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服饰研究综述论文题目

清代宫廷服饰研究综述论文题目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原始服饰 根据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制衣工具想象复原的。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商代的服装 形式,主要采用的上衣下裳制,一般以小袖为多,衣服的长度大多在膝盖上下,不分尊卑,全部都制成上下两截.西周以前,也采上衣下裳制,那时的服装,不分男女,一律做成上下两截:一截穿在上身,称衣,襦是短上衣,短衣有两种,一种齐腰,一种至膝盖,襦为一般人平时所穿;一截穿在下身,称裳.衣後的裤褶,襦裙等都是这种服装的遗制.民间女子所穿服装,大体上与男装相同,唯於腰下系一围裙,长不过膝,这种围裙被称为襜周代服饰 大致沿袭商代服制而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为宽松。衣袖有大小两种样式，领子通用交领右衽。不使用钮扣，一般腰间系带，有的在腰上还挂有玉制饰物。裙或裤的长度短的及膝，长的及地。。秦代汉服主要承前朝影响，仍以袍为典型服装样式，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袖也有长短两种样式。秦代男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形制差别不大，都是大襟窄袖，不同之处是男子的腰间系有革带，带端装有带钩；而妇女腰间只以丝带系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秦代的服饰和风俗研究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秦汉时代，在中国服色是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色思想中，秦朝国祚甚短，因此除了秦始皇规定服色外，一般的服色应是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周人的图腾是火，因秦始皇十分迷信阴阳五行之说，所以认为是秦的水灭掉了周的火。而黑色主水，固尚黑），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女服服饰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漂亮的及以华丽为上。由于他减去礼学，对于嫔妃的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支配，一般男性戴头巾，是从秦汉才有的风俗秦代汉服主要承前朝影响，仍以袍为典型服装样式，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袖也有长短两种样式。秦代男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形制差别不大，都是大襟窄袖，不同之处是男子的腰间系有革带，带端装有带钩；而妇女腰间只以丝带系扎 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始皇在冠服制度上，废除六冕，只采用一种祭祀礼服。《后汉书舆服志》载：“秦以战国即天子位，减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因此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的祭服，原因是他相信秦代属水德之故。始皇廿六年，规定衣色以黑色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绿袍，一般庶人穿白袍。官员头戴冠，身穿宽袍大袖，腰配书刀，手执笏板（上朝用的记事工具），耳簪白笔。当时的男子多以袍服为贵，袍服的样式以大袖收口为多，一般都有花边。百姓、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领长衫，窄袖。女服服饰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漂亮的及以华丽为上。由于他减去礼学，对于嫔妃的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支配。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制度，包括衣冠服制。秦始皇对于妃嫔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的支配。因此秦代妃嫔夏天穿“浅黄藂罗衫”、披“浅黄银泥云披”，而配以芙蓉冠、五色花罗裙、五色罗小扇、泥金鞋，以衬托它。军官服饰 军官分高、中、低三级。将军是秦昭王时开设，秦爵位二十等，第九等为五大夫，可为将帅，再升七级为大良造，再升三级可封侯，关内侯为十九爵。二十爵为彻侯，即最高爵位。将军俑，身穿双重长襦、外披彩色铠甲，下着长裤，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顶部列双鹖的深紫色鹖冠，橘色冠带系于颌下，打八字结，胁下佩剑。中级军官俑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彩色花边的前胸甲，腿上裹着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腰际佩剑；第二种是身穿高领右衽褶服，外披带彩色花边的齐边甲，腿缚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下级军吏俑，身穿长襦、外披铠甲、头戴长冠，腿扎行縢或护腿，足穿浅履，一手按剑，一手持长兵器，另也有少数下级军吏俑不穿铠甲，属于轻装。士兵服饰 轻装步兵俑，身穿长襦，腰束革带，下着短裤，腿扎行縢（即裹腿），足登浅履，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手持弓弩、戈、矛等兵器。重装步兵俑服装有三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縢，足穿浅履或短靴，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第二种的服装与第一种略同，但头戴赤钵头，腿缚护腿，足穿浅履；第二种服装与第三种相同，但在脑后缩板状扁形发髻，不戴赤钵头。战车上甲士服装与重装步兵俑的第二种服装相同。骑兵战士身穿胡服，外披齐腰短甲，下着围裳长裤，足穿高口平头履，头戴弁（圆形小帽），一手提弓弩，一手牵拉马缰。战车上御手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双肩无披膊（即臂甲）的铠甲，腿缚护腿，足登浅履，头戴长冠。第二种的服装是甲衣的特别制作，脖子上有方形颈甲，双臂臂甲长至腕部，与手上的护手甲相联，对身体防护极严。秦军服装甲衣是依兵种作战时运动的实用性能而配备的，并用冠饰形式和甲衣色彩区分官兵地位。汉朝的衣服， 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礼服：汉朝的祭祀礼服，承袭了秦代的废除「六冕」，以一种冕服为祭天地明堂之礼服的办法。冕冠服：为最尊贵的祭祀礼服，是天子及三公诸候、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着。长冠服：为夫子和执事百官，用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如五岳、四渎、山川、社稷等典礼穿者。委貌冠服：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为公卿诸候大夫行大射礼于辟雍的时候穿着。皮弁冠服：此种冠服为大射礼时，执事者穿着，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朝服：自秦开始以袍作为朝服，汉代从皇帝至贱更小吏亦以袍作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亦即是深衣制的袍服，不过因不同身份的人戴的冠不同而有不同之名称。汉代的朝服，服色是随着五时色，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朝服均是衬以告缘领袖的中衣。庙服：相当于周代的禕衣，是女子礼服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入庙服，皇后之谒庙服，其服色是皂下。蚕服：相当于周代约鞠衣。每年三月，皇后帅领公卿诸侯夫人亲蚕礼时穿着。朝服：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三国的服饰和汉朝一样晋。南北朝 的服饰 因为南北朝时男足女足无异样。 还有加以锈纹的履，例如陆机《织女怨》有“足蹑刺绣之履”；梁时沈约有“锦履并花纹”。另外木屐在当时也为妇女穿着。 魏晋妇女衫裙之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衫裙 图为穿大袖衫、间色条纹裙的贵妇、侍从（敦煌莫高窟壁画）及大袖衫、间色裙穿戴展示图（根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壁画复原绘制）。河南洛阳等地出土的陶塑妇女，也穿这类服装。其特点是：对襟、束腰，衣袖宽大，袖口缀有一块不同颜色的贴袖。下着条纹间色裙。当时妇女的下裳，除穿间色裙外，还有其他裙饰。晋人《东宫旧事》记太子之妃服装，有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名色。可见女裙的制作已很精致，质料颜色也各不相同。隋朝的服饰 居住在北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穿小袖袍、小口裤。如《南史》、《北史》、《隋书》等记载：“武兴、本仇池……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高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滑国……人皆善骑射，著小袖长身袍。”“渴盘陀国，于阗西小国也，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吉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末国、汉世且末国也，士人剪发著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蠕蠕……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齐建元三年……献师子、皮袴褶。”“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 隋俑多小袖高腰长裙，裙系到胸部以上。发式上平而较阔，如戴帽子，或作三饼平云重叠、额部鬓发剃齐，承北周以来“开额”旧制，洛阳出土隋俑和敦煌壁画所见大体如此。如敦煌莫高窟390窟隋妇女进香图，贵妇著大袖衣，外披帔风或小袖衣，这种衣式早见于敦煌北魏以来佛传故事画中男子衣著，但那是内衣小袖而外衣大袖。衣袖大小正与隋代贵妇服装相反。隋贵妇所披小袖外衣多翻领式。侍从婢女及乐伎则穿小袖衫、高腰长裙，腰带下垂，肩披帔帛。头梳双〓髻。 西安玉祥门外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墓主为四岁女孩，随葬群俑围立青石棺旁，女俑穿大袖衣，长袍、垂带、发作三叠平云，上部略宽。武卫俑戴胄，着明光铠、大口裤，一手扶步盾。文吏穿裤褶服，外披小袖齐膝衣唐代的服装1、襦裙－基础概要 2、配件－半臂、褙子等 3、妆束－鞋帽妆饰 4、特殊－高腰/齐胸襦裙 5、特殊－女式大袖衫 6、风俗－女着男装开放与束缚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宋时不论权贵的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百姓，都爱穿着直领, 对襟的背子，因为既舒适得体，捷又显得典雅大方。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宋朝时候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裰」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冕服。天子衮冕服。皇太子衮冕服。 公服：行礼时百官所穿的。常服：元代上层主要服装。元朝 留辫束发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6 种。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于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征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冕服：从宋代起皇帝几乎只穿一种冕服。朝服：有通天冠服、皮弁服、朝服等。公服：百官的正式办公服。均用到它。常服：恢复唐宋时代的常服糸统。褘衣：为皇后受删、谒庙、朝会时穿着。翟衣：为皇后的第二礼服。礼服：品官命妇的大礼服。头戴四方平定巾，身穿宽大长衣的男子。明朝妇女平日穿着短衫长裙，也就是襦裙，腰上系着绸带。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形象记忆。清代官服 清 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清代皇帝朝服 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之。朝服的颜色以黄色为主，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纹样。一般在正前、背后及两臂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襞积（折裥处）前后各绣团龙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披肩绣行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十二章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衣上；其余四种藻、火、宗彝、米粉在裳上，并配用五色云纹。 清代皇帝龙袍 清 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平时较多穿着。穿龙袍时，必须戴吉服冠，束吉服带及挂朝珠。龙袍以明黄色为主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古时称帝王之位，为九五之尊。九、五两数，通常象征着高贵，在皇室建筑、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清朝皇帝的龙袍，据文献记载，也绣有九条龙。从实物来看，前后只有八条龙，与文字记载不符，缺一条龙。有人认为还有一条龙是皇帝本身。其实这条龙客观存在着，只是被绣在衣襟里面，一般不易看到。这样一来，每件龙袍实际即为九龙，而从正面或背面单独看时，所看见的都是五龙，与九五之数正好相吻合。另外，龙袍的下摆，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线条，名谓水脚。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 清代皇后凤袍 皇后常服样式，与满族贵妇服饰基本相似，圆领、大襟，衣领、衣袖及衣襟边缘，都饰有宽花边，只是图案有所不同。本图展示的服装纹样为凤穿牡丹。整件服装在鲜艳的蓝色缎地上，绣八只彩凤，彩凤中间，穿插数朵牡丹。牡丹的颜色处理得净穆而素雅，色彩变化惟妙，具有传统的山水画特点。与此相反，凤的颜色比较浓重，红绿对比度极为强烈，具有典型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 清代宫廷服饰氅衣氅衣为清代的妇女服饰，氅衣与衬衣款式大同小异。衬衣为圆领、右衽、捻襟、直身、平袖、无开气的长衣。氅衣则左右开衩开至腋下，开衩的顶端必饰有云头，且氅衣的纹样也更加华丽，边饰的镶滚更为讲究。纹样品种繁多，并有各自的含义。大约在咸丰、同治期间，京城贵族妇女衣饰镶滚花边的道数越来越多，有“十八镶”之称。这种装饰风尚，一直到民国期间仍继续流行。 清代八旗兵甲胄 清代一般的盔帽，无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品，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铁或铜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或铁泡钉。铠甲分甲衣和围裳。甲衣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另在胸前和背后个佩一块金属的护心镜，镜下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名叫“前挡”。腰间左侧佩“左挡”，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蔽膝。清代八旗兵的甲胄，用皮革制成。此服供大阅兵时穿用，平时收藏起来。清代除满八旗外，在蒙古设蒙古八旗，在汉族设汉八旗，参加大阅兵的实为二十四旗。 清代武士铠甲清代一般的盔帽，无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品，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铁或铜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或铁泡钉。铠甲分甲衣和围裳。甲衣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另在胸前和背后个佩一块金属的护心镜，镜下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名叫“前挡”。腰间左侧佩“左挡”，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蔽膝。清代女装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史书记载“……镶滚之费更甚，有所谓白旗边，金白鬼子栏干、牡丹带、盘金满绣等各色，一衫一裙……镶滚之弗加倍，衣身居十之六，镶条居十之四，衣只有六分绫绸，新时离奇，变色以后很难拆改。又有将羊皮做袄反穿，皮上亦加镶滚，更有排须云肩，冬夏各衣，均可加工……”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女不缠足不着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旗装在清代，除具有上述共同特点外，不同时期的组合特征仍比较鲜明。 各年代女装 康熙年间 贵族妇女流行一种身着黑领金色团花纹或片金花纹的褐色袍，外加浅绿色镶黑边并有金绣纹饰的大褂。襟前有佩饰，头上梳大髻，也有包头巾样式。侍女是着黑领绿袍，金纽扣，头上饰翠花，并有珠珰垂肩。 乾隆年间 妇女着镶粉色边饰的浅黄色衫，外着黑色大云头背心。裙边或裤腿镶有黑色绣花栏干，足着红色弓鞋。也有着朱衣，袖边镶白缎阔栏干，足着红色绣花鞋。也有的着镶有黑边饰的无领宝蓝色衣者，襟前挂香牌一串，纽扣上挂时辰表、牙签、香串等小物件。也有的在衣服外面结桔黄色带子，垂在腰胯两侧与衫齐，带子的端头有绣纹。也有的着白纱汗衫，黑裤红腰带、红肚兜，鞋后跟有提舌。嘉庆、道光年间 女子多着低领蓝衣紫裙，裙子镜面和底边均镶黑色绣花栏干，袖口镶白底全彩绣牡丹阔边。也有的袖口和衣服裙子镶阔栏干，裙带垂至膝下，肩有镶滚云肩。也有的着团花绿衣浅红色裙，裙的镜面上绣少许折枝花数朵，披云肩垂流苏。同治年间 流行蓝缎地镶阔边的绸裤带，带宽一丈或数丈，带端有绣纹。无论着裙着裤均有系带的习俗。腰带系后垂至膝下为尚。光绪中期 妇女衣裙渐短，袖子渐宽，带长过膝露出约一尺有余，走动时随风飘摆，也有将流苏缝于带端，摆动时呈现异样效果。服色以选用湖蓝、桃红为多，也有宝石蓝和大红等色。光绪末年 妇女的衣服身长过膝，采用大镶滚装饰，裙上有时加十六至二十条飘带，每条带尾系上银铃，步行时有响声，甚为风趣。衣襟前挂有金或银制的装饰物，如耳挖子、牙剔子、小毛镊子等。有的还挂有梅檀一类的装有香料的小香囊。也有的系着内装香脂粉的绸缎或缂丝制成的小镜袋。与此同时，上海流行一种新装，这种新装不但在袖边，也在臂肘上饰以镶滚，衣服较前窄且长，裤子也相应地窄了一些。并配以三至四对手镯。如此新装，确实将妇女们的形象装扮得更加清秀和娴静。这种在原有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新形式，在当时就是时髦的新潮装。 清末 流行衣袖里面装假袖口，少时一、二幅，多时二、三幅。这种装束，一则为了显示身份和富有；二则为加强旗装封闭形式的风格特色。假袖口不但用料考究，装饰布局也追求与旗袍相同，由此整体服饰更增加了华丽的效果，也加强了装饰的层次感。假袖口一层层连接起来，显现出窄袖的修长感觉。清代女子服装，有公服、礼服和常服。公服是自皇后至七品命妇规定的服制;礼服在民间指的是吉服或丧服。婚丧嫁娶及寿日的衣服，宫廷中是按命妇的品级规定的;常服形式多，变化服用也自由得多。女装常服 从《大清会典》和《大清通礼》的记载中得知，妇女日常用衣有严格规定，并受法律限制。当然由于它不受品级约束，因此相比之下服式种类较多。服用也随意得多。只是对奴仆、优伶、皂隶限制不得使用丝、绢、纱、绫、缎、紬和罗等档次较高的原料制衣，也不得使用细皮、细毛和石青色原料制衣，不得随便使用珠、翠、金、银、宝石等贵重的装饰品，只能使用葛布、梭布、毛褐、茧紬、貉皮和羊皮等较粗质地的低级原料。在当时如出现“时式装”，则首先在贵族中间服用，在帝制统治时期，人们的衣妆不轻易改变，至于“奇装异服”就更不允许存在了。 满人入关后开始普遍使用纽扣，成为制衣的必备之物。民间用纽扣是受八旗兵的甲衣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商品输入的影响，因此逐渐在衣服的领边和襟边普遍使用。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男服服饰：

我觉得看电视剧会有帮助诶。。夏商周不就是老版蓝天野傅艺伟版封神榜么，可能服饰有异，但是有那么点意思，春秋就看东方小故事，秦朝看吕不韦传奇，汉看大汉天子和汉武大帝，唐看贞观长歌，武则天，大唐芙蓉园，至尊红颜，清看比较正的清宫戏，比如雍正王朝，甄嬛传，康熙大帝，现代拍的都是现代元素太多。明看穿越时空的爱恋，正德皇帝，后宫，元看倚天屠龙记，多去图书馆找找书嘛

【清代】夏朝服，披领及袖俱用石青色加片金沿，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襞，裳行龙爪，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平水，头戴翎冠，颈饰朝珠，内着蟒袍，外加衫服，开衩内露的是衬衫，镶滚边长袄，低领袄衫多为圆领，右对襟，琵琶襟、衽大襟，扣襻系结，高髻，花钗，身穿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的上层妇女。

清代宫廷服饰研究综述论文范文

中国手工艺有万年以上的不间断历史，经过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段的发展演变，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过程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但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文化产业。我们都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一百年间、传统手工艺从鼎盛期日渐下滑，到世纪末，已衰退到历史的低点。而同样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对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沿革、发展规律、文化内涵的整理和研究却日渐兴隆，到世纪末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这一反差耐人寻味，但并不奇怪，它们都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发生的。前者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紧密相联，是已发生的客观事实，不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有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拟从近代以来传统手工艺潜在的蜕变因素、工业社会与传统手工艺的冲突来分析21世纪传统手工艺的前途。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一、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 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推翻了千年封建体制、建立了共和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旧的思想体系和陈规陋习，从而开辟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然而在如此剧烈的社会震撼之中，传统手工艺从表面看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大体上传承了清代的风格和技艺，时强时弱地延续了几十年。但从它与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即将迫使它发生蜕变的潜在因素。 （一）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 在中国古代，手工艺品的使用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环境中，手工艺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所需和生活所需，大到帝王的礼服、礼器，小到民间的嫁衣、纸马。尤其是宫廷和宠大的官僚机构对高档手工艺的需求曾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生产，使金、玉、漆、木、丝织、刺绣等行业的技艺登峰造极。但辛亥革命引起的政体骤变，使顶戴花翎、龙袍朝珠一夜间被废除，带有封建等级烙印的手工艺立即失去了市场。这是市场缩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晚清以来，西方生活用品源源输入中国，如洋布、洋油灯、洋火、洋袜、电扇、电灯、钟表等等，逐步占领了大都市的市场，就连慈禧、光绪都有了钢琴和沙发。1893年（光绪十九年）上海安装了6325盏电灯，次年达到9091盏。接着，北京、天津，包括皇宫禁苑都装起了电灯（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这样，实用手工艺的生产必然受到排挤。 （二）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 传统手工艺品原来就有两大类别。一类是高档品（即后来所说的特种工艺）。兼有观赏和收藏的价值。一类是普及的实用品，直接服务于人的生活。在封建社会，高档工艺品早就成了少数人积敛财富的对象，古物则当作“古玩”收藏。据《查抄和 家产清单》，何家玉器库有“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二柄，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古玩器有“古铜瓶二十座、古铜鼎二十一座、古铜海三十三座……，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等等。民国以来，实用手工艺品虽然有收缩的趋势，但富商大地主和新贵对高档工艺品的需求并未有丝毫减少。因此对手工艺品的价值就明显地偏向了高档的特种工艺品。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明显上升，使实用价值显得无足轻重。晚清至民初苏州工艺美术的畸形发展就是一例，当时以红木家具、玉雕、珠宝、檀香扇、刺绣为大宗，基本上都是特种工艺品。 （三）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 近代传统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长期停留在清代风格之中，少有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父子师徒世代相继的传承方式，使技艺和风格走向程式化，一时难以扭转。正如《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二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不平衡性，使传统手工艺无法迅速与时代靠拢。上个世纪初叶，当东南地区和大都市已经出现较多西装的时候，边远地区还在给少女裹足，社会上出现了古今混杂、中西并举的现象，传统手工艺似乎无所适从。一些人感到世事的变迁，以创新来争取市场，如景德镇瓷瓶上出现了时装人物画。一些人处于猎奇心理，又丢不开传统的观念，就产生了非中非西的混合风格。如苏州东山雕花大楼，既有中国吉祥纹和廿四孝雕刻，又有罗马柱头和文艺复兴式的雕花，杂乱无章。只有刺绣不自觉地发生了比较彻底的蜕变。刺绣在古代以实用为主，明代露香园的“顾绣”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并广为流传。在实用刺绣日趋衰退的时候，这种工艺反而蒸蒸日上，但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刺绣了。三是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高档工艺品，本来就是用以升值的藏品和玩物，以仿古为上品，自然可以无视社会的变革。总之，近代传统手工艺处在变与不变，似变非变的边缘线上，预示着一场难以阻挡的蜕变之风将要横扫中国。

原始服饰 根据出土的骨针、骨锥等制衣工具想象复原的。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商代的服装 形式,主要采用的上衣下裳制,一般以小袖为多,衣服的长度大多在膝盖上下,不分尊卑,全部都制成上下两截.西周以前,也采上衣下裳制,那时的服装,不分男女,一律做成上下两截:一截穿在上身,称衣,襦是短上衣,短衣有两种,一种齐腰,一种至膝盖,襦为一般人平时所穿;一截穿在下身,称裳.衣後的裤褶,襦裙等都是这种服装的遗制.民间女子所穿服装,大体上与男装相同,唯於腰下系一围裙,长不过膝,这种围裙被称为襜周代服饰 大致沿袭商代服制而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为宽松。衣袖有大小两种样式，领子通用交领右衽。不使用钮扣，一般腰间系带，有的在腰上还挂有玉制饰物。裙或裤的长度短的及膝，长的及地。。秦代汉服主要承前朝影响，仍以袍为典型服装样式，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袖也有长短两种样式。秦代男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形制差别不大，都是大襟窄袖，不同之处是男子的腰间系有革带，带端装有带钩；而妇女腰间只以丝带系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秦代的服饰和风俗研究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料秦汉时代，在中国服色是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将阴阳五行思想渗进服色思想中，秦朝国祚甚短，因此除了秦始皇规定服色外，一般的服色应是沿袭战国时代的习惯。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周人的图腾是火，因秦始皇十分迷信阴阳五行之说，所以认为是秦的水灭掉了周的火。而黑色主水，固尚黑），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女服服饰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漂亮的及以华丽为上。由于他减去礼学，对于嫔妃的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支配，一般男性戴头巾，是从秦汉才有的风俗秦代汉服主要承前朝影响，仍以袍为典型服装样式，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袖也有长短两种样式。秦代男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形制差别不大，都是大襟窄袖，不同之处是男子的腰间系有革带，带端装有带钩；而妇女腰间只以丝带系扎 男服服饰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祭服并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始皇在冠服制度上，废除六冕，只采用一种祭祀礼服。《后汉书舆服志》载：“秦以战国即天子位，减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因此秦始皇规定的大礼服是上衣下裳同为黑色的祭服，原因是他相信秦代属水德之故。始皇廿六年，规定衣色以黑色为最上。又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穿绿袍，一般庶人穿白袍。官员头戴冠，身穿宽袍大袖，腰配书刀，手执笏板（上朝用的记事工具），耳簪白笔。当时的男子多以袍服为贵，袍服的样式以大袖收口为多，一般都有花边。百姓、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领长衫，窄袖。女服服饰秦始皇喜欢宫中的嫔妃穿着漂亮的及以华丽为上。由于他减去礼学，对于嫔妃的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支配。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制度，包括衣冠服制。秦始皇对于妃嫔服色，是以迎合他个人喜好为主，不过，基本上仍受五行思想的支配。因此秦代妃嫔夏天穿“浅黄藂罗衫”、披“浅黄银泥云披”，而配以芙蓉冠、五色花罗裙、五色罗小扇、泥金鞋，以衬托它。军官服饰 军官分高、中、低三级。将军是秦昭王时开设，秦爵位二十等，第九等为五大夫，可为将帅，再升七级为大良造，再升三级可封侯，关内侯为十九爵。二十爵为彻侯，即最高爵位。将军俑，身穿双重长襦、外披彩色铠甲，下着长裤，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顶部列双鹖的深紫色鹖冠，橘色冠带系于颌下，打八字结，胁下佩剑。中级军官俑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彩色花边的前胸甲，腿上裹着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腰际佩剑；第二种是身穿高领右衽褶服，外披带彩色花边的齐边甲，腿缚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头戴双版长冠。下级军吏俑，身穿长襦、外披铠甲、头戴长冠，腿扎行縢或护腿，足穿浅履，一手按剑，一手持长兵器，另也有少数下级军吏俑不穿铠甲，属于轻装。士兵服饰 轻装步兵俑，身穿长襦，腰束革带，下着短裤，腿扎行縢（即裹腿），足登浅履，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手持弓弩、戈、矛等兵器。重装步兵俑服装有三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縢，足穿浅履或短靴，头顶右侧绾圆形发髻；第二种的服装与第一种略同，但头戴赤钵头，腿缚护腿，足穿浅履；第二种服装与第三种相同，但在脑后缩板状扁形发髻，不戴赤钵头。战车上甲士服装与重装步兵俑的第二种服装相同。骑兵战士身穿胡服，外披齐腰短甲，下着围裳长裤，足穿高口平头履，头戴弁（圆形小帽），一手提弓弩，一手牵拉马缰。战车上御手的服装有两种：一种是身穿长襦，外披双肩无披膊（即臂甲）的铠甲，腿缚护腿，足登浅履，头戴长冠。第二种的服装是甲衣的特别制作，脖子上有方形颈甲，双臂臂甲长至腕部，与手上的护手甲相联，对身体防护极严。秦军服装甲衣是依兵种作战时运动的实用性能而配备的，并用冠饰形式和甲衣色彩区分官兵地位。汉朝的衣服， 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礼服：汉朝的祭祀礼服，承袭了秦代的废除「六冕」，以一种冕服为祭天地明堂之礼服的办法。冕冠服：为最尊贵的祭祀礼服，是天子及三公诸候、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着。长冠服：为夫子和执事百官，用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如五岳、四渎、山川、社稷等典礼穿者。委貌冠服：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为公卿诸候大夫行大射礼于辟雍的时候穿着。皮弁冠服：此种冠服为大射礼时，执事者穿着，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朝服：自秦开始以袍作为朝服，汉代从皇帝至贱更小吏亦以袍作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亦即是深衣制的袍服，不过因不同身份的人戴的冠不同而有不同之名称。汉代的朝服，服色是随着五时色，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朝服均是衬以告缘领袖的中衣。庙服：相当于周代的禕衣，是女子礼服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入庙服，皇后之谒庙服，其服色是皂下。蚕服：相当于周代约鞠衣。每年三月，皇后帅领公卿诸侯夫人亲蚕礼时穿着。朝服：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三国的服饰和汉朝一样晋。南北朝 的服饰 因为南北朝时男足女足无异样。 还有加以锈纹的履，例如陆机《织女怨》有“足蹑刺绣之履”；梁时沈约有“锦履并花纹”。另外木屐在当时也为妇女穿着。 魏晋妇女衫裙之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衫裙 图为穿大袖衫、间色条纹裙的贵妇、侍从（敦煌莫高窟壁画）及大袖衫、间色裙穿戴展示图（根据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壁画复原绘制）。河南洛阳等地出土的陶塑妇女，也穿这类服装。其特点是：对襟、束腰，衣袖宽大，袖口缀有一块不同颜色的贴袖。下着条纹间色裙。当时妇女的下裳，除穿间色裙外，还有其他裙饰。晋人《东宫旧事》记太子之妃服装，有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丹纱杯文罗裙等名色。可见女裙的制作已很精致，质料颜色也各不相同。隋朝的服饰 居住在北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多穿小袖袍、小口裤。如《南史》、《北史》、《隋书》等记载：“武兴、本仇池……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高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滑国……人皆善骑射，著小袖长身袍。”“渴盘陀国，于阗西小国也，风俗与于阗相类，衣吉贝布，著长身小袖袍、小口裤。”“末国、汉世且末国也，士人剪发著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蠕蠕……辫发，衣锦小袖袍、小口裤、深雍靴、齐建元三年……献师子、皮袴褶。”“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 隋俑多小袖高腰长裙，裙系到胸部以上。发式上平而较阔，如戴帽子，或作三饼平云重叠、额部鬓发剃齐，承北周以来“开额”旧制，洛阳出土隋俑和敦煌壁画所见大体如此。如敦煌莫高窟390窟隋妇女进香图，贵妇著大袖衣，外披帔风或小袖衣，这种衣式早见于敦煌北魏以来佛传故事画中男子衣著，但那是内衣小袖而外衣大袖。衣袖大小正与隋代贵妇服装相反。隋贵妇所披小袖外衣多翻领式。侍从婢女及乐伎则穿小袖衫、高腰长裙，腰带下垂，肩披帔帛。头梳双〓髻。 西安玉祥门外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墓主为四岁女孩，随葬群俑围立青石棺旁，女俑穿大袖衣，长袍、垂带、发作三叠平云，上部略宽。武卫俑戴胄，着明光铠、大口裤，一手扶步盾。文吏穿裤褶服，外披小袖齐膝衣唐代的服装1、襦裙－基础概要 2、配件－半臂、褙子等 3、妆束－鞋帽妆饰 4、特殊－高腰/齐胸襦裙 5、特殊－女式大袖衫 6、风俗－女着男装开放与束缚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宋时不论权贵的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百姓，都爱穿着直领, 对襟的背子，因为既舒适得体，捷又显得典雅大方。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宋朝时候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做事的时候就把衣服往上塞在腰带上，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当时退休的官员、士大夫多穿一种叫做「直裰」的对襟长衫，袖子大大的，袖口、领口、衫角都镶有黑边，头上再戴一顶方桶形的帽子，叫做「东坡巾」。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冕服。天子衮冕服。皇太子衮冕服。 公服：行礼时百官所穿的。常服：元代上层主要服装。元朝 留辫束发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6 种。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于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征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冕服：从宋代起皇帝几乎只穿一种冕服。朝服：有通天冠服、皮弁服、朝服等。公服：百官的正式办公服。均用到它。常服：恢复唐宋时代的常服糸统。褘衣：为皇后受删、谒庙、朝会时穿着。翟衣：为皇后的第二礼服。礼服：品官命妇的大礼服。头戴四方平定巾，身穿宽大长衣的男子。明朝妇女平日穿着短衫长裙，也就是襦裙，腰上系着绸带。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其造型完整严谨，呈封闭式盒状体，因此形象肃穆庄重，清高不凡，而独树一帜，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形象记忆。清代官服 清 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清代皇帝朝服 清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朝服及所戴的冠，分冬夏二式。冬夏朝服区别主要在衣服的边缘，春夏用缎，秋冬用珍贵皮毛为缘饰之。朝服的颜色以黄色为主，以明黄为贵，只有在祭祀天时用蓝色，朝日时用红色，夕月时用白色。朝服的纹样主要为龙纹及十二章纹样。一般在正前、背后及两臂绣正龙各一条；腰帷绣行龙五条襞积（折裥处）前后各绣团龙九条；裳绣正龙两条、行龙四条；披肩绣行龙两条；袖端绣正龙各一条。十二章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黻八章在衣上；其余四种藻、火、宗彝、米粉在裳上，并配用五色云纹。 清代皇帝龙袍 清 代皇帝服饰有朝服、吉服、常服、行服等。皇帝的龙袍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平时较多穿着。穿龙袍时，必须戴吉服冠，束吉服带及挂朝珠。龙袍以明黄色为主也可用金黄杏黄等色。古时称帝王之位，为九五之尊。九、五两数，通常象征着高贵，在皇室建筑、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所反映。清朝皇帝的龙袍，据文献记载，也绣有九条龙。从实物来看，前后只有八条龙，与文字记载不符，缺一条龙。有人认为还有一条龙是皇帝本身。其实这条龙客观存在着，只是被绣在衣襟里面，一般不易看到。这样一来，每件龙袍实际即为九龙，而从正面或背面单独看时，所看见的都是五龙，与九五之数正好相吻合。另外，龙袍的下摆，斜向排列着许多弯曲的线条，名谓水脚。水脚之上，还有许多波浪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又立有山石宝物，俗称“海水江涯”，它除了表示绵延不断的吉祥含意之外，还有“一统山河”和“万世升平”的寓意。 清代皇后凤袍 皇后常服样式，与满族贵妇服饰基本相似，圆领、大襟，衣领、衣袖及衣襟边缘，都饰有宽花边，只是图案有所不同。本图展示的服装纹样为凤穿牡丹。整件服装在鲜艳的蓝色缎地上，绣八只彩凤，彩凤中间，穿插数朵牡丹。牡丹的颜色处理得净穆而素雅，色彩变化惟妙，具有传统的山水画特点。与此相反，凤的颜色比较浓重，红绿对比度极为强烈，具有典型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 清代宫廷服饰氅衣氅衣为清代的妇女服饰，氅衣与衬衣款式大同小异。衬衣为圆领、右衽、捻襟、直身、平袖、无开气的长衣。氅衣则左右开衩开至腋下，开衩的顶端必饰有云头，且氅衣的纹样也更加华丽，边饰的镶滚更为讲究。纹样品种繁多，并有各自的含义。大约在咸丰、同治期间，京城贵族妇女衣饰镶滚花边的道数越来越多，有“十八镶”之称。这种装饰风尚，一直到民国期间仍继续流行。 清代八旗兵甲胄 清代一般的盔帽，无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品，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铁或铜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或铁泡钉。铠甲分甲衣和围裳。甲衣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另在胸前和背后个佩一块金属的护心镜，镜下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名叫“前挡”。腰间左侧佩“左挡”，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蔽膝。清代八旗兵的甲胄，用皮革制成。此服供大阅兵时穿用，平时收藏起来。清代除满八旗外，在蒙古设蒙古八旗，在汉族设汉八旗，参加大阅兵的实为二十四旗。 清代武士铠甲清代一般的盔帽，无论是用铁或用皮革制品，都在表面髹漆。盔帽前后左右各有一梁，额前正中突出一块遮眉，其上有舞擎及覆碗，碗上有形似酒盅的盔盘，盔盘中间竖有一根插缨枪、雕翎或獭尾用的铁或铜管。后垂石青等色的丝绸护领，护颈及护耳，上绣有纹样，并缀以铜或铁泡钉。铠甲分甲衣和围裳。甲衣肩上装有护肩，护肩下有护腋；另在胸前和背后个佩一块金属的护心镜，镜下前襟的接缝处另佩一块梯形护腹，名叫“前挡”。腰间左侧佩“左挡”，右侧不佩挡，留作佩弓箭囊等用。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系于腰间。在两幅围裳之间正中处，覆有质料相同的虎头蔽膝。清代女装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史书记载“……镶滚之费更甚，有所谓白旗边，金白鬼子栏干、牡丹带、盘金满绣等各色，一衫一裙……镶滚之弗加倍，衣身居十之六，镶条居十之四，衣只有六分绫绸，新时离奇，变色以后很难拆改。又有将羊皮做袄反穿，皮上亦加镶滚，更有排须云肩，冬夏各衣，均可加工……”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女不缠足不着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旗装在清代，除具有上述共同特点外，不同时期的组合特征仍比较鲜明。 各年代女装 康熙年间 贵族妇女流行一种身着黑领金色团花纹或片金花纹的褐色袍，外加浅绿色镶黑边并有金绣纹饰的大褂。襟前有佩饰，头上梳大髻，也有包头巾样式。侍女是着黑领绿袍，金纽扣，头上饰翠花，并有珠珰垂肩。 乾隆年间 妇女着镶粉色边饰的浅黄色衫，外着黑色大云头背心。裙边或裤腿镶有黑色绣花栏干，足着红色弓鞋。也有着朱衣，袖边镶白缎阔栏干，足着红色绣花鞋。也有的着镶有黑边饰的无领宝蓝色衣者，襟前挂香牌一串，纽扣上挂时辰表、牙签、香串等小物件。也有的在衣服外面结桔黄色带子，垂在腰胯两侧与衫齐，带子的端头有绣纹。也有的着白纱汗衫，黑裤红腰带、红肚兜，鞋后跟有提舌。嘉庆、道光年间 女子多着低领蓝衣紫裙，裙子镜面和底边均镶黑色绣花栏干，袖口镶白底全彩绣牡丹阔边。也有的袖口和衣服裙子镶阔栏干，裙带垂至膝下，肩有镶滚云肩。也有的着团花绿衣浅红色裙，裙的镜面上绣少许折枝花数朵，披云肩垂流苏。同治年间 流行蓝缎地镶阔边的绸裤带，带宽一丈或数丈，带端有绣纹。无论着裙着裤均有系带的习俗。腰带系后垂至膝下为尚。光绪中期 妇女衣裙渐短，袖子渐宽，带长过膝露出约一尺有余，走动时随风飘摆，也有将流苏缝于带端，摆动时呈现异样效果。服色以选用湖蓝、桃红为多，也有宝石蓝和大红等色。光绪末年 妇女的衣服身长过膝，采用大镶滚装饰，裙上有时加十六至二十条飘带，每条带尾系上银铃，步行时有响声，甚为风趣。衣襟前挂有金或银制的装饰物，如耳挖子、牙剔子、小毛镊子等。有的还挂有梅檀一类的装有香料的小香囊。也有的系着内装香脂粉的绸缎或缂丝制成的小镜袋。与此同时，上海流行一种新装，这种新装不但在袖边，也在臂肘上饰以镶滚，衣服较前窄且长，裤子也相应地窄了一些。并配以三至四对手镯。如此新装，确实将妇女们的形象装扮得更加清秀和娴静。这种在原有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新形式，在当时就是时髦的新潮装。 清末 流行衣袖里面装假袖口，少时一、二幅，多时二、三幅。这种装束，一则为了显示身份和富有；二则为加强旗装封闭形式的风格特色。假袖口不但用料考究，装饰布局也追求与旗袍相同，由此整体服饰更增加了华丽的效果，也加强了装饰的层次感。假袖口一层层连接起来，显现出窄袖的修长感觉。清代女子服装，有公服、礼服和常服。公服是自皇后至七品命妇规定的服制;礼服在民间指的是吉服或丧服。婚丧嫁娶及寿日的衣服，宫廷中是按命妇的品级规定的;常服形式多，变化服用也自由得多。女装常服 从《大清会典》和《大清通礼》的记载中得知，妇女日常用衣有严格规定，并受法律限制。当然由于它不受品级约束，因此相比之下服式种类较多。服用也随意得多。只是对奴仆、优伶、皂隶限制不得使用丝、绢、纱、绫、缎、紬和罗等档次较高的原料制衣，也不得使用细皮、细毛和石青色原料制衣，不得随便使用珠、翠、金、银、宝石等贵重的装饰品，只能使用葛布、梭布、毛褐、茧紬、貉皮和羊皮等较粗质地的低级原料。在当时如出现“时式装”，则首先在贵族中间服用，在帝制统治时期，人们的衣妆不轻易改变，至于“奇装异服”就更不允许存在了。 满人入关后开始普遍使用纽扣，成为制衣的必备之物。民间用纽扣是受八旗兵的甲衣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商品输入的影响，因此逐渐在衣服的领边和襟边普遍使用。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男服服饰：

我觉得看电视剧会有帮助诶。。夏商周不就是老版蓝天野傅艺伟版封神榜么，可能服饰有异，但是有那么点意思，春秋就看东方小故事，秦朝看吕不韦传奇，汉看大汉天子和汉武大帝，唐看贞观长歌，武则天，大唐芙蓉园，至尊红颜，清看比较正的清宫戏，比如雍正王朝，甄嬛传，康熙大帝，现代拍的都是现代元素太多。明看穿越时空的爱恋，正德皇帝，后宫，元看倚天屠龙记，多去图书馆找找书嘛

清朝皇室服饰解析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清代官服服饰图案研究论文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清朝皇室服饰解析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清代】夏朝服，披领及袖俱用石青色加片金沿，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腰帷行龙四，中有襞，裳行龙爪，披领行龙二，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平水，头戴翎冠，颈饰朝珠，内着蟒袍，外加衫服，开衩内露的是衬衫，镶滚边长袄，低领袄衫多为圆领，右对襟，琵琶襟、衽大襟，扣襻系结，高髻，花钗，身穿对襟外衣，或水田衣，长裙的上层妇女。

明清宫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金梁教授个人简介】长期从事书画创作以及教学工作，书法擅长魏碑、隶、行、草书，古朴儒雅功力浓厚，独具风貌。数十次参加美国、日本、韩国国际及全国名家邀请展，作品倍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并刻碑。被团中央《中国青年》邀请书写百幅名人名言长期连载。 、【张金梁教授著述之专著】张明整理01.《〈续书史会要〉补证》，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02.《明代书法史探微》（荣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三等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03.《张金梁书法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04.《明代书学铨选制度研究》（荣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05.《〈书史会要〉校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张金梁教授著述之论文】张明整理01.《浅议书法的电化教学》 载《书法报》1987年8月12日第32期第2版02.《唯不能同斯大雄——王蘧常书法浅探》（浙江近现代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1991年9月·浙江杭州）03.《“二石”比较论》（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3年6月·河南洛阳） 载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等编《王铎论集——王铎国际书法研讨会论文》，第275—285页；亦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37—248页04.《艰难的美——黄道周书法研究》（中国书画节研讨会入选论文·1994年·天津）05.《从文化现象看明朝的书法发展》（’95国际书法史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1995年·北京） 载张金梁《〈续书史会要〉补证·附录》，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203—215页06.《谈〈书史会要〉和〈续书史会要〉》 载《书法报》1996年7月31日第31期（总第629期）第3版07.《论刘墉》 载《书法研究》1996年第6期（总第74辑），第90—103页08.《朝代书法风尚辨——与〈中国书法文化大观〉编者商榷及其它》（’96中国书法批评年会论文·1996年9月·湖南张家界） 载《书法研究》1997年第1期（总第75辑），第58—64页09.《六朝神韵在斯翁——浅论康有为的书法艺术》（康有为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年·广东广州） 载《书法之友》1997年第4期，第21—24页；亦载《康有为书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书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6—30页10.《明朝书“家”知多少》 载《书法报》1997年4月23日第17期第3版11.《博学才能发展 兼蓄才能创新——与李文采先生商榷》 载《书法》1997年第3期，第2—3页12.《庄㫤评书的启示》 载《书法报》1997年7月9日第28期第3版13.《高山仰止 丰碑并立——陆维钊、沙孟海书法艺术比较研究》 载《’97沙孟海书学研讨会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169—174页；又《书法报》1997年8月27日第35期第3版、9月3日第36期第3版连载；亦载《陆维钊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68—175页14.《明朝“状元”书法一瞥》 载《中国书画报》第70期15.《现代草书“三圣”散论》（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交流论文·1997年·浙江宁波） 载《近现代书法研究——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论文集》，安徽美术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92—203页16.《从“阁体”谈到书法的评选》 载《中国书画报》1997年17.《在“全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载《中国书法》1998年第3期，第6页18.《访章祖安先生》 载《书法报》1998年5月4日第18期第1版19.《从楚王好细腰谈起》 载《书法报》1998年5月18日第20期第1版20.《也论“正”、“大”》 载《书法报》1998年8月17日第33期第1版21.《书法史刍议》 载《书法报》1998年11月9日第45期第3版22.《释“展览”》 载《书法报》1998年11月23日第47期第1版23.《释“协会”》 载《书法报》1998年12月7日第49期第1版24.《论书法的“中和”美和“冲和”美》 载《书法》1998年第6期，第45—46页；亦载《美的沉思——美学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73—276页25.《谈“中书舍人”和“台阁体”》 载《书法报》1999年3月29日第13期第3版26.《论丰坊》 载《书法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88辑），第50—66页27.《〈续书史会要〉研究》 载《中国书法》1999年第4期，第33—35页28.《非“吴门书派”》 载《书法报》1999年4月26日第17期第3版29.《时代的呼唤——雅俗共赏》 载《书法》1999年第5期，第6—8页；亦载《美的沉思——批评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69—272页30.《释“评委”》 载《书法报》1999年7月19日第29期第1版31.《从〈书学史〉谈到书法史的研究》（祝嘉书学研讨会论文·1999年·江苏苏州）32.《涤浊呈清——新世纪书法瞻望》 载《书法报》2000年1月24日第4期第1版33.《世纪书坛点将录》 载《书法报》2000年1月10日第2期第3版、1月17日第3期第3版34.《〈孙仲隐墓志〉研究》（全国隶书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 载《书法导报》2000年11月29日第48期第3版；亦载山东省高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高密文史选粹》，2002年10月，第478—488页35.《浅谈明代书法教育》 载于植元、栾传益主编《书法教育研究文集》，大连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15—120页36.《谦谦君子 卑以自牧》 载《青少年书法报》37.《明代书法“尚理”论——兼论书史的研究方法》(荣获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 载《全国第五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95—305页38.《明朝书法分期管见》 载《书法报》2000年10月16日第17期第3版39.《论明代书法对社会的影响》（国际书法史论研讨会论文·2000年·浙江杭州） 载《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冷印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57—266页；又《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第22—24页（节选）；亦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5期（总第103辑），第84—98页40.《论解缙书法的两面性》 载《书法报》2000年12月11日第25期第3版41.《技道两进 挥翰写心——评徐州市青年书家十人展》 载《青少年书法报》（2001年）42．《贵哉“东北风”》 载《书法报》2001年1月22日第4期第2版43．《丛文俊书学体系蠡探》 载《书法导报》2001年7月11日第28期第3版、7月18日第29期第3版44.《健全书法高等教育 促进书法学科建设——丛文俊教授谈吉林大学招收书法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及相关问题》 载《书法报》2001年7月23日第30期第1版；亦载《书法导报》2001年7月18日第29期第8版45.《论“错误”借鉴与书法的发展》 载《书法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102辑），第79—92页46.《汇集众美 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评介》 载《书法》2002年第1期，第30—31页47.《〈唐二娘子家书〉言辞没受倭语影响》 载《书法》2002年第3期，第41页48.《广采博取 鉴古铸今——论丛文俊先生的书法艺术》 载《书法之友》2002年第4期，第22—24页49.《从“作品限制出境”说起》 载《书法报》2002年3月25日第12期《兰亭》副刊第6版50.《浅议章草》 载《书法报》2002年6月3日第22期第2版51.《关于评论明初“三宋”书法的两个问题》 载《书法评论》第1期（2002年7月），第5—9页52.《〈佩文斋书画谱〉署录〈续书史会要〉正误》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9月第5期，第78—82页53.《论流行书风》 载《二十一世纪书法·天津论坛学术论文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第66—69页54.《四库本〈续书史会要〉阙漏考》 载《金景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229—237页；亦载《书法研究》2003年第3期（总第113辑），第98—105页55.《说“清”》 载《书法》2002年第12期，第13—15页56.《子昂荐雪庵》 载《书法报》2003年1月27日第4期（总第943期）第3版57.《亲近“二赋”》 载《书法报》2003年2月24日第8期《兰亭》副刊第2版58.《谈草书》 载《书法》2003年第2期《众人说草书》（下），第29—32页59.《高密历史文明之光“高密戈”》 载《高密日报》2003年5月16日第95期第8版60.《凿穿混沌 开辟鸿蒙——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评介》 载《书法报》2003年5月26日第21期第3版61.《逸园影印洪武本〈书史会要〉考》 载《文献》2003年7月第3期，第220—230页；亦载《陶宗仪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465—475页62.《张天骏婢善书考》 载《书法丛刊》2003年第4期，第95—96页63.《明永乐初期朝廷书事考辨》 载《吉林大学古籍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395—403页64.《白沙论》 载《书法研究》2004年第1期（总第117辑），第70—84页；亦载《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46—154页65.《明代殿房书办研究》（荣获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 载《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55—172页；亦载《书法研究》2004年第3期（总第119辑），第94—119页66.《从浮云与树林谈起——〈明代书法史探微〉自序》 载《书法报》2004年3月1日第9期第3版67.《明代华亭书家》 载《书法评论》2004年第1期，第14—22页68.《永乐初朝廷书事考》 载《书法丛刊》2004年第4期，第35—41页69.《吴门长者——文征明》 载《中国书法》2004年第6期，第27—28页70.《“名”、“贵”：明代书法评论的两大范畴》 载《书画世界》2005年第1期，第80—82页71.《“南安体”、“南路体”、“梅花体”研究》 载《中国书法》2005年第2期，第43—45页；亦载《北方书法论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18页72.《论张海》 载《创造力的实现——张海书法艺术评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34—47页；又张海《张海书法·代序》73.《胸罗万象 健笔凌云——丛文俊先生书法艺术浅探》 载《书与画》2005年第5期，第8—11页74.《明沈度〈敬斋箴〉考》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80—85页；亦载《中国书画》2006年第3期，第37—38页75.《论好太王碑书法——兼与爨宝子碑比较研究》 载《好太王碑暨十六国北朝刻石书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101—113页76.《文征明书法领袖吴门成因研究》 载《北方书法论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9—36页77.《当代书法应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 载《2005年当代文艺论坛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396—400页78.《“真宰相”刘统勋之书》 载《高密人文自然遗产》2007年第3期（总第5期），第11—14页79.《康里子山名字考》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7月第4期，第3—6页80.《论明拓〈兰亭序〉》 载《兰亭雅集·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兰亭论坛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6—38页81.《异彩纷呈的东北书法》 载《吉林日报》2007年12月6日第13版《东北风周刊》82.《朱复戡书法现象研究》 载《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44—50页83.《郑文焯其人其书》 载《高密人文自然遗产》2008年第1期（总第6期），第47—50页84.《明代朝廷玺印研究》 载《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第26—37页85.《明代宫廷书法研究》 载《明清书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15—32页86.《明代“中书体”研究》 载《中国书法》2008年第11期，第43—46页87.《海上升明月——论王蘧常章草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载《海派书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33—339页88.《张改琴书法浅论》 载《中国美术馆当代名家系列作品集·书法卷·张改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78—79页89.《论当代草书》 载《书画艺术》2009年第1期，第29—32页90.《〈永乐大典〉纂修人研究》 载《文献》2009年1月第1期，第128—138页91.《殷商金文章法蠡探》 载《中国书法》2009年第1期，第42—49页92.《“桓夫人善书”考》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9月第5期，第72—75页93.《“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新论》 载《书画艺术》2009年第5期，第41—45页94.《书异其人——论黄庭坚其人其书》 载《书法丛刊》2009年第3期，第69—77页；亦载《纪念黄庭坚诞辰9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538—550页95.《三论雪堂》 载《书画艺术》2010年第3期，第62—69页96.《向传统索取新意 在时尚中把握自我》 载《吉林日报》2010年4月19日第8版97.《明代以“疏”论书研究》（“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9年12月·江苏南京） 载《书法报》2010年5月19日第19期第21版98.《简论书法史研究法中容易忽视的几个问题》 载《中国书法》2010年第8期，第97页99.《〈砥柱铭〉长卷非黄庭坚真迹》 载《书法报》2010年7月14日第22版，亦载《书法》2010年第10期，第33—35页【张金梁教授著述之序跋】张明整理01.《赵生泉〈金石探幽〉序》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2.《陈国成〈吾衍〈三十五举〉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3.《梁继〈张照年谱〉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4.《赵彦辉〈寒山帚谈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5.《张明〈赵孟頫书法研究发微〉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6.《张函〈明末遗民书法研究〉序》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07.《徐文平〈处州历代书法〉序》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08.《〈书法史图鉴〉序》 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09.《〈孙初画集〉序》10.《书中龙也——〈十七帖〉》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3年，大学毕业后接受国家工作分配，就职于故宫博物院，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清宫旧藏古籍的文章。1989年，创作的第一本书《紫禁城秘闻》发行。随后，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先后出版相关著作达30多本；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作专题发言，宣读论文；潜心研究宫廷版本、宫廷历史以及宫廷历史人物，发表了许多文章。著有书籍：《皇帝品茶》，故宫出版社。《雍正如是说》，故宫出版社。《明清二十四后妃》，故宫出版社。《乾隆南巡》，故宫出版社。《珠联璧合——海峡两岸文物故事》，华艺出版社。《慈禧私家相册》，中华书局。《慈禧与晚清残局》，香港和平图书公司。《末代女皇的一生》，香港和平图书公司。《向斯说慈禧》，工人出版社简体字版；台湾知本家文化公司繁体字版。《慈禧私密花园》，华夏出版社简体字版，香港和平出版公司繁体字版。《清代皇帝读书生活》，中国书店出版社。《天禄珍藏》，紫禁城出版社。《故宫国宝宫外流失秘笈》，中国书店出版社。《女人慈禧》，华艺出版社，香港和平出版公司繁体字版，韩国胡萝卜出版公司韩文版。《乾隆养生之谜》，文化艺术出版社。《故宫往事》，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宫廷御览图书》，紫禁城出版社简体字版。《康熙皇帝画传》，紫禁城出版社。《后宫的金枝玉叶》，紫禁城出版社。《康熙相薄》，学苑出版社简体字版，台湾远流实学社繁体字版。《皇帝的佛缘》，紫禁城出版社简体字版，香港和平图书公司繁体字版。《中国宫廷善本》，文物出版社简体字版，台湾远流实学社繁体字版。《乾隆养生录》，文化艺术出版社简体字版，台湾远流实学社繁体字版，韩国世宗出版社韩文版。《漫游宫廷禁地》，台湾老古文化公司。《漫游历史禁地》，台湾老古文化公司。《斜阳下的宫殿：民国时期故宫往事》（寒布合著）《中国古代禁卫军》（王镜轮合著），解放军出版社。《珍图本历代宫廷生活》（王镜轮合著）《帝王后宫生活实录》，大众文艺出版社。《皇帝的女人们》华艺出版社。《中国历朝皇宫禁卫实录(上下册)》（王霜合著），群众出版社。《中国历朝皇宫生活全书》（王镜轮合著），华文出版社。《中国皇帝游乐生活》，新华出版社。《宫禁后妃生活》，华艺出版社简体字版，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繁体字版。《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王镜轮合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皇朝兴亡丛书：《最后的紫禁城》、《皇朝天运》、《帝王生活》、《宫闱秘史》，工人出版社。故宫藏品大系主编：《故宫藏品大系：臣工写经》、《故宫藏品大系：御笔写经》、《故宫藏品大系：抄本》上下册、《故宫藏品大系：戏本》上下册等书，故宫出版社；撰有文章：《缥缃盈天府——清代宫廷藏书考述》（《永乐文渊——清代宫廷典籍文化艺术》）《清宫武英殿刻本》《武英殿刻本之纂修》（《紫禁城》1期）《之纂修经过及其版本特征》（《故宫学刊》第1辑）《宋版古书之鉴识》（《紫禁城》）《清宫“天禄琳琅”珍籍流传考》（《2007年故宫博物院第一届清宫典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宫五修考述》（《图书馆杂志》6期）《宋版古书之鉴定》（《新世纪图书馆》3期）《大藏经及其源流》（《收藏家》9期）《中国佛经总集〈大藏经〉》（《紫禁城》4期）《清宣统时期流失宫外古籍考》（《中国文物世界》193期）（香港）《漫谈圣明君主》（一、二、三、四）（《紫禁城》1-4期）《漫话皇帝的寿命》（《紫禁城》3期）《宫廷藏书兴衰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康乾盛世”的帝王文化》（《紫禁城》2期）2007年，在武英殿主持大型展览《天禄珍藏》，主编《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并参与主持故宫博物院第一届清宫典籍国际学术会议；2012年11月，参加广州《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发言，宣读《乾隆南巡御制诗考述》。 其一，史料详实。运用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致入微，笔触轻松，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其二，场景广阔。书里生动地再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场景。重大历史场景，生动人物故事，细腻叙述，熠熠生辉。其三，视角独特。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人物特有的个性、心理和生活。其四，文笔流畅。书里的故事引人入胜，文字叙述精彩生动。（摘自《女人慈禧》阎崇年《序》，《女人慈禧》，由清史学者阎崇年作序，两人算是忘年交。他们的结识是故宫牵出来的缘分。阎崇年曾打趣说自己有“私心”:“我看书得求他，进故宫门也得求他啊。”） 向斯作品所描写的场景是他所熟悉的中国宫廷历史、文化，尤其是宫廷内府版本和清宫人物诸方面的研究，例如《女人慈禧》。书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慈禧太后的一生。慈禧由一个生在北京西城辟才胡同那拉氏家四合院里的小女孩，从16岁的少女，走进皇宫深院后，由争宠到贵妃、到太后，进而成为朝纲专断的皇太后。慈禧御政的四十八年间，风云变幻、不动声色、暗藏玄机、稳操胜券，作者对女人慈禧的描述，运用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细致入微，笔触轻松，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生动地再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场景。慈禧先后在皇宫的储秀宫、长春宫、宁寿宫以及圆明园、西苑生活，这里的每一座宫院，从门窗装饰、屋檐彩画到饮食起居，都留下了她鲜明的个人印记。从生子、北狩、祺祥政变，到训子、恋权、同治大婚，从太监违制、平定东南，到钳制恭亲王、平反小白菜案，从曾国藩的发迹、编练湘军，到总督东南战事、传闻湘军政变，从万寿庆典到囚禁光绪，从珍妃之死到出逃西安，重大历史场景，生动人物故事，细腻叙述，熠熠生辉。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慈禧作为女人所特有的个性、心理和生活。她对政务十分敏锐，“心欲细而胆欲大”。她奉行的人生哲学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要让他一生不痛快。她面对东南危局，却始终陪伴在咸丰皇帝身边，帮助他渡过难关。时局逆转，她随丈夫出逃北京，前往热河行宫。她26岁就做了寡妇，在悲痛中面对八大臣向孤儿寡母的欺凌与挑战时，表现出了非凡的胆魄、超人的机智、坚韧的毅力和高明的手腕。回到北京后，她三次与恭亲王权力较量，使恭亲王俯首称臣。儿子长大成人、结婚、执政以及凄惨去世，她再次垂帘听政、再次出逃北京等等，一一再现了一个女人十分独特的个性和生活。

1、《也谈对范文程的评价》，《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4期。2、《乾隆朝蠲免钱粮问题试探》，《南开史学》1984年第2期。3、《论〈圣谕广训〉与清代孝治》，《南开史学》1988年第1期。4、《士大夫与地方社会的结合体——清代“乡绅”一词含义的考察》，《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5、《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89、12转载）6、《试论中国族谱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7、《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简说》，《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8、《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9、《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7转载）10、《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0、6转载）11、《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南开史学》1990年第2期。12、《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13、《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明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第6号，（日本）东京大学1991年6月。14、《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明清史论集》第2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5、《乾隆早期廷议粮价腾贵问题探略》，《南开学报》1991年第6期。16、《元代墓祠祭祖问题研究》，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17、《元代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18、《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19、《清代啯噜新研》，《清史论丛199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20、《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史（二）》1995、10转载）。21、《论宋代“营妓”》，《历史月刊》（台湾）1997年第1期，总第108期。22、《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1997、3）23、《清代治理“老瓜贼”问题初探》，《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24、《禳灾之俗述丛》，《历史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112期（署名萧驷）。25、《中国古代对老年的界定》，《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美国纽约华文《世界日报》1997年6月23、24日“上下古今”版并载。26、《中国古代礼遇老年的制度》，《历史月刊》1997年第6期，总第113期。27、《中国族谱的人物传记》，《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28、《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述评》，《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署名萧驷）。29、《清代孝治政策述略》，《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30、《试论宋濂的宗族思想》，《东洋学研究》第四辑，韩国?东洋学研究会1998年6月版。31、《明代岁时节日生活》，《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10月版。32、《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5期）33、《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34、《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35、《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9年第12期）36、《“虚耗”鬼的由来与禳除习俗——中国岁时节日体现的民众心态》，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10月版。37、《清代溺婴问题新探》，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38、《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4 月版。39、《罗钦顺的谱论与族论——以江西泰和及吉安为中心》，上海图书馆编《中华族谱研究——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40、《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41、《清代的文昌诞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1月版。42、《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43、《明代福建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6月版。44、《宋元时期徽州建祠祭祖的形式及其变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45、《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7月版。46、《明代家庙述论》，冯明珠主编《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7月。47、《试论明代族规的兴起》，《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9月。48、《明代溺婴问题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49、《宗族与农村基层社会控制的历史和现实——考察宋以后江西宗族的发展》，肖唐镖、史天健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50、《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中国史研究》（韩国）第20辑（中国女性史 特辑号），2002年10月。

宫廷文化论文宋词研究报告

1. 关于古诗句的研究报告 关于古诗句的研究报告 1. 如何引导学生写好关于古诗词的研究报告 结题报告摘要本课题的研究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古典诗词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积极性，通过诗歌鉴赏理论知识做铺垫，加上教师精练做指导，以及高考前适度专题训练， 提高学生对古典诗词赏析的实践能力。 整个课题研究过程遵循“诗歌鉴赏理论—实践—理论”的规律。通过教给学生鉴赏古典诗歌理论知识，激发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 通过诵读、实验、练习、创作等方法，适时、适地、适度地教给学生正确的鉴赏方法。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加深了学生古典诗歌的积淀，综合提高了学生的文化素养。 同时也促进了课题组参与教师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改变。结题报告一、课题背景及界定（在什么背景下我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的内涵是什么？）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典诗词集意境美、情感美、语言美，韵律美于一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去诵读、去体会。 两千年前，先哲孔子身体力行传播“诗教”。今天，我们同样要重视古诗词教学。 从承载文化遗产这方面而言，古典诗歌有着其他文本所不具有的优势。特别是进入高中新课程改革，高中语文必修和选修课本中都收录了大量优秀的古典诗词，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唐诗宋词，无不反映出现代教育对高中生文学作品赏析能力培养的重视。 培养学生的古典诗歌鉴赏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发展个性，丰富精神世界。但目前高中学生对古典诗词的认识仅限于读读背背，满足于名句默写能挣到分，并没有深入理解诗歌的意境内容和情感；目光也仅限于课内诗词，并没有广泛涉猎延伸到课外，阅读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对诗歌的鉴赏仅限于浅层次的感知，懵懂乱猜，没有掌握系统科学的方法。 针对学生学习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急需教师“答疑解惑”“授之以渔”，对学生进行古典诗词赏析方法的指导。由于古诗词作为古代的一种文学存在，包含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历史知识，作为最精粹的汉语言文学，又包蕴有丰富的情感和表达手段，因此，学会赏析古典诗词有一定的难度，对于普通高中的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对于教师来说，也时常会遇到费时费力地教，学生能力却难以提高的窘境。大多数教师面对古典诗词的教学，都会产生许多困惑，有自身文学素养的欠缺，有欣赏方法的概念模糊及具体应用的困难，也有对基础薄弱学生的教之乏术。 学术界也缺少对中学生赏析古诗词方法的具体指导，所以，在中学教学实际当中，确实有必要进行中学生古诗词赏析方法研究。本课题尝试通过教学实践和探究解决高中学生古诗词赏析方法的指导（如通过朗读、背诵、默写、赏析、解题等学习方法），致力于学生诗歌鉴赏能力的提高。 二、理论依据及意义研究的理论、实践、政策依据。《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要求高中学生“背诵一定数量的我国古代诗文名篇，学习中国古典诗词格律的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文化积累，为形成传统文化的底蕴打下扎实基础。” 新课标在“课程目标”的“必修课程”部分中指出：能感受形象，品位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 《高考考纲》规定古诗词默写和欣赏是必考内容。 近几年高考对古代诗歌考查的要求是：（1）鉴赏其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2）评价其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为本课题提供了直接的赏析方法理论指导，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如“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如“因声求气，吟咏诗韵”等，可以作为我们教学研究中的参考。 我校的常规活动“晨读暮诵”，为同学们朗读背诵古诗词提供了时间保障。学校每年都会有“中华经典颂”诗歌诵读比赛，为学生展示古诗词朗诵才华提供了舞台。 进行这一课题研究，1.有助于帮助指导高中学生进行古诗词赏析，落实课标有关古诗词的学习要求；2.有助于帮助参与研究教师在古诗词教学实践中提高指导能力；3.有助于提高学生高考古诗词部分成绩；4.也有助于总结出普遍而具体的方法供其他教师和同学们作为参考。三、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步骤及过程研究目标： 1.让学生在接触、了解、诵读、鉴赏经典古诗文的同时，感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其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 2.教给学生鉴赏诗歌的理论知识，激发学生诗歌学习兴趣。 3.在实践中探索研究高中学生古诗词赏析学习方法。 4.汲取诗歌中深厚的文化精神养料，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研究内容： 1.更新古诗词教学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2.激发学生品读诗歌的兴趣。 3.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诗歌，增强语感，提升鉴赏能力。 4.注重诗歌鉴赏、答题方法的传授。研究方法、步骤及过程：结合教学实际，课题成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各个年级身体力行，进行课题的实验与研究。1.开展活动各年级根据各自年级的指定篇目开展古诗词背诵活动，掀起了学习古诗词的热潮，夯实了古诗词的积累，为感悟赏析打下了坚实基础。 2.拓展练习各年级本着课内总结方法，课外提高能力的原则，在课内学习的基上，适当进行了。 2. 怎样才能做好关于诗的研究报告 话说有点偏，希望对LZ你有所帮助噢~ ———— 一、古诗“专题学习”的内容 古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无数的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诗词名篇。为了便于学生积累、体验、感悟，我在小学高段古诗教学中进行了“专题学习”的尝试。 经过多年的实践，构建了古诗“专题学习”的模块。使学生爱读古诗，会读古诗，提高了大多数同学的文学素养，丰富了学生的精神世界。 古诗“专题学习”的模块主要分“人物专题”和“题材专题”两大类。学生通过大量古诗的诵读积累，从古诗题材、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同中察异，异中见同的比较、感悟，从而更全面地认识诗作者，更准确把握作品的立意和思想感情倾向，进入作品美的意境，提高对古诗词的欣赏水平和能力。 （一）“人物专题学习” “人物专题学习”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诗人的生平，积累诗人的各种作品。在大量作品的诵读中体会不同诗人由于生活经历、感情气质、艺术素养等各不相同，因而在创作中表现出各自独特的格调、气派和趣味，也就是诗的风格。 比如李白之诗清新飘逸洒脱，杜甫之诗沉郁顿挫，陶渊明之诗冲淡平和，王维之诗诗中有画，如苏轼、辛弃疾之词豪迈奔放，柳永、李清照之词婉约含蓄。了解诗人的风格，有利于学生体会诗歌的意境，把握诗人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人物专题学习”以诗人的写作风格为主线，然后进行相同或不同风格的作品对比赏析。即当教材中出现某个诗人的作品时，要引导学生以这个诗人为专题，收集诗人所写的诗歌，并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拓展对比，整理体现诗人风格的诗句。 在大量诗句的体验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丰富性，从而喜爱读古诗。“人物专题学习”可以分同一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和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 1、“同一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 同一诗人的作品比较欣赏主要是先把某一诗人的作品进行收集罗列，然后可以根据风格的相同和不同，主题的相同等，设计几个专题进行专题性学习。 （1）同一诗人相同风格古诗专题学习。 如教学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时，课前，让学生收集、诵读有关李白写的诗歌，对李白诗歌的风格有初步感受。课中，主要展开对比欣赏，合作交流充分感受诗人的独特的诗风。 教学时可以预设如下提示： ● 自由读诗，借助注释、发挥想象，向同学、老师说说诗歌展示了怎样一幅画面。 ● 感情诵读，结合诗风，合作探讨，向同学、老师谈谈你体会到的诗人要表达的情感。 ● 拓展朗读，渗透积累，对比欣赏，和同学、老师聊聊有关反映诗人风格的诗句。 《望庐山瀑布》是李白山水诗中的代表作。 诗人用丰富的想象，热情奔放的语言，展现了庐山瀑布的壮观雄美。特别是“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力夸张写山的高。 这种雄奇豪放的诗风，经过专题学习，学生发现下列诗句中也有充分体现： ▲ “白发三千丈……，” 《秋浦歌》 ▲ “天门中断楚江开……” 《望天门山》 ▲ “桃红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当学生在大量地阅读、对比分析李白的作品后，一定会感受到他大气磅礴、飘逸洒脱的诗风。 （2）同一诗人不同风格古诗专题学习。 主要是结合教材内容，拓展进行不同诗风的作品对比欣赏，如把王维的山水诗和边塞诗作为一个专题学习。王维是唐代有名的山水诗人，他擅长音乐和国画，他在《竹里馆》、《鹿柴》等诗中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了空山深林的幽静（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表达自己对幽静环境的喜爱（“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自然平淡的语言中充分体现了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诗风。但他在早年也写过具有激昂、雄浑之气势的诗篇，如《使至塞上》、《少年行》、《从军行》、《燕支行》等。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当学生读着有明显不同风格的诗句时，对古诗的表达形式的丰富性也有了感性的认识。 此外，还可以分同一诗人同一主题（题目）古诗专题学习。如李白的《古朗月行》和《静夜思》都是写月亮这个主题的古诗，组织学生进行对比赏析。 通过感悟不同时期，诗人对月的不同感受：儿童时期对月亮的认识是“白玉盘”、“瑶台镜”，这种幼稚而美好的认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经历的丰富在变化，明月就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使学生体悟到诗歌就是诗人的心理路程，是诗人的情感流露。 2、“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 不同诗人作品的专题学习主要是把两个或几个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赏析，这是人物风格赏析的主要方法。一般建立在同一人物风格专题学习的基础上。 在具体古诗研读中，深刻感受到诗人的写作风格特色。 （1） 不同诗人相同风格专题学习。 当学生对陆游、苏轼、辛弃疾的写作 风格有一定了解、感悟后可以把他们三人的作品进行一个主题进行教学。如选取陆游的《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辛弃疾的《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等诗。 当学生对比赏析了陆游夸张的描绘（“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苏词磅礴的气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辛词的壮阔的境界“。 3. 找一篇关于宋词的研究报告 唐诗过后是宋词[时间：2008-10-25|作者：未知|来源：]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整天家的在耳边轰鸣，让你不听也得听。 看着追星族们如痴如醉的样子，不由你不相信这是一个它的时代，看看诗人们失魂落魄的样子，不由你不承认这是一个没有了诗歌的世界，曾经辉煌过的诗歌在这种似乎不怎么高雅的流行歌曲面前，只能低下高贵的头，用一句成语说叫"俯首称臣"。汉堡包三文治填饱肚皮就出发的快节奏生活里， 人们不再有时间细细品味诗里精微幽深的滋味，老话说"诗肠须曲"，可是，含蓄委婉的诗只适于案头清赏，无论如何总比不上满街传唱的流行歌曲，浓浓的味道嗬嗬的喘声沙沙的嗓 音和从丹田直奔喉咙的感情更让人觉得痛快。 诗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成了阳春白雪， 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的沦落到曲高和寡，除了自己圈内人那几声喝彩外，很难享受到"掌声响起来"的惬意，这里用得上一句唐诗，叫"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也用得上一句歌词，叫"昨天的事情已经被人遗忘，挥挥手眼睛只看前方"。 其实，腰缠万贯的中产阶级迈着有力的步伐傲然走进没落贵族的客厅，满腿泥巴的农民兄弟带着胜利的笑容滚一滚地主乡绅的牙床，急匆匆的打工步伐代替慢悠悠的田园散步，机器单调乏味的节奏换过鸡鸣桑间狗吠深巷的声响，这是时代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来的自然就有口味的变化，就象以前过年吃的鸡腿一下子成了平常饭桌上的家常菜和昔日忆苦思甜才用的窝头眨巴眼成了时髦的健美餐，文化这个玩艺儿很怪，不见得社会进化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时候它也会跟你开个玩笑，当你觉得社会不断爬坡向上前进的时候，它却直个劲儿地向下滑行。 于是有人哀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觉得整个文化似乎没救了似的； 有人死抱一定之规，任凭风浪起，我自巍然不动，仿佛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准备在首阳山采薇采蕨。我的一个朋友曾用一种头可断血可流的坚定语气对我说，"我绝不听什么邓丽君之类的流行小曲"，尽管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流行歌曲排行榜上就连什么四大天王都快过气了，还以为是十来年前的邓丽君时代，还有一个朋友则从鼻孔里喷出一缕气来对我说，"这些东西算个什么艺术，不过是通俗小调而已"，虽然他也知道这流行小调已经如水银泻地， 连他的太太和儿子都被迷住，但他依然要恪守他那严正的立场。 我没有这么立场坚定，有时也听听什么《星星点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也觉得怪好听的，不过，我也不见得那么入迷，听了几遍也会腻歪，更想不通这种歌曲为什么要灌成那不能洗不易坏贵得厉害的CD唱片，难道这能听个千儿八百遍始终不厌？我并不蔑视这些流行曲词，有时候甚至觉得它比我们现在这种死样活气的诗坛上无病呻吟或故自艰涩的诗作更让人喜欢，不过，我也并不觉得这些流行曲词好到哪儿去，除了少数之外，相当多的词都是花拳绣腿或滥俗套话，根本不值得人把它当口头禅挂在嘴上更不值得把它当红玫瑰缀在 胸前。但是，面对这满世界的流行歌曲，看着老少爷儿们都在那儿哼哼"何不潇洒走一回" ，看着诗歌集子版权页上越来越可怜的印数和诗人们脸上越来越惶惑的神情，我又不免产生一点儿疑惑，是不是"诗"的时代真的要让位给"歌"的时代，就象唐诗过后是宋词？ 《围城》里说方鸿渐到了赵辛楣家，听到无线电正在播放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春之恋歌》，"心想该死该死，听这种歌好比看淫书淫画，是智力落后，神经失常的表示，不料赵辛楣失恋了会堕落至此"，其实这就是方鸿渐的偏见了。 文化人没有必要对流行歌曲作出一副高傲的不屑模样，这种不屑常常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显示，也常常是当自己文化阶层的标签，划地为牢和固步自封是同义词，流行歌曲唱的人多好象就成了大众快餐，进不得文化人的雅座，可是，对唐诗宋词吟味不已的文化人怎么也不想想，词在当年也是被轻蔑地称作"诗余"——仿佛诗歌上掉下来的土渣儿——的流行歌曲，你尽管可以"连眼珠都不转过去"，但谁敢断言诗坛的明天就不会象宋词继唐诗，元曲继宋词一样？当年柳永那种让满世界人传唱的"酸曲儿"就是如今的流行歌曲，也没有哪一位会把柳永从《全宋词》里剔出去以纯洁文化队伍，那么我们的专家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屈尊光顾一下满天飞的流行歌曲呢？整日里摇头晃脑吟味不已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今宵剩把银釭照， 犹恐相逢在梦中"，翻成白话到底和流行歌曲有多大差别？ 仔细看看最近的流行歌曲，其实文人不必保持那种无谓的骄傲，流行歌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会用甜得发腻的情话缠绕少男少女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似地硬拧眼泪了，好象渐渐长大了似的，"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点到天明"，渐渐有了一点思乡愁绪、有了一点人生唱叹、有了一点社会关切、有了一点故旧情怀 。从《爱你爱不够》到了《我想有个家》，从《路边的野花你莫要采》到了《爱一个人是很痛苦的事》，就连谈情说爱的歌词。 4. 古诗句报告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注释] 1.鹳雀楼：旧址在山西永济县，楼高三层，前对中条山，下临黄河。 传说常有鹳雀在此停留，故有此名。 2.白日：太阳。 3.依：依傍。这句话是说太阳依傍山峦沉落。 4.穷：尽。 [简析] 这首诗写诗人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的胸襟抱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 前两句写所见。“白日依山尽”写远景，写山。 作者站在鹳雀楼上向西眺望，只见云海苍茫，山色空蒙。由于云遮雾绕，太阳变白，挨着山峰西沉。 “黄河入海流”写近景，写水。楼下滔滔的黄河奔流入海。 这两句画面壮丽，气势宏大，读后令人振奋。 后两句写所想。 “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 “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形象地提示了一个哲理：登高，才能望远；望远，必须登高。 这首诗由两联十分工整的对仗句组成。前两句“白日”和“黄河”两个名词相对，“白”与“黄”两个色彩相对，“依”与“入”两个动词相对。 后两句也如此，构成了形式上的完美。 鹳雀楼，旧址在山西永济县，黄河中的一个小岗上，后被洪水冲没。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山名）下瞰大河。”可见冲没是宋以后的事了。 王之涣（688-742），字季凌，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后迁居绛州（今山西绛县）。唐代诗人。 鹳雀楼，又名鹳鹊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因为当时有鹳雀栖息其上而得名。它与武昌黄鹤楼、洞庭湖畔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楼。 鹳雀楼建于北周（公元557—581年），楼体壮观，结构奇巧，风景秀丽。唐、宋两朝，文人学士登鹳雀楼欣赏美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堪称千古绝唱，流传于海内外。 千百年来，鹳雀楼一直是供游人登高远望山河，放歌抒发情怀的游览胜地，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激励着炎黄子孙的振兴之志。鹳雀楼经历了唐、宋两朝，可惜被元初（公元1272年）的一场战火烧毁了，后来又由于黄河泛滥，淹没了遗址，使数百年来无数观光的游人只能望河兴叹，空留下无尽的遗憾。 鹳雀楼已于1999年开始重建，2001年落成。 5. 有关古典诗词中的意蕴的研究报告 浅谈古诗词鉴赏中的意象和意境[李支舜] 浅谈古诗词鉴赏中的意象和意境 李支舜 意象和意境是诗家写诗、评论家评诗经常用到的两个术语，也是我们欣赏古诗词时必须要掌握的两个的重点，更是要分辨的两个难点。 比如全国语文高考卷曾考过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一诗：“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诗中“折柳”的寓意是什么？“折柳”在这首诗里就是一个意象，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指曲名，即一支汉乐府古曲《折杨柳》，此曲抒写的是离别行旅之苦。二是指一种习俗，一个场景，一种情绪，古代离别的时候，往往从路边折柳枝相送，杨柳依依正好借以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 折柳几乎就是离别的同义语。在古诗词学习和鉴赏中，类似“折柳”的意象还很多。 下面谈谈有关意象和意境问题。 意象 意象就是（物）象与（情）意的组合。 即诗中的形象，它不仅包含人物形象，也包括诗中所写的景和物，还包含了作者的情思。诗歌意象因物象的不同，有的是景，有的是物；有的是事，有的是人；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多个的。 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词人的怅惘心境正是由“缺月”、“疏桐”、“幽人”、“孤鸿”、“寒枝”等意象来表达的。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由“竹林”、“孤琴”、“长啸”、“明月”等构成了清幽绝俗的意境。 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江花”、“江水”两个意象就足以说明白居易的快乐生活。 再如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中，通过“杨柳”、“晓风”、“残月”等意象，就能知道所传达出来的是伤别情怀。 意境 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象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是诗的基础；组合意象创造出“意与境谐”的诗的艺术境界才是目的。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 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看，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 如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首诗有如下意象：黄鹤楼、烟花、孤帆、长江等。 这些意象组合起来便成了一幅融情于境的画面：诗中没有直抒对友人依依不舍的眷念，而是通过孤帆消失，江水悠悠和久立江边若有所失的诗人形象，表达送别友人的深情挚意。字面上句句写景，实际上句句都在抒情，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再如贺铸《青玉案》中“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三个意象组成一个整体，艺术地回答了“试问闲愁都几许？”它不是三个意象的简单相加，而是形成了一个感人的艺术境界：闲愁像无边无际的如烟青草，似狂飞乱舞的满城飞絮，若凄清迷茫的黄梅时雨。 一般来说，诗像不像诗，有无诗味，主要看意象；诗美不美，有无意蕴，主要则看意境。由诗味到诗美，实际上就是由意象到意境的挖掘过程。 离开了意象，就无以谈意境。因此，在诗词中，起点是意象，终点却是意境。 常见意象的寓意 古诗中的意象，一般有相对固定的寓意，如“梅”是“孤独”、“寂寞”、“孤芳自赏”、“高洁伟岸”的代名词；“蝉”是“惜时光”、“痛别离”、“苦远游”、“感身世”的同义语。 【花草树木类】花开：希望青春人生的灿烂；花落：凋零失意人生、事业的挫；折菊：隐逸高洁脱俗；梅：傲雪坚强不屈不挠；兰：高洁；牡丹：富贵美好；草：生命力强生生不息； 禾黍：黍离之悲（国家的今盛昔衰）；绿叶：生命力希望活力；黄叶：凋零成熟美人迟暮；松柏：傲岸坚强生命力；竹：气节积极向上；梧桐：凄苦；柳：送别伤感春天的美好 【飞禽走兽类】子规：悲惨凄恻猿；猴：哀伤凄厉鸿；鸽：理想追求；鱼：自由惬意；（孤）雁：孤独思乡消息；鹰：刚劲自由事业的成功；狗、鸡：生活气息田园生活；（瘦）马：奔腾追求漂泊；乌鸦：小人俗客庸夫；沙鸥：飘零伤感 【风霜雨雪类】海：辽阔力量气势；海浪：人生的起伏海；浪的汹涌：人生的凶险江湖的诡谲；江水：时光的流逝；烟雾：情感的朦胧、惨淡；小雨：春景希望生机；暴雨：残酷热情；春风：旷达欢愉希望；东风：春天美好；西风：落寞，惆怅衰败；狂风：作乱；霜：人生易老社会环境恶劣；雪：纯洁美好环境的恶劣；露：人生短促生命易逝；云：游子飘泊；石灰；天阴：压抑愁苦寂寞天晴：欢愉光明 【颜色器物类】白：纯洁无瑕丧事；红：热情奔放青春喜事；绿：希望活力和平；蓝：高雅忧郁；黄：温暖平和；紫：高贵神秘；黑：黑暗绝望庄重神秘；玉：高洁脱俗；珍珠：美丽无瑕；簪缨（冠）：官位名望 【其它类】酒：欢悦得意失意愁苦；英雄：追慕自愧自叹；小人：鄙夷明志自省鞭挞；古迹：怀旧明志昔盛今衰（国家）衰败萧条；破晓：初现希望；深夜：愁思怀旧；乡村：思归厌俗田园风光生。

宋词研究报告一、 问题的提出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它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今天我展开了对宋词的研究。二、 查阅方法·搜集资料·查阅书籍三、 资料整理·派别（1）豪放派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陈亮、陆游、张孝祥、张元干、刘过等。主要特点: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 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2)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李煜、欧阳修等。主要特点：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宋词的五种类别（1）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以内)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2）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3）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4）按创作风格分可以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词牌名（1）词有词牌，即曲调。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如《水调歌头》、《念奴娇》、《如梦令》……“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调《莺啼序》，240字。（2）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可以叠字。四、结论宋词中有表现爱国爱家的,如陆游,有表现儿女情长的,如柳永……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宋词和唐诗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化精华，古人在平时生活中对万事万物产生了感想，用精练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宋词是中华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分享：

慢词，古人从字数着眼，也称为“长调”。词的分段叫“分片”，除单调外，一首词多由上、下两片组成，慢词有多至三四片者。词在唐五代即由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引进教坊和诗坛，但所作仍以小令为主，齐言、杂言并存。慢词的大量出现，则是北宋中期的创造。从此宋词曲调大盛，兼备众体，蔚为中国诗歌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高峰。两宋词坛的勃兴是在北宋建国七八十年之后的宋仁宗赵祯时期，代表作家有晏殊（991－1055）、欧阳修、张先（990－1078）、柳永等人。五代时，由于君主的提倡，南唐词坛特盛，晏殊、欧阳修等出自江南旧地的江西词人，沿袭南唐余绪，以风流自命，致力于创作短章小令、轻丽之词。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长调，为此后宋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传世的柳永《乐章集》二百余首，慢词就占一百多。著名的长调如《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以赋体的手法铺写都市生活和送别的场面，洋洋百余言，充分体现了慢词篇幅宏大、适于铺陈的特点，使宋词在唐代近体诗长于比兴的特点之外别树一帜。柳词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宋词的题材，把词的描写范围由士大夫的小庭深院引向市中都会；同时普及了词的歌唱，使之成为雅俗共赏、“天下咏之”的文艺形式。柳永词多为歌妓所作，故始终未脱“词为艳科”的传统束缚，这一缺点他与晏殊、欧阳修相同，另一位与柳永同时而齐名的张先，也不能免。其后以异军突起而主盟词坛的苏轼，在柳永开创的慢词长调的基础上，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因而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新方向。关于苏轼词风与柳永的不同，宋人有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的说法。“大江东去”即《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此相类的还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后世以“豪放派”概括苏轼的词风，大抵正着眼于这一部分作品。其实苏轼作词，刚柔相济，所著《东坡乐府》，其中婉约词亦不少。不过就文学史上的影响而言，最能代表苏词的，还是清雄之作。苏轼作词，以意为主，常常突破词律的束缚。这一点曾引起恪守传统词法的后起作家如李清照等人的不满。在当时，他的门人、著名词家秦观（1049－1100）也没有走他所开辟的道路。从秦观到李清照，一般被认为是婉约派词风的正宗。秦观有《淮海词》传世，代表作如《踏莎行》（雾失楼台）、《鹊桥仙》（纤云弄巧），声情并茂，语工而美，继承了柳永赠妓之作的遗风，而词品比他要高。李清照曾撰《词论》，力主词“别是一家”之说。传世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写深闺中的寂寞和年轻女子惜春的心情，具有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意义；晚年避乱江南所作的《声声慢》（寻寻觅觅），通过个人流离生活的描写，反映当时的民族灾难，以传统词风抒写深沉的爱国情怀，均是婉约词中思想价值较高的佳作。北宋后期的重要词人还有周邦彦（1056－1121）。周邦彦精通词律，能自度曲，宋徽宗时曾主持过中央音乐机关大晟府，是两宋注重音律一派词人承先启后的主要代表。著有《清真集》，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南宋前期主盟词坛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作为时代的歌手，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的词，有《稼轩长短句》六百二十多首，著名的如《破陈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表现了当时重大的抗战、爱国主题，抒写了在把持朝政的投降派的排斥下，壮士报国无门的忧愤心情。从艺术上讲，稼轩词继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将“以诗为词”进一步发展到“以文为词”，使宋词的思想和艺术都取得了空前的杰出成就。后世以“苏、辛”并称，但辛弃疾又自成特色，一时仿效或倾慕者如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及稍后的刘过、刘克庄等，世称辛派词人。南宋后期于辛词外别立一宗的是姜夔（1155？－1221?）。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如《扬州慢》等自度曲十七首，均旁注音谱，是现存宋人词集中仅见的完整的词曲谱。其时及稍后词坛较有影响者如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均远绍周邦彦，近师姜夔，以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为权舆，重形式而轻内容，与辛派词人走了相反的道路。倒是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以及刘辰翁（1232－1297）的一些词作，成为辛弃疾、陆游等爱国词的嗣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词在11－13世纪的繁荣，是包括与宋先后并存的辽、西夏、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三关于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和金海陵王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词的歌唱，已普及到中国西北、东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另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宣懿皇后萧观音曾创作了《回心院》等词作十多首。至于金代，以苏、辛词风为宗，出现了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不少优秀词人。相传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当时中国虽暂时分裂为几个对立的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则是互相融合，相与并进的。词在11世纪中国的勃兴，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比如商品经济的发达，城市文化的兴起，以及歌妓制度的发展和士大夫公余生活的优容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士庶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文艺形式的自身发展。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的记载，叙述了音乐史上三个不同时代的配诗乐。“雅乐”即《诗经》中的《雅》、《颂》，“清乐”指汉魏六朝的乐府，与唐宋词配合的主要就是“宴（燕）乐”。任何一种文艺形式的产生，总与社会上文化娱乐生活的价值取向有关，配乐演唱，乃是社会对诗歌创作的传统要求。盛唐诗歌，特别是近体绝句，本也有入乐者，宋诗承中晚唐之余，向散文化、议论化发展，愈益趋于书面文学化。于是适应秦楼楚馆助觞遣兴的词的创作也就逐渐兴盛起来了。到元代，士民对文艺的兴趣转向另一种兼有表演性质的新形式，宋词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被新起的元曲所替代。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