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2020第五期

求是杂志2020第五期

2020年第五期第62至60页期刊以内容分种，以时间分卷和期。卷是在期之上的一个时间分类。这里“期”为1个年度中依时间顺序发行的期数的编号，而“卷”是此刊物从创刊年度开始按年度顺序逐年累加的编年号。不少期刊在第几期之上有第几卷标志。期刊也称“杂志”，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通常以纸介质为载体并以印刷方式复制，装订成册的连续出版物。

2020年第五期。期刊也叫杂志，是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的成册刊物，如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等。有固定名称，按卷、期或按年月顺序编号出版。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刊物，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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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2020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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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邓小平题写的198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原则，结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开展理论上的探索和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委托中共中央党校创办全党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的指导思想：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全面地宣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改革总揽全局，防止僵化和自由化。刊物的读者对象是县以上干部和理论宣传工作者。 《求是》杂志于7月1日创刊，邓小平为《求是》杂志题写刊名。中共中央原来理论刊物《红旗》在6月16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

求是杂志2020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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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写的

求是杂志官网2020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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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杂志2020年第五期作者

徐志摩（～），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云中鹤。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 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 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编辑本段]作品 诗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轮盘》； 小说《春痕》；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编辑本段]一、家世 幼年 求学 明正德年间，徐松亭在硖石经商，家居于硖石，为硖石徐氏分支之始祖。徐志摩即其族人。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门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离开家乡，来到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张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哈弥尔登”。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 ——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国的哈弥尔登，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编辑本段]二、文学生涯 康桥月色 徐志摩本来与诗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现今零碎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二、三十首，大部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也还约略可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象着了魔似的写诗，他怎么会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 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 （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上，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败笔。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与《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 “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人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图书馆杂志由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与上海图书馆合办，1982年1月创刊。初为季刊，1987 年起改为双月刊，1999年起改为月刊。1997年起，每年增发30万字的“理论学术年刊”，2003年起“年刊”采用书号方式正式出版。《图书馆杂志》刊名由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顾廷龙先生题写。封面由著名艺术家钱君陶设计，并由其学生谷华协助细部绘制。对称斜列周代金文“图书”二字，每字环以早期青铜器上嵌填族徽类所用之亚字型图案。整体设计显示了庄重淳朴的古典美与推陈出新的时代感 。

徐志摩出生于富裕家庭，父亲徐申如拥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庄，在上海还有一家小钱庄，又是硖石商会会长，人称“硖石巨子”。徐志摩18岁时由父母安排，与15岁的张幼仪结婚，随后远赴西方求学。对徐志摩来说，这段婚姻并不美满。张幼仪远渡重洋到了英国后，才发现徐志摩在旅英期间邂逅了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林徽音）。后来张幼仪与徐志摩离婚。最后，林徽音却选择了梁启超之子梁思成。 1923年梁启超（号任公）写了长信很恳切地劝他：“万不可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始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的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气尽矣。郁邑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志摩答覆任公的信，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回信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明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甚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常与朋友王赓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对徐志摩影响甚大。小曼聪慧活泼，是独生女，父亲陆宝曾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回国后任赋税司。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交际场相识相爱，并谈及婚嫁。徐父执意请梁启超证婚，志摩求助于胡适，胡适果然把梁任公请了出来，梁任公在大庭广众之下骂徐志摩：“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盛典举罢，徐志摩与陆小曼南下定居上海。 由于徐志摩离婚再娶，触怒了父亲，中断了经济上的援助，而陆小曼生活挥霍无度，住的是3层楼的豪华住所，每月100银洋的租金，家里佣人众多，有司机、厨师、男仆，还有贴身丫鬟，这些巨额花费使志摩入不敷支。应胡适的邀请，徐志摩兼教于北大，为了贴补家用，常在上海、南京、北京间往返，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大夏大学三所大学讲课，课余还得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一月所获，至少也有1000多元（当时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约5元），但仍不敷陆小曼的挥霍。沉溺于跳舞、打牌、票戏等夜生活的小曼每天天亮才上床，睡到下午两点才起身。 1931年11月19日，因林徽音要在北京协和礼堂为外国使节演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欲前去捧场，然而，飞机在大雾中误触济南开山坠落，志摩罹难，死时34岁。 年表 1900年起入家塾读书。 1907年，入硖石开智学堂就读。 1909年毕业，入杭州府中学（1913年改名为杭州一中，历经沿革为今日之杭州第四中学、杭州高级中学）。 1915年夏杭州一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 10月29日与张君劢之妹张幼仪结婚后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学习。 1916年春，从上海浸信会学院退学。同年秋，转入国立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法科预科。次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1918年6月，拜梁启超为师。 1918年8月赴美留学，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 1919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0月，赴英国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其间结识英国作家威尔斯，对文学兴趣渐浓。 1922年3月，与张幼仪离婚，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同年10月回国。 1923年3月，发起成立“新月社”。同时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 1924年4月至5月，泰戈尔访华，陪同在各地访问；5月至7月，陪同到日本、香港访问。8月，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12月，《现代评论》周刊在北京创刊，为主要撰稿人。 1925年3月，辞去北京大学教职。3至5月，与陆小曼赴欧旅游。 1926年，应任光华大学教授，兼东吴大学法学院英文教授；主持《晨报副刊.诗》；10月，与陆小曼结婚。 1927年春，参与筹办新月书店。1927年9月，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由新月书店出版。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 1928年2月，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10日，与闻一多、饶孟侃、叶公超等创办《新月》月刊。 1928年6月至10月，赴日、美、欧、印等地旅游。11月，最有名的代表作《再别康桥》问世。 1929年，辞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教职，兼任中华书局编辑。1929年9月，应聘任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文学院英语文学教授。同年，兼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编辑 1930年底，先后辞去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职。 1931年1月，与陈梦家、方玮德等创办《诗刊》季刊。1931年2月，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任北平女子大学教授。8月，诗集《猛虎集》出版。1931年11月13日，从北平赴上海看望陆小曼，18日离开上海到南京，为赶到北京听林徽因的一个关于建筑的讲座，19日上午搭乘从南京到北平的“济南号”邮机，到达济南附近时飞机触山失事，遇难身亡，时年34岁。 主要作品 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 小说散文集：《轮盘》。 另有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人，中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二年开始写小说，自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余华已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6部长篇小说，《鲜血梅花》《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黄昏里的男孩》《战栗》《我胆小如鼠》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以及《我能否相信自己》《高潮》《内心之死》《灵魂饭》《说话》《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间奏：余华的音乐笔记》《文学或者音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等13本随笔集。 1998年，凭借小说《活着》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3年，《许三观卖血记》获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被授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8年10月，凭借小说《兄弟》获得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余华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当时余华的母亲在浙江医院，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余华一岁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流行一种血吸虫病，余华的父亲加入防疫大队到了厦门，之后又到了海盐，当时海盐县正在筹备成立一个医院，余华的父亲有一个当外科医生的梦想，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决定留在海盐。余华的父亲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有多么好，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余华的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他和他哥哥来到了海盐，余华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1967年余华开始上小学，这一年，WG也已经拉开序幕。WG开始后，医院的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礼堂一样大的草棚，医院所有的批斗会都在草棚里进行。余华和哥哥在草棚旁玩消防队救火的游戏，哥哥划一根火柴点燃草棚的稻草，余华立刻用尿将火冲灭。可是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尿无法和消防队的水龙头相比，它可以源源不断，而他们的尿却无法接二连三。当哥哥第二次将草棚点燃，吼叫着让余华快撒尿时，余华也只能对他苦笑了。当火势熊熊而起时，哥哥拔腿就跑，余华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余华看着医院里的人纷纷跑了出来，父亲提着一桶水冲在最前面，他立刻跑过去对我父亲说：这火是我哥哥放的。余华想表达的意思是想说这火不是他放的，他的声音十分响亮，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当时父亲只是“嗯”了一声，随后就从他身旁跑了过去。后来余华才明白当初的那句话对父亲意味着什么，那时候父亲正在被批斗，好不容易遇上一个救火当英雄的机会，结果一个浑小子迎上去拦住他，说了这么一句足可以使他萌生死意的话。 余华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工作比较忙，他们一家干脆搬到了医院里。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太平间是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面有一张水泥床。差不多隔几个晚上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余华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听了不少。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使得他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几次因为好奇他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余华说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小时候的余华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因为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余华的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当时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余华发抖，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一看到它就害怕。 那时夏天的炎热难以忍受，余华经常在午睡醒来时，看到草席上汗水浸出来的自己的体形，有时汗水都能将自己的皮肤泡白了。于是有一次他走进了对面的太平间，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余华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来。在那个炎热的中午，感受的却是无比的清凉，它对于余华来说不是死亡，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后来，余华读到了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余华和他的朋友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当时他们根本就不去想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对自己有多少知识也是一无所知，高兴的毫无道理的。余华他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WG”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WG”结束的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基本没有认真学习过。 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余华考了两年没考上，干脆不考了，进入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他的同学都进了工厂，他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余华也一辈子从医。 余华是在“WG”中长大的，一九六七年上的小学，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这段时间刚好是“WG”十年。那是一个没有书籍的年代，“WG”之前出版的文学作品被禁止销毁了，只留下一个鲁迅。一九七三年的夏天，那时已是“WG”后期，“WG”中关门的县图书馆重新开张，余华小学毕业升初中的那个暑假，父亲给他和哥哥办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图书馆很小，里面只有两个宽不超过一米、高只有两米的书架，里面的文学作品不超过三十本，全是一些现在听起来非常陌生的小说。余华很快就把书看完了，由于父母都是医生，家里有很多医学方面的书籍，另外还有很多《毛泽东选集》。 余华对于医学方面的书和《毛泽东选集》都不感兴趣，他只好去别的同学家里找书，结果同学家里的书也都是《毛泽东选集》。余华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在医学书籍和《毛泽东选集》之间选择，他选择了《毛泽东选集》。那时候每天广播里都在播放毛泽东说的话，余华已经熟悉套路了，可有一天他发现了新大陆，《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注解很好看，涉及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余华就非常认真地读起了《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等他把《毛泽东选集》里的注解读完了，又没有东西读了，怎么办？余华就去看大字报。那个时候的大字报还是很好看的，“WG”进入了后期，大字报除了大篇幅的革命式句子外，开始有一些色情内容的描写，比如说谁和谁通奸，余华就在一排排大字报里面找“通奸”这个词，然后去看这些内容，当然内容很少，也没有性描写，但是有通奸故事。 “WG”后期，市面上流通的文学书籍很多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没有结尾。余华看过很多没头没尾的书，不知道故事怎么结束让他很痛苦，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就开始编结尾，一个一个编完之后，觉得不好就重新编，基本上余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其实当余华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无意的开始在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这对以后成为一个作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生活不会辜负我们，只有我们会辜负生活，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都会给我们带来财富。 余华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余华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余华，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劝余华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余华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是1980年，余华二十岁。 1982年在浙江宁波甬江江畔一座破旧公寓里，余华读到了川端康成的作品《伊豆的舞女》。这次偶然的阅读，导致余华一年之后正式开始写作，一直到1985年，余华的作品中都有很深的川端康成的影子。川端康成的作品笼罩了他最初的写作。那段时间余华排斥了几乎所有别的作家，只接受普鲁斯特和曼斯菲尔德等少数几个多愁善感的作家。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86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卡夫卡。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读到了《乡村医生》。那部短篇使余华大吃一惊，小说竟然能这么写。在余华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他。在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余华。 1978年3月余华被分配到海盐的一个小卫生院做牙医，儿时由于家庭因素，余华的第一个梦想就是长大以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去拯救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他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大以后余华确实做了一名医生，是牙医，遗憾的是没有拔过非洲兄弟的牙。 牙医是什么工作？在过去是和修鞋的修钟表的打铁的卖肉的理发的卖爆米花的一字儿排开，撑起一把洋伞，将钳子什么的和先前拔下的牙齿在柜子上摆开，以此招徕顾客。余华当牙医的时候算是有点医生的味道了，大医院里叫口腔科，卫生院小，所以还是叫牙科。顾客主要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都不叫他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工作还是实行师徒制，余华到了卫生院后的师父姓沈，余华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那一天是卫生院的院长带余华过去的，告诉沈师傅余华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点点头，然后就让余华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上颚或者下颚，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他就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 沈师傅给余华示范了两次拔牙，之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说下面的病人让余华去处理。当时余华胆战心惊，心想自己还没怎么明白过来就匆忙上阵了，他心里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余华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在等待麻醉的时候，他感到手足无措。这时候沈师傅递给他一支烟。抽完了烟，麻醉的药效也就开始了。余华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余华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拔掉了那颗该死的牙齿。 这份工作，从十八岁开始，到二十三岁结束。没有病人的时候，余华经常看着窗外心里想“难道我的人生就是每天都面对着人类的嘴巴么？”。窗外是街道，余华看见文化馆的人从早到晚在外面逛街，他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上班，他们说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啊。余华心里想这工作适合我啊，之后余华为了进入文化馆工作而开始尝试写作。 一九八二年开始余华身为一个这个小镇牙医，白天拔牙晚上写作。余华第一篇小说写的乌七八糟，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是自我感觉里面有几句话写得特别好，他心想“我竟然能写出这么牛的句子来”，很得意，对自己有信心了，虽然这篇小说没有发表。然后写第二篇，里面好像有故事了。再写第三篇，不仅有故事，还有人物了，很幸运这第三篇发表了。八十年代初对于刚开始写作的无名之辈是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后来的人再也不可能遇上。 中国从“WG”的浩劫里走出来还没几年，那是文学杂志的黄金时代，“WG”时停刊的文学杂志都复刊了，还有很多新的文学杂志创刊出来。当时的中国，只要是杂志几乎都是文学杂志。“WG”后开始写作的一批中国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写短篇小说，熟练了再写中篇小说，又熟练了开始写长篇小说。目标就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那时候出版成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 “WG”之后老一代作家复出后写出的作品，还有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这几年开始出名的作家，或者是出点小名的作家，他们写下的全部作品加起来都无法填满中国那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所以当时的编辑们都会认真读自由来稿，发现一篇好小说，发现一个有希望的作者，编辑会兴奋很长时间。余华就是这样向一个又一个文学杂志投稿。 投稿寄给《人民文学》就由《人民文学》付钱，寄给《收获》就由《收获》付钱，很友好。余华那时胃口很大，首先是寄《人民文学》和《收获》，退回来以后把他们的信封翻一个面，用胶水粘一下，剪掉一个角，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又退回来后，就寄到省一级的文学杂志，再退回来，再寄到地区级文学杂志。余华说，当时我的手稿走过的城市比我后来去过的城市还要多。 当时余华家里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他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他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 这样的遭遇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一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发表后，引起其他文学杂志编辑的关注，他们开始给余华写约稿信。余华就这样从胡乱投稿变成应约写稿，他把几封约稿信摊开来向父亲展示，父亲问什么意思？他说，我出名了。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在浙江海盐河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写完初稿的，然后余华拿着这篇小说去参加《北京文学》的改稿会。《北京文学》想发现新声音的作家，他们就向全国征集小说稿，结果小说稿像雪片一样飞进了《北京文学》编辑部，编辑们个个看花了眼，也没有发现几个他们期望中的新声音，他们后来只能从之前投稿过的作者里面找几个年轻的作者，余华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是李陀，李陀在中国文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可以去了解下。李陀看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很兴奋，对《十八岁出门远行》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十八岁出门远行》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而且是头条。由于李陀的大力宣传，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李陀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自己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但是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杂志是《收获》，他对余华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收获》去。《收获》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连着发表了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余华能有今天，是一个人和一本杂志帮助了他，这一个人就是李陀。 余华在《收获》发表了那么多小说，都是寄过去以后就发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是例外。这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写作的时候他自觉得前面一半写得不错，后面一半就不自信了，当时他的责任编辑是李小林。李小林不接受，她对余华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余华二话没说，拿回去改，很快就改好了，拿到《收获》去之后，余华很兴奋的告诉李小林“我改好啦，这次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都要好”，李小林听了，看都不看，把书拿给旁边的人说，这个长篇，下一期发头条头版。 讲讲《活着》。一九九二年初的时候，余华在北京十平方米左右的家里睡午觉醒来，脑子里出现了“活着”这两个字，觉得这是一部他一直想写的小说的题目。他知道自己要写的是什么，他想写一个人和他命运的关系。《活着》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很多人把《活着》视为余华写作风格转变的作品，在前一年发表的《在细雨中呼喊》基本上延续了先锋文学时期的叙述风格，《活着》在叙述上确实转变了，这个转变不是说想转变就能转变的。有时候写作和人生一样，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994年，《活着》被改编成电影。由张艺谋导演，葛优、巩俐主演。但此片由于提到了WG等敏感话题，当时在中国大陆并未公映。但是在国外大荧幕上上映后，《活着》立刻成为了各大奖项提名的常客。94年，该电影在法国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戛纳国际电影节人道精神奖，在英国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之后，《活着》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在国外发行，立即引起了轰动。1998年，《活着》获得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直到现在《活着》依旧在每年各大畅销图书榜单名列前茅，目前累计销量已经达到2000万册，是纯文学小说的一个奇迹。余华常说“我靠《活着》活着”。 1991年、1992年和1995年，余华分别出版了《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三部长篇小说引发了关于余华写作风格转型的讨论。我觉得是余华的成长的经历，决定了他在80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余华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高中毕业。他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他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父母都是医生，他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他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消毒水的气味，习惯了号叫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而余华后期写作流露出的温暖和人文关怀则是余华逐渐走向成熟，和过去的岁月和解后的结果。 2005年，距离上一本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七年后，余华出版了自己寄予厚望的长篇小说《兄弟》。余华当时想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像《百年孤独》那样，余华想把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底层人民在社会变迁的大势下的生活用一本书写出来。《兄弟》上部出版之后，获得了还算不错的评价，但是下部出版之后，学界和读者对下部的荒诞和赤裸的描写都不是很能接受，余华当时到处去辩解，和他人去争执。余华很爱《兄弟》，他曾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到，他最爱的书是《兄弟》。2008年《兄弟》获得了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13年，余华出版了自己的第五本长篇小说《第七天》，该书以超现实的手法，以一个鬼魂的角度，描绘了当代社会的种种。我个人非常喜欢，其写作手法和莫言的《生死疲劳》类似。但是《第七天》在当时却受到了比《兄弟》还要猛烈的批评，但是这次余华没有去和别人争论过什么。2021年，余华出版了自己的第六本长篇小说《文城》，《文城》出版之后，各界好评如潮，获得各种奖项提名，是2021年销量最好的纯文学小说。余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出版《文城》的时候，已经做好准备挨骂了，但是这次却没人骂了，看来骂我的人都累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圈子的一些知名作家，大家平时关系都不错，因为臭味相投所以也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经常说一些趣事，这里分享两个。 1983年，余华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他和莫言分到了一个宿舍，同宿舍的莫言对余华有着如此印象：“他说话期期艾艾，双目长放精光，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流’。据说他曾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在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遭受什么样的酷刑。”。余华和莫言在鲁迅文学院的生活就是白天上课，晚上写作。他们写作时，写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歇一歇，但是一侧头就能看到对方，之后便灵感全无。当时每个房间只有一个柜子，有一天他们发现走廊上还有一个柜子闲在那里，他们两个就赶紧把柜子搬来，两个柜子被并排放在房间中央，这样房间就隔成两个区域了。莫言写《酒国》的时候，余华正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有时候写累了，他们俩往椅背上一靠，扭头的时候还是会从两个柜子中间的缝里看到对方，经常会互相看一眼，还是感觉很别扭。莫言那时候在总参文化部工作，在那里有一个宿舍，但是他不在那里住，一直住在鲁迅文学院。莫言有时候会去单位拿点什么，余华盼望他去了就住在总参的宿舍别回来，可他每次去单位都会回来。有一次莫言拿了一本旧日历回来，估计是在废品报刊里捡回来的，他把旧日历挂在两个柜子中间，挡住了那条缝，以后他们两个再也看不到对方了，然后顺利地把各自的小说写完。 马原当时是一个积极分子，很喜欢组织一些活动。当时他很热心地给辽宁文学院搞一个活动，把余华、莫言、史铁生、刘震云请了过去。这是余华认识史铁生以后他的第一次长途跋涉，当时余华和莫言、刘震云三个人把史铁生扛上火车，刘震云身体比他和莫言强壮，负责背着铁生上火车，余华和莫言负责把轮椅和四个人的包弄上火车，到了沈阳以后，就是马原背着史铁生走了，他比刘震云更强壮。他们在辽宁文学院进行了一场足球比赛，在一个篮球场上，他们是北京队，他们让史铁生当守门员，史铁生坐在轮椅里，他们说你就在这待着，把门守住，不过辽宁文学院的同学不敢踢，怕把史铁生踢坏了。余华告诉那些学生们，你们要是一脚把球踢到史铁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了，所以学生们不敢往他们的球门踢，只能防守，不能进攻，整场比赛就是余华他们围着学生们的球门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