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袁崇焕学术论文集

叫阎崇年。 阎崇年，山东蓬莱人，汉族， 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 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等十六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 。倡议并创建了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倡议并主持第一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三十二）袁崇焕冤死之谜 阎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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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山东蓬莱人，汉族，现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孔庙与国子监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蓬莱市戚继光研究会名誉会长。[3著名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清史、满学，兼及北京史。为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系列讲座，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社会反响，被誉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元勋”。2004年，阎崇年初登CCTV-10频道“百家讲坛”，主讲《清十二帝疑案》系列，共37讲。2006年9月，阎崇年再登“百家讲坛”，主讲《明亡清兴六十年》系列，共46讲，并出版同名图书。2008年3月，阎崇年三登“百家讲坛”，主讲《康熙大帝》系列，共23讲，并出版同名著作。2012年，阎崇年第四次登上“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共64讲。纪连海，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师。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学科带头人，西城区兼职历史教研员。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CCTV—10《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之一。其主讲“正说清代名臣”系列（和珅、纪晓岚、刘墉等）激情澎湃、诙谐幽默、设问解疑、鞭辟入里，极受欢迎，收视率屡创新高，成为亿万观众热捧的超级学术明星，被誉为《百家讲坛》“十大名嘴”中的“最另类”。

袁崇焕论文的开题报告该怎么写

传说中的上古时期，天地一片混沌，万物处于一片蒙昧之中。盘古一斧劈开天地，诞生了日月，世界便有了光。有了光，自然也有了影；有了光影，是非黑白便开始分明。阳光与阴影是一对相生又相克的矛盾体。阳光热烈、明亮、通透地洒在大地上，于是使隐晦的阴影展现出羞愧的轮廓。阴影怯懦、森然、鬼祟地藏在实体的背后，巧妙地避开了阳光下的透视与灼烧——阳光与阴影的界线明晰而深刻。选择阳光还是阴影——是人生中重要的课题。选择站在阳光下，便选择了顶天立地的姿态，更选择了一份沉甸甸的承担与忍受。“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阳光下生活的人们，必须褪去阴腐的气息，活出一份坦荡，不惧怕人性的污点在太阳底下曝光。希图虚伪的修饰，固然能一时保存光鲜的躯壳，但真相和时间迟早会将他推到日光下，将那份光鲜摧毁、剥离。选择站在阳光下，不仅选择了一种人生态度，更选择了堂堂正正的气节和直面困难的勇气。国运凋敝的明朝末年，是谁一马当先冲出关隘闯入枪林弹雨的战场？袁崇焕扛着那面千疮百孔的大明的旗帜勇敢地面对疮痍的大地和如狼的敌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阴影中敌我双方的暗箭不约而同地向他射来，可他却不愿退后一步，宁愿倒在阳光下的血泊里。越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那勇敢越是执著，越是悲壮——当多数人逃到了阴影中苟延残喘躲避锋芒的时候，荆轲留在了阳光下，岳飞留在了阳光下，秋瑾留在了阳光下……肉体和生命在烈焰中消逝，精神的光辉却在太阳下永生。然而从古到今，不乏有人将阴影看作人生的温床、生命的港湾。阴影的安逸与暗箱诱惑了太多的人，让他们忘却了同样寄生在阴影里的病毒与虫鼠，甘愿以匍匐的姿态牺牲尊严以换取所谓的成功。蛰伏在阴影里的人们，恐怕心灵的阳光早已所剩无几了吧——欲念就像一座座大山遮蔽了所有的光明，卑屈的姿态也正是他们可悲心灵的缩影。于是在这时候，我更怀念阳光满地普照众生的情景。我愿更多的阳光照进人们心中，洞穿私欲的屏障，让这世界更坦荡、更光明。点评：本文的最大特点便是——大气。无论是论点、论据，无不彰显出一种洞穿表象、直视本质的功力。其实，“阳光与阴影”本不算一个新颖的话题，但作者能在深度上下功夫，以一种超越实际年龄的眼光，将此话题向历史的纵深延伸。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所在，也正是我们建立美好和谐社会的根基。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资料来源：浅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内容提要：金庸小说风靡一时，近几年更是作为影视作品的题材被反复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庸小说已经不是单纯模式上的武侠小说。但是读者们更为津津乐道的、更为着迷的还是金庸笔下的侠义故事、英雄侠士。本文拟对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和侠义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从另外的角度解读金庸小说。 关键词：小说分析 金庸 侠义精神 文化研究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你好，请 登录 或 注册 孔庆东看武侠小说 2006-03-05 17:25:13 来自: 丹丘生 (重庆) 提起武侠这个词，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这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个基本词汇了。但是这个词汇所包含的内容，“武侠”这个词所指的那种人，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神秘。“武侠”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既要身怀绝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还带有一点神秘色彩，高来高去的，平时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侠，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武侠这种人真的是那么神秘吗？真的是离我们很远？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之外很遥远的一个地方藏着，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出来吗？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其实武侠作为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自从出现了国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压迫，出现了社会不公正，出现了不公平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有武侠了。所以这种人物，才永远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梦幻之中。我们有一句俗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凡是我们所梦想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毫无现实生活的根据的。 武侠到底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如果讲起学问来，这是很复杂的，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讨。我介绍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武侠的精神最早来自于墨家的精神。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法家、农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武侠是不是来自于儒家？也有这样看的，因为儒家有一种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这种精神，“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因为它是正义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应该说，在儒家的思想里面，也有一定的这种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这种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种精神，叫做“兼爱”，用我们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说，牺牲一点个人的利益，去为他人谋福利。 所以说，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牺牲精神，儒家还讲一点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牺牲自己，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较早的侠义精神的体现。至于说，很具体地论述“侠”这个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非子。 韩非子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是一个官僚，他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君王出谋划策，他反对侠。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里面有一段话，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对“侠”的概念的这种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一句对仗的话，把儒--知识分子，和侠进行对比，这两个呢，一个是以文乱法，一个是以武犯禁。在韩非子看来，儒和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坏东西。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的眼里，知识分子和侠一样，都是讨厌的东西，都属于扰乱社会秩序，不让统治者好好睡觉的人，统治者把国家搞得安定团结的，偏偏有一种人叫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人叫侠，整天出来捣乱。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这堵车，那儿不公正，知识分子成天提意见；而侠他不提意见，他直接捣乱，他直接越过“警察”，自己去维持“交通秩序”，所以这些家伙，在韩非子看来，都属于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我们看韩非子这个立场，他是很简单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论述侠和儒的。他的这些观点，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够认同。 不过，他从反面，也指出了侠的一个功能，他的立场，虽然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把儒和侠最早联系起来这个思想，我们可以说，它是很深刻的。从韩非子的话中，给我们一个启示，侠的社会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们都是为社会鸣不平的。那么侠和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评态度，从批评的角度，一样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一般看来，我们觉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两端的，离得很远哪。古代上朝的时候，文东武西，两班站立，好像是两端，其实不然，恰恰文人和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他有一本书，是研究武侠小说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侠客梦》，这个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侠客梦》，恰恰是文人，最喜欢做侠客梦。侠客，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我们主要是从小说中见到的，而小说都是文人写的，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来的，所以侠和文联系得是非常紧的。如果我们说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武侠文学的最早的源头。那还不是正式的武侠小说，但是是武侠文学的一个源头。那么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怎么论述“侠”的呢？在《史记》中有两个“列传”，一个叫《刺客列传》，一个叫《游侠列传》。司马迁他的原话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这段论述，是对武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们注意一点，司马迁这里没有提到武，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侠是可以没有武的。我们今天一说，就是武侠武侠，似乎侠都必须有武，都必须有一点过人的本事，其实侠是可以没有武的。那么司马迁论述侠的特点，说他们的主要特征是，言行不合乎社会主流。不是说领导说什么，他马上就跟着说什么。但是他们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这人讲义气，说话算数，男子汉大丈夫。然后是“不爱其躯”，就是不过分地爱惜自己的生命。 我们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点损害，在公共汽车上被人家挤了一下，就要吵起来，过分地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侠客呢，是不过分爱惜自己的身体，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存亡死生”，救了别人的生命之后呢，又“不矜其能”，不夸耀自己，不要老惦记它。昨天是我帮了你的忙，那天我还帮你买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这些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经有一个“谬论”，我到处传播这个“谬论”，我说，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是谁呢？就是雷锋，雷锋是我们中国当代的“第一大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发表我这个“谬论”的时候，学生们也不理解。他们说，雷锋怎么是侠呢？雷锋他也不会武功啊！雷锋虽然是个解放军，他也没打过仗啊，他是个开汽车的解放军啊。那么我跟同学们讲，是不是侠，跟他会不会打仗，跟他会不会武功，没有关系，只要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谋利益，“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瓢泼大雨之夜，看见妇女抱着小孩，他帮助她送回家去，帮助老大娘过马路；自己攒的钱寄给灾区，这不是侠，是什么？这就是侠！人们为什么被雷锋精神感动？为什么喜欢个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呢？是因为他身上有侠的精神，大家觉得，这个东西了不起！所以学雷锋才学得起来，而不是说，他一定要身怀绝技，才去学他。 那么，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来是“武侠小说”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叫“武侠小说”，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当时都是有种种其他的名字。“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以后，我们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方便而发明的一个术语。比如说，在《唐传奇》里边，就有很多武侠题材的作品。只不过当时不叫武侠，有的是写一种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于武侠中的武这一面；有的是写一种很不平常地帮助别人的一种侠行义举。唐朝之后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说里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说”，“公案小说”里面有一些武侠人物。这些武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逊色。总之，是武侠在现实生活中和在文学作品中的发展，似乎有一个走下坡路的趋势。其实，是随着封建国家机器的强大，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所以侠的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国家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警察，有军队。那么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武侠文学的资源，汇聚起来，产生了一部古代最杰出的，最著名的武侠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水浒传》。 那么《水浒传》，以前我们把它叫做公案，后来的文学史也把它叫做“英雄传奇”，这都是对的，它是英雄传奇小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呢，《水浒传》也是古代最优秀的武侠小说的代表。我们今天想一想，《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标准的一个一个的武侠吗！要武有武，要侠有侠，它所弘扬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侠精神。所以《水浒传》给了后世无数的武侠小说以思想的和艺术的启迪。一直到清朝的时候，武侠小说都在不断地发展。 比如，清朝后来就出现了像《三侠武义》、《七侠武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还有著名的，像《儿女英雄传》、《好逑传》。到了这部分小说，慢慢出现了一个“英雄加儿女”的模式，有男侠客，也有女侠客，或者侠客旁边有一个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时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或者说，走向最黑暗的时候，武侠小说也一蹶不振，长期没有很优秀的作品出现，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一落千丈。侠客本来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光辉万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说里，武侠都成了朝廷的鹰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们想，武侠一开始是什么人呢？按照司马迁的那种写法，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我们不要以为，社会闲散人员是一个单纯的贬义词，闲散人员里边有坏人，但是也有好人。这些侠客是凭着自己的良心，为社会鸣不平，他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他就出来帮助弱者，拔刀相助。一开始，侠客应该跟朝廷，跟秩序是处在对立面的，他应该是跟朝廷作对的。所以韩非子才说“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点功夫，就来破坏法制建设。韩非子是这样批评他们的。正因为他跟朝廷是对立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要大力地镇压侠客，特别是镇压武侠。那么镇压来镇压去，杀的杀了，死的死了，还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买了，收买了就把他融进了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把他吃进去了。这些侠客就变成了朝廷的人员，变成了“捕快”。 所以我们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说，都叫什么“公案”--《于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那么这些公案小说里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是一个政府的清官。这些小说里的侠客，一个一个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后，就变成了包公身边的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我们一看京剧，包公一开头就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那么这些人物一旦变成了“张龙、赵虎”，他就没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备英雄的色彩。我们今天看戏，我们去看包公戏，谁去注意台上王朝、马汉的形象呢？没人注意，他站在那儿就是一龙套，今儿这演员病了，换一演员还能演，我们并不提意见，我们只对包公这个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么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开封府尹，只不过他是一个清正廉明的高级领导人而已，他是一个大清官。那么人民为什么要看包公戏？为什么需要包公？就是因为社会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经常有冤假错案，可是除了冤假错案，人民不去呼唤法律健全，而是呼唤包公，希望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清官，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那么这种幻想反过来又加剧了法制的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靠一套制度，靠一套办法，靠一套规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这个，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满足一种梦幻中的需要。那么到了“包公”铺天盖地的时候，武侠就隐没了。 可是由于晚清时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问题，虽然武侠小说中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却越来越需要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运动中，比如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这些人中开始重新鼓吹武侠精神。包括鲁迅等人，他们都很推崇一种带有侠义色彩的铁血精神。晚清的革命党人，从武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种侠义，“侠义道”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知道著名的革命党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个号，叫鉴湖女侠，自号鉴湖女侠。其实很多革命党都是起了这样一个带有武侠精神的号，以侠客精神自诩。他们认为，要改变当时中国的现实，非有一腔侠义精神不可。 我们都知道谭嗣同的故事，谭嗣同他自己愿意，为了变法而流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中国变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牺牲，他说“此国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请自嗣同始”--请从我谭嗣同开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来慷慨就义。这种侠义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么在晚清的时候，侠义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开始逐渐地复苏，国人就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侠义精神的堕落有关系，国家腐败了，没有人出来挽救山河。我们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它是很悲壮。我们看，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了一次又一次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其实看上去是明明要失败的，不过是在海外募集了一点钱，然后回来制造炸弹，然后找几十个人，怀里揣着炸弹，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弹，就去攻打总督衙门，那能胜利吗？如果用统治者的话来说，这不是来送死吗？所以这些起义大部分都是寡不敌众，这些革命党大多数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从军事上看，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一次又一次这样的牺牲，它积累起一种思想意义，能够唤醒国人。所以我们如果去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时候，是会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自己去的时候就知道要失败，要死。很多朋友可能还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我们看《与妻书》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来了，他已经告诉自己的妻子，以后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击石，但是他就是要抛弃自己那样幸福的爱情生活。所以说，这些人是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侠客。 那么到武侠小说中的这种侠义精神的恢复，是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新的武侠小说，我们后来把它叫做“现代武侠小说”。可能一些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样的名字。比如说，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纪大的朋友会读过。还有还珠楼主，这样的名字可能你们知道。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新的武侠小说。后来就慢慢地进入一种繁荣阶段，出现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恺然。他有一个重要作品，叫《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个小说里面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这里塑造的；还有一个，也是历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当年和谭嗣同有过来往的这样一个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在这部小说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个，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节是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这个后来很多影视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国大力士打擂比武，并取得胜利的。这个情节，它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当时很轰动的新闻。在这个小说中，他写霍元甲三打外国大力士，他写霍元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国人受辱。其实，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侠，他是不轻易出来走动的，不轻易出来参与俗事的，每天经常出来参与各种媒体，参与各种集会，这些人往往不是大侠，有一部分可能是；不是，也不是修养很高的人。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武术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轻易不打架的，跟别人发生冲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这种人，本来也是应该安安稳稳地，过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外国大力士在擂台上公开地侮辱中国人，所以他要为国雪耻，不让国人受辱，所以他才出来。所以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无端找他们这种受人豢养，供人驱使的大力士比武，实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认为，这个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这些大力士，这些所谓“大力士”就是受人豢养的，到这儿来表演挣钱的，我跟他们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吗？多跌份哪！为什么还要出来去比呢？是实在忍不下这口恶气。那么霍元甲在为国雪耻的同时，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没有因此，就是打败了外国大力士之后，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强，外国人不行，他没有这样。所以他并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说的“报国”的这个“国”，并不是朝廷，而是中华民族。他说：“至于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们当小百姓的帮扶。”这个小说里边，写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报国，我为国雪耻，是这个民族，不是那个朝廷。所以这里面，就表现出平江不肖生这个作家，他所推崇的侠义精神。其实是一种人民性，是一种出乎天地正气，为国为民的大侠精神。 而现代武侠小说，从一开始所奠定的现代武侠精神，后来在梁羽生、金庸那里，都得到了继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说，梁羽生、金庸他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许多基本东西都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只不过接过来接

导师崇高师娘优美论文的学术性

观点人民日报：一篇大谈“老师崇高感与师娘优美感”的论文，在七年后被撤稿。堂而皇之作奇葩谄媚，不仅有损核心期刊严肃性，也在极大浪费学术资源、挫伤学界公信力。此等论文畅行无阻，一句“审核不严”“定位不符”显然难以服众。只有深刻反思学术垄断与裙带关系，才能避免让学术纠偏沦为哈哈一笑。中国青年报：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之外，这项研究与“黑河计划”有何必然联系?是否偏离了项目计划书所设定的内容?他的“91125019”号项目拿到了多少科研经费?这些问题仍需要基金管理部门、经费使用部门和所涉学者作出回答。新京报：倘若这样一篇极尽谄媚的描述“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文章，能够继续作为核心期刊标准而存在，那么对那些为了发表论文而焦虑、脱发的研究生来说，简直是个黑色幽默。深度分析(一)为何要拍导师马屁1.利益关系作祟纵观古今学术史，不同师门形成的学术派系之间争斗不休，而师门内部则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结构，甚至是等级。在今天，一个师门不仅是一个学术圈子，往往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附着在上面的，不只是学术研究上的相似旨趣与思维方式，还有人脉

因为在近些年网络上暴露出了很多导师压榨学生的现状，以老师的身份让自己的学生去做一些私事。

论文作者写了导师程国栋夫妇的事例，为了阐述“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并且获奖了。但是调查后发现项目申请书中提供了大量的虚假信息，所以做出了严肃处理。

此事原委是一名在校生的毕业论文内容以吹捧师娘和导师为主要内容，全篇不涉及专业学术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这样的论文居然还顺利获得通过，在此事被曝光后，相关人员已经得到了处罚

学术会论文集

不可以。论文集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把各种主题类似的论文集合在一起。比如说：法律论文集里的论文都是与法律相关的。论文集可以作为一本书或期刊的增刊正式出版，用以区别学术期刊。论文集也可以是综合多种形式的论文集结在一起，合订成的一本书。

会议论文集论文算正式发表吗?会议论文集是一些学术会议出版的在会议上宣读的文章的合集，也是一种正规的出版物，但它与学术期刊有很大区别，虽然与期刊区别很大，但只要是在正规会议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就是正式发表，是受认可的论文发表。

论文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附于期刊的论文集，一些刊物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或者是为了庆祝某些节假日纪念日，或者是针对某一个研究方向出版的论文合集，另一种论文集就是会议论文集，一些学术会议在会议结束后会将会议上宣读的文章出版论文集，会议论文集的发表价值要高于期刊论文集。

论文崇拜病不只是学术期刊带坏的

最简单的就是从学生的口里听说老师，作为学生，是与教师直接接触最多的人，学生对于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教学理念等都有直接的了解。

一、出台制度或措施。

为了有效遏制高校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不少高校也出台了有关学术道德规范及学术不端行为处理的制度或规定，形成制度上的有效约束和有力保障。比如，硬性规定必须采用论文查重系统，出具相关检测报告等等。

二、成立学术学风委员会。

教育部科技委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负责对高校学术不端的调查，主要任务包括：受教育部委托对高等学校有影响的学术不端行为，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贯彻落实国家和教育部学风建设相关文件精神，拟定高等学校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规范学术行为的基本准则等文件。

三、加强宣传，加大学术道德教育。

高校通过校内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宣传橱窗等各种有效途径和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学术道德宣传教育活动，举行学术诚信签名承诺活动，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术学风氛围。在美国，一些大学要求对新生和新教师都要进行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培训。

四、采取有效手段，加强监督管理和处罚力度。

进一步改革、完善高校的相关评价机制，合理应用知网论文检测系统开展论文检测。正如美国的杜克大学各个院系建立起相关专业的网络文献库，并利用一些“反剽窃网”提供的专门服务。

扩展资料：

学术不端的危害：

1、学者声誉受损

学术不端行为会损害我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声誉，阻碍各个领域的科学发展。对学者来说，实事求是是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责任，因此，诚实是我们最核心的态度。

2、在国际学术中声誉受损

学习和生活离不开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在大众心中，学者往往是道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人。而且，如果我们利用大众的这一心理进行学术不当的行为，就会使我国整个学术界都不受尊重，从而让许多学者失去应有的动力，使整个学术环境非常腐败，从而使我国的学术水平陷入停滞。

本民科认为， 其实原因很简单啊！ Science，Nature等大排 科技 刊物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而能够获得诺奖的真正的原始创新思想却又是非常超前的，几乎不被当时保守的芸芸众生所理解， 往往是要等到数十年后，乃至数百年后才能够被人理解并接受! 比如，希格斯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论文被拒收，可一直到这个世纪才获得诺奖，跨度数十年! 这在诺奖中屡见不鲜! 本民科的终极粒子模型几年前曾经投稿Nature，自认为无懈可击，可很快就退回， 本民科也懒得跟他们理论， 因为本民科非常明白，所谓的同行评议全是一群物质思维的人，跟他们说超越物质的理论，岂不是对牛弹琴？ 所以，顶尖的科学刊物不可能有获得诺奖的论文很自然，不足为怪! 他们命中注定， 与超越物质的科学革命无缘! 像“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米国总统一样，其它的“诺贝尔奖”也会根据西方人的需要，胡乱颁发。例如：“光电效应”忽视了金属氢的“磁力矩”切割地球磁力线释放的电磁波。 这很正常。其实也就说明了，现在中国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和很多科研机构普遍存在的刊物崇拜本来就是一个笑话。 要想了解其中的原因，首先必须要了解期刊发表的过程。学术刊物的选稿基本上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叫做编辑选稿，另一种叫做同行评议。所谓编辑选稿很好理解，就是指由期刊编辑对所有的来稿进行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刊发。同行评议指的是，期刊编辑只做一些最基础的筛选工作，一般是针对文章本身的格式规范和作者本人的资历要求进行简单的初步审查，至于论文的实际水准是否过关值得刊发则由该领域的专家进行评审。在评审通过以后，则安排刊发。 同行评议是在国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逐步成熟的一种学术刊物的选稿方式。在中国引进的时间大约是在世纪之交。就现在来看，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刊物的主流选稿方式。编辑选稿的期刊还有但是数量很少，而且学术地位普遍不高。 因此，现在要在优质期刊上发论文，就必须通过同行评议来完成。 接下来谈一谈这套制度的优缺点。 这套机制设计的初衷有两点。第一，随着科研的逐步深化和细化，学术编辑本身也不可能了解该学术领域内所有领域的发展状况，也就使其很难对非常专业细分领域的论文进行评判。在这个时候，让具有评判能力的同行专家承担这种责任，确实有合理性。第二，无论是谁来做编辑都会有自己的选稿偏好，这种偏好会带来主观方面的扭曲。引入同行评议，弱化编辑权力，可以降低编辑选稿的主观性，让学术期刊的选稿过程更加客观化。 应该说这种设想在后来的实践当中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所以将这种设想作为同行评议的优点来看待，其实也没有太大问题。不过同行评议同样存在着一些缺陷，随着这套制度的推行，时间越来越长，缺陷暴露的也就越来越明显。 第一，同行评议容易形成小圈子文化。因为能够参与这个评价过程的学者其实不多，很多学者相互之间都有联络，于是就会形成相互之间提携把持学术权力的小圈子现象。这实际上对于学术发展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光中国如此，西方学界也存在这种问题。 第二，同行评议模式下更倾向于支持常规研究成果的发表，而不是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发表。这个原因比较简单，开创性研究成果，由于具有突破性，会使得很多既有的研究成果在短时间内立即失去价值，因此很容易受到学术领域内大量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人又具有了同行评议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阻止此类成果在期刊上发表。所以同行评议模式实际上是不利于开创性研究成果发表的。这也是国外很多学者对于这种选稿模式的批判所在。 除了同行评议的审稿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导致顶级期刊很难发表具有突破性 历史 价值意义论文的原因在于这些期刊对于研究成果的完善性要求比较高。而很多突破性研究，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实现成果的完善化，所以相比较常规研究来说，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纵观多年来诺贝尔奖颁发的情况，这种顶级论文最后却只能到非顶级乃至于很多不知名的期刊上发表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关于人口红利的论文是发表在一所大学学报上的。某些学者的论文甚至于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业内传播。有一些是会议论文。甚至于某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以报告的形式传播出来的。 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大学当中普遍存在的期刊崇拜论是非常可笑的。大部分论文在发表后10年以内的引用次数是小于5次的。甚至于有相当一部分论文写完以后是没有任何引用的。而顶级期刊当中的论文，绝大部分也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10年以后依然能够被人提及的人凤毛麟角。

我非常赞同这种言论。每一个教师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够评得上职称，净化教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