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类问题研究论文

中国历史文化类问题研究论文

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文化专制程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统治者对学术文化领域的控制都是比较严密的。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两汉时期，文化专制初兴。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学术掌握在统治者与贵族手上。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结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思想文化活跃时期，影响深远。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文学、史学、玄学及佛学等发展蓬勃，可是也发生较多谏祸、史祸与诗祸、排佛之祸事件，这是文化专制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是隋唐两宋时期，是文化专制的兴盛时期。除谏谤之祸、诗词文祸、学禁书禁等事件外，朝廷实行开科取仕，统治者以科举为手段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两宋在变法及对金的和战问题上，掀起了激烈、频繁的党争。此外，这时期朝廷推动编纂的大部头类书，对于君主推行文化专制也起到很大作用。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这是文化专制的颠峰阶段，朝廷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程度，远超过去任何朝代。文字狱正是明清文化专制的高潮和典型。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是持久和严酷的，对加强君主专制统治起重要作用。专制手段一：思想钳制专制手段二：官场垄断专制手段三：科场垄断专制手段四：言论禁忌专制手段五：宗教控制参考：

茶原本不是姓茶，是姓荼、姓槚，是神农尝百草而得之，故先为药用。经过多少人的演化、改进，去粗取精，终于形成了茶。中国唐朝是茶文化的发端，期间不但有陆羽的《茶经》问世和禅宗"吃茶去"公案的诞生，中国茶还漂洋过海到达日本，这也为以后日本茶道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说法可能和风行宋朝的"斗茶"有关，除此之外，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记载着宋代对茶之产地、茶季、采茶、蒸压、制造、品质鉴评等发展情况。 在公元4-5世纪，中国茶最早传到了朝鲜（古高丽国）。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中国茶文化知识开始在欧洲传播，这在威尼斯作家拉摩晓写就的一本《中国茶摘记》里有详尽的说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沙俄。明崇祯年间，英国威特斯船长专程率船从中国购买茶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到德国。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茶叶、茶树、茶种又先后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古代茶文化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在世界各地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采。于是中国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一变成为世界的了，及至今日，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 中国茶文化的关键不在于茶叶的本身，而在于茶文化的内涵上。从茶文化的内涵上来看，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最为重要，它是一种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茶是人生"便由此而发，若再品出更深的境界，就成了"吃茶去"公案的禅宗开示以及茶道的精神之源。茶文化由于有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加盟，形成了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等等，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quot;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两者相结合。先前，中国老百姓不太注重茶文化，因为每天要饮茶，方知青、红、黄、绿茶之类，这多半是和自己的饮茶习惯有关。但是，真正喜爱和关心茶文化的人，并不注重茶类之分，茶品之分。茶类、茶品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中了。比如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君山银针、毛尖、毛峰、云雾等，谁人不知？而是注重着这些茶的"味"外之音--感兴着一种民族的审美趣尚，浸润着一派清雅的文化氛围，涵养着一个廉净的精神境界，充溢着一缕优美茵蕴诗意，提升着一种道德的精神素质。所以我说，茶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一切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茶道体现的较为深刻。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茶文化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的美食甲天下，然而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茶不也难逃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星巴克咖啡等洋饮料的夹击吗？遑论茶文化！令人难过的是，时下一些"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不在精神文明范畴的亚文化，倒是充塞在各种媒体的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真叫人看不懂了。振兴中国茶文化的呼声已经响起了许多年，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我想，现在国内寥寥可数的几本茶刊，如上海的《茶报》杂志、杭州的《茶博览》杂志、广州的《茶文化》杂志等且都是内部刊物，流通范围太小。唯江西的《中国茶文化》号虽为公开发行，但也只能将就在《农业考古》编辑部的名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文化刊物的悲哀，但无论怎样讲，这些办刊之人毕竟是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领头羊，他们真是劳苦功高，让读者能深刻而又具体的感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识的，通过这些刊物，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会十分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就振兴和弘扬中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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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

中国历史区域文化研究论文

历史 文化 是城市的宝贵资源，是塑造大连城市形象的要素，大连古代历史文化悠久、近代历史文化更具特色。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1 试谈大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摘要：近年来大连市发展建设加速，新区面积增加，建设质量不断高，但能够代表大连历史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质量升级却迟迟未能推进，导致城市特色及风貌逐渐缺失。加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使历史文脉、城市记忆在延续传承的同时，街区本身也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自身得到发展;保证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整体保护，挖掘和强化历史风貌特色，提升环境品质，完善区域功能。 关键词：大连 历史文化街区 保护 发展 一、现状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大连城市经历了翻天腹地的变化，城市规模进一步拓展，同时在城市规划中也非常注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现状保存较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有：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南山历史文化街区、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和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 胜利桥北历史文化街区是沙俄租借时期(1898-1904)形成的，是当时沙俄的行政区，沙俄的大连市政官衙公署等机构均集中于此，市政官吏、港口及城市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东清铁路公司办事机构、俄籍铁路员工宿舍、俱乐部、医院、商会、公园也均设在这里。除行政办公职能外，这里还是俄国人住宅区，住宅地块以小路分割成均匀的，中间建有二至三层坡顶式的半木结构或全原木的花园式住宅。随着年久失修，街区建筑开始破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对团结街两侧进行了保护式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目前，街区内建筑许多均破败不已，街区内居住人口多为无业流动人口。 中山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于日俄占领大连时期。俄国人占领时期(1898-1904)把城市规划为行政区、欧罗巴区、中国人区三个区。欧罗巴区即为现在的中山广场历史保护街区，该区是城市的中心地带。规划的莫斯科大街(今人民路及青泥洼桥以东的中山路)贯穿东西，规划的码头、火车站均设在此，交通便利。市区的主轴线规划是自港湾广场通向中山广场而直达西公园的莫斯科大街(中山路、人民路)，它串联着几个广场，联系着码头、中心广场再经欧洲市场到达中华剧场(群众剧场)。在日本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实施了俄国人的规划，1909年规划在广场周围安排了大连民政署厅舍(现大连工商银行)等大型公共建筑。在道路广场及有轨电车方面，首先实施了沙俄的规划，修建了直径为213米的大广场即现在的中山广场。中山广场历史街区保护较好，广场周围历史建筑保护完好，街区功能仍为商业金融，但街区内部历史建筑存在一定程度的破坏。 黑石礁历史文化街区始于俄国人占领大连时期(1898-1904)，是俄国高官富豪的高级住宅区。日本人占领大连时期(1905-1945)为日本人的居住区。现在这一地区为部队用地，用地功能仍为居住，但街区内历史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南山历史文化街区是日本占领时期日本人居住区，建筑多以全木质结构建造，外形则融合了欧洲古典风格与日式风格，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由于南山地区风景优美，适宜居住 ，许多历史人物曾居住于此，有张作霖、林彪、博爱医院创始人孟天成、孙传芳西班牙领事、德国领事等。近年来通过小规模改建、新建，仿照日式风格建设部分别墅，以步行街形式形成日式风格一条街，两侧分布日式酒馆、饭店、会所，成为城市旅游亮点之一。 这些历史街区集中反映了大连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历史，是城市发展中凝固的记忆。每一个历史街区都代表着不同的历史特色，是大连仅存的历史记忆，但由于年久失修和“改造性的破坏”，部分历史街区正在丧失它原本的特色，并有遭到进一步破坏的危险，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二、保护原则 1、坚持历史保护与有机更新并重的原则 历史街区存在大量的历史遗迹，应做好对历史街区整体空间格局及路网肌理的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建筑的修缮、测绘、存档等工作，坚持历史街区历史保护的原则。防止大拆大建，实现逐步有机更新历史街区面貌。 2、坚持新老城区统筹发展的原则 历史街区部分职能可以疏散到周边地块或其他城区，促进历史街区协调和整体统筹发展。 3、坚持功能提升与整体风貌保护统筹的原则 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保护历史文化的前提下，应对一些历史街区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完善历史街区功能。城市建设和发展要有历史眼光，重点着眼于城市功能和城市风貌的历史性演化，形成与城市自然格局、历史格局相适应的物质形态。 4、坚持公众参与、管理创新的原则 历史街区保护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建设，无论是文物古迹的修复和保护、历史街区房屋修缮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还是城市整体格局、水系的恢复与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应唤起社会的共同关注，推动公众对历史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同时，可以通过组建民间团体、基金会、非营利组织等形式，推动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保护工作的直接参与，鼓励制度创新，协助政府共同推进历史街区保护和更新工作的开展。 三、保护与更新策略 1、历史保护策略 关注原住民及原生文化。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传承延续，需要一定的载体。街区中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是静态无声的载体;而街区中的原住民则是动态有声的载体。保护历史街区，应该留住原住民，保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历史街区功能的延续与产业发展都是基于当地无形文化的基础展开，没有用外来文化替代。此外，都试图将无形文化“有形化”，通过赋予无形文化有形的场所与载体，创造“动态生活场景”来实现街区文化的传承。 增加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目前的在册文物单位大多是当年的公共建筑，如学校、银行等。应组织下一步的文物单位扩充工作，将反映出历史居住形态的历史建筑添加到文物保护名录里。 2、感知体验策略 大连作为一个山海辉映的旅游城市，应增强街区周边山体、滨海的开放度，成就山体、滨海开放空间，将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开放空间结合。为更好的感知体验空间格局、特色开放空间，应设置景观路、景观视廊、标识系统等。预留近海通道、观海视廊;预留进山通道并在山体上设计观景平台;设置感知游览城市历史路线，并结合历史价值片区设计驻留点、浏览线。 3、政策配套策略 在政策支持上，要考虑到对历史街区内搬迁的工企业提供相对优惠的政策支持，比如给以土地政策的优惠。同时完善民间力量的参与机制，考虑要促进历史街区无形文化保护的民间力量的发展，必须要把它设定在国家和社会互补的关系格局中，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力，完善其参与历史街区保护的机制。应以立法的手段将遗产保护的责任切实分散到社会各阶层。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应该为相关个人和团体建立对话、合作的平台，以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保障参与合作机制的公平与公开。 参考文献： [1]尤坤，王华新.国内外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案例分析研究.城市，2012，(01) [2]赵中枢，胡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再探索.现代城市研究，2012，(10) [3]李晨.“历史文化街区”相关概念的生成、解读与辨析.规划师，2011，(04) 大连历史文化论文篇2 试谈由移民历史看大连 民俗文化 【摘 要】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的历史之长、规模之大都是在我国各地区的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大连民俗文化是由山东民俗、旗人民俗、东北民俗等各种文化融合而成，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点。 【关键词】大连;移民;民俗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是沟通东北腹地白山黑水和中原大地的海上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研究大连的古代历史，会发现一种现象：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大连地区屡遭“灭顶之灾”，在历次的战乱中经常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等到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就会采取多种 措施 移民大连，生产力重新发展。然后再遭遇新的一轮战乱，百姓又要流离失所，大连地区再被重新毁灭掉。然后再在新政权稳定后，重新移民，继续发展。可以这样说，大连地区移民的规模之大�p移民历史之长，在中国各地区的文化中是独具特色的。 一、山东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老大连人的祖先基本都来自于山东，大连文化受山东文化影响明显，尤其是鲁东沿海文化对大连文化影响尤甚。目前大连地区山东移民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末的战乱是大连历史上遭受到的又一轮毁灭性打击，人口减额严重。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稳定，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人是山东�p河北�p江浙一带的移民，尤其以山东人居多。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现象。由海上进入辽东的人们首先经过的地域就是大连，所以大连成为了许多山东人的新家园。山东的风俗文化自然流传到了大连地区。 其实对于山东本身来说，山东也存在着移民现象。如明初，朝廷推行“移民宽乡”的政策，从明洪武二年到永乐年间大批移民由山西迁至山东滨州、德州、济宁、聊城、菏泽、泰安一带，其中一部分又先后东迁。所以山西移民几乎遍布山东各地，山西风俗影响到整个山东。再如明初移民到山东的四川人，多集中在莱州地区，形成了莱州独特的风俗。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人们移民山东，所以山东各地民俗也各不相同。 山东的移民们由于生活所迫，远离祖辈生活的故土家园，来到人生地疏的大连。移民们以无比勇敢的豪气，克服重重困难，在大连地区扎下了根。而隔海相望的家乡又是每一个山东人难以忘记的心灵家园，所以一代又一代的山东移民及其他们的后裔便把胶东大地上的民风民俗顽强的保留了下来，以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代代相传，把山东各地的民俗民风大量融入到了大连地区风俗文化之中。比如旧时在 春节 前，小年结束，祭完灶神，威海等地就会选一天蒸饽饽。饽饽分为插枣的“枣饽饽”和没有插枣的“光头饽饽”两种。还有的人家要蒸一些“圣虫”和“葫芦”，分别放在面缸和窗台上，称为“压面缸”、“压窗台”，待到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再拿出来吃。这种风俗在老大连人的家里是一直保留的。再如山东、中原等地流行的祭灶神，也是大连百姓必做的节日风俗。还有山西人寒食节期间不生火做饭的民俗也早就由山西移民带到了山东，而此遗风在大连地区也可见到。 二、旗人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大连的移民当中还有一些人是旗人的后代。八旗文化是满清统治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清政府派了大量的八旗将士驻扎于现在的辽宁地区，当然也包括大连。八旗兵有从北京来的，也有从黑龙江等地来的。驻扎在大连的“八旗”士兵分为满八旗、蒙古巴尔虎旗和汉三旗总计十二旗的兵丁将士。金州以南地区主要由汉军正黄�p镶黄和正白三旗驻防。当时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旗人”， 没有编入旗籍的人称为“民人”。 大连的老住户中，有相当的一些人是清朝八旗的后人(准确的说，其中很多人应该属于汉军旗人)，因此满洲八旗的习俗文化也融入进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当中。 大连地区文化自清以来就有明显的满汉文化共存的现象。如春节 除夕 夜，满族人家院中常常要立有索罗杆子，高数丈，杆子顶部安装一个浅方形的锡斗，锡斗内装有猪的五脏供乌鸦、喜鹊去吃。相传这是因为乌鸦、喜鹊曾救过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命，为报答乌鸦、喜鹊救命之恩，所以满族就形成了这样的习俗。 这一习俗在大连农村至今还能看到。再如满族的住房习俗是以西房为尊贵，家中长辈一般是住在最西端的房间，以表示对长辈的尊重，这一点在大连农村部分地方至今保留。当然从这些文化习俗中也能看出明显的满汉文化融合痕迹。比如汉军旗人及其后代，在住房的安排方面，西房为大的习俗就不是十分明显，有时会保留汉族以东为大的习惯。而且在节日祭祖进行供奉的时候，满族人一般要在西房和西墙供奉祖宗板，而汉军旗人供奉的是具有鲜明汉族特点的家谱，地点也往往在中厅。这和满族习俗都有所区别。 三、近代以来的移民及其民俗文化 清末洋务派开发旅顺口，当时围绕着大连地区的海防建设进行了一次移民，这是大连历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当时清政府从山东和天津等地招募了一批能工巧匠，由政府发给工资，这些人可算是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后来在俄国和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殖民统治当局也从山东�p河北等地以及江浙一带招募了大批的劳工。可以这样说，大连的老住户基本上都是祖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到大连地区的。 大连位于东北三省的最南端，对于东北腹地和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向来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同样道理东北的黑土地文化也对大连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连城市的发展，大连对于东北地区的整个发展起到了窗口示范作用和模范带头作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士聚集到了大连，其中尤其是以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人为多。新的城市移民，也为大连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移民文化。黑土地和内蒙古大草原的民俗文化逐渐影响到了滨城大连。走在大连的街头巷尾，只要稍加注意就会看到富有东北地区饮食文化特点的东北菜馆和具有内蒙古大草原饮食习惯的火锅城。 大连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移民文化铸造了大连的本土文化，大连民俗文化是胶东文化、满族文化、八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p东北文化、海洋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融合在一起经过长期的磨合而最终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的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文化体系。 历史文化论文篇3 试谈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文化保护 摘要：本文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和保护城市文化的核心。提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必须将形式与内涵统一起来，延续城市独特的文化。 关键词：城市;文化;历史;保护 在为一个城市做规划的时候，无论是发展战略，或是总体规划，再或是城市设计，我们总是以解读一个城市为开始。这种解读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城市物质环境的解读，包括城市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路网格局、城市形态等等;另一方面是对城市经济环境的解读，包括区域经济地位、城市经济水平等等。如果将这两者喻为解读城市的两只眼睛，那么城市文化是解读城市的第三只眼睛。 一、文化的第三只眼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而城市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个城市的文化是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即使是两个在建筑风格上极为相似的城市，在本质上也会使在城市中活动的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认知感。因而，除了从物质、经济这两只眼睛来研究城市发展动因外，还必须用文化眼来研究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 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在全球化经济影响下，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以文化眼解读城市的意义除了了解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因外，也是提炼城市文化精髓，使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质的重要手段。 二、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两点，以文化作为理解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规划过程中的意义是必须注意保护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使城市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因此，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在于： 1、保护城市的发展脉络，使依附于城市物质实体上的城市文化能得以延续; 2、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使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城市文化得以互相交融，从而反作用于城市客体，丰富城市的空间和文化; 3、具有 教育 和回味的作用，使城市居民产生认同感。 三、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原则 城市旧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之一是城市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要保持城市文化的魅力，使城市文化得以延续，就有必要保持城市旧区内建筑的“原真性”，这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最根本的原则。 “原真性”是对旧区建筑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内在统一程度的衡量。保持旧区建筑原真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其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美学等有形的价值，另一方面在这些建筑背后还隐藏着与之价值相关的意义，它是其精神意义的物质载体。因而，旧区建筑等物质实体，如果离开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话，就丧失了它们的“原真性”，其本身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构件。 四、关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 方法 的观点 城市向前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是无法遏制的。城市在进行大规模更新时，对如何进行旧城改造，如何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陷入了困惑：一方面是旧城中不断恶化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是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害怕投资之后得不到回报。 为了打破这样的僵局，政府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制定产业导向，极力推进旧城改造的速度。由于政府在旧城改造中为投资者树立了信心，各大城市的旧城改造速度也超乎想象。然而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旧城中原本蕴涵着历史文化意义的大批城市景观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商业性开发和贵族化区域。尤其是大城市，商业化与贵族化趋势尤为明显。 因此，由于旧城改造，使得宝贵的城市历史文化丧失了其原真性。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是城市旧区内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是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其结果难免不受到其中某几个主体的主导和控制。在这些主体中，决策者是政府，利益相关者是直接参与的公众、企业、业主等，参与者是社会团体、专家等几类。 政府――政府是城市旧区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最重要的主体，在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是全面发展，不仅是历史文化保护，还要兼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其他问题。 公众(社会团体)――作为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主体，实际是指生于此地、长于此地、并将子孙后代的发展希望寄托于此地的城市市民。 企业(业主)――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本性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种资本追求历史文化所拥有的潜在经济效益，但企业的价值取向往往以直接经济利益为主。 专家――包括文物、建设、规划等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在价值取向上，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方向。专家习惯于依据他们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来判断事情，成为一种“由少数专业人员表达他们的意志，并以此来规范城市各类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 由于各主体的利益出发点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致使利益指向多元化，使得它们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产生复杂的博弈行为。在这由多元主体结成的网络中，政府、专家与企业基本是整个保护与发展更新过程中的控制者、主导者和实施者。从根本上说，他们决定了旧城改造的实施方向。而公众、社会团体仅仅处于监督、建议的地位，对整体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把握。 五、政府在保护城市文化中的作用 我们把城市看成物质和精神的总和，认识到城市文化的存在能体现城市的个性和特征，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性，保证社会各个层次的群体的利益是他们保护旧城、开发新城成功的关键。 政府作为调配社会公共资源的主要角色，其价值观与工作方式对历史文化保护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我们的城市文化得以延续，政府有必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确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府的价值倾向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如果政府能始终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将城市建筑与城市文化看作不可分割的统一体，那么在旧城改造和历史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商业化与贵族化的倾向就难有滋生的土壤。 因此，政府有必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保护观念，首先把旧区改造行为与历史建筑再利用行为放到“公众利益”天平上考量，同时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历史建筑的保护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那样城市的历史文化才能得以延续，公众的利益才能得以维护。 2、提供一种良好的保护机制 观念转变之后，必须有良好的机制作保障。而这个机制必然包括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和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 “一份良好的保护规划”指在保护规划中除了规划中所必须考虑的物质因素外，还要考虑人文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其他非物质因素。 “一种有效的开发模式”指为平衡改造成本，同时为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所采取的突破一般开发方法的开发模式。 “一个严格的管理体制”指在改造的审批过程中，每一个建设改造环节、每一种再利用想法都要有严密的论证体系和严肃的评审过程，保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 而在整个改造和再利用过程中，公众参与也必须作为一个法定程序贯彻整个过程始终。 六、结语 以文化眼来解读城市、理解城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发现城市的特质。而如何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还有相当多的难题需要攻克。这些难题不仅仅是规划手法上的，还包括了管理模式上的、运作上的，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念上的。 因此，尊重城市的历史文化，必须把城市的实体与文化统一起来、保护起来，使城市在空间上与文化上都能得以延续，这才是一个城市长久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 1、“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 阮仪三林林 “理想空间”第四辑 2、“市场经济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再认识――以曲阜为例” 刘海涛朱新社 “理想空间”第四辑 3、“城市历史保护的生态观”张松“城市规划汇刊”1992年第四期 4、“历史地段保护的价值观：追求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与效益”赵志荣“城市规划汇刊”1999年第一期 猜你喜欢： 1.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范文 2. 历史文化名城论文范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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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我越来越忧思：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威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是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达人大智慧的结晶。所蕴涵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正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成就的。高楼、汽车、网络……（还有拥挤和污染），在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那远古的、能给人启迪的、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传统文化，愈来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遗忘了。 文章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进程 现代化 文章快照: 诺索夫约1O0年，考察的内容及范围也远超过18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学家。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篇幅远超过世界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其成书时间早成洪堡《新大陆热带地区考察记》约15O年，早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约200年。他对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约70年；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专门的地质学名称描述地质现象，早于爱士培尔约150年，早于罗曼约200年；对火山及火山喷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对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顿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论早了一个世纪……他是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游记文学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包括那些开着越野四驱、肩扛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质等奇观．在边陲云南均存在，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旅游景点。他严谨踏实的地理探究，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实惠，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红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缅怀他，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并借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这些年，我痴迷于摩托车，更喜欢独自驾车长旅，也正是追随徐公的足迹，意在地理知识上有所获；也和徐公一样，白天背着设备旅行，夜晚则走笔为记……徐公探究地理，我则侧重“人文地理”的写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获益不浅f通读《徐霞客游记》，我不得不说的遗憾是：徐公对现在从上海到西藏樟木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线周围数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这个本应由徐公提出的命题，却由18世纪的西方外国人提出……318线，这是一条中国、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优美壮丽同在．幽景旷物并存。而处于横断山区的“大香格里拉”．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大自然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气势磅礴的雪山、巍峨耸立的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河、如镜似玉的湖泊海子、苍凉雄奇的城堡、古朴独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骑马、乘船或步行，对于杀机重重的318线，他或许不知有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细致入微的探险工作。他也是人!假如当初他了解这些．那么他的“滇游”记载会更加生动．他会在滇池呆更长时间。《徐霞客游记》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最感人处在于对当地的地质等描述全是真实的记录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行前仔细再读《徐霞客游记》的缘故吧。我也读过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旅行文章，他们最爱用的词是“征服”二字。我替他们难过，面对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与无奈。“征服”应属伟大的壮举之范畴，这与徐公的治学严谨比起来．是在吹牛了——起码不实在!我自小苦练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体壮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为何物，也常自比为匈奴族的后代．可在雅山的洪灾面前，我手足无措，也只能仰天长叹!与纪念馆毗邻的“升庵祠”里，曾住过一代“名囚”杨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却对杨公恭敬有加，喻为“导师”。在建水，杨公所居为福东寺(小桂湖)，徐公驻足在接待寺(两寺相邻)。徐公也数次到过高蛲，这就是政府为何要将纪念馆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仅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诚挚的爱国情操也成为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牺牲人类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也不能牺牲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去孤立地谈“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是一件大事!我无为，却视杨公、徐公为先贤达人……@ [2] 关于加快达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3] 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汉字文化》2007年05期 [4] 柏林艺术论坛：贫穷但性感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5] 艺术北京的亚洲企图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6] 剪纸收藏迎来春天 《西部论丛》2007年11期 [7] 浅谈机关文化建设 《鞍山社会科学》2007年05期 [8]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 《理论参考》2007年10期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中国历史文化小论文题目

你可以去看下（历史学研究）~里面已经发表的论文你可以看下论题，好好学习参考下

1、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刍议 2、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 3、中国古代神话的美学意义 4、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 5、论《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的忧患意识 6、论《诗经》的婚恋诗 7、论《诗经》中的妇女形象 8、论《诗经》的讽刺艺术试论 9、《诗经》大小雅怨刺诗之异同 10、孔子与《诗经》 11、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 12、浅析《左传》中关于“梦”的叙述 13、论《左传》的战争描写艺术 14、《左传》与《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5、《战国策》的寓言艺术 16、论《战国策》的纵横家形象 17、《孟子》与《庄子》寓言异同论 18、从《孟子》看孟子的人格魅力 19、《庄子》的神话意象 20、屈原与庄子浪漫主义的比较 21、《史记》人物塑造论 22、汉乐府叙事诗研究 23、汉乐府与《诗经》中弃妇形象比较 24、汉乐府中女性题材作品研究 25、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 26、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艺术 27、从《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28、陶渊明的田园诗（可侧重内容，也可侧重艺术特色） 29、三曹诗歌比较 30、论“正始诗风”与“建安风骨”的关系 31、嵇康与阮籍诗歌风格比较 32、南朝乐府特色及其成因 33、陆机诗论与创作的关系 34、《玉台新咏》所选宫体诗研究 35、从《世说新语》看西晋文人的心态 36、论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 37、论唐人的咏马诗 38、王孟山水田园诗（可分别写王、孟，也可分写山水、田园） 39、中唐山水田园诗（可选某一、二个作家，也可以比较研究） 40、李白诗与酒的关系 41、论李白的古题乐府 42、杜甫咏史怀古诗研究 43、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多义性 44、唐宋咏物诗之比较（也可着眼于一个朝代，或者某一主题） 45、论柳宗文散文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46、论白居易诗歌艺术的演变过程 47、论李贺与李白诗歌想象艺术的异同 48、论中晚唐咏史诗的艺术

1、试论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近卫军与皇帝的关系2、马尔克与5-9世纪的法兰克社会3、曼与马尔克的比较研究4、论林志纯关于中国城邦制与封建制的研究5、高中历史必修Ⅰ中的公民教育研究6、白月桥历史教育思想研究7、苏州市历史中考试卷发展研究(2009-2015)8、沪台两地最近版本初中历史教材对比研究9、近年(2010-2015)高考历史选择题量化统计研究10、江西历史高考选择题的变化走向及其教学策略的研究11、2011-2015年新课标全国卷1卷历史选择题分析12、建国初期(1949-1953)中学历史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13、阶级斗争史观的式微对高中历史教材的影响探究14、高中历史教材静态难度的定量比较研究15、高中历史教材中历史地图的比较研究16、中美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比较研究17、改革开放以来高中历史教材中世界史体系的演变分析18、社会转型视野中的罗马帝制研究19、试论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与教学的衔接20、新课程背景下亚非拉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现状分析研究二十个好写的历史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古代文化设计我来写

历史研究类杂志

《历史研究》、《世界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专一点看《唐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国学研究》、《燕京学报》等等

我给你推荐三个《先锋国家历史》杂志，四川出版的，每月两期，制作挺精美的，彩图历史，每期16元，我只要看到外面有买就买来看看《文史参考》，人民日报社主办，不要小瞧这杂志，原来是内部刊物，现在公开了，也不要以为它政治性太强，它请了不少人写专栏，包括华师大冷战史沈志华，厦门大学傅国涌，旅日学者萨苏。。。每月两期，每期8元《历史学家茶座》，很悠闲的历史杂志，读读很有意思。其他专业性的就算了，比如《世界历史》、《中国史动态》、《史林》、《近代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这些都太专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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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研究》2. 《世界历史》3. 《史学月刊》4. 《中国史研究》5. 《近代史研究》6. 《史学理论研究》7. 《中国文化研究》8. 《文史哲》9. 《清史研究》10. 《史学集刊》11. 《中学生政史地》12. 《文史知识》13. 《文史》双月刊

中国史前沿问题研究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要了解历史学前沿问题，看一些大学历史系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能看出端倪来。参考文献主要是看历史类核心期刊的最新论文。一般来说，中国史都是细分为很多专门史的，比如先秦史、明代史，建筑史，城市史，科技史。每个专门史研究方向都不太一样。而且历史的研究方向还要看课题的选择，看资金来源与方向等。

我的博客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百年来主要历史事件 1840～1859年 鸦片战争 19世纪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法、美等国也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此时的中国处于农耕文明的晚期，政治腐败，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思想闭塞，已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于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目标。腐败的社会制度最终无法抵御新兴的资本主义，1840～1842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 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扩大国外市场和掠夺殖民地，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愿望。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逐步沦为外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