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做毕业论文的可行度

倾城之恋做毕业论文的可行度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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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的中心思想：在女奴时代谢幕的今天，女性角色的归属所在，张爱玲否定当时女性的生存方式，希望女性能挣脱文化的，历史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诸多枷锁般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张爱玲是富家小姐出生，她的外婆是小妾。裹着小脚。她的母亲和父亲离婚了，父亲娶有小妾并且和小妾吸食大麻，最后败坏家产。母亲离婚后去欧洲。张爱玲的父亲几次说要杀死张爱玲，张爱玲从父亲那逃到母亲那，母亲对张说：“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爱玲缺乏父爱，因此有恋父情结。这也是以后她和汉奸胡兰成恋爱的原因之一。别人都说张爱玲是富家小姐，张爱玲却说“我是靠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张爱玲三岁便把唐诗三百首拿下，七岁时开始写自己第一部小说。她曾经犹疑是要做一个钢琴家还是画家。她是一个天才。但生活的琐碎中她的自理能力却可以说是个白痴。后期帮香港电影公司做编剧，并且参加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家。一生作品无数。张爱玲的自传中说到自己创作的《倾城之恋》拍成电影后，好多女人喜欢。原因：人都说二八年华，而《倾》中的女主人翁白流苏年近三十还能找到一个有钱又帅气又风流倜傥的男人范柳原，这给了很多女人一个梦。而流苏也在看不起自己的家人面前出了口气，又给大龄单身或离婚过的女人们“争一口气”。但张爱玲自己说，《倾》并不是个好的圆满结局。流苏的家人嫌流苏是个离婚大龄女人，处处刁难流苏。家里一片的女儿，把小的宝络嫁给从国外回来年轻有为的富豪范柳原成了家人的首要事情。而最后范看上的居然是流苏。窥见上海这家子的生存法则后，从故事一开始到结束这就是个悲剧。柳原不想让任何女人束缚住自己，包括他爱的流苏。柳原不要婚姻，他惧怕婚姻。而流苏有脑子，她要的就是名份。但流苏也不想成为其他那些太太那样无所事事，整日吸食大麻。在男女主人翁斗智斗勇几回合后，发生了香港沦陷，身处在战争的爱情，在历经考验后，柳原终于在危难之际害怕失去真情，害怕失去流苏，也怕自己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终于娶白流苏当了正式的太太。要是没有了香港沦陷，也就没有这“圆满”的结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张爱玲说了，两人都不是在大时代中的英雄，他们没有去参加反抗侵略。而流苏和她的家人以婚姻做生存的理念只会成为妇女永远的悲剧。《连环套》和《金锁记》就直接凸显了旧社会没有文化女人靠婚姻生存的悲惨结局。《连环套》中的霓喜从小被卖给个印度商人做妾，为了做正室，几经波折，最后被丈夫雅赫雅赶出家门。之后又找了几个男人跟他们“完婚”，有的是有结婚，有的是没结婚。“汤姆生两手按着桌子站立着，茫然看着她，就像是不记得她是谁。霓喜忽然觉得她自己的大腿肥唧唧地抵着写字台，觉得她自己一身肥肉，觉得她自己衣服穿得过于花哨，再打扮些也是个下等女人；汤姆生的世界是浅灰石的浮雕，在清平的图案上她是突兀地凸出的一大块，浮雕变了石像，高高突出双乳与下身。她嫌她自己整个地太大，太触目。汤姆生即刻意会到她这种感觉，她在他面前蓦地萎缩下去，失去了从前吸引过他的那种悍然的美。”当女人认为肉体是自己的本钱的时候，她也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她笑道：‘发利斯比我小呢！年纪上头也不对。’那印度妇人顿了一顿，微笑道：‘年纪上是差得太远一点，他的意思是……瑟梨塔……瑟梨塔今年才十三，他已经三十一了，可是他情愿等着，等她长大。你要是肯呢，就让他们订了婚，一来好叫他放心，二来他可以出钱送她进学校，念得好好的不念下去，怪可惜的。当然弟弟妹妹也都得进学堂。你们结了这头亲，遇到什么事要他帮忙的，也有个名目，赛姆生太太你说是不是？’霓喜举起头来，正看见隔壁房里，瑟梨塔坐在藤椅上乘凉，想是打了个哈欠，伸懒腰，房门半掩着，只看见白漆门边凭空现出一只苍黑的小手，骨节是较深的黑色——仿佛是苍白的未来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霓喜知道她是老了。她扶着沙发站起身来，僵硬的膝盖骨咯啦一响，她里面仿佛有点什么东西，就这样破碎了。”女人老了也就没人要了，她的女儿还是可以利用的。《金锁记》中的七巧悲惨的一生就被她名存实亡的婚姻所控制，不单害了自己，还连带去害自己的子女们。七巧也是个瘾君子， 大麻是她生存下来唯一感觉到幸福快乐舒心的溯源。七巧是无知的，是典型的旧社会婚姻奴隶，被婚姻的大锁锁了一生，即使离开争夺财产的婆家那所宅门，她也被锁得紧紧的，世代锁下去。《花凋》和《琉璃瓦》也是两部有相似之处的作品。作品中的女主人翁们被家人要求找婆家分别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揭露了丑恶的旧社会当时民众的生活艰难以及想靠攀附资产家庭的可悲现象。《琉璃瓦》中的家庭偏偏生的都是女儿，父母张罗女儿们一个一个嫁了“好人家”，偏偏到了小女儿心心这儿，来了个“不听话”，玩上了自由恋爱。《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男主人翁佟振保也还算老实，出生草根，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个好工作。但人家的艳福也不浅，有着红玫瑰和白玫瑰，还有其他灯红酒绿的地方各式的花朵们。女人们最后都是老了，都会腻的，男人却仍可以在社会的宽容下继续猎奇。当然，为了不辜负社会对他的期望，振保结果还是选择重新做个好人。《色．戒》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写照了。《色》是张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创作的。一个爱国的，要杀汉奸的女大学生王佳芝却被“汉奸”俘虏了心，临杀老易时放他一马。而汉奸易先生却为了自己的生存选择了杀掉女大学生王佳芝。在杀易先生的路上，佳芝一直在想老易是不是真心爱他。而老易“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男人在感情上是理智而又自私的，女人在理智下，还是会为了感情而自我毁灭的，这是男女对待感情的一个不同。也是女人“劣根性”的一种。没有特别，最爱的还是《十八春》，又名《半生缘》。《半》中的女主人翁顾曼桢是迄今为止我最佩服的女人之一，在旧社会的种种“陋习制度”下她决不屈服，靠自强自立，一天做三份工养家，也决不步姐姐顾曼如的后尘做舞小姐。而最后嫁给祝鸿才也不过又是女人的“劣根性”作祟，她误以为赵世钧已经和翠芝结婚了，她就故意把自己毁掉，“自杀”嫁给祝鸿才，做了生平最错的一件事。后来就费尽周折和祝鸿才离婚，自己带着儿子继续独立。曼桢也是少有的不虚荣的女人，一点也不怎么打扮，自然清新。而翠芝作为一个富家出生的小姐，读大学也是为了嫁给个门当户对的富家少爷。因为作为一个富家女，决不能出来抛头露面工作。翠芝也曾说过羡慕曼桢那样在外面做事，能够自己独立，充实。而翠芝和世钧结婚后整天就是和无知的富太太们攀比财富、打扮和奢侈的消费，世钧也从来没爱过翠芝这样的女人。最能和曼桢对比的是姐姐曼如。曼如是个可恨又可怜的旧社会产物，她为了维系自己赖以生存，但又摇摇欲坠的和祝鸿才的婚姻，居然设计让妹妹曼桢被姐夫鸿才强暴并关押起来产下儿子。故事最后，鸿才还是没改恶习，并没对曼如好。旧社会牺牲了曼如，曼桢成为鸿才这类人的玩物，牺牲了世钧和曼桢这对情投意合的男女的真爱，我每每看《十八春》都要哭，在曼桢那悲惨的命运中好像和她一起在经历这种撕心裂肺的惨痛人生。 姐姐曼如为了婚姻，取悦丈夫祝鸿才，去牺牲自己的妹妹曼桢的终生幸福，让人替曼桢唏嘘不已之余，对万恶旧社会女卑男尊的社会制度、地位感叹。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都会有一夫多妻的段落，而这样的家庭面临的都是没有真爱，而只能又是为家产争夺而最后酿成悲剧。现实中，张看得太多了，自己的父母也是旧社会婚姻的牺牲者。《流言》和《传奇》是张爱玲的名著，而张爱玲自己本来的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段传奇呢？胡兰成就是在一次看到张爱玲的《封锁》后想认识这个女孩。张爱玲旺盛的创作时期都是在她十七，八岁的时候，另人诧异一个少女会有如此的思想。她被誉为鲁迅之后又一个追寻人类真谛的人。她的曾祖父是清末大臣李鸿章。后来胡兰成抛弃了她。她第二任丈夫是美国的赖雅。.....楼主续写下去张之身世直至凑到5000字左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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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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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离骚〉看屈原诗作的悲剧艺术》2010届教育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参考《从〈倾城之恋〉看张爱玲创作的悲剧艺术》本篇文章来源于我爱论文网()原文链接：

她的母亲虽出身名门，却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的新式女子，但她仍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她的父亲则是一个封建遗少的形象，时代的变迁，家庭的没落，并未将他拉进现代社会的洪流，相反的，却让他自甘堕落：纳妾、抽鸦片，永远只活在腐朽的封建遗少的世界里。“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正是因为她看透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男权文化重压下的女性的悲剧命运，才铸就了她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可怜的、自私的、可悲的，她以冷峻、肃杀的笔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悲剧。对于她笔下的女性，她不仅仅是给予了悲悯和同情，更多的也有揭露和批判。《倾城之恋》、《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性作品，这两部作品看似无任何关联，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但深层次剖析，我们发现，在这不同的故事里，相同的是都为我们展现了女性的悲剧。《倾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出身旧式家庭的小姐，她受过西式教育，在受到丈夫的虐待后，甚至同败家子丈夫离了婚，也可以称得上是新式女子。但她离婚回到娘家后，并未感到丝毫家庭的温暖和安慰，兄嫂搜刮完她的财产，便迫不及待想赶她回婆家。讥讽、谩骂的话语刺激着流苏，娘家再无她的立足之地。“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倾城之恋》）但像她这样的女人想要独立生存，谈何容易。于是徐太太的一句：“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倾城之恋》）使得流苏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即找个男人嫁了，这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机缘巧合下，她结识了范柳原，这个男人是她的新希望，是她逃脱家庭的唯一出路，说到底她最看重的还是他的财富和地位，所以她便不顾一切地想要抓住这个男人，使自己得到经济上的安全。她想要占据主动的地位，想要成为她的妻子，而不是像他对待欢场上的女子那样对待她。但是，她失败了，范柳原是她无法掌控的男人，她不懂他，她只意识到“他要她，却不愿意取她。”在两性对决中，她败下阵来，，但她却不能放手，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这一条出路。不知是幸与不幸，香港爆发了战争，意外的战争使得这对男女回归到最平凡的普通人，两人一刹那的谅解成全了白流苏的梦想，最终与范柳原结了婚。在这看似圆满的结局里，背后却是无尽的苍凉与绝望。流苏的圆满是以整座城市的毁灭作为代价而换来的。“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倾城之恋》）但“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时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②他们的结局仍旧庸俗，而流苏的婚姻生活，也是可以预见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男权社会下，彻底的悲剧女性形象，在男尊女卑制度的迫害下，曹七巧的灵魂极度扭曲，张爱玲以犀利的笔锋展现了她的疯狂、丑恶和变态。曹七巧原是乡下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虽出身寒微，却也天真美丽，向往纯真的爱情，也有了喜欢的人。但父权社会里，她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卖给高门大户的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偏房，从此，她便把心仪的肉店伙计锁在了心底。嫁给一个从小得了软骨病的残废少爷，就注定了她要压抑着情欲生活，在这畸形的夫妻关系中，她从未享受过人的权利和快乐。在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欲的满足，她便转向了她的小叔子——三少爷季泽。她渴望正常的情欲生活，然而她的爱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姜家老太太把她“扶正”后，她将所有的情欲都转化为对金钱的渴望，她固执地认为，金钱就是她的一切。分家后，这种对金钱的依赖愈演愈烈。这是她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对金钱有着强烈的占有欲，沦为金钱的奴隶。然而她的爱与欲永久地被压抑着，造成了她灵魂的扭曲，她开始变得疯狂、恶毒。她为守住她的财产，不惜破坏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逼死了两房儿媳，更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她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合谋者，还是人性丑恶的表现者。” “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金锁记》）白流苏和曹七巧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淳朴的乡下妹子；一个受西式教育，可称得上新式女性，一个是曾向往纯真爱情的美丽姑娘。两个形象看似不同，但她们骨子里都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都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始终受奴役、受压迫，经济上的无法独立直接导致了人格的无独立。这就是她们悲剧的根源。男权社会下，她们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一、亲情的沦丧白流苏的兄嫂搜刮完她的钱财，便迫不及待赶她出门。“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长了！我早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把星！’三爷到：‘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倾城之恋》）可见，白流苏的钱花尽时，她的兄嫂已不待见她。他们之间，手足之情早已淡化，联系他们的只有金钱。曹七巧的兄长为了金钱，将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公子，丝毫不考虑自己妹妹是否会幸福。亲手将妹子推入火坑后，还要借着关心、探望的名义去姜家搜敛钱财。“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人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家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口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不迟。’”（《金锁记》）他们之间，已不再是单纯的兄妹关系，还有金钱、利益。二、 爱情的破灭范柳原对白流苏，或许是有一点出于真心喜欢的，但他知道白流苏并不真正爱他，她看重的是他的金钱和地位，而且她并不真正懂他。所以“他要她，却不愿意娶她。”如果不是那场战争，白流苏最终的结局也只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正常的夫妻生活，使曹七巧正常的人性本能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因此她爱上了健康、风流的小叔子——姜季泽。她与他纠缠十几年，她知道是不可能得到他的真心的。可当她听到姜季泽那类似示爱的告白时，她的心颤抖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金锁记》）是的，她爱他，正是因为爱他，当知道他是为了钱而诓他时，她更加愤怒。可赶他走后，她又开始后悔。“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金锁记》）她的戳穿使她的“爱情”破灭了。三、 生存的困境在这个社会里，女人毫无社会地位，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们或许仅仅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却很难实现。为了生存，她们只能依靠男人。白流苏认为：“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倾城之恋》）而曹七巧，即使嫁了个残废的少爷，有不甘，有苦闷，却也仍然坚持呆在姜家，她要依靠他给她的名分、地位争夺家产。“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这足以说明，男人，是她们唯一的活路。她们离不开，更不愿离开。七巧很看重她的家当，但她却依然抓着她的儿子长白，因为他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她不能放开他，更不容许别的女人抢走他。四、自私的本性白流苏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得到一个男人，她一手摧残了她与七妹间的姐妹之情，为了她的生存之路，她不顾姐妹情谊投身于范柳原。“宝络心里一定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倾城之恋》）流苏把男人看得比姐妹重。而曹七巧为了自己贪婪的本性，更是可以不顾母子之情，拆散儿子、儿媳，破坏女儿的爱情，只为了守住她的财产和她的“男人”。分财产后，曹七巧化身为恶毒的巫女、阴暗的母亲。“在她获得了家长的权利之后，她的变态心理便不可遏制的与她的‘报复’结合起来，‘她需要别人为她的牺牲也付出点什么，不管这别人是否是她的亲骨肉，只要能够补偿她的变态心理’”长白之于她，不单是儿子，还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可当儿子结婚后，便不只属于她一个人，她需要和另一个女人来分享她的儿子，她不允许这样。她拼尽全力挑拨他们的夫妻生活，说尽儿媳的坏话，致使儿媳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对于女儿长安，她处心积虑地破坏她的爱情，还给她吃鸦片，生怕外人走她的家当。五、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她们的悲剧命运一半来自于外界——遭受着男权主义的欺辱和压迫，而另一半原因则在于她们自身，她们骨子里烙刻着很深的女奴意识和原罪意识，这是受几千年来封建男权制度的影响。这种意识使她们自己陷入困境，无法走出来。她们自身就认为无论任何方面，都比男人低一等，所以想生存，只能依靠男人。曹七巧最终结局是众叛亲离，她知道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怨恨她；而白流苏与范柳原最终结了婚，但范柳原终不会变为圣人，不能放弃往日的生活与作风，谁又知道白流苏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曹七巧。“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论文的题目是一篇论文的灵魂，好的题目可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美国文学方向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美国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一) 1. 从《在路上》看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价值观 2. 评希思克利夫被扭曲的心路历程 3. 试论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的幽默特色 4. 惠特曼的死亡哲学 5. 论《呼啸山庄》--原始古朴与文明理性的交错色彩 6.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二元主角”手法的运用 7. 透过小说《威廉·威尔逊》和《黑猫》看艾伦·坡的善恶观 8. 从《飘》看内战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9. 论《美国丽人》一片中人物的两面性 10. 论海明威小说中的死亡主题 11. 浅析艾丽丝·沃克的《紫颜色》 12. 女性作家的共性 13. 《倾城之恋》与《飘》的女权意识比较研究 14. 《失乐园》 与《圣经》中撒旦形象的对比 15. 《老人与海》与《鲁宾逊漂流记》的比较研究 16. 哥特式风格在《弗兰克斯坦》中的体现 17. 浅议反讽手法在《蝇王》中的运用 18. 分析麦尔维尔《白鲸》中的象征主义 19. 艾略特早期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20. 《丧钟为谁而鸣》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美国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二) 1. 从《简爱 》看早期女权主义的理想和追求 2. 十九世 纪英国小说家笔下的真、善、美 3. 英国十 八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观 4. Romanticism in Mark Twin's works 5. 批评方法之我见 段燕 6. 浅谈泰戈尔的生命 段燕 7. 浅谈《红字》中珠儿形象的作用 8. 论《 红字》中的道德主题 9. 论海丝特·白兰的性 格发展 10. 《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 11. 论霍桑《红字》中“A”的象征意义 12. 象征意向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运用 13.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艺术特点 14. 伍尔夫创作中的女权主义立场 15.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权思想 16. 伍尔夫女 性视角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7. 流派研究 18. 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与英国浪漫主义 19. 超现实主义 20. 魔幻现实主义 21. Jane as a narrator and as a character 22. Character Analysis of Nancy, the “criminal” in Oliver Twist 23. Virginia Woolf and Modern Feminine Independence 24. An Analysis of Charles Dickens' Great Expectation 美国文学方向论文选题(三) 1、 透过《傲慢与偏见》看现代社会爱情观 2、生与死的抗争--《厄舍古厦的倒塌》主题解读 3、浅谈“欧·亨利式结尾”及其文学影响 4、从宗教角度解读简爱的多重性格 5、从女权主义角度剖析《小妇人》中的乔 6、 “英雄”的陨落--悲剧美学角度分析《老人与海》 7、 从《菊花》中看女主人公Elisa实现自我价值的障碍 8、奉献与宽容---浅析《双城记》中的仁爱精神 9、 《格列佛游记》中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 10、浅析《警察和赞美诗》的戏剧化特色 11、一场失败革命的反思---论《动物庄园》中所表现的象征意义 12、论詹姆斯·乔伊斯《阿拉比》的精神顿悟 13、从后印象主义角度解读《到灯塔去》中的双性同体观 14、 从中西方道德观差异谈《伊利亚特》与《封神演义》人物品德 15、 韦伯《猫》中的女性主义 16、 浅析《儿子与情人》中的心理冲突 17、浅析中西方喜剧文化---以《武林外传》和《老友记》为例 18、从女性主义看《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形象 19、《瓦尔登湖》中自然主义的现实意义 20、 从男性角色解读《简爱》中的女性反抗意识 猜你喜欢： 1. 英美文学方向毕业论文 2. 文化方向论文题目 3. 英美文学方向论文 4. 美国文化学术论文格式 5. 美国文化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张爱玲倾城之恋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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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咋样？？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艾晓明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1]周伟民、萧华容：《<文赋><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48页。 [2]柯灵：《遥寄张爱玲》，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卷，第434页。 [3]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以下引文同，不另注。 [4]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266页。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收入《张爱玲文集》第4卷，引文见第424页。 [6]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8页。 [7]同5。 [8]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8页。 [9]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同上书第28-34页。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7页。 [11]周作人：《美妇人》，见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2月北京第1版第142页。 [12]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52页。

一般认为，张爱玲小说钟情于描摹世间凡俗中的平常事，反映俗世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认同世俗价值观，在题材和主题上体现出一种追求平凡中的美的倾向；在情节和结构上，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不刻意安排结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进有序展开，显得信笔所之，自然随意；语言上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具有直白易懂的特点等。这些评价固然有其道理和依据，但还不能说是对张爱玲小说审美特征的全面把握。本文就以张爱玲小说代表作《倾城之恋》为例，对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尝试做一个归纳：一、题材主题体现了凡俗与超脱的有机结合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多选自世俗平凡生活，擅长于刻画具有世俗特性的凡人形象，展现他（她）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主题思想上，有人说张爱玲小说认同俗世生活，认同世俗的价值观，认同世俗的观念和情感①， 事实上，张的小说对世俗的一些价值观确有部分的接受，但更多时候表露的则是锋藏不露的批判或深深的无奈，有时叙述本身就是出于揭露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正视，正视意味着不忽视其存在，但并不一定对其承认或赞同。这一特点使张爱玲的小说往往能体现出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拔俗之气，因此，应该说张爱玲小说在题材及主题上体现出的实际是一种平凡美与超脱美的融合。《倾城之恋》叙述了年轻的离婚少妇白流苏和归国阔少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很显然，这个视角符合张爱玲喜欢写庸人俗事的习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种社会环境应该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却把焦点放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平凡人身上，两个人从认识到恋爱、直到结婚经历了一个复杂坎坷而漫长的过程。战争这样国家大事在这个故事里也只不过是个陪衬，一个出人意外的凑巧因素。从知人论世这个角度来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情感主题上确实具有庸人俗事的特点，这使《倾城之恋》能让一般的读者有亲切感、真实感，容易将故事中的人物和自身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况味的审美体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主题上又是超脱的。首先，从人物性格及其背景看，白流苏和范柳原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人相比，在其个性、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特异的地方。白流苏是一个聪明美丽的离婚少妇，由于从小受父亲影响的缘故，具有一种好赌和敢赌的天性，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冒险赌一次。范柳原刚刚从国外回来，从小在国外长大，在父亲故世后，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使他成了一名生性风流，且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富家公子。可见，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庸男俗女，对于平常人而言具有明显的特异色彩。其次，从思想主题上看，两个人的爱情虽然离奇而并不崇高，恋爱时互玩感情手腕、勾心斗角，让人感到一种浓郁世俗情调。但是，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张爱玲在看似冷静客观的陈述之下实则寄寓着对社会现实强烈的批判，表达了一种隐隐的无奈和哀痛。这场爱情带给白流苏的不是纯然的快乐幸福的体验，更多的是悬念和猜疑。即使是最后结婚，也不能归功于两人的缠绵之恋和相互的真心付出，而是一场战争促成的，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当然这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中又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隐含其中的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批判，带给人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启迪，似乎让人一下就能看穿充满于世俗之间的各种猥琐的较量，进而获得精神境界的升华，让人从中获得一种顿悟和超脱的审美体验。二、情节及结构上体现了自然随意与曲折回环的统一张爱玲小说的情节设置确实不能说是高潮迭起，而是保持俗世生活的平淡本色。但她小说的情节并不是单纯的平淡自然，而往往是与曲折跌宕对立统一，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表、百曲千折。《倾城之恋》的情节就明显有这个特点，既不失平淡自然，又让人感受到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白流苏离婚后回到了白家，在被兄嫂们光了积蓄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常常恶语相加，母亲对她的遭遇视若无睹，正当白流苏痛苦绝望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徐太太来为她未出阁的妹子提亲，准备介绍她妹子与范柳原认识，顺便也为流苏介绍了一个准备续弦的人家。但魅力男子范柳原竟然偏偏相中了白流苏这个年龄较大的“败柳残花”（嫂子语）。 在香港浅水湾饭店，白、范二人关系日益亲密，但有一天，范柳原却转而与一个印度女人亲热起来，白流苏明白范柳原是在用激将法，企图让自己主动投怀送抱，因而她丝毫不动声色，使得范柳原又主动与流苏恢复了亲密关系。读者这时可能会认为这下白流苏一定能够如愿了，但出人意表的波折又出现了，白流苏因故要回上海娘家，而范柳原也故意不加阻拦，这一去就是两年，期间没有范柳原的任何音信。这下看似没戏了，但故事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逆转，徐太太受范柳原背后指使，要带流苏一块去香港。人们会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经过了二年多时间的考验，白流苏想结婚的愿望论情论理都应该实现了。令人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范柳原最后仍只是决定与白流苏买房同居，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匆匆买房同居后没有几天，范柳原就准备把流苏留在香港，然后只身去国外办事。这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流苏结婚的愿望肯定难以实现了，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时又一个大逆转突然出现——战争突然爆发，香港一时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战争使范柳原出不成国，留在香港与流苏共度难关。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范柳原思想竟然在突然间出现了极大的逆转，主动提出要与白流苏马上结婚。一个出人意外的圆满结局就这样出现了，整个故事情节显得曲折跌宕，令读者始终也猜不透故事结局。有人认为张爱玲不擅于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建构，只是从直觉出发，信笔所之，因而常常显得缺乏宏观上布局的把握，主题前后不一，记叙散漫；有时又为细节所拘囿，繁琐重复，使通篇小说显得更加生活化、繁复化，因而也就一定程度损害了结构的统一与完美。② 这是值得商榷的。从《倾城之恋》看，结构上没有刻意安排，比较随意，但从头至尾各个部分之间都能做到前后照应，让人感到紧凑而和谐，具有回环往复之美，丝毫不显得散漫；细节描写虽多，但基本都能恰到好处，一点也不显得繁琐重复。三、语言上体现了通俗直白与精工细腻之完美融合张爱玲小说的语言体现了通俗化、群众化的特点，通俗直白，显得自然亲切③，贴近生活。尤其是在叙事写人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倾城之恋》中，时常看到整段的叙述用的都是日常口语，且句式长短不一，显得直白而自然。但是，如果仅仅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点归结为通俗直白，则又难免片面。实际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还有精工细腻的一面，尤其是在构造意象、抒情写景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如《倾城之恋》的一段景物描写：“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整段的景物描写，用词准确传神，色调鲜明，对比强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各色物件如在目前，显得精工细腻。四、艺术手法上融贯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张爱玲从小就喜欢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九尾龟》《醒世姻缘》等书，而且古文功底也很好，她曾熟读《古文观止》；她还擅长于英文写作，对国外文学的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④。这种背景使张爱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能够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往往体现出一种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这在《倾城之恋》有着集中体现。在《倾城之恋》中，既有来自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妙的比喻与繁复的意象的应运，又有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如象征手法的应运，《倾城之恋》开头对白公馆的时钟的描述，以及香港海滩老墙的描述，都有象征作用；再如细腻而富有深度的心理描写。在她的小说中，有时心理的真实仿佛要超过现实的真实，如对白流苏在极度难过时看到的幻境的描写，让人感到那不是幻觉，甚至比现实还能说明问题，所有这些又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审美特质。如果用“亦洋亦古，非中非西”来形容张爱玲小说这方面的审美特点，还是比较贴切的。总之，张爱玲小说带给人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它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已经令几代人为之着迷倾倒，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深受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和青睐。今天我们对张爱玲小说进行探索和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更好地了解张爱玲，了解她的小说，更重要的是要让今天的小说作者也能从中得到养分、得到滋补，让当前时代也能不断涌现出张爱玲小说那样的光辉作品。

张爱玲倾城之恋悲剧色彩毕业论文

已发，请查收。应该不会撞，希望对你有帮助。

偶们学校也要写的。。。。你还是靠自己把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一个小说，喜欢张爱玲的可以进来看看。下面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倾城之恋 读后感 ，仅供参考!

倾城之恋读后感1

很多人说爱玲的 文章 是灰暗的、颓废的，其中看不见希望。但我觉得张爱铃的颜色是那种缎红，那么有光泽，又那么冷，而那种红本身有着一种浓烈的气质。这种诱惑和化不开的纷繁，就是上海的颜色。从中我看到了她冷冷的成熟，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的温暖。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充满了旧上海的淫靡与脂粉味儿，但事实上细细品来每一丝残酷却都饱含了一种怜悯和对当局者的一丝同情，嘲讽。刻薄后却又是心软了，只剩最后一丝的残香，提醒着人们那个美丽的噩梦。现在的我也更深读懂了她作品中隐藏在表面下的悲凉。

，一部真正的悲剧。凡是读过的人大都认为只是一部喜剧，可谁知那被世俗表象掩盖下是真正的悲剧呢!女主人公白流苏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在那样暧昧的时代和那样暧昧的旧上海，离婚恐怕是要受道德谴责的。白公馆无疑是守旧的，他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 唱歌 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离了婚的白流苏少不了家人的指戳。一应钱财盘剥净尽之后，她在家里的存在无疑成了拖累和多余。她的出路除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再无其他。寂寞倒是其次。男主角范柳原，一个海外归来的浪子，本是无根的浮萍，四处飘摇。加上生活的纸醉金迷，便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

爱情和婚姻，原本是他不相信也不敢指望的，但他内心深处是渴望安稳的。这样两个各怀鬼胎的人遇到一处，展开了一场互相试探的爱情攻防战。白流苏的目的显而易见，她希望范柳原能承诺他一纸婚姻。一个男人若能以婚姻的形式接受一个女人，心里必定会沉潜下来很多东西，也就是白流苏期冀的那一点点“真”，或许仍是无关爱情的。爱情总是发生在自私的男人和自私的女人之间。各自为了捍卫那一点自由或者追逐物质上的算计相互着不妥协。当终有一天，精神上的追求再寻不到现实的依托时，两个人方才彼此亲近。但究竟与爱情不大相干了。

这时候各自面对的人儿都成了种类物，可以替换的。若是换了些时候，换了个光景，他对面兴许是另一个女人，她对面也兴许是另一个男人。“香港的沦落成全了她”，她只指流苏，范柳原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生命哲学，这一场轰炸，不过是炸毁他心中的浮躁和他的烟花梦。生死契阔，在死亡边缘存活下来的人，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意识到，没有比一双手更实在的东西了。也许流苏是幸运的，一场陷落让她等到了一个男人，一段婚姻。然而这终究是偶然的，正如张爱玲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一个女人把命运当作赌注，想来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原以为中悲的总是是女人，直至现在才方觉是男人啊!

倾城之恋读后感2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反复吟咏的一句话，它不仅表达了张爱玲最高的爱情理想，也是所有女人对爱情的最高憧憬。­

是啊，无论什么样的女人，最后都是期望结婚的。因为只有婚姻能代表这个男人是真的爱自己，它是男人对一个女人最高的承诺。­

电影让人感动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范柳原终究是娶了白流苏啊!不管他一开始有几分真心，不管这中间他用了多少玩女人的惯常伎俩，不管他们来来回回持续了多久的“拉锯战”，试探了多少对方的真情假意。。。。。。但最终他是娶了她呀，是当着外人对她说了句：不，她不是白小姐，她是范太太。。。。。就为了这句活，流苏泪如雨下，因为她已经等得太久太久了。­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我相信是战争成全了流苏，成全了范柳原的真心，经历过生死的人会不一样，是生死将范柳原从一个风流公子变成了一个能安下心来居家过日子的男人。­

如果我是流苏，不知道我会不会要感谢这场战争，或许会吧。。。。。。这样说好像很不人道，但在那流离失所的乱世里，我会只想和所爱的人做一对平凡的夫妻。­

记得以前看《天若有情》里王琪和方以安讨论位置问题。方以安说：一个人的位置应该是在对方心里。王琪听了，笑笑说：那是因为你还年轻，一个人只有在他家里有了位置，才说明在他心里有了位置。­

娶了白流苏的范柳原才是让人感动的范柳原，否则也只不过是和所有的男欢女爱一样玩了一场暧昧的游戏，纵然使人倾心，却不会让人感动。。。。。。­

不管是什么成全了他们的爱情，最终他们是走到了一起。不想去感叹战争的残酷，不想去感叹女人的悲哀，只想为他们说一句：真好。“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好。。。。。­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结尾。在我看来，《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

倾城之恋读后感3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这是在这篇文章甚至说在张爱玲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仿佛有无尽的宿命在里面，是不是只有在这样的一种无奈的情况下，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爱情才有她们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呢?这种相依相偎是不是又是真正的爱情呢?也许爱情在他们之间，更像一场游戏，两个人的交易。

流苏是一个坚强的女子，在压抑，畸形的生活环境里，选择了出逃。她大胆地顶着众人的唾弃与前夫离婚，这是她的勇气。可同时，她始终是一个在经济上柔弱、无助的女子，逃离的方式只能是依靠男人来寻找自己的栖息之地，于是她必须妥协。现实与性格间的矛盾，让她不得不学会算计。不幸的命运让她学会保护自己，却又让她这份简单、真挚的情感徘徊在疑虑、猜忌、金钱、责任、虚荣之上了。流苏的心中，自然是知道柳原的，她也明白只有这场关于这个城市的劫难才成全了她们。战争带来的是残缺，可为流苏和柳原带来的却是一场“圆满”。偶然的倾城，让他们抛却了所有，让他们从捉迷藏式的精明走到冲破一切的结合——流苏得了名份，柳原也甘愿担起了责任。战争让人变得真实。死亡下，忽然感觉瞬间的变化即是烟消云散、阴阳相隔，容不得你有半点犹疑，因为生死只在顷刻，金钱、权利、美色等等都不重要了，能抓住的只有现在，只有身边尚存气息的他(她)。

倾城之恋读后感4

话说张爱玲，她十八岁时被父亲关起来，她患了痢疾父亲见死不救。她的第一个丈夫伤了她的心，第二个丈夫在婚后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和乐趣，坚决逼她堕胎可以说，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三个男人都是对不住她的，我觉的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子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亏欠和辜负。所以我们明白她的小说为什么如此悲情，更明白为什么她最喜欢的词是荒凉。

《倾城之恋》的爱情与我们现代的感觉不同，但又很相似，不同的是现代的女人不会像以前的人那样麻烦，那样的暧昧。相同的是现代的人一样会害怕输给他人，如果不是那场大战令双方看到自己是多么爱对方，他们的 故事 会怎样的，当天地都好象不再存在的时候只是对方还在，又或者连对方也不在的时候，还计较什么输赢呢?流苏是个好女人，但她在恋爱市场上却给人家低估了价，原因是她离婚，幸运的是使她正式成为了他的妻子，从婚姻的保障而得到经济上的安全流苏从此便可笑吟吟的暂时把生命告个段落，可怜的女人。

作者把这些平凡的故事，平凡的人物描写的是如此的动人，便是不平凡的笔伐，尤其是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苍凉，忧郁而哀切的情调，这是一个胆怯的女子给人家逼急了才干出来的冒险的 爱情故事 ，不会燃起自己心中的热情，只会跟着生命的胡琴咿哑的响声，使人倍觉凄凉，然而也更会激起观众的怜爱之心。

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无论如何是结构和语言取胜，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对于爱情的这引自《诗经》的描述：“死声契阔，于子相悦，斥子之手，于子偕老”。

倾城之恋读后感5

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正在发生。

朋友曾说，“不要过早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她笔下的爱情被剖析得太透彻太明了，现实的笔锋多于浪漫的色彩，沉重的气息多于欢愉的情绪”。《倾城之恋》是张爱玲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一部以团圆结局的短篇小说，然而这样的团圆式结局却并不属于传统的喜剧范畴，反而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故事发生在香港，小说的女主角名叫白流苏，它是前清翰林白家六小姐。白公馆代表着旧时的一切，用的是老钟，住的人信的是天理人情，三纲五常。白流苏在经历了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后，一直寄居在娘家，而这一住竟是七八年。在旧时，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并不会被善待，更何况，她住的是白公馆。白氏兄妹之间的金钱矛盾，妯娌之间的当家之争，姐妹之间的区别待遇，白氏家族亲情被扭曲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的日子难熬，她想逃离这一切，却又无处可逃。

故事的男主角名叫范柳原，他是张爱玲小说中著名的风流浪子。从小在英国长大，父亲是著名的华侨，母亲是一个华侨交际花。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幼年时代特殊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他有点怪癖的脾气。回国以后，又有无数的富太太争先把自家女儿送上门来。就如书中所说，“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自此以后，他渐渐的就往放浪一条路上走，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然而，他却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在他纵情声色的外表之下又潜藏着一颗孤独地执着地追求真爱的心。或许，他的种.种消极行径只是他对于与梦中家乡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无声的抗争。

一个是旧式家庭中地位极低的离婚女性，一个是曾背井离乡生活在海外而后终于归国却又不断漂泊的中国富豪。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的相遇将是如何?上海跳舞场上的初次相识就已相互吸引，相识之后却不是简单的相爱，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攻守战这才刚开始。

白流苏第一次去香港，原本就是在赌，只不过是拿自己的前途下注。赌输了，她声名扫地;赌赢了，她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所以她小心翼翼，处处防范。他们一起看电影、进赌场、看广东戏、进青鸟咖啡馆、去海滩……所有能玩的都玩了，范柳原却总是一副君子模样，白流苏老是担心他会卸下面具。可他始终维持着他的君子风度，大概另有作用。他又用激将法使她吃醋，逼着她主动投怀;他又煽动舆论，使她进退两难。他是极其聪明的，他自信满满地操控着局面。可白流苏心里清楚，万是不可迁就做他的情人。她若迁就了他，不仅得不到那一纸婚约的承诺，还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范柳原难道不懂她心中所求?他比谁都清楚，但他却是绝不能被婚姻束缚的。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爱情已然变成一种手段，游离在爱情中的两个人相互算计。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白流苏毅然决定回到上海白公馆。她的目的很明显，既然他还没有得到她，或许有一天他会带着较优的议和条件回到她身边。而范柳原对她的离去也并不加以阻拦，他似乎笃定了她也会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看到这里，不得不感叹这场爱情攻守战中的两个情场高手各有高招。原本爱情是一件美好的事，它不应该成为一场相互周旋的战争。男女主角各怀心思，读后感()都想占领高地，他们猜忌、试探、控制，唯恐处于劣势。白流苏回到上海以后，她只能选择等待和忍耐，她必须要打赢这场冷战。终于，她等到了范柳原从香港发来的电报。

白流苏第二次来到香港时，早已失去了第一次的愉快的冒险的感觉。一个秋天的等待让她老了太多，她是禁不起老的。她需要经济上的安全，她只能被迫妥协。即便万般不愿意做他的情妇，可是也别无他选。这场如同博弈般的爱情写到这里好像近了末声，倘若真就这样结束了，那也称不上倾城之恋。

胡琴上的故事仍在继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的炮弹投向了浅水湾。在这场爱情的攻守战中，白流苏原本似是服输了，可因香港之战的爆发，即将离开香港的范柳原只得折回保护白流苏。一场真实的战争打乱了爱情攻守战的秩序，在真正的爱情面前，爱情的算计停止了，爱情的战争也熄火了。在这乱世之中，花红酒绿的一切都已不再重要可靠，靠得住的只有你身边的这个人。

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了，可圆满的解决并没有传达出喜悦的气氛，甚至透露出浓重的悲剧色彩。香港之战成全了他们的爱情，可若没有这场战争呢?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也不会有他俩后续的故事了。在这场爱情攻守战中，白流苏得到了她所追求的，可这只是开始。当一切尘埃落定，生活归于平静之后，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失去什么呢?

我们描写月亮时说“朦胧”“皎洁”。张爱玲说：“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我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歌颂生命。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我们都很谦虚，惟恐别人说自己狂妄自大。张爱玲说：“我从小就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我们描写夏天炎热说“像下了火”，描写苦夏的感受说“日子真难熬”。张爱玲说：“夏天的日子一连串烧下去，雪亮，绝细的一根线，烧得要断了，又给细细的蝉声连了起来。”我们渴望出名，渴望出人头地，但谁也不好意思明说。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我们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不可知的未来，说“明天会更好。”张爱玲说：“将来的平安，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

张爱玲倾城之恋论文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张爱玲小说钟情于描摹世间凡俗中的平常事，反映俗世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认同世俗价值观，在题材和主题上体现出一种追求平凡中的美的倾向；在情节和结构上，很少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不刻意安排结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进有序展开，显得信笔所之，自然随意；语言上追求通俗化、大众化，具有直白易懂的特点等。这些评价固然有其道理和依据，但还不能说是对张爱玲小说审美特征的全面把握。本文就以张爱玲小说代表作《倾城之恋》为例，对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尝试做一个归纳：一、题材主题体现了凡俗与超脱的有机结合张爱玲小说的题材多选自世俗平凡生活，擅长于刻画具有世俗特性的凡人形象，展现他（她）们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主题思想上，有人说张爱玲小说认同俗世生活，认同世俗的价值观，认同世俗的观念和情感①， 事实上，张的小说对世俗的一些价值观确有部分的接受，但更多时候表露的则是锋藏不露的批判或深深的无奈，有时叙述本身就是出于揭露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认同，倒不如说是对世俗价值观的正视，正视意味着不忽视其存在，但并不一定对其承认或赞同。这一特点使张爱玲的小说往往能体现出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拔俗之气，因此，应该说张爱玲小说在题材及主题上体现出的实际是一种平凡美与超脱美的融合。《倾城之恋》叙述了年轻的离婚少妇白流苏和归国阔少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故事。很显然，这个视角符合张爱玲喜欢写庸人俗事的习惯。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所谓“乱世出英雄”，那种社会环境应该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但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却把焦点放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平凡人身上，两个人从认识到恋爱、直到结婚经历了一个复杂坎坷而漫长的过程。战争这样国家大事在这个故事里也只不过是个陪衬，一个出人意外的凑巧因素。从知人论世这个角度来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情感主题上确实具有庸人俗事的特点，这使《倾城之恋》能让一般的读者有亲切感、真实感，容易将故事中的人物和自身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况味的审美体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倾城之恋》在题材及主题上又是超脱的。首先，从人物性格及其背景看，白流苏和范柳原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人相比，在其个性、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特异的地方。白流苏是一个聪明美丽的离婚少妇，由于从小受父亲影响的缘故，具有一种好赌和敢赌的天性，愿意为自己的未来冒险赌一次。范柳原刚刚从国外回来，从小在国外长大，在父亲故世后，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使他成了一名生性风流，且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富家公子。可见，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两个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庸男俗女，对于平常人而言具有明显的特异色彩。其次，从思想主题上看，两个人的爱情虽然离奇而并不崇高，恋爱时互玩感情手腕、勾心斗角，让人感到一种浓郁世俗情调。但是，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张爱玲在看似冷静客观的陈述之下实则寄寓着对社会现实强烈的批判，表达了一种隐隐的无奈和哀痛。这场爱情带给白流苏的不是纯然的快乐幸福的体验，更多的是悬念和猜疑。即使是最后结婚，也不能归功于两人的缠绵之恋和相互的真心付出，而是一场战争促成的，完全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当然这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中又是理所当然的。这种隐含其中的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批判，带给人的是一种思想上的启迪，似乎让人一下就能看穿充满于世俗之间的各种猥琐的较量，进而获得精神境界的升华，让人从中获得一种顿悟和超脱的审美体验。二、情节及结构上体现了自然随意与曲折回环的统一张爱玲小说的情节设置确实不能说是高潮迭起，而是保持俗世生活的平淡本色。但她小说的情节并不是单纯的平淡自然，而往往是与曲折跌宕对立统一，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表、百曲千折。《倾城之恋》的情节就明显有这个特点，既不失平淡自然，又让人感受到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白流苏离婚后回到了白家，在被兄嫂们光了积蓄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常常恶语相加，母亲对她的遭遇视若无睹，正当白流苏痛苦绝望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徐太太来为她未出阁的妹子提亲，准备介绍她妹子与范柳原认识，顺便也为流苏介绍了一个准备续弦的人家。但魅力男子范柳原竟然偏偏相中了白流苏这个年龄较大的“败柳残花”（嫂子语）。 在香港浅水湾饭店，白、范二人关系日益亲密，但有一天，范柳原却转而与一个印度女人亲热起来，白流苏明白范柳原是在用激将法，企图让自己主动投怀送抱，因而她丝毫不动声色，使得范柳原又主动与流苏恢复了亲密关系。读者这时可能会认为这下白流苏一定能够如愿了，但出人意表的波折又出现了，白流苏因故要回上海娘家，而范柳原也故意不加阻拦，这一去就是两年，期间没有范柳原的任何音信。这下看似没戏了，但故事到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逆转，徐太太受范柳原背后指使，要带流苏一块去香港。人们会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经过了二年多时间的考验，白流苏想结婚的愿望论情论理都应该实现了。令人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范柳原最后仍只是决定与白流苏买房同居，根本没有结婚的打算。匆匆买房同居后没有几天，范柳原就准备把流苏留在香港，然后只身去国外办事。这时，人们一般都会认为流苏结婚的愿望肯定难以实现了，但出人意表的是，这时又一个大逆转突然出现——战争突然爆发，香港一时成了硝烟滚滚的战场，战争使范柳原出不成国，留在香港与流苏共度难关。在经过战争的洗礼后，范柳原思想竟然在突然间出现了极大的逆转，主动提出要与白流苏马上结婚。一个出人意外的圆满结局就这样出现了，整个故事情节显得曲折跌宕，令读者始终也猜不透故事结局。有人认为张爱玲不擅于小说结构的安排和建构，只是从直觉出发，信笔所之，因而常常显得缺乏宏观上布局的把握，主题前后不一，记叙散漫；有时又为细节所拘囿，繁琐重复，使通篇小说显得更加生活化、繁复化，因而也就一定程度损害了结构的统一与完美。② 这是值得商榷的。从《倾城之恋》看，结构上没有刻意安排，比较随意，但从头至尾各个部分之间都能做到前后照应，让人感到紧凑而和谐，具有回环往复之美，丝毫不显得散漫；细节描写虽多，但基本都能恰到好处，一点也不显得繁琐重复。三、语言上体现了通俗直白与精工细腻之完美融合张爱玲小说的语言体现了通俗化、群众化的特点，通俗直白，显得自然亲切③，贴近生活。尤其是在叙事写人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在《倾城之恋》中，时常看到整段的叙述用的都是日常口语，且句式长短不一，显得直白而自然。但是，如果仅仅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特点归结为通俗直白，则又难免片面。实际上，张爱玲小说的语言还有精工细腻的一面，尤其是在构造意象、抒情写景的时候，这个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如《倾城之恋》的一段景物描写：“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整段的景物描写，用词准确传神，色调鲜明，对比强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各色物件如在目前，显得精工细腻。四、艺术手法上融贯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张爱玲从小就喜欢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九尾龟》《醒世姻缘》等书，而且古文功底也很好，她曾熟读《古文观止》；她还擅长于英文写作，对国外文学的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④。这种背景使张爱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能够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而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说往往体现出一种融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审美特质，这在《倾城之恋》有着集中体现。在《倾城之恋》中，既有来自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妙的比喻与繁复的意象的应运，又有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如象征手法的应运，《倾城之恋》开头对白公馆的时钟的描述，以及香港海滩老墙的描述，都有象征作用；再如细腻而富有深度的心理描写。在她的小说中，有时心理的真实仿佛要超过现实的真实，如对白流苏在极度难过时看到的幻境的描写，让人感到那不是幻觉，甚至比现实还能说明问题，所有这些又体现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审美特质。如果用“亦洋亦古，非中非西”来形容张爱玲小说这方面的审美特点，还是比较贴切的。总之，张爱玲小说带给人的审美体验是独特的，它所展现的艺术魅力已经令几代人为之着迷倾倒，直到今天它也仍然深受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和青睐。今天我们对张爱玲小说进行探索和研究，目的不仅是要更好地了解张爱玲，了解她的小说，更重要的是要让今天的小说作者也能从中得到养分、得到滋补，让当前时代也能不断涌现出张爱玲小说那样的光辉作品。

《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2003年，杨泽编写出版了《阅读张爱玲》一书，引起了文坛的广泛重视。本书集结了台湾。大陆及海外学者(康来新，池上贞子，周芬伶，罗久蓉，王德威，张小虹，平路，胡锦媛，梅家玲，蔡源煌...等）对张爱玲的讨论。而这篇论文所引用的历史材料及理论构架，尤其可以见得张爱玲的启发之深，影响之远。本书是“张学”研究最重要的里程碑。 二、作家钱亚玲在一书关于《倾城之恋》的另一种解读中，叙述道无论是思想内涵抑或艺术表现形式，作于1943年10月的《金锁记》被公认为是张爱玲中篇小说之精髓。1944年出版的《传奇》小说集中，作者选《金锁记》作为开篇，足见张爱玲本人对这部中篇小说的偏爱。为此人门较易忽略于集中位居第二的《倾城之恋》。对于《倾城之恋》的评论，不论是力度还是文字的长度都远不及《金锁记》。对于《倾城之恋》这部经典文学之作，期探究价值更为明显。 《倾城之恋》具有外向的唯美主义色彩，结局是范柳原于白流苏共同走进婚姻殿堂，表面上看似圆满的结局背后却隐匿着沧桑，透露着卡破红尘的彻骨悲凉。白流苏的“圆梦”让读者觉得是一传奇故事。正如作家张爱玲的人生一样。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形象分析研究比较零散、狭隘。

张爱玲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张爱玲在拟定这个书名时,她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作品将讲述一段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但是,读完了张爱玲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作者是在“倾城”的本源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使倾城之恋名副其实。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结尾。在我看来，《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 白流苏，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在那个暧昧的时代和同样暧昧的旧上海，离婚是要受道德谴责的。而白公馆无疑属于守旧的那一派，“他们家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离了婚的白流苏，少不了受家人的指戳。一应钱财盘剥净尽之后，她的存在无疑成了拖累和多余。她的出路，除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以外，恐怕再无其他了。  范柳原，一个海外归来的浪子，本是无根的浮萍，四处飘摇。加上生活的纸醉金迷，便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爱情和婚姻原是他不相信，也不敢指望的。但他内心深处是渴望安稳的。 爱情总是发生在自私的男人和自私的女人之间。就这样，两个各怀鬼胎的人遇到一处，展开了一场相互试探的爱情攻防战。白流苏的目的显而易见，她希望他能承诺她一纸婚姻。一个男人。而柳指望的是那个安稳于是两人各自为了捍卫那一点自由或者追逐物质上的算计，相互不妥协。当终于有一天，精神上追求再寻不到现实的依托时，两个人方始彼此亲近。在连续的试探之后，流苏没有寻到半点进展，索性有些气急败坏，遂恼了起来：“你干脆说不结婚，完了！还绕得大弯子！什么做不了主？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哩！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谁替你做主？”接着更是赌气狠下心来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家里是早容不下她的，这次又加上了“淫荡”的恶名。可见她不惜为争取婚姻冒了极大的险。此时，心迹更是表露无疑，思忖再寻个职业，也怕自贬了身价，被柳原瞧不起，“否则他更有了借口。拒绝和她结婚了。”权衡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得忍些时”。这是在和自己打赌。她并不见得有多大胜算的把握。如果柳原还再来找她，就算赢了一步，这是她此时的底线。果然，过了些时日，香港来了电报。她心里自然安定了许多，也将自己放开了些，同他上了床，虽然不见得是主动，但也并没有拒绝。然而，此时，“他们还是两个不相干的人，两个世界的人”。 人说“若能以婚姻的形式接受一个女人，心里必定会沉潜下来很多东西”，也许这就是白流苏期翼的那一点点“真”。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只是一个生长在大家庭中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女子。她离了婚，在一个特定的机会下结识了范柳原。我一直很喜欢这段话：“在日常世界里，他们间存在一场征服的战争，他们内心明争暗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她只喜欢他用更优厚的条件前来议和。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因，什么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也许流苏是幸运的，一场陷落让她等到了一个男人，一段婚姻。然而这终究是偶然的，正如张爱玲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一个女人，把命运当作赌注，想来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也有人说，范柳原同白流苏调情不过是为了男人的征服欲，因为她善于低头，容易掌控。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凭范柳原的经验，玩弄女人于掌骨之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他从来不缺少女人。萨黑荑妮就是一例。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长久的游戏中早将生活堪破。烟花虽然极尽绚烂，总是稍纵即逝的，随后是更广阔的岑寂。他渴望安稳，渴望实在的温暖。这是他的理想，尽管此时并不切近。因此，他可以不在乎流苏的过去，不在乎她是否完美，单只看到她“善于低头”。后来战争爆发，打破了浮在日常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成就了他们的感情。那场战事催化了结果的到来。“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此时，她终于真正的靠近他，有些懂得他了。一瞬间，他们达到了某种契合。“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最感动的是最后他们默默握着彼此的手的那夜，刹那间的了解和感动也够他们一起生活十年八年。这样的结局，即便是合，温暖之外更多的是荒凉。末一段中张爱玲说：他收起了他的甜言蜜语把它们留给别的女人，这是好现象，说明在他眼里已经把她当作自己人，名正言顺的妻子。如此怅然的结局不无对爱情的挪揄嘲讽。“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是这样的选择。  范柳原到最后一刻也还是清醒的，“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做得了主？……”一个善于低头的女人，也许终会成为一个安分的妻。让他在劳累和放纵之余有一个去处。男人的归宿最终只是一个女人。  初读时，总觉得悲剧是女人的。现在方觉得，悲剧是女人的，也是男人的。补充：倾城之恋》叙述的是一个寄居在娘家的离婚女人，白流苏，遇上了一个原本是介绍给她七妹的男人------范柳原。范柳原对流苏有一点点爱意，但这点爱不足以让玩世不恭的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而流苏恰恰却只要一纸婚契 。她知道爱情不能天长地久，而婚姻能提供给她生存所必需的一切！她只是想生存，生存的好一点而已！在缠绵的情话营造的虚幻的气氛中，展开的确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就像故事所处的大背景------太平洋战争！他们各自设立了精妙的陷阱，期待着获猎对方，却都不能如意，流苏满怀着惆怅回到上海，以退为进，期盼着范柳原能妥协，能给她一份尊严，去生存！ 然而，一个秋天，流苏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经不起老。于是范柳原的一个电报又把他牵回了香港。满怀着无奈何失败的心情，流苏已甘心于情妇的身份…… 战争成全了白流苏，使她得到了范太太的身份。而范柳原却不再和她闹着玩了，他把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谈论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离开作品产生的年代、社会背景、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1920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满清官宦人家，贵府小姐，7岁写小说，熟读《红楼梦》，23岁问鼎文学界，同年写就的《倾城之恋》是她的经典之作。作者张爱玲的写作背景，也正是这两座悲情的城市。1941年末，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毕业半年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张爱玲与市民们度过了恐怖的日日夜夜，这段经历，仅使她对人类懦弱的利己主义理解更为深刻。这正是形成她创作风格、创作思想的根源！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张爱玲经历了从封建社会逐步走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目睹了香港沦陷，经历了属于她的旧式大家族的衰落，但她毕竟是出自极为封建的旧式家庭，她很难走出自己，因此，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很少涉及时代重大的政论课题，而用全部的感知中产阶级以及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的生存境遇去写作。而在描写炎凉世态和庸俗市民时，又有着女作家少有的宽阔胸襟和成熟淡漠。也就是说她的文字处于一种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语境。而张爱玲却始终端坐在自己的心城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一般人眼里是张爱玲擅长写悲剧小说里难得的喜剧，但在我看来，《倾城之恋》是彻头彻尾的大悲剧---倾城之悲哀！她从人的劣根性与道德观的残缺揭示了这个彻底的大悲剧。城之将倾，国将不国，一个封建的离过婚的女人的生存又要建立在一个不想缔结婚姻的自私男人的不长久的爱情里，一切的一切危如累卵，可竟还有人羡慕，视流苏为榜样。悲哀的年代！悲哀的城池！悲哀的男人和女人！ 张爱玲笔下的双城，在地理上，是流苏和柳原来来去去的那两座城：上海与香港。白流苏的两城之间的历程反映出心境的起伏。上海是流苏家人的所在地，代表着一传统守旧、充满压力的世界；香港则是一个冒险的新国度，代表着所谓的现代文明，是白流苏打算放手一搏的赌局。 双城，在心理上，又是流苏和柳原心中各自构筑的城。柳原的城建筑在对自由无拘爱情的渴求上；流苏的城却是建筑在所谓的经济利益上，她需要一纸婚契作为保障。最初，内心一样孤独的范柳原只想恋爱，他需要一个红颜知己；白流苏想结婚，需要一个体面的丈夫，好让她出净胸中一口恶气。两个人于是展开了一场爱情攻防战。范柳原想攻破上海女人白流苏期待婚姻的心城，而白流苏则想攻破范柳原只要爱情的心城，一对现实中的自私男女，于是这场心战就显得旗鼓相当精彩万分。而对他们的爱情攻防战而言，太平洋战争是一个转折点。 以往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战争只会使爱情、家庭变得残破不堪，很少像张爱玲《倾城之恋》因为一场战争使婚姻形成，也因为这场战争，白流苏的心理状况产生变化，她与范柳原都因这场战争走出了自己的心城，却从此走入另外一个心城，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讽刺呢？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悲哀呢？ 传统的倾城是指美人与爱情让一座城池倾灭，而这里的倾城刚好相反，一座城的倾灭成全了一个自私女子的愿望，然而这种成全是否真的完满？！这正是张爱玲独特的风格----逆潮流而动！所以她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美好的结局背后蕴含着更大的悲哀。 张爱玲的文学思想虽不代表某一个阶级，但她悲天悯人。她的性格聚集着一大堆的矛盾：她的自强不息的女权主义（那个时代）淋漓纸上，她崇尚自由，但最后他笔下的流苏还是借助于一个男人解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张爱玲的文学命运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这诞生在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文章《倾城之恋》并没有得到主流意识的认可，但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惊人是事实，这就是： 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进行着外来侵略者话语场与中国传统话语场的激烈斗争。而这一时期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高产期。 张爱玲的一生始终远离权利，不为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接纳，在自我认同的道路上重建了中国女性的位置。可以说，她的一生是边缘的。 而这种边缘状态正是一种中间状态，是一种寻求自我定位实现的超然境界。张爱玲以一种极高的姿态，站立于中西文化的历史空间之上。于是悲哀的白流苏、范柳原在她的笔下诞生了。也许，这就是《倾城之恋》深刻的内涵吧！ 思想意识是作品不可缺少的的生命，技巧是作品外表必须有的装饰。而这恰恰这是爱玲的长项！在艺术范畴，形式永远大于内容，高于内容。可作家的文学风格---作品里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文学个性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正如文学评论家谭正璧称赞的：她 “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 爱玲小说的基调，就像她与母亲告别时的气氛——看起来她是这样冷漠而无动于衷，只有懂得她的人才知道她的热切，她对这个世界的爱恋，她会把眼泪藏到你走远以后掉下来。出于在怪异的家庭环境里从小就培养出来的怪异的自尊，她不会对着这个世界掉眼泪。看来她是决绝冷漠的，在她的每一篇小说里 人性的主题、女人的命运、“苍凉的基调、参差的结构、繁复的意象——这，就是爱玲文学创造的艺术之所在！ 张爱玲善用象征的艺术手法，这不仅体现在《倾城之恋》城中，在该文的开头，作者已经把整个故事的性质预先暗示出来，使人读完全篇感受着一种通体谐和的情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这就是上海城内代表着传统封建势力与现实的脱节。没落的、悲哀的生命必定和不上生命的胡琴！直接是融合了作品通体的情调，间接是加入了读者的感应效果，是爱玲特有的风格。 爱玲还擅长人物的心理描写，而且描写的异常深刻、嘲讽多于怜悯，她有着超人的揣摩人物心理的才能，天生敏感。这篇文章里从始至终充满了苍凉、抑郁而衰落的情调。 白流苏是一个懦弱的女人，给家里人逼得走投无路才演艺出来一件冒险的爱情故事，她不会真的燃起爱情之火燃烧尽自己胸膛里的热情，只会跟着生命的胡琴咿咿呀呀、如泣如诉地响着。在这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鲁迅《狂人日记》里血淋淋的“吃人”。流苏的骨子里有一股命运的随和，她居然从没有想过要把自己拴在一个男人身上做寄生妇女，可现实她的命运恰恰是拴在了一个和她一样无助的浪荡男人的身上；流苏是自私的，与范柳原的“倾恋”算是用了一些耐心，然而不过如此！她是上海女人，也算是精明的有节制了。而流苏所有的表情都在于柳原“倾恋”时用完了。可她的四嫂却从她婚姻的表象中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于是盲从地离婚了。因此说流苏是理智的，自私的、悲哀的。就像作者，始终是个世情的叛逆者，但却端坐在自己悲凉的世界中唯吾独醒。 范柳原是一个有钱的华侨和他伦敦交际花生下的儿子。由于他父亲在中国有妻子，柳原充其量算一个庶出，然而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份。由于尴尬的身份，他的童年可以说充满“羞辱、疑惑和强烈的罪恶感”。正如戴清对柳原有一句绝妙的评论，说他“既有中国传统名士的风雅，更是一个找不到根的现代浪子”。柳原确实一直处于自我身份难以确定的困惑之中。他回到中国，想要获得继承权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寻根。然而，他的梦破灭了。祖国不是他想象中美好的样子，在已经千疮百孔了的中国，他寻不到自己的根。这时，流苏在他的视野里出现了。相亲场面上，她攫取了他全部的目光。流苏吸引柳原的绝不仅仅是美貌，还有一种或许柳原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其实这就是流苏高贵的、纯中国的血统。柳原身上流动的是中国的血液，但是，从小在英国长大让他变成了一个“西化”的庶出的中国人。而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血管里流动着纯粹的中国的血液白流苏，这让原本绝望了的柳原重新燃起希望，他想在流苏这个道地的中国女人身上完成一种自我形象的投射。所以他迷恋着流苏“善于低头的传统中国风韵”，他热切盼望着看流苏穿着旗袍在马来亚的森林里奔跑，所以他才会在墙根下顽固地哀恳流苏：“我要你懂得我！”他是多么希望可以和流苏完成一种精神上的交流和融和啊。但是他还是绝望了，怀着一颗急切的待嫁的心的流苏根本不可能帮助他完成这种“自我认同”。 在一场墙根下的私语后，柳原让流苏看见自己心底的“伤”，但是，流苏不是医治他受伤灵魂的药；隔着墙的电话表白，柳原对流苏艰难地表露着真心，流苏却总是在心中做着文不对题的解释，她所做的一切解释都指向——“结婚”。爱情缺席了。他们的灵魂对彼此来说是如此陌生、隔阂。在他们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堵“墙”。 香港的陷落成就了这一场爱情的传奇，患难中的生死与共，让他们有了“一刹那彻底的谅解”，获得了“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的保障。飞了太久的柳原决定歇一歇了，但是他飘泊的灵魂仍然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我以为，爱是需建立在彼此相互的理解的根基上的。而横亘在流苏与柳原之间的那堵墙，他们谁也不可能跨越。 爱玲在她的作品中流露她毕生喜爱的《红楼梦》的很深的痕迹，细心的人们能够从《倾城之恋》里寻到《红楼梦》里若明若暗的影子，人物的轮廓、风格、笔触、甚至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跃然纸上。《倾城之恋》白府老太太的形象、语言如果我们认真体悟，不难发现她与《红楼梦》中的贾母形象相近。在本文开篇，当流苏倍受兄嫂百般羞辱后逃到白老太太床前，白夫人那一番避重就轻的话：“宝络这孩子，…白替他操了心，还让人家说我，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存心耽搁了她！”，可流苏是她亲生的女儿呀！这与贾母对待林黛玉的态度和语言简直是同出一辙！而流苏出神地跪在她母亲离去的床前声音灰暗的低吟：“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活脱脱一个林黛玉！这正是白流苏更是作者张爱玲真正的悲哀！只不过是借助与她自己笔下的人物宣泄出来而已！ 她还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溶于一炉，把小说写得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摒弃传统小说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对小说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会有启发。就像《倾城之恋》在人物设置上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白”（白流苏）一“黑”（萨黑荑妮），“黑白”分明，“白”是传统内秀，“黑”是风流张扬。柳原游离与这两种情感里，挣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这是流苏和萨黑荑妮的悲哀，更是无根的柳原的悲哀！ 因此，夏志清评价张爱玲：“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毫无愧色。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倾城之恋》之所以引起众多的讨论，就在于张爱玲逆潮流而动，挥笔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她确落笔精微之妙，又具犀利逼人的须眉大气，她是文坛的另类，就在其他作家渲染光明色调之际，她跨入了暗淡的世界。 英国小说家班乃特（Arnold Bennett）在《经典如何产生》一文中指出，一部作品所以会成为经典，全是因为最初由叁俩智勇之士发现了一部杰作，不但看的准确，而且说得坚决，一口咬定就是此书。一般读者将信将疑，无可无不可，但经不起时光从旁助阵，终于也就人云亦云，渐成“共识”。 傅雷是这样的“智勇之士”，夏志清也是这样的“智勇之士”。 张爱玲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智勇之士”。需要这样的勇士解读她的倾城之悲哀，了解她笔下的人物、城之悲哀，理解张爱玲的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