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周敦颐的比较研究论文

韩愈和周敦颐的比较研究论文

人物简介 人物历程 韩愈（768～824） 字退之，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韩愈画像和雕像(14张) 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登临祝融峰，“韩愈开云”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开云”为题歌咏不绝。 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杨慎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编辑本段生平简介 韩愈（768－824），唐朝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贞元八年（792年）进士，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韩 愈(Han Yu)学习过程 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外集》，《师说》等等。 教育思想：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比较复杂。他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搜括，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但他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伦理观念，维护封建制度，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具有我们当今的思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但往往又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杰出的、十分重大的影响的。编辑本段文学成就文学创作理论 文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 韩愈石像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诗歌创作探索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热心的教育家 韩 韩愈肖像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 他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韩愈作为修武人，曾多次游历县境北部的百家岩，在此曾作长诗《题西白涧》，由此使西白涧也成为百家岩重要一景。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论说文的成就 论说 韩愈全身像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指为死者歌功颂德，在墓志铭中不论其功绩如何，一概夸大其词予以赞颂的行为）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韩愈全集校注》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送穷文》），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韩愈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马说被》选入初中课本。

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韩愈画像和雕像(14张) 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登临祝融峰，“韩愈开云”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开云”为题歌咏不绝。 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杨慎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

学习文言文的好处文言文是古人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荟萃，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典范。

它记录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昭示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散发着人文精神的芳香。中学生多读文言文，不仅可以增加语言储备，提高作文布局谋篇的能力，而且还能够增长历史文化知识，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鉴赏能力。

具体来说： 学习古文语言，增强运用能力。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大都是文质兼美的范文，文约意丰，含蓄蕴藉，语言讲究推敲，注重精练，色彩鲜明，譬喻形象。

像“文采若云月”的《左传》，“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似人间来”的相如赋，清新而俊逸的李白诗等。中学生经常阅读文言诗文，一些精妙的固定短语和富有哲理的句子自然会进入其语言库，潜移默化，学生的语言自然会丰富形象起来。

再者，古人对待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也势必会让中学生受到影响，从而使其逐渐养成推敲词句的好习惯，说不定也会“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或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这对现代汉语的写作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当代的很多文学大家，诸如鲁迅、茅盾、冯骥才等，其作品语言的酣畅、犀利、深刻，老到，恐怕就得益于对文言文浸淫多年、始终如一的阅读爱好吧。

学习古文构思，提升作文水平。古人写文章，非常重视文章的布局谋篇，注重文章的起承转合。

波澜起伏中见出巧妙，含蓄蕴藉中透着虚实，简约而不失谨严，质朴而不失形象。有的“立片言以居要”，统摄全文，如荀子的《劝学》、苏洵的《六国论》等；有的行文曲折，跌宕多姿，如蒲松龄的《促织》、司马迁的《鸿门宴》等；有的借景写情，缘情明理，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轼的《赤壁赋》等；有的以小见大，管窥蠡测，如左丘明的《肴之战》、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古诗文给中学生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优秀的行文范例和精美的构思技巧，中学生经常阅读，自会文思敏捷，文如泉涌，久而久之，作文水平自会产生质的飞跃。学习历史文化，增加人文积淀。

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学生多读文言文，能激发热爱并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面对龟甲兽骨的精巧奇特，你能不拍案称奇？面对长城的绵延万里，你能不骄傲自豪？面对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你能不热血沸腾？叶圣陶先生说过：“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能继往开来。

否则，像无根之草，长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如何理解“固有文化”并且“继往”？毋庸赘言，离不开大量的文言阅读。

阅读文言文是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种手段，唯有多读，才能逐渐领悟文言文的内在魅力，逐渐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而真正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把文化薪火衍递到底的责任感。高考优秀作文《赤兔之死》的小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让人叹为观止的佳作，不是得益于《三国演义》故事吗？不是得益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吗？ 学习古人操行，提高道德素养。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文中的先贤圣哲、至德至言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健全学生的人格大有裨益。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韩愈；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李商隐到“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苏轼；从“镜破不改光”的孟郊到“生当作人杰”的李清照；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其彪炳史册、烛照千古的言行事迹，每每读来，常令人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慕古人之高义，发思古之幽情，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净化，素养在无声无息中得到提高。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因此，中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离不开对优秀文章的广泛阅读，更离不开对文言文的阅读，在学生的人格塑造、审美情趣的提升方面，文言文起着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学习文言文的好处

文言文是古人思想智慧的结晶，是传统文化的集中荟萃，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典范。它记录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昭示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散发着人文精神的芳香。中学生多读文言文，不仅可以增加语言储备，提高作文布局谋篇的能力，而且还能够增长历史文化知识，提升人文素养，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具体来说：

学习古文语言，增强运用能力。流传下来的文言文，大都是文质兼美的范文，文约意丰，含蓄蕴藉，语言讲究推敲，注重精练，色彩鲜明，譬喻形象。像“文采若云月”的《左传》，“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似人间来”的相如赋，清新而俊逸的李白诗等。中学生经常阅读文言诗文，一些精妙的固定短语和富有哲理的句子自然会进入其语言库，潜移默化，学生的语言自然会丰富形象起来。再者，古人对待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也势必会让中学生受到影响，从而使其逐渐养成推敲词句的好习惯，说不定也会“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或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这对现代汉语的写作应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当代的很多文学大家，诸如鲁迅、茅盾、冯骥才等，其作品语言的酣畅、犀利、深刻，老到，恐怕就得益于对文言文浸淫多年、始终如一的阅读爱好吧。

学习古文构思，提升作文水平。古人写文章，非常重视文章的布局谋篇，注重文章的起承转合。波澜起伏中见出巧妙，含蓄蕴藉中透着虚实，简约而不失谨严，质朴而不失形象。有的“立片言以居要”，统摄全文，如荀子的《劝学》、苏洵的《六国论》等；有的行文曲折，跌宕多姿，如蒲松龄的《促织》、司马迁的《鸿门宴》等；有的借景写情，缘情明理，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轼的《赤壁赋》等；有的以小见大，管窥蠡测，如左丘明的《肴之战》、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古诗文给中学生的写作提供了非常优秀的行文范例和精美的构思技巧，中学生经常阅读，自会文思敏捷，文如泉涌，久而久之，作文水平自会产生质的飞跃。

学习历史文化，增加人文积淀。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学生多读文言文，能激发热爱并承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面对龟甲兽骨的精巧奇特，你能不拍案称奇？面对长城的绵延万里，你能不骄傲自豪？面对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你能不热血沸腾？叶圣陶先生说过：“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能继往开来。否则，像无根之草，长不起来，也就说不上受教育。”如何理解“固有文化”并且“继往”？毋庸赘言，离不开大量的文言阅读。阅读文言文是继承文化遗产的一种手段，唯有多读，才能逐渐领悟文言文的内在魅力，逐渐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而真正激发民族自豪感和把文化薪火衍递到底的责任感。高考优秀作文《赤兔之死》的小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让人叹为观止的佳作，不是得益于《三国演义》故事吗？不是得益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吗？

学习古人操行，提高道德素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古文中的先贤圣哲、至德至言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健全学生的人格大有裨益。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韩愈；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李商隐到“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苏轼；从“镜破不改光”的孟郊到“生当作人杰”的李清照；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其彪炳史册、烛照千古的言行事迹，每每读来，常令人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肃然起敬，慕古人之高义，发思古之幽情，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净化，素养在无声无息中得到提高。《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反应又往往是多元的。因此，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因此，中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离不开对优秀文章的广泛阅读，更离不开对文言文的阅读，在学生的人格塑造、审美情趣的提升方面，文言文起着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美使人感受到一种情感、思想、智慧的愉悦、满足和升华，使心灵变得更美好开阔，从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和道德等.如2003年江西省中考语文试卷中有这样一则简答题：阅读《宋史·文天祥传》选段，并结合你学过的课文，谈谈文天祥至今仍为人们敬仰的原因.这道题让学生结合已学过的《过零丁洋》和《谈骨气》两篇课文，从舍生取义的角度来谈文天祥亲自率领军队抗元，失败被俘后坚决拒绝投降元朝的铮铮铁骨；亦可谈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以身许国出使元朝，后奋战不息，最终以死报国，重于泰山，“留取丹心照汗青”，从而赢得中华子孙的敬仰.学生从这悲壮的美中可受到震撼，体验到强烈的情感节操的感染和熏陶，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世代传承. 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与思辨的阅读近来颇为流行，它对初中生的思想认识、综合能力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2002年湖北省黄冈市中考语文卷中要求学生阅读周敦颐的《爱莲说》，并辨析：（《爱莲说》）短文赞扬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质，实则是作者思想情怀的抒发，可在现实中，有人却认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这两种观点，你是怎样看待的？请简述理由.我个人认为：“出淤泥而不染”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对立的观点实质归结为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是主要的，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环境是次要的，在一定条件下亦起相应的作用.人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会在成长中（一般情况下）表现得更优秀；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淤泥而不染”，即改造环境，在恶劣的环境中成长磨炼得更坚韧，另一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即被环境影响改变.这就表明人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因此，一个人的综合素养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具备优良的综合素质就必须学习科学文化诸多方面的知识，如此才能成为与时俱进的有用人材.实践证明：竞争的实质，归结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优秀人才综合素质的养成教育，广大师生难道还不能由此窥一斑而见全豹吗？ 重视文言文阅读中简述题的能力测试趋向，在平时教学中引导培养学生健康情感与诸多能力，刻不容缓.教育工作者所做的一切必须都是为使广大青少年学生成长为与时俱进的人材，对他们的教育与影响将是终身的.只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有新的发展动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荀子说：“学不可以已”，“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此处的“物”即为“学习”，由此可见，人生贵在求学。凡事都可以从纵向和横向方面来考虑，求学也不例外。

纵向上的求学是时间上的积累，抓紧时间学习是纵向的真谛；横向上的求学则是范围上的扩展，泛学与精学是横向的奥秘。求学是实实在在的付出，绝非动动嘴皮的巧活，求学需要一个人真正静下心来花大量的时间。

时间从何而来？鲁迅先生说得好：“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去挤总会有的。”因此我们要善于并勇于去挤时间。

散步时的沉思，小憩时的冥想，排队时的默背，临睡前的回味……零碎的时间处处有，只要肯去利用。哈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

所以，只要我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为我们所用的时间，那么我们就拥有了超越他人的法宝，我们就能赢得纵向求学的胜利。当然，赢得了纵向求学的胜利并不等于求学的成功，还有横向的挑战在等着我们。

人生是一个多元化小世界，任何人都不能单凭一种技能而生存下来。

从小学起，我们便开始接触文言文，但那时只是“小和尚念经”般摇头晃脑一阵。真正开始学习文言文后，我才觉得感触颇深。

文言文里，我看见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背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守着一片内心的宁静，向往那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让人们的心也随之一次次褪去冗杂，沉醉在那“欲界之仙都”。古代文人墨客亦留下了许多美景于他们的笔墨之中。郦道元的《三峡》，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都为我们真实的再现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美。碧水清潭、高山耸峙，一切的一切，似乎美得无以言表，却真切地印在白纸之上。文言文是话中的画，所有的画也都展现在话中。交相辉映，让原本平淡的心立刻被一句一句的“话中画”衬得五彩斑斓。

可是，无论文言文语言如何精美，意境如何深幽，却仍让人觉得学着不容易。

也许是为了积累，课本中每篇文章几乎都要背。文言文的文字规律和用法毕竟和白话文不同，有时读起来都很吃力，更何况要背呢？另有一点，虽有言道“浓缩的都是精华”，但“短小精悍”的文言文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太深，读了好几遍都仍不知它是抒情，写景，还是争贬时潮。

不论美还是难，却也是有趣的。有时在这里看见一个“之”字，表示“什么什么的”，可是在另一处就说不通了，于是马上想另一种解释。如此反复几次，竟悟出了几点规律。有时能自己读懂一篇文言文，噫！良多趣味。散文的揣摩重在体味情感；小说的揣摩要从细节入手；戏剧的揣摩重在矛盾分析；而诗歌的揣摩重在意境玩味。文言文中所要表现的思想内涵虽较难懂，但只要稍得点拨，便能找到文中妙处，亦会感叹：古文之美，古韵之雅，莫能及也。还有那许多田园情趣奇闻轶事，只要三五笔便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或诙谐、或深邃、或简约、或豪放，总之文言文能够让人在文字的苗圃里采撷更多，有时甚至会流连忘返。

文言文，“让我欢喜让我忧”。我学文言文，体味到的乐趣亦比困惑多得多。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在这只言片语中体现，意味深长，常常让人感慨万千。

《阿房宫赋》最后两段要背。

借古讽今，描写手法《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全文背。孔子相关知识，四个弟子的性格特点，孔子的治国理念和教育理念。

《六国论》理解文意，知道苏洵借古讽今的内容，和苏洵有关的文学常识（他的儿子们，唐宋八的家）。《庖丁解牛》要知道这个典故，了解其中庄子顺其自然的思想。

写作文可以用。《种树郭橐驼传》了解柳宗元的相关知识，他的经历，了解本文揭示的道理。

《过大孤山小孤山》各种景物的描写手法。《项脊轩志》从生活琐事着笔，理解作者的不同情感。

前两篇最重要。

新道家之界定与营建——三论新道家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以道家固有思想加以内在生机的阐释，而探寻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新生命，这是新道家的意义所在。近十余年来[1]，学者探讨新道家问题，呼吁“新道家”学派的营建，乃至酝酿成立全国性、国际性的道家研究机构与创刊专门的学术刊物，不仅是因为此一学术领域的荒芜空缺，更重要是由于道家之学本身内容的重要，与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民族文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换言之，探讨新道家之学理与精神，建立新道家学派，乃是21世纪承接民族文化、争取民族生存的一项重要工作。十年以来，笔者关注新道家问题，稍有议论公之学界[2]，兹谨略就新道家界定与营建问题的思考具述一二，期之同好。一 新道家之界定（一）“道家”之“道”的语言学、文化学与思想史含义语言学含义在语言学、训诂学上，道家之“道”字解为“道路”。许慎《说文》：“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道”字从“辵”。金文或从“行（彳亍）”、“行止”，写作“衜”。中间“首”字竹简或从“人”。诸形字义皆同。由常用的普通名词“道路”，可以引申出“由”、“行”诸义，再引申出抽象的哲学含义，成为常用的哲学概念。以儒家朱熹解“道”为例： 道训路，大概说人所共由之路。道者，人之所共由。道者，事物常行之路。问：“仁与道如何分别？”曰：“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道者，众人之道，众人所能知能行者。道者，人事当然之理。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所谓道者，如天道、地道、人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谓道”是也。[3]不仅汉籍如此，汉译思想史著作也认同类似的用法，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论述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据雷缪萨说，‘道’在中文是‘道路，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交通媒介’，因此就有‘理性’、本体、原理的意思。综合这点在比喻的形而下的意义下，所以道就是指一般的道路。……道就是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2]（PP125－126）文化学含义在文化制度背景方面，“道”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还有更为深刻的渊源与根据。在此方面笔者较为赞同的是江林昌先生的观点，即认为“道”字的本义是“黄道”，即太阳的循环运行，“道”字中的“目”也可以理解为“日”，“止”可以理解为“推步”。也就是说，“道”不是人们行走的普通的道路，而是太阳的运行轨迹。[3]（PP315－316）由 “世官世畴”、“技进于道”的上古遗制而言，“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所谓“学术”均与现代所说“技术”相近，“道” 字或“道”的哲学概念起源于“天学”是可信的。思想史含义在思想史上，“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自古至今，自儒家至道家都通用。特别是北宋以后，“宋明新儒家”使用了“道学”一语，并将整个儒学统系追释为“传道”。《宋史·道学一》说：“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影响所及，以至有学者至今怀疑“道家”之名为汉代晚出且名称不伦。[4]因此，在讨论“新道家”问题以前必须界定，“新道家”之“道”虽然与文字学和思想史上的“道”具有关联，但其本身并非思想史上泛称之“道”，而是具有特指的固定含义，即以先秦道家老、庄、文、列四子为主干，以鬻子、管子、关尹子、鹖冠子等等导源或归宗于老子与“黄老道德之术”的道家诸子为流裔的学派。（二）道家之学三要义道家之学有与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学派明显不同之处，论其差异，以往学者多有阐述，大致不外三种：其一以为儒道互绌，“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列传》）；其二以为诸子时有所明，更相为用（《庄子·天下》）；其三以为诸子殊途同归，“皆务为治”（司马谈《六家要指》）。三种阐释以外，更有其四，以为诸子皆有所本而同出于三代王官（刘歆《七略》）。由道家出于史官、天官而言，其源流之久远，居道术为大宗，较其他诸子更为优越，降至晚周之际，影响所及无所不在，实为先秦诸子各家学术兴起的最大滋养与共同背景。而道家之学所包涵的内容也最为广泛，要之，则有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三大要义。自然（物性）之学道家对自然的关注，是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的生命、躯体、性情，完全都在自然之内，而非以天、地、人并列为三。换言之，自然不是与人类社会（人文）相对的一个概念，更非指人类的生存环境而言。自然是天地万物的共同居住与和谐并存的共同环境。“自然”这一概念的本义，意谓天地万物都各自体现着“道”，天地万物的天性、自性、本性，亦就是“道”的体现。“道”遍在于万物，而不外在于万物，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之“道”。但是，“自然”又绝非意谓着万事万物可以极端任意发展，并非如西晋郭象注庄所理解的“自尔”、“独化”。天地万物相互关联而存在，万事万物间的一大关联就是“道”。“道”一，“道”恒（常），故万事万物永远关联而存在。道家将人类、生命与无生物都视为“物”，宇宙天地间的一切存在都是“物”。都是物便都有共同的“物性”，“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庄子·达生》）。道家相信凡存在的事物本性都同，所以道家主张万物平等。形上之学但是道家不认为人类的感官感觉可信，宇宙万物的存在，有超出人类感官感觉之上之处，“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另一方面，道家对于宇宙事物的认知，也具有超出感官感觉的能力。道家又以对“形下”的分析为基础，而提升、获得了“形上”的成就。《易经》为儒家传承的三代先王政典，易学与老学近似而不同。易学主旨为“因天道以明人事”，老学则舍弃人事而取法天道。易学重在阴阳，老学重在有无。“阴阳”是一相对概念，二者互为消长，而不可以互相取代。“有无”是一绝对概念，“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二者异名同实，各自代表着抽象思辨中的不同环节。“有”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无”是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从思辨逻辑上说，有一个“有”，有一个“无”，无是绝对的，是纯粹的。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但是从实质上和整体上看，“无”并不是片面的和孤立的。“无”不是对世界的物质本质的否定，正相反，“无”表示着世界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表示着世界万物的统一与和谐，而“有”所根据的“无”，也就是“有”本身。“道”是“有”和“无”的统一，是形而上、形而下的统一，是物理的宇宙论和哲学的本体论概念的统一。无为之学先秦诸子百家均以周文疲弊、上下失序为背景而期以重新获得真理，其思想体系之构建亦无非以政治实践为目的，故先秦哲学本质上都是政治学。道家的政治理想具有两个不同层面，就老庄而言，是由形上本体论中引申出“无为无不为”层面，由形下相对论中引申出“贵柔”与“安时处顺”层面。政治理想之“无为”与“无不为”，与哲学思想之“无”与“有”对应。“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故“无为”即是“无不为”，“无不为”亦必须通过“无为”而获致。“有无”为哲学上的绝对概念，而“无为无不为”即成为政治上无所不包宏大至极的运作。就此而论，道家的政治理想其境界最高。在形下方面，道家认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老子·二十章》）相对存在、互为消长的双方，彼此因依而存在，所以都不具有绝对的根据。而其并存之法则，莫善于“负阴而抱阳，知雄而守雌”（《老子·二十八章》），故老子“用阴”而“贵柔”，与儒家用阳而贵刚健不同。要之，道家“相对”之学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为途径，其形下部分亦皆精彩。（三）新道家之新义新道家之“新”，其含义并非仅就时间概念而论，亦非脱离道家学说本义而予以根本性的改变。自凡晚近以来国家民族所遭遇之新困境、新挑战，皆得据道家立场以回应之，新道家之新义，为时势之新与阐释之新。由国家民族方面而言，“生存”不是一肉体层面，而是一文化层面，肉体的存在并不足以展示存在，文化的存在才真正可以称之为存在，个人的年寿生死皆不足惜，重要的是“技”与“道”的延续。凡能占据道家之学的立场，对以往之历史与学术传统予以“理解之同情”，延续国家民族之“文化大生命”，心率旧典，信而好古，皆得以新道家之名义相称。新道家一语系包真理系统而言，内涵学理、信仰、为治三层面，而非单纯学理或信仰或履践。据今日“为人之学”之“大环境”，而欲行古人“为己”、“弘道”之事业，是否可能具备此一历数？单就操作层面来说，比较宋明新儒家之建立，新道家之建立是否应当具备此一过程？二者均待智者深论。笔者限于学力，仅就庶几可及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一）找到周敦颐——以宋明新儒家之建立为参照周敦颐在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仪式性”作用。前引《宋史·道学一》又说：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宋明新儒家继汉唐经学之后，跨越千年而起，直承孟子，表明学术学派的兴起，有不为时间所阻断者。单就操作层面而言，宋明新儒家的建立过程，全由朱子对于周子的推崇而实现。考其所以如此，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恰好为宋初先驱长辈。众所周知，在宋儒诸学案中，周敦颐既非最早，也非大宗，“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即濂溪二子，亦失其家学之传”[5]（P21），但若以辈分粗论，周敦颐在“北宋五子”之中确实年长一辈，使得自“初祖”以至朱子有一恰当的时间作用（适当的连续与适当的间隔），亦无可否认。第二，恰好为二程之师。周敦颐是否为二程传道之师，自当世学者已多表怀疑。《程氏遗书》所载，二程只称周敦颐为茂叔而不称先生，平生绝口不提《太极图说》，而门下弟子游酢至称“周茂叔穷禅客”。全祖望称：“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6]（全祖望《濂溪学案序录》P480）但周敦颐确曾为二程之师，亦绝不可否认。第三，恰好著有《易通书》。宋代新儒家学者当世少有显达，退居治学，往往以诸子位置自居而回避经术，表明诸人与当世政治的并立立场，至元代表彰朱子，乃是再次升子为经。但子家有一形式要求，即须留有文字，如先秦诸子之例，凡有言论直接或间接留于后世者，皆得称之为子。而周敦颐著作十分单薄，《太极图说》仅三百余字，《通书》三千余字，且在当世亦不知名。如钱穆先生所说：“北宋理学开山有四巨擘：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此四人皆仕宦沉沦，不居显职，在中朝之日浅，并未在治道实绩上有大表现。论其著作，濂溪分量特少，独有《易通书》与《太极图说》，一是短篇，一是小书，据朱子考订，《太极图说》亦当附《易通书》，非单独为篇，是则濂溪著书仅有《易通书》一种。”[5]（P13）但是，周敦颐毕竟有一完整“子学”著作，从而使得逝者已逝之后，“阐释”的作用得以成立，而文本阐释初亦不必限于文字遗产的数量多寡。后朱熹与吕祖谦合编四子《近思录》，《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一句跃居十四卷之首，全由朱熹“发明”而至。具备这几个条件，宋明新儒家的儒统乃可以获得全新的建构，即：孔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在学理会通方面，顾炎武曾写有一则短篇札记，所关联的则是一个大问题。顾炎武写道：《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原注：今谓“真”，古曰“实”；今谓“假”，古曰“伪”。）……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其程文破云：“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始明以《庄子》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祯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库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周敦颐）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无极之真”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7]（卷十八《破题用庄子》PP659－660）虽仅“真”之一字，亦足说明宋明学者对于回避异端概念术语而保持本门学术之醇的讲究与敏感。“醇儒”问题，自汉代已提出。降及宋明，内有佛道异端之争，外有辽金华夷之辨，问题更显突出。二程之所以称道张载《西铭》一篇，即由其纯用儒家概念术语之故，谓韩愈的《原道》“语固多病”，而“《订顽》（《西铭》）之言极醇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程氏遗书·二先生语二上》）、“此横渠文之粹者也。”（《程氏遗书·二先生语四》）而朱熹也由“不杂”一面为《太极图说》辩解：“《太极》之旨……绝无毫发可疑”（《朱子文集》卷四十二《书（知旧门人问答）·答胡广仲》）、“《西铭》《太极》诸说，亦皆积数十年之功，无一字出私意……不著毫发意见夹杂”（《朱子文集》卷三十八《书（问答）·答黄叔张（黄维之）》）。特别是周敦颐著作虽少，而“无极而太极”一语本来自道家陈抟，朱子则大加表彰，用以延伸易学“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形上概念。“无极”概念来自道家陈抟，“此层即朱子亦不否认”[5]，当世道家亦无争辩，倒是儒家学者内部有陆氏兄弟的激烈反对，引起所谓“朱陆之辨”。陆九渊反对“无极”概念的主要原因，即因为其援引道家：“‘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也”[6]紧紧咬住“从人脚跟，依他门户”[7]一点不放。陈钟凡先生曾说，老子“则已先敦颐千百年而建此玄学上之一元论矣” [8]（第五章《周敦颐之图书学说》PP32－35）。老子之“道”与《易传》之“道”不同，由形上概念来看，老子的概念始于“无”，《易传》的概念始于“太极”，相当于老子的“有”，较老子退后一个阶梯。由此在魏晋以迄两宋的儒家易学传承中，便不得不与道家相接触，借用老子 “无”的概念以建立儒家“无极”的概念，借用老子的“有生于无”以建立儒家“无极而太极”的理论，从而完备儒家的形上学体系。朱熹说：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穷。而向下所说许多道理，条贯脉络，井井不乱，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颠扑不破。（《朱子文集》卷三十六《书（陆陈辩答）·答陆子美（陆九韶）》）这里，朱熹仅就“无极”概念的妙处极力申述，然而却始终不肯将借助道家之学重建儒家形上体系的真相说破。其真相就是：对于道家概念的借用，不可以直接援引，而可以有间接的阐释。换言之，宋明新儒家乃是通过间接的阐释而获得了对于道家之学以及佛学的兼容并包。[8] （二）考据、辨伪与文献学问题自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老子》考辨问题，论老子思想之影响与其记载之隐约的反差，论其争论之大、聚讼之久，以及现代考古学所得印证的戏剧性结果，都足以为学界典型。当中华文明发展到了现代时期，学者沿着一线怀疑，汇聚了几乎当时所有精英，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了一种“没有定论”的研究，这一现象本身已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的一个侧面，其中反映出的不仅是研究结论的问题，而且是方法和方向问题。特别是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居然鬼使神差般在学者获得定论之后，古代道家文献以一种连续的状态出土问世[9]，轻而易举地将这些结论全体推翻，这种恶作剧式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惊叹，续而接受沉重的反省。怀疑精神与疑古、辨伪方法与辨伪学史需要清晰划分。凡治学术，怀疑精神与辨伪方法永远都是最为基本的前提工作。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10]的“疑古学派”的方向，需要彻底扭转；以“造伪”和“辨伪”一组概念解释主观古代学术史，以“造伪运动”和“辨伪运动”说明“古人缺乏历史观念”的“中国辨伪史”理论[11]，需要基本否定。 在疑古思潮影响下，长期以来对于道家学术的有限研究，多数是怀疑性的文献学研究，或否定性的批判研究，略加少量传统训诂考据余绪而已。老、庄、文、列四子的生死有无问题，经典著作的真伪传承问题，如铁索横江，横亘百年。诸如直承四子问题，西方物理学的比较问题等等，遑及一提。幸有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说明疑古所作种种分析，即使逻辑上完全有理，“迄为定论”，在新出古文献面前，仍可完全推翻。说明关于古代文献与古史的辨伪考据，特别是关于思想史文本的考据，其规矩原则多有出于常理之外者，故尔有另辟蹊径的必要。（三）儒道互补——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如前所述，汉代刘歆论诸子起源，“出于”何者，“起于”何者，认为诸子皆源出三代王官，亦即诸子同源。由此而论，道、儒二家会通互补，返本归原，乃是预料中的必然归宿。梁启超先生曾经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PP122－123）古来学者所谓道、儒二家的“互补”，有一极为辩证的形式，即二家之学正相对立，复因其正相对立而恰为互补。道家主于自然，而儒家主于人文。主于自然，故以自然（物性）之学、形上之学、无为之学为其三大要义，其科学即其哲学，其哲学即其政治学；主于人文，故亦以人文、伦理、生生之学（仁道、王道）为三要义。“天”、“人”概念是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主”、“客”二分而特有的最大一组哲学范畴，道家与儒家都讲“天”讲“人”，道家实际上更倾向于“天”的一极，其所谓“人”并非独立的“人”而是与天地合一的“人”，儒家实际上更倾向于“人”的一极，其所谓“天”并非自然之“天”而是人事之“天”。道家与儒家二者，一天，一人，沿着各自的一极对立发展，同时又共同构成了由“天”、“人”一组概念标示出的同一个完整的坐标体系。 现代新儒家是近百年来影响最大、成就最大的学派，但现代新儒家发展至今，也显露出若干缺憾，缺乏鲜活、凌厉的文化动力，虽然致力于以“内圣外王”开出新时代的民主科学，但由儒家“内圣外王”实开不出民主科学，终至处境维艰，后继乏人。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家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牟宗三、王邦雄等人都是通才，要求对全部中国哲学史进行重新认识，因之在其新儒家的著作中也包括了许多对于老庄道家学说的论述。又由于现代新儒家学者是在整体上省视中国哲学史，因此在其研究道家之学的时候，就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具有比一般的道家研究更加深邃的见解。所以，现代新儒家虽然保留有先秦宋明儒家辟除异端的余绪而不认同道家学说，实际上却仍然具有道、儒互补的形态。道家与儒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干。二者皆流也，而非源，故尔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和而不同，相得益彰。要之，新道家必须在能自明其本的基础上，守道家之纯而不辟儒，才可以顺应时势，对于民族文化作出积极的贡献。（四）道家经典的疏证与阐释——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关于古代学术经典，古人有“疏不破注”、今人有“证而不疏”[12]之说，其用意无非表示对于古代学术的承接与敬意。受现代思潮影响，关于道家经典著作的疏证非常不足，连带影响了文本阐释的水准质量。在此方面，笔者曾试举《老子》一章、二章为例略作分析。据严复、熊十力、牟宗三说，疏证《老子·道经·一章》“玄之又玄”之“玄” 的本义是精微，用为名词，意为会同，并无玄妙、玄虚之意。“玄之又玄”意为同之又同，如果将“玄之又玄”解释为“深奥而又深奥”、“深远啊又深远”等等感叹语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作为大思想家而言，老子何得有此言论？[13]据河上公、严遵旧注及陈鼓应、余培林说，疏证《老子·道经·二章》的“有无相生”与《四十章》的“有生于无”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可以相混。“有无相生”属于形而下之“器”的层面，是老子所否定的。其中“有无”是一般名词，是相对的关系，二者相互依赖而存在，相反相成，互为消长，而不能互相取代。“有生于无”属于形而上之“道”的层面，是老子所要阐明的主要思想。其中“有无”是抽象概念，是同一的关系，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无生有”或“有生于无”是就逻辑上的先后而言，实际上无生有就是无成为有，有生无就是有成为无。[14]笔者并曾统计建国以来大陆所见今译约50余种，不肯雷同者仅一二家而已。要之，由“理解之同情”角度，作出维护文本章句结构的疏证与阐释的学者，其实很少。新道家之营建，有必要在充分承接古注的基础上，注意民国学者乃至现代新儒家学者的研究，吸收新出简帛文献的学术成果，在可以预见的21世纪的学术发展中，继续许多寂寞的工作。参考文献：[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德]黑格尔(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4]孙景坛.关于道家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1,（10）.[5]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6][清]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7][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4.[8]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9]张京华.朱子所论《易传》“一二四”与《老子》“一二三”问题及其得失[A]. 朱子学刊编辑部.朱子学刊：总第12期[C].合肥：黄山书社，2003.[10]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2]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的变迁与发展：一九五0～二000[J].汉学研究通讯，2001，（

周敦颐研究论文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三、王守仁 (1472—1528) 明哲学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属浙江)人。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后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阳明学派影响很大，还流行到日本，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四、李贽 (1527—1602) 明思想家、文学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做过云南姚安知府。哲学观点没有自摆脱王守仁和禅学的影响。但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认为“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夫妇论》)。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讲行了大胆的揭露。曾评点《水浒传》，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 五、黄宗羲 (1610—1695)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在哲学上，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六、顾炎武 (1613—168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亻庸，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七、王夫之 (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界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著作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八、鲁迅 (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同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等采取一致步调，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投降倾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1938年《鲁迅全集》(二十卷)出版，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56年，党和人民政府在上海迁移并重建了鲁迅墓。毛泽东为鲁迅墓题字。北京、上海、绍兴等地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九、毛泽东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十、邓小平 （见“千年十大政治人物”）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相传太极图出自宋初高道陈抟，陈抟将图传于其学生种放，种放又传给了周敦颐，周敦颐据图作《太极图说》。但就有据可查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周敦颐。

明赐东，中国知名调节阀专家、人极图学研究专家、美国国际文化科学院院士、华林集团董事长。著有《调节阀应用》、《调节阀应用1000问》、《调节阀计算选型使用》、《自动化仪表故障处理实例》等四部技术专著，发表调节阀论文50余万字。近年来，致力太极图学研究，发表了大量太极图研究论文，其中《探帧索隐人极图》、《太极图的哲学内涵与礼会学意义》、《太极：中华文化之根 世界哲学之源》等文章分别被《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两安日报》、《威海日报》、韩国《华商报》等报纸杂志刊载；主编《枫叶文丛》，参编《大义为正》一书。

韩愈与苏轼作品的比较研究论文

首先因为韩愈早于苏轼，韩愈是唐朝的，苏轼是宋朝的。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韩愈——以尊儒反佛为主的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马说》等，有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韩愈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回答一点吧，个人意见，供参考。韩愈文学成就在散文。他提倡创新作文。提倡散文要言之有物，韩愈与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六朝以来散文的浮华风被韩柳等人祛除。韩愈文章比较有思想，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且不顾世俗，比如《师说》《马说》等。柳宗元官运不如韩愈，他性格也不好，所以文章中常有高傲的口气，柳宗元写景不少，比如很有名的《永州八记》，在写景中寄托自己的情怀。写景很自然清新。欧阳修和苏轼同在宋代继承韩柳，继续推行古文运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欧阳修的词多属婉约派，用词细致多情。他的散文成就不如词。写文用词很仔细，因此文少而精，并且擅描写，有气势有情意。苏轼的成就更多的在于词。他开创豪放词的先河。文章呢，有名的是《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但我不是很熟悉。因此不敢多言。这四个人的共同点，在古文运动，即都倡导写文要有物，由物抒情。经过两代人的古文运动，散文重新回到了先秦时期以文喻世的状态。回答的不全面。希望有人可以继续补充。

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即使现在让苏轼来看，他也是赞同的。苏轼也有直接写过韩愈的文章《潮州韩文公庙碑》，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评价就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能文能武，这就是韩愈。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这打破了从东汉到隋朝八个朝代六百年骈体文兴起发展的时期，骈体文多用对偶，文章华丽，重视音韵，但不实用，柳宗元说骈体文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到中唐时期，韩愈又要对抗佛教和道教，骈体文不适合表达儒家思想，韩愈就借鉴先秦两汉时期的文体，这种文体就叫古文。他的文章慷慨激昂，自然随意，一代文章大家。韩愈在诗歌上也是大家，开创以文为诗。主张诗歌创作中引进或借用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的诗歌创作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引荐散文的字法句法章法和表现手法，扩大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对宋代的“以文字为师，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诗歌更接近散文的特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跟传统的诗歌不同。在文章上与柳宗元开辟古文运动，在诗歌上与孟郊形成了“韩孟诗派”。韩愈的谥号是“文”，大家尊称为韩文公。韩愈在成名之后也大力支持后学之士。《新唐书》中评价是：“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成韩门弟子”。宋代的欧阳修也是，提携曾巩、苏轼，看到苏轼的文章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苏轼后来也有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不遗余力的提携后人，也是这几位大家共同的特质。韩愈是文人中的豪杰。唐宪宗时期，敢于谏迎佛骨被贬，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随裴度平淮西节度使叛乱，韩愈提议奇袭，自己率兵千人奇袭蔡州，但裴度没同意。但之后李愬同样提议奇袭，这回裴度同意了，之后李愬奇袭成功，取得平淮西的胜利。大家都为韩愈叫屈，但是韩愈并不在乎。之后撰写《平淮西碑》。镇州兵变，韩愈当时担任兵部侍郎，代替朝廷前去军中宣抚，安抚军心，并且还要去化解镇州旁边的深州之围的重任。韩愈出发时，大家都觉得他很难回来了。时任宰相元稹说：“韩愈可惜”。因为在叛乱的藩镇是不怎么在乎天子的，去兵变的地区是非常危险的。之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朝廷派颜真卿（就是那个大书法家）去平叛，不幸被俘，拒降后被杀。唐穆宗当时在下旨之后也有些后悔，派人追上韩愈让他要审时度势，不要轻易深入，性命要紧。但韩愈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皇帝让他停止，这是对他的仁爱，但是即使送死也是臣子的道义和责任。韩愈深入虎穴，面对残暴的王廷凑，理直气壮，有胆有谋，有礼有节，不辱使命的完成了朝廷的任务。这种胆识和勇气不是随便哪个文人都有的。他以传统的儒家的道统来自任，代表了儒家的精神。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在文学上开辟古文运动，以文为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政治上中央地方都曾经为官，打过仗，深入虎穴完成重大军事使命。对于佛道这些跟儒家思想有干扰的思想一直在做坚决的斗争。作为传统儒家“仕”的代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去实践“仁义”。

韩愈有哪些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没有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涵。“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 《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老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题楚昭王庙》等。

参考资料

知乎：

韩中传统婚礼的比较研究韩语论文

韩国婚礼传统习俗,要打新郎的脚底板,中国公公看着心疼了!

首先，是在传统结婚仪式上面。中国的传统婚俗有“三书六礼”“三拜九叩”这些繁俗礼节。所谓“三书”，就是指聘书、礼书、迎亲书。（聘书：订亲之书，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纳吉（过文定）时用。 礼书：过礼之书，即礼物清单，详尽列明礼物种类及数量。纳征（过大礼）时用。 迎亲书：迎娶新娘之书。结婚当日（亲迎）接新娘过门时用。）而“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古时婚礼之首，属意女方时，延请媒人作谋，谓之纳采，今称「提亲」。 问名：男方探问女方之姓名及生日时辰，以卜吉兆，谓之问名，今称「合八字」。 纳吉：问名若属吉兆，遣媒人致赠薄礼，谓之纳吉，今称「过文定」或「小定」。 纳征：奉送礼金、礼饼、礼物及祭品等，即正式送聘礼，谓纳征，今称「过大礼」。 请期：由男家请算命先生择日，谓之请期，又称「乞日」、今称 「择日」。 亲迎：新郎乘礼车，赴女家迎接新娘，谓之亲迎。）而在这之间更有换庚谱、过文定、过大礼、安床等一系列的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有着大量的禁忌和礼俗，比如新娘嫁妆中要有剪刀（蝴蝶双飞）、痰盂（子孙桶）、尺（良田万顷）、片糖（甜甜蜜蜜）、银包皮带（腰缠万贯）、花瓶（花开富贵）、铜盆及鞋（同偕到老）、龙凤被、床单及枕头一对、两双用红绳捆着的筷子及碗（有衣食）、七十二套衣服，用扁柏、莲子、龙眼及利是伴着（丰衣足食）等物，每样物品都有其不同的含义。同时，在婚礼进行时也有一定的顺序，按一般的情况，在整个婚礼过程中有：祭祖（男方在出门迎娶新娘之前，先祭拜祖先。）、出发（迎亲车队以双数为佳。）、燃炮（迎亲礼车行列在途中，应一路燃放鞭炮以示庆贺。）、等待新郎（礼车至女方家时，会有一男童侍持茶盘等候新郎，新郎下车后，应赏男孩红包答礼，再进入女方家。）、讨喜（新郎应持捧花给房中待嫁之新娘，此时，新娘之闺中密友要拦住新郎，不准其见到新娘，女方可提出条件要新郎答应，通过后才得进入。）、拜别（新人上香祭祖，新娘应叩拜父母道别，并由父亲盖上头纱，而新郎仅鞠躬行礼即可。）、出门（新娘应由福高德劭女性长辈持竹筛或黑伞护其走至礼车，因为新娘子在结婚当天的地位比谁都大，因此不得与天争大。）、礼车（ 在新娘上礼车后，车开动不久，女方家长应将一碗清水、白米撒在车后，代表女儿已是泼出去的水，以后的一切再也不予过问，并祝女儿事事有成，有吃有穿。）、掷扇（礼车起动后，新娘应将扇子丢到窗外，意谓不将坏性子带到婆家去，扇子由新娘的兄弟拾回，掷扇后必须哭几声，且在礼车之后盖「竹筛」以象征繁荣。）、燃炮（由女方家至男方家的途中，同样要一路燃放礼炮。）、摸橘子（迎新车队到达新郎家时，由一位拿着橘子或苹果的小孩来迎接新人，新娘要轻摸一下橘子，并赠红包答礼。这两个橘子要放到晚上，让新娘亲自剥皮，意谓招来「长寿」。）、牵新娘（新娘由礼车走出时，应由男方一位有福气之长辈持竹筛顶在新娘头上，并扶新娘进入大厅。进门时，新人绝不可踩门槛，而应横跨过去。）、喜宴（时下颇流行中西合壁式的婚礼，大都在晚上宴请客人同时举行观礼仪式，在喜宴上，新娘可褪去新娘礼服，换上晚礼服向各桌一一敬酒。）、送客（喜宴完毕后，新人立于家门口送客，须端着盛香烟、喜糖之茶盘。）、闹洞房（新人被整之灾情大小，端视新人是否曾在其他的婚礼上戏弄别人，或平素待人够不够忠厚等。）、三朝回门（在婚后第三天，新妇由夫婿陪同下，带备烧猪及礼品回娘家 祭祖，甚至小住一段日子，然后再随夫婿回家。）。有此可以见到我国文化的繁琐，但不要以为繁琐是我国婚礼的特有特征，其实，不同国家虽然有不同的婚俗，但从繁复的细节与用品的喻意，都可见对婚姻的尊重和期许无分国界。在西方国家中，婚礼时有旧（Something Old）、新（Something New）、借（Something Borrowed）、蓝（Something Blue）等习俗。旧是指母亲传下来之婚纱，头饰或首饰，代表承受美好的一切；新是指朋友送的礼物如裙子，饰物，象征新的生活；借是指可向任何人借东西回来，据说从富裕亲友借来金或银放在鞋内，象征带来财运；蓝是指新娘的一些小饰物或花束用蓝色，意味着新娘的纯洁及贞洁。而在进行婚礼时，西方亦有大量的习俗。比如，在结婚时新娘总要带着一方手帕，西方人认为白手帕象征好运。根据民俗说法，农夫认为新娘在磨擦婚当天所流下的泪能使天降甘露，滋润家作物。后来，新娘在新婚汉天流泪，就变成她将有幸福婚姻的好兆头。而在婚礼典礼时，新娘总是站在新郎的左边，据说，古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的新郎必须保护新娘子免得被别人抢走。在结婚典礼时，新郎让新娘站在自己左边，一旦情敌出现，就可以立即挥出配带于右边的剑，吓退敌人。在进行结婚晚宴时，要特别定制结婚蛋糕，根据历史记载，自罗马时代开始，婚礼结束时，人们会在新娘头上折断一条面包的材料----小麦象征生育能力，面包屑则代表着幸运。新人必须以糖霜，就形成今天的结婚蛋糕了。由此可见，西方的婚俗并不比中方简洁。 其次是在服装方面。在进行婚礼不只是有仪式习俗需要遵守，在穿着方面也有讲究。中国传统婚礼进行时新郎和新娘具着红色的礼服，象征的吉祥如意，预示在结婚后日子红红火火。而西方的新娘则穿白色的礼服。自罗马时代开始，白色象征欢庆。1850年到1900年之间，白色亦是富贵的象征。到了本世纪初，白色所代表的纯洁意义更远超其他。西方认为白色与童贞有关。古罗马的新娘穿着白色的婚纱，蒙着鲜橙黄色的面纱，象征着激情的火焰。在西方的天主教传统里，白色代表着快乐；其他一些地区，白色在他们的婚礼和葬礼里指示各种各样的通路典礼和意义。例如，在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ers），白色代表一种地位的变化。“传统”的白色结婚礼服，在早期是贵族的特权。在多利亚女王时代，大多数的新娘只能穿传统的国家服装，只有上层阶级才能穿代表权力和身份的白色婚纱。一直到近代，贵族阶级的特权消失以后，白色的婚纱才成为普通新娘的礼服。而相对于西方白色婚纱的历史，中国婚礼中的大红色的凤袍的历史则较简单。龙凤在中国的神话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龙主阳凤主阴，而阳则代表男子，阴就表示女子。因此新娘就用凤表示。所以在红色的礼服上绣着凤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还有就是在一些小的习惯上面，中西方的婚俗有相似的地方。例如，中国古代有抛绣球迎亲的习俗；而西方的新郎新娘在教堂举行婚礼后，会把手中的鲜花抛向空中，如果有人接到的话就预示着他将很快结婚。 中西方在婚俗上面有以上种种的差异，这和中西方人在思想思维的差异有直接的联系。中国人比较保守，喜欢热闹，思维较古板，所以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时间里整个婚礼的习俗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直到近代西方的文化传入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开始向西方转化，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任有中国传统婚俗的礼仪。而中国人爱热闹的性格在中国传统婚礼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除了中西方都有的结婚晚宴以外，在中国的传统婚俗中，还有一个为新娘饯行的结婚午宴。其次在婚宴结束以后，新人的亲朋好友会去新房中闹洞房。认为在新房中越热闹，新人在婚后的生活越幸福。因此闹新房的成员们无不用所其极，用种种方法刁难新郎新娘。西方人的思想则比较开放，对于婚礼的要求也比较低，他们婚礼的高潮则是在教堂中：随着神圣的《婚礼进行曲》步入鲜红的地毯，娇美的新娘手挽着父亲捧玫瑰慢慢向新郎走去，新娘的父亲将女儿的手放在新郎的手上，将女儿的一生托付给你，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这对新人，幸福洋溢在他们的脸上。她是今天最美的新娘。 在神圣的教堂上空，他们的誓言在回荡，带上永结同心的婚戒，只到神父说：“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结婚是一生的盟约，你是要为之坚守一辈子的誓言。 主耶稣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便不可分开。 这一生一世的爱情，因为今天而完美。”然后新郎新娘或是去晚宴地点或是去渡蜜月，并没有中国传统婚俗的种种礼节。另一个造成中西方差异的原因是中西方不同的宗教。中国是以佛教为主，而西方则是基督教为主的。所以西方的婚礼是在教堂中举行而主婚人则是神甫。中方的传统婚俗中的最重要环节就是拜天地，拜了天地以后就算是礼成了。西方的婚礼是属于浪漫型的,整个婚礼从开始到结束到充满了浪漫气息。新娘的礼服一般为白色,新郎是黑色的礼服,使整个婚礼显的庄重严肃.到教堂去举行结婚仪式是整个婚礼最重要的环节.首先,随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新娘挽她的父亲的手走到新郎面前,由她的父亲将她亲手交到新郎手中.牧师会要求新郎新娘对对方作出一辈子的承诺,这也是整个婚礼的高潮.然后他们会在牧师和众人的祝福下,交换结婚戒指并亲吻对方。而新娘手中的花球也不是一般的装饰用品.在婚礼结束时,新娘就会抛给到场的女宾客,如果谁接到花球,谁就是下一个结婚的人,这就使整个婚礼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中国的婚礼就不同于西方,整个婚礼的主色调是红色,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的代表喜气的颜色。这也就使婚礼变的喜气洋洋.在传统婚礼中,新娘一般穿着红色罗衣,头戴凤冠,上面还有一块红色丝巾.而新郎就穿着红色的长衫马褂,头戴红色大沿帽。新娘乘着大红花轿在后,新郎骑着马在前,随着红娘和迎亲队伍到新郎家中拜堂.双方家长坐在上堂,而新郎新娘在下堂成婚.整个婚礼由司仪主持,在他的指挥下,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下拜高堂,然后夫妻对拜,送入洞房.闹洞房是婚礼的高潮,新娘先回洞房等待新郎,而新郎就在外招待客人,酒足饭饱后,新郎在一大堆人的簇拥下来到洞房.众人就开始闹洞房了,新郎新娘在大家的起哄下做各种游戏……这样整个婚礼就在一片笑声中结束了。

认识中韩传统婚礼文化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提高人们跨文化交际能力，还可以起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婚礼，人生五礼之一，是传统仪式，相当于现代婚礼的法律公证仪式，其意义在于获取社会的承认和祝福，帮助新婚夫妇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和要求，准备承担社会责任。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有其传统的婚礼仪式，是其民俗文化的继承途径，也是本民族文化教育的仪式。婚礼也是一个人一生中重要的里程碑，属于生命礼仪的一种。世界上最古老、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婚礼是儒教婚礼、印度教婚礼、基督教婚礼，即三大文明圈的婚礼。

한국문화와 미국문화간의 차이 1.대인관계 미국문화 동등한 관계 모든것이 동등한것으로  비형식적인 상호관계  대화와 행동에 대한 적은 제도  한국문화상하관계(수직) 상대방을 상하관계로 형식을 갖춘 상호관계 언어와 행위의 법칙이 복잡함.2.가치관 미국문화개인권리 중심 개인의 권리가 우선 개인의존 및 개인결정  한국문화책임과 의무 다른 상하위치에 다른 책임과 의무를 강조 적절한 기능 수행을 강조3.태도자기주장 및 자신의 표현 개인의 권리 절대주장 개인의 생각과 감정표현권위 존중과 순종 복종을 강조 할당된 임무에 순응4.주체의식개인능력과 성취 개인능력,성취,성공 개인의 특이한 자질을 개발 자주활동으로 개인의 성공집단내의 개인의 지위 (즉,가족단위,교회,회사,등등) 집단의 기대에 어긋나지 않는 개인개발 속성적인 모티베이션 (집단의 성공) 5.사회활동적극적 참여 참여적 결정 생각과 감정을 자주 교환관찰과 계승 보고,듣고,행한다.  주로 명령 및 요구로서 대화6.사고방식분석적,체계적 인식적 문제와 감정적인 문제를 구별하고, 객관적 문제와 주관적 문제를 구별한다 순차식 대화교환 비교적 덜한 형식적인 교육방식전체적 ,인상적 인식적,감정적 그리고 객관적 , 주관적의식이 혼합. 자연적 그리고 /또는 동시적 교환 매우 형식화된 교육방식. 정확한 표현과 많은 예화들을 통해 저자인 Althen은 미국 문화의 특징들 (가치관, 대화 형태, 사고 방식, 전형적인 행동 양식 등)을 잘 그리고 있으며, 다른 문화와의 차이점도 잘 설명하고 있음.  이 책 속에서 Kohls는 자신의 체험을 바탕으로 한국을 이해하는데 도움이 되는 예화들을 소개하고, 그 속에서 한국의 고유한 가치관, 지난 40년 동안에 발생한 가치관의 변화들을 찾아 내고자 노력하고 있으며, 향후 21세기 초반에 나타날 새로운 가치관을 전망하고 있음. 일반적인 식사예절음식을 먹기 전에는 국 국물이나 김칫국을 먼저 먹고 음식을 먹기 시작합니다. 밥그릇, 국그릇을 손으로 들고 먹지 않습니다. 반찬과 밥은 한쪽부터 먹도록 합니다. 음식을 손으로 집어 먹지 않습니다. 수저로 음식을 뒤적거리지 않습니다. 수저가 그릇에 부딪혀서 소리가 나지 않도록 합니다.먹는 도중에 수저에 음식이 묻어 있지 않도록 합니다. 먹지 않는 음식을 골라내거나 양념을 털어내고 먹지 않 습니다. 음식을 씹을 때는 입을 다물고 씹으며, 소리를 내지 않습니다. 식사 중에 자리를 뜨지 않습니다. 식사 중에 책, 신문, TV 등을 보지 않습니다. 음식을 먹는 도중에 뼈나 생선 가시 등 입에 넘기지 못하는 것은 옆사람에게 보이지 않게 조용히 종이에 싸서 버립니다. 상위나 바닥에 그대로 버려서 더럽히지 않도록 합니다. 식탁에서 턱을 괴지 않습니다. 식사 중에 재채기나 기침이 나올 때는 고개를 돌리고 입을 가리고 합니다. 멀리 떨어져 있는 음식이나 간장 등은 옆 사람에게 집어 달라고 부탁합니다. 밥그릇은 제일 나중에 숭늉을 부어 깨끗하게 비웁니다. 음식을 다 먹은 후에는 수저를 처음 위치에 가지런히 놓고, 사용한 냅킨은 대강 접어서 상 위에 놓습니다. 이쑤시개를 사용할 때에는 한 손으로 가리고 사용하고, 사용 후에는 남에게 보이지 않게 처리합니다.

中韩瓷器比较研究论文

韩国我认为没什么.很多东西都是学中国的.跟东北有些地方极为相像.

瓷器就是好，就是好，真好！

我就是学习瓷器学的，呵呵。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北宋官窑瓷之我见（中国文物鉴赏论文）2009-04-27 00:36提要：中国地大物博，拥有着灿烂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其中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为专门为宫廷用瓷而制造的，所以产量很少，因而流传至今的瓷款也极少。关键词：北宋 官窑 五大名窑 特点 造型 釉色 烧制 支钉一．揭秘北宋官窑中国陶瓷的发展源远流长，瓷都景德镇更是名扬中外，到了宋代，瓷器的发展到达了黄金鼎盛时期，其中五大名瓷汝、官、哥、钧、定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其中由官窑烧造的贡御瓷器更是工艺先进，制作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北宋，瓷器可分为官窑和民窑。首先简单说下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考虑了成本，所以工料就不是很讲究。但官窑却不同，官窑是为宫廷而制作的，制作时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和生产技术也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因而流传下来的瓷器很多都是稀世珍品。很多人就产生疑问，北宋制作的官窑的地方在哪？是景德镇吗？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①。至今官窑到底在何处是一个谜团，等待后人的探索与发现。二．北宋官窑瓷款的特点②1.造型别致制作精巧以这张图为例子进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此制品的上下两端都好似喇叭一样，上端略微比下端要大些，中间鼓出且上面有等距离排列的四根齿状的棱角，中间鼓出的地方下面有条凹槽，底部随着四根棱角的地方有淡淡不明显的三角形突起。这样的造型对于瓷器的制作是一种挑战，像一般的瓷器，我们常见常见的都是类似与家中装饰的花瓶一样，造型上很单一，而北宋官窑瓷器就造型精致，气度不凡，给人眼前一亮，别致新颖的感觉。2.釉色美丽烧制精湛上图是北宋徽宗朝的官窑汝窑制作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壶，釉色是淡淡的情色，像一面镜子一样，晶莹光亮，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光泽闪亮。此青色釉彩是天青釉，又被成为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给人的感觉虽朴素但却高雅清新，给人以脱俗之感。此天青釉因为其价格昂贵，所以只有官窑会使用，一般民窑不会以此作为原材料。和一般的瓷器相比，其烧制水平也高超，瓷器表面光滑，没有半点瑕疵，光亮照人，内部也没有小的气泡。试问现在我们现在还能见到这样美丽的釉色精湛的烤制技术吗？即使在景德镇也很难再见到这样的珍物了。3.釉层厚度极为薄从以上两图的断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窑瓷器的釉层的厚度很薄，这在一般的瓷器上是很难遇见的，并且想要模仿也是难。并且断处呈现的是流畅的线状，这也是其独有的特点（赝品呈现的是不连续的齿状）。现今有些人为了赚取不义之财，制作假的文物变卖，如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瓷器釉色的厚度和断处的裂缝来判断它是不是北宋官窑的真品。4．底部的支钉痕迹北宋官窑的制作采用烧钉制作，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并且从图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支钉痕小，形如芝麻，呈白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 三．总结这学期通过在复旦大学选修《中国文物鉴赏》，我对文物这一方面更感兴趣，尤其是北宋官窑及其瓷器。历史传承，在对北宋官窑瓷的了解研究中，同时对北宋宫廷生活有了一些推测和估计，可以联想到当时宫中歌舞升平奢华的生活。也透过瓷器看到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智慧，相信有些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生活的我们也无法想到，无法达到的。① 参见于百度百科“北宋官窑”② 参见于“景德镇陶瓷网”——“北宋官窑瓷款鉴别”（非图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