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论坛刑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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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论坛》是CSSCI南大核心期刊也就是c刊。（C刊多指CSSCI，英文全称为“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缩写为CSSCI）。《法治论坛》杂志创办于2006,是主管的重点学术期刊，是由广州市法学会主办的大型法学理论公开出版物。

（1）涉信息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4年10月-2017年10月，首席专家 （2）涉信用卡犯罪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1年6月—2013年6月，项目负责人（3）金融犯罪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年6月—2007年6月，项目负责人（4）证券犯罪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2年6月—2004年6月，项目负责人（5）侵犯知识产权罪惩治研究，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2009年6月—2011年9月，项目负责人（6）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美国政府资助项目,2002年1月－2003年6月，项目负责人（7）突发性公共危机的法律应对研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课题,2004年3月－2006年4月，项目负责人（8）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2004年7月－2006年7月，项目负责人（9）中国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上海教委重点学科课题,2002年9月—2005年9月，项目负责人（10）社会转型时期的刑事法理论,上海茂盛国际有限公司委托,2004年1月－2004年8月，项目负责人 “七五”期间全国法学重点研究课题《各国刑法比较研究》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选题《金融风险防范与犯罪惩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重点研究课题《犯罪与刑罚理论专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证券犯罪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邪教活动的法律控制》和《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应对研究》上海市教委重点课题《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研究》、《侵犯知识产权罪惩治研究》美国政府资助项目《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证券期货犯罪研究》、《金融犯罪研究》、《涉信用卡犯罪研究》 （1）《刑法学名师讲演录》，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2）《中国刑法学讲演录》，专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3） 《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4）《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5）《刑法学专论》，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6）《证券期货犯罪理论与实务》，专著，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7）《证券期货犯罪比较研究》（英文版），专著，荷兰艾柔默斯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8）《金融犯罪理论专题研究》，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9）《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务》，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10）《刑法学》，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11）《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法律对策》，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12）《中国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13）《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2005 年度）第二卷：实务问题研究》（上、下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14）《刑法学研究（第 1 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15）《刑法学研究（第 2 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16）《犯罪与刑罚理论专题研究》，副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17）《刑法学研究（第 3 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8）《刑法学研究（第4卷）》，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19）《刑法学研究（第5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20）《刑法学研究（第6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21）《刑法学研究（第7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22）《刑法学研究（第8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23）《刑法学研究（第9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4）《刑法学研究（第10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25）《刑法学研究（第11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26）《刑法学研究（第12卷）》，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27）《金融犯罪案例研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28）《证券期货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9）《中国刑法学讲演录（第二版）》，专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30）《涉信用卡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主要学术论文（1）《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相关理论辩证》，《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2）《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3）《我国金融犯罪刑法分类质疑》，载《法学评论》 2007 年第 4 期，独著（4）《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疑难问题刑法评析》，载《政法论坛》 2008 年第 2 期，独著（5）《<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司法适用相关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 2011年第6期（6）《“职业绑手”受雇控制被害人行为定性研究》，载《政治与法律》 2012年第 2 期（7）《 < 刑法修正案 ( 六 ) 草案 > 评析》，载《法学》 2006 年第 2 期，独著（8）《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反思》，载《法学》 2005 年第 5 期，独著（9）《共同证券期货犯罪疑难问题探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1 期，独著（10）《证券、期货犯罪的刑事立法及其完善》，载《法学》 2004 年第 5 期，独著（11）《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载《政治与法律》 2005 年第 6 期，第一作者（12）《假冒专利罪客观行为的界定与刑法完善》，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1 期，第一作者（13）《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载《政治与法律》 2005 年第 6 期 独著（14）《建立和谐社会突发危及应对机制的法制轨道》，载《法治研究》 2005 年第 4 期独著（15）《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分析》，载《法学》 2005 年第 6 期 独著（16）《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载《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2006 年第 2 期，第一作者。（17）《“银广夏事件”的刑法思考》，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2 年第 1 期，独著（18）《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再思考》，载《法学》 2002 年第 2 期，独著（19）《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 2001 年第 1 期，独著（20）《 2001 年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综述》，载《法学》 2001 年第 11 期，独著（21）《关于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定性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 2001 年第 9 期，独著（22）《论金融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载《法学》 2001 年第 7 期，独著（23）《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犯罪行为的刑法分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0 年第 6 期，独著（24）《论我国新刑法中的结合犯》，载《法学》第 2000 年第 8 期，独著（25）《婚内定“强奸”不妥》，载《法学》，第 2000 年第 3 期，独著（26）《完善证券期货犯罪刑事立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 年 2 月，独著（27）《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行为方式之解读》，载《法商研究》 2005 年第 1 期，独著（28）《信用卡的司法认定》，载《政法论坛》 2003 年第 3 期 独著（29）《“性贿赂”行为犯罪化不足取》，载《法治论坛》 2003 年第 2 期 独著（30）《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案件对民事合同效力的影响研究——以非法集资案件中的合同效力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10期，第一作者（31）《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独著（32）《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刑法适用之影响》，载《法学》2013年第12期，独著（33）《关于中国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发展》，载《立命馆法学》2013年第1号，独著（34）《刑事法治视域下处理虐童行为的应然路径》，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1期，第一作者（35）《克减冤假错案应当遵循的三个原则》，载《法学》2013年第5期，独著（36）《论刑法中法律拟制的设置规则》，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9期，第一作者（37）《刑法严惩非法集资行为之反思》，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独著（38）《论内幕交易罪最新司法解释及法律适用》，载《法学家》2012年第5期，独著（39）《限制或废除死刑与提高生刑期限关系论》，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3期，独著（40）《信用卡“养卡”，“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载《法学》2012年第7期，独著（41）《取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的定性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9期，第一作者（42）《盗窃罪新司法解释若干疑难问题解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独著（43）《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期，独著（44）《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停止形态研究》，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4期，第一作者（45）《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评析》，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8期，第一作者（46）《涉信用卡犯罪对象的评析及认定》，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1期，独著（47）《论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两面性》，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独著（48）《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抢帽子交易刑法属性辨证》，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独著（49）《自贸区建设中刑法适用不可回避的“四大关系”》，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独著（50）《论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与刑法规制》，载《法学》2014年第6期，第一作者

在公开刊物上共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在CSSCI期刊发表多篇论文。（1）要件挑选原则与犯罪主体《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4期（2）对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质疑《现代法学》1988年第5期（3）试论收容教养 《劳改劳教理论研究》1989年第1期（4）犯罪的动机与目的新探《江西法学》1989年第4期（5）刑法上的“国家工作人员”质疑《法制月刊》1989年第10期（6）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再认识《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7）经济法规中的刑事责任初探 《武汉学刊》1990年第5期（8）论法官的职业道德 《江汉论坛》1991年第6期（9）武汉市涉外经济法规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学习与实践》1991年第12期（10）论收容教养制度《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11）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中权利观比较《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12）职务犯罪辨析 《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6期（13）论职务犯罪的概念和本质《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14）论犯罪的动机与目的 《山东法学》1993年第3期（15）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新探《中央检察官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16）论犯罪的动机与目的的关系 《江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17）论主观恶性《政治与法律》1993年第4期（18）论量刑的根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家》1993年第5期（19）我国科技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深圳法制报》1993年10月26日（20）量刑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 《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21）罪刑相适应原则所面临的困境与出路《法学评论》1994年第2期（22）论量刑的刑罚经济原则 《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23）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 《人民司法》1995年第4期（24）论一案中多种情节并存时量刑的综合平衡《法律适用》1995年第5期（25）论多种量刑情节的适用《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1期（26）完善刑法中量刑规定的立法构想《现代法学》1996年第2期（获全国法院系统学术研讨会二等奖）（27）论受贿罪的主体 《法律适用》1996年第2期（28）刑事诉讼法系列讲座（共三十篇）《海南日报》1996年6月－11月（29）王英汉流氓集团案 《中国审判案例要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年出版（30）论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 《人民司法》1996年第11期（31）量刑失衡与矫正对策 《开放时代》1997年1期（32）鼓励自首立功，明确从轻处罚 《广东法制报》1997年5月12日（33）为何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代反革命罪《广东法制报》1997年6月2日（34）广州市流动人口的管理对策 《广州法制报》，1997年4月15日（35）论刑法中从重、从轻、减轻、免刑的适用，《中央检察官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36）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理性思考，《开放时代》1997年第5期（37）穗港两地刑事司法协助探讨，《广东行政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38）粤港两地司法协助探讨， 《开放时代》1998年第3期（39）论刑事责任的根据内部的关系及特征，《中国刑事法》1998年第6期（40）珠江三角洲：反商业间谍在行动，《当代地方科技》1998年第6期（41）澳门法制面临的问题及发展模式展望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42）关于澳门法制建设问题的思考， 《特区与港澳经济》1999年第12期近十年（2004年至今）发表的论文：（43）犯罪概念的哲学思考 《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CSSCI）被《中国法学精粹系列丛书》之一的《中国刑法学精粹》（2005年卷）收录（44）犯罪客体新论 《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 （CSSCI）被《中国法学精粹系列丛书》之一的《中国刑法学精粹》（2005年卷）收录（45）论我国缓刑的立法完善与司法对策 《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CSSCI）（46）论量刑的平衡 《人民司法》2004年第4期（47）论量刑中的减轻处罚与免除处罚 《人民司法》2004年第8期（48）合同罪若干问题探究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49）论计算机犯罪的几个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50）论合同罪 《经济师》 2004年第12期（51） 论缓刑保证金制度的设立 《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2）论量刑原则的重构 《法学评论》 2005年第1期 （CSSCI）（53）挪用公款罪的几个实务问题探究 《人民司法》2005年第4期（54）农村法庭建设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55）重刑主义不利于长治久安《检察日报》2005年6月14日理论版（56）对重刑主义的反思 《法律适用》2005年第8期（57）重刑主义的理性思考 《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2005年）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58）我国缓刑制度的反思与重构《马克昌教授八十华诞祝贺文集》，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59）一宗离奇“奸尸”案引发的刑法学思考《当代检察官》2006年第10期（60）恶意逃避债务的刑法规制 《暨南学报》2007年第1期 （CSSCI）（61）和谐社会建设与刑罚轻缓化《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62）刑法中的人格问题初探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年第3期（CSSCI）（63）人格刑法视角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此文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3期全文转载（64）赌博罪的司法困境及出路 《法律适用》2007年第11期（65）让刑法闪耀人性的光芒 《同舟共济》2007年第6期（66）刑事政策视野下的人格刑法理论解读《中国刑事政策报告》2008年第三辑（67）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畸高薪酬的司法介入 《法治论坛》2008年第10辑（ 68）人格理论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启示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2期（69）论人格刑法理论在我国的引入，《中国监狱学刊》2009年第6期（70）管制刑保留的必要性及完善，《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71）转型时期人格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引入与推进，《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CSSCI）（72）激情犯罪情节法定化的立法思考，《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CSSCI）（73）中国证券犯罪的立法完善与司法对策，《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CSSCI）（74）我国司法实务中赃款赃物处理存在的问题、原因与处置原则，《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CSSCI）（75）激情犯从宽处罚的应然与实然论证，《贵州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CSSCI）（76）论社区服务刑制度在我国的设立，莫洪宪等主编《社会转型与法学发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社2013年出版。（77）轻微刑事案件不捕标准探讨，《法治论坛》2013年第3辑（78）对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反思，《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9期（79）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立法之检讨，《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CSSCI）（80）人格刑法理论对我国的启示，《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CSSCI） （1）《量刑的基本理论研究》（专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2）《中国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3）《警用法学大辞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4）《经济法教程》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5）《农村普法读本》（二人合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6）《刑法学研究新视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7）《人大制度与人大代表》 红旗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8）《广州可持续发展研究》 广州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9）《经济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二人合著，第一作者），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0）刑法学（副主编）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11）量刑与行刑改革探索（专著）群众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目前有6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全文转载，有一篇论文分别被《新华文摘》（1990年第4期）转载。有两篇论文论文同时被《中国法学精粹系列丛书》之一的《中国刑法学精粹》（2005年卷）录入。

法治论坛论文汇编

《法治论坛》是CSSCI南大核心期刊也就是c刊。（C刊多指CSSCI，英文全称为“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缩写为CSSCI）。《法治论坛》杂志创办于2006,是主管的重点学术期刊，是由广州市法学会主办的大型法学理论公开出版物。

1. 《谈国际商事仲裁协议》，载《法律与社会》，1996年第1期。2. 《国际冒牌货贸易的法律问题》，载《经济与法》，1996年第8期，第22-25页。3. 《论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地位》，载《宁波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第112～120页。据该文修改成文的论文《论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法律问题》，于1996年11月获华东政法学院“第三届韬奋学术节”优秀论文一等奖。4. 《论大陆架划界争议中的公平原则》，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总第16期，第32～35页。5. 《浅谈国际贸易中冒牌货之法律问题》，载黑龙江省法学所主办《法学与实践》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72期），第15～18页。6. 《美国商业银行法的新发展》，载上海市法学会主办《上海法学研究》杂志，1996年第6期（总第89期）“外国法制”专栏，第45～47页。7. 《国际保理及其在国际贸易中应用的法律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学报《法学研究生》杂志，第19期（1996年冬季号），第54～60页。8. 《证券纠纷案件的新特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2日。9. 《国外投资银行业：发展特点及其借鉴》，载国家对外经贸合作部主办《国际经济合作》杂志，1997年第2期（总第134期）“国际金融”专栏，第48～51页。10. 《“其士”内幕交易案审结，香港证监会以败诉告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25日。11. 《海外官司获胜，国内债务难偿——海虹控股有关公告的情况分析》，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7月31日第1版。12. 《基础已经奠定，架构已经形成——析我国会计师从事证券业务有关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3日。13. 《透支纠纷是非曲直可断定》，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6日。14. 《品牌不能乱喊价，无形资产评估必须依法进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0日。15. 《陈年老帐怎么算，解放前“老股票权益申领须依法行事》，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15日。16. 《国有股权管理的配套法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0日，第1版。17. 《规范国有股东行为，推动股份公司发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第1版。18. 《亦喜亦忧谈质押——关于上市公司法人股股权质押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1日。19. 《谈香港加快处理内幕交易案》，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3日。20. 《国有股权益不容侵害》，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8月29日。21. 《连环纠纷尚未了，质押担保接踵来——析让人眼花缭乱的法人股“运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日。22. 《法律意识增强，行为更须规范——中国上市公司中报述评》，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16日23. 《遵守自律规范，推动市场发展——谈〈全国保险业公约〉的启示》，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0日。24. 《保障市场健康发展的有力武器——谈新刑法实施对证券市场规范化建设的意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5. 《贯彻罪行法定原则——析新刑法中有关“证券犯罪”的条款》，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6. 《如何认定证券犯罪》，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9月28日，第1版。27. 《纠纷初审结，分歧未消除——宁波华通500万股法人股股权争议双方均称将上诉》，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日。28. 《抓住机遇，难中求进——析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焦点》，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5日第1版。29. 《联交所规范公司运作不手软，21家上市公司被停牌》，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7日。30. 《既是稳定调节器，又是发展推动力——析投资基金对我国资本市场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2日，第1版。31. 《牵线搭桥，功不可没——谈证券商载我国证券市场上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19日第1版。32. 《建章立规重治理——析我国部分省市规范股份公司运作的做法》，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0日第1版。33. 《有突破才有发展——谈上市公司业务突破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0月26日第1版。34. 《用好证券市场的“壳”资源——上市公司“换壳”对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2日，第1版。35. 《股份合作制不是过渡形式》，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7日。36. 《股权转让缘何日趋活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8日，第1版。37. 《积极探索股票案件审判工作》，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2日。38. 《健全法规，规范行为——关于上市公司股权运作与转让的法律思考》，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3日。39. 《股权运作，规范现行——中国第一次规范上市公司股权运作研讨会综述》，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1月16日。40. 《企业投融资效率亟待提高》，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3日。41. 《股市投资须防盗》，载《上海证券报》1997年12月25日。42. 《引入投资银行机制，推动证券公司发展》，载福建省政府办公厅主管，对外开放办及特区办主办《开放潮》杂志，1998年第3期（总第27期）第36～37页。43. 《关于完善我国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思考》，载《上海投资》杂志，1998年第九期（总第123期）“法苑”专栏，第59～62页。44. 《资产重组：上市公司主业大转换透视》，载上海市国资委主办《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财经广场”专栏，第17～21页。45. 《日益活跃的股权转让原因透析》，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5期，第22～24页。46. 《发展直接融资此其时矣――关于提高我国企业投融资效率的思考》，载《上海国资》杂志，1998年第10期“财经广场”专栏，第23～27页。47. 《期货公司越权平仓改单，法院判承担赔偿兼堂费》，载《香港商报》1998年11月20日B6版。48. 《期货市场国际规范的新发展》，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49. 《GLOBEX及其法律意义》，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0. 《国际期货市场法律规制的历程、现状和原则》，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51. 《英国期货市场的立法与自律监管》，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52. 《日本期货立法的特点》，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3. 《美国期货立法探析》，载《法制日报》1998年10月10日，第8版“国外法坛”专版。54. 《证券法对外资股市场的影响》，载《香港商报》1999年1月7日，第D1版。55. 《欧元：How do you do? 》，载《上海国资》杂志，1999年第1期第43～46页。56. 《透视香港创业板市场――高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新途径》，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4期“关注金融”专栏，第19～21页。57. 《中国大陆设立创业板市场的障碍与对策》，载办《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5期第35～37页。58. 《产业投资基金规范发展引人关注》，载《上海证券报》1999年10月19日。59. 《香港二板市场“特别快车”》，载《上海国资》，1999年第10期，第页。60. 《创业板，香港的“那斯达克”？ 》，载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环球企业家》杂志1999年第11期。61. 《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载《开放潮》杂志，1999年第6期（总第36期），“特别栏目”“加入世贸组织：影响分析及前景展望”，第25～26页。62. 《中国证券市场直面入世冲击波》，载《上海国资》杂志，2000年第1期，第42～45页。63. 《发挥监督功能 规范市场运行——论证券新闻与证券法制的辩证关系》，载《中国记者》杂志，2000年第3期。64. 《中国信托业的创新与发展》，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第1版。65. 《信托业迎来发展新契机》，载《上海证券报》2001年3月26日。66. 《网上证券交易推动证券服务迈向更高层次》，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2期，第40-42页。67. 《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及其影响》，与孙克任博士合作，载《上海国资》，2001年第7期，第27-30页。68. 《询价制是否带来市场博弈新格局》，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2月2日。69. 《法律环境堪成有利，信托公司直面外资参股》，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70. 《信托业务创新有制度优势》，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7日。71. 《证券法修改应注意与公司法协调》，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9日第8版。72. 《2005：信托机构厉兵秣马》，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3月11日。73.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法律问题研究》，独著，10000字，上海经济法论坛2006年首届年会论文，大会宣读，2006年7月15日。74. 《构造我国金融期货法律体系》，独著，8000字，载《国际金融报》2006年8月17日第六版“论坛”专刊整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投资与证券》2006年第10期全文转载，第104-108页。75. 《国外证券税制发展特点及其借鉴》，独著，10000字，上海市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财税法学理论研讨会核心论文，2006年11月18日大会宣读；刊载于《东方财税法研究》（200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载第88-100页。76. 《论金融期货交易所及其独占权制度》，独著，4000字，载《金融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第45-47页。77. 《关于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的几个问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财经院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主题评论，2007年5月24-25日，山西太原。78.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十大法律问题研究》，载陈大钢主编《创新型国家与经济法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122-134页。79. 《中国法律翻译的回顾与建议》，独著，13000字，上海市浦东新区翻译协会2009年年会暨第二届浦东翻译论坛—“翻译推动浦东法治化进程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Legal Tran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主题发言论文，2008年9月20日。80. 《金融法若干术语的英汉翻译与应用研究》，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60-67页。81. 《商事调解及其在金融纠纷解决中的应用》，独著，8000字，为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2009年商事调解员大会撰写的论文，2009年6月18-19日。82. 《金融监管及其国际化的法律问题》，独著，17000字，中国国际法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2009年6月20-21日于华东政法大学及上海银河宾馆。83.《研讨金融法治建设，普及金融法律知识》，独著，7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8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优化法制环境研究》，独著，12000字，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学术论文，载中国法学会、同济大学《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暨中国城市金融法治论坛论文集》（上）第1-12页。85.《WTO体制下大中华经济区的法律问题》，独著，12000字，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86. 《关于我国财经类高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思考与建议——以上海金融学院产学研开放式合作与管理为视角的研究》，独著，18000字，被2010年全国高等财经教育分会举办了首届“中国高等财经教育论坛”采用，编入其年刊《高等财经教育研究》，于2011年4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87.《关于浦东新区科普国际交流平台建设的思考与建议》，吴大器、丁海涛、张学森 合著，12000，载《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法律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人才培养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篇1 浅谈医疗纠纷的法律教育 一、当今医疗面临的法律问题 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众所周知医生的主要职责是治病救人，但由于医学科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而医生执业行为的后果又直接指向患者的生命，通常医患双方对医疗结果的认识有分歧，焦点又在于不良后果产生的原因，因此这个行业具有高风险性。近年来，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患矛盾激化，引发大量的伤医和杀医案件，从同仁医院的徐大夫被砍伤，哈医大实习医生命陨刀下，到浙江温岭大夫血洒诊室然而，每次惨剧后医生群情激愤，悲伤不已，而医生之外的群体，则少见关心，更别提感同身受的悲愤。这些鲜血的事实，已经让很多的家长和医学生在思索医疗工作的人身安全问题，甚至考虑转换专业。 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每年医疗纠纷均呈上升态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具体表现为医疗投诉多，要求进行医疗技术鉴定及伤残鉴定的多，要求医院巨额赔偿的多，医院败诉的多，新闻媒体参与的多，纠纷处理困难的多，社会影响增大的多。目前我国与医疗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是很健全，因为医疗是专业行为，所以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要求是举证倒置，医院和医生必须举证伤残或死亡与常规的医疗行为无关，而部分患者或家属在不理解医疗过程及结果，或是高额的赔偿不能满足时，就反复向卫生行政部门、司法部门投诉，动辄聚众闹事，打骂伤害医护人员，打砸医院财物，甚至聘请职业医闹将问题升级。部分媒体缺乏医学知识，盲目炒作，推波助澜，是医疗纠纷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医生的法律知识缺乏 现有的医学培养体系更注重的是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往往忽略了对医学生的法律知识的普及，部分医护人员更是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如在进行病案的记录时，作为医护人员可能存在“记录不全”的情况，但在法律层面上则不是单纯的“记录不全”，而被视为“证据不全”，往往会直接导致医疗官司败诉，医护人员受到不公平对待。有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知情权、同意权等认识不到位，在进行手术或医疗操作之前未尽到很好的医疗告知义务，或是措辞不当，未让患者充分理解手术的风险性和术后并发症及合并症的存在性。往往会导致部分患者误以为手术完就万事大吉，一旦在术后出现并发症或其他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或预后不佳时，就迁怒于医院或医生，引发纠纷。另外部分医生忽视病人的隐私权和选择权，在进行临床见习生和实习生的带教时，在未与患者充分沟通，取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超范围使用实习医生，或让其独自处理病人，造成医疗纠纷。 医疗体制及医疗现状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都是民众的抱怨。目前我们的医疗资源存在分布不均，大城市相对优质医疗资源集中，而边远地区则医疗资源匮乏，造成三甲以上医院人满为患，三甲以下医院则门可雀罗，民众就医困难。医疗改革将医疗市场化，要求医院自负盈亏，不排除部分医院过度医疗情况存在，加重患者负担。而“以药养医”等不合理的制度依旧无法破解，让医生成为直面矛盾的具体对象，承受更多的伤害。医疗市场化也让民众以为医疗过程如同日常消费，往往忽视医疗过程的专业性，按照自身意愿来解决医疗问题，在医疗后果达不到自身意愿时，及迁怒于医生，无形中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对立化，造成伤医甚至杀医问题频发。 社会舆论推波助澜 近年来，部分新闻媒体在不了解医疗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将医疗纠纷当作社会新闻热点，连篇累牍地报道。并且部分报道过分渲染医院的阴暗面，如不合理收费、收受红包、服务态度不好等，而选择性地忽视医护人员的救死扶伤，容易误导患者在治病过程中如若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时，就联想到医院闹事，损害医院及医生声誉，将当事医生及医院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影响事件的依法合理解决。 二、加强医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 了解法律知识教育的意义 有调查显示目前的医学生不了解法律法规，缺乏学习法律法规的主动性，认为只要自己不违法，没必要学习法律知识，甚至认为专业课程太多，没空学习。在全民法律意识增强的同时，从事医疗高风险行业的医生更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作为未来医生的医学生要认识到学习医疗相关法律知识和学习医学专业知识同等重要，是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我们所从事的所有的医疗教学和科研，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师生都应该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加强法制观念，依法办事。 完善培养方案，增设医疗相关法律课程 目前的医学生培养方案，重医疗专业知识的学习，轻执业素质及执业法规方面的学习。而现实的医学学科发展中，出现很多诸如安乐死、脑死亡、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基因工程等医疗工作，不再是单纯的医疗事件，而涉及了众多的法律、伦理知识。大部分的医学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均未开设专门的医疗相关法律的课程，我校也仅有预防医学专业有16学时的选修课学习《卫生法》。因此可以说对于医疗相关法律的学习，目前在高校都是一片空地，需要我们从培养方案着手，增加相关法律的学习课程，才能通过共同努力，培养出即懂医学又懂法学的医学生，在遇到涉及法律问题的医疗活动时不会手足无措，无法可依，甚至出现违法行为。 端正师生教法、学法的态度 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原因，使得高校师生对于不在教学培养方案内的医疗相关法律知识的传授和学习的重要性都认识不够。医学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仅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任务，相较于其他专业都要难而重，因此大部分学生都关注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对整个医疗行业及个体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的学习。端正教法、学法的态度，认真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从大方向来讲，有助于改变目前的医患关系紧张、矛盾尖锐，医疗纠纷繁多的现状，小的方面也能在医疗工作中维护医护人员的自身合法权益，避免受到伤害。 改变教学方式，融普法教育于专业课堂 在推进医学生强化法律知识的过程中，除开展专门的法律知识学习的课程外，改变传统的仅传授医学专业知识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实际案例，在结合学习医学知识的同时，普及法律知识，是不错的选择。如我们在讲述硅肺时，选择的就是河南开封张海峰“开胸验肺”事件，此案例社会影响大，学生有兴趣从专业角度了解事件的医学知识，还对相关的法律知识感兴趣。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明白从患者角度讲是维权，对职业病防治所的工作人员来讲，是渎职，犯罪。将法律知识的灌输融合到具体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日积月累，医学生的法律意识会逐渐增强。 开办普法知识讲座 在没有条件开设医疗相关法律课程的院校，可以通过邀请校内外的法学专业人士，利用当前频发的医疗纠纷相关的社会案件，对医学生进行普法知识讲座。目前非过错的医疗纠纷增多，主要原因是医患双方医学知识的不对称性导致对医疗活动及后果理解的差异，如对手术成功和患者痊愈的理解，大多数患者及家属等同二者，然而在医学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医生未尽到很好的告知和解释，那么会出现医学上的肿瘤手术成功，但患者及家属认为就是痊愈，一旦出现肿瘤转移或复发，就会归咎于医生，认为存在医疗过错，导致医疗纠纷。 三、结语 目前整个医疗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日益突出，医患双方的矛盾日渐尖锐，作为医学生，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从自身素质的提高开始，不仅有助于逐步改善目前的矛盾，还可以在冲突中保护自身作为公民的同等合法权益。而整个社会医患对立关系的转变尚待体制、医方、患方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法律教育论文下载篇2 浅谈医事法律专业法律诊所教育 摘 要 在医事法律实践教学中引入法律诊所教育，可以培养师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职业素养的形成，加强医学与法学复合型人才适应社会的能力。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高校在引进法律诊所教育时，应针对我国目前“大法学”法律诊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机构、经费、师资、制度、案源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和保障。 关键词 医事法律 实践 法律诊所 一、法律诊所教育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起源于美国20世纪初，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并于2000年引入中国法学教育中。到2011年底，已有144所高校引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律诊所教育是对我国传统法学教育的一次成功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特别是在提高法学学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我国目前的法律诊所教育还存在诸多困境和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诊所及学生的主体地位尚未明确。法律诊所教育被引入后，就和中国的法律援助结合在一起，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等工作就缺乏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学生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身份和地位也难以明确，进而影响了社会各届对法律诊所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经费不足。一方面是学校本身教育经费支持有限，另一方面是由于案件基本上都是法律援助案件，没有代理费用这方面的收入。 第三，案源不充足。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专业性强，援助对象有限;且社会各届特别是当事人对这一新生事物尚不了解、不信任，故法律援助案件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 第四，课程设置尚未明确。因为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我国开设法律诊所课程的法学院校一般将该课程定为大三以上及研究生的选修课，但高年级学生本身就业压力大、学习任务重，如何将课程设置合理并达到预期目的，各高校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对课程的实施缺乏总体规划和明确安排。 第五，评价体系不明。作为新兴事物的法律诊所实践教学，因其涉及环节多、周期长、分散性强、可控性差等特点，对如何评价其教学成果、如何保证其教学质量还缺乏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评价标准、质量监控体系等系统的健全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医事法律专业引入法律诊所教育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各高校对医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尽相同，但是为社会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是其共同的目标，医法人才的这些特性都要求其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在法律诊所中，学生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接触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医疗纠纷或其他医事案件，逐步学会处理医事案件的步骤、技巧和方法，在现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实践技能理解和掌握，使教与学达到有机统一。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能培养学生的独立解决问题的应对能力和与人相处的协调能力，也能够在此锻炼和实战阶段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很快地进入社会。 (二)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通过积极参加实践，让学生了解本专业的教学目标和对人才的社会要求，加深学生对于本专业的理解，正确地定位自己，促使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进行合理规划，并能在实践的活动中明白自己知识结构的“短板”，使得学生能够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通过帮助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对社会有一定的了解，在诊所教师的引导下去感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对法律工作者的希望和寄托，从而培养其坚定的法律信念、理想和职业道德，培养其过硬的职业素质。 (三)有利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医事法学专业的师资有着比单纯法学专业教师更高的要求，就是要具备文科与理科双思维、医学与法学双背景、理论与实践双能力，而现实中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又相对缺乏。法律诊所教育不仅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有利于教师在指导学生实践、参与法律实务工作的同时，培养和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科研能力和学习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成为既能从事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学生实践的“双师型”研究人员。 三、医事法律专业实施法律诊所教育的相关前提和保障 (一)机构的保障 大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离不开实践活动环境，开办医事法律专业的各高校实施法律诊所教育，首先要设立“法律诊所”，加强实验设施投入，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根据国内“大法学”开设法律诊所的情况，法律诊所机构主要是民间性质的法律援助中心，其法律地位、职能及作用尚未得到法律的相关保障，故笔者建议高校应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成立经政府批准的法律援助中心某某高校工作站，以真正实现学生走出校门、服务社会的教学目的。同时，高校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实习基地(如法院、检察院、司法机构等)资源，通过让法学专职教师带队参与、指导学生实习的办法，开展诊所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全程、系统地了解司法活动。最后，笔者建议有条件的高校可争取建立司法医学鉴定机构。医事法律专业的学生参与司法医学鉴定活动，一方面在鉴定专家的指导下参与医学鉴定，增强医学实践知识;另一方面在法学教师的指导下讨论和解决鉴定所涉的医事案件和法律，学习法律职业技能技巧，提高法律实践能力，从而达到法律诊所的教学目的。 (二)经费的保障 由于法律援助服务的对象主要为弱势群体，法律援助机构基本上没有创收的条件。因此，一方面学校应加大对法律援助机构的教育经费支持，设立医事法律专业学生实践教学专项基金;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机构应争取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以及通过与校外的法律援助机构横向合作获取资金;同时，因法律援助是公益性的，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争取社会的捐助。如高校设有司法医学鉴定机构，则高校应加大对该机构的投入，完善设施、设备，既是保障司法医学鉴定实践教学模式的顺利实施，也是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当然，司法医学鉴定机构也应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争取经济效益，对既承担鉴定又承担实践指导教学的老师给予经费上的倾斜，以支持法律诊所教育的顺利实施。 (三)师资的保障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诊所法律的实践教学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法学教育中的绝对主体，而只是充当辅助者、引导者、资源提供者、协调者和督促者等角色，而且需要系统、全面地了解案情并全程指导学生。高校医事法律专业的专职法学教师虽然可以担任法律援助的导师，但因其时间精力有限，容易使指导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笔者建议可以聘请退休法官、检察官等为兼职实践指导教师参与指导，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实现全程、系统的指导，还可以保证实践指导的质量，同时还可以通过交流和合作提高专职法学教师的实务能力。实践指导教师可以由司法鉴定专家来担任，但如同本校的专职法学教师一样，本校的教师和专家兼任的鉴定人虽然层次高、水平高，但不稳定且自身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日益繁重，这不仅会影响司法鉴定工作的业务扩展和发展规模，还会使司法实践指导工作流于形式。因此，学校应积极为鉴定人争取利益，调动鉴定人的工作热情，同时，吸引品德高尚、业务过硬的高层次人才到高校司法鉴定机构，走专职鉴定人与兼职鉴定人并行的道路，以保障司法医学鉴定实践教学模式的顺利开展和取得实效。 (四)制度的保障 首先是学校层面上的制度保障。学校应将诊所法律教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教育课程纳入教学计划，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制定具有一定弹性的教学大纲和模块式的教学内容，并根据教学目标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教师评价、客户评价等综合评价方式进行评价，形成一个系统的培养方案。同时，在加强对实践环节的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学校在职称评聘和核算工作量等环节应给予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平等的待遇，以促进教师的积极性。 其次是所设机构内部制度上的保障。法律援助中心某某高校工作站和司法法学鉴定机构应制定收结案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培训交流制度、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案件集体讨论制度、民主管理制度、法律服务质量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回避制度、监督考核制度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机构的管理规范和学生法律实践的顺利实施、开展。 (五)案源的保障 真实的案件是法律诊所教育主要的教学资源。因此，不管是法律援助中心，还是司法医学鉴定机构，都要通过各种办法广开案源。一方面，法律诊所可通过网络在线解答、电话咨询、在医院设咨询点、进社区提供咨询服务等方式宣传法律诊所，争取当事人上门;另一方面，应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妇联、卫生行政部门、劳动监察机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其他法律援助机构等相关部门的联系并得到其大力支持，争取充足案源，并为需要帮助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参考文献： [1]马林东，阮敏尔.“诊所式”法律教育实践性研究――以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法律诊所为例.青年与社会.2012(2). [2]熊跃敏，汤晓贺.法律诊所教育：价值诉求与本土化实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3]胡利平，景强，许冰莹，等.高校司法鉴定机构实验室认证认可与《法医物证学》教学标准化体系的构建.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4(4). [4]伍奕.法律诊所老师指导方法探析.大学教育.2013(1). [5]金鑫.高校司法鉴定机构的现状与未来.法制与社会.2010(30). [6]熊跃敏，汤晓贺.法律诊所教育：价值诉求与本土化实践.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7]郑晓静.法律诊所的定位与发展――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诊所为例.法治论坛. 猜你喜欢： 1. 关于法制教育的论文 2. 本科法律专业毕业论文下载 3. 关于法律教育研究论文范文 4.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下载 5. 关于法制教育的毕业论文

依法治国刑法研究论文2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眼光和胆识,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我党最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早在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时,他就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加强法制建设是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的前提和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四化,关键是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也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 其二,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政策连续性的需要。实践表明,有了健全的法制,政策就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邓小平同志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是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这些政策我们都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动摇的。”正是由于这些政策规定写入了宪法和法律,所以对我国大政方针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三,加强法制建设是打击犯罪活动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渗透进来了,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使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受到损害。对此,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通过法制建设逐步加以解决,通过专政手段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他明确地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其四,加强法制建设是搞好廉政建设的需要。纠正各种行业不正之风,加强廉政建设,其中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最根本的是靠加强法制。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属于法律范围内的问题,要用法律来解决……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 其五,加强法制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就不可能有健全的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规范市场活动,促进经济发展。 法制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既是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要用改革精神加快立法进程。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根据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结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情况,以宪法为依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立法步伐。1、尽快制定规范市场体系,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2、积极做好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发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工作。3、抓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清理工作,该修改的及时修改,该废止的及时废止,使“立、废、改”成为立法工作的统一整体,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2.要认真抓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加强法制,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继续认真抓好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的普法教育工作,并分层次、分行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要以党政干部、执法人员和青少年为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自觉地学法、守法、执法,做遵守法律的模范;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全体人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良好风气。 3.要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检查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应该明确这样的观念:“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为此,一要深化对执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立法与执法并重的原则。二要严格执法,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增强执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三要建立和健全执法情况的报告、登记、检查、仲裁等制度,严肃查处失误、渎职和执法犯法行为。四要加大监督力度,自觉地把执法工作置于党委、人大、政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效率。 4.要大力加强法制工作队伍建设。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一是要选调那些政治、业务素质高和工作能力强的同志到法制部门工作。二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加强法制工作队伍的自身建设。三是要尽力帮助法制部门解决实际困难,尽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并在经费、装备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 5.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这是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一是要把法制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当成一件大事来抓。二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学法、守法、执法,自觉地服从党纪国法的约束,用实际行动为群众做出表率。三是逐步由传统的开会、决议、命令等领导方式,转向引导、建议制定法律法规和监督各职能部门严格执法为主要形式的领导方法,及时总结、推广和表彰先进典型,努力为法制部门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从而使法制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法律与人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是维护秩序，规范、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法律论文 范文 8000字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论文摘要：依法治国就是依完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了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运行机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加强宪法的实施，必须改进全社会的宪法观念，加强宪法的宣传，宪法实施的监督，宪法的司法化等工作。

党的十七大 报告 强调“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依法治国，概括而言，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就是依宪治国。这是因为以宪法为最高法的完备而优良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一)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借助于国家权力所具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它的高低、大小是衡量一部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标志。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已为世界上各成文宪法国家所公认和接受。如日本国宪法规定，宪法为国家最高法律，凡与宪法条款相冲突的法律、法令、诏敕等一律无效。这说明：第一，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没有宪法依据和宪法授权，则不能制定法律;第二，即使其他法律有宪法上的立法依据，但其内容和精神也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条文相抵触，否则无效或部分无效;第三，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遵守、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我国现行宪法也规定了自身最高的法律地位。

(二)宪法规定了法治匡f家的基本制度。

宪法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包括四个修正案

(1)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2)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国体，它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还有其他劳动人民，把国体确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3)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中体现出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4)规定了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 文化 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再如美国1789年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了代议制度，其中包括美国国会的组成、职权、活动原则及其与总统、联邦法院的分权制衡关系等等。

(三)宪法规定了整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机制。

宪法规定了宪法和法律的监督、解释体制。我国宪法在 总结 建国以来的实施 经验 和吸收各国宪政发展长处的基础上，确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既保证了“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执行，又兼取特设专门机关监督的优势，使宪法实施的监督真正落到实处。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必须遵循宪法，同宪法的原则精神相符合，否则势必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影响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各国宪法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都做了规定。如，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实施。

(四)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基本权利表明了公民在—个国家中的宪法地位，是公民行为合法性的依据。自宪法产生以来，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宪法的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现行宪法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了广泛的、充分的规定。首先强调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我国公民的一项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基本原则。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社会经济权利，监督权，老人、妇女和 儿童 等特定主体的权利等等。

我们不但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保障：(1)物质保障。我们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广大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为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2)政治保障。我们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决定了全力维护广大劳动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核心职能之一。(3)法律保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体现，因而它不仅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通过依法制裁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制度，不仅为法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法制的完整提供了保证。如果没有宪法，各种法律和法律制度就没有统一的依据，法制的内部一致性就没有了根本保证;同时，也只有在宪法制定和颁布之后，其他法律以及整个法律制度才能获得赖以产生的基础，有关立法、执法、司法和监督宪法等机关的组织，才能根据宪法的知道原则而被确立下来。

二、改进宪法观念，加强宪法实施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但是只有把纸上的宪法转化为社会主体的行动指南，宪法才能真正成为物质力量，立宪的目的、宪法价值才能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普及宪法知识，提高宪法意识，培植宪法信仰，使宪法铭刻在公民的心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首先，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

我国宪政建设缺乏先天的内在因素，宪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或政府推动的，是通过国家或政府来组织实施的。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重要的是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宪法的普及、宣传。目前，在相当多的党政干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头脑中，并没有宪法至上的观念。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之一，其核心思想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机关的党政干部、工作人员具备了较高的宪法意识，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就不会因遇到法盲而侵犯公民权益。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还必须向公民宣传宪法知识。让公民了解宪法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限制权利、保护权利，国家机关只是受人民委托，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应该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国家权力应该时刻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己任。不懂宪法，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

一个国家法治状7兄和法治水平如何，与该国宪法的规定在实际中得到实现的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宪法得不到有效地实施，就不可能实现法治，至多只能造就人治形式下的法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所以，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成为一国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任务。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就要加强监督机构监督宪法实施活动的法律效力。通过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将违宪的概念和含义确定下来，注重违宪与法律责任制度的衔接和关联，同时设立违宪责任形式和违宪责任所对应的法律制裁 措施 。对于此类工作，如能持之以恒，如能制度化，就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树立宪法的权威地位。还要加强社会公众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公众对宪法的监督是人民对国家进行监督，对宪法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是通过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和检举权，通过制度的手段对违宪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二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也就是社会舆论和新闻批评的方式来实行对宪法的监督。

最后，加强宪法的司法化

长期以来，一些同志认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作用，不是通过宪法条文的规定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其他部门法来实现的，所以，宪法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没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这种错误认识是宪法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调控手段造成的。加强宪法的实施关键还在于加强宪法的权威性，最突出的就是宪法的司法化。为此，必须赋予宪法的可诉性，使宪法直接进入司法活动当中，人们从自己周围发生的各种案例中体验到宪法的价值，在利益关系中实现宪法规范。公开取缔、撤销违宪立法，禁止、杜绝违宪行为，依法追究各种违宪责任。建立、健全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强化全国人大及其会的机构建设，强化普通法院的行政庭建没，规定审查违宪案件的权限，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规等，对违宪法律、法规宣告无效或者拒绝适用。通过弹劾、罢免等方式追究违宪行为的责任，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我们欣喜地看到2001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齐玉苓案”的批复，开创了将宪法引入司法诉讼的先河，这意味着任何公民的权利都会受到宪法的保护，从而使公民从心理上产生了对宪法的神圣感与崇敬感。

浅析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及规制

一、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形式

法院是刑事裁判的唯一主体和权力行使者，但由于媒体报道产生的社会效应，使其在刑事审判中掌握了主动权，成为引领刑事判决的风向标。目前，我国舆论影响审判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传媒报道了具有争议性的司法案件，引起了民众大规模的热议，然后传媒以公共讨论平台的身份发布这些争议，致使形成了舆论与法院之间观点的对峙;[1]另一种是网民为引起广泛关注，在网络媒介上发布了争议性的案件，导致了大量的评论和转载，各家媒体也开始闻风争相报道，舆论在所谓情理的参与下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给法院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媒体在对进入司法程序中的司法案件进行报道时，抢先对案件进行讨论、分析，甚至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 其它 诉讼参与人，得出预测性结论，令受众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造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院审判的现象。[2]

二、舆论影响刑事案件的特征

(一)当事人身份特殊。

涉案当事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名人往往是媒体吸睛寻求关注的出发点，为了防止具有特殊身份的涉案人员获得特殊法律待遇，对案情进行大肆报道，引起民众的广泛监督。法官在民众的监督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威严扫地。

(二)具有间接性和代理人效应。

舆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大众，生成了一种足以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得审判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公正性。[3]而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试图从舆论方向影响司法审判，主动要求媒体介入报道，媒体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先入为主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引起社会大众关注，形成舆论观点，对法院的审判评论和干预，法院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胁，被倾向性观点开始引领，大大影响了司法审判公正度的最大化。

(三)影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为实现量刑的合理合法化，针对不同的案件性质和事实，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由于媒体等舆论的倾向性报道和评论，使得一些本应具有减轻，从轻量刑的被告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限制，法院在权衡下，选择了妥协民愤，舍弃了司法审判原则，牺牲了被告人的利益。

(四)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随着舆论对审判影响的日益严重，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是人们信服司法和法律的根本，司法的权威性才能牢树于民心，然而，政府部门为了平息民愤对司法进行大肆干预，严重威胁司法的独立性，使法官妥协于社会舆论，致使本已明确审判方向的在审案件被迫改变初衷，作出迎合舆论的裁判，已经生效的判决也再次被掀起再审风波。司法的权威性荡然无存，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再信赖和尊重司法，反而遇事直接诉诸舆论或信访，司法名存实亡。

三、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规制

(一)提高媒体素质。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往往具有很严重的倾向性和针对性，无法以法律的角度作出客观的评论，经常以道德的名义对案件情况进行倾向性报道，在案件没有作出判决前，提前给涉案人员定罪量刑，扣上犯罪的帽子。所以，媒体应首先做到对案件的相关情况做到保密，尤其是被告人的隐私。其次要时刻维护司法尊严，客观评价司法行为，充分考虑报道的时机和场合，适时适度的对案件进行报道，正确引领舆论方向，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丰富 法律知识 ，培养法律思维，从法律角度出发，与司法部门进行沟通，避免观点分歧。

(二)推动司法公开。

舆论之所以相悖于司法，正是由于司法的不公开透明，才会引起民众对司法正义性的质疑，对法院产生误解。司法公开是人民真正理解司法活动公正性，避免误解性舆论泛滥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司法公开 渠道 和机制 [本文由提供，第 一论 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 联系方式QQ 712086966]，使人民大众时刻能够了解和掌握自己所关心案件的进程，全程见证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如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推广司法文书公开和庭审公开渠道，及时答疑解惑，澄清有关事实真相。使人民大众信服司法，扬威司法，依赖司法。

(三)提高法官水平。

法官是裁量权的最终行使者，其裁判结果是否令人信服，不仅仅是依法裁判，更是取决于其判决理由的充分性和逻辑严密性，民众主要通过判决理由对案件提出评判，所以法官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向民众就裁判结果作出解释说明，而这最终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站在法律思维的角度，向社会作出普遍接受性的发言。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是情、理、法的并重结构，所以说，规制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任务仍艰巨曲折。

参考文献：

[1]周福兴.新时期“媒介审判”现象的深层机制[J].新闻窗，2009，(2)：18

[2]付松聚.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9.

[3]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9

俺来帮助你好吗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一：《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实践证明，这种结合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概念界定，阐明“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并指出了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途径。 关键词：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谐社会;辩证统一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党中央在借鉴和 总结 中外历史 经验 ，并结合我国社会实际提出的治国方略。对于“德治”和“法治”的探讨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是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治国方略结合起来是中国治国理论的一次创举，二者的结合有利于促进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概念界定 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紧密结合，首先必须要正确地理解和界定二者的概念。对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提法很多人抱以怀疑态度，特别是以德治国的提出，认为是对封建“人治”落后思想的继承。殊不知，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对于德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之上的，是探索“人治”的治国 方法 ，而当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时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已经摆脱了封建君主专制的背景，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德法之治。 中国现阶段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着区别于任何时代的深刻内涵，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 文化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谓“以德治国”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关系 以德治国属于思想范畴，依法治国属于政治范畴，二者在治理国家的手段和方式上不尽相同，依法治国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它要求任何人和组织不得逾越法律，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所有违背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是外在的“他律”。以德治国则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等无形的力量的维系，通过说服、劝导、感化、教化等形式来指引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通过内心的引导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以德治国是内在的“自律”，通过自律从而实现真正“治本”的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相互区别决定了它们能够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统一决定了它们能够相互一致，相互促进[1]。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1.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道德先于法律产生，德治是法治的源头，绝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从道德中提炼出来的，法律是道德的升华。以德治国为依法治国提供道德基础，体现在法治的各个阶段。首先，在立法阶段，道德为立法确定了方向和指导思想，为良法的制定提供了标准和出发点;其次，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需要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良好的道德标准，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同时，道德的评价作用为执法和司法工作提供了舆论监督，有利于执法和司法公正严明;最后，在守法阶段，道德为公民守法做好道德和思想基础，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加强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从而使公民从心底愿意服从法律的制约，自觉守法。 2.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经济有序和文化繁荣等方面，仅仅依靠以德治国是无法实现的，特别是对于严重违法行为和缺乏道德观念的人来说，依法治国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是特别必要和关键的。正所谓“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通过对严重违反道德而触及法律底线的违法者进行严惩和对合法权益的保障，培养公民遵纪守法的习惯，同时也提升了公民的思想道德素养，保障以德治国的顺利实施。 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法律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无法调节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且法律制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社会出现的新问题不能及时调整，而道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弥补法律空白。同时，由于道德的任意性和无强制性的特点，使道德在受到破坏时无法自助救济，这就需要法律的强制力和权威的保障。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依法治国需要以德治国的补充，以德治国需要依法治国的保障，只有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法治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2];德治目标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2]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和谐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道德体系，而由于法制建设还需继续完善，很多方面未能纳到法律调整的范围内，在这个阶段提出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分必要的，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结合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1.社会主义政治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二者的结合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为政治和谐奠定了制度基础。政治和谐首先要求政治民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民主政治实现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为政治民主提供了实现途径，以德治国为政治和谐做好监督、评价和宣传，使民主政治深入人心。同时，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为和谐政治的建立培养优秀的领导干部，用道德提高其德行素质，用法律来规范其言行。 2.社会主义经济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同时也需要道德的规范制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成绩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尚需进一步完善，西方敌对势力从未放弃过对我国的“分化”和“西化”，很多人经不起利益的诱惑和考验，出现见利忘义、坑蒙拐、权钱交易等现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蔓延，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用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惩罚违法乱纪行为，用道德净化人们的心灵，提高其道德水平，以抵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不良思想，从而建设一个公平、诚信、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3.社会主义文化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文化建设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离不开和谐文化。刘云山同志指出:“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2]可见，思想道德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谐文化建设需要依靠以德治国来实现，同时，和谐文化建设也需要依法治国为其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只有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才能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和谐文化建设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以思想道德修养和民主法治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4.生态和谐需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自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为了发展，以生态破坏为代价，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自然灾害增多，如今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的一大难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和谐自然必不可少。要实现生态和谐首先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将生态保护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之内，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行事，对违反法律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组织依法追究;其次，发挥政府的政策指导作用，引导公民进行生态和谐建设;再次，注重公民的生态道德 教育 和宣传，建立公民生态理念，为生态和谐打好基础。 四、如何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结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而如何才能将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1.要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首先要正确认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将其与封建“人治”背景下的“德治”和“法治”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人们长久以来对于以德治国思想的误解，使人们自觉地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2.发挥党员干部作用，使其成为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的推动者。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赋予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地位，人民是治理国家的主体，而作为具体实施权力的党员干部是从人民中选出来的一些优秀代表，代替人民治理国家行使权力，党员干部是人民的楷模，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民众，只有他们自觉地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成为促成二者结合的推动者，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人人遵纪守法、崇尚道德的好风气。 3.要发挥舆论和教育的作用，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广泛宣传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理念，加强公民的法制和道德教育，让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让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既需要法治的保障，也需要德治的支持，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刘镇江，唐昌宏，易景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哲学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1，(4)：20.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二：《浅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摘 要]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治;德治;关系 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后我国应当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关系重大。法治和德治相比应居于主要地位德治作为重要的治国方式对促进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一)法治的内涵 以法治为特点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纵观人类发展史，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活动封闭、保守，伦理规范是社会通行规则，政治生活则趋于专制独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有“德治”，但这种“德治”实际上是家庭伦理道德的放大，本质为人治。法治则截然相反，它根源于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文化生活发展的内在需要。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带来的经济发展使人有了成为独立平等的权利主体的要求。反映到政治等上层建筑上，民主、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取代把血缘情感、伦理规则等观念绝对化的伦理体系，体现在法律之中。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和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义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段话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内涵。 (二)德治的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同家的德治与中外历史曾存在上的“德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需要明确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界限。传统“德治”的核心，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寄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上。其重大缺陷是是统治者拥有最大权力而不受任何制度制约，本质上是“人治”理念。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当权力不受任何强制力约束时，一定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与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寄希望于从思想方面遏制权力的变异，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政治制度上解决权力缺乏制约的问题。这一历史教训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的教训时就深刻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丁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邓小平十分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德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今天的“以德治国”作为一种治理方法，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统一性;而传统德治则行人治之实，与民主、法制皆不兼容。两者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是完全不同。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德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在治理的手段上法治带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保证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和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德治则更多地依靠社会舆论、价值评判、良知通过说服、劝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有极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两者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容上相互渗透目的上也一致相同，因而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三、在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时要防止几种片面认识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意义，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江泽民同志讲话是在阐述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重要性时，使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概念的。很显然，“依法治国”、“法治”，使用的是其狭义的概念，即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而“以德治国”、“德治”，本质上即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法治与德治并举，是对我们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领会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正确把握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的出发点。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基础上作出的睿智的抉择。我国宪法也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对此加以了确认。治国方略层面上的以德治国即德治，也即传统社会的人治，法治与人治是截然对立不能并存的，这是已达成的共识。 从治国手段上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齐用，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不可偏废。邓小平同志早就强调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也明确指出“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我国的奋斗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两者缺一不可。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障着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事业为依法治国提供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并推动依法治国顺利进行，加快依法治国的进程。 总之，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正确认识、认真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基础，也是有待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重要课题。 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篇三：《试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法制教育》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可以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促进我国法制建设事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开展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并研究了开展法制教育工作的策略与实践。 一、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高职院校的学生正处于容易冲动的时期，价值观、人生观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只有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学生因一时冲动犯下严重的错误，甚至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很多高职学生由于高考失误，具有较强的心理失落感，一旦受到外界刺激或社会人员的引诱，极易误入歧途。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高职学生的法律观念薄弱，遇到问题喜欢拉帮结派、意气用事。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可以普及 法律知识 ，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减少校园内的犯罪率。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学生在接受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养成较好的 逻辑思维 和 理性思维 能力。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学生属于国家培养的专业性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建设者，只有让他们认识到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才能让他们承担起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任。 二、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不科学 在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主要是在课内完成的。大多数高职院校都设置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但是，教师在课堂上往往比较重视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容易忽视同样重要的法律基础课程，导致高校法制教育的缺失。同时，很多高职院校为这门课程安排的课时是一周两节，甚至有的学校只安排了一节课，导致教师的上课时间不够。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不得不选择压缩课程或者直接忽视法律基础部分内容。 (二)重视度不高 虽然教育部鼓励高职院校开设法治课程，但是仍然有部分高职院校对法制教育的重视度不够，尤其是技术类学校，过分注重专业课教学，忽视了法制教育。学校的不重视直接导致高校教师和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忽视。同时，由于高职类院校学生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在就业时面临着重重困难，很多高职院校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就业率上，鼓励学生考证、实习等，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忽视了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三)缺乏优秀专业教师 大部分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教师负责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但是，法制教育需要对法律知识比较了解的、专业的法律教师。这就导致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部分教师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在讲课时，只会引用法律条文、国家领导人讲话，课程内容枯燥乏味、缺乏新意，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也影响了学生们对法治的认知。 三、依法治国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可行性 措施 (一)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 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课程中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学校应从理念上重视这一课程，适当增加课时量，为教师提供足够的时间。同时，教师要适当减少思想道德教育在课程中所占比例，增加法制教育比例，将道德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基石，在培养学生三观的同时，树立学生的法治理念。 (二)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 高职院校必须要打造专业的法治教师队伍，增强他们的专业素养，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目前很多高校的法治教师都缺乏专业知识，在讲课时照搬法律条文，让学生失去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同时也达不到法制教育的目的。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引进专业的法律人才，必要时可以聘请律师等专业性人才。同时，让校内的法治教师定期参与培训，并定期考核，逐渐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增强他们的教学水平。 (三)改变 教学方法 和教学内容 传统的法制教育课程过分死板，教师在讲课时，往往照本宣科，给学生宣读法律条文、政策规定、领导人讲话等，这些内容学生通过自学便可以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去附近的法院旁听，让他们接触现实案例，尤其是青少年犯罪案件。同时，在授课时，教师除讲解重点法条，还需要引用真实案例，比如最近网络上的 热点 ，以及近年来受到关注的校园犯罪案件，如复旦投毒案，在授课时，可以还原案件过程，剖析林森浩的犯罪心理，让学生参与到案件的讨论之中。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并且在进行法制教育的同时，也进行了道德教育，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四)创建法制教育环境 要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必须在高职院校创建法制教育环境。举例来说，在政法类院校，即使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也会受到校园环境的影响，形成较高的法律素养。而在非法律院校，学生的法律素养相对较差。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开展法制教育工作，必须创建良好的校园环境。学校可以定期与政法类院校开展交流活动，让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影响;同时，可以组建法治宣传团队，定期选择优秀学员进入团队学习并宣传法律基础知识;举办法治讲座，普及法律知识;举办法律 辩论 会，选择热点话题，展开辩论，让学生在准备及参与辩论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而旁观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可以模拟法庭，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选择案例时要尽量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并尽量选择真实案例，这样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发学生的思考，培养他们的法治理念。 (五)加强学生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 要加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必须让学生对国家的法治充满信心，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让学生从理念上重视国家法治，并逐渐养成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将法治理念根植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将实现依法治国作为自己的信仰。当学生们 毕业 进入社会后，也有着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 总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在高职院校开展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可以提高学生的法治素养，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推进法治建设进程，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而开展法制教育工作，需要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课的法制教育作用、打造专业的教师队伍、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创建法制教育环境，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加强学生对依法治国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建设法治中国。 猜你喜欢： 1. 浅谈依法治国学习心得体会 2. 浅谈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3. 依法治国心得体会范文2000字 4. 学习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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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与法治 王建国(1997) 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法制变成法治，就要以人们的权利平等、权力制衡、司法、立法和执法相互独立作为前提。不然法治就难以产生社会秩序。 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赖于法律制度与法治的本身的成本与优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们的道德水准。不管多么完善的法律制度与法治，对野兽是没有效果的，除非将其杀死。道德水准极低的人们，其行为，其性质接近野兽，其法治成本其高无比。 找出人治与法治最佳比重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制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要看国家治理者的道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 一个没有贤君的国家，人治是无效的；一个没有清楚界定权利的国家，法治是无效的。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各有不同的前提。一个国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好，也无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同的适用范围。 有两个关键因素能用来决定这一最佳比重。第一，增加投资于教育与宣传，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从而减少法治，减少投入国家机器如警察的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国家机器，投入法治的成本，减少投入教育与宣传、投入提高人们道德水准的成本。 在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投资于改善道德水准和投资于加强国家机器即法治水平的最佳比重，使得达到一定的治理水平和社会秩序水平所耗费的投资最小。或者使一定的投资额达到最佳的社会秩序水平。这就是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 第二，人们的道德水准在家庭内部最高，在企业内部次之，在人们与家庭，与企业之外的交往中道德水平最低。因此，人治在微观组织中会比在宏观组织中有效。法治则在宏观组中更能节省成本。所以最好的组合是以法治为主人治为辅治国、治理宏观组织秩序；以人治和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治家、治理微观组织如公司企业的秩序。 以最低成本达最佳治理效果 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适当根据国情、人民的道德水准去构建人治与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适应范围。在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最佳的人治与法治结构使得在所定目标社会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从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治与人治并无好坏之分，好坏只在于他的比重结构和适用范围如何。 政治的本质就是发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结构，用最低的成本达到最有效的治理效果。完全否定法治是错误的，完全否定人治也是错误的。以人性的不纯，单一的法治和单一人人治都是浪费性的。

法律是我们人人都要遵守的。俗话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说任何事物都不能缺少束缚它的规则，否则就会方寸大乱。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为了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希望让未成年人严于律己。在我们的身边，沉迷网络的数不胜数；违法犯罪的人越来越多；而那吸毒的人也更加为所欲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那一时的欲望。而这样做，只能使学习一落千丈，使自己沉迷不起，因为这就像是个“无底黑洞”，把你吸住了，就不再爬起。下面，我就给你们举几个例子！节目中，有一个原来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为父亲的过世而借网络消愁，可谁知，网络使他变了一个人，不仅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还经常跟母亲吵架，并养成了逃课去网吧的坏习惯。不仅如此，他身边的一个女同学去劝告他时，他不仅没有悔改，还丧心病狂地把那个女同学杀了。美好的少年时代，就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去把握自己，而变得暗淡无光。还有一位原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花季少年，经不法分子的利诱，他认识了毒品，并吸食了，可这一吸却一发不可收拾。渐渐地，他喜欢上了毒品，还经常与不法分子来往，大手大脚地把家里的钱换成了毒品。他为了那不值一提的毒品无情地把自己美好的花样年华给浪费了……而时间，却在一点一滴地飞逝着……历史上，能在关键时刻把握住自己的人才能有所成就，甚至青史留名，而那些不能及时把握住自己的人却被列入了历史的黑名单。同学们，你们是想百世流芳，还是想遗臭万年呢？虽然我们不是重要的大人物，但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要因为一念之差而耽误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同学们，“把握”二字读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同学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握好自己的现在，从而更好地把握自己美好的未来！

长安法治论坛杂志

《法律与权利》（参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1月版，承担6万字；《证人制度研究》（合著，第一作者），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版，承担30万字；《刑事司法大趋势》（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月版，承担8万字；《证据法学研究》（合著，研究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简明证据法学》（合著，本科生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合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版，承担12万字；《新世纪的证据法》，独译，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娃娃屋谋杀案》，独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1月版；《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及论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特免权制度研究》，（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比较检察制度研究》（合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6月版；《中国刑事名案程序与证据问题研究》，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法律的侧面》，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证据法学》，（十一五规划教材，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9年9月版。《证据法学》，（参编，孙维萍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释义和适用》，参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刑事证据新规定释义》，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刑法与刑事程序》（第八版），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即将出版。 《新刑诉法对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赣南审判》1998年第4期，万字；《再探控权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获院论文大赛二等奖），《盾鸣》1998年第5期，万字；《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初探》（获“华为杯”电子商务征文三等奖），载《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报》第20卷1期，万字；《为陪审制度辩护》（该文获校论文大赛一等奖），《青年法学》2000年秋季号，万字；《举证时限的理论思考与立法构想》，载《南京师大学报》（CSSCI索引）2001年第3期，万字；《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万字；《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简化改革刍议》，《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21日第3版，万字；《论诱惑侦查》，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1年第4期，万字；《共犯口供证明力浅论》，载《人民检察》（核心）2001年第8期，万字；《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载《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万字；《论共犯口供的证明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1年第5期，万字；《证人证言的形式问题反思－－以庭审改革为切入点》，载《湘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刑事诉讼证人拒证原因探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三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万字；《诱惑侦查初探》，载《公安大学学报》（核心）2001年第6期，人大书报复印中心《法学文摘卡》2002年第1期转载，万字；《“零口供”与沉默权》，《检察新时代》2002年第2期；《品格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万字；《证人资格问题重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索引）2002年第5期，万字；《儿童作证问题之研讨》，载《政法论丛》（核心）2003年第1期，万字；《论英美法上的意见证据》，载《律师世界》2003年第3期，万字；《证人权利保障论纲》，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万字；《证人保护制度探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CSSCI索引）2003年第3期，万字；《“陷阱取证”的法律思考》，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六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律师文摘》2004年第1期全文转载，万字；《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2期，万字；《一体化下的欧盟司法制度》，《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26日B2版；《证人作证的实现方式》，《山东大学法律评论》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万字；《刑讯逼供案的举证责任》，载《法律适用》（核心）2003年第7期，万字；《英美恢复性司法述评》，载《中国监狱法学刊》（核心）2003年第6期，万字；《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审中的证据问题》，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万字；《证人制度的实证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万字；《传闻证据规则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万字；《实现正义的另一种进程》载《诉讼法论丛》第九卷（权威），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恢复性司法论坛》2005年卷（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全文转载，万字；《证人补偿制度研究》，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CSSCI索引）2004年第3期，万字；《证人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万字；《欧美恢复性司法典型案例评价》，载《判解研究》（核心）2004年第2期，万字；《证人制度改革纵横谈》，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九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万字；《欧盟检察发展趋势与中国检察制度改革》，载《人民检察》（核心）2005年第2期，万字；《特免权的中国命运》，载《证据学论坛》（核心）第十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万字；《法治视野下的卧底侦查》，载《法治论丛》2005年的4期，万字；《角色、情境与社会容忍——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刑讯逼供》，载《中外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6年第9期全文转载，万字；《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2期，万字；《刑事诉讼中的律师保密义务》，载《刑事法评论》（核心）第1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万字；《司法场景中的证人作证》，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核心）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万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为例》，载《现代法学》（CSSCI索引）200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1期全文转载，万字；《证据法学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样本与中国现实之间》，载《政法论坛》（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万字；《证据法的批判与建构》，载《环球法律评论》（CSSCI索引）2006年第6期，万字；《中国式陪审的省察》，载《法商研究》（CSSCI索引）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7年第9期全文转载，万字；《传闻法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94期（2007年5月）；《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实证研究》，载《法治论坛》2007年第3期；《证据法学的启蒙》，载《证据科学》2007年（第15卷）第1、2期；68. 《力量博弈下的刑讯逼供》，载《华中法律评论》第三卷（2008年12月版）；《民事诉讼中的测谎》，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载《证据学论坛》第14卷，2008年12月版;《传统诉讼文化新解》，载《西部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证据法上的理论迷局》，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2期。《中国证据立法的理想与现实》，载《诉讼法学研究》第15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9月版;《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理念嬗变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理论视野》2010年第8期； 《喧嚣中的前进：年终评点司法界》，《湖北法制报》2002年1月22日第15版；《儿童作证，不是一纸规定那么简单》，《检察日报》2002年12月6日第3版；《切莫盲从误用测谎技术》，《检察日报》2003年1月15日第3版；《“诱惑侦查”须严格控制》，《检察日报》2003年1月24日第3版；《偷拍、偷录的困惑》，《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4日B2版；《面对司法的媒体监督》，《人民法院报》2003年1月27日B2版；《亟待规定证人的三种权利》，《检察日报》2003年2月28日第3版；《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不应叫停》，《检察日报》2003年3月28日第3版；《弘扬法学家精神的可人》，《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14日B2版；《卧底侦查需要法律规则》，《检察日报》2003年6月6日第3版；《与学术亲密接触》，《法学家茶座》第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国的诱惑侦查》，《检察纵横》2003年第6期；《追究涉嫌伪证证人的程序》，《法治》2003年第7期；《如何保障认罪口供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检察日报》2003年10月30日第3版，万字；《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中具有调查权》，《检察日报》2003年12月8日第3版，万字；《如何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检察日报》2004年1月8日第3版；《欧盟检察制度有了新发展》，《检察日报》2004年5月26日第3版；《证据学研究的“三维世界”》，《证据学论坛》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卡拉能否永远OK？》，载《方圆法治》2005年第5期；《路的制度与制度的路》，《方圆法治》2005年第 2期；《道德与法律缝隙下的公私概念》，《方圆法治》2005年第 4期；《维权是最好的美容之道》，《方圆法治》2005年第15期；《“大义灭亲”文化与法律思维》，《方圆法治》2005年第 7期；《事实·错案·证据》，《方圆法治》2005年第 8期；《科技利刃下的隐私权》，《方圆法治》2005年第 10期；《提倡酷刑的童话》，《法学家茶座》第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于细微处见法治》，载《中国妇女报》2005年12月20日；《道德的善行与责任的缺位》，《方圆法治》2005年第 11期；《证人为什么不出庭？》，《法制日报》2006年1月5日第10版；《受贿案件不宜诱惑侦查》，《方圆法治》2006年第 3期；《为什么不能实行毒品“合法化”》，《检察日报》2006年1月9日第3版；《丛林正义与司法正义》，《法制日报》2006年1月26日第11版；《顺从暴力与顺应权力》，《方圆法治》2005年第 13期；《证据立法呼声缘何归于沉寂？》，《检察日报》2006年2月13日第12版；《破案率的神话》，载《中国妇女报》2006年2月28日第6版；《司法的悖论与尴尬》，《方圆法治》2005年第 14期；《在法治的十字路口》，《方圆法治》2006年第5期；《第二个辛普森——程序法治视野下的罗伯特杀妻案》，《方圆法治》2006年第6期；《到底为什么而争论》，《检察日报》2006年4月10日第3版；《诱惑侦查：既然实际采用，就该立法规制》，《检察日报》2006年3月20日，万字；《让律师走出保密义务的困局》，《检察日报》2006年5月8日第3版；《警察的素质》，《方圆法治》2005年第 16期；《闲话“以保创收”》，《法制早报》2006年6月5日；《变迁中的法学研究方法》，《检察日报》2006年6月19日第3版；《谁来监督监督者？》，《方圆法治》2005年第 17期；《小广告治理中的法治忧思》，《法制早报》2006年7月9日；《事实的“罗生门”》，《检察日报》2006年7月24日第3版；《法律移植中的“捆绑性”》，《法制早报》2006年7月24日；《毒品“合法化”的乌托邦》，《方圆法治》2005年第 19期；《亲历庭审台湾“第一女婿”》，《方圆法治》2006年第15期；《大学的开放与限制》，《法制早报》2006年8月20日；《错案何以挥之不去？》，《法制早报》2006年8月28日；《律师的天堂与地狱》，《方圆法治》2005年第 21期；《在台北亲历呛扁现场》，《法律文摘》2006年第7期；《法学院是怎样炼成的》，《方圆法治》2006年第17期；《个案请示制度的“熄灯号”》，《检察日报》2006年9月18日第3版；《致命的“常情断案”》，《法制早报》2006年9月18日；《百分之百的背后》，《方圆法治》2005年第 24期；《美丽与哀愁：感受台湾地区法律的脉动》，《法制早报》2006年9月25日；《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载《法学家茶座》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证据相对主义》，《检察日报》2006年10月23日第3版；《法学经济分析的一扇窗》，《法制早报》2006年10月30日；《法庭之上谁最大？》，《检察日报》2006年11月20日第3版；《法律的一厢情愿》，《检察日报》2006年12月11日第3版；《动物的法律权利》，《检察日报》2007年2月5日第3版；《宝岛司法掠影》，《法学家茶座》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禁鞭令的开禁与安宁权》，《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上期；《排队文明与中国法治》，《方圆法治》2007年3月下期；《道路通向哪里》，《法制日报》2007年4月1日；《怎能用“电脑排期”根治司法弊病》，《法制日报》2007年4月15日；《侧面看法律》，《检察日报》2007年4月16日第3版；《以小说讲授法庭科学》，《方圆法治》2007年4月下期；《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不是神明在审判——电影〈十二怒汉〉中的证明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上期；《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方圆法治》2007年5月下期；《从发现真实到价值多元》，《检察日报》2007年6月18日（4748期）；《错位的权利保障》，《人民法院报》2007年6月26日第5版；《打击官员的“真”文凭》，《清风》2007年第3期；《杀光所有的律师？》《晟典律师评论》2007年第1期，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8月版；《鸡肋：中国式陪审》，《中国改革》2007年第7期。《保护举报人是检察机关的义务》，《法制日报》2007年8月5日第1版；《法律人的理想与现实》，《检察日报》2007年8月13日（4804期）；《“纸馅包子”背后的真问题》，《方圆法治》2007年8月下期（205期）；《尘封的检察制度史》，《法学家茶座》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纸包子”事件：引人深思的五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7年8月21日。《法庭上的心理学家》，《法制日报》2007年8月26日第15版。《司法改革的软件与硬件》，《检察日报》2007年9月4日（4826期）。《预防腐败犯罪需警惕当代韦小宝》，《法制日报》2007年9月9日。《关于恢复性司法的一个反思》，《人民法院报》2007年9月26日第5版。《千万别来念法律？》，《方圆法治》2007年9月下期（205期）。《法学何以成为科学》，《检察日报》2007年10月8日。《我的师父石仲朱》，《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13版；《在台大法学院听课》，《检察日报》2007年10月18日“法学院”第21版；《网络民意下的司法公正》，《法制日报》2007年10月21日；《中国古代司法的另一面》，《方圆法治》2007年10月下期（209期）；《韦式贪官与反腐利器》，《检察日报》2007年11月9日（4885期）第6版。《聂树斌案的制度反思》，《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2版；《证人是靠不住的》，载《人民检察》2007年11月上期（第21期）；《证据理论的一个侧身》，载《方圆法治》2007年11月上期（210期）；《科学证据的迷雾》，《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1日第3版；《真的“假文凭”与假的“真文凭”》，《检察日报》2007年12月7日（4913期）；《追问手术签字制度》，《法制日报》2007年12月9日第2版；《华南虎”真假辩：一场精彩的民间审判》，《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0日第3版；《司法制度的选择有惯性作用？》，《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7日第3版；《个人所得税的公众期待》，《法制日报》2007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2007年12月24日A3版转载。《科学证据一定是科学的吗》，《检察日报》2007年12月28日第6版；《让个税回归“劫富济贫”的本来面目》，《检察日报》2008年1月1日第3版；《电信运营商能推个一干二净？》，《检察日报》2008年1月11日第3版；《刑事证据规定能带来什么》，《法制日报》2008年1月27日第2版；《我永远不能说真话的遗憾》，《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这是一个谎言盛行的年代吗》，《检察日报》2008年2月1日；《一定要重复漫长的观念更新进程吗》，《检察日报》2008年3月17日；《历史的另一张面孔》，《检察日报》2008年3月21日；《“许霆案”中的量刑裁量权困局》，《检察日报》2008年4月4日；《刑讯逼供与角色扮演》，《人民检察》2008年第9期（5月）。《法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载《检察日报》2008年6月26日。《诉讼的游戏规则》，载《检察日报》2008年7月31日；《奥运会报道要尊重运动员隐私权》，载《法制日报》2008年8月17日。《“引诱性执法”是否具有正当性》，载《解放日报》2008年10月6日第11版。《微软的“正版秀”》，载《法人》2008年第11期。《勿让诚信体系破产》，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期；《股市期待法治阳光》，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期；《“鞭炮门”事件：公务员的年后第一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3期；《网络反腐的民间力量》，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4期；《神证时代的正义》，载《检察日报》2009年2月19日。《为什么又是矿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5期；《“上帝”为何期盼3·15》，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6期；《又见公捕公判》，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7期；《刑法的愚人节》，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8期。《刑事司法的“潜规则”》，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9期。《惩罚性赔偿有多难》，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0期。《如果没有口供》，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1期。《冷眼旁观破案率》，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2期。《戴着镣铐的舞者》，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3期。《刑罚的“实报实销”》，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3期。《不自愿的自愿》，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4期。《法官和律师的角色》，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5期。《测不出的真相》，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6期。《二审为何不开庭》，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7期。《刑事司法中的“躲猫猫”》，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8期。《司法夹缝中的证人》，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19期。《职务犯罪的“零容忍”》，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9期；《侦查的司法控制》，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0期。《“钓鱼式执法”暴露出的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2月8日第五版；《公开审判的阴影》，载《方圆法治》2009年第21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1期；《从行人社会到汽车社会》，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3期；《法制的传统和移植》，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5期；《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5期；《制度的纠错系统》，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7期；《诉讼的时间之殇》，载《方圆法治》2010年第9期；《罗彩霞案为何久拖不审？》，载《人民日报》2010年5月6日第9版；《正义木桶的短板》，载《方圆法治》2010年6月20日第273期；《在法律与人情之间》，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日第274期；《司法能见度》，载《方圆法治》2010年7月20日第275期；《如何给“张竞”公平的通道》，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26日；《让诉讼成为真正的诉讼》，载《方圆法治》2010年8月20日第277期；《狂欢是一种社会病》，载《羊城晚报》2010年8月29日；《见识刑事诉讼的潜规则》，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交叉询问制度碰到中国障碍》，载《改革内参》2010年第32期（8月27日）；《捐款为何不是义务》，载《方圆法治》2010年9月20日第279期；《法治离我们有多远》，载《方圆法治》2010年10月20日第281期；《避风港与红旗》，载《方圆法治》2010年11月20日第283期； 2003年5月—2004年3月，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证人制度研究”，合著《证人制度研究》，已经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4年2月—5月，参与欧盟－中国司法合作项目“欧盟刑事司法制度研究”，合著的《刑事司法大趋势》已经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2005年6-12月，参与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反酷刑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相关成果已经发表在核心期刊；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资助项目“证人制度比较研究”，已经提交报告；2006年，参与何家弘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证据法学研究”项目，相关成果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2007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证人保护制度研究”，已经完成。2007年5月－10月，参与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起草，已完成。2007年7月－2008年1月，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司法权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已完成。2007年10月起，参与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证据法学》，已完成。2007年11月起，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已完成。2008年4月起，独自承担中国政法大学校级课题“证据法学的启蒙”，进行中。2008年8月起，独自承担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8年度科研项目培育资金项目“民事诉讼中测谎结论运用之实证研究”，已完成；2008年9月起，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证据立法问题研究》（08JC820046），进行中。2010年6月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研究》，进行中。

法治论坛是c刊。

2021年5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了最新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CSSCI）来源集刊目录（2021-2022）》，广州市委政法委主办、广州市法学会主编的《法治论坛》入选。

这是《法治论坛》自2017年1月首次成功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集刊目录后，在2021年经严格复评后再次入选。

《法治论坛》秉承“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建设”的办刊宗旨，聚焦中国社会的法治问题，检视法治缺失与冲突，破解法治进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法治建设贡献智力。

《法治论坛》在全国200多家新华书店上架销售，曾经名列中国法制出版社法律类图书畅销榜第二。机构用户达3498个，国内发行与传播范围涵盖592所高校和103家公共图书馆。

孔繁华，女，吉林东辽人，硕士生导师，毕业于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 教授 ，专业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是行政诉讼法、公益法、法律诊所。广东省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孔繁华教授，著有《行政诉讼性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合著《社会救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主编《法学教育的创新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和《劳动行政争议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书。在《法学评论》、《环球法律评论》、《政治与法律》、《当代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法学杂志》、《比较法在中国》、《学术研究》、《法治论坛》、人大复印资料《诉讼法学与司法制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暨南学报》、《广东行政学院学报》、《南京工业大学学报》、《宏观质量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等期刊中均有其发表的论文。

《法治论坛》是CSSCI南大核心期刊也就是c刊。（C刊多指CSSCI，英文全称为“Chinese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缩写为CSSCI）。《法治论坛》杂志创办于2006,是主管的重点学术期刊，是由广州市法学会主办的大型法学理论公开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