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保险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死亡保险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是否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1）适时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本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美国引起了人们对老年生活的普遍关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老年人生活处于最困难境地，社会退休金成了老年人的希望所在。1934年，罗斯福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公布了社会保障法，1939年增加了伤残保险和老年配偶养老保险。经过几年准备。在积累了一大笔基金后，于1942年付诸实施，开始支付退休金。二次大战中没有新的变动。50年代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65年增加了老人医疗保险，1972年又增加了残废者医疗保险。经过50多年的逐步发展与健全，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2）老年法定退休保险具有强制性、贡献性和福利性，退休和医疗保险基金有正常来源渠道，能自我调整和自我调整。其退休金的收与支是按照现收现付、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的，根据人口老龄化的预测、退休费支出的需要，不断调整保险税税率，通过自我调整达到自我循环正常运转的目的。 （3）发展保险公司经营的自愿投保退休金保险，吸收闲散资金增强经济实力，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美国的一些人寿保险公司除经营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死亡保险外、还大力经营集体和个人自愿投保性质的私人退休金保险，作为法定退休保险的补充。集体退休保险，由企业雇主为雇员投保，根据企业经营好坏和雇员个人情况投保可多可少，雇员退休后逐月领取。政府通过对退休保险金免税手段予以支持。并通过投资获取的利润，用来弥补膨胀使投保金额贬值的问题，以保证退休者收入，增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感。 （4）严格控制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和发放时间，以利于失业者积极再就业。联邦立法规定由企业雇主缴纳失业保险税款，雇员不缴。利率由各州自行确定，全国不统一。救济发放时间，大多数规定需经一周等待期后方可使用，最多支付26周，联邦法规定在失业高峰期可延长合乎法定救济周数的50%，即最多追加13周。严格限制发放周数的目的在于促使失业者积极再就业。 （5）采取措施，增收节支，迎接老龄化的严重挑战。其研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注重研究管理与效率、保障目标与水平问题，逐步提高保险税税率；退休金也要纳入个人所得税范围之内，把负担加在高收入者身上；适当降低各项福利待遇水平，使之不要紧跟工资水平的增长；利用退休基金搞投资经营，增中储备，减少年轻人的社会负担。

死亡保险，又称遗属保险，是指被保险人供养亲属在被保险人死亡之后，或者被保险人在其供养亲属死亡后，从社会上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是人寿保险中的一种，该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拓展资料：死亡保险中被保险人包括职工和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者。在社会保险体系中，死亡保险同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疾病保险由一定的交叉关系，所以有关法律和规定，也多见于综合性社会保险的立法中。在社会保险体系中，拥有死亡保险，在被保险人死亡之后，或者被保险人在其供养亲属死亡后，可从社会上获得物质帮助。死亡保险同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疾病保险由一定的交叉关系，所以有关法律和规定，也多见于综合性社会保险的立法中。死亡保险的保险利益包括两部分：1、为帮助克服安葬死者所遇到的经济困难而提供的物质帮助，一般称为丧葬补助金或丧葬费。2、为保障死者生前过供养亲属的基本生活而提供的物质帮助，一般称为抚恤金或遗属年金。给付标准，由各国立法规定。定期保险的保险期间，通常为1年期、5年期、10年期、15年期、20年期或30年期。一般地，定期保险的被保险人在合同期满时不超过65周岁。保险人也可应投保人的要求，为特定的被保险人提供保险期间短于1年的定期保险，如保险期间为几个月或几个星期的定期保险。定期保险的保险条款大多规定，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自保险人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费并签发保单的次日零时开始，至合同约定终止时止。由于定期的保费主要是依据被保险人的死亡概率计算出来的，储蓄因素极少，且保险人承担死亡风险责任的期限是确定的，在保险金额相等的条件下，定期保险的保险费，低于其他任何一种人寿保险，从而投保定期保险可以以较低廉的保险费获得较大的保障。正因如此，定期保险的逆选择风险较大。

对死亡的态度论文参考文献

1. 华人风俗 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 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 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 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 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 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 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 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 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 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 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 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 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 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 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 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 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 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 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 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 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武汉：清明扫墓奇观 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 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 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 葬礼习俗：殓期 殓期指的是人死后至入棺这个阶段。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德之本。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对以孝著称的门徒曾子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自古以来，衡量“孝”的普遍标准，主要是看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态度，因此丧葬仪礼一开始，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 泉俗凡己50岁或做“公（爷爷）妈（奶奶）辈”者，在病危临终之际，均要“上厅边”，即让其卧于本家或祖厝厅堂边由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儿孙，媳妇都守候在旁送终。死者即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动作要快，如迟至断气后，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寿终正寝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亲眷围尸恸哭，治丧即告开始。 孝男出门，自池旁、埂边或大路口取回泥土一块，用瓦片取回，土上插香，置于尸体脚端处的地上，以示“人死入土为安”，并置米饭一碗，上插竹筷一双，称“脚尾饭”，或叫“辞生饭”。亲眷要不断地续香，焚烧冥纸（说是阴间使用的纸币），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尚须点白烛一支或油灯一盏，要注意不使熄灭，称“点脚尾烛”。如再加上早在死者生前为备“百年”之后启用所“竖”之“生寿”（俗称“起大厝”），以及寿终之后“做功德”时所焚烧的纸糊大厝（内有纸糊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佣人、汽车等），可谓是对死者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考虑到了，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整个丧葬仪礼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 治丧之家要在大门上挂上一块白布，或于原贴红联处覆盖白纸，让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并向堂亲姻戚报丧，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子女闻讯奔丧。其中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各姓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故《礼记.昏义》在记述婚姻的功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但联婚的成果，常因一方的不幸去世而产生波折。在泉州，有的外家因怀疑女儿在夫家受虐待而死于非命（有的也确为事实），就纠集人马前往亲家“吃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习俗，这在新编的《安溪县志. 风俗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收殓前，孝男年长者要手提小桶，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乞水，回到家门口，取水一碗进屋洗尸，余水倾倒门外，然后为死者举行“辞生祭”，即可入殓。入殓时，凡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收殓后，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化，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事毕，再由道士在室内外进行一些祓凶驱邪的仪式，俗称“收乌”（或于守灵结束进行）。 ttp:// 想了解的仔细就买本书看求采纳

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人们在这里诞生、成长，直到最后的死亡。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中国人生死观的深层内涵。 停尸仪式 他被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在亲属们的守护下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这叫做"挺丧 报丧仪式 报丧可以说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了，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友和村人。 招魂、送魂仪式 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 做‘七’仪式 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吊唁仪式 一般吊唁者都携带赠送死者的衣被，并在上面用别针挂上用毛笔书写的"某某致"字样的纸条。 入敛仪式 入殓有"大敛"和"小敛"之分。小敛是指为死者穿衣服，"大殓"是指收尸人棺，汉族民间俗称为"归大屋"。 丧服仪式 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

杰德·麦肯纳在《灵性的自我开战》一书中花了三个章节谈到了死亡，他倡导的“觉知死亡”对我触动很大，引发了我的思考。爱默生说过一句话：“每一天都是你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天，死亡定义了生命，觉知死亡就是觉知生命，否认死亡就是否认生命。”然而，我们大多数人是忌讳谈论死亡的，仿佛一谈论它，它就会马上来临一样，充满了恐惧。这就是杰德·麦肯纳所描述的“人类孩童”或者沉睡的状态。大凡有所成就的哲人或者是觉醒了的修行人是不忌讳谈论死亡的，在他们看来，死亡是美好的。 索甲仁波切说：“死亡像一面镜子，反映出生命的意义。”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说：“人生最高心灵层次的心灵价值，可能源自我们对死亡的思索与探究。” “唯有当我们确切了解自己在地球上的生命有限，以及我们无从得知大限何时到来，我们才能让每天活得淋漓尽致，仿佛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苏格拉底说：“在人类所知道的事物当中，死亡可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但他们却恐惧死亡，仿佛深知死亡是世间最邪恶的东西。” 爱比克泰德说“让死亡每天出现在眼前，如此你绝不会抱持任何卑劣的念头，或贪求任何事物。” 保罗·索鲁说：“死亡是漫漫长夜永无止境，思索死亡如此可畏，但它能让我们热爱与珍视生命，这可能是所有喜悦与艺术的源头。” 细细思考这些哲人和成就者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我对死亡有了更多的思考。 死亡是生命不可缺少的状态。假若生命没有了死亡，生命的价值无从体现；假若生命没有了死亡，我们不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和关系亲密的人；假若生命没有了死亡，我们的行为不会受到多大约束。如果人人活着不会死亡，这个社会将会充满暴力，伦理道德也将会受到严重践踏。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它在创造每个生命的同时，又给它预设了一定的期限，当那个最后的期限来临，它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生命灭亡。这就是天道，没有谁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觉知死亡就是要让我们牢记自己终究会死这个事实，不要躲避它。死亡并非是生命的对立面，恐惧才是与生命背道而驰。觉知死亡就是要让我们和死亡建立一种清楚而又诚实的关系。看清死亡，和它达成和解，和它交朋友，时时觉察它，提醒自己“我还活着”，从而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当某一天我们不再将死亡看成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另一种状态，接受它的存在，并臣服于它，我们的生命就达到了一种融合的状态，也就是消除了二元对立。 当我们超越了生与死的对立，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彻底明了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状态就从人类孩童跃升到了人类成人。 所以，我得明白“觉知死亡”是生命觉醒的必经程序。 提升觉知的方法很多。例如，看着过世的人的照片，身边人的离世，阅读有关死亡的书籍，等等。我回想起了《灵性的自我开战》一书中的两位女子，一位是丽莎，另一位是布雷特。丽莎反复看一个人跳楼的照片，布雷特不断地和脑中挥之不去的父亲斗争，丽莎最后参透了那张照片的意义，布雷特最后驯服了心中的那头父亲恶魔，最后她们俩都觉醒了。 我检视自己过往的点点滴滴，想看看是否有机缘出现，只是我没有觉察到。 我突然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我和单位同事7月19日去盛家坝乡桅杆堡村入户走访贫困户，当晚住在同事的帮扶对象刘军（化名）的家里，刘军本人并没有在家，是他的父母接待了我们。按照要求，我们入户走访是要拍照片留痕迹的，于是我们和刘军的父母交流的场面就被拍了好多照片。 事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8月16日那天，同事跟我说：“刘军的父亲在别人家做工被砍下的树砸中了，在医院住院，怕是不行了。”我当时呆住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呢，他才五十多岁呢。过了两天，单位驻村书记发了一张照片到微信群里，告知刘军的父亲死了，那张照片就是我们住宿当晚和刘父交流的场景。过了一会儿，我和刘父单独交流的两张照片也被另外一个同事发到微信群了。这两张照片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个人觉得不是很满意，并没有保存，没想到那位同事还保存着。 看到这几张照片的当时，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多么勤劳善良的人啊，说没就没了，世事无常啊！ 刘父之死让我觉察到了死亡的真实存在，原来死神就在我们身边，不管我们觉察没觉察到，它都不曾离开我们半步，幸运的是它没有将它竖起的手指指向我，但这一天终究会来临，我得看清这个事实。和死神握手言和吧，时时觉知它的存在，不再恐惧它，勇敢面对它，相信它是最忠实的朋友，是最真实的存在。有这位朋友随时在身边看着我，活着就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我还有必要对世间的那些人、事、物执着吗？还有必要区分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善、哪个不善吗？这世间原本就无所谓好与不好，善与不善，有区分是因为我们有分别心，一旦消除了分别心，哪还会有烦恼和痛苦呢。 趁着这位朋友的手还没有触碰我，我得赶紧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遗憾。 19年8月31日

1.安乐死并不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 医生是安乐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医生在安乐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用医学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医生道德相冲突。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当医生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促成病人的死亡违背了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但道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传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产生于传统社会，随着现代医疗条件、病患关系的改变，传统的医疗道德要求显示出一定的局限。 第一，就疾病的概念来讲，现代疾病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上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不健康也严重的威胁到人的生存，疾病的概念也由单纯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人们对心理上的健康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的职责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的生理，对人的精神以及心理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第二，道德总是在冲突中存在，当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更高的道德。健康的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把保存肉体的存在作为人生的目的，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存在的生物，肉体的存在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否应该存在，最终取决于这种存在是否与最终的目的相违背。当肉体的存在阻碍甚至损害生命意义的实现，就应该毁坏掉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为病人寻求一种更文明更减少的痛苦的生命实现方式，当然是一种责任。 第三，减轻病人的病痛和延长病人的生命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止痛而不缩短生命不仅是许可的，更是医师的义务。困难的是，止痛药的往往会同时缩短病人的寿命，那么，作为医生是否应该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拒绝给病人服用止痛药，所以，在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两者之间不应该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要为了减轻痛苦而过度伤害生命，也不要片面强调生命的保存而否定了减轻或终止痛苦的必要。当减轻痛苦的必要超出了生命存在的必要时，医生就有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减轻或者终止病人的痛苦。第四，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使人的生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在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对一切病人实行尽可能的医治是资源不允许的，现有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实现传统道德的要求。对有些疾病的医治超出了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恪守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要认识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安乐死的本质是生命的一种方式，安乐死的本质既不是杀人也不是自杀，而是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杀人而是助人，而医生的行为与传统的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违背。“新的可能性带来了真正的新问题：医生应该遵循只要他们能够就要保存人类生命的原则，还是他们应该在‘不自然’延长生命质量远远低于正常时不去使用他们新的力量？科学进展使许多处于临终状态的人延长生命成为可能。在这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医生只要他们能够就应该保存人类生命，还是当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病人处于超常期的生命质量不值得活下去时，他们应该不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反抗自然’呢？”[44]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对生命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既然能够主动干预人的生命实现人的生存的延长，人就有权利主动干预实现生命的终止。医生在安乐死中扮演的角色是医生的职业范围所在，不应该受到道德的非难。 2.安乐死的消极后果是可以消除的安乐死作为死亡的一种方式，与其他结束生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安乐死作为一种死亡方式与杀人与自杀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果在对安乐死的界定和实施中缺乏限制，必然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鉴于安乐死在历史上曾经造成的人道灾难（希特勒曾经用安乐死对犹太人和残疾人进行过屠杀）和严峻的现实，很多人对安乐死的后果提出了担忧：其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赡养老人的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社会的悲剧。其二，当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继续接受救治，因而申请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这无疑是因为贫困而自杀，这必然形成社会的非人道。 其三，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这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其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利用安乐死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此逃脱法律责任。其五，安乐死容易让死亡成为一种义务，从而造成老年人的负担。比如，“一个中年人，上有要进养老院的父母，下有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既要为老人进养老院花钱，有要为儿子上大学花钱。假如他的钱数有限（这种情况往往很少见），只能顾及一头，供儿子上大学就供不起父母上养老院，供父母上养老院，儿子又上不成大学。如果自杀还没有成为一种‘义务’，这个人并不会认为父母继续活着是不应该的事，因而很自然地出钱让父母进养老院，让儿子别寻他路，他自己别无怨言，他父母和孩子也觉得只能如此。但是，一旦自杀成了老人的‘义务’，希望别人自杀也成了社会可接受的合法念头。”[45]就第一种情形来讲，禁止安乐死并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作为第二种情形，如果既没有对这部分人进行经济上的救助，又不允许其安乐死，显然会造成更不人道的后果。而第三、四种情形，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安乐死本身，而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这些消极性后果应该从制度上入手解决，并不能由此否定了安乐死。关键在于第五种情形。义务具有客观性，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有为他人和社会的福利而做出贡献的义务，必要的时候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与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权利并不矛盾。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义务，个人也有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能力甚至生命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的存在，权利和义务的消长也是在不断的变动中的，对人的生存权的维护并没有否定个人有牺牲自己生命的义务。而有安乐死的义务也并不意味着人就一定要自杀，安乐死作为义务具有客观性，但不能把安乐死的义务性质与自杀的合理性混为一谈，更不应该认为安乐死是义务就意味着人一定就应该选择安乐死或放弃对疾病的治疗，安乐死的义务是对应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存在，而人最终“应然”的选择是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结果。安乐死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并不在于安乐死本身，安乐死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度的不健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解决的，如果因为困难而否定了安乐死本身，势必会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更大的痛苦，造成更大的不人道。3.被动安乐死并不侵犯人的权利 从道德上来讲，“不得杀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法则，而被害人的承诺并不足以使实施者的杀死行为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在安乐死问题上，安乐死的特点就在于死亡的过程要由他人帮助实现或直接实施来实现。从主动安乐死来看，主动安乐死因为死亡是个人的意愿，作为参与其中的个人只不过是在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要证明了死亡是个人的权利，安乐死就不是对生命权的伤害，帮助安乐死的人也不是杀人。这在前面已经做出了证明。安乐死是否侵害他人生命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到被动安乐死中，被动安乐死的特殊性在于被动安乐死的对象缺乏明确的意志表达，安乐死并非是对象本身意志的体现。被动安乐死是否就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他人有没有对被动安乐死的对象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这一直是有关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难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从安乐死的对象来分析。被动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脑死亡者、脑瘫婴儿和植物人。就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讲。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有区别于正常人的以下特征：第一，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不具备形成人的意识的能力，不具备人的精神。第二，没有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人的本质。从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看，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现在不是人，将来也不是人。他们既然不具备人的本质，就不能在实际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针对脑瘫婴儿实施的安乐死就不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被动安乐死中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植物人。“医学上认为：脑外伤后连续昏迷不醒一周、半月左右者并不少见，苏醒的机会很大，惟昏迷持续逾一个月以上者始可称为一时性植物状态。逾三个月者为持续性植物状态（persisitent vegetable state PVS），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permanent vegetable state） 则在多年随诊PVS之后，经MRI提供客观依据证实之后始可确诊。PVS每见于脑缺氧，大脑皮质广泛损害等严重脑外伤和脑血管疾病之后，患者貌似清醒，故有睁眼昏迷或醒状昏迷（coma vigil）或去皮质状态（decorticated state）去皮质综合证（apallic sydrome）之称。 因脑干（中脑、桥脑）上行性激活系统受损不重，故有不规则的醒觉、睡眠周期，患者对周围环境无任何意识反应，缺乏任何思维、情感、知觉、认知，无任何自发语言或自主四肢活动，对自身生存状态了无知觉，有如植物就地生根，故被称为植物状态，俗称‘植物人’。”[46]因此，植物人有以下特点：第一，植物人不同于死人，植物人在肉体上有生命特征。第二，植物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和其他存在，植物人至少与人还有一定的情感联系。第三，植物人也不同于正常的人，植物人缺少成为正常人所必要的意识，缺乏实践能力，作为重症病人，其生命特征的维持需要社会或他人给予必要的照顾和一定的医疗资源维持生命。植物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中包括这样几个要素，能动性（能动的能力即健全的人脑）、社会性、精神性，显然，植物人虽然具备肉体上的生命特征，但单纯是肉体生命并不构成人的存在。植物人与一般处于昏睡状态的人不同，昏睡状态的人虽然暂时失去了能动性，但昏睡的人却没有失去能动能力，其能动性的恢复是必然的，而不是可能的。植物人不具备社会实践能力，同时也缺乏人基于社会实践和能动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性，所以，植物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但植物人也不同于植物，更不同于死人。因为植物人有恢复能动能力的可能，因此，植物人是潜在的人。而这正是植物人能否实行安乐死讨论的关键。反对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的人认为，植物人有恢复的可能，所以不能对他们实行安乐死，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实际是杀死了潜在的人。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发作而导致脑损伤，最终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从患病以后15年来，特丽一依靠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因为不堪忍受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们否认女儿已经死亡，因为她曾朝他们微笑流泪并做出过其他反应。在这个例子中，从反对和支持的双方的立场来看，反对的人认为植物人有复苏的可能，作为潜在的人应该享有人的权利。而作为特丽的丈夫之所以支持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主要是因为特丽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权利和义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具有现实性。植物人的权利也不是单独的存在，植物人的权利要放到社会中衡量。植物人的生存是社会性的，它关系到与植物人有关的当事人的权利。植物人的存在并不是无偿的，如果植物人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条件，他们当然最好可以无限度的存在下去。但现实是植物人存在需要一系列人力物力的投入，植物人的存在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植物人的复苏的需要一系列的投入，而这一系列的投入只能换取将来的某种几率很小的可能，这就像进行一项投资，虽然，人的生命不能简单用投入产出来衡量，但维持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投入的巨大也不能不使当事人做出权衡。第二，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是否超过了当事人的负担。如果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当事人是否有权利放弃对植物人的治疗。一个人不能对他人尽无限度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总是在相互的作用中维持一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坚持植物人生存权绝对，这必然超出很多家庭能够负担的能力，也必然会因为植物人的生存而使他人是正当权益受到损害，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 植物人的权利与其他当事人的权利是对立的，在对立的权利中人们要寻求的不是对哪一方实行保护，而是要维持权利的平衡。在对待植物人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注意到了植物人的权利，而忽视了病人家属的权利。事实恰恰应该相反，在处理植物人的问题上，植物人作为被动的一方，权利和义务的划分要以其他当事人来决定，而不应该仅仅参照植物人的权利。应该承认，其他当事人有照顾植物人的义务，虽然在义务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很难划定一个准确的度。一个衡量尽了多少义务就可以的准确的数量度。但当事人所能够承担义务的能力是有限的，植物人的存在之所以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因为对植物人的照顾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能力，所以，对植物人的照顾要以当事人所能够承受为标准，这不管是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可操作性上，都是现实可行的。“如果哪个个人已经停止存在，我们就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帮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下去，或者说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忍住不去防止这么做。这个主张把个人与人类的一员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员处于不可治愈昏迷中，就是说这个人类的一员肯定永远不能重获意识，那么我们将认定哪个个人已经停止了存在。既然有一个属于人类的活体，那人类的一员则仍然存在。但是，在生命的这个归宿之处，我们应当主张只有杀死个人才是错误的。”植物人的生存是关系到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平衡的问题，植物人是否应该安乐死不是由单方面的权利义务决定的，而是要寻求所有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植物人是否应该实行安乐死，也不能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他人对植物人的生存负有一定的责任，超出了这个责任的限度之外，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并不是对植物人权利的侵犯。总结以上所述，对脑死亡病人和脑瘫婴儿实行安乐死并不损害病人的权利，而针对植物人的安乐死，只要处理得当，也不是对他们权利的损害。

医疗保险制度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浅析我国的医疗保险模式及其改革 [原创 2006-01-08 23:14:52] 字号: 大 中 小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医疗保险模式：⑴.德国的社会保险模式，其特点是：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互助共济，主要由雇主和雇员缴纳，政府酌情补贴。⑵.英国的国家保险模式，特点是：政府直接举办医疗保险事业，老百姓纳税，政府收税后拨款给公立医院，医院直接向居民提供免费服务。但这种模式往往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⑶.美国的商业保险模式，特点是参保自由，灵活多样，有钱买高档的，没钱买低档的，适合多层次需求。但是美国这种以自由医疗保险为主、按市场法则经营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制度，往往拒绝接受那些条件差、收入低的居民的投保，因此其公平性较差。⑷. 新加坡的储蓄保险模式，法律规定，必须把个人消费基金的一部分以储蓄个人公积金的方式转化为医疗保险基金，国家则设立中央公积分金，分担部分费用。此外，政府还拨款建立保健信托基金，帮助贫困国民支付服务费。它是以保健储蓄为基础，强调个人责任的同时，又发挥社会共济、风险分担的作用。由此可见，以上几种模式各有其优点和缺陷。而我国目前的医疗服务模式则以国有医院、城镇居民公费医疗为主。医院间的竞争是非价格竞争，为了吸引患者和优秀的医生，医院通常通过购买高新设备获得行业声誉和竞争优势，使医疗成本不断提高，这不仅促使医药费用迅速增长，而且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当前的公费医疗支出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真正有病的患者却得不到必要及时的医疗保健，相当数量的社会弱势群体并没有被覆盖，低收入阶层比高收入阶层付出的医疗费用占其工资总额的比例更高，农民的社会保障及医疗问题常以人口多和国家财力有限为由，而长期得不到重视，卫生不公平性持续存在并有加重趋势。国家医疗费用投入不足，经费筹资系统不畅，医药价格管理缺陷等问题已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广覆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以此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特别是城镇无业居民和贫困农村人口的权益，成为医疗体制改革中亟需探索的重要课题。我国的医疗保险体制决不能走单一的商业化道路，虽然私有医疗机构可以为患者的多元需求提供更多的选择；私有化医疗系统更具效益，可以为人们提供低价的优质服务，并且促使国有医院提高服务质量和减少运营成本。但是医疗系统的私有化，无助于降低日益增长的医疗成本，而且由于私有医疗机构往往通过降低员工的工资和福利等办法降低经营成本，直接影响医疗行为的质量。另外，私有医疗机构为追求效益，会有意识地挑选病人并且局限在某些领域，导致医疗服务的过度和重复供应，不仅浪费有限的资源，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高，而且各地的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所以我们也不能走单纯的储蓄性医疗保险模式，更没有条件走全民化的医疗保险道路。我个人认为，我国的医疗保险应该实行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管理型模式，商业医疗保险作为社会的补充医疗保险，应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按市场的规则运作，政府的角色是管理社会医疗保险，并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进行投资，从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完美结合。提高医疗体制的社会共济化程度及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是解决我国医疗保障不平衡的基本出路，具体来说，我们应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措施：第一，做好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工作，适应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需要。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依据医疗机构的性质、社会功能及其承担的任务，制定并实施不同的财税、价格政策，积极实施医疗服务收费价格公开告示制度。第二，加快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加强医疗资源配置的宏观管理。财政资金分配要体现区域卫生规划的指导思想，以提高区域卫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为根本依据。财政补助对象要逐步实现从补助医疗机构为主转向补助医疗患者为主转移。第三，改革“以药养医”体制，实行“以技养医”的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医疗机构实行的是财政补助与服务收费、药品批零差价收入、税收减免相结合的经济补偿政策。“以药养医”的弊端不仅直接导致了药费的过快增长，加重了老百姓负担，而且还滋生了腐败现象。政府要坚决实行医药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的制度，打破医药不分的垄断体制，建立药品流通的竞争机制，把过高的药品价格降下来，从根本上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营销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促使医生因病施治，合理用药，遏制滥开药、过量开药造成的浪费。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首先对医院药品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药品收支结余全部上缴地区卫生行政部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其次要在逐步规范财政补助方式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把医院的门诊药房改为药品零售企业，独立核算、照章纳税。第四，规范医疗机构购药行为，大力推行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管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当前纠正医药购销中不正之风、减轻社会医药费用负担、保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顺利实施的有效措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有利于遏制分散采购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品流通成本；有利于加强药品质量控制，提高了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监控，降低虚高的药品价格；有利于推动药品生产结构调整和加强药品质量监控，促进企业有计划地组织药品生产。第五，加强医疗机构的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为群众提供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的医疗服务。坚持按照法律监督、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控并重的原则，引导医疗机构建立“质量第一、病人至上”的服务思想和管理宗旨，强化以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许可管理为核心的执业资格控制。另外，为了保证质量控制与管理的实施，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医疗服务技术规范制度；要分年度制定质量控制方案，并定期检查其组织实施情况。

基金就应该承担个人医疗消费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这种要求医疗保险承担无限责任的观念，没有考虑社会医疗保险保障基本医疗需求的原则，也没有考虑到医疗保险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关系，它只会使新的医疗保险制度重返公费、劳保医疗制度的老路，最终将改革引向死胡同。医疗保险承担有限责任，就是以有限的医疗保险基金和卫生资源条件为人们提供适度的基本医疗。这种观念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强调了参保人要对医疗消费承担相应责任，明确了参保人履行义务与享受权利的责任范围，使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在一种可以预见的良性运行轨道上。 三、“全民医保”经常性的制度安排是解决大学生医疗保障问题的基本途径 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主体应是社会医疗保险，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执行。可以参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方案》，对大学生医疗保障做出正式的制度安排。第一，大学生社会医疗保险要覆盖到每个学生，把二级学院、高职高专及民办高校的学生纳入制度范围里，体现医疗保险的公平性和互济性；第二，医疗保险基金由国家、学校和学生三方共同筹资，政府要加大承担比例，大学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任何收入，政府应该根据目前的经济消费水平，提高国家负担标准；第三，社会医疗保险以学生的大病统筹为主，门诊医疗为辅：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年轻，患病几率较小，但严重疾病或意外伤亡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恶性肿痛、乙肝、结核病等，我们还可以借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经验，将重点放在学生的大病经济风险上；第四，建立统一的社会化管理体制：大学生医疗保险应实行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统筹，过小的统筹层次很难抵御大病医疗的冲击。因此，原则上以省为单位进行统筹，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统筹地方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基金的统一征缴使用和管理，保证基金的足额征缴、合理使用和及时支付。 在全世界卫生总花费用中，我国的只占2％，而我国的13亿人口，却占全世界人口的22％；在卫生总费用占ＧＤＰ 的比例中，我国只占5％，其他国家，尤其发达国家，如英国、日本是8％，加拿大为ｌ0％，美国近15％[5]。不少专家和学者指出，21世纪，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有能力加大全民医保资金的投入，“全民医保”不是钱的问题。2007年4月１日起上海市正式实施《关于完善本市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医疗保障制度若干意见》，为全国大学生医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 四、补充医疗保障是解决大学生医疗保障问题的必要措施 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障包括补充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救助两个部分。 补充医疗保险指不同层次的商业医疗保险，满足大学生的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通过鼓励个人参加商业医疗保险，解决超过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负担，以弥补基本医疗的不足。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的主要部分和基石，属于政府行为。商业医疗保险属于大学生个人行为，目的在于适应不同经济条件大学生的医疗需求。高校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大学生的保险意识，使得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购买商保；社会统筹基金也可以拿出一部分到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再投保，大额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可由保险公司承担一部分，以减轻统筹基金的风险压力。 建立以互助互济为主体面向社会多元化资金来源的社会医疗救助机制，解决贫困大学生和重大疾病大学生的医疗需求。高校应设立专项医疗救助基金，医疗救助基金可以从下列渠道筹集：一是由各地医疗保险机构每年从医疗统筹金中划出一定的比例；二是由财政拨付的资金；三是其他由个人、单位或慈善机构捐助的资金。社会医疗救助的救助对象为：一是交不起医保费的；二是贫困学生患大病、重病后的医疗费个人自付部分给予救助；另外，部分自幼患病的学生由于不符合保险公司投保条件不在投保范围内的，一旦病情加重或恶化，只有求助于社会捐款，更多的人由于缺乏渠道，甚至连向社会救援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他们也应该得到社会的救助。 将大学生纳入“全民医保”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逐步推进。在吸收“全民医保”形势下的医疗保障经验和研究成果后，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即将建立起来。它是建立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为辅，救助基金为补充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这样的医疗保障可以满足大学生医疗卫生的需要，有利于大学生的全面顺利完成学业，有利于学校发展，有利于国家建设。

医疗 保险 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疗保险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已在大部分城市启动，尽管医疗保险制度给广大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提供了重要保障，但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还不能像发达的福利国家，实行全面的医疗保障，因种种原因导致的医疗费用刚性增长，使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不断加重成为目前较突出的问题。

【关键词】探讨;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结合

一、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社会医疗保险是指由国家建立的为解决劳动者因医疗、负伤和生育暂时丧失劳动能力后因治疗和生活总是而给予经济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例如：我国建国以来建立并长期实行的公费医疗(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大学生)和劳保医疗(企业职工)制度。但因其本身存在种种弊端，所以国务院于是1994年平均月开始进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加快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保障职工基本医疗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实现我国跨世纪战略目标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我国职工医疗保障从单位保障制度向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制度的转轨，意味着福利保障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向互助共济有效约束的基本医疗保险机制的转换。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广大企事业单位摆脱了沉重的医疗费开支的负担，轻装上阵，一心抓生产的机遇，而且给因资金困难长期无法报销医疗费的企事业单位的广大城镇职工带来了切身利益。所以说，我国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于保障职工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推进到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截至今年3月，参保人员已达到亿人，其中在职职工占73%，退休人员占27%，80%以上的原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50%的国有困难企业职工参加了医疗保险。

但由于我国尚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还不能像发达的福利国家一样，实行全面的医疗保障，不仅在医疗消费上给药品、诊疗和医疗服务设施等规定了使用范围，而且个人还需要负担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当前因医疗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医疗技术和药品价格增长过快，以及一些医院和医药生产及流通领域的利益驱动，使医疗费用逐年刚性增长，导致使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不断加重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在北京市统计局于2000年8月份对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案草案进行的民意测验(民意测验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共在全市范围内抽取了507个企业事业及行政单位发放调查问卷10140份，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收回，调查范围占城镇职工享受医疗保险人员的。)中，被调查者有的人认为医疗费增长过快;有的人认为药品价格增长过快;有的人认为社会保障程度低;83%的被调查者认为，除基本医疗保险外有必要建立大额医疗互助企事业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及公务员医疗补助等补充保险。

二、商业医疗保险的现状和问题

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上，各家寿险公司都涉足了医疗保险领域，开办了各类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大致分为三类：收入补贴类、定额给付类和费用报销类。但各类险种投保和业务开展情况的不尽人意，甚至有些险种因保险公司惧怕出险，已经被人为取消了。据有关部门统计，国内现有11家保险公司经营商业医疗保险业务，共开办了131种医疗保险险种业务，但其业务量并不大。到2000年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的保费收入大约占同期人寿保险费收入的，与全国4000多亿元的卫生总费用相差甚远，仅占左右。时至今日，这种状况还没有出现突飞猛进的改变，说明目前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医疗保险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其发展还很不充分。本人认为，商业医疗保险受到冷落，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理赔范围均比较局限，如费用报销类，只规定一些特定的少数疾病发生的医疗费才能理赔，不能很好地满足参保人各类疾病治疗的需求;二是赔付额较固定;三是理赔手续繁琐，且等待期较长，使一些欲参保的人望而却步;四是诚信还有待于提高，五是宣传工作力度还需要加强。

三、社会与商业医疗保险结合的必要性

社会医疗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的，而商业医疗保险则属于健康保险的范畴，是由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一种商业行为。社会医疗保险体现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但在人们的医疗需求中，社会医疗保险仍有不予支付的医疗费用、项目及个人需负担一定比例的费用，这些都可以成为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空间。要解决当前突出的个人医疗费负担过重的问题，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是十分必要的。由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共同构筑我国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和提倡的。商业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既有显著区别，又有许多客观存在的共同之处，如果它们相辅相成、互补所缺，就有可能使参保人在医疗消费上，达到少负担或零负担的目的。

四、社会与商业医疗保险结合的可操作性

商业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结合办理理赔业务，大致可分为以下步骤：(1)参保人因病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院治疗

的，结算时，参保患者持《社会保障卡》在治疗医院刷卡与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联网办理结算手续，打印《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单》，支付个人负担部分的费用。(2)参保患者持《社会保障卡》、出院记录和《基本医疗保险结算单》，到商业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业务部门办理理赔手续。(3)商业保险公司业务部门根据提报的材料，与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联网核实结算情况，审核材料符合规定后，按照约定给予理赔。由于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患者的结算已经过严格审核和把关，所以商业保险公司复核工作比较简便。

五、社会与商业医疗保险结合的建议

种种事实表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由此引发的商业医疗保险热潮也将会相伴而来。尽管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泰康保险公司等正在尝试着开办一些医疗保险险种，但总体而论，商业性的医疗保险市场并未得到很好地开拓，没有从根本上对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进行填补，使得社会医疗保障出现了一个“真空区”。因此，在加大“医改”力度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大力发展商业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便显得尤为迫切。(1)政府要明确政策，给商业医疗保险以充分发展的社会空间;(2)政府要从稳定社会，保障人民健康水平的大局出发，积极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指导和帮助他们发展商业医疗保险事业;(3)商业保险公司应

加强市场调研活动，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增强风险意识，并依靠保险精算人才和医学专业人才积极开发设计出适销对路的医疗保险险种;(4)加强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之间的沟

通，在二者之间寻找合理的衔接办法，最终促使二者协同发展;(5)由政府与商业联合，大力宣传商业医疗保险的补充作用，消除许多人对商业医疗保险诚信的顾虑和难以接受自己全部付钱的意识;(6)可以在全国部分地区开辟试点，取得一定的 经验 后，再逐步推广延伸，也可以先从易于有效控制的费用开始设立险种，确保险费收支平衡。总之，在我国，基本医疗服务对于全体人民来说还未普及，商业医疗保险所占份额还很低，人群覆盖面还不广。因此，在积极推进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大力发展商业医疗保险是十分重要的。发展商业医疗保险可以通过建立不同的保险形式，合理分担医疗费用，有助于解决当前职工医疗保险中存在的超前和过度医疗消费问题，使社会医疗保险支出的医疗费用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同时，它还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投资意识，引导人们的健康消费，并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一定数量的长期可使用资金。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商业性医疗保险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保险形式，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和疾病结构的变化，人们肯定会越来越迫切需要不同层次的卫生服务保障。因此，在我国，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必要大力发展商业医疗保险。

摘 要 随着医患矛盾的突出，医患纠纷的不断升级，严重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立。面对越来越高的索赔频率和索赔金额，如何保障医院、医生、患者三方的合法权益，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虽然学界探讨了许多解决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但笔者认为大力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不失为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从保险法的视角提出重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思路，以期对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推行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责任保险 医患纠纷 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医患关系呈现出日益紧张的趋势，影响了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营和有序发展。寻求一种分散医疗职业风险，缓和医患之间紧张态势的良策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 热点 问题。医疗责任保险正是源于其转嫁医疗职业风险、赔偿患者经济损失的功能成为化解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之一。

1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医疗责任保险，是指保险人(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医方)根据合同约定，当发生医疗保险事故，被保险人依照法律需要对第三者(患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代其履行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制度。由于现代医学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患者的各体差异，医患纠纷难以避免。而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患者对医疗责任赔偿数额不断增高，医院难以承受巨大的赔偿压力和经营风险，执业医师的心理压力也不断增大，严重影响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可以有效转移医疗风险。

首先，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将集中在某单个医院的事故风险转嫁于保险公司身上，减轻医方财务负担，从医疗纠纷的困扰中解脱出来。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医患双方发生纠纷后，保险机构通过作为第三方的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机构参与调解，其处理意见比较容易为患者方面接受，很多纠纷得以比较顺利地解决。医院和医师便有充足的精力服务患者，最终可以促进医疗行业良性循环发展。另外，推行医疗责任保险还可以提升医方风险防控水平。保险公司在投保前及承保期间，通过对医扩人员进行法律法规、保险知识及医疗风险防范 教育 ，对医疗风险的防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次，投保医责险对患者也是大有益处。一方面，发生纠纷后，患者可以通过第三方公正合理地获得经济补偿。另一方面，由于医方申请投保时，保险公司会对其进行严格的审定，出险太多、从业人员素质太差的医院也许会因此被拒保。因此这种间接的监督和敦促，也无形中成了患者衡量医院优劣、择优就医的标准之一。另外，为了降低风险，减少赔付，保险机构不但参与理赔，还会请专家对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医院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这对促进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提高无疑也是大有裨益。

当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除了有利于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外，对保险公司而言，拓宽了业务范围，只要经营得当，也会增加经济效益，该制度对各方利益的兼顾，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2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现状分析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起步相对于 其它 财产责任保险要晚得多，并且发展十分缓慢。目前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只是部分省市地区开展了医疗责任保险的实践。然而，在我国实践中，医疗机构对医疗责任保险的认同度较低，参保率不高。显示出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推广不利的情。这一现状也在深层次上暴露了我国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医疗责任保险的内容设计尚不成熟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这一险种的市场开发起步晚，保险公司缺乏翔实的历史数据资料，加之医疗责任保险具有一定的医学专业性，保险公司对其开发与研究需要借助法学与医学等领域专家的帮助，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制定成熟的医疗责任保险规则投入较大，经营成本高。因此，实践中，保险费率的厘定相当程度还停留在经验费率阶段，目前仅根据医院床位、医务人员数量等收取保险费，不能做到根据不同医疗机构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及岗位、职称风险系数的不同科学厘定费率，由此挫伤了医院的投保积极性，导致参保医疗机构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水平高、规模大的医院不愿参保，水平差、风险高的医疗机构投保相对较多，一些参保机构选择妇产科、心胸科等风险高的科室参保，无疑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的开发热情度不高，使得这一险种在承保及理赔方面的设计还不太成熟，从而直接影响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推广。

另外，该险种承保的责任范围设计过窄。目前承保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多数将保险责任的范围限定为医疗事故，保险公司只对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索赔进行赔偿。这样一来，在众多的医患纠纷中，患方还是常常会到医院与医方进行交涉，医方还是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与患方进行协商与沟通，医疗机构感到投保的收益小于成本，且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因而对医疗责任保险热情不高。

医疗责任保险处理程序不完善

发生医疗纠纷后，如何及时认定损害赔偿额，并且及时使受害人从保险人处得到偿付，直接决定了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效果。通过一定的机制确定医、患、保三方认可的赔偿金额是医疗责任保险发挥作用的前提。目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了双方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解决方式虽然具有公正、权威、强制的特点，但成本高、周期长，虽然容易得到保险人的认可，但决非医方和患者首选解决途径;至于行政调解，由于各种原因，是目前使用得最少的一种解决方式;至于双方协商和解，是目前最主要的一种方式，但医患双方私下达成的和解却很难取得保险公司的认可。对于确定为医疗责任保险范围的医疗损害案件，患者无权直接要求保险公司理赔，当医疗机构要求保险公司赔付时，依然存在手续繁琐，理赔时间长的弊病。

未实现医患纠纷的转移

医疗责任保险对于医疗机构来说，实用性不强。医疗责任保险的实施，并没有使得医疗机构完全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对于投保的医疗机构来说，他们希望保险公司在转移经济赔偿责任的同时将医疗纠纷的协调处理的事务性工作也转移出去。这样投保的医院和医生可以避免与对方当事人的直接接触，仅需要就专业问题向第三方提交材料，专心于自身业务工作而无后顾之忧。这也有利于避免矛盾激化，可以妥善处理好双方利益。虽然目前在我国各地区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中几乎都会规定保险人的索赔参与权，即必要时保险公司可以以被保险人名义对诉讼进行抗辩或参与处理有关索赔事宜，但事实情况是很少有保险公司能够在医疗责任保险诉讼或者纠纷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医院还得花大量的精力处理患者的索赔。 3重构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设想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解决医疗纠纷的有效手段，但是我国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仍存在种种问题，限制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作用发挥。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经验，从现实的社会基础出发，平衡医患利益，重新构建其内在体系，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建立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

在现阶段，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覆盖率较低。由于种种原因，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的投保热情不高。在欧美发达国家，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其实是责任保险的一种常态，参保强制医疗责任保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已成为医方转移执业风险、应对医患纠纷的通行做法。在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医疗责任保险的作用，我国政府有必要将其所建立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同其他商业保险区别开来，赋予其一定的强制性，使之成为缓解医患矛盾，解决医疗纠纷一个主要 方法 。我国政府应当将强制医疗责任保险作为医疗卫生制度中的一项重点制度来建立，规定全国各地医院必须参保，从而保证医方的参保率，激发保险人的服务热情，真正实现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的目的。

设立第三人直接求偿权

我国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中，受害第三人不享有直接求偿权。因此，参保的医疗机构在发生医疗纠纷后，不得不耗费时间与人力，参与到复杂理赔的过程中来，反而没有实现投保的初衷。为此，我国应当设立第三人直接求偿制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求偿权。发生医疗纠纷后，患方可以直接与保险公司交涉办理理赔手续，从而使得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真正从医疗纠纷当中摆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临床工作当中。

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医疗责任保险中的积极作用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改善医疗纠纷现状的有效手段之一，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 措施 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首先，政府应当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医疗责任保险的条款进行研究与改进，并重视对医疗责任保险专业人才的引进，从而提升我国医疗责任保险险种设立的专业性，保证险种质量。其次，由于医疗责任保险的专业性与微利性，保险公司往往投入较多而获利较少，参与热情不高。政府对于开展医疗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应当给予相应的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从而调动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推进我国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运行。

总之，通过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有利于在患者和医生之间设立一个缓冲的地带，把医患之间的猜忌转化为平等互信的医患关系，有利于转移医疗风险，从而在医方和患方之间构建起和谐、信赖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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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死亡形式论文参考文献

少食者健数十年来，研究人员已经知道，饮食比正常小鼠低三分之一热量的小鼠，寿命要延长40%，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其他哺乳动物。南美厄瓜多尔比尔曼村人口不满一千人，但超过百岁的达九人之多。他们饮食少、且为粗茶淡饭，一天摄取1200卡的热量，不吃肉或蛋，饮食内容多是小麦、玉蜀黍、马铃薯、秋蕉、葡萄等谷菜果食。少食者长寿，确是有依据的。吃得愈少活得愈久一项研究表明，实验室里的老鼠摄取的热量愈少，活得愈久，即使年纪大了才减少热量摄取也不例外。研究显示，减少老鼠摄取的热量，可以收到立即良好成果，不但老鼠寿命延长六个月，其罹患癌症的比率也降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刊登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即便得了癌症，减少热量摄取也可以减缓肿瘤的成长。比如减少热量摄取的结果，老鼠的肿瘤死亡率从80%减少到67%。洛杉矶加州大学科学家席宾德勒说，年龄大的老鼠减少热量摄取，对肝脏基因产生的效果，和小老鼠节食所产生的效果相同。一些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延长寿命的秘诀之一，是人只吃富含维生素与矿物质、而热量低的饮食，也就是说，饮食上保持营养适度低下(但不是营养不良)。这办法经实验室证明非常成功。以这种方式实验的老鼠，原先只有两年左右的寿命，现在可以活到四年以上，并且还维持著青壮年的行为与外貌。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节食是如何让动物长寿的，但研究发现，节食的动物体内线粒体的基因突变较少，一些组织中的细胞死亡也较少。因此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节食延缓衰老的主要机理之一。下决心管住嘴巴吃得太多常有几种原因，一是有些生活条件不错的人，不懂得惜福，不考虑营养、而只顾自己的嗜好，看到美食就忍不住。第二种是想摄取充分的营养而勉强地多吃的人。有的人因为活动激烈，生理上需要多量的热量。但为了营养而大吃是愚昧的。多余的营养决不能为身体所吸收，反而会成为肝、肾中毒的因素。吃得太多的人肝脏常肥大，这是因为不调合地吃了多量东西，而胃肠需要把它消化而借力于肝脏。排泄量愈多，肝脏的负担也愈重。而肾脏也因为吃得太多太好的原因，同样地处于不健康的状态。许多疾病都是源于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日本横尾医学博士在其所著「快食、快便、快眠」一书中，有如下一节：「糖尿病的发生是因为长年的过食、过饮美食，而使胰脏中的内分泌器官发生故障，因而引起的。因此糖尿病的预防方法是不要肉食、美食，平常不可暴饮、暴食。大食以后，胃肠因过分地膨大，致使通过它后侧的大动脉受到压迫，血液的循环受到了抵抗，而促使血压高涨。血压高是脑出血的直接原因。」许多疑难杂症的起因，也在于摄取饮食的方法不当。放任食欲造成饮食过量，再加上寻求不到正确的疗法，才会变成疑难杂症。而有心者即使不实行任何一种健康方法，只要肯维持少量饮食，就能够毫无病痛地活到八、九十岁，这类长寿者大有人在。精神状况得到改善吃得太饱，总会想打瞌睡，这是多人曾有过的经验。如果适当节食，少食者的体质一旦产生变化，睡眠时间多半也会缩短，本来每天要睡八小时的人，只需睡五、六个小时就足够。其实，身体若真是非常健康，一、二天空腹也是稀松平常的事。一、二餐不吃就产生虚脱感的人，很可能是胃下垂或潜在性糖尿病等疾病的征兆。真正健康的人，一、二餐不吃，绝对不会觉得没有力气，或是冒冷汗，头晕目眩。「吃得愈少，身体愈健康。身体愈健康，就愈轻盈。身体愈轻巧，身心就愈清爽，心身爽朗，智慧就愈开明，愈有智慧，才能愈发灵巧。」这是一些少食主义者的体会。一些少食实践者说，最初肚子饿的时候，会出现异常的虚弱感，或是头晕目眩，心悸亢进、头疼等症状，但经过这时期以后，身体会突然转变得清爽起来，虽然空腹也还是精神奕奕，工作也充满了活力。即使稍微工作过度，也不会觉得疲劳。一旦养成少食的习惯，睡眠时间不但会缩短，身心都会感到愉快，不易疲劳，头脑清晰，比别人有加倍的体力工作。吃得多，身体愈笨重，人也愈懒散，心情就愈黯淡。智慧会不开，才能就笨拙。而一些有识之士虽然身份富贵，却不片面追求口舌之欲，过著粗茶淡饭的生活，尽享天年。长寿两理论互相关联人的寿命长短，除了遗传因素之外，行为方式也极为重要。这方面有两种长期被关注的理论。一是吃七八分饱更长寿，二是体温较低能增加寿命。前一个理论得到较多的研究结果证实，而第二个理论也得到验证，两者之间且有密切联系。正常人的体温平均是摄氏37度，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就寿命而言，摄氏度可能更好。把小鼠的正常体温降低摄氏度，它们的预期寿命最高可增加20%，这相当于人增加了7到8年的寿命。这个结果提示，人的血液温度低一些可能延长寿命。另一方面，饮食中的热量少三分之一的小鼠或哺乳动物的体温，又会下降摄氏度或更多。是低体温有助于延缓衰老，还是低热量饮食导致了低体温呢？为了找到其中的奥秘，研究人员利用遗传工程的方法降低小鼠的体温。他们把一种基因植入小鼠大脑下丘脑和靠近该区域感知和控制体温的一群脑细胞中，让大脑误以为身体温度较高而发出降温指令，使得小鼠的身体降温摄氏度。降温后雌鼠的预期寿命延长20%，而雄鼠延长12%。这个研究证明，限制饮食的抗衰老效果是与低体温相联系的。其中的原理可能是，低体温延缓了新陈代谢和身体其他副产品的产生，如自由基。而自由基是损害细胞和促使细胞衰老的元凶。由此，也使得细胞的寿命延长，因而增加了寿命。

尽管早在170年前，人们就在细胞中观察到了自然发生的细胞死亡现象，然而长期以来它都被视为是一种细胞被动现象，以及生物系统的一个必然归宿点。直到科学家们逐渐展开对蚕和蝌蚪的发育定时细胞死亡研究，这一观念才开始发生改变。科学家们在这些早期的研究中发现当蛋白质或RNA合成受到抑制时有可能导致细胞死亡发生延迟，神经细胞的存活需要一类称作神经营养因子的细胞外存活因子的支持。最初人们只是将神经营养因子视为是细胞存活必需的一种特殊的营养物质，然而后来的研究证实这些因子是通过抑制细胞内自杀性程序来支持细胞存活的。更深入的研究表明这一机制并不仅局限于神经系统，这种对于细胞外存活信号的竞争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控制细胞数量的重要机制。细胞死亡领域的另一个里程碑式成果是Kerr, Wylie和 Currie开展的细胞超微结构研究，确定了生理条件下濒死细胞一系列的细胞形态学变化。当细胞对无法承受的压力或损害做出死亡反应时，细胞会发生膨胀和破裂，这一过程称之为坏死（necrosis）。而在正常发育和内环境稳定过程中，大部分细胞死亡时则表现为细胞体积缩小、核固缩、胞膜结构完整、最终细胞遗骸被分割为凋亡小体，并迅速被周围专职或非专职吞噬细胞吞噬。而研究则揭示出凋亡并非发育细胞死亡的唯一形式，当PCD受到抑制时细胞还可能存在有其他的补偿机制。此外，科学家们还在线虫研究中揭示了细胞发生PCD的遗传学分子机制，鉴别出了对PCD产生特殊效应的一些突变，证实细胞死亡是通过一些特殊基因启动细胞自杀程序的细胞发育的最终命运。在对相应基因的分子特征鉴定中确定了在进化中保守的核心的细胞死亡机器，以及作为细胞凋亡的中心环节和关键执行者caspases家族。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蓝色星球细胞凋亡（Apoptosis），指机体在生理或病理条件下，为了维持自身内环境稳态，通过基因调控而产生的主动、有序的细胞死亡。其形态特征是凋亡小体形成。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是类似于细胞坏死的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细胞焦亡（Pyroptosis）是由炎性小体激活的一种RCD形式，在炎症和免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细胞铁死亡Ferroptosis是由铁积累和脂质过氧化驱动的一种RCD形式，其特征在于线粒体变小、线粒体嵴减少、线粒体膜密度增加和线粒体膜破裂增加。依赖性细胞死亡Parthanatos是一种PARP1依赖性RCD形式，由氧化应激诱导的DNA损伤激活。 • AIFM1依赖型Parthanatos：活化的PARP1结合AIFM1，介导AIFM1从线粒体移位到细胞核，继而导致部分染色体的溶解。Entotic cell death是细胞“同类相食”的一种RCD形式，一个细胞吞噬并杀死另一个细胞，其特征是细胞内细胞结构。Netotic cell death是由NET驱动的一种RCD形式,其受NADPH氧化酶介导的ROS产生和组蛋白瓜氨酸化的调节。溶酶体依赖性细胞死亡（LCD），也称为溶酶体细胞死亡，是由LMP释放的水解酶（组织蛋白酶）或铁来介导的一种RCD形式，其特征是溶酶体破裂。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Autophagy-dependent cell death是由自噬分子机制驱动的一种RCD，其特征是自噬空泡化。Alkaliptosis是一种由细胞内碱化作用驱动的新型RCD。Oxeiptosis是氧自由基诱导的不依赖半胱天冬酶的新型RCD，该过程由KEAP1-PGAM5-AIFM1途径驱动。

以下几篇文章供参考，可去图书馆复印篇名刊名期号营养师调制营养食谱科学之友2006年07期妇女产褥期患病与饮食行为的关系中国妇幼保健2006年08期肿瘤患者的饮食护理健康之路2005年02期茂名市公立私立幼儿园儿童体格发育及营养状况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5年13期食疗加药膳让您吃出健康—从营养顾问开饮食处方说起食品与生活2005年03期1保健食品的定义保健食品或功能性食品，广义而言，是指组成人们通常所吃的膳食以外的一些非传统食品或其成分。消费者希望通过食用这些保健食品来增强体质，改善机体生理功能，乃至预防疾病。关于保健食品的定义至今国际上尚无统一的说法，而且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保健食品的概念也不尽相同。我国卫生部1996年3?5日颁布的《保健食品管理办法》中第二条规定，"本方法所称保健食品系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食品"。而美国至今尚无关于保健食品或功能性食品的官方定义，就其含义而言，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既涉及人们所熟悉的营养素(如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又包括草药或其他植物中的非营养素成分。因此，人们在美国的保健食品商店中常可看到一些将营养素和草药成分合在一起的产品。如在一个包装中有5个不同的胶囊，分别为维生素、b-胡萝卜素、大蒜油、银杏叶提取物和人参提取物。2美国的膳食补充物健康与教育法（1994）美国没有颁布关于保健食品或功能性食品管理的专项法律或法规。所有的食品都按照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来管理。该法规定一般食品及成分均不得申称有特殊功能；当然有些保健功能在具有充分科学证据和经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后是可以在标签上标示的，如叶酸可预防新生儿的神经管畸形，钙可预防骨质疏松症，但不允许申称有诊断或治疗疾病的功效。为了明确对越来越多的功能性食品的开发、生产和经营的管理政策，美国国会于1994年10月25日通过一项《膳食补充物健康与教育法》。该法的主要内容如下：⑴美国国会认识到：增进美国国民的健康状况是联邦政府的首要任务；营养的重要性和膳食补充物在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方面的效益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学报道；摄入某些营养素和膳食补充物与预防某些慢性疾病(如癌症、心脏病和骨质疏松症)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为此美国联邦政府认为在严格防止不安全或伪劣产品进入市场的同时，不应采取不合理的管理措施对优质产品的上市制造障碍；本法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获得安全的膳食补充物的权益。⑵膳食补充物的定义：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草药或植物、氨基酸，人们用来增加总的膳食摄入量的膳食物质，以及以浓缩物、代谢物、成分或提取物形式出现的以上各种补充物的混合物；不作为传统的食物，也不作为一餐或膳食的唯一内容；标示为膳食补充物；不包括食品添加剂；其形式可包括粉末、软胶(囊)和胶囊。⑶必须要保证安全，但不规定需要向FDA送审哪些安全性资料。⑷不得申称有哪些保健功能，但某些已有充分科学证据的营养成分例外。⑸必须明确标示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⑹1994年10月15日以前未曾在美国上市的膳食成分称为"新膳食成分"，需要向美国FDA提出申请(包括安全性资料和用途)，FDA将在收到申请后180天内作出审批决定。⑺生产过程必须按照GMP的要求。⑻将建立一个"膳食补充物标签委员会"，以向政府当局提出关于膳食补充物标示的要求。⑼在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内设立一个"膳食补充物办公室"来探讨膳食补充物在保健方面的作用，以及促进膳食补充物的保健和防病作用的科学研究。

美国死刑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死刑在美国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每次处决杀人犯时都会有反对死刑的人权和宗教人士出来抗议。反对死刑制度的欧洲联盟以及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也批评美国联邦政府和三十三个州至今仍然保留死刑。

Picture this: You are on trial for committing murder and, although you are innocent, you are convicted. You are given the death penalty and your life is taken, just like that. It is the end of everything - your family life, your friends, your goals, your future. How can anyone support this? Capital punishment is inhumane and kills both the guilty and innocent. The death penalty promotes murder, contrary to its purpose, and should be outlawed.请想象一下:你正在为你的谋杀罪接受审判,尽管你是无辜的,但你还是被判刑了.你将被给予死刑的处罚,你的生命将被夺去.那是一切的结束-- 包括你的家庭生活,你的朋友,你的目标,你的未来.谁又会支持这一切的发生呢?死刑是不人道的,它残害的不仅是有罪之人,还包括那些无辜的生命.它也增加了谋杀率,而这种结果和其初衷背道而驰,同样也是违法的.The death penalty is immoral and barbaric. It is punishing murderers with murder, and encourages violence. Capital punishment, whether by lethal injection or electrocution, is brutal; it is deliberate manslaughter and first-degree murder. Do you spank a child as punishment for hitting someone? We are taught that two wrongs don’t make a right - more killing is not the solution.死刑是不道德而又野蛮的.它用谋杀的手段惩罚了谋杀者,推动了暴力的蔓延.无论死刑是用致命毒药注射还是电子椅，都是不仁义的；它是一等的杀人罪。你会因为小孩打人而赏他一巴掌吗？？我们被教育两件错误的事是不会把它变成好的-不要用杀人偿命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生动描述此： 您是在做的谋杀的试验，并且，虽然您是无辜的，您被判罪。 给您死刑，并且您的生活需要，就象那样。 它是一切的末端-您的家庭生活，您的朋友，您的目标，您的未来。 谁怎么支持此？ 死刑是无人道的并且杀害有罪和无辜。 死刑促进谋杀，相背与它的目的，并且应该禁止。 The死刑是不道德和野蛮的。 它惩罚有谋杀的凶手，并且鼓励暴力。 死刑，还是致命注射或触电死亡，是残酷的; 它是故意过失杀人和一级谋杀。 您是否打一个孩子作为对击中某人的处罚？ 我们被教二个错误don’t做权利-更多杀害不是解答。 Capital处罚抗辩美国道德和价值。 独立声明阐明，每个人赋予生活的不可分割的权利。 是government’s责任保护它的citizens’生活，但是通过运用死刑它拿走他们。 并且，人权法案禁止不寻常的残酷刑罚。 不谋杀是否是残暴的？ 我们是与与谋杀的谋杀战斗的伪君子。 死刑传送在美国，谋杀是可接受的，并且甚而政府将运载它的信息。 The死刑不解决什么和只不造成更多悲痛。 不仅必须家庭那些与罪名的被判罪的成交，并且试验，他们必须也应付死亡亲人。 这为是无辜的那些人是特别困难的。 研究表示，死刑不起一个威慑物作用对于谋杀，意欲。 当我们开始了，它在一个坏位置只投入我们比。 Many美国道德从基督徒信念获得。 圣经有劝阻使用死刑的许多诗歌。 上帝树立了旁边我们将居住的一个榜样在。 上帝将原谅任何东西，只要您请求饶恕，并且恳求您“原谅侵入反对我们的那些人”。 它也阐明，我们不应该寻找复仇，正确地是什么我们做，当我们执行某人时。 没人应该首先杀害，但是作为处罚的方法杀害是正坏。 当清白的人被杀害时，死刑的最坏的后果的One是不可避免的时代。 最近，死囚牢的13个人在伊利诺伊是被证明的清白的人在他们的执行日期之前。 他们一定忍受了的巨大痛苦是不能理解的。 不要想象由您的没有原因的政府谋杀的做。 比他们充电的原始的罪行坏。 当您需要someone’s生活时，没有取消按钮。 Capital处罚没有正数结果。 我们为什么谋杀设法防止谋杀？ 我们全部需要采取行动废除死刑。 从未有需要another’s生活的辩解。

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35页。[②] 刘系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兰州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8页。[③] 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页。[④]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页。[⑤] 林锦征：《试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11页。[⑥] 何承斌：《贪污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页。[⑦] 邱兴隆：《刑罚的哲理与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