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形成机制研究论文

传统村落形成机制研究论文

传统聚落文化浅析【导读】本文通过分析传统民居现状，提出聚落生态文化的概念，并运用生态学、景观学、建筑物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其基本特征、形成机制、景观价值、空间特性及社会和经济效益等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聚落文化发展与技术结合的重要性，人聚环境规划、开发、利用、保护的设计原则及相关对策，对今天日益升温的民居聚落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 前言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民居聚落及其相关的形态、景观、文化有极高的自然、景观、历史、人文及经济价值，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经济、旅游开发活动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某些聚落独特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步丧失，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去合理规划、开发、利用、建设这些宝贵的资源，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2 聚落生态文化的概念传统民居聚落因地域、气候、民族、文化、经济等不同而千差万别，目前能够保存下来的原因及机制却有着共同之处，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其区位相对偏远，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交通信息不够发达，受现代文明冲击较少，这样的居住形态是自然、人及人聚环境相互选择形成的。特定的聚落文化也是依附于这种特定的形态，在长期的选择过程中，自然与人文及建筑空间形态不断融合、进化，形成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生态体，有着较为独立的系统特征及生态运行机制，体现出特定的文化特质及场所精神。综合各种因素，这种人聚环境已演变成为一种居住文化形态，且具备生态特征，在此，我们称之为“聚落生态文化”。3 聚落生态文化分析聚落生态文化基本特征聚落生态文化在生成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和生态两个方面的特征。(1)系统特征人类聚居点本身就是由各种自然及人文场所构成的系统，由此衍生的文化生态体也同样具备系统的特征，这种系统本身是自律、调和、均衡的，在没有特别外力作用下，它将保持这种文化形态持续发展，这也是现在许多文化聚落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2)生态特征传统村镇聚居点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生态特点，它们象一簇簇植物一样，在多种人文及自然条件制约下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并由小而大的向前发展，形成今天这样的布局规模及形态，它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其中记载和蕴含了历史、人文的沧桑及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斗争历程，这也是现存聚落空间魅力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与自然共生——聚落空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征与所处自然环境特点有直接联系，依赖于自然而生存，人类的局部活动也影响自然环境形态的改变，在缓慢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活动主体的聚落与自然空间磨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一个局部的自然——人类——生态系统，即居住生态体。②生态链的完整是聚落空间文化形态存在的基础。人及聚落与自然空间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互动。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空间及物质条件，人类也在自然中塑造着符合于自然规律的居住模式和文化，并赋入自然新的改造与内容，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人类是其中的一个消费者，因此适度开发及改造自然是维持这一生态链平衡的重要法则，当这一活动在大自然的自我调节范围内时，自然对人类是宽容和仁慈的，而受惠于自然的人类也有情于自然，这种和谐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村镇聚落发展中的具体体现。保持聚落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也是人类居住文化链节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生态文化因子的存在，才使人类居住文化生态得以平衡，若采用破坏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则无异于人类过度使用地球有限资源所带来的后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永久丧失这一文化资源。③聚落文化的生长机制体现出明显的生态学特征，人类对历史文化的崇拜来自于它们漫长岁月所形成的深厚积沉，由于我们无法洞悉其形成的 论文题目：根据课堂所学内容，结合个人兴趣，选择以下任一研究方向，开展课后继续学习，并拟写相关论文：1.居住空间理论探索；2.传统民居聚落文化研究；3.优秀传统民居聚落的保护利用策划探讨（可结合相关工程实践）。基本要求：1. 在课堂与课后学习的基础上，要求有新发现和新见解，避免他人观点的罗列、拼凑，不可存在剽窃和抄袭现象。2. 务求论点明确，论证严谨，论据充实、可靠，文字精练，字数以 3000－6000字为宜。3. 符合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应附中文提要(150—240字)及关键词(3—5个)；论文的标题层次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如：一级标题1，二级标题1．1，三级标题1．1．1。层次逻辑关系必须清晰。4. 行文严谨，参考文献、资料和数据要认真核对，引用他人成果要注明出处，参考文献格式规范（作者．文题/书名．期刊/出版地：出版社．发表/出版时间：页码．）。5.本页为结课论文统一封皮。6. 课程论文提交：2009年1月4日之前。

徽州地区传统村落能够大量保留至今的原因是：当地地处山区、地形封闭，这有利于传统村落的保存。

历史上古徽州地区的交通运输受当地山区地形限制，以发展水运为主。而在水系难以完全沟通的情况下，则通过陆路方式沟通。而由于山区丘陵的限制，古徽州地区的交通便捷程度较低、可达性不高，正是这种交流载体的不通畅，使得该地区受外界影响较少，继而形成了地域特色明显的传统村落文化。

扩展资料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在组织过程中受到了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总结空间过程的驱动机制，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驱动。

内部动力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影响着村落空间格局的自主形成，外部动力包括文化环境和经济因素。

内部动力是影响村落空间格局发展的常态动力，是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基础性影响，其对空间格局的影响具有持续性，是一个自主演化的过程，但是推动力相对缓慢，为长久积累下来影响到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

而外部动力则对村落空间格局的影响较为快速和明显，是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变革性影响，村落在此过程中是一个被动演化的过程，短时间内即可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形成较为显著的影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 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即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低，广大农民的温饱还难以保障，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穿衣吃饭和粮食需求问题，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维持农村和全社会的安定。正当几亿农民所关心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农村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飞速进步，农民一直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成了现实。这个时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两个文明一齐抓。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上世纪年代初，我国又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五中全会所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 （更多新农村论文） 一是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根治、不解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很难赢得主动、就容易出现波折。 二是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以上，财政收入达万亿元，这对于建设新农村非常有利，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否则，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会落空。 三是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是基于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缩小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耕地在过去年中减少了亿亩，人均下降到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而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多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扩大到∶；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已经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因此，中央审时度势的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与城市不同，应与农村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到小康.

徽州传统村落能够保存至今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徽州人勤劳，善良；2、徽州人自古以来重教育，培养出来了许多秀才状元；3、徽州人不轻视商业，儒商思想大行其道；5、徽州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战火难以殃及百姓……。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现状论文

阅读《佛山古村落》 佛山古村落保护的现实局限和制约因素 从本书实地调研的95处佛山古村落来看,目前普遍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空心化和建设性破坏。这其实反映了古村落原居民对于古村落成者是形式上的整体遗弃,或者是碎片化、零散化的建设性破坏。这两者在本质上则共同反映了古村落原居民对古村落至少在当下依然堪称为主流的态度,反映了古村落居民对古村落资源的价值认识和未来命运之选择有鉴于此,客观上可以说古村落的保护、传承、活化、升级目前尚存在着本质上的主体缺位。而这种主体缺位的背后,则存在着法制、管理、规划、资金、教育和技术等多种复杂的现实局限和制约因素。 法制因素 (1)农村土地政策滞后 佛山市在农村实行“一户一宅”的国家政策,缺乏基于地方实际的灵活调整机制,“旧房宅基不拆,新房地基不批”,客观上与村民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矛盾,客观上与村民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存在一定矛盾导致古村落内村民不得不拆旧屋建新房。加上缺乏基于地方实际的灵活调整机制,缺乏对新建建筑的层高、外形、体量和色彩等的控制,使得不协调的新楼凸现于许多传统古村落中,严重破坏了古村落的传统风貌和建筑文化艺术氛围。“一户一宅”的土地政策给佛山古村落的保护带来的消极作用是普遍存在的,而在城(镇)中村和城(镇)边村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如禅城区石湾镇湾华村、顺德区杏坛镇髙赞村、南海区九冮镇烟桥村、三水区白坭镇祠巷村和高明区杨和镇豸岗村等,这些村落的格局大部分保存较好,但村民迫于现在的土地政策与居住需求的矛盾,不得不拆掉老房子盖起现代新楼房,使得村落的传统风貌遭到较严重破坏。 (2)法律法规不完善 佛山古村落具有文物的特征、属性和价值,却又往往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国家《文物保护法》仅保护村落中的文物保护单位,未对村落整体纳入保护范畴。而对古村落的保护,目前又尚无其他法律可依,佛山市也没针对古村落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因而导致大量未列入或不宜、不能列入文物保护范畴的古村落,正面临着法律法规缺位,对破坏行为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和惩罚。这种情况在佛山的古村落随处可见,如禅城区石湾镇湾华村南街村4巷3号蚝壳民居和沃秀坊5巷3号中西合璧式民居,历史价值较高,但由于不是文物建筑,导致被遗弃或遭随意改造,保护前景不容乐观。 管理因素 (1)管理部门间缺乏协调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和山体水系跨界等因素,使得村落周边环境的管理权限复杂,各部门间又缺乏常态沟通协作机制,使得保护工作难以推进。如村落周边河道的环境和水质治理,村落周边山体的开挖与建设等,往往涉及多个行政主体和管理部门,各部门对古村落这些水系和山体的价值认识不一,缺乏协调,使得破坏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如南海区狮山镇黎边村,由于文物部门、规划部门和交通部门前期缺乏很好的协调,使得村落前风水塘被修建的高速公路侵蚀,村落景观环境和整体格局遭到较大破坏。 (2)管理人员专业知识不足 佛山市镇村一级的管理人员在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遗产保护相关知识等方面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遗产保护工作不能更积极有效地开展。对村中一些片面求新,使用与历史风貌不相符合的新材料、新工艺造成保护性破坏”的现象未能及时干预。如南海区九江镇烟桥村、三水区西南街道望西村和顺德区勒流镇龙眼村等,当地管理人员对应该保护什么而不该保护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甚至有“求新求洋”的心态,而导致对筑的保护性破坏。 (3)缺乏保护资金 当前佛山古村落保护资金投入主要依靠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对社会资的投入缺乏引导和政策激励,保护资金来源单一,导致不少地区古村落保符资金不足而被搁置,甚至成为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是本次调研中每个村都反映出的棘手问题,如南海区狮山镇黎边村传统风貌和格局保存相当完整,区位上也有进行旅游开发的条件,却因为保护资金奇缺,基础设施不完善,空心化十分严重,只剩下几个老人守着古村,村落日趋凋零,正一步步走向消 (4)缺乏保护激励机制 佛山市在提高民众保护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上还普遍不足,大部分古村落未对传统民居修缮和活化利用设立激励机制,对合理保护和活化利用的行为未能给予奖励,使得村民对民居保护和合理利用缺乏参与热情,房屋空置破损和不合理使用现象普遍。这种现状在佛山的古村落保护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保护利用较好的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滘镇碧江村也是如此,村内主要街巷和河涌两岸表层建筑保护利用较好,但街巷内部往往却是大量的钢筋混凝土楼房,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传统民居保护和活化利用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 规划因素 (1)保护发展规划缺失 本次调研中,已经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村落不足10%,大部分古落尚未编制保护规划,未对村落历史建筑进行认定和登记,使得村落重要建文化遗产不能及时纳入到规范保护的范畴中,村落格局和风貌难以保护和控制,存在建设不当而造成破坏的现象。特别是保护价值较高的禅域区南庄镇罗格孔家村、南海区西樵镇碧云村、南海区九江镇烟桥村和三水区乐平镇独树岗村等,由于缺乏保护发展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使得村落的开发、建设和监督难以有序有效地进行。 (2)传统建筑缺乏保护利用指引 在已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村落中,大部分规划未能对村落历史传统建筑提出具体保护利用指引。因而在保护实施过程中,由于多数古村落并未事先制定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相关条例进行具体指引和约束,民众对传统建筑的再利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造成对历史真实性的破坏。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沿河涌的部分传统民居,原有建筑出入口在垂直河涌的巷道内或者河涌一侧是建筑山墙,而村民为了做生意,随意在河涌一侧的墙体开起又宽又大、装饰不合时宜的店面,这给原有连续宁谧的河涌沿岸景观环境风貌造成较大的干扰和破坏。 (3)“多头规划” 佛山古村落历史文化保护和乡村发展涉及众多管理部门,各部门往往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出发编制相应的专项规划,如旅游规划、美丽乡村规划、名村建设规划、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等,缺乏统筹安排,造成规划内容的重复和冲中突,实施中的反复、矛盾,浪费资源的同时对古村落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和损失。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溶镇碧江村均编制了旅游规划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但两个规划的内容存在不少重复和矛盾冲突,特别是对传统建筑的改造和利用上存在评价认定方式的差异,给管理部门的规划实施造成一定的困难 技术因素 随着村民用传统工艺建新房量减少和传统工匠年龄老化,传统建筑工艺 (1)传统建造工艺传承危机和技术面临严重的传承危机,佛山地区许多村落再难以找到熟悉传统建筑的造技术、材料配方和工艺流程等工匠,这对传统建筑的维护与修缮带来技术难。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滘镇碧江村均反映传统工匠过少,传统建造术面临消失,使得传统建筑的修缮成本水涨船高,进一步增加了当地政府和芃民保护传统民居的压力。 (2)保护利用模式单一 目前佛山许多古村落保护利用目标欠明确,不管村落所处区位的经济、交通和周边资源如何不足,均照搬套用其他村落的发展模式,多依赖建立博物馆和旅游开发,商业模式未能贴合村落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特色。模式趋同从而导致特色消失,甚至因过度商业化而使村落历史信息受到破坏,可持续性保护发展难以为继。如三水大旗头村主要依赖博物馆式保护,杏坛镇逢简村却主要依靠河涌开发游船项目和两岸民居自主经营纪念品、小吃店等,多样融合并且可持续的利用体系并未形成,对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深度挖掘和探索略显不足。 保护建议 产权改革,完善法规 (1)积极探索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 鉴于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与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不相适应的矛盾,建议佛山市积极开展古村落土地资源政策和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的探索,进行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鼓励“村有人居,以人护村”,适当调整古村落中新建房屋的土地政策,从根本上化解受保护传统建筑与农民新建房屋需求间的矛盾。进而局部调整、修正现行土地法规中对保护古村落及其文化不相适应的部分。 (2)出台地方古村落保护法规或条例 鉴于现行的《文物保护法》不能完全涵盖和适应古村落的保护,建议由佛山市政府主持,佛山市住建局、城乡规划局、农业局、国土局、文化局、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参与,尽快研究制定一部适用于佛山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专门性地方法规,或佛山古村落保护条例等,将佛山古村落的保护,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完善制度,智慧管理 (1)加强组织保障体系建设 建议成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委员会,并以委员会为基础,设立涵盖领导集体、职能部门、专家团队、操作主体等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联合工作机构,即古村落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或指挥部。同时,要进一步强调各级政府及文保、规划、住建、国土、旅游等部门在古村落保护利用方面的职责明确各部门职能分工,相互协作、条块结合、整合力量,综合协调和研究解决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切实加强对古村落保护利用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监督指导将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落到实处。 (2)加强古村落保护宣传教育 开展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素质,鼓励市民参与保护。各级政府要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地域文化历史教育培训,增加其保护责任感、使命感和管理能力,并把古村落及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纳入到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中,使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经济发展互动共赢。如顺德区北镇碧江村不定期邀请高校、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等各界专业人士在碧江金楼举行岭南文化的主题沙龙。 (3)分层分级加强保护利用管理 佛山古村落应坚持把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利用各自独特的资源,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和传统产业项目,形成保护、整治、开发的良性循环。建议将古村落保护利用根据其发展潜力与保护价值分为个层次,一是潜力较高、价值较大的重点保护的古村落,主要指省政府公有的,包括新评估认定的重点保护村落,建议以形成省域古村落,塑造地域性的古村落保护利用品牌为主要目标,由省和相关市(区)共同组织实施;二是展潜力与价值一般的只需常态保护的古村落,主要指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的古村落,建议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村落为主要目标,由相关市(区)及镇政府公同实施保护开发。三是潜力与价值均较低的需活态保护的村落,主要指那些村庄整体肌理与自身建筑风格已经鲜有遗存,但在非物质化上还存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地方特色的古村落,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教保护为重点,关注当地传统文化、传统技艺或民间风俗的古村落的传承和村落的文化记忆延续,激发古村落的生机活力。同时加强旅游开发管理,建立古村落商业旅游开发项目的综合评估和管理体系,明确保护与利用的有效平衡,逐步引导消费型旅游向保护型旅游方向发展。 (4)探索多渠道、多类型的资金支持措施 积极探索推动补助、无息贷款、贴息贷款等多种方式综合支持传统民居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佛山各区人民政府应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向中国传统村落倾斜,并鼓励本土乡贤、企业家回乡及相关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投资、租赁等多渠道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 (5)完善传统建筑维修管理制度 对传统建筑的维修保护,要充分利用传统民间建筑营造的维修工艺与技术力量,制定出适用于地方古村落和建筑维修的工艺技术标准与维修质量控制体制,解决受保护古村落中的部分建筑“看着房子烂,没有资质不准修、没有资格不能修”的难题。同时建立传统民居修缮和活化利用激励机制,对合理保护和活化利用的行为给予奖励,激发村民参与保护和合理利用民居的热情。 规划先行,加强衔接 (1)总体规划,加强衔接 在现有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市规划部门组织编制市域范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全市传统村落保护的原则、内容、要求和总体框架,加强规划控制。建设局、文广新局等有关部门开展专题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指引,并加快培养专业维修队伍,实现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的科学化、专业化、特色化。同时各类专项规划还要加强衔接,以统筹安排各项资金投入,避免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资源浪费。 (2)落实保护发展规划编制 积极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构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和环境协调区的保护体系。对新建建筑的体量、高度、色彩和形式等进行控制,切开发和建设行为必须符合保护发展规划的要求。同时,探索更具适合佛山市的保护规划编制和利用模式,应抓住其个性特色和价值内涵,突出规划编制的地域和文化适应性,实现“一村一策”保护发展。 系统研究,培育工匠 (1)开展学术研究 建议设置相当数量的古村落研究项目,并充分整合、利用国内相关学科以及边缘交叉学科的科研资源与力量,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视角的整体研开拓文化遗产研究新领域,总结古村落文化研究和保护经验,为佛山古村落有效保护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2)探索适合当地的保护利用模式 立足佛山古村落本身,结合村落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等条件,选择合理的保护利用途径,如村民参与式、博物馆式、整合周边资源。 （）3） 培育工匠

传统聚落文化浅析【导读】本文通过分析传统民居现状，提出聚落生态文化的概念，并运用生态学、景观学、建筑物理学等相关理论对其基本特征、形成机制、景观价值、空间特性及社会和经济效益等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聚落文化发展与技术结合的重要性，人聚环境规划、开发、利用、保护的设计原则及相关对策，对今天日益升温的民居聚落生态文化旅游开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1 前言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传统民居聚落及其相关的形态、景观、文化有极高的自然、景观、历史、人文及经济价值，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经济、旅游开发活动及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某些聚落独特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步丧失，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去合理规划、开发、利用、建设这些宝贵的资源，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2 聚落生态文化的概念传统民居聚落因地域、气候、民族、文化、经济等不同而千差万别，目前能够保存下来的原因及机制却有着共同之处，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其区位相对偏远，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交通信息不够发达，受现代文明冲击较少，这样的居住形态是自然、人及人聚环境相互选择形成的。特定的聚落文化也是依附于这种特定的形态，在长期的选择过程中，自然与人文及建筑空间形态不断融合、进化，形成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生态体，有着较为独立的系统特征及生态运行机制，体现出特定的文化特质及场所精神。综合各种因素，这种人聚环境已演变成为一种居住文化形态，且具备生态特征，在此，我们称之为“聚落生态文化”。3 聚落生态文化分析聚落生态文化基本特征聚落生态文化在生成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系统和生态两个方面的特征。(1)系统特征人类聚居点本身就是由各种自然及人文场所构成的系统，由此衍生的文化生态体也同样具备系统的特征，这种系统本身是自律、调和、均衡的，在没有特别外力作用下，它将保持这种文化形态持续发展，这也是现在许多文化聚落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2)生态特征传统村镇聚居点在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生态特点，它们象一簇簇植物一样，在多种人文及自然条件制约下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并由小而大的向前发展，形成今天这样的布局规模及形态，它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其中记载和蕴含了历史、人文的沧桑及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斗争历程，这也是现存聚落空间魅力所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与自然共生——聚落空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征与所处自然环境特点有直接联系，依赖于自然而生存，人类的局部活动也影响自然环境形态的改变，在缓慢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活动主体的聚落与自然空间磨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一个局部的自然——人类——生态系统，即居住生态体。②生态链的完整是聚落空间文化形态存在的基础。人及聚落与自然空间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互动。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空间及物质条件，人类也在自然中塑造着符合于自然规律的居住模式和文化，并赋入自然新的改造与内容，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人类是其中的一个消费者，因此适度开发及改造自然是维持这一生态链平衡的重要法则，当这一活动在大自然的自我调节范围内时，自然对人类是宽容和仁慈的，而受惠于自然的人类也有情于自然，这种和谐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村镇聚落发展中的具体体现。保持聚落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也是人类居住文化链节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生态文化因子的存在，才使人类居住文化生态得以平衡，若采用破坏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则无异于人类过度使用地球有限资源所带来的后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永久丧失这一文化资源。③聚落文化的生长机制体现出明显的生态学特征，人类对历史文化的崇拜来自于它们漫长岁月所形成的深厚积沉，由于我们无法洞悉其形成的 论文题目：根据课堂所学内容，结合个人兴趣，选择以下任一研究方向，开展课后继续学习，并拟写相关论文：1.居住空间理论探索；2.传统民居聚落文化研究；3.优秀传统民居聚落的保护利用策划探讨（可结合相关工程实践）。基本要求：1. 在课堂与课后学习的基础上，要求有新发现和新见解，避免他人观点的罗列、拼凑，不可存在剽窃和抄袭现象。2. 务求论点明确，论证严谨，论据充实、可靠，文字精练，字数以 3000－6000字为宜。3. 符合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应附中文提要(150—240字)及关键词(3—5个)；论文的标题层次采用阿拉伯数字分级编号，如：一级标题1，二级标题1．1，三级标题1．1．1。层次逻辑关系必须清晰。4. 行文严谨，参考文献、资料和数据要认真核对，引用他人成果要注明出处，参考文献格式规范（作者．文题/书名．期刊/出版地：出版社．发表/出版时间：页码．）。5.本页为结课论文统一封皮。6. 课程论文提交：2009年1月4日之前。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论文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阅读《佛山古村落》 佛山古村落保护的现实局限和制约因素 从本书实地调研的95处佛山古村落来看,目前普遍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空心化和建设性破坏。这其实反映了古村落原居民对于古村落成者是形式上的整体遗弃,或者是碎片化、零散化的建设性破坏。这两者在本质上则共同反映了古村落原居民对古村落至少在当下依然堪称为主流的态度,反映了古村落居民对古村落资源的价值认识和未来命运之选择有鉴于此,客观上可以说古村落的保护、传承、活化、升级目前尚存在着本质上的主体缺位。而这种主体缺位的背后,则存在着法制、管理、规划、资金、教育和技术等多种复杂的现实局限和制约因素。 法制因素 (1)农村土地政策滞后 佛山市在农村实行“一户一宅”的国家政策,缺乏基于地方实际的灵活调整机制,“旧房宅基不拆,新房地基不批”,客观上与村民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存在一定的矛盾,客观上与村民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存在一定矛盾导致古村落内村民不得不拆旧屋建新房。加上缺乏基于地方实际的灵活调整机制,缺乏对新建建筑的层高、外形、体量和色彩等的控制,使得不协调的新楼凸现于许多传统古村落中,严重破坏了古村落的传统风貌和建筑文化艺术氛围。“一户一宅”的土地政策给佛山古村落的保护带来的消极作用是普遍存在的,而在城(镇)中村和城(镇)边村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如禅城区石湾镇湾华村、顺德区杏坛镇髙赞村、南海区九冮镇烟桥村、三水区白坭镇祠巷村和高明区杨和镇豸岗村等,这些村落的格局大部分保存较好,但村民迫于现在的土地政策与居住需求的矛盾,不得不拆掉老房子盖起现代新楼房,使得村落的传统风貌遭到较严重破坏。 (2)法律法规不完善 佛山古村落具有文物的特征、属性和价值,却又往往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国家《文物保护法》仅保护村落中的文物保护单位,未对村落整体纳入保护范畴。而对古村落的保护,目前又尚无其他法律可依,佛山市也没针对古村落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因而导致大量未列入或不宜、不能列入文物保护范畴的古村落,正面临着法律法规缺位,对破坏行为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和惩罚。这种情况在佛山的古村落随处可见,如禅城区石湾镇湾华村南街村4巷3号蚝壳民居和沃秀坊5巷3号中西合璧式民居,历史价值较高,但由于不是文物建筑,导致被遗弃或遭随意改造,保护前景不容乐观。 管理因素 (1)管理部门间缺乏协调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和山体水系跨界等因素,使得村落周边环境的管理权限复杂,各部门间又缺乏常态沟通协作机制,使得保护工作难以推进。如村落周边河道的环境和水质治理,村落周边山体的开挖与建设等,往往涉及多个行政主体和管理部门,各部门对古村落这些水系和山体的价值认识不一,缺乏协调,使得破坏行为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监督。如南海区狮山镇黎边村,由于文物部门、规划部门和交通部门前期缺乏很好的协调,使得村落前风水塘被修建的高速公路侵蚀,村落景观环境和整体格局遭到较大破坏。 (2)管理人员专业知识不足 佛山市镇村一级的管理人员在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遗产保护相关知识等方面相对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遗产保护工作不能更积极有效地开展。对村中一些片面求新,使用与历史风貌不相符合的新材料、新工艺造成保护性破坏”的现象未能及时干预。如南海区九江镇烟桥村、三水区西南街道望西村和顺德区勒流镇龙眼村等,当地管理人员对应该保护什么而不该保护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甚至有“求新求洋”的心态,而导致对筑的保护性破坏。 (3)缺乏保护资金 当前佛山古村落保护资金投入主要依靠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对社会资的投入缺乏引导和政策激励,保护资金来源单一,导致不少地区古村落保符资金不足而被搁置,甚至成为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是本次调研中每个村都反映出的棘手问题,如南海区狮山镇黎边村传统风貌和格局保存相当完整,区位上也有进行旅游开发的条件,却因为保护资金奇缺,基础设施不完善,空心化十分严重,只剩下几个老人守着古村,村落日趋凋零,正一步步走向消 (4)缺乏保护激励机制 佛山市在提高民众保护积极性的激励机制上还普遍不足,大部分古村落未对传统民居修缮和活化利用设立激励机制,对合理保护和活化利用的行为未能给予奖励,使得村民对民居保护和合理利用缺乏参与热情,房屋空置破损和不合理使用现象普遍。这种现状在佛山的古村落保护中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在保护利用较好的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滘镇碧江村也是如此,村内主要街巷和河涌两岸表层建筑保护利用较好,但街巷内部往往却是大量的钢筋混凝土楼房,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传统民居保护和活化利用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激励机制 规划因素 (1)保护发展规划缺失 本次调研中,已经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村落不足10%,大部分古落尚未编制保护规划,未对村落历史建筑进行认定和登记,使得村落重要建文化遗产不能及时纳入到规范保护的范畴中,村落格局和风貌难以保护和控制,存在建设不当而造成破坏的现象。特别是保护价值较高的禅域区南庄镇罗格孔家村、南海区西樵镇碧云村、南海区九江镇烟桥村和三水区乐平镇独树岗村等,由于缺乏保护发展规划的引导和控制,使得村落的开发、建设和监督难以有序有效地进行。 (2)传统建筑缺乏保护利用指引 在已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村落中,大部分规划未能对村落历史传统建筑提出具体保护利用指引。因而在保护实施过程中,由于多数古村落并未事先制定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相关条例进行具体指引和约束,民众对传统建筑的再利用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造成对历史真实性的破坏。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沿河涌的部分传统民居,原有建筑出入口在垂直河涌的巷道内或者河涌一侧是建筑山墙,而村民为了做生意,随意在河涌一侧的墙体开起又宽又大、装饰不合时宜的店面,这给原有连续宁谧的河涌沿岸景观环境风貌造成较大的干扰和破坏。 (3)“多头规划” 佛山古村落历史文化保护和乡村发展涉及众多管理部门,各部门往往根据自身工作需要出发编制相应的专项规划,如旅游规划、美丽乡村规划、名村建设规划、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等,缺乏统筹安排,造成规划内容的重复和冲中突,实施中的反复、矛盾,浪费资源的同时对古村落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和损失。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溶镇碧江村均编制了旅游规划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但两个规划的内容存在不少重复和矛盾冲突,特别是对传统建筑的改造和利用上存在评价认定方式的差异,给管理部门的规划实施造成一定的困难 技术因素 随着村民用传统工艺建新房量减少和传统工匠年龄老化,传统建筑工艺 (1)传统建造工艺传承危机和技术面临严重的传承危机,佛山地区许多村落再难以找到熟悉传统建筑的造技术、材料配方和工艺流程等工匠,这对传统建筑的维护与修缮带来技术难。如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村和北滘镇碧江村均反映传统工匠过少,传统建造术面临消失,使得传统建筑的修缮成本水涨船高,进一步增加了当地政府和芃民保护传统民居的压力。 (2)保护利用模式单一 目前佛山许多古村落保护利用目标欠明确,不管村落所处区位的经济、交通和周边资源如何不足,均照搬套用其他村落的发展模式,多依赖建立博物馆和旅游开发,商业模式未能贴合村落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特色。模式趋同从而导致特色消失,甚至因过度商业化而使村落历史信息受到破坏,可持续性保护发展难以为继。如三水大旗头村主要依赖博物馆式保护,杏坛镇逢简村却主要依靠河涌开发游船项目和两岸民居自主经营纪念品、小吃店等,多样融合并且可持续的利用体系并未形成,对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深度挖掘和探索略显不足。 保护建议 产权改革,完善法规 (1)积极探索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 鉴于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与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不相适应的矛盾,建议佛山市积极开展古村落土地资源政策和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的探索,进行传统民居产权制度改革试点。鼓励“村有人居,以人护村”,适当调整古村落中新建房屋的土地政策,从根本上化解受保护传统建筑与农民新建房屋需求间的矛盾。进而局部调整、修正现行土地法规中对保护古村落及其文化不相适应的部分。 (2)出台地方古村落保护法规或条例 鉴于现行的《文物保护法》不能完全涵盖和适应古村落的保护,建议由佛山市政府主持,佛山市住建局、城乡规划局、农业局、国土局、文化局、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参与,尽快研究制定一部适用于佛山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专门性地方法规,或佛山古村落保护条例等,将佛山古村落的保护,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完善制度,智慧管理 (1)加强组织保障体系建设 建议成立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委员会,并以委员会为基础,设立涵盖领导集体、职能部门、专家团队、操作主体等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联合工作机构,即古村落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或指挥部。同时,要进一步强调各级政府及文保、规划、住建、国土、旅游等部门在古村落保护利用方面的职责明确各部门职能分工,相互协作、条块结合、整合力量,综合协调和研究解决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切实加强对古村落保护利用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监督指导将古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落到实处。 (2)加强古村落保护宣传教育 开展古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素质,鼓励市民参与保护。各级政府要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地域文化历史教育培训,增加其保护责任感、使命感和管理能力,并把古村落及其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保护纳入到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中,使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经济发展互动共赢。如顺德区北镇碧江村不定期邀请高校、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等各界专业人士在碧江金楼举行岭南文化的主题沙龙。 (3)分层分级加强保护利用管理 佛山古村落应坚持把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在保护为主的基础上,利用各自独特的资源,适度开发文化旅游项目和传统产业项目,形成保护、整治、开发的良性循环。建议将古村落保护利用根据其发展潜力与保护价值分为个层次,一是潜力较高、价值较大的重点保护的古村落,主要指省政府公有的,包括新评估认定的重点保护村落,建议以形成省域古村落,塑造地域性的古村落保护利用品牌为主要目标,由省和相关市(区)共同组织实施;二是展潜力与价值一般的只需常态保护的古村落,主要指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的古村落,建议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村落为主要目标,由相关市(区)及镇政府公同实施保护开发。三是潜力与价值均较低的需活态保护的村落,主要指那些村庄整体肌理与自身建筑风格已经鲜有遗存,但在非物质化上还存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地方特色的古村落,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教保护为重点,关注当地传统文化、传统技艺或民间风俗的古村落的传承和村落的文化记忆延续,激发古村落的生机活力。同时加强旅游开发管理,建立古村落商业旅游开发项目的综合评估和管理体系,明确保护与利用的有效平衡,逐步引导消费型旅游向保护型旅游方向发展。 (4)探索多渠道、多类型的资金支持措施 积极探索推动补助、无息贷款、贴息贷款等多种方式综合支持传统民居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佛山各区人民政府应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向中国传统村落倾斜,并鼓励本土乡贤、企业家回乡及相关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投资、租赁等多渠道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 (5)完善传统建筑维修管理制度 对传统建筑的维修保护,要充分利用传统民间建筑营造的维修工艺与技术力量,制定出适用于地方古村落和建筑维修的工艺技术标准与维修质量控制体制,解决受保护古村落中的部分建筑“看着房子烂,没有资质不准修、没有资格不能修”的难题。同时建立传统民居修缮和活化利用激励机制,对合理保护和活化利用的行为给予奖励,激发村民参与保护和合理利用民居的热情。 规划先行,加强衔接 (1)总体规划,加强衔接 在现有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市规划部门组织编制市域范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全市传统村落保护的原则、内容、要求和总体框架,加强规划控制。建设局、文广新局等有关部门开展专题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指引,并加快培养专业维修队伍,实现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的科学化、专业化、特色化。同时各类专项规划还要加强衔接,以统筹安排各项资金投入,避免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和资源浪费。 (2)落实保护发展规划编制 积极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构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和环境协调区的保护体系。对新建建筑的体量、高度、色彩和形式等进行控制,切开发和建设行为必须符合保护发展规划的要求。同时,探索更具适合佛山市的保护规划编制和利用模式,应抓住其个性特色和价值内涵,突出规划编制的地域和文化适应性,实现“一村一策”保护发展。 系统研究,培育工匠 (1)开展学术研究 建议设置相当数量的古村落研究项目,并充分整合、利用国内相关学科以及边缘交叉学科的科研资源与力量,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视角的整体研开拓文化遗产研究新领域,总结古村落文化研究和保护经验,为佛山古村落有效保护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2)探索适合当地的保护利用模式 立足佛山古村落本身,结合村落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等条件,选择合理的保护利用途径,如村民参与式、博物馆式、整合周边资源。 （）3） 培育工匠

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

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研究论文

最主要还是地形，港口等吸引外地商客，逐渐形成的

客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客家宗族的仪式文化

【摘 要】 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Abstract variety of ceremonial activities involves not only traditional memory,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groups. Especially for an ethnic group, the Hakka clan clust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form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system, a series of ritual a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communities of life, some of which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se rituals, ritu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Hakka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s Hakka; clan; ceremony; educational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美)弗朗兹・博厄斯.人类学与现代生活[M].刘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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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钟显泽.话说白鹭[Z].赣县政协，1999.

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影响的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诺斯和格雷夫的理论，简单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客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商业精神的缺失使得有效率的组织无法建立和客家经济秩序无法有效扩展。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客家经济 影响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 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 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 爨 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 1994) 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 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 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 2003) 沿着格雷夫的思路， 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 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 ， 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 进化演变) 的路径， 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 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 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 ， 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 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 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参考文献：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2]韦森;《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 载《世界经济》2002 (10).

[3]何东霞�何一鸣：《文化与制度：一个文献的综述》 《学术研究》，2006(10).

[4]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6》， 中文版， 49～～65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格雷夫： 《大裂变》 中信出版社 ，2001.

[6]韦森 ;《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东岳论丛》2004 (6).

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民系，其起源存在多种说法，主要的有客家土著说和中原说。客家土著说则认为“客家共同体，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古越族汉化以后产生的共同体，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客家中原说认为客家主体构成为来自中原的移民；古籍及明清官方文书以来人称呼客家。一般认为，客家民系是少数南迁汉族人在唐末至明中叶聚集于闽、粤、赣连结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人口居多数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具有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其文化的主要特征及表现出继承中原汉族文化，所以应肯定为汉族的一个支系。但是这支民系不是纯汉族血统，其文化也不是纯中原汉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就应该包含相互融合，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此，“客家”的说法是作为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并非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客家人的迁徙客家人有编修族谱的习性。如果追本溯源，从客家人的姓氏族谱中，可以发现客家人源于汉族，是住在中国北方的居民。活动范围约在今山西、河南、湖北间。经语言学家考证，客家方言'次接近中原古音韵'(最接近的为闽南语)，其社会宗法制度、文化生活习俗、服饰衣着、信仰崇拜、风水迷信等方面类于旧中原。根据族谱和史册，客家人是指靖康之变后迁居到南方的中原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男子。这些中原男子与当地的越女通婚，后代继承了父辈的姓氏和儒家文化，也继承了百越的风俗，所以客家话具有宋代汉语及百越语的特点。他们与秦人后裔的广东人及晋人后裔的闽南人的关系并不好。因北方的动乱不安客家人历经五次大迁移，根据历史学者罗香林的研究，客家人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南迁，可分五个时期：第一次大迁徙，在东晋永嘉年间。五胡乱华，国都由洛阳迁往南京，中原一带胡骑纵横，兵荒马乱，大批贵族名流及平民百姓纷纷往江南迁移。为了避难，客家祖先也纷纷南迁，渡过黄河，到达湖北安徽、河南南部，及江西一带。第二次大迁徙在唐末至宋，主要是受到黄巢之乱的影响，迫使客家先民迁移到安徽南部、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与南部、广东东部东北边界等地区。第三次大迁移发生在南宋末到明代初年。蒙古人入主中原，宋室南渡，当时居住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客家人也随着迁移到广东东部和北部，并拥护宋朝王室，和蒙古军队对抗，牺牲壮烈。第四次大迁移在明末清初到乾嘉之际。受满人南下入主及内部人口膨胀等因素，由广东东部、北部及江西南部迁往广东中部及滨海地区，及四川、广西、湖南、台湾，且有一小部分迁到贵州南部及南部及西康的会理。第五次大迁移，在清干嘉以后，因受土客械斗及太平天国事件的影响，由广东中部的新兴、台山等地迁到广东西部的高、雷、钦、廉各州，远的到海南岛。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南兖州，镇广陵。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民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宋朝制作户籍时，当时将自古以来即居住在该地的土著称为“主”，以后从外地迁来的即称作“客”﹔客家一词于此诞生。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闽粤客向台湾的迁移，最早始于明代中后期。明末清初，郑成功在把荷兰赶出台湾之后，又把这里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故而大量招募大陆人民入台，开荒垦殖。正是从这时候起，闽粤两省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的迁移台湾，而大本营地区的客家人也随之进入台湾。不过，最早来台的客家人，虽是跟随郑成功的部队入台，但人数并不多，明郑覆亡后，大都被清廷遣回原籍，对台湾的开拓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接着又是清初的禁止移民渡台政策，主要的理由是防止台湾再度成为反清复明之地，对客家人禁绝更严，因此客家人较大规模的移民，则是清康熙中叶以后的事了。所以，客家人大批来台，大约是在康熙二十二年(西元1683年)清军平定台湾以后，在此之前流寓台湾而无妻室产业者，多被遣回原籍，加以清廷接受施琅的建议，于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4年)颁布渡台禁令，严格限制潮州府、惠州府人渡台。但客家人迫于生计，冒险从梅州、汀州、漳州而来者仍多，遍布台湾各地，参与开发台湾的行列。客家名称的由来“客家”出自于清朝中后期珠江中西部地区的土客械斗，当地的移民被称作客家人，进而引申到跟他们相关的祖地居民，如梅州人、惠州人等。他们因文化背景相似，均被称之为客家人。实际上，一开始“客”并非专指现代的客家人，比如在广西一带，就有客家话被称为艾话，而当地白话被称为客话，后来约定俗成，“客家”成了粤东以及同粤东一带居民操持相同方言，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族群名称。另有一说，指“客家”的本意应该是古代生活在南方的畲族旧名“山客”、“木客”。而后汉族移民在跟畲族人相处融合的过程中，借用了“客”这个说法，自称“客家”。但现在说的“客家”则是指客家民系、是客家人的简称。这里的“客”同样包含了畲族人“山为主，故我为客”的意思。目前畲族人一样喜欢自称“山客”。但是，有学者认为，“客”不是简单的相对“主”而言的外来者，和广府系、福佬系这些同为中原南迁的汉族民系不同，从历史的现象看，汉族南方各民系的形成时间都比客家民系早，基本都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之内（有的也只有部分外延），而客家民系形成时间较迟，而且不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是在三省的连结地区。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这方连结地区，原本的土著或称主人，除了古代的越族之外，有“山客”、“木客”、“畲客”。他们大多也是“外来人”。这些“客”和后来的“汉客”混居一地，长期融合，孕育出一种独具个性的语言、文化特征，（可以认为此时民系初步形成，但没有正式的名称）然而这些独具特征的人外迁他乡，如迁至福佬系、广府系的聚居区，被当地主人称为客人、客户、客家。而且这一称呼是在福建沿海和广东沿海不同民系中“叫”出来的，这在文化内含上，应该可以认为是对同一文化特征（即后来确定的客家）人群的一种“共鸣”。这是否同闽粤赣三省连结区原住民的“客”有关，或者说这些地方的居民已有“客”的说法（虽然未见文字记载），现尚难定论。 客家名称的来由，现在比较共识的观点是由“他称”到“自称”。“他称”的时间是在明末清初。自称的时间起始于清中叶。但这绝不等于客家民系这时候才形成。“他称”首先是在福建南部沿海福佬人和广东中西部沿海广府人，“称”出的。“自称”便是自我认同。

国内外传统村落研究文献论文

改造对藏族民居特征的影响优秀论文

甘孜的土筑平顶中掺合一定的牛粪作为调合料，而巴塘地则用白泥、锈石、青桐叶汁等掺合其中，相当特别。康巴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特点是：平顶、墙体厚实、内框架均采用柱顶梁结构形式，一般是多层建筑，底层均用以关牲畜，顶层堆放草料，楼下不开窗，楼上开小窗。注重檐、门、窗的装饰，火塘或厨房一般都在一楼居室，厕所在楼层居室附近设外露吊脚高厕，设有独立的经堂。[1]在地广人稀的地方人往往会显得特别渺小，凡是去过那些地方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以道孚依山而建的民居为例，外观的色彩基调是相同的，房屋的朝向也基本相同，但是各家各户的房屋内设计却大有差别，特别是通过在不同的位置设置晒台以调节建筑群的空间，远远看去显得错落有致，不会觉得呆板。

在内部陈设上，人们喜欢如寺院建筑雕梁画栋那样进行装饰，图案大多采取传统佛教艺术图案，蕴含着藏民族传统的宗教观念、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起居室往往是民居中最重要的部分，中间置有火灶，一般朝向东、南，中心立柱，不但支撑顶棚，也是重要的装饰构件，北侧摆设藏柜、床铺、柜子、书架等日常家具，围绕火灶沿墙布置。关系主人家脸面的门的设计更是不遗余力，自然是显得大方、庄严而华丽。康巴地区藏族民居门的款式多样而且独具特色，该地区的门具有三方面的价值，即实用价值、装饰价值和文化价值。[2]

改造对传统藏族民居特色的影响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对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都造成了巨大损害。为推进灾后重建有序进行，国家先后出台了相关政策与法规，当然这也给我们川西藏族地区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里面也包括了牧民定点居住工程建设以及旧民居的改造和升级。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重复以往建筑的样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在设计规划上势必引入与现代科技和生活相适应的元素。尽管在规划时强调了保持地方特色，但从已改造的项目看还是有不少变化，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首先，民居布局相对集中，使原先松散的村落初具现代社区样貌。在川西藏族地区，新建的建筑风格基本尊重当地风格和传统习俗就地取材并改进传统建筑工艺，要提高防火和抗震能力。同时，要求道路、交通、卫生等条件得到改善，以更加适宜人类居住。

其次，住房的材料和结构发生了巨变。现在，原有的土木、砖木结构的房屋普遍变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砖混结构。以道孚的传统民居为例，一般较为低矮，多为两层。传统“崩科”的营造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将半圆木两头直接搭交，使四面墙体连成整体，在木墙体上挖洞作门窗；另一种是将房屋四角的圆木搭成灯笼架，然后在角柱上挖槽，再将半圆木两端插入柱槽内，层层横叠成墙。在建筑材料上，道孚民居以木材、石材、泥土为主要原料，1998年以来，国家禁止采伐天然林，新民居修建时就多采用更为坚固的钢混结构，还可以增强抗震性。传统上的屋顶多用桦树皮或硬杂木条垫底，再铺防水的“阿嘎土”，而现在的民居融入了现代建筑的防水技术，省去了每两三年换“阿嘎土”的麻烦。传统民居用夯土筑墙方法建造的'，顶、门、窗、过梁多采用木构件，现在也采用砖混结构。

再次，室内空间、功能分布、装饰特色的变化。以道孚县的箱式建筑为例，传统的民居底层一般不住人，用作养畜或贮藏，二楼是一家老小衣食起居的主要场所，有独立的经堂，挂有平面的佛龛——唐卡，有的设置了七色小彩灯，可举行一些小型宗教活动。而现在的新民居，一般设立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圈舍，使得民居的室内空间、功能分布全面现代化，有的还设计类似普通商品房的客厅、饭厅和卧室，放置有电视机等现代化电器。原来装饰的窗扇也一改传统田字式样，有的仿制了各种汉式的花格窗扇。内部装饰除了传统藏画艺术的八吉祥图案外，也有传统汉族龙、凤、仙鹤、麒麟等吉祥图案，有的配合画面使用了金箔，显得富丽堂皇。另外，修房造物的方式也发生变化，一些政府工程往往由内地建筑公司承建，也遵循现行的一些建筑规范。而传统藏族民居修建的习俗尽管有些还保留着，但有所减淡。

对传统藏族民居改造的建议

无疑，康巴藏区不少重建或改造项目解决了那些无力凭借自身能力拥有住房的民众的实际困难，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提高了其生活水平，民众是非常支持的。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设计者能够考虑到项目的规划和施工保留其民族特色，无疑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从部分新建民居来看，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风格稍显单一。特别是在一些新建的主要聚居区，房屋的主结构还类似城市里的商品房，只是在门窗设计和外墙等方面有一些符号性的东西。一些新建筑在材料、结构以及室内空间功能分割方面的整体规划，出于环境保护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加之要考虑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等成本，这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得民居的民族特色在减弱。有的设计类似汉族地区不少马路边的砖混平房，往往要画上一些干栏式的木头串架图案，感觉有些假。因此，可以适当地进行不同户型、门窗的差别处理，甚至在整体统一的基础上，留出一些局部让居民按照自己的审美与传统风俗动手设计。

其次，应注重民众的文化参与，不要统一规划。建议在做建筑设计和装饰时也听听民众的想法，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积极参与是保持民族文化具有生命力的一个基础。科研从艺术学、建筑学、民俗学和文化学多学科进行深入讨论，形成合理可行的建设方案。同时，在设计中要为民居预留自建加建的可能性，使有特色的村落民居风貌能继续自然生长。

再次，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原汁原味的传统民居村落，留住文化之根。现在这个世界无可奈何地变得越来越相似，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汉族地区曾广泛分布的粉墙黛瓦民居基本消失殆尽，而只有周庄、宏村等少数地方还能依稀看到，这些地方往往会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康巴藏区的康定、丹巴、雅江、德格、理塘等县，现在还留存有一些防御性的高碉建筑，其中以丹巴最为密集。在民国以后，高碉逐渐失去作用，现在其实可以选择性地保留和修缮一些。

结语

应该说，康巴藏区建筑的改造、升级和灾后重建，是恢复和保护藏族民俗文化的契机。在规划和修建过程中应将抢救、保护、改进和传承等因素有机结合，好事要办好，才能留住这些弥足珍贵的活态建筑文化。显然，过分强调物质会导致人类精神贫乏，民族地区的民居建设与改造并非完全的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有文化留存和文化产业建设的问题。各地区应根据自然地貌、传统文化和建筑风格，设计出不同的建筑方案向民众咨询并谨慎决定，才能让建筑和环境、历史和文化更加协调。

古村落作为民族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和开发利用价值，对古村落进行保护与开发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同时，古村落新农村建设中存在诸多的问题，抢救古村落的工作刻不容缓。本文以江西婺源古村落为例，阐述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对古村落进行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意义，同时分析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古村落系统化保护机制，希望对古村落保护有所裨益。 [关键词]古村落；新农村建设；文化遗产；系统化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249－03 古村落一般指的是具有完整的文化体系、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征的，至今已有五六百年悠久历史的村寨。古村落的系统化保护机制是指在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从思想意识、管理制度等方面出发，建立和完善古村落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制度的总称。古村落是我们的先人创造的美丽家园，亦是我们后代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梦里的“老家”，保护好这些古村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促进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是我们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古村落系统化保护与开发的意义 (一)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 古村落是传统中国积淀文化、传承文明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人在这一方水土中休养生息，辛勤劳作，进行物质创造、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形成了灿烂的村落文化。这其中包括古建筑物、历史遗址、工艺品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风民俗、传说故事、地方戏曲、舞蹈和各种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江西婺源古村落以传统的徽派民居建筑著称，是乡土建筑的精华，拥有江湾、李坑、汪口、思溪、理坑等许多保存良好的古村落，这里古祠堂、古民居、古桥、古亭等古建筑遍布乡野。同时古村落的居住理念、村镇布局、外形意蕴、三雕艺术等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这笔制作精美的建筑遗产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极具研究保护价值及审美价值。 (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 古村落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蕴藉了和谐文化、重教文化、商贸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以婺源为例，朱子理学思想是婺源村落文化的灵魂，婺源作为朱熹故里，历来崇尚“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数家村落、必有蒙塾”的优良传统；而山多田少的自然环境则造就了婺源百姓勤俭持家和艰苦奋斗的风气，特别是婺源徽商更是以勤奋朴素闻名。此外，婺源大多乡村至今还保留有“杀猪封山”、“烧纸养生”的风俗习惯，使得婺源的生态环境得以保存良好。可见，保护古村落传承、保护民族尊严与民族文化的根脉，可以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传承有序、生生不息。 (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乡村游的兴起，中国的古村落，以其淳朴的民风、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众多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吸引了大量久经都市喧嚣的人们慕名而来。以婺源为例，充分利用县内保存完好的生态和古村落资源，依托“中国最美乡村”品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及相关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近几年来，婺源旅游业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婺源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婺源古村落的知名度，增强了普通民众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让古村落的保护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二、古村落系统化保护的现状 (一)古村落整体景观不协调，古建筑破坏严重 随着古村落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一方面，古村落整体景观不协调，建设性破坏严重。许多古建筑周围的历史空间环境已被所谓的“现代建筑”空间所取代，以往古老的空间格局和传统风貌荡然无存；在许多古村落的老祠堂、老民居之间，都夹杂着一些新的建筑物；有些农民为改善生活居住条件，随意翻建或修缮古屋古院，把古栈道的路面毁坏而铺成水泥路，这在相当程度上减弱和破坏了村落的古朴风貌和历史氛围。另一方面，存在严重的古民居木制房屋构件买卖、交易问题。一些商人看中了古民居的旅游开发价值，出钱收购这些古民居后迁建到别处进行旅游开发。如在婺源县赋春镇，许多明清古民居被出售，景德镇一老板准备收购古徽派建筑迁建至景德镇开发旅游。 (二)旅游开发过度，商业氛围太浓 许多古村落试图通过发展旅游业来促进新农村建设，而原生态的古村落被开发成为游人如织的景点后，大量的游客涌入，停车场、水泥路、旅馆的修建破坏了古村落的原貌及其独有的幽静和美丽。同时，许多古村落景区不限制游客人数，大大地超过了古村落环境人口容量，对古村落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如婺源秋口镇李坑村，在旅游旺季每天接待游客五六千人，甚至上万人，这严重破坏了古村落及其生态环境!我们不敢想象，如此过度的开发，若干年后，曾经的“小桥、流水、人家”是否依旧。此外，当古村落成为“景区”后，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乡风民俗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冲击，在许多古村落，家家户户都开起了餐馆、旅馆和小卖部，景区商业味太重。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与保护 当前古村落新农村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古村落中很少有人知道本乡本土的历史，很少有人能说出传统的礼仪、风俗，更没有人去关心和继承带有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民俗活动、传统工艺、地方戏曲等。同时，古村落的旅游开发也仅仅停留在古村落建筑、乡村自然风光开发上，而对于古村落的民俗文化、传统技艺的开发较少，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整理、挖掘和展示。 三、古村落系统化保护的对策 当前古村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如再不进行抢救性保护，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存将逐渐消亡。因此，在古村落的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站在全局高度，科学、合理、有效地保护这些不可再生的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遗产。而古村落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工程，牵涉面极广，笔者通过深入婺源古村落进行实地调查，同时结合国内古村落保护的经验教训，试提出古村落系统化保护机制，希望对古村落保护有所裨益。

摘要： 现在越来越流行一句话——“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既可以构建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又可以达到保护生态自然的目的。本文以关中传统村落文化为例，探讨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为其在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应用找到合理途径，促进传统村落文化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保护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环境需求的要求也有了改变，景观环境技术设计与保护为了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在顺应时代的发展基础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因为村落是传统文化最为集中并保存相对完好的地方之一。景观环境艺术设计实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在于保护村落中优秀的文化要素、发展艺术设计特色。 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有新建与改扩建两种模式，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传统文化，村落建设也不例外。不同村落的传统文化因自然环境、气候、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展示出的特征也不相同，在村落建设和改建的基础上，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出发，创造村落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体现出村落文化独有的特征，还能让建设和改建后的村落能够健康生存和发展，衍变成的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1]。 1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发展的背景 从经济发展上看，关中地区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甚至还有大部分村落经济相对落后，按照当前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这种落后的状况。截至2017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先后4次评出4153个传统村落，其中陕西有70多个村子入选。包含着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尧头村等古老村落，这些村落都较好传承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在政策引导和市场开发相结合的基础上，传统村落更加注重文化价值和自身生产力建设，通过对关中地区环境的调研，传统村落文化建设必然将呈现出新活力[2]。 2 传统村落文化与景观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的意义 是传统文化优化升级的需要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村落文化、推进地区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关中传统村落中有很多村落依然是耕种土地为主。这些沿用传统劳作方式的村落无法与大型企业的高度集约化农业生产相比，所以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使得部分村落农民生活只能维持较低水平。 因此，传统村落文化优化升级是发展地区经济的方式与途径。以往的关中村落土地开发项目很多，但是有的开发项目没有结合传统村落文化特点，难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统村落文化优化升级，是村落建设与土地开发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对保持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if !supportLists] [endif]是城市周边游与民俗文化发展的需要     传统村落民俗文化发展最有效的方式是城市周边游，是一种把传统村落视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方式。早在 2014年，这种旅游项目在关中地区就出现了，让人们在中心城市周边短期、民俗自驾游，远离都市生活，感受历史文化、回归自然。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无时间长途旅行，关中地区的民俗文化丰富多样，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满足其需要——向往田园，减压自由的生活，实现对古村落资源的综合利用，关中地区目前一个阶段的开发热点，与当地特色资源相结合，民俗文化与村落建设，将民俗文化融人村洛建设中，打造有鲜明特色的传统村落乡村旅游产品[4]。 以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为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袁家村是发展粮食生产，但这仅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直到21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袁家村因地制宜，开始发展村集体经济，创建“果业收入+工资收入+村集体分红”新模式。据统计：2000年袁家村人均年收入达到8600元，集体资本累积达亿元。但是，慢慢地随着果业、养殖业效益下滑，袁家村发展面临挑战，这时他们开始重视村落文化，先后建成康庄老街、唐宝宁寺、小吃街、酒吧一条街、祠堂街、回民街、书院街等，在生态、民俗和文物资源有机整合下，打造出关中印象体验地。2019年，袁家村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年人均收入超过10万元，旅游总收入超过10亿元[5]。 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充分认识到这种独特资源优势，推动文化发展，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培育“袁家村关中印象”文化品牌，对保护袁家村民俗遗物、明清古民居都有重要意义。此外，袁家村传统文化承担着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职能，把陕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的基础上，在服务社会、以文化人、传承文化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提高观赏者道德情操、知识学问、审美能力的“大学校”，成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梦想的精神宝库。 3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 融入 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 的方式方法  村落空间设计元素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形式载体 环境艺术设计的安全原则是是人类的基本诉求，城市理论认为：空间设计不止是简单组合，更多呈现出设计者的思想与愿望，。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以传统村落文化分析作为生发点，体现当地独有的历史与文化，传递着设计者的思想和愿望，继而保障人类生存安全。另一方面实现建筑和环境的整体融合，民俗村空间设计不仅担负着村落居民对传统和历史的记忆与情怀、美化乡村、改变村民生活环境的作用，还展现了集成设计手法在建筑形态、室内布景和景观表现上的一体化，在游人对文化的追求下受到的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与传承。在民俗村建设中，这也是设计理念体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6]。 民俗村落空间的设计方式 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是一项极具挑战性而又艰辛、紧迫、意义深远的工作，关于如何将民俗文化融入空间设计中，民俗文化元素正是村落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当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原则，在经过众多前人丰富的理论研究和项目实践后，就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设计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探索了民俗村落空间的设计方式，积极推动文化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原景再现 传统村落是历史文化遗存的特有形式之一，民俗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历史文化的差异。原景再现是做好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底蕴的传承，体现文化的本真性和差异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村落设计中，做好古建筑“活化”文章。结合关中传统村落文化，遵循本真性原则，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创设自然化空间，最大限度的使其原样重现，拉近居住者与自然的距离，一方面可以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性展示以传统文化中的罕见工艺[7]。 以手工技艺、民间美术为例，环境艺术设计结合村落功能设施烘托民俗文化韵味精髓，在精神、社会和物质体现关中民俗文化，对相同表达特征的民俗文化节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大程度地维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8]。 提取组合 在具体的设计中，倡导与引领乡风民俗，对文化要素的提取和分解，是建构乡村礼俗传统的重要力量，通过对传统村落文化元素的应用，通过设计美学的视角将民俗文化元素进行符号化处理，在这个空间中找到更多自然的神韵，以设计对象所要表达的功能，提取组合民俗文化符号，对相同表达特征的民俗文化节点进行规范性表达，使得人们在获得良好环境体验的同时，也能间接地保护关中地区人们居住的小圈和生态环境。 形式转换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传统村落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上也发生着全面改变，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理念目是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中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民俗村的功能定位对发展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有明显作用，一方面对于传统村落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展示环境艺术设计的设计风格，将各类别中不同的要素进行形式转换，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另一方面，各个民俗文化符号不可能完全原样的表达出来，突出的是设计本身的关中村落文化优点，通过另一种要素的形式来表达，对传统村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适合当地错落环境的新的样式来表达，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8]。 阐释升华 近几年来，陕西省正大力构建“丝绸之路中华民俗文化长廊”，村落建设项目也受到一定关注和重视，统筹谋划和建设民俗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风情园，以及各具特色的民俗小镇。但是，村落建设项目一定有总体的指导原则，关中地区民俗村项目整体定位为民俗文化旅游，在环境艺术设计和保护中，规划、设计、施工及后期运营的各个方面，依托这些项目，以点串线，以线带面进行村落设计，使其具有统一的整体表达，把现存的关中民俗文化遗产都保护起来、弘扬起来、传承下去，将散落的文化符号、表达形式等，进行具体的内涵阐释，使陕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主题得到升华[9]。 4 关中某民俗村建设的空间设计实践 分析 关中地区是中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合阳县坊镇灵泉村地处15公里的黄河塬畔，以其优良的生态、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样的形态和丰富的业态被列入关中村落文化代表。村落选址上，合阳县坊镇灵泉村被群山环环抱，东、北、南三面环沟，新建民居与传统建筑截然不同，坐北朝南式四合院的布置、风雨街巷有着原有的历史感，现代建筑与传统建混杂，彰显出利用自然，构建家园的空间设计理念[10]。 在传统的风水理论上，合阳县坊镇灵泉村注重趋利避害，遵循着古老的风水传统，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地处地质条件稳定的地段，灵泉村传统的历史风貌发展了非常浓郁的宗族文化，传统村落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给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教育、交往等行为奠定了文化基础，也影响了关中民居的发展。村落大部分的街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礼仪教化也体现在村子里的各类建筑上，将环境艺术设计理念贯彻到每一个具体的设计细节中，尤其在设计中要基于传统文化传承，合阳县坊镇灵泉村呈中轴对称、规整严谨的平面布局方式，表达出具有严格等级划分思想。那些遗留下的建筑不管是选材、工艺还是格局、尺度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子，保护传统村落，不仅仅是保留住那些古老的建筑，还需要注重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底蕴的传承。 结语 村落晴如画，桑林昼起烟。深入挖掘关中传统村落文化中的民俗风情资源，因地制宜，大力开发传统文化内涵，与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打造新型关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新空间，利用休闲度假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产品，丰富乡村旅游趣味内涵，保护古村落的整体格局，建立起“中华民俗文化大长廊”，传承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的村落建设形式，形成“吃在农家、住在农家、娱在农家”的旅游模式。   参考文献： [1]闫宇,王晓桐,郭飞.基于全球环境关怀的艺术设计研究——人工智能产品“境”设计方案[J].设计,2020,33(11):32-34. [2]高涛.现代园林环境艺术设计中美学理念研究——评《21世纪园林城市——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J].中国蔬菜,2020(06):114-115. [3]路庆敏,刘潵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分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77-78. [4]钟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研究——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169-170. [5]梁添凯.环境艺术学科背景下的村落遗产保护分析——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视角[J].艺海,2020(05):136-137. [6]陈砚池,王丽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艺术设计关系——评《可持续设计新方向》[J].环境工程,2020,38(05):231-232. [7]王远.现代艺术设计与环境设计的融合与发展——析《多维领域与生态化：环境艺术设计探微》[J].环境保护,2020,48(09):72. [8]笪娟娟.环境艺术设计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的应用——以肥东县长临河镇星光社区为例[J].城市建筑,2020,17(11):83-85. [9]张宁.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记忆的视觉化传承[J].美术教育研究,2016(20):50. [10]范琴.具有优势资源的村庄整治与建设规划探讨——以连江县江南乡梅洋村为例[J].福建建筑,2010(12):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