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研究论文摘要

贿赂犯罪研究论文摘要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一 斡旋受贿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一)斡旋受贿犯罪的概念 我国斡旋受贿一词最早出现于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若干问题的解答》中。l997年修订刑法时，在吸收日本、韩国等国有益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司法实际出发，将《解答》的相关规定立法化，并作了一点修改补充，形成了刑法第388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这就是我国刑法理论上所说的斡旋受贿。因斡旋人与请托人不正当利益实现之非直接性，刑法理论界也有人称之为间接受贿或居间受贿。 (二)斡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构成斡旋受贿罪必须符合下列构成要件： 1．斡旋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2．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国家机关、单位正常的管理活动，却希望这一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本罪。 3．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 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行了斡旋受贿行为。即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斡旋受贿行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成立斡旋受贿的前提。其次，行为人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而不是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第三，索取或者收受了请托人财物。第四，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 二 斡旋受贿罪的独立性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旅，将下列故意实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二)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1]本条规定体现了《公约》对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将影响力交易罪规定为独立罪名的要求。 斡旋受贿，又称间接受贿，是《公约》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罪在我国刑法中的对应行为。然而在我国，斡旋受贿罪在条文中并不是作为单独罪名加以体现的。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务或者接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根据法理学的理解，以某一条文论处是指以某一条文定罪量刑，因而不是一个独立罪名。可见以上条文只是将斡旋受贿行为规定为受贿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仍以受贿罪定罪量刑，没有从根本上将斡旋受贿罪确定为单独罪名。笔者认为斡旋受贿行为的独立归罪不但是其本质属性决定的，而且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斡旋受贿行为与一般受贿行为存在本质区别。第一，一般受贿罪是利用行为人本人的职权；而斡旋受贿犯罪则是行为人本身无权力，而是通过职务、地位的便利条件说服有权人进行职务行为。第二，一般受贿中，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不受正当与否的限制：而斡旋受贿犯罪中则要求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第三，受贿中规定的是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斡旋受贿犯罪中规定的是索取请托人财物或收受请托人财物。通过上述比较，一般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罪在构成要件上存在较大差异。受贿罪根本无法完全涵盖斡旋受贿罪的特征，将斡旋受贿犯罪从受贿罪中分离出来，成立单独罪名，是完全有必要的。其次，斡旋受贿行为不宜适用受贿罪的法定刑。斡旋受贿行为是一种间接受贿行为，并非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直接侵害，而且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由此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往往小于一般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已为《公约》对影响力交易罪规定较之一般受贿犯罪更严格的成立条件的立法模式所肯定。 因此，将一般受贿罪的法定刑适用于斡旋受贿罪，会造成刑罚裁量上的不公正。再次，斡旋受贿罪的独立罪名设置是预防、打击斡旋受贿犯罪现实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犯罪日益猖獗，己然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毒瘤”，及时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新形式犯罪纳入到刑法的调整范围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社会实践中，行贿、受贿手法日益隐蔽，斡旋之风大量存在。其原因之一便是立法上未能正视间接受贿，没有把间接受贿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以至实践中往往忽视间接受贿的特殊法定构成。要么将间接受贿认定为一般受贿一律从严处罚，要么无法认定其构成间接受贿，使大量利用条文中的漏洞以规避法律责任的人逍遥法外。因此有必要将规定笼统的“大口袋”罪分解为若干具体罪名及设定相应的法定刑。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这种特殊犯罪类型的否定评价，更有利于澄清受贿罪与斡旋受贿行为的界限，从而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运用明确条文判断斡旋受贿犯罪行为构成，用特定的法定玳罚对犯罪加以惩处，减少了出现定性和量刑偏差的可能性，对于有效预防、打击斡旋受贿犯罪行为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以独立罪名规定斡旋受贿行为符合国际立法趋势。从目前世界各国反腐败犯罪立法来看，呈现出系列化的特点，即罪名系列化，犯罪构成要件系列化，刑罚结构对称化、系列化。斡旋受贿罪也应适应这种系列化犯罪规定的趋势，独立成罪。这不仅是《公约》提出的要求，也为世界各国的立法实践所普遍证明。新加坡《刑法》规定了三种受贿犯罪：公务员的一般受贿罪、形式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日本《刑法》在渎职罪中规定了八种贿赂犯罪：单纯受贿罪、委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第三者供贿罪、加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赠贿罪；欧洲委员会于1999年1月27日通过的《反腐败刑法公约》第12条也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应当在国内法中将此种斡旋受贿罪行规定为刑事犯罪。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将斡旋受贿犯罪行为以专门法条单独予以规定，如韩国、奥地利、法国、加拿大、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家。[2]可见，将斡旋受贿犯罪行为规定为独立罪名已经成为国际立法趋势，我国的立法亦应当考虑顺应这种趋势，从而更好地实现与国际法律的融合。

受贿罪概念内涵外延罪名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立法、司法实践的变化，我国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一直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我国1997年刑法典明示了受贿罪的罪名及其内涵、外延，但由此带来了有关受贿罪概念的诸多矛盾。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审视并分析这些矛盾，有助于勾勒出我国受贿罪立法进一步完善的前景。与其他罪名相比，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所经历的演变，不论从次数上还是从概念的内涵、外延上看，都是首屈一指的。有关司法解释根据立法的变化不断作出调整，刑法理论界也往往根据这些变化和调整对受贿罪的概念作出新的阐释，从而使得我国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名称（罪名）始终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我国1997年刑法典明示了受贿罪的罪名及其内涵、外延，但由此带来了有关受贿罪概念的诸多矛盾。近年来新的受贿形式的出现，也使得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最新需要。鉴于此，揭示受贿罪概念当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并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提出完善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建议，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新课题。一、受贿罪概念之内在矛盾（一）概念之名与概念之实的矛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事物的存在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概念也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内涵和外延构成的概念的基本逻辑，即概念之实；另一方面是表达概念的语词，即概念之名。如果概念之名能够准确地表达概念之实，就称其为名副其实；如果概念之名不能反映概念之实，就称其为名不副实。受贿罪作为一个概念，也存在着概念之名与概念之实的关系问题。受贿罪概念之名即受贿罪罪名。按照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所谓罪名是指犯罪的名称，是对犯罪行为的最本质特征的简明概括。①这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罪名及其功能的界定。从法律功能的角度来讲，罪名不仅仅起一种表征或符号作用，而是具有重要的功能：它对于在立法上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司法中正确地定罪和量刑，以及促进刑法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谓受贿罪概念之实，就是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内涵是指反映在概念中的客观事物的质的属性的总和，对于受贿罪这一概念而言，其内涵就是受贿罪不同于其他罪名的特有属性，即受贿罪特有的犯罪构成。现行《刑法》第385条第一款是我国刑事法律中采取定义明示的方法揭示罪名及其内涵的少有的几个特例之一。出于立法语言简洁性的需要，该款在揭示

行贿罪研究论文

1、《规范责任论视野下的违法性认识与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独著，载《清华法学》（CSSCI）2009年第2期，刊号：ISSN 1673-9280；CN 11-5594/D。2、《我国宅基地法律制度评析》，第二作者，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CSSCI）2009年第3期，刊号：ISSN 1000-260X；CN 44-1030/C。3、《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外在冲突与内在协调》，独著，载《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刊号：ISSN 1000-260X；CN 44-1030/C。本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4、《如何认定故意中断拯救行为的性质》，独著，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3期，刊号：ISSN 1004-4043；CN 11-1451/D。5、《强迫交易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独著，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7期，刊号：ISSN 1004-4043；CN 11-1451/D。6、《法律适用中的价值诉求问题探讨》，独著，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刊号：ISSN 1009-9794；CN 50-1138/C。7、《刑法思维之变革:从概念思维到类型思维——以刑法的适用为视角》，独著，载《法商研究》（CSSCI）2007年第6期，刊号：ISSN 1672-0393；CN 42-1664/D。本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刑事法学》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获得2009年度深圳大学学术创新奖三等奖。8、《刑法语言的向度》，独著，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CSSCI）2006年第1期，刊号：ISSN 1000-260X；CN 44-1030/C。9、《不作为形式窝藏罪的司法认定》，独著，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刊号：ISSN 1004-4043；CN 11-1451/D。10、《金融机构对单位贷款的认定与救济思路》，独著，载《南方金融》2006年第7期，刊号：ISSN 1007-9041；CN 44-1479/F。11、《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实践超越法律形式主义》，独著，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刊号：ISSN 1008-4533；CN 44-1447/D。12、《现行刑法体系下遗弃罪内涵的重新建构》，独著，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9期，刊号：ISSN 1002-3933；CN 13-1023/D。13、《类比法律推理的性质与难题》，独著，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CSSCI）2006年第4期，刊号：ISSN 1000-260X；CN 44-1030/C。14、《影响刑法解释的“法外”因素探析》，独著，载《理论探索》，2006年第5期，刊号：ISSN 1004-4175；CN 14-1079/C。15、《贿赂对象的立法比较及借鉴意义》，独著，载《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刊号：ISSN 1007-6883；CN 44-1423/G4。16、《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与例外》，独著，载《法学杂志》（CSSCI）2006年第6期，刊号：ISSN 1001-618X；CN 11-1648/D。17、《法律人：怎样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独著，载《晟典律师评论》2006年第00期。18、《论我国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独著，载《当代法学》（CSSCI）2005年第2期，刊号：ISSN 1003-4781；CN 22-1051/D。19、《徇私枉法罪的基本问题研究》，独著，载《政治与法律》（CSSCI）2005年第2期，刊号：ISSN 1005-9512；CN 31-1106/D。20、《退休医师无证行医致人死亡如何定性》，独著，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20期，刊号：ISSN 1004-4043；CN 11-1451/D。21、《抢劫罪中“暴力”内涵的司法认定》，独著，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年第10期，刊号：ISSN 1671-0924；CN 50-1053/T。22、《金融的刑法防范与调控》，独著，载《南方金融》2005年第10期，刊号：ISSN 1007-9041；CN 44-1479/F。23、《论挪用公款罪在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难题》，独著，载《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刊号：ISSN 1672-9048；CN 32-1821/C。24、《遗弃罪研究的新视角》，独著，载《 晟典律师评论》2005年第1期。25、《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独著，载《法商研究》（CSSCI）2004年5期，刊号：ISSN 1672-0393；CN 42-1664/D。26、《论挪用公款罪的立法完善》，独著，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刊号：ISSN 1004-9428；CN 11-3194/D。27、《论行贿罪与受贿罪的非对向关系》，独著，载《 中国检察官》2000年第6期，刊号：ISSN 1008-6676；CN 11-5462/D。28、《浅析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独著，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CSSCI）1998年第6期，刊号：ISSN 1671-6914；CN 61-1470/D。29、《论量刑制度中的“从重处罚”》，独著，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刊号：ISSN 1004-4027；CN 11-2991/D。30、《析侵占罪行为客体的几个问题》，独著，载《律师世界》1998年第6期，刊号：ISSN 1004-0064；CN 42-1154/D。31、《试析侵占罪行为客体的几个问题》，独著，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刊号：ISSN 1008-6951；CN 41-1291/D。32、《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起点辨析》，独著，载《中国刑事法杂志》（CSSCI）1998年第3期，刊号：ISSN 1007-9017；CN 11-3891/D。（二）著作1、《刑法适用方法的基本准则——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8年4月出版，书号：978-7-81139-073--5/。2、《刑法新思潮——张明楷教授学术观点探究》，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书号：978-7-301-14049-9/。（三）科研项目1、《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委托项目，下达时间：2010年4月，在研。2、《刑法在中国社会道德变迁中的作用》（09SFB5012），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下达时间：2009年12月，在研。3、《规模扩张下广东高校法学教育的出路》(2009tjk036)，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下达时间：2010年1月，在研。4、《现代社会与不作为犯罪研究》(X0603)，深圳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下达时间：2006年7月，结题。5、《社会转型与刑法总论问题的再教育》，深圳大学教学研究项目，下达时间：2009年7月，在研。6、《“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培训合作》，深圳市南山区文化局执法培训项目，下达时间：2010年3月，在研。7、《“国家赔偿法中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归责为视角”》，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法项目，下达时间：2010年6月，在研。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必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才能构成受贿罪。但是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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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犯罪的原因分析全文如下：

尽管我国对受贿犯罪一直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但犯罪势头依然不减，形势相当严峻。根据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0年10月26日发布的本年度全球腐败指数评估，我国的“清廉度”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8位。这样的评估是否准确当然可以探讨，但至少说明，我国的腐败问题仍较为严重。受贿作为腐败犯罪中非常典型的职务犯罪行为，是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出现而出现，其明显特征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它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毒瘤，危害极大，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危及社会稳定。

一、我国当前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

当前，我国的受贿犯罪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一)受贿犯罪量急剧上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还是收受金额，都呈现不断向上“飙升”的态势。就受贿犯罪的立案数量而言，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案件，1994年为36 471件，2000年为45 000件，2010年为115 420件;就受贿犯罪的收受金额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期，受贿上万元即是足以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了，到了80年代后期，受贿犯罪金额呈逐渐上升之势，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再到几十万元。进入1990年代，受贿犯罪分子的胃口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上百万元的案件。跨入21世纪，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受贿金额达千万元已不算什么新闻了。

(二)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

从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受贿罪的案发部门主要集中在“三机关一部门”,即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作为担负着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职能的重要公共权力部门，因为手中握有分配各种资源的重权，成为不少投机分子的行贿对象。行贿者或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或为了寻求“靠山”和“保护伞”,进而达到日后捞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绞尽脑汁地利用金钱甚至美女等种种手段，拉拢腐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而一些私欲膨胀、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经不起各种诱惑，肆无忌惮地出租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职务利益化和权力商品化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行贿者把手伸向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受贿犯罪，已由单纯的经济领域，向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关渗透，打击受贿犯罪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而金融、工商、税务、海关、商业、外贸、建筑、房地产、证券、期货等行业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长期以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成为行贿者轮番“进攻”的目标。行贿者或为了获取非正常的高额利润或为了不法之财，通过金钱等各种利益向公职人员“购买”自己所需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如不法分子为了取巨额贷款，不惜重金行贿金融部门的公职人员，建筑承包商为了获取工程项目，用巨资行贿具有工程发包话语权的公职人员，证券期货投资者为了获取内部交易信息，用重金行贿掌握交易内幕的公职人员，等等。这些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确实让不少公职人员头晕目眩并彻底失防，从而导致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受贿犯罪的重灾区。

(三)受贿犯罪主体日趋复杂

随着受贿犯罪范围的增大，受贿犯罪的主体也日趋复杂，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受贿犯罪主体的“身份”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受贿犯罪的主体基本上为自然人，之后又出现了法人受贿的情况，且出现了自然人、法人共同作案的情况。在自然人中，既有普通的公职人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在法人中，既有机关、事业法人，也有企业和社团法人，既有公有单位法人，也有私营企业法人。

2.多个犯罪主体一同犯罪增多。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是同一行贿人为谋取同一利益同时向多名公职人员行贿。从当前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看，查一件案带出一批案，查一个人牵出一批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为配偶、子女、亲友甚至情人等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增多。有的国家公职人员为了降低犯罪风险，或通过暗示行贿人将贿赂直接送给特定关系人，或以间接地将利益输送给特定关系人开办的公司、酒店等方式，大肆收受贿赂，而自己却假装不知情。

3.犯罪主体的职务越来越高。受贿犯罪作为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犯罪主体中以领导干部居多，其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而且涉案的高职级领导干部呈越来越多趋势。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检察年鉴》统计，由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案件中，1994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1 827人，其中厅局级88人，省部级没有;200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 600人，其中厅局级184人，省部级7人;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3 743人，其中仅省部级就有15人。

(四)犯罪形式更为多元

随着对受贿犯罪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不断变换作案手段，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形式日趋多元。具体地说：

1.精心选择作案方式。受贿人在接受行贿时不仅精心选择地点和时间，而且一般都采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进行的一对一、面对面的暗中交易方式。这样，即使行贿方事后检举和交代，受贿人也可以通过死不认账来达到逃避惩罚。

2.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受贿犯罪。受贿犯罪人为了规避风险，千方百计地为非法行为套上合法的外衣，或以顾问费、劳务费等所谓的劳动报酬名义收取钱财，或以赌博赢钱的方式收受好处，或以入股分红的方式谋取利益，或将物品作为试用品收取的形式得利，犯罪手段可谓五花八门。

3.采取长线投资策略。行贿人行贿一般都出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行贿人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选择与手握重权者甚至官场上的“绩优股”交“朋友”,进行超前的感情和利益投资，一旦时机成熟，则可以尽情收益。而有些手握重权的公职人员为了一己私利，也乐于与大款结交“朋友”.由于贿赂双方不是为了眼前的即时的利益进行交易，隐蔽性非常强。最后是接受非物质性受贿。有些受贿者充分利用法律漏洞，通过接受 出国 考察、解决亲戚就业甚至色情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贿赂，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五)犯罪追诉难度大

虽然受贿犯罪是人民群众十分痛恨、党和国家一直打击的腐败现象，但由于侦查和起诉受贿犯罪的难度较大，犯罪黑数难以估计。有学者作过调查统计，我国公职人员的腐败发现概率约在10%-20%之间，且发现者中又仅有约6%—10%的受到法律追诉。受贿犯罪黑数多，固然有打击受贿犯罪的立法滞后、法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由于受贿犯罪的隐蔽性强和犯罪分子的抗控性强所造成。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极大的隐蔽性正是其特征之一。受贿犯罪人多为权重位高的公职人员，他们大多人脉资源丰富，通晓法律，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加上他们都是在力求稳保官位的前提下，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不义之财。所以，他们一方面十分注意作案手段的隐蔽性，追求即使被检举也不易被指证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收受贿赂之前往往就已设计好应对策略，贿赂双方或订立攻守同盟，拒不交代和认罪，或制造伪证蒙混过关，或通过种种关系网 编织 保护伞等，从而增加了受贿犯罪的追诉难度。具体而言，一是体现在寻找犯罪线索难。由于犯罪分子手段狡猾诡秘，犯罪线索本身就很难被发现，加上不少单位和领导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旦遇到往往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配合。二是体现在寻找犯罪证据难。贿赂犯罪中的行贿与受贿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害关系，保护对方即保护自己，损害对方即损害自己，故造成了司法机关取证困难。

二、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不良需要

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需要是有机体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其通常以意向、愿望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论文格式动机和人的行为密切地联系着。而且，以活动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越强烈、越迫切，由它产生的活动的动力作用就越大。一般而言，动机是有意识的，由需要的而产生，需要的水平不同，动机水平也就不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状态，也是客观需求的反映。需要时产生行为的原动力，欲求不满是激起人们活动的普遍原因。

学者马洛斯指出：需要的结构是多层次的，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需要多层次的。他还认为，这五种需要时逐级上升的。当低一层次获得满足后，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就能成为驱动行为的动力。

不过马洛斯的需要多层次论的机械性导致无视了主体的能动性，带有一定的机械主义的色彩。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按照需要的起源可以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然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反映的是人对延续和发展它的生命所需的客观条件需求。

社会需要则是在自然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所特有的需要，这些需要时维持人们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交际过程中形成的。人的个体需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按照需要的对象不同，需要又能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前者是指衣食住行及性的需要，后者指要求友谊、荣誉、事业等精神上的满足。物质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助推剂。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推动着人的心理活动的不断向前发展。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被逮捕后，其提供的认罪书中主要提及到他走向犯罪深渊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放松了对个人的学习改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私欲恶性膨胀。全文中他讲述了他最初和爱人刚结婚时候的心理，以及后面担任一方大员时候的心理转变过程。通过对认罪书详读，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在党培养 教育 多年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不良需要的引导下，由于缺乏足够的自我约束使得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人民的儿子孔繁森，他在另外一种积极向上的需要引导下，奉献自己的终身给了人民。尽管他不幸因劳积疾在任上逝去，然而他是用生命书写了史诗般的传奇经历将会流芳于世。

需要是把双刃剑，既能激发个体从事积极的活动，也可以推动人去实施消极甚至违反法律的行为。受贿犯罪的需要和普通犯罪的需要相比，既有相同的特征，也有其单独的特点。至少有一个自身的特点即他们在满足自我需要的时候采用的手段、方式不恰当，或者违反了法律。

公务人员实施受贿犯罪，与其需要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受贿犯罪的主体不良需要的产生，是受其错误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与不良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上，低级的、生理的需要，甚至是情欲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压倒社会需要;在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的关系上，对物欲和金钱的强烈占有欲望，常常使腐败者不顾一切的实施受贿行为;在精神需要上，他们是空虚的、阴暗的，十分狭隘和自私自利的。所有这些构成需要方面的畸形发展，形成其特有的需要结构。

(二)性格缺陷

“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在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在怎么样做。”一个人的犯罪心理和其犯罪行为特点与其个性特点密切相关，是其个性特点在特殊领域的反映。个体的犯罪意思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有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形成过程。形成犯罪意思是有他原有的心理素质和思想基础的。在其心理方面，性格起着重要作用。性格是指个人对实现稳定的态度习惯了的行为方式。

性格是指贯穿于个体整个行为过程中具有稳定倾向的、经常表现的心理特征，绝不是指某些偶然的、暂时的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故性格特征是个体具有典型与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他的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生物、家庭、学校教育、社会制度、 文化 和心理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个体性格形成的因素不尽相同，所以形成的性格亦是良莠不齐。性格有缺陷的人在认知等方面表现的更为被动感知、更易受到暗示、盲目模仿等;在情绪方面表现为缺乏主见和信念、自控能力薄弱放纵自我等。据研究表明，存在此性格缺陷的人更容易误入歧途。例如中投行湖南分行副行长戴开敏案件，就是由于她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最终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从其事例中，不难看出在自私、贪婪、权力欲望过强，缺乏坚定正确的人生信念等性格缺陷是罪容易产生犯罪的内在心理因素。不过，以上不良性格只是多数犯罪分子所具有的，并非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如此。

因而，在相同的情况下，有人实施公务员受贿腐败行为，而有人却选择了其他的合法途径，这与个体内部的心理因素直接相关，尤其主要与个人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中的不良因素有关。公务员犯罪者受到这些不良心理因素的长期影响，逐渐内化为敛财、贪婪的犯罪心理，因此，揭示犯罪者得性格特征对于探求公务员犯罪产生的性格上的原因，防范受贿犯罪是很有意义。

(三)意志薄弱

意志是指自觉确定目的，并根据目的支配、调节行为，从而克服各种困难来实现预定目标的心理过程。意志是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它是从内部的意识事实向外部行为转化的过程。意志对人的行为的调节、控制，这本来就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而且意志对主体活动的控制和调节又表现为意志对主体能动创造性的巨大影响。

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克服困难、抵制诱惑，完成各种有目的活动的重要条件。坚强的意志品质主要有：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和自制力等四个方面。其中，自觉性是指个体在行为中具有明确的目标，并充分认识行为的社会意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果断性是指是一种明辨是非，迅速而合理地采取决定，并实现所作决定的品质;坚韧性是指在执行决定时能坚持到底，在行动中能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顽强地克服达到目的途中的重重困难方面的品质;

自制力是指能够完全自觉、灵活地控制自觉情绪，约束自己行为方面的品质。与坚强的意志品质相对应的是薄弱的意志品质，其表现为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抗诱惑的免疫系统弱等特征。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品质时还应当与其意志活动内容进行有机的联系，只有在符合正当社会价值取向意志行为中才能真正体现出真正的坚强意志品质，否则只能成为不当的意志品质。因为当公务员进行受贿犯罪的时候，若以其坚强的意志品质作为保障，其顽强的破坏力对国家和社会的伤害要比意志力弱来的更加强。因此在强化公务员个人意志的时候更要树立其正确的人生观。

三、受贿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受贿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受贿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高薪养廉”,抑止不良需要

“高薪养廉”制度，现在已经成为众多致力于反腐败学者所探索的课题，亦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争论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大幅提高公务人员的的待遇水平，使得他们在物质基础上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丧失受贿犯罪的必要。反对者认为，现在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已经够高，并且现实生活中，如果进行工资折合兑换的话，我国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国外而言已经是不错的高薪了。笔者认为，单纯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虽然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新加坡采取了“高薪养廉”政策并取得相对不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加坡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民众思想等方面和我国目前现状对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据统计，我国在行政支出这项费用上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10年我国的行政事业支出占当年行政支出的,并且每年以23%的速度增长。

而在行政费用支出中2008年全国公车出行和吃饭就分别达到3000多亿和3700多亿，仅此两项消耗就占了2006年税收收入的.而在新加坡这两项支出费用大多都是由个人埋单。假如单纯的以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而不进行有效的抑制住行政支出中不必要的费用，那结果是要么直接向民众提高赋税，要么削减政府在其他民生方面支出，否则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庞大而不必要的行政费用支出。社会将因此再一次面临不公平的分配问题，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

(二)提高人格修养

公务员犯罪时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决策性行为，它是社会环境与个体选择结合的产物。预防公务员犯罪的根本是公务员犯罪的心理预防。公务员犯罪心理预防的过程，也是公务员完善自身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过程，其作用在于增强公务员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他们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道德法律规范的行为选择。

通过大量的受贿犯罪案例分析，我们发现犯罪分子主要有以下几种腐败心理：贪婪心理、挫折心理、从众心理、攀比心理、交换心理、侥幸心理等。犯罪分子的不良需要时这种腐败心理所产生的根源。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意志、气质、信念这几种因素，本身并没有好坏与优劣之分，只是个人的主体因素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所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选择的方式是否恰当、合法而已。

例如，一个意志力相当强的人，在其拥有强烈的贪婪心理时，只要其以合法且适当的方式获得大量财富，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谴责，相反我们还应当对其行为进行赞赏。尽管通过对受贿犯罪人员的调查时我们发现，犯罪分子往往在人格方面有一定的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有效的引导，并不会导致其产生犯罪行为。

1.建立良善社会文化环境

社会成员健康的人格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于社会成员的人格发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公务员预防犯罪的核心目标就是使国家公务人员养成健全的人格。所以，预防犯罪的基本途径就是完善社会环境、净化社会风气，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一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民主、科学、公平、正义、讲究法制、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能够充分满足个体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鼓励个人积极参加劳动，创造出经济财富，并且建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反对不通过劳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反对享乐主义。同时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协调统一关系，而不是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相对独立的外在力量。利于人格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的规范与文化是与社会成员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向吻合的。这一途径是与社会预防 措施 是相一致的。

2.加强自我修养

随着社会成员的由“生物个体”向“社会个体”的角色转变，社会成员的逐渐形成了较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并发展了整体的人格结构。国家公务人员人格的形成亦是如此之过程。公务员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他的自我观察、 自我评价 、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的形成。

自我修养是指社会成员在自我观察、自我评价上进行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完善的主观活动。对公务员而言，首先，榜样的标杆作用和群众的评价是自我认识和修正的坐标;其次，实践检验和锻炼是发现和充实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最后，经常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是加强自我修养的特殊方式。公务员必须善于自我修养并且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只有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力，才能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冲击。自我调节是对自己意识的自我克制。公务员作为特殊的主体，应当更加善于自我调节。他们必须善于通过适当调节自己情绪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善于调节自身需要来避免内心需要所导致的措置与冲突;善于进行自我行为调节来减少受挫感;善于进行自我兴趣调节，使自己的兴趣不断得到升华，从而不停留在低级的物质需要和生理需要。

(三)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

掌握社会规范、接受社会文化是一个合格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因此，社会成员必须通过学习和接受规范与文化，将获取的文化和规范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在的价值准则和人格核心观念。对于公务员而言，要想其远离受贿腐败的心理动机，必须让他们学习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以及接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在社会成员传授和学习文化与规范受影响最大场所是家庭。家庭在社会成员的生涯中不仅代表着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一个社会控制机构。所以在 家庭教育 中为了能让孩子有个健康的人格，家长必须要注意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制造良好的家庭氛围、采用适当的教育方式等。同时还应加强公务员家庭中的另外一半的培养和监督。例如海南省儋州市妇联就举行了以“当好贤内助、更要当好廉内助，组织领导干部配偶参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的活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在社会中劳动和工作后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形成。对于公务员而言，单位的岗前培训和上岗后的经常的定期与不定期的培训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加强工作技能，更能巩固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随着科技的越来越发达，各种传媒应运而生，社会上的多元文化得到一个汇合点，此时政府应当把好导向标，稳定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文化，在稳定社会的同时亦能把握住公务员思想动态的脉搏。

3.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文认为人格修养的提升是基础，只有将个体的各项素质真正的提升，才有可能消除人的自私性和贪欲，使人们树立起廉洁奉公的意识，才能从主观上切断受贿犯罪产生的根源。人是社会的人，在提升社会个体的人格修养时，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传承汲取文化养料来提升个人的人格修养。经济的增长可以有效的解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能有效抑制犯罪需求的生成。完善法制建设，可以增强法律威慑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

关于对犯罪研究的论文摘要

大学生犯罪心理论文篇三 《试论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变量因素》 大学生犯罪现象，不论是从犯罪数量上，还是从犯罪性质上，都呈现出一种愈来愈严重的态势。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对此问题，学术各界分别从各个方面予以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是从已经犯罪的大学生身上寻找相关原因，并不具备代表性且对预防这一类犯罪没有多大裨益;其次深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大多孤立地从现象本身去分析，而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联系;最后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影响也较为局限。 基于这一问题，笔者仔细分析了近些年来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件，发现这些案件虽然起因各异，行为和犯罪性质有很大的差异，但掩藏在这些现象深处的是共同的犯罪心理所起的关键作用。笔者认为从普通大学生着手调查这些可能诱发犯罪的关键的犯罪心理存在的现状，分析造成这些心理产生的原因，能进一步研究出大学生犯罪的成因，对大学生犯罪的进一步研究更为有益。 基于这一目的，笔者从多个地区的普通在校大学生中共采取样卷147份。调查方法采用国际上比较权威的EPQ人格测试法，这种方法能测出相关的不正常性人格，即称为典型性人格。而这种典型性人格在一定条件的诱发可以进一步发展为犯罪人格而倾向于更易犯罪。通过进一步调查比较，发现在人格、环境与犯罪心理形成之间存在一个类似三角形的紧密联系，笔者将之命名为“三角形理论”。 一、“三角形理论”之横轴――环境对人格的影响 人格即人性，是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它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个人的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社会实践 对人格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社会实践即指一种社会环境，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的社会环境是指社会经济环境、社会 文化 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等，微观的社会环境是指家庭环境、校园环境等。其中，影响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微观的社会环境，因而本文着重从微观的社会环境因素来体现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作用。 (一)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是指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整个过程中最为紧密的一种环境。笔者认为，大学生一般已成年，其心理方面已较为成熟，故而早期的社会环境例如家庭环境在其人格的形成过程中应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数据发现也确实如此。家庭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残缺家庭 一般来说，理想的家庭应该是父母双全。残缺家庭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家庭，父母双全但长期未与子女在一起生活的家庭等等，残缺的家庭结构会使得亲子关系遭到破坏，子女从小易受到心灵的创伤，爱与被爱的需要可能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容易导致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人格的形成，反映在犯罪上便是一种倾向于犯罪的类型。据调查，残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占典型样表的，但据一项关于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生活在破碎家庭中由此可见，残缺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更易形成不良人格，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同时，因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造成的双亲不全，比因自然死亡造成的双亲不全， 对子 女的消极影响更大。因为孩子所面临的不仅是有缺陷的家庭，还可能面临的是相互矛盾的教育，和被父母一方抛弃的感受，因而其心理创伤往往更为严重。 2. 情感缺失 父母对子女的抚育不仅仅只是提供物质条件而已，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情感的交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交流，子女较易能够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进而以一颗善良之心对待整个社会，这对形成一种较为健康的人格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反之，情感的缺失容易导致子女冷漠、孤僻等不良人格的出现。当前社会，父母与子女情感的缺失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经调查，只有的大学生会与父母进行情感上的沟通，12%的人认为父母最关心的自己的情感，53%的人则认为父母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学习。这些数据能很好地反映父母情感交流的欠缺，而这些数据又是从一些典型性样表中采集而来，由此可见情感缺失对子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 3. 性教育的缺失 我国历史上长期盛行性禁锢、性封闭的性观念，把性当成一种丑恶的、不可告人的事情，受此思想的影响，父母一般都是谈性色变。他们不仅自己不谈性问题，也不允许子女谈论。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发展，青少年普遍对性充满着一种好奇之心，而这时的父母如果不注重对子女的性教育，甚至抑制或禁锢其思想，往往会强化青少年对性问题的猎奇心理和逆反心理。 在这样一种性好奇心理的支配下，在充斥着不健康性刺激信息的社会环境中，对性知识的渴求成了无选择、无引导的猎奇行为，甚至会诱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经调查，只有2%的大学生的性教育是从父母处获得，的人从学校教学中获得，还有剩余那么庞大比例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这就很引人深思了! 4. 粗暴的教育方式 对一个小孩的心灵最普遍的影响，乃是由于父亲或母亲的过度惩罚或滥教所导致的压抑感觉。子女如果长期受到家长的粗暴教育，首先是自尊心的严重受挫，易形成自卑、冷漠、孤僻的人格;同时易对父母产生仇恨心理，父母在其成长过程中所应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未能实现;最后，父母的粗暴教育方式容易被正处于青春期的子女所模仿，容易产生残忍好斗的人格，更甚者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据调查，有的大学生表示父母长期对其实行打骂式教育，并对此表示“逆来顺受，习以为常”。这一数据可能并不引人关注，但子女对父母教育潜在的不满让人后怕，很难想象，长期接受这种负面心理影响的大学生在面对看似“安全”的大学校园时将以何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 (二)校园环境 这里的校园环境仅指大学生目前所处的大学校园环境，“随着孩子对学校依恋的程度的增加，孩子违法犯罪的倾向在降低。”因而良好的校园环境对正确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校园基于其教学模式与范围的独特性，其在对人格的形成上也有其独特影响，因而并不能将其与其他校园环境等量齐观。经调查发现，大学校园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宿舍环境的独特重要性 大学不同于初高中时期的集中教育，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更强，因而大学的宿舍环境便有着不同于初高中时期的独特性，同时，大学生在学习之余，呆在宿舍的时间较多，宿舍的环境直接对其人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因而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有人将大学校园的宿舍环境称为大学生的“第一社会”、“第二家庭”和“第三课堂”。这里的宿舍环境既包括具体的卫生等硬环境，也包括与宿舍有关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软环境。基于大学校园如此的重要性，本次调查询问了大学生对宿舍环境的满意度，结果发现有的大学生对宿舍环境存在不满，并表示“难以忍受”。 2. 学校相关部门的不力 这里的学校相关部门主要是指学校的保卫部门和心理咨询部门。学校的保卫部门作为学校的安全保卫部门，对外，其肩负着保护学校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的职责;对内则关系着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和学校的凝聚力，因而其在学校整体的校园环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一个办事不力的保卫部门也必定会对学生的人格产生负面的影响。经调查，的大学生当遭遇盗窃案件或其他突发性案件时，会倾向于向学校保卫处求救，这一数据表明学生对保卫部门存在着信任，但是只有的事件得到有效的处理，这种期待利益无法得到实现的失落使得的学生更倾向于自力救济。 同时，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也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心理咨询室能够缓解和疏导学生的心理压力，并进一步消除学生的心理疾病，可谓在学生人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但是因为首先学生自身对心理咨询室存在普遍误解，认为只有精神有疾病的人才会前往，而导致大学的心理咨询室几乎闲置，同时学校对心理咨询室的不重视也更加重心理咨询室闲置这一严重后果。据调查，在问及在学校遭遇挫折、情绪低落、烦闷时的解决途径时，没有同学会选择去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这确实引人深思。 二、“三角形理论”纵轴之一――人格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自从刑事实证学派(又称近代学派或新派)创立以来，犯罪人的人格问题一直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如前所述，人格是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故人格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特征。而人格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些心理特征所体现，故研究人格的心理特征很重要。人格的心理特征包含有一个人的智力、性格、需要、个性倾向、气质等方面，其在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性格 性格表现为一个人对现实社会的稳定态度极其习惯化的行为方式。性格一般是通过与社会环境和他人的相互交往而形成与表现出来的。一般来说，对性格的评价有优劣之分，好的性格能得到人们的赞扬和推崇，坏的性格则会遭到人们的谴责，因此人们在选择应当如何表现自己的性格时，一般会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看重世人对自己性格的评价，而表现出一种良好的性格，这样对犯罪心理的形成起到了抑制作用;另一种情形则是不顾世人的评价而展现出一种不良的性格，这为犯罪行为提供了主观心理条件。 (二)需要 需要是犯罪心理形成的基础。行为人进行犯罪活动，作用于一定的客体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正是在这种需要的诱使下才产生一股内心的冲动，进而发展成犯罪心理，最终实施犯罪行为。行为人在产生犯意前，首先应当基于一定程度的犯罪需要，这种需要一旦被人意识到，就会激发人满足需要的欲望，而人要满足需要就必须要去认识满足需要的对象、手段和各种主客观条件。这样，需要就成为激发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和自我的心理活动基础。比如说，盗窃犯首先有对财物强烈的需要，这种需要迫使人思考获取财物的方式，当现实情况无法满足一些正当方式的形成时，这种强烈的需求或许会产生一种通过盗窃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犯罪心理。其他的如强奸心理是基于性满足的需要等等都表现了需要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三、“三角形理论”纵轴之二――环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从各个方面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而人格又以其自身的特征来形成某些犯罪心理，此时的环境对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因上，然则，环境对犯罪心理影响的另一方面一般易让人忽视，这便是环境的诱因作用。那究竟什么是诱因，诱因又有哪些呢? 人格在形成犯罪心理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概念，那便是犯罪人格。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特有的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犯罪人格与犯罪心理有密切的联系，犯罪人格在一定诱因条件下会直接导致某种犯罪心理的产生。 经调查，普通大学生中有57%的人具有典型性人格，虽然典型性人格并非等同于犯罪人格，但却可以表明大学生中存在着大量潜在的犯罪人格这一现象，这种潜在的犯罪人格在一定条件的诱使下很容易直接导致犯罪心理的产生，这种对犯罪心理形成起着直接诱使作用的条件便是诱因。诱因主要是指相关环境。结合最近今年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件，笔者发现导致犯罪心理形成的诱因虽然有很多，但是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这几种： (一)不良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局部社会在一定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社会风气诱使犯罪心理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不良社会风气的负面效应。社会风气虽然是一种大环境，但在有些犯罪心理的形成中，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却是起着直接的诱使作用。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很多，比如说物质至上、情感淡漠、伦理失常、道德错位等等，因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导致的大学生犯罪案件有很多，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药家鑫案。药家鑫其实在交通肇事后并无杀人犯意，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社会风气让他转念间滑下了罪恶的深渊。他曾说撞伤人后的赔偿是一个无底洞，而撞死人却只需一次性赔偿，更何况农民工很“难缠”，因而相比较而言撞死人比撞伤人更为“简便”!这是多么一个可怕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恰恰却成为了当时乃至现在都比较盛行的“真理”。姑且不论药家鑫的法律观念有多么淡薄，这样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对其直接犯罪心理产生的影响之大想必也不容置疑了。 (二)错误的法律意识 一般而言，大学生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自我教育，都应当具备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也对哪些事件构成犯罪有着基本的了解。然而却存在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意识发生偏差：他们虽然知道哪些事件构成犯罪，却对具体的构成情形不甚了解。比如说，一般大学生都知道强奸幼女是犯罪行为，但对何谓幼女认识不清，对与自愿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犯罪认识错误。经调查，有 的大学生并不认为与13周岁的自愿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是错误的。 当然这一点只是法律意识错误的一个方面，但却能见微知著地可以看到法律意识错误的普遍性。当大学生对法律意识有错误的认识时，很容易致使其因不知道是犯罪而作为。比如几乎所有大学生都知道盗窃是违法的，或许更有人知道达到一定的数额就构成犯罪，但是对具体什么数额和多次盗窃构成犯罪的情形不太了解，因而具体到实际中便有很多大学生认为只要盗窃不到一定数额就不会构成犯罪而经常性的作案，最终身陷囹圄。 另一种是法律认识错误：这种情形是指他们根本不知道所实行的行为构成犯罪。此种情形危害极大，直接会诱使犯罪心理的形成。因为当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行为的错误时，那么他就无所顾忌了。具体的案例有清华大学的刘海洋虐待狗熊案。刘海洋在被拘留后说，自己学了法律基础知识。知道民法、刑法等，但却不知道伤害狗熊是违法犯罪。除却对此行为道德上的评判，我们更应该看到对法律的错误认识在其犯罪心理形成中所起的直接诱使作用。 (三)失范的社会网络环境 这里的社会网络既包括计算机网络这一类当前社会典型的社会网络，也包括舆论媒体等其他社会网络。“失范”是社会学上的概念，著名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注释为：“一种准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社会网络失范是指由社会网络导致的上述社会情境的出现。而这一种社会网络的失范在犯罪心理形成中有很重要的诱导作用。 这种诱导作用首先体现在网络对作案的方式、手段以及侦破手段等介绍过于详尽，容易导致犯意的坚定;其次，媒体对犯罪事实过度的关注或讨论会迅速形成舆论氛围，舆论又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尤其对于缺乏正确评价的犯罪新闻所形成的舆论，则会进一步强化犯罪手段。 当代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其人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网络的影响。网络在给大学生学习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某些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滋生犯罪心理的温床。在对大学生对媒体报道的信任程度时，虽然有 的学生会质疑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但在这些质疑的学生中只有36%的学生会通过相关途径予以查证，这样一种毫无作为的质疑其实也演化成另一种“信任”，这种对媒体报道的盲目信任会在出现一些不当报道时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一些媒体过分渲染道德而忽视法律的报道会使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甚至错误，或者当媒体对犯罪手段、侦破手段等介绍过于详尽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模仿的行为和犯意的坚定。 而计算机网络对犯罪心理形成的影响自不待言。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一种对计算机网络的过度依赖，而使用网络学习的人占极少数，经调查只有14%。我们都知道，网络上存在着大量的垃圾信息，而这些垃圾信息极易对对于网络不加辩驳的大学生造成影响，在犯罪心理的形成上影响尤为突出。 比如说，网络上一些黄色信息对正处于性好奇阶段的大学生产生一种强烈的刺激，如果长期受这种刺激的影响容易诱发偷窥等违法行为，进一步就易导致强奸等犯罪的产生。另外，网络提供的一种强大的搜索功能能使大学生发现一种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将之付诸于实践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广西某艺校的亚硝酸钠中毒案便是利用网络查询到作案工具的典型代表。 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发现，现如今大学生心理似乎大多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而这种情形在相关因素的诱使下极易导致犯罪的形成，即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犯罪可能性，而“三角形理论”便是对这一相关因素较为全面的分析。要想从根本上对大学生犯罪的预防和治理有所建树，首先应当从分析原因开始，因此“三角形理论”的发现有其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只要对现象本身的原因有所分析，具体的措施也就蕴含在其中了! 猜你喜欢： 1. 有关大学生犯罪心理的参考论文 2. 有关犯罪心理论文 3. 大学生网络犯罪心理浅探论文 4. 犯罪心理学论文范文参考 5. 大学生网络犯罪心理研究论文

我国就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现象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中绝大多数是心理扭曲后，不同的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出现。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青少年犯罪心理学分析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其心理分析》

摘要：近几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全社会注目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不仅人数不断增多，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最高，而且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重视。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且分析了他们犯罪的心理因素。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 心理分析

作者简介：梁军，甘肃联合大学政法系教师，讲师职称，2009年兰州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毕业。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最新资料统计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据南方某市教育局老师估计，跨校跨区的校园敲诈勒索事件占到整个校园敲诈勒索滋扰事件的60%左右，有关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问题少年”。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给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现状带来了警示。众所周知的药家鑫案又给我们每个家庭每所学校甚至每个人都带来怎样的反思?“青少年犯罪”在世界范围内被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呈现逐年增多并且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发展的趋势，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危害。当然，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音有很多，其呈现出的特点也是多样化的。本文就综合考虑阐述一些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

(一)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

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向歧途;由于年轻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来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有的仅仅是为了偷点钱去上网而杀人。

(二)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然性

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既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与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性犯罪有所区别。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如：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对抗黑社会对他们正常的学校生活的干扰，组织了一个组织，并购买了一只猎枪来保护自己。他们弄的这个团伙是一种偶合性的临时纠合，而并非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虽说他们能是偶合性的团伙，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团伙，学校要是发现一个及时解决一个，把他们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三)犯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

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好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的行为多数是模仿电视、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偷钱，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可见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严重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

(四)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和逆反性

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不愿意受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对抗，重则予以报复。

(五)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

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岁至18周岁年龄段强奸、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

二、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

我国就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现象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中绝大多数是心理扭曲后，不同的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出现。

(一)“攀比嫉妒”心理

这是造成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总觉得社会对他来说不公平，别人有的自己却没有，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于是就有夺回“应得”的欲望和冲动。如“某中学一位年仅13岁的中学生张某，家庭条件也不错，但是因为同班同学有一辆轻骑摩托车，张某要父母也给他买一辆，未能如愿，于是他就开始想办法，在某一天中午十二时许，张某趁邻居曾某家无人，翻窗进入屋内，盗得现金3850元，2000元首饰。张某正准备享受其得来的胜利品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就张某而言一个年仅13岁的中学生，对于同班同学的一辆轻骑摩托车，就能产生如此大的攀比嫉妒心理，这是非常可怕的。现在的孩子生活非常优越，他们怕吃苦，怕受累，不愿干活，提起学习就摇头，连学生最起码的作业有时候也得让家长代劳。轮到自己打扫卫生、大扫除之类的，家长们得拿着扫帚去“义务劳动”，这些家长的行为真让人费解。

(二)“孤注一掷”心理

这相当于赌徒的心理。他们把人生看成是一场赌博，认为“赌注越大，得利越多”。甚至认为“这年头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青少年心理一般都孤僻，不爱与人沟通，他们往往发生在单亲家庭。他们缺乏父爱和母爱，缺乏人生坐标的指引，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考虑别的因素，我行我素，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社会公德、法律、公约等一概不看、不问、不知。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触犯法律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也不知道，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

(三)“浓缩人生”的心理

一些青少年心理深处有这样的想法“艰苦一辈子，不如潇洒走一回”，“吃苦一辈子，不如享受一阵子”，“多活几年受苦受累，不如少活几年图个快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只要今天能享尽天下福，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即使明天与世无缘也值得”。在青少年犯罪团伙中绝大多数承认自己是为图一时享受、刺激和痛快。这些青少年都是“享乐主义者”，“怕苦、怕累、多享受”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理想，也不想有什么成就。如果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人和“寄生虫”没什么分别，只知道寄生在社会身上，从不对社会做什么贡献，吃喝玩乐虚度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荐。

(四)“青春期的浮躁”心理

个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由于受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强，求富心切，急不可耐。一旦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就情绪浮燥，感情冲动，丧失理智，就走向极端，不惜挺而走险。如“去年五月，某公安机关抓获一少女，不仅自己卖淫，而且还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像这样的一位生理进入发育期的女孩子，对“性”有无知感、探索感。脾气暴躁属于发育期综合症，某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能赚钱的行业，不识别它的好坏以及合法性，只要能赚钱就干，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正确的性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树立科学、健康、进步和有益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在性问题上的辨别力、鉴赏力和选择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性的各种信息和思潮靠禁是禁不住的，不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影响他们”。只有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社会上的青少年“性”犯罪。

(五)“法不责众”心理

一些青少年认为“法不责众”，“法也不难治众”。中国这么大，违法犯罪经常出现，“混水摸鱼，被抓获的是少数”。在调查心理青少年犯罪中，就有80%明知违法，触犯了法律，但又普遍心存侥幸。有的甚至认为我不够法定年龄，即使进去了，我还是尽快出来，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绳之以法。如：小强和小明均出生于1994年，2010年两人因涉嫌抢劫被逮捕。后来，两人分别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年。听到判决，两人傻了，不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吗?我国《刑法》的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她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案件中的两位少年已经犯了罪，犯罪以后认为自己不是成年人，不够刑事处罚年龄，这是明显的无知性，这是“法盲”的表现，他们能根本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也不学习法律，最终导致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悔也晚了。

(六)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

由于社会上的阅历浅，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差，缺乏正确的、良性的、积极向上的诱导，好奇心驱使青少年去干某种事情，去体验某种享受。如：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女禾某，因好奇去吸毒，结果沦落到以卖淫换取毒资的地步。这个案例中的少女乔某，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毒，心想，这是什么味呀?这种心理驱使她去尝试，结果上了瘾，不能自拔，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七)“贪慕虚荣”心理

因贪慕虚荣而走向犯罪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现在青少年受西方资本主义享乐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这一代就应该吃好、穿好、玩好。处在这种负面的阴影下生活，青少年的身心在高消费的虚荣心的强烈驱使下就开始偷、抢、等等，利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述，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不成熟，有的就是跟在一起玩，从思想上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为什么要干，能干不能干，干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严重不严重。这些严重的后果对自己有没有影响，有些青少年在他们的思维中就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只知跟在后边瞎胡闹，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因此，我们的家庭、学校以及整个社会不得不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法制宣传的进一步落实，或许会对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犯罪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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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学生犯罪心理复杂多样，其突出表现在:犯罪动机、价值观念、人格障碍、个体心理偏差等方面。学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犯罪心理的 教育 与预防，同时，大学生也要加强对犯罪心理的自我防范。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犯罪心理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试谈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的社会化原因》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发生率有上升趋势，究竟大学生在犯罪时候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其与社会人员的犯罪心理有何异同?本文将分析大学生校园犯罪时的心理特征，并将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社会人员犯罪心理进行深入比较，分析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以此对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的社会化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大学生犯罪的心理特征，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一些预防 措施 。

关键词：大学生犯罪;犯罪心理学;社会化分析

大学生作为没有步入社会的人群，在校园这个象牙塔中，他们的生活应该充满了和谐，充满了友爱，很多人在走上社会之后，都怀念大学的单纯和纯粹的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大学生可以接触到的媒体的增多，美好的校园已经越来越趋于社会化，现在的校园俨然成为了一个小社会，校园的社会化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大部分时候，社会学家都会以犯罪率来考量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社会治安的好坏。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的犯罪率越低，说明该地区的人员素质越高，该地区的治安越好。现代社会的校园已经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当人们还在觉得校园是大学生的象牙塔的时候，校园内已经发生了犯罪活动。每当校园里的大学生有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每次都能引发很大的反响，社会都会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但是连续几年，校园大学生犯罪现象并没有明显减少。

对于大学生校园犯罪，和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什么相同点呢?首先，他们都是犯罪行为，任何的犯罪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其次，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罪犯，在他们真正决定犯罪时，其实都是一念之差，不管是有预谋，还是无预谋的，都处于一个异常亢奋的状态;再者，所有罪犯在被抓获后，都会表现地非常平静与后悔，平静是因为多日来紧张的神经终于得到休息和放松，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后悔则是平静之后，在恢复常态的时的一种和正常人无异的心理，因为正常人一般不会犯罪;最后，犯罪活动给自己以及他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损失，一般的犯罪行为至少会给自己以及家人痛苦，甚至对2个或者多个家庭都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往往校园犯罪对家庭造成的精神损失会更大，一个家庭可能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

校园犯罪案件的主体一般都是大学生，大学生还没有步入社会，大学生的心理还处于学生所特，和社会人员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犯罪心理上，大学生与社会人员主要有如下的区别：1，更典型的激情型犯罪：虽然在社会人员犯罪中，大部分犯罪人员也是由于冲动而犯罪，但是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很多时候更容易被激怒，更容易变得歇斯底里，而且大学生由于长期待在学校，很多时候没有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导致大学生更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导致冲突，最终犯罪，我们可以称这种心理为“校园特有的激情性冲动”，据研究表明，社会人员的冲动性是低于校园的大学生的，这也就表示社会人员的理智程度要高于在校大学生;2，幼稚型犯罪：虽然大学生的学历很高，智商也很高，但是大学生的犯罪手段以及犯罪手法都是幼稚型的，这反映了大学生在犯罪时的一种模仿的心态，很多时候大学生的犯罪手段只是简单模仿现有案件或者小说中描述的那样，这样的模仿心理导致他们更易于犯罪，只要看到作案手法，都有去模仿的倾向，然而往往由于其作案手法的简单性，公安机关在刑侦时候很容易就破获案件，这也是大学生校园犯罪案件的一个重要特征;3，动机单纯性：大学生在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在校园里经历的事情非常有限，他们不能体会社会的复杂性，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犯罪，据调查，近几年的大学生校园犯罪动机常常集中表现为(1)宿舍生活问题：大学生常常是住在集体宿舍中，很多人可能因为性格不合或者生活习惯不符等，长期积怨导致最终犯罪的实施(2)嫉妒性：作为学生，成绩一般都是评判他们优秀的标准，作为个别成绩优秀的学生，如果他们是属于张扬的性格，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因为被别人嫉妒而成为别人实施犯罪的对象(3)感情问题：在校大学生由于学习压力不是非常大，大学生谈恋爱现象很普遍，大学生由于感情纠纷而导致的犯罪案例实在不是少数。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在校大学生罪犯的心理其实并不复杂，深入研究并不是难题，然而在以往的很多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结合大学生自身的特点以及校园犯罪的基本特征，也没有从大学生校园犯罪案件的动机出发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将大学生校园犯罪心理和社会人员的犯罪心理一起研究，这其实是不科学的。针对校园大学生的犯罪心理，本文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校园大学生犯罪的几点措施：1，加强学生的自身素质教育：大学生案件发生很大程度上是与学生的个人素质相关的，有不少同学在学校表现地很张扬，这势必会影响到别人，引起别人的不满，所以学校要教大家学会大智若愚、韬光养晦;2，加强学生的心理教育，多给学生心理疏通的机会：大学生发生犯罪案件，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学生的心智不够成熟，心理不够强大，在困难或者痛苦面前，会有过激的表现，正确教会他们排解负面情绪是很重要的，很多学校虽然有心灵驿站等心理疏导机构，但由于人员配置问题，往往很多学生没有机会真正去进行心理疏通;3，给学生提供尽量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学生在校园待久了，思想就会过于简单、单纯，心智也就很难快速成长，因此给他们更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让他们体会社会的种种滋味，时间久了，大学生的心理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也就会降低因冲动、激情导致的犯罪。

综上所述，本文介绍了大学生校园犯罪的特征并与社会犯罪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给出了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心理研究，深度剖析了大学生犯罪心理与社会人员犯罪心理的异同点，并结合大学生自身特点以及其犯罪心理，从学校以及社会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较为中肯的预防大学生校园犯罪的几点措施，相信只要通过进一步地对大学生犯罪心理的研究，研究者可以提出更多切实可行的针对大学生犯罪的预防 方法 。

参考文献

[1] 李清德. 大学生犯罪心理成因与预防[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8， (12)， 195-197.

[2] 韦志兆. 大学生犯罪心理防控体系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 (7)， 73-75.

[3] 孙胜楠. 浅析大学生犯罪心理的诱因及其预防措施[J]. 法制与社会， 2009， (12)， 76-77.

《浅谈大学生犯罪心理》

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们的物质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精神层面还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这样就使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在这当中很多的犯罪行为就随之出现。对于社会来说，大学生应该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让我们心痛的事情了。探讨这些现象的原因则是 文章 所要表达的。

关键词：犯罪;心理;大学生;原因

一、大学生犯罪现象分析

(一)犯罪率

在中国，青少年成为了犯罪的主体，其犯罪的总数达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80%，虽然在这几年中有所下降，但是还是占到了，其中大学生的犯罪在这当中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据有关数据分析，最近几年我国的大学生犯罪率呈上升趋势。

(二)犯罪类型

大学生在经济上没有自己的来源，都是靠家里的给予，因此在这当中不免会受到外界的刺激，对于物质的不满足，对于“朋友”的嫉妒，导致了我们的大学生开始接近犯罪。因此大学生犯罪大多数是以追求享乐，满足报复和寻求刺激而造成的。

二、犯罪心理造成的原因的多方面性

(一)自身原因

1.自我意识的混乱。很多大学生没有明确的认识到自己，我们把“我”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如果在主体我与客体我分化的基础上，能够形成新的认知水平上的协调统一的自我，那么就能建立良好的自我意识，反之则可能出现自我意识的混乱。

2.需要与动机。需要是主体思想和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是正常的需要根本就不会引发犯罪，而犯罪者的需要的最大特点就是永不满足。

3.性格。性格是我们最难改变的一点。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这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样的性格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社会原因，

现在了解信息的 渠道 多了，很多的不良行为也被我们的学生所传送，接触的人不一样就会导致我们是否会走上这样的道路，还有就是我们在接触这些信息时自己的抵抗力。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的价值观的冲突，如此就会导致我们价值主体满足需要方式的异化，从而偏离了社会正常的轨道。

(三)学校原因

在我们小的时候学校过度重视成绩，使我们就只为了这一点去奋斗，这使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使得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很多的弊端，就容易逃学，从而去社会上寻找自己想要的，这样就会比较容易接触一些不是很好的人，造成犯罪行为。在大学中很多的都是以我们的学分作为我们的评判标准。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没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就会造成大学生的道德感不强，责任心下降，规范意识不够。

(四)家庭原因

都说家是人的避难所，在我们得意时或是失意时都想回到我们的家。家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大。因此家庭的环境，家庭的教育，家庭的完好程度都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当中包含了单亲家庭，贫困家庭以及不和谐的家庭。首先，单亲家庭本身就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在这种缺少父爱或是母爱的环境中成长，会招到别人的歧视。因而会形成孤僻，自私，冷漠的性格，很难与人相处;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强的自尊心，但是没有满足基本的温饱问题，在这种需要上就会有强烈的欲望，因此会实施盗窃。

家庭的教育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教育中很多家长犯了一些错误，导致了他们走了犯罪的道路。

三、现阶段的解决方法

(一)监狱

对于已经实施了犯罪的大学生来说，只要是触犯了刑事法律的基本上都进入了监狱，而这对于他们是一个能够重新做人的机会。

(二)学校的课程开设

在一些大学出现了犯罪的事件之后，学校的管理者们纷纷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强了 法律知识 的传播，而因此开设了一些特定的课程。

总结

从自身到家庭再到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更大的压力，我们的大学生在成人和青少年的过渡时期。很多的问题不是那么明确，因此从众心理的产生，还有就是自己的问题，导致了这么多的犯罪行为。那么怎样使学生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我认为，学生自己应该不断的提升自己，这样才会促使自己得以进步;学校应该教会学生更多的为人处世的方法，更应该让他们了解到“人”的真正内涵;家庭应该适当的改变一下现在的模式，和孩子处于平等的地位;社会是一个大团体，更应该为现在的学生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商业贿赂论文参考文献

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之完善研究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国有企业破产中的职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劳动债权之法律研究电信立法若干问题研究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研究公司发起人问题研究一人公司法律问题研究债转股实施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公司资本管制改革趋势研究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论要约收购中股东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公司章程法律制度研究中美比较广告之比较研究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法律问题研究论我国竞争法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关系探讨经济转型时期寻租行为的法律规制循环经济法的价值研究论行政垄断的行政法及反垄断法规制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研究反垄断诉讼制度研究循环经济法制相关问题研究反垄断法中的中小企业保护与规制研究公用事业垄断的政府干预研究——兼论政府管制与反垄断法规制的协调公司监事会制度研究——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制度为视角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研究股权分置改革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破产中的债权处置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和法律适用公司资本真实与债权人保护研究破产管理人问题研究——兼论我国破产法划案相关法律条文研究构建我国的股东诉讼制度——从《公司法》、《证券法》修改的视角论公司法上的董事义务特别清算制度研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问题研究我国公司债权人权益保护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企业并购中的债权保护论公司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法律政策研究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公司董事的民事义务与责任浅析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的法律研究公司技术出资法律问题研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独立董事制度研究股份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研究独立董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论我国公司法上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建立上市公司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理论研究论我国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设置公司董事会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知识产权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权力机关改造论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研究论设立中公司股东派生诉讼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研究一人公司法律监管制度研究上市公司合格证券发行人制度研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法律问题研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特许经营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反垄断立法若干问题研究船员法律保护若干问题研究破产法实务问题研究论董事竞业禁止义务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法律问题研究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研究论公司清算的法律规制行政垄断问题研究记名提单项下的无单放货问题研究执行拍卖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论小股东权利的保护论股东权利行使的基础从WTO合格评定制度 相关立法的完善记名提单及其项下的货物交付问题研究完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思考股份收买请求权的研究知识产权出资法律问题研究一人公司存在与规制的法理研究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我国企业破产清算监督机制的完善商业秘密权民事法律保护研究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偿付令研究论设立中公司及其法律责任国有上市企业股票期权实施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公司经理制度研究我国邮政行政立法初探论国有企业的企业法主体概念之选择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论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的完善——以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法人治理现状为参照中国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研究有限责任合伙制在完善专业服务机构中的法律价值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思考提单并入条款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缔约托运人权利、义务及责任问题研究中国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研究关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立法思考论修改海商法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间的相互影响论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安徽大学）试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电子提单对传统提单功能实现的研究论我国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海商法中的船舶留置权公司发起人法律问题研究欧美航运竞争法的比较与借鉴试论我国一人公司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船舶抵押权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无单放货若干问题研究清算中公司诉讼问题研究独立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派生诉讼制度简论论董事会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渔船船员劳动权益纠纷的新发展公司登记法律制度研究董事对第三人的独立责任对我国企业法人登记一体制改革的思考论上市公司非正当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制公司法出资形式法律问题研究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限责任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现代公司内部监督机关研究破产复权制度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法律规制论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观垄断控制制度研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司法规制若干问题研究公司清算义务人研究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一人公司治理结构及人格否认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法律构建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我国外资法的影响及对策论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武汉大学）公司设立中的出资制度研究公司减资法律制度研究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研究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现行法规制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制度研究搭售行为研究目标公司反收购的法律规制入世后我国外资并购的法律问题研究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民事能力探析公司章程法律问题研究公司社会责任若干问题研究公司民事关系研究运输法草案中海上履约方及其责任问题研究国际化的MBO面临的风险与法律监管研究无船承运人制度法律问题研究论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责任基础研究船长刑事责任法律问题研究船舶经营人的识别及其法律地位中韩扣押船舶制度比较研究我国的公司设立制度研究海上强制保险的法律理论基础及其发展特别经济区的最新发展趋势及立法研究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研究外商投资企业适用《公司法》之研究论我国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的法律构建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法律制度研究跟单信用证与反的法律分析论商业特许经营领域的反垄断法规制论企业合并评估中效率问题的处理破产公司的环境侵权责任论股东权保护中优先股制度的引入论合并控制制度中的破产公司规则论我国上市公司小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和保护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法制规制论反垄断法中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实施的环境公司僵局解决机制研究论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界定——从产品差别化行业所带来影响的分析论非市场经济地位及其对我国反倾销应诉之影响论上市公司合并中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信义义务土地使用权出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论国际投资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英美法上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论破产法中的待履行合同论中小企业的法律界定论GATS第6条与我国服务贸易法规的发展论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跨境规制上市公司收购之信息披露义务研究论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外商投资股份公司资本问题研究论电子提单的法律地位公司中小股东诉权与司法干预尺度的平衡——从中英美相关公司法比较视角议之论反对派股东委托书征集资格的限定独立董事制度及其在我国完善的建议论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律保护论拒绝交易的反垄断法规制论破产法目标对破产保全制度的影响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论新《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限制的修改和完善论我国公司监事会职权的构建与完善论我国比较广告违法性的判断论企业合并规制实体审查中的效率因素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独立董事制度论我国的一人公司及其法律规制论对合营企业的反垄断规制论打破公司僵局的法律途径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反垄断法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法理分析与制度设计专利权出资法律问题研究关联交易的比较研究——以公司法为视角论股份回购中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从信义义务角度分析论创业投资中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法律问题研究论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认定论新《公司法》下一人公司治理企业征信的法律规制公司分立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中韩两国的外资法及其相关制度比较研究论破产免责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论破产法重整制度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控制股东义务法律制度研究商誉出资问题探讨论公司职工权益的法律保护论离岸公司在我国涉外投资中的法律规制基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我国外商风险投资法律问题研究论反垄断法中企业合并控制的实质性标准经济法视野下的反贫困规制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相关社会主义法制问题研究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规制有限公司小股东权利保护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研究合资企业反垄断规制研究论我国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利益保护WTO与中国外资法问题研究论篡夺公司机会公司法上的现物出资制度我国强制要约收购法律制度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利益平衡和法律规制论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合法性研究反垄断法执行机关的研究论上市公司协议收购控股公司及其反垄断法规制中韩监事会制度比较论最大诚信原则下海上保险人对除外条款的解释义务论公司收购中对小股东的保护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计的思考公司与其管理者利益冲突及法律规制研究LLP与合伙法律制度的重构我国采用BOT方式法律问题研究论《必备条款》对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权之保护上市公司资金不当利用与公司治理董事离任义务研究论具有中国特色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完善公司人格否认的法理适用及制度完善论债权保护在公司法制中的优先性论我国电信业互联互通问题的法律规制论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论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构建无单放货法律责任的归责与程序分析国有资产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股权分置改革股东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论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制度的重构目标公司董事会之义务研究我国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资产法律保护的研究国有企业债转股的法律分析中美日破产重整制度之比较研究行政性垄断及其反垄断法律规制研究述评西部生态工程建设投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法律问题研究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出口法律对策探析关于行政垄断及其规制的对策研究论完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浅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垄断的判断标准和范围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论中国外资待遇制度的重构从探索到规范--国有企业改制法律研究WTO之中的投资协定与我国外资立法研究网络经济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规范企业集团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法比较研究澳门入境游客合法权益保护研究电子商务认证机构立法相关问题研究论加入WTO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强化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立法思考公司法之停止请求权制度研究论比较广告之法律规制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控制法律问题研究自然人破产制度研究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论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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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型别

论关联交易及审计

论风险导向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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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每股盈余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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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与税收筹划的关系研究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关系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目标的选择

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效应分析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一、会计舞弊的主要表现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会计资讯的特征主要有客观性、相关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明晰性。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客观性，就是要求会计资讯真实、可靠、确凿可以验证。但是，会计资讯失真现象却严重背离了客观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1、虚构业务。例如，有的企业为套取现金而虚构出差业务，以差旅费的名义从银行多提现金；出纳人员为侵吞现金而虚构支出等。 2、隐匿或篡改原始凭证。例如，有的企业会计人员为了多报出差费用，篡改住宿费等原始单据，或者在其他有关系的旅店开住宿发票，多报费用侵吞公款；有的企业为隐瞒收入而隐匿销货发票或开具“大头小尾”的发票等。 3、与他人串通进行舞弊。例如，材料采购人员与材料核算人员、仓库保管人员串通，在材料的采购、定价、核算方面做文章，利用出入库方便，侵吞单位材料。 4、真账假算。就是会计核算反映的内容是真实的经济业务事项，但不按有关会计法规、制度、准则正确核算，这是会计造假的常见和多发现象。它主要是以调节企业盈亏为目的，人为增减当期不应增减的成本费用，如把库存商品、待摊费用、递延资产和其他应付款等作为调节盈亏的蓄水池。 5、设内外两套账。就是指标对不同的资讯使用者提供不同的财务资讯。主要指一些企业设内外两套账，一套是内部用的财务账册；一套是供外部用的账册。对外提供的会计报表，为达到不同的目的，又有区别。报税务部门的是微利或亏损，以少交税收；报银行部门则虚增资产和利润，打肿脸充胖子，为贷款创造方便。 二、会计舞弊产生的原因1、会计政策滞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 任何一套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涵盖会计实践中的一切业务，它们只能对会计工作提出基本的规范和原则，而且大多数只是对以往会计实践的总结，每当许多新情况、新领域、新行业出现的时候，总是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会计准则或制度作为会计操作的依据。也就是说，一方面法定会计政策往往滞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这就使得公司在处理新业务时按照自己的想法，以自己的目标为标准随意地进行会计处理，为滋生会计舞弊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由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一般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在指导实际工作时，需要会计人员的专业理解和职业判断。当会计人员存在舞弊冲动时，就会利用对会计政策的不同理解，做出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会计处理，这样的会计舞弊行为往往具有极大的欺性。 2、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执法不严。 随着我国《企业法》等有关法规的颁布实施，国家将许多权力下放给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得到落实，如何有效而合理地监督制约经营者的权力和行为，却一直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常常出现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现象。这一现象需要健全《会计法》等相关法规，使财务会计法规尽可能全面、配套、及时，并具有可操作性，以堵住会计舞弊的法律漏洞。 3、利益驱动也是舞弊产生的一种原因。有的企业为了通过公司上市、向银行借贷等手段达到融通资金的目的，就有可能粉饰财务经营业绩来达到相关的规定；还有的企业利用虚假的财务资讯来抬高股价，通过股票交易使公司的相关利益群体获利；也有的上市公司由于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恶化，利润连年下滑，为了避免公司股票暂停交易或停牌的处罚，不得不提供虚假财务报表。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往往带有一些政治色彩，它们的管理者为了追求荣誉与晋升往往迎合 *** 偏好来编制财务报表。这也是舞弊产生的一种原因。 三、会计舞弊的防范1、严格执法，加大处罚力度。为了提高会计资讯质量，我国立法机关及有关管理部门先后制定并发布了数十项相关的法规和制度，如《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披露细则》等，尽管这些法规和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只要认真执行，基本能够保证会计资讯的质量，更不会出现蓄意造假的现象。目前，问题的关键是贯彻执行法规和制度的情况很差，很多单位知法犯法，阳奉阴违。因此，加大相关法规和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力度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2、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严格执行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对于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资讯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反之，企业内控不严会造成会计资讯失真，财务收支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单位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会计行业迫切要求各单位必须强化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良好、健全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顺畅执行的基础，是企业预防舞弊的主要手段。只要制度严密、健全，权力受到了必要的制约、监督，员工的行为得到了规范，企业的舞弊就会大大减少。 3、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人员是会计舞弊的直接制造者，虽然他们也要服从单位负责人的领导，但对于会计舞弊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家和会计工作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财会人员职业道德的教育，不断更新财会人员的知识，使其能自觉抵制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以不断提高我国会计资讯的可信程度。此外，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管理也有助于减少或防止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如会计管理部门可督促企业按会计法及国务院有关规定，依法建账和做好会计基础工作。 4、加强监督，使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配合一致。强化会计监督，有效地发挥会计监督的职能，是对当前经济领域中出现的造假现象的有力挑战，也是预防会计造假产生的有力措施。在会计监督中单纯强调内部监督是不够的，必须强化对会计工作的外部监督，即社会审计监督和 *** 监督。社会审计监督是指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以独立的第三者身份对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对依法公开披露的单位会计报告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 监督主要是指国家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会计监督检查，进行巨集观调控。这样，在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将专业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使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配合一致，为会计人员创造良好的会计工作环境，确保会计监督的有效性。 （作者单位：南阳农业学校）主要参考文献： ［］谢朝斌股份公司会计舞弊及其制度防范［］会计研究，［2］叶雪芳。 基于财务报表审计的会计舞弊揭示机制研究［J］。 资讯来源 abc211文汇

写关于往来账的吧，因为往来包含的范围广

是太大了，你可以选取其中一两个，如婚礼习俗等。

题目范围越小就越好写，比如说到了一个账户上面就比较细了。

第2个很难写好，当然造诣好的话不妨挑战，一般不提倡 第6个嘛不是很好写，且资料不好找 第8个在会计专业里不是很强调，学的不深的话也难写好 剩下的都可以考虑，个人觉得3，4，5，8资料比较好找

青少年犯罪研究论文的摘要怎么写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二、未成年人犯罪的比较研究（一）外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理论（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实践（三）我国法律对未成年犯罪相关规定的不足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立法的完善由于不知道你到底写未成年人犯罪的那个方面也只能写这个一个告诉你了。

青少年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青少年犯罪心理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青少年犯罪心理学探究》

摘要：青少年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事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事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祖国的未来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最本源的解决方法和研究途径——青少年的犯罪心理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心理学 校园环境

作者简介：吴珊，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

狭义的青少年犯罪，是从刑事法学观点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一般指14—2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这个定义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我国刑法对不满18岁的青少年犯罪做了相应较轻的刑事处罚的规定。

一、青少年犯罪心理成因

(一)家庭教育不当

青少年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不当是造成其犯罪的一个重要成因。家庭环境不利用于青少年的情况：父母忙于工作忽略孩子，很少与孩子沟通，或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闹，甚至离婚等，这些都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障碍;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要，溺爱孩子，容易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达不到满足就容易偏激;奉行棍棒政策，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形成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放任孩子，易使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监护，造成性格孤僻冷漠，经不起诱惑，沾染不良习气，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校园环境

青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的老师、同学、朋友，都对青少年的成长、成熟起到重要作用，老师在从教过程中体罚学生、不公平对待每个学生，很多老师不喜欢、排斥、甚至责骂成绩不好、调皮的学生，久而久之，会给一些学生心目中蒙上一层影阴，随着不断积聚这种不被重视，被忽视和被排挤的情绪后，引发犯罪的导火索。

(三)模仿他人

青少年阶段好奇心理非常强烈，喜欢模仿，但心智不够成熟，对法律了解不多，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在模仿时并不能选择合适的模仿对象。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激起想尝试的愿望。一旦受到不良影视作品、网络、暴力行为或犯罪分子的唆使与诱惑，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青春期叛逆

青少年阶段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成长期，沉重的学业和家长的管制与青少年渴望自由的心理发生矛盾，特别是—些成绩差、被认为品行不良的青少年，在学校受到老师的训责、遭到同学的排挤，在家里还要受到父母的责怪，导致他们的强烈不满，在被教唆，或被指使等情形下容易做出报复家庭和社会的行为。

(五)利己心理

现在的青少年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家备受父母的娇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一切都要以自己的想法为宗旨，占有欲望非常强烈，如果得不到满足，长期积压自己的不满，一旦有机会就会爆发释放或通过犯罪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六)互相攀比

在经济大爆发的现代社会，青少年深

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些青少年爱慕虚荣，互相攀比家境，攀比穿戴，攀比各种物质条件。在认为自己的物质条件不如别人时，非常容易偏激，容易冲动，再加上逞强好胜、头脑简单，分辩是非能力差等因素，稍被引诱或者教唆就容易实施犯罪行为，走上犯罪道路。

二、对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建议

(一)注重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健全的家庭结构、和谐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孩子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对青少年不能够只给予物质，而应增加感情沟通和交流，只有青少年感受到父母的爱，他们才能够学会爱别人;青少年的一些行为和想法应当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关心和有效监督，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和接受，父母不加以肯定和疏远会激发青少年的

叛逆和自暴自弃;父母就是青少年的模范和榜

样，青少年的很多行为和想法都是父母的言行的复制或扩大变形后的体现，所以父母一定要承担起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做一个正面积极的青少年的领路人。

(二)积极友好的校园环境对青少年有着正面的影响

老师在青少年心目中是非常威严和不可取代的，老师的言行和做法对青少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老师在从教过程中不可以体罚学生、公平对待每个学生，这是最基本的。很多老师只喜欢成绩好、听话的学生，而不喜欢、排斥，甚至责骂成绩不好。调皮的学生，久而久之，会给一些学生心目中带来影阴。我们必须倡导老师一视同仁，并且更应该给那些问题青少年更多的关爱，化解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极端情绪。

(三)加强心理辅导教育

我们的心理辅导教育系统还并不完善，我们要从父母、老师等抓起，强化心理辅导和指引的作用，在中小学和高校都应当设立心理辅导机构，对青少年及其家长开放，并有效的解决青少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壳摆设，将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因素抑制在行为发生之前，而不是发生了恶性事件之后再进行反思和指责。

三、结语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定要充分引起家长、学校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多方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思考和反思阶段。

参考文献：

[1]刘邦惠.犯罪心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景璐石，徐科，冯军，蒋宪君，孟婕.犯罪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个性特征相关分析.中国公共卫生.2008.

[3]王瑞霞.青少年犯罪心理透视.山西 农业大学学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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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请问你的论文稿还在吗？我也是要写论文了一点头绪也没有怎么办？

浅谈青少年犯罪这些青少年都是“享乐主义者”，“怕苦、怕累、多享受”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理想，也不想有什么成就。如果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人和“寄生虫”没什么分别，只知道寄生在社会身上，从不对社会做什么贡献，吃玩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荐。（四）“偏激浮燥”心理个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由于受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强，求富心切，急不可耐。一旦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就情绪浮燥，感情冲动，丧失理智，就走向极端，不惜铤而走险。如“去年五月，某公安机关抓获一少女，不仅自己卖淫，而且还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像这样的一位生理进入发育期的女孩子，对“性”有无知感、探索感。脾气暴躁属于发育期综合症，某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能赚钱的行业，不识别它的好坏以及合法性，只要能赚钱就干，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正确的性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树立科学、健康、进步和有益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在性问题上的辨别力、鉴赏力和选择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性的各种信息和思潮靠禁是禁不住的，不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影响他们”<3>。只有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社会上的青少年“性”犯罪。（五）“法不责众”心理一些青少年认为“法不责众”，“法也不难治众”。中国这么大，违法犯罪经常出现，“混水摸鱼，被抓获的是少数”。在调查心理青少年犯罪中，就有80%明知违法，触犯了法律，但又普遍心存侥幸。有的甚至认为我不够法定年龄，即使进去了，我还是尽快出来，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绳之以法。如：阿亮与阿进均出生于1987年，2003年两人因涉嫌抢劫被逮捕。目前，两人分别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年。听到判决，两人傻了，不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吗？我国《刑法》的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她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4>。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案件中的两位少年已经犯了罪，犯罪以后认为自己不是成年人，不够刑事处罚年龄，这是明显的无知性，这是“法盲”的表现，他们能根本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也不学习法律，最终导致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悔也晚了。（六）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由于社会上的阅历浅，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差，缺乏正确的、良性的、积极向上的诱导，好奇心驱使青少年去干某种事情，去体验某种享受。如：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女禾某，因好奇去吸毒，结果沦落到以卖淫换取毒资的地步。这个案例中的少女乔某，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毒，心想，这是什么味呀？这种心理驱使她去尝试，结果上了瘾，不能自拔，毒品能消减人的意志，损坏人的机体，降低国民素质。“打击毒品，远离毒品”是每个青少年应该去认真做好的。（七）“贪慕虚荣”心理因贪慕虚荣而走向犯罪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现在青少年受西方资本主义享乐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这一代就应该吃好、穿好、玩好。处在这种负面的阴影下生活，青少年的身心在高消费的虚荣心的强烈驱使下就开始偷、抢、等等，利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八）“盲从作案”心理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不成熟，有的就是跟在一起玩，从思想上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为什么要干，能干不能干，干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严重不严重。这些严重的后果对自己有没有影响等等。如：一个少年抢劫、盗窃团伙，6人中有3人不满12岁，他们跟着一个16岁的“头目”在两年时间内疯狂作案几十起。当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去犯罪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指头目）让我们干的”，这些青少年在他们的思维中就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只知跟在后边瞎胡闹，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二、 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一） 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向歧途，由于年轻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来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有的仅仅是为了偷点钱去上网而杀人。（二） 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然性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既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与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性犯罪有所区别。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如：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对抗黑社会对他们正常的学校生活的干扰，组织了一个组织，并购买了一只猎枪来保护自己。他们弄的这个团伙是一种偶合性的临时纠合，而并非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虽说他们能是偶合性的团伙，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团伙，学校要是发现一个及时解决一个，把他们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三） 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能的是模仿电视、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偷钱，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可见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严重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四） 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和逆反性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不愿意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对抗，重则予以报复。（五） 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岁至18周岁年龄段强奸、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5>。三、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而所致。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势必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易感性的、冲动性的、自控力差的，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发生适应犯罪，据调查，青少年案犯家庭状况普遍偏差，且多为畸形。有的家庭父母不和；有的父母离异；有的教育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