,并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现实”与“可能”的区别,“……低于人的存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intellectllus ectypus)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④“可能”就是人“生活在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运用各种“符号”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就是给自己建立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卡西尔来说,文化哲学成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家所研究的人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人。

文化哲学第三大特点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维科在《新科学》中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斯宾格的《西方没落》,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汤因比把世界6000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法则的支配;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创造性,多数人进行“模仿”;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而变成统治者,多数人不再模仿他们,于是便产生离心离德,少数人以暴力镇压,多数人则起来反抗,这就表明文明衰落的时期来到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柯林伍德则反对“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文化哲学这几大特点表明,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问题转向关注人类文化,人的存和人类历史;由关注思辨和理性转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价值,表明哲学已走出思辨的狭窄天地正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喾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其发展的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则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然而逻辑分析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场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思维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介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说:“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⑤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自觉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文化哲学。

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其倾向是距离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罗蒂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向人文的转向表明,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论述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 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⑥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狄尔泰以施莱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独立出来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

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本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表现为对近代理性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科学主义思潮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哲学自身当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而法国的结构主义他们把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样,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从正反二方面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背后尚存有更深刻的东西,通过解释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窒息了,所以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⑦二者都企图用文化哲学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

如果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文化问题或文化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文化理(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性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与法西斯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困境,并由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客观性、永恒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

总之,随着当代人各种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恶化,传统的思辨哲学又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去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人们自然把理论的焦点转向“文化哲学”,企图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审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通向未来和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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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 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 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 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 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 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 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所有伟大先驱者们”都对马克思有这样“一致的看法”:“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9]只有真诚地把“改变世界”当作现实任务奉行的思想家,才能这样安排思考与行动的主次。而这种实践第一的倾向,又必然规定着他理论思考的从属性。 “改变世界”这一非常的任务,正要求它的奉行者具备非常的思考深广度和非常的实践意志。所以,当革命潮来时,马克思能慨然投笔,出海导航;而当革命潮退时,他又能及时退回书房,下帷穷经。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合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创世者。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家,其目标不在于夺权坐天下,而是要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又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家,其目标不是要解决思想史上遗留的问题,从而填补思想史的一个环节,而是要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探求改变世界的原则和机理。作为思想家和作为革命家的这种互相规定,导致了马克思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当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G·A·柯亨对此也有共识,他说:马克思“理论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实在符合的思想。实践的目的在于产生与思想符合的实在。因此,理论和实践的共同之处是渴望建立思想和实在的一致。”[10]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二、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 马克思的全部思考既是围绕“改变世界”而展开,而不是对思想史上某种问题作纯学理的逻辑推演,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任务就必然要求特定类型的思路来解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的实现最终要取决于实践,因此,一切认识与思考都必须围绕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实践而展开。因此,这里的思路,这里的唯一有效思路,只能是实践性的思路,只能是切合实践、服务于实践、解决实践认识问题的思路。迄今为止的思维科学未能提供这种思路的名称,我们且称之为“实践思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

马克思很早就用这句话明确地表示了他对“离开实践的思维”不感兴趣。这是一个肩负“改变世界”使命的人自然而必然的思维倾向。实践思维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思路,那也就是我们理解其整体思想的必由之路,是理解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把唯一的钥匙。有鉴于此,实践思维之要略不可不首加辨识。如果把逻辑思维、解释性的理论思维、幻想性的形象思维与实践思维加以排列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思维内部规律→超越思维引入存在→超越存在引入理想→超越理想引入实现(或实践)”这样一种依次递进的层级性: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只在概念、判断、推理之间运行,即它只解决思维内部的问题,只解决思维内部的正确性问题。逻辑思维正确性(亦即真理性)的判断根据,只在思维内部先在与后有的思维结果之间;逻辑思维不关心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考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解释性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除了解释客观存在之外,还有以建立价值原则为目标的)解释性理论活动中虽然也充斥着逻辑思维,但却引入了逻辑思维所不加考虑的因素——客观存在;而且被引入的“客观存在”还成了思维活动的主导因素——思维结果必须符合客观存在。所以理论所追求的真理性与逻辑所追求的真理性并不相同:前者要求用外在于思维的“客观存在”去检验;后者只用思维内部先在或后在的思维结果去检验。由此可见,逻辑思维并不能完成理论思维的任务,理论思维是超越逻辑思维的一种独立思维方式。幻想性的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还有非幻想而模拟现实的)幻想性形象思维也与客观存在事物有着直接间接的密切联系;然而这种思维并不遵守客观存在的规定,它超越了规定理论思维的客观存在,而引入了思维主体的情感意愿:思维的走向由思维者自己的情感意愿牵引。这种思维的结果再不表现为普遍原理而表现为具体的意象;其价值也再不在于“真”,而在于“善”,在思维结果的理想性。这种形象思维的目标当然也不是理论思维所能完成的,因而它也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实践思维是一种最具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它在运思过程中,需要运用多种思维方式或它们的成果。但是,实践思维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不在于它综合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而在于它超越各种思维方式的范围,引入“在现实环境中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思考内容,即引入“实践”的思考内容。这是前述任何一种思维方式所不能考虑也不必考虑的任务。实践思维直接是在幻想性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超越,因为实践思维是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但实践思维不是象幻想性形象思维那样满足于获得理想的意象,而是要获得理想的现实,因而引入了把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实践”。实践不仅是实践思维一项新添加的内容,而且是规定思维导向的因素。正如符合存在是解释性理论思维的导向、符合理想是幻想性形象思维的导向一样,符合实践要求是实践思维的导向。正由于“实践”在思维中具有导向作用,使得实践思维在应用其它思维方式时附加上了特别的要求:——实践思维在认识实践环境和材料对象时,要用客观存在去校正思维成果,这很象解释性理论思维;但实践思维所认识的内容必须是客观事物中可被实践操控的实体因素,而不是客体被人感受、识别、理解的意象、意念或它们的文字记录,所以实践思维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不是象理论思维那样仅凭语言引述事实的现象特征,而是必须通过实践动作操控事物实体。这不同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认识。——实践思维在设定实践目标时,尽量满足人的利益、理想要求,这很像幻想性形象思维;但实践思维想象的目标,却必须是可经实践造作而化为现实存在的意象,而不是仅供观照以求心神娱乐、无法实现也不打算实现的意象。这又不同于形象思维。由此可见,实践思维既具有综合性,更具有独立性。我们不能因为实践思维中包含其他思维方式而取消它。将这样一种与人类历史同样悠久、与人类实践同样普遍、人类养育自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类独立的研究对象列入思维科学,正无可非议。说明实践思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立性,还不是本文此节的目标,它不过是进而探讨这种思维方式系统规律的立足点;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结构,去据以审订他的思考结论。即使马克思的研究过程不是采用实践思维,或者偏离了实践思维,我们也必须用实践思维去读解和批判他的著述,因为这是解决他的“改变世界”这一思想课题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马克思偏离了实践思维,那就说明他的思路出了问题,错的是他,而不是我们。正如面对一份数学答卷,人们只能以正确的解题思路去审阅它一样。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实践思维的系统规律问题无可徊避;人类也实在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系统知识。奇怪的是,人类建立了逻辑学去研究逻辑思维规律;人类也有许多关于形象思维规律的研究专著;可是,我们这里提出实践思维,却不知去哪里引录经典定义;我们需要实践思维系统规律,却不知去哪里参阅专门资料。好在实践思维是凡人皆有的切身经验。因为人类实践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根本手段,也是人类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根本特征;而实践思维不过是筹划现实实践的心理活动而已。因而关于它的性质与内容,即使缺乏权威的研究结论,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作为言说和判断的切实根据。

阿多诺美学的出发点在现代艺术,落脚点在拯救现实。他认为,只有把哲学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才足以让传统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而挽救处于颓势的人类文明。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艺术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 阿多诺美学的出发点在现代艺术,落脚点在拯救现实。他认为,只有把哲学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才足以让传统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而挽救处于颓势的人类文明。阿多诺注意挖掘传统美学的潜力、从现代艺术现实出发构建现代美学理论、注重美学理论的开放性,对我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阿多诺;现代美学;共同抵抗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128—04

面对启蒙的神话化和极端同一性的虚假表象,阿多诺迫切需要在现实中找到一种力量,以穿透商品拜物教笼罩下的总体性社会的魔力。他重点考察了人类曾寄予厚望的哲学和艺术,考察了美学拯救人类精神的可能性,设想只有把哲学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才足以让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而挽救处于颓势的人类文明。一

作为人类文化现象,哲学和艺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艺术依靠形象思维,抵制意义;哲学借助逻辑思维,拒绝直接事物。“哲学和艺术都通过它们的对立面而忠实于它们自己的实质:艺术靠抵制它的意义;哲学靠不去捕捉任何直接的事物。” [1]

由哲学史可以看出,人类对哲学曾寄予厚望。柏拉图设想由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黑格尔把哲学看作实现绝对精神的最后阶段;阿多诺也曾表示,哲学不是合题、基本科学或总科学,而是反对影响的力量,“争取精神自由和现实自由的决心”[2]。可见,哲学求真、追求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认识的目标早已成为其题中之意、自然之理。问题在于,哲学求助的手段却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概念与事实永不同一。这样,与其说两千年来哲学实现了自己的使命,还不如说它为了这一理想孜孜以求,在自身内部左冲右突〔建构—解构(同时建构)—再建构(同时解构)〕。难怪有人感叹“真理不可言说”或者“没有真理可言”,难怪谢林断言,当知识不能解除人类困难时,就出现了艺术。

阿多诺对哲学的理性认知有自己的理解:“理性认知有其严重的局限,它没有对付苦难的能力。理性可把苦难归于概念之下,可提供缓解苦难的手段,但却从来不能以经验媒介来表现苦难;若按理性自身的准则为之,便是非理性的了……即便苦难得以理解,它依旧保持缄默而无意义。”[3]也就是说,在理性认知和感性认知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之外,还有一种融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于一体的模仿。模仿是艺术的本质。模仿是主体向客体的投奔,而不像哲学的概念,是把客体吸纳进自身。只有模仿才能把握住人类的经验,像人类的苦难、震惊只有通过模仿、也就是通过艺术才得以表达。阿多诺曾指明,贝克特的作品“所体现的历史经验无法以直接的非艺术形式来表明严重衰弱的主体与现实”[4]。

前面所描述的哲学之不足,只有通过艺术才得到弥补。那艺术是不是万能的呢?否。柏拉图的“理想国”把作为二度模仿的艺术排除在外;黑格尔不再把艺术视为体现真实的最高形式。这些表明,艺术本身在能否客观表现客观世界上存在局限。艺术的模仿有点类似于巫术。阿多诺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推测艺术和巫术同起源于原始巫术,只是后来二者分道扬镳;艺术参与了启蒙,而巫术沦为原始先民生活的遗迹。“……一切艺术作品都表明它们的周围世界是排斥现实的东西的。巫术正是由于具有对周围世界放弃影响这个与艺术不同的特点,而得到越来越牢靠的继承。”[5]艺术的模仿,本身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无法进一步阐明自身。所以阿多诺曾表示,对于反思,艺术本身是无法处理、难以统辖的。只有哲学才能发现隐藏在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性内容。

但过去的美学实践往往不是这样。由于缺乏哲学对艺术经验的反思,传统美学与艺术日渐分离。传统美学因为缺乏艺术经验,曾经面临乏味的抉择:“或者追随微不足道的一般概念或共相,或者基于约定俗成的抽象结果对艺术作出独断的陈述。”[6]对艺术来说,传统美学已成为“多余的东西”。艺术因失去反思的哲学的保护,被人们从理性的殿堂中轰出,从此失去对社会应有的批判功能,沦为意识形态。“遗憾的是,那种社会(指总体性社会——引者)将抵制性的艺术同化和习俗化了,结果将其托管给一个非理性保护区,在那里严禁反思介入。”[7] “严禁反思介入”的艺术、“非理性”的艺术更加远离反思的美学。

传统美学观束缚下的艺术已蜕变成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哲学的反思,艺术或者走上纯粹自律的极端,或者成为政治的附庸,仅留下一具所谓艺术的空壳,丧失了艺术原有的间接的社会批判的功能。在文化工业背景下,“艺术与意识形态正成为同样一种东西”[8]。

传统美学无法解释现代艺术现象。它面对现代艺术这一新生事物手足无措,因为新生事物已逸出它所能给予的解释。它只能努力把新的事物还原成某种旧的和熟悉的东西,对再不能给出解释的东西则污蔑其为非艺术。任何一位感受过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作品之伟大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传统的艺术概念无法解释他们的作品。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美学“对艺术诸现象之历史功能缺乏敏感”。

与此相应的是,基于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美学演绎出来的“艺术终结论”却大行其道,暂时满足了那些认为艺术今不如昔、道德世风日下的怀旧者的颓败心理。导致这一心理的前提在于,他们对现代艺术迅猛的来势视而不见。

既然哲学、艺术的分离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那是否存在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呢?也就是说,哲学与艺术是否具有相通的哲学基础?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首先,艺术与哲学都是人类试图客观把握世界的方式。“艺术和哲学共有的东西不是形式或构造的过程,而是一种禁止假象的行为方式。”[9]二者的关系非常类似于事实(客体)与概念的辩证关系。从概念的哲学起源看,事实(客体)与概念的关系是辩证的。事实与概念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中介的。事实(客体)是概念存在的前提,而事实(客体)也只有通过概念才能为人所把握。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孙利军:哲学与艺术的共同抵抗阿多诺对于现代美学的构想及意义 其次,哲学有着对异质性的强烈渴望。“对真正的哲学来说,和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是它的主旋律。”[10]哲学的思维是概念性的思维,而概念与实体并不是同一的。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这涉及辩证法。阿多诺指出,“辩证法的名称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拉地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11]。辩证法的产生意味着人们从试图从哲学内部弥补概念的不足和缺陷的开始。传统哲学总是把这些东西当作暂时的和无意义的东西打发掉;黑格尔把它们称作“惰性的实体”,从而把概念推向绝对,为愚弄人的概念就等于客体的哲学障眼法奠定了基础。因为艺术思维的形象性,艺术语言的异质性,哲学所追求的异质性最大限度地保存在艺术中。“辩证法为了思维的力量而利用了在历史上似乎是思维中的缺陷的东西、即任何东西也不能完全破坏的它和语言的联系。”[12] 最后,艺术需要哲学的反思,以揭示其内隐的真理性。“正是通过哲学的解释,艺术品的真理性才展示出来。”[13]同样,艺术为了表达它无法表达的东西就需要有对它进行解释的哲学。这个“无法表达的东西”就是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正是艺术中真理性内容的这一变体以及这一变体自身,能够从哲学上予以解释……审美经验务必转入哲学,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审美经验”[14]。也就是说,审美经验的存在以哲学反思为前提;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离不开哲学的解释。二

阿多诺认为,艺术是惟一一块暂未被极端同一性征服的领地,具有有效抵御同一性假象侵袭的真理性内容。但艺术本身渴望哲学的全力支持,为它正名,揭示隐含其中的真理性内容,否则,它仍不堪一击,并有被逐出理性世界的危险。哲学对艺术的支持具体体现在连接二者的美学中。在阿多诺眼里,美学是抵抗极端同一性向人类精神领域侵袭的一块理想的滩头阵地,但传统美学正因为远离了艺术经验,导致哲学反思与艺术经验的分离,艺术不能得到哲学的有力支持,其领地逐渐被极端同一性所吞噬。如已经出现的文化工业导致的假艺术,在阿多诺看来便是极端同一性向艺术发起总攻的实证。

传统美学表现为两种极端形态:一种为自上而下的哲学美学,倾向于概念反思,以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为代表;一种为自下而上的经验美学,更加注重审美经验,以阿多诺所称之“将激进的唯名论引入美学领域”的克罗齐及其以后的美学为代表。二者各有短长:哲学美学长于反思,短于隔艺术经验太远;经验美学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理论基础,长于常新的艺术经验,但苦于缺少“在涉及艺术时将自个从特定现象中抹掉”的反思,无法取哲学美学而代之。因此,阿多诺说:“美不可能被界定,但美的概念也不可能被一笔勾销……如果没有概念化,美学就会失灵,成为一锅粥。它只能以历史与相对论的方式来描述不同社会或不同风格中被认为是美的东西。尽管它可能会从这些经验主义资料中提取出某些共同的特征,但作为结果而得出的抽象界说必然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旦遇到随意拣起的一件具体的艺术对象,它就没有任何说服力。”[15]

阿多诺认为,当代美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审美经验与概念反思二者统一起来,辩证地沟通哲学反思和艺术经验,从而把握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对一种未来的美学来说,一个有效的、尽管是困难的方法可能是以生产为导向的经验与哲理性的反思这两者的良好结合。这样一种美学将会超越艺术作品现象学这一层次,从而将它与概念化的中介联系在一起。”[16]由引文中“以生产为导向的经验”几字可看出,阿多诺所谓的艺术经验指的是艺术生产者——艺术家的审美经验,而不是读者由阅读而引发的审美经验,尽管阿多诺并不认为作品的真理性内容跟艺术家本人有关。对读者审美经验的拒斥,跟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背景下读者缺乏审美经验的论点一致。

把审美经验和概念反思二者统一起来的现代美学应具有具体性、历史性。

阿多诺反对传统哲学美学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过多地放在对艺术起源和艺术本质的哲学探讨上。因为这样的话,美学可能迷失自己的方向。他说:“美学不应当像追捕野雁一样徒劳无益地探索艺术的本质;这些所谓的本质要从其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17]他认为,美学关注的,与其说是艺术原来是什么或者以后将要成为什么,还不如说是艺术现在正在生成的样子。如果不能从独特的历史背景考察独特的艺术现象,美学将像追捕野雁一般徒劳无功。

对于当前的现代艺术来说,阿多诺认为,现代美学应竭力反思现代艺术经验而不是别的什么。阿多诺称这种反思为“二次反思”,以区别于艺术对现实的反思(即艺术经验)。二次反思较艺术对现实的反思更进一步,是对艺术经验的反思,能够揭示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没有它的介入,审美经验将不成其为审美经验。

此外,阿多诺认为,对于当前艺术的审视不能有先入之见,不能带有哲学的前提;要用美学的内在批评的眼光去审视当前的艺术。他强调,审美理解的模式是一种行为模式,这其中的感知过程围绕着艺术作品运动,“那些仅了解艺术内情的人们不理解这一点,而那些仅从外部去审视艺术的人们则由于与其缺乏亲和关系而习于歪曲这一点”,与其在这两种立场观点之间随意波动摇摆,美学还不如联系具体作品展示出其必然的相互关联。他还指出,“美学务必从其自身的形态角度去理解历史内容的客观性,而不是从历史的必然进程中汲取这种客观性”[18]。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艺术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根本上属于时间现象的真理性内容”。通俗地说,阿多诺认为艺术中蕴涵着这个客观世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美学正是要去揭示这多种可能性,而不是戴着一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有色眼镜去分析艺术。那样的话,你会失去艺术中包含的真理性内容。

具体的、历史的现代美学必须对传统美学进行扬弃。

阿多诺对传统美学的否定体现了他的否定的辩证法精神,也就是说,他的否定是具体的、历史的。“否定传统美学其中就意味着赋予传统以应有的权利。”[19]在很大程度上,他给传统美学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尽管他所极力主张的现代美学同传统美学有着质的区别。阿多诺对传统美学的态度同他对传统哲学、传统艺术的态度是一致的。

阿多诺对传统美学的扬弃具体体现在他对康德和黑格尔两人美学思想的辩证否定中。他对康德、黑格尔两人美学思想的辩证否定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学者指出,阿多诺称赞黑格尔美学时称其为“精神美学”,批判黑格尔美学时称其为“内容美学”。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尽然。因为阿多诺对“精神”和“内容”内涵有自己的理解,与黑格尔绝不雷同。

对阿多诺与黑格尔美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阿多诺的基本观点恰恰不是导源于他人,而倒是更多导源于黑格尔”[20],“阿多诺的思想是深刻的黑格尔式的”[21];另有学者认为,阿多诺与黑格尔美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异。[22]主张二者思想联系的人认为,阿多诺乃用黑格尔的方式在重新思考黑格尔的哲学母题,如艺术终结论、艺术精神、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自然美等;主张二者存在本质差异的人认为,同样的美学概念、范畴、命题在阿多诺美学里具有本质不同的内涵和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应该这么说,阿多诺对黑格尔有关美学概念、范畴、命题的借用是有他自己的意图的,也就是说有他自己的价值取向。 阿多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对黑格尔美学体系思想的批判,说体系是“独撰概念的不祥领域”,是资产阶级的“故弄玄虚”。他虽也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在美学中的运用,但更多地批判黑格尔美学中辩证法的不彻底。他说:“黑格尔的艺术辩证法局限于艺术样式极其历史,但在他的艺术作品观念中似乎没有辩证法可言,至少远远不够。”[23]“黑格尔的美学,犹如他的历史哲学和其他大量分析研究,均未实施他在其主要著作中所阐述的辩证法概念,尽管其中包含许多卓有价值的洞识。”[24]其他如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艺术精神、形式与内容辩证关系、自然美等的批判,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正因为阿多诺意识到黑格尔美学体系的错误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在美学史上已造成实质性的后果,所以他才追寻更古老的美学史,重新挖掘康德美学的潜力。他表示,“康德的学说之所以在今日或许更有价值,是因为它力图把对必然性的认识与认为这种必然性是潜在的观念一并整合在美学之中”[25]。但这话并不表明阿多诺主张把黑格尔美学连根拔起,由康德处重写美学史。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他是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贡献的。而他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却表现出相当尖锐的一面。如他对“艺术天才观”的批判一针见血:“天才膜拜化肇始于康德。”[26]

总括来说,阿多诺美学受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美学思想影响很大。在哲学上除了这些哲学家以外,他还对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展开批判,可以说,也间接地受到他们的影响。此外,同卢卡奇的哲学、美学思想,阿多诺也保持了一种密切联系,不管是肯定的接受还是否定的扬弃;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对阿多诺的美学影响犹为深远。阿多诺的美学思想来源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接受这些大师影响的同时,他对他们观点或多或少分别展开了批判。其中,黑格尔和康德两人作为传统美学的两位代表,受到攻击的火力最猛。

在《美学理论》一书中,阿多诺把自己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准传统哲学美学而不是经验美学,这可能跟现代艺术已经兴起,现代艺术经验已经出现,而传统哲学美学不仅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反动势力有关。阿多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就在理解现代艺术,在理论上为现代艺术正名。但是,阿多诺并不反对传统哲学美学中的反思成分。他认为,要弄懂今日的艺术只有通过一种途径,那就是批评性和自我反思。尽管阿多诺批判传统哲学美学不留情面,但他仍然把自己的美学称为哲学美学,以别于当时时髦的经验美学。可见阿多诺对传统哲学美学的矛盾心态: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因此他也才有改造它以释放出新的真理性内容的强烈愿望,并在晚年为之努力不懈。三

阿多诺分析了哲学与艺术在求真之路上各自显露出来的不足和劣势,并为新美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看似可行之路。他的美学理论至少在他捍卫现代艺术的成就时取得了实效,改变了人们对现代艺术的态度和看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阿多诺作为否定辩证法的倡导者、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他批判黑格尔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法的时候,自己也并没有避免犯着同样的错误:一、哲学和艺术的分离是否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没有重新融为一体的可能性?二、哲学和艺术之外,科学的位置何在?

前一问题牵涉到阿多诺对传统艺术真理性内容的评价,以及这种真理性内容展开的方式,尽管他并不否认传统艺术一度拥有的真理性内容,也承认它们仍在历史的地质层中具有影响力。哲学与艺术的分离肯定是历史的,没有一以贯之的二者的截然区分。观念的区分始于柏拉图;学科的区分乃是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体系确定后的产物。阿多诺急于规划自己理论的蓝图,却全然不顾哲学、艺术二分法存在的隐患,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自己所极力倡导的否定辩证法。后一问题牵涉到阿多诺美学乌托邦色彩的强度,现代艺术之后艺术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以及通俗艺术、后现代文化等问题。可以说,阿多诺美学理论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此外,阿多诺关于现代美学的设想及其拯救现实的可能性,并不表明阿多诺就把拯救现实这一重任直接交付给了美学。谁也不会认为,阿多诺作为批判理论的主要实践者之一,会混淆生活与美学的界线。针对魏默尔、沃林等学者所持的阿多诺把美学作为最后一片阵地,对现实进行赎救的观点[27],有学者明确指出,阿多诺美学不同于本雅明的浪漫主义美学救赎,是因为阿多诺把“承载着自然历史观念的美学经验视为现代被施魅的理性的解毒剂”。也就是说阿多诺通过美学经验拯救理性而非社会现实。[28]把理性的恢复作为美学与拯救现实之间的中介,这无疑是深刻的。拯救理性也就是反对启蒙的神话化和极端的同一性。只有通过这一途径获得一种现实的力量,才能彻底改变社会现实。问题在于,艺术的真理性内容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才能获得,而反思的前提又在于拥有与启蒙理性、同一性思维完全异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理性,其中的悖论可想而知。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对辩证法的否定性的预存,“通过这种否定的哲学或辩证法来保存人们对于现实的否定性运动规律的认识能力”[29],与其说显示了一种“冬眠策略”,不如说阿多诺本人理论上确实陷入了困境,把不是立场的否定的辩证法变成了一种立场,从而饱受后人诟病。

尽管这样,阿多诺从现代艺术出发探讨美学问题,对待传统美学的科学、客观态度,以及构建自己理论的开放性,仍给我们以启示,对当代美学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从现代艺术现实出发构建现代美学理论。阿多诺关于现代美学的构想源于现代艺术现实,而现代艺术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社会现实。阿多诺美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哲学与艺术的共同抵抗,是对虚假的同一性、总体性社会的抵抗。从现代艺术出发也就是从批判现实出发,从现世幸福出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代美学的构建,其实质在于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批判。这种批判只能紧密结合当代艺术实践而进行。在当代美学理论的构建中,一些浮躁的美学工作者往往喜作宏大的理论设想,却难以有理论上的真正突破,主要问题在于宥于虚的理论架构,却难有真正的现实批判内容。 其次,正确对待美学传统,挖掘传统美学的潜力。阿多诺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他的哲学理论中也多次批判文化虚无主义。他的美学理论立足于现代艺术实践,而现代艺术实践早已逸出传统美学的范畴。按理说,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应该彻底抛弃传统范畴、另起炉灶、同传统美学完全划清界线才对,但阿多诺没有这样做,他给予传统以应有的地位,强调“以概念超越概念”。这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的做法,传统“换汤不换药”的体系思维受到合理的批判。在对待现代派艺术问题上,阿多诺之后的个别理论家甚至完全否定现代派艺术的成就,这是极端的做法。在我们当代美学的建设中,曾受政治的影响,理论上经常走极端,过多强调否定的一面而忽视继承的一面。现在,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

最后,注重美学理论的开放性。就像对传统美学、传统艺术的批判是具体的、历史的一样,阿多诺对现代艺术的肯定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这就为他的理论奠定了开放性的品格。阿多诺曾想把他的《美学理论》一书题献给现代艺术代表作家贝克特,这其实暗示了其理论的适用性——针对现代艺术的美学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被问及艺术的未来走向时,阿多诺缄口不言。因为阿多诺认为艺术的处境非常危险,艺术的发展仍是个未知数,就如这个社会的发展一样,仍需靠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做出判断、付出努力。应该说,阿多诺的做法无疑在提醒我们,任何关于美学理论的架构,都应该考虑艺术现实这个变量;艺术的变数决定了当今美学理论的开放性。 [参考文献]

[1](德)特奥多·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14.

[2](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著,洪佩郁等译.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231.

[3](德)阿多诺著,王柯平译.美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33.

[4]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钱佼汝、李自修译:《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6]刘小新文.阿多诺与黑格尔美学思想比较论[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6):48-54.

[7]参见Persistence of Modernity(Wellmer,Polity Press,1991)和文化批评的观念.(理查德·沃林著,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1版)中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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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哲学论文题目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其中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经常探讨的问题。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艺术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摘要:自然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必需品;自然世界又是有约束性和缺陷性的,人类在生活的世界中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便诉诸于精神的手段来弥补现实或者更好的理解享受现实。而在精神世界中人类的心灵是最真实且自由的,它能从感性现实和有限世界中解脱出来,使纯然外在的、感性的、可消逝的东西与纯粹思想归于调和,也就是说,使自然和有限现实与理解事物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归于调和。其中,艺术、宗教和哲学便是人类心灵最得意的产物。

关键词:艺术与宗教;哲学;关系

一、艺术与宗教、哲学的统一性

艺术、宗教和哲学都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这三者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艺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出来;宗教离开艺术的客体性相转而把内在的主体性呈现于观念;哲学则用自由思考去掌握和理解原来在宗教里只是主体情感和观念的内容。也可以说,通感是艺术的创作源泉,神秘感是宗教形成的始点和宗教传达的发端,崇高感是哲学世界的一个属性。宗教与哲学作为梳理过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与感性的艺术似乎是相抵触的,事实却是,三者之间虽然有相互制约的成分,但也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充满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更是游离于宗教和哲学之间。

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一)艺术活动中的宗教神秘性

1.音乐舞蹈中的宗教

从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开始,即艺术与宗教均处于萌芽状态时,二者即发生着联系。大部分的艺术形式诸如音乐、舞蹈、雕塑、绘画、陶器等都会用来表现某种神秘的神性控制,并用于原始宗教的仪式当中。据我国著名的东方美学大师、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考证,舞与巫原同一字,可见原始歌舞和巫术仪式紧密相关,这在今天一些少数民族重大节日中也有反映。从音乐来看,有用于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宗教歌曲和宗教音乐,如道教的斋醮乐,佛教的唱经乐等。

2.美术与雕塑中的宗教

诸如尼日利亚头雕、拉斯科洞穴岩画、青海陶盆、广西花山岩壁画等等这些人类早期的造型艺术作品也大多是出于巫术目的或带有宗教色彩而创作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艺术仍然参与宗教活动,

(二)宗教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

宗教直接与艺术创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艺术发展不可争辩的因素。在中国,宗教 文化 一方面直接促成了传统戏曲与古典小说的创作,如观音戏和《西游记》;另一方面也哺育了大量雕塑、壁画和建筑艺术,如上文提及的麦积山和我国著名的敦煌、龙门、云岗、大同等举世闻名的石雕壁画等都是因佛教的广泛传播造成的。宗教同时也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美学家蒋勋就特别推崇禅宗精神对于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他认为禅宗在绘画上启发了笔简形具之创作,以气韵为主的禅画由之兴起。

虽然宗教与艺术有亲缘关系,但是宗教也有疏离艺术的一面,其根本原因是宗教信仰赖以发生的虔诚心理不能容纳艺术创作必需的自由创造精神。其具体表现一是宗教戒律和宗教禁欲主义遏制了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二是被宗教提倡的理性思辨阻碍了艺术思维的发展,宗教把艺术限于宗教规定的范围和样式中,阻碍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争鸣和创新,窒息了艺术发展的活力。藏传佛教中以“三经一疏”来保证唐卡作品在宗教功用上的质量,虽然此举保证了佛画的正确性、规范性,但也因此而约束了唐卡的创造性活力,使得千百年来的唐卡在题材、内容、形式上都发展缓慢。

三、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对人生、社会的思考,哲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人思维的途径和 方法 ,还是使人自觉到思维的本性、掌握思想运动的逻辑,从而探求真理性的认识。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来把握和反映世界,表示对世界和自身及二者关系看法的一种特殊方式。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艺术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但是在抛开之前,哲学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即转化为思想的形式。艺术与哲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艺术因哲学而更伟大”和“艺术是哲学思考世界的重要途径”。艺术与哲学的相互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从“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等这些,就能深刻反映出两者的密切关系。

“艺术因哲学而伟大”。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艺术作品中渗透着、寄寓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范畴的东西,而作品本身所发出的哲学讯号也成为评判、赏析作品的重要依据。先秦诸子 散文 在历经焚书坑儒这样的灾难之后仍不断传抄记诵几千年,成为历朝历代文学家顶礼膜拜的对象,除了政治因素外, 文章 自身所体现出的伟大哲学思想是其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宋代哲学思想中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时的审美和意识形态,许多艺术形式追求空灵、含蓄、自然、平淡。

四、结语

在艺术与宗教和哲学三者的差异中,不同或抵触的最为彰显的大概首推艺术。然而,与此同时,似乎最不容易产生抵触、最具包容性的也是艺术。恰恰是艺术允许人类保留了自身最本质的真诚和真实。同时,宗教派别间的交相矛盾与抵触乃至冲突,以及哲学严格意义上的难以界定,我们会发现感性的直觉判定和坚持反而会成为最后的莫名的却是坚定的支撑。艺术秉着根植于人的心灵的真诚与真实感受却可以在人类的每一个新阶段凌驾于一切已知的触手可摸的真谛之上,并开辟出通向另一个真谛的道路。归根结底,人类是依赖感性在寻找,承担着理性。

论艺术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摘要:矛盾的解决在于通过自由理性思考发现对立的两个方面之间的普遍性,扬弃各自的片面性,最终达成二者的和谐与统一。艺术和宗教看似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而哲学通过自由的思考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了。

“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里,最高真理,绝对,和神是一回事。”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三个层面——精神哲学上,黑格尔又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绝对理念是不受限制的绝对精神,它是一种思想活动,可以独立存在;它是上帝,黑格尔把____的神转变为精神,具有基督____精神是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这些形式的分别伏源于绝对心灵这概念本身。心灵是自在自为的,它不是一种和客观世界对立的抽象的东西,它是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本质的那种有限的事物,因此它本身也是本质的和绝对的有限事物。这种认识的第一种形式是一种直接的也就是感性的认识,一种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形式和形状的认识,在这种认识里绝对理念成为观照与感觉的对象。第二种形式是想象(或表象的)意识,最后第三种形式是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

由此可见,艺术,宗教,哲学是属于绝对精神层面的三个阶段,三种方式,而艺术进入到哲学的过程,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如精神否定自然,自然成为精神的对象那样(精神一边否定自然,一边把自然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次否定,这时的精神又否定自身,变成了一个具象的精神,精神不断否定自己,又回到自己,而这时的自己和最初的自己是不同的),艺术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是艺术家用感性形象化的形式将真实也就是心灵显现出来。然而,艺术却不是显现真实的最高形式,人类认识真理过程就是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过程。人们都不会满足于现实,总会提出一个又一个目标,每个人都有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社会学家马斯洛曾提出人的五种需要,而需要的重要性与它们未被满足的程度有关,低层次的需要被较好地满足后,高层次的需求就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后进而会追求社交需求,在此之后就进入到宗教的需求。心灵通过不断否定自己而得到满足。可见艺术本身还有一种局限,因此要超越这种局限而达到更多的认识形式。所以,艺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终结,因为艺术完满地表达出供观照的形象后,心灵就产生出更高层面的需要,因而朝着更远方向瞭望的心灵就不满足于这种客体性的表达而转向于内心生活的思辨,朝着宗教,哲学发展。所以如果说艺术是心灵的感性形象显现,那么宗教则是在这种感性形象化上加上了虔诚态度,也就是有客观的外向化的显现转入内心的思考,客体突破了客体事物本身似乎变成了内心自己的东西,成为内心思辨的产物。在这个程度上,感性观照的对象被宗教否定,摆脱了客观性相,形而上变为主体情感和观念的内容,成为膜拜者的虔诚心情。宗教是对艺术的否定,而最高级的认识形式——哲学,又否定了宗教侧重主体意识的片面性,通过自由思考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统一起来,人们就是通过不断地否定之否定,最终真正认识到理念。

艺术家否定自然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感情对象,成为自己心灵的一部分,然后将真实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再现出来。“感性关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而这感性形象化在它的这种显现本身里就有一种叫高深的意义。因为正式这概念与个别的现象的统一才是美的本质和通过艺术所进行的美的创造的本质。这种统一固然不仅靠感性的外在事物,而且也靠观念因素。”

哲学用思想表达思维,艺术用感性形式表达思想。概念是思想以抽象形式表达出来的产物,思想的外化。意识决定环境,事物是存在的,关键看人们怎么看它。对黑格尔来说,艺术表达的内容就是思想,是心灵;精神是思想的外化,是理性的感性形式。

艺术作品可以表达精神,表达神圣的真理。“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的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形之下,还必须说,艺术既以真实,即心灵,为其特有的对象,它就不能通过个别的事物本身,来产生对这种现象的关照。艺术家们替希腊民族建立了关于神的 事迹 ,生活和影响的明确观念,因此也就是替他们建立了明确的宗教内容。”

在这一阶段,艺术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和当时的思潮息息相关。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艺术与民族,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连。所以,艺术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的思想,是民族心灵的感性表现。东方民族性格温和,强调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所以东方的艺术作品大都讲求意境,充满含蓄神秘的理性韵味,而西方讲求和自然的冲突以及冒险精神,其作品不乏对人体的赞美,强调人的主体作用,所以古典绘画中,风景多是作为肖像的背景出现。又比如服装,东方的服装讲求含蓄,与自然合二为一,所以东方的服装以宽松的包裹式为特征;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标榜人性的复归,其服装有强烈的性别对立意识,将人体廓型夸张的表现出来,所以西方服装以立体为其特征。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用艺术的形式把他们心里酝酿的东西表现出来。所以无论是一流的艺术形式——音乐,绘画以及雕塑,还是二流的艺术形式——文学作品,我们都可以从中读出作者的心路历程。也许有人会质疑,古代的艺术都是从属于宗教或者封建王权,为了统治阶级服务,但是作者在创作艺术作品(特别是我们所见的闻名于世的传世名作)的过程中并不是纯粹的描摹,客观事物首先会经过作者的构思,作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作品,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知名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我们看到的传名画的肖像,实际是作者把心中的形象通过精湛的技法提供给观众观照。达芬奇用《蒙娜丽莎的微笑》把人文主义的概念表达出来;巴洛克艺术大师贝尼尼的作品尽管多数为教堂,君主服务,但是他的作品不是纯粹的照猫画虎,他 雕刻 出的是自己心中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和大主教;当代中国著名画家张林海的作品充满了不安,忧郁的情绪,这和他早年的不幸经历有很大程度上的联系,他把早年经历的痛苦和因此产生的悲观情绪融入到其创作之中了。因此,艺术是心灵的感性显现,而飘忽不定的不是艺术只能作为噱头,吸人眼珠。比如现代走红的网络名人,通过卖丑,用自己的夸张的滑稽行为取悦观众,用诸如绯闻,“曝光”黑幕之类的行为来使自己走红,这不是艺术,我们只能说这种行为亵渎了艺术。

“最接近艺术而比艺术高一级的领域就是宗教。这种从艺术转到宗教的进展可以说成这样:艺术只是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如果艺术作品以感性方式使真实,即心灵,成为对象,把绝对的这种形式作为适合它的形式,那么,宗教就在这上面加上虔诚态度,即内心生活所特有的对绝对对象的态度。虔诚态度是教众崇拜的最纯粹最内在最主体的形式,在这种崇拜里客体性相好像被吞食消化了,客体性相的内容脱离了客体性相本身而变成了心胸情绪所特有的东西。” 佛教所说的宗教是分开来讲的,宗,教二者并举偏重指代禅宗的“见性明心”,“顿悟圆修”;而今天广泛使用的“宗教”来自拉丁文religio,其原意是“小心翼翼”,“认真考虑”,用来指涉神灵崇拜上的严肃认真。因此,在西方的拉丁语时代,宗教就是人对神的敬仰和崇拜以及神人之间存在某种沟通的意思;而在古代汉语中“宗”的本意是尊祖庙,“教”的本意是教化。从神学的角度看,宗教被视为与神圣真实体验深刻的相遇,是人与那种神圣力量的独特关系。弗洛伊徳认为宗教出自一种自欺欺人的心里机制,人民借以控制自己的无助感,对犯罪行为的恐惧以及性的能量。综上所述,宗教不仅作为一整套公认的社会形态对人格的发展产生作用;而且,宗教作为人类的精神活动,本身亦反映了人类追求人格完善与心灵升华的倾向。

无论东西方,宗教都寄托了人们心中的虔诚的崇敬感情。在这里,宗教使心灵抛弃了纯粹的客观的感性形象化的形式,形而上为一种虔诚的感情,一种内心思辨的观念。应该说,思想在这层面更纯粹,更抽象了。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观点同中国佛教的“宇宙心”的观念和陆王的“心学”比较相似。佛教的最终目的是引人成佛,讲求万物皆空,一切事物都是虚幻的,只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真的,它才存在;个人的心和宇宙的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非有非无”的,在一个层次做出的论断,到下一个更高的层次又予以否定。所以发展至禅宗,讲求顿悟,用“去”领悟,从有到无,最终超越,达到顿悟。而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陆王二人对于佛教的观点进一步做了强调,又结合了儒家的观点,对于“致知格物”的观点强调人的良知通过匡正自己行动实践而得到延展。而“致知,格物”都需要真诚,所以要“正心”。可见,思想到了这一层面抛弃了客观的表现形式,真正上升到心绪的活动上了,因此宗教是理性思考的产物。

“最后,绝对心灵的第三种形式就是哲学。我们必须把自由思考看做这种最纯粹的知识形式,哲学用这种自由思考把和宗教同重要的内容提供给意识,因而成为一种最富于心灵性的修养,用思考去掌握和理解原来在宗教里只是主题情感和观念的内容。这样,艺术和宗教这两方面在哲学里统一起来了:一方面哲学有艺术的客体性相,固然已经把它的外在的感性因素抛开,抛开前它已把这种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及转化为思想的形式;另一方面,哲学有宗教的主体项,这种主体经过净化,变成思考的主体性了。”

思想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主体就是整体。只有借取消这种自身以内的否定,生命才能变成对它本身是肯定的。”因此,主体就是整体,要克服一切缺陷,把观念变为现实,生命通过否定才能变成肯定积极的存在。绝对精神的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自由的思考,然而自由和满足时刻存在着独立和冲突。一方面主体受到道德,法律的约束,一方面,主体又有主观情感,欲望,所以主体不能完全自由地活动于天地之间,随心所欲。正如陆王学派认为的,人人都有良知,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正确与否,但是人们之所以明知故犯,是私欲的缘故,所以人的良知只能通过匡正自己的行动实践而得到延伸。

结论:

哲学是科学之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把同宗教同样重要的思辨精神提供给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它没有否定艺术,通过否定宗教之于对艺术的否定,把客体的感性因素转化为最高形式的客观事物,而主体的精神否定自然,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后,再次通过否定回到自身的已不是原来的那个主体了,它经过心绪的思考净化,变成了思考的,具象的主体了,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和宗教在哲学里经过自由思考统一起来的过程。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论文

摘 要:宗教、艺术、哲学溯起起源都是相同门类,三者都属于思想领域,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本文主要从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和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来浅析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关键词:艺术;哲学;宗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4-0079-01

一、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与哲学关系密切。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带普遍性的根本规律。哲学代表着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代表着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它们一道构成了人类精神王国的两座高峰。

哲学主要通过美学这一中介对艺术产生影响。反之,艺术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特殊方式体现一定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的美学更多是艺术史方面的内容,由各类艺术的历史学描述涉及了心理本体的对应物,那物态化的时代精神。黑格尔更是干脆将美学称之为“艺术哲学”明确指出美学在艺术与哲学之间的桥梁作用。

(一)艺术家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家从事创作活动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特定哲学思想的影响,并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李白的审美理想,深受庄子美学推崇天然之美的思想影响,他不但大力倡导“自然”、“清真”的风格,赞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之美,并且自觉地把这种美学境界作为毕生的追求,他那些传诵千古的佳作,往往也是最富于天然之美的诗篇。(二)艺术作品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对艺术家产生影响,因而对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也产生很大影响。如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深受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戈尔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成为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的代表作品。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也都是在近乎荒诞的情节中,蕴含着强烈的哲理性。

(三)艺术潮流的形成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潮流的形成也和哲学有很大的关系。如,作为现代主义文艺的重要流派之一的超现实主义,就是以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伯格森的直觉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可以说,各种艺术思潮总是与一定的哲学观相联系,具有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

因此,哲学对艺术的影响也是相对的。同时,艺术可以启迪哲学家的思维,艺术作品可以传播特定的哲学思想。哲学对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渗透,反过来,艺术也扩大和深化着特定的哲学流派和思潮的的影响。

二、艺术与宗教的关系

艺术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黑格尔认为,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想像,在这种情形之下,艺术确实在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事实上,不仅宗教利用艺术,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也离不开宗教,宗教思想对艺术思维、观念和表达方式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艺术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

(一)从起源上看,原始宗教是艺术起源的摇篮

艺术与宗教,在起源中就有紧密地联系,今天看来属于艺术活动的东西,在当时却主要是一种巫术或宗教活动,而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如果说我们在分析艺术的社会根源时曾经表明,艺术植根于人们的豪放不拘的创造性活动,植根于人们的才能、本领、和知识的施展和应用,那么巫术乃至整个宗教的根源则应当到人类实践的局限性中,到人们的不自由中,到人们对统治他们的自发力量的依赖性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原始巫术和宗教对原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巨大催化和推动作用,成为艺术起源的直接的、生生不息的重要动源。

(二)从 思维方式 上看,宗教和艺术都运用想像和幻想来把握世界

丰富的想像和幻想,是艺术思维的重要特点。艺术创作的整个思维活动,都是在想像和幻想之中进行的,离开了艺术的想像活动,艺术形象就无从存在。为此,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像”。宗教和艺术两种思维方式在运用想像和幻想把握世界时,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才使它们在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中,产生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现象,使宗教中融入了艺术因素,艺术中存在着宗教因素。

(三)从探究的对象看,宗教与艺术都注重对人的研究

文学艺术是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为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和本体,文学艺术要反映社会生活,必然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自己反映的对象。宗教的探究对象,说到底也是人,是对人灵魂和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究。

总之,艺术、宗教和哲学作为心灵系统中的不同文本,共同构筑了这个系统的整体意义。三者间虽然有相互制约的成分,但也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尤其是充满活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更是游离于宗教和哲学之间。艺术与哲学和宗教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论宗教对传统绘画艺术的影响。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人文特点。论宗教对传统音乐艺术的影响。等等。希望能够帮到你。

阿多诺美学的出发点在现代艺术,落脚点在拯救现实。他认为,只有把哲学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才足以让传统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而挽救处于颓势的人类文明。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艺术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 阿多诺美学的出发点在现代艺术,落脚点在拯救现实。他认为,只有把哲学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才足以让传统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而挽救处于颓势的人类文明。阿多诺注意挖掘传统美学的潜力、从现代艺术现实出发构建现代美学理论、注重美学理论的开放性,对我国当代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阿多诺;现代美学;共同抵抗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128—04

面对启蒙的神话化和极端同一性的虚假表象,阿多诺迫切需要在现实中找到一种力量,以穿透商品拜物教笼罩下的总体性社会的魔力。他重点考察了人类曾寄予厚望的哲学和艺术,考察了美学拯救人类精神的可能性,设想只有把哲学和艺术二者有机结合,才足以让美学重新焕发活力,促进艺术的发展,进而挽救处于颓势的人类文明。一

作为人类文化现象,哲学和艺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艺术依靠形象思维,抵制意义;哲学借助逻辑思维,拒绝直接事物。“哲学和艺术都通过它们的对立面而忠实于它们自己的实质:艺术靠抵制它的意义;哲学靠不去捕捉任何直接的事物。” [1]

由哲学史可以看出,人类对哲学曾寄予厚望。柏拉图设想由哲学家治理的“理想国”;黑格尔把哲学看作实现绝对精神的最后阶段;阿多诺也曾表示,哲学不是合题、基本科学或总科学,而是反对影响的力量,“争取精神自由和现实自由的决心”[2]。可见,哲学求真、追求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认识的目标早已成为其题中之意、自然之理。问题在于,哲学求助的手段却是建立在概念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概念与事实永不同一。这样,与其说两千年来哲学实现了自己的使命,还不如说它为了这一理想孜孜以求,在自身内部左冲右突〔建构—解构(同时建构)—再建构(同时解构)〕。难怪有人感叹“真理不可言说”或者“没有真理可言”,难怪谢林断言,当知识不能解除人类困难时,就出现了艺术。

阿多诺对哲学的理性认知有自己的理解:“理性认知有其严重的局限,它没有对付苦难的能力。理性可把苦难归于概念之下,可提供缓解苦难的手段,但却从来不能以经验媒介来表现苦难;若按理性自身的准则为之,便是非理性的了……即便苦难得以理解,它依旧保持缄默而无意义。”[3]也就是说,在理性认知和感性认知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之外,还有一种融理性因素和感性因素于一体的模仿。模仿是艺术的本质。模仿是主体向客体的投奔,而不像哲学的概念,是把客体吸纳进自身。只有模仿才能把握住人类的经验,像人类的苦难、震惊只有通过模仿、也就是通过艺术才得以表达。阿多诺曾指明,贝克特的作品“所体现的历史经验无法以直接的非艺术形式来表明严重衰弱的主体与现实”[4]。

前面所描述的哲学之不足,只有通过艺术才得到弥补。那艺术是不是万能的呢?否。柏拉图的“理想国”把作为二度模仿的艺术排除在外;黑格尔不再把艺术视为体现真实的最高形式。这些表明,艺术本身在能否客观表现客观世界上存在局限。艺术的模仿有点类似于巫术。阿多诺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推测艺术和巫术同起源于原始巫术,只是后来二者分道扬镳;艺术参与了启蒙,而巫术沦为原始先民生活的遗迹。“……一切艺术作品都表明它们的周围世界是排斥现实的东西的。巫术正是由于具有对周围世界放弃影响这个与艺术不同的特点,而得到越来越牢靠的继承。”[5]艺术的模仿,本身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无法进一步阐明自身。所以阿多诺曾表示,对于反思,艺术本身是无法处理、难以统辖的。只有哲学才能发现隐藏在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性内容。

但过去的美学实践往往不是这样。由于缺乏哲学对艺术经验的反思,传统美学与艺术日渐分离。传统美学因为缺乏艺术经验,曾经面临乏味的抉择:“或者追随微不足道的一般概念或共相,或者基于约定俗成的抽象结果对艺术作出独断的陈述。”[6]对艺术来说,传统美学已成为“多余的东西”。艺术因失去反思的哲学的保护,被人们从理性的殿堂中轰出,从此失去对社会应有的批判功能,沦为意识形态。“遗憾的是,那种社会(指总体性社会——引者)将抵制性的艺术同化和习俗化了,结果将其托管给一个非理性保护区,在那里严禁反思介入。”[7] “严禁反思介入”的艺术、“非理性”的艺术更加远离反思的美学。

传统美学观束缚下的艺术已蜕变成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哲学的反思,艺术或者走上纯粹自律的极端,或者成为政治的附庸,仅留下一具所谓艺术的空壳,丧失了艺术原有的间接的社会批判的功能。在文化工业背景下,“艺术与意识形态正成为同样一种东西”[8]。

传统美学无法解释现代艺术现象。它面对现代艺术这一新生事物手足无措,因为新生事物已逸出它所能给予的解释。它只能努力把新的事物还原成某种旧的和熟悉的东西,对再不能给出解释的东西则污蔑其为非艺术。任何一位感受过卡夫卡和普鲁斯特作品之伟大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传统的艺术概念无法解释他们的作品。种种迹象表明,传统美学“对艺术诸现象之历史功能缺乏敏感”。

与此相应的是,基于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美学演绎出来的“艺术终结论”却大行其道,暂时满足了那些认为艺术今不如昔、道德世风日下的怀旧者的颓败心理。导致这一心理的前提在于,他们对现代艺术迅猛的来势视而不见。

既然哲学、艺术的分离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那是否存在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呢?也就是说,哲学与艺术是否具有相通的哲学基础?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首先,艺术与哲学都是人类试图客观把握世界的方式。“艺术和哲学共有的东西不是形式或构造的过程,而是一种禁止假象的行为方式。”[9]二者的关系非常类似于事实(客体)与概念的辩证关系。从概念的哲学起源看,事实(客体)与概念的关系是辩证的。事实与概念并非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中介的。事实(客体)是概念存在的前提,而事实(客体)也只有通过概念才能为人所把握。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孙利军:哲学与艺术的共同抵抗阿多诺对于现代美学的构想及意义 其次,哲学有着对异质性的强烈渴望。“对真正的哲学来说,和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是它的主旋律。”[10]哲学的思维是概念性的思维,而概念与实体并不是同一的。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这涉及辩证法。阿多诺指出,“辩证法的名称就意味着客体不会一点不拉地完全进入客体的概念中”[11]。辩证法的产生意味着人们从试图从哲学内部弥补概念的不足和缺陷的开始。传统哲学总是把这些东西当作暂时的和无意义的东西打发掉;黑格尔把它们称作“惰性的实体”,从而把概念推向绝对,为愚弄人的概念就等于客体的哲学障眼法奠定了基础。因为艺术思维的形象性,艺术语言的异质性,哲学所追求的异质性最大限度地保存在艺术中。“辩证法为了思维的力量而利用了在历史上似乎是思维中的缺陷的东西、即任何东西也不能完全破坏的它和语言的联系。”[12] 最后,艺术需要哲学的反思,以揭示其内隐的真理性。“正是通过哲学的解释,艺术品的真理性才展示出来。”[13]同样,艺术为了表达它无法表达的东西就需要有对它进行解释的哲学。这个“无法表达的东西”就是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正是艺术中真理性内容的这一变体以及这一变体自身,能够从哲学上予以解释……审美经验务必转入哲学,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审美经验”[14]。也就是说,审美经验的存在以哲学反思为前提;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离不开哲学的解释。二

阿多诺认为,艺术是惟一一块暂未被极端同一性征服的领地,具有有效抵御同一性假象侵袭的真理性内容。但艺术本身渴望哲学的全力支持,为它正名,揭示隐含其中的真理性内容,否则,它仍不堪一击,并有被逐出理性世界的危险。哲学对艺术的支持具体体现在连接二者的美学中。在阿多诺眼里,美学是抵抗极端同一性向人类精神领域侵袭的一块理想的滩头阵地,但传统美学正因为远离了艺术经验,导致哲学反思与艺术经验的分离,艺术不能得到哲学的有力支持,其领地逐渐被极端同一性所吞噬。如已经出现的文化工业导致的假艺术,在阿多诺看来便是极端同一性向艺术发起总攻的实证。

传统美学表现为两种极端形态:一种为自上而下的哲学美学,倾向于概念反思,以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为代表;一种为自下而上的经验美学,更加注重审美经验,以阿多诺所称之“将激进的唯名论引入美学领域”的克罗齐及其以后的美学为代表。二者各有短长:哲学美学长于反思,短于隔艺术经验太远;经验美学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理论基础,长于常新的艺术经验,但苦于缺少“在涉及艺术时将自个从特定现象中抹掉”的反思,无法取哲学美学而代之。因此,阿多诺说:“美不可能被界定,但美的概念也不可能被一笔勾销……如果没有概念化,美学就会失灵,成为一锅粥。它只能以历史与相对论的方式来描述不同社会或不同风格中被认为是美的东西。尽管它可能会从这些经验主义资料中提取出某些共同的特征,但作为结果而得出的抽象界说必然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旦遇到随意拣起的一件具体的艺术对象,它就没有任何说服力。”[15]

阿多诺认为,当代美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审美经验与概念反思二者统一起来,辩证地沟通哲学反思和艺术经验,从而把握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对一种未来的美学来说,一个有效的、尽管是困难的方法可能是以生产为导向的经验与哲理性的反思这两者的良好结合。这样一种美学将会超越艺术作品现象学这一层次,从而将它与概念化的中介联系在一起。”[16]由引文中“以生产为导向的经验”几字可看出,阿多诺所谓的艺术经验指的是艺术生产者——艺术家的审美经验,而不是读者由阅读而引发的审美经验,尽管阿多诺并不认为作品的真理性内容跟艺术家本人有关。对读者审美经验的拒斥,跟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背景下读者缺乏审美经验的论点一致。

把审美经验和概念反思二者统一起来的现代美学应具有具体性、历史性。

阿多诺反对传统哲学美学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过多地放在对艺术起源和艺术本质的哲学探讨上。因为这样的话,美学可能迷失自己的方向。他说:“美学不应当像追捕野雁一样徒劳无益地探索艺术的本质;这些所谓的本质要从其历史背景的角度来看。”[17]他认为,美学关注的,与其说是艺术原来是什么或者以后将要成为什么,还不如说是艺术现在正在生成的样子。如果不能从独特的历史背景考察独特的艺术现象,美学将像追捕野雁一般徒劳无功。

对于当前的现代艺术来说,阿多诺认为,现代美学应竭力反思现代艺术经验而不是别的什么。阿多诺称这种反思为“二次反思”,以区别于艺术对现实的反思(即艺术经验)。二次反思较艺术对现实的反思更进一步,是对艺术经验的反思,能够揭示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没有它的介入,审美经验将不成其为审美经验。

此外,阿多诺认为,对于当前艺术的审视不能有先入之见,不能带有哲学的前提;要用美学的内在批评的眼光去审视当前的艺术。他强调,审美理解的模式是一种行为模式,这其中的感知过程围绕着艺术作品运动,“那些仅了解艺术内情的人们不理解这一点,而那些仅从外部去审视艺术的人们则由于与其缺乏亲和关系而习于歪曲这一点”,与其在这两种立场观点之间随意波动摇摆,美学还不如联系具体作品展示出其必然的相互关联。他还指出,“美学务必从其自身的形态角度去理解历史内容的客观性,而不是从历史的必然进程中汲取这种客观性”[18]。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艺术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根本上属于时间现象的真理性内容”。通俗地说,阿多诺认为艺术中蕴涵着这个客观世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美学正是要去揭示这多种可能性,而不是戴着一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有色眼镜去分析艺术。那样的话,你会失去艺术中包含的真理性内容。

具体的、历史的现代美学必须对传统美学进行扬弃。

阿多诺对传统美学的否定体现了他的否定的辩证法精神,也就是说,他的否定是具体的、历史的。“否定传统美学其中就意味着赋予传统以应有的权利。”[19]在很大程度上,他给传统美学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尽管他所极力主张的现代美学同传统美学有着质的区别。阿多诺对传统美学的态度同他对传统哲学、传统艺术的态度是一致的。

阿多诺对传统美学的扬弃具体体现在他对康德和黑格尔两人美学思想的辩证否定中。他对康德、黑格尔两人美学思想的辩证否定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学者指出,阿多诺称赞黑格尔美学时称其为“精神美学”,批判黑格尔美学时称其为“内容美学”。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尽然。因为阿多诺对“精神”和“内容”内涵有自己的理解,与黑格尔绝不雷同。

对阿多诺与黑格尔美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阿多诺的基本观点恰恰不是导源于他人,而倒是更多导源于黑格尔”[20],“阿多诺的思想是深刻的黑格尔式的”[21];另有学者认为,阿多诺与黑格尔美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异。[22]主张二者思想联系的人认为,阿多诺乃用黑格尔的方式在重新思考黑格尔的哲学母题,如艺术终结论、艺术精神、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自然美等;主张二者存在本质差异的人认为,同样的美学概念、范畴、命题在阿多诺美学里具有本质不同的内涵和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应该这么说,阿多诺对黑格尔有关美学概念、范畴、命题的借用是有他自己的意图的,也就是说有他自己的价值取向。 阿多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主要表现在对黑格尔美学体系思想的批判,说体系是“独撰概念的不祥领域”,是资产阶级的“故弄玄虚”。他虽也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在美学中的运用,但更多地批判黑格尔美学中辩证法的不彻底。他说:“黑格尔的艺术辩证法局限于艺术样式极其历史,但在他的艺术作品观念中似乎没有辩证法可言,至少远远不够。”[23]“黑格尔的美学,犹如他的历史哲学和其他大量分析研究,均未实施他在其主要著作中所阐述的辩证法概念,尽管其中包含许多卓有价值的洞识。”[24]其他如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艺术精神、形式与内容辩证关系、自然美等的批判,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正因为阿多诺意识到黑格尔美学体系的错误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在美学史上已造成实质性的后果,所以他才追寻更古老的美学史,重新挖掘康德美学的潜力。他表示,“康德的学说之所以在今日或许更有价值,是因为它力图把对必然性的认识与认为这种必然性是潜在的观念一并整合在美学之中”[25]。但这话并不表明阿多诺主张把黑格尔美学连根拔起,由康德处重写美学史。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他是充分肯定了黑格尔的贡献的。而他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却表现出相当尖锐的一面。如他对“艺术天才观”的批判一针见血:“天才膜拜化肇始于康德。”[26]

总括来说,阿多诺美学受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美学思想影响很大。在哲学上除了这些哲学家以外,他还对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展开批判,可以说,也间接地受到他们的影响。此外,同卢卡奇的哲学、美学思想,阿多诺也保持了一种密切联系,不管是肯定的接受还是否定的扬弃;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对阿多诺的美学影响犹为深远。阿多诺的美学思想来源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接受这些大师影响的同时,他对他们观点或多或少分别展开了批判。其中,黑格尔和康德两人作为传统美学的两位代表,受到攻击的火力最猛。

在《美学理论》一书中,阿多诺把自己批判的锋芒主要对准传统哲学美学而不是经验美学,这可能跟现代艺术已经兴起,现代艺术经验已经出现,而传统哲学美学不仅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反动势力有关。阿多诺美学的理论出发点就在理解现代艺术,在理论上为现代艺术正名。但是,阿多诺并不反对传统哲学美学中的反思成分。他认为,要弄懂今日的艺术只有通过一种途径,那就是批评性和自我反思。尽管阿多诺批判传统哲学美学不留情面,但他仍然把自己的美学称为哲学美学,以别于当时时髦的经验美学。可见阿多诺对传统哲学美学的矛盾心态: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因此他也才有改造它以释放出新的真理性内容的强烈愿望,并在晚年为之努力不懈。三

阿多诺分析了哲学与艺术在求真之路上各自显露出来的不足和劣势,并为新美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看似可行之路。他的美学理论至少在他捍卫现代艺术的成就时取得了实效,改变了人们对现代艺术的态度和看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阿多诺作为否定辩证法的倡导者、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在他批判黑格尔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辩证法的时候,自己也并没有避免犯着同样的错误:一、哲学和艺术的分离是否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没有重新融为一体的可能性?二、哲学和艺术之外,科学的位置何在?

前一问题牵涉到阿多诺对传统艺术真理性内容的评价,以及这种真理性内容展开的方式,尽管他并不否认传统艺术一度拥有的真理性内容,也承认它们仍在历史的地质层中具有影响力。哲学与艺术的分离肯定是历史的,没有一以贯之的二者的截然区分。观念的区分始于柏拉图;学科的区分乃是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体系确定后的产物。阿多诺急于规划自己理论的蓝图,却全然不顾哲学、艺术二分法存在的隐患,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自己所极力倡导的否定辩证法。后一问题牵涉到阿多诺美学乌托邦色彩的强度,现代艺术之后艺术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以及通俗艺术、后现代文化等问题。可以说,阿多诺美学理论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此外,阿多诺关于现代美学的设想及其拯救现实的可能性,并不表明阿多诺就把拯救现实这一重任直接交付给了美学。谁也不会认为,阿多诺作为批判理论的主要实践者之一,会混淆生活与美学的界线。针对魏默尔、沃林等学者所持的阿多诺把美学作为最后一片阵地,对现实进行赎救的观点[27],有学者明确指出,阿多诺美学不同于本雅明的浪漫主义美学救赎,是因为阿多诺把“承载着自然历史观念的美学经验视为现代被施魅的理性的解毒剂”。也就是说阿多诺通过美学经验拯救理性而非社会现实。[28]把理性的恢复作为美学与拯救现实之间的中介,这无疑是深刻的。拯救理性也就是反对启蒙的神话化和极端的同一性。只有通过这一途径获得一种现实的力量,才能彻底改变社会现实。问题在于,艺术的真理性内容只有通过哲学的反思才能获得,而反思的前提又在于拥有与启蒙理性、同一性思维完全异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理性,其中的悖论可想而知。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对辩证法的否定性的预存,“通过这种否定的哲学或辩证法来保存人们对于现实的否定性运动规律的认识能力”[29],与其说显示了一种“冬眠策略”,不如说阿多诺本人理论上确实陷入了困境,把不是立场的否定的辩证法变成了一种立场,从而饱受后人诟病。

尽管这样,阿多诺从现代艺术出发探讨美学问题,对待传统美学的科学、客观态度,以及构建自己理论的开放性,仍给我们以启示,对当代美学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从现代艺术现实出发构建现代美学理论。阿多诺关于现代美学的构想源于现代艺术现实,而现代艺术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社会现实。阿多诺美学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哲学与艺术的共同抵抗,是对虚假的同一性、总体性社会的抵抗。从现代艺术出发也就是从批判现实出发,从现世幸福出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当代美学的构建,其实质在于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批判。这种批判只能紧密结合当代艺术实践而进行。在当代美学理论的构建中,一些浮躁的美学工作者往往喜作宏大的理论设想,却难以有理论上的真正突破,主要问题在于宥于虚的理论架构,却难有真正的现实批判内容。 其次,正确对待美学传统,挖掘传统美学的潜力。阿多诺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他的哲学理论中也多次批判文化虚无主义。他的美学理论立足于现代艺术实践,而现代艺术实践早已逸出传统美学的范畴。按理说,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应该彻底抛弃传统范畴、另起炉灶、同传统美学完全划清界线才对,但阿多诺没有这样做,他给予传统以应有的地位,强调“以概念超越概念”。这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的做法,传统“换汤不换药”的体系思维受到合理的批判。在对待现代派艺术问题上,阿多诺之后的个别理论家甚至完全否定现代派艺术的成就,这是极端的做法。在我们当代美学的建设中,曾受政治的影响,理论上经常走极端,过多强调否定的一面而忽视继承的一面。现在,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

最后,注重美学理论的开放性。就像对传统美学、传统艺术的批判是具体的、历史的一样,阿多诺对现代艺术的肯定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这就为他的理论奠定了开放性的品格。阿多诺曾想把他的《美学理论》一书题献给现代艺术代表作家贝克特,这其实暗示了其理论的适用性——针对现代艺术的美学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被问及艺术的未来走向时,阿多诺缄口不言。因为阿多诺认为艺术的处境非常危险,艺术的发展仍是个未知数,就如这个社会的发展一样,仍需靠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做出判断、付出努力。应该说,阿多诺的做法无疑在提醒我们,任何关于美学理论的架构,都应该考虑艺术现实这个变量;艺术的变数决定了当今美学理论的开放性。 [参考文献]

[1](德)特奥多·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14.

[2](联邦德国)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著,洪佩郁等译.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231.

[3](德)阿多诺著,王柯平译.美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33.

[4]薛华.黑格尔与艺术难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5](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钱佼汝、李自修译:《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6]刘小新文.阿多诺与黑格尔美学思想比较论[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6):48-54.

[7]参见Persistence of Modernity(Wellmer,Polity Press,1991)和文化批评的观念.(理查德·沃林著,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1版)中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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