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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化探索论文题目

发布时间:2024-07-08 04:59:58

中国近代化探索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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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工业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近代化的过程。科技的。文化的。就是与世界接轨的过程。论中国式的改革。写些从1868到1949前夕。我国的所有重点改革和变化,近代化的事儿有个大框。缕一缕文章立意一定要放在近代化身上接轨可千万要注意。拜托受害者心态。别把五种历史形态往里攒。然后。就找种种论据来肯定证明自己我是这样想的我不是历史专业的。还望同学多多指教谢。

中国近代史探索小论文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中国近代史反抗与探索论文

这是一系列的问经理,中国近代史的经历过程,屈辱也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腐败无能,战败只能割地赔款,侵犯了关税权,南京条约以后1895年马关条约全都是战败割地赔款,侵占主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不乏抗战抗争,太平天国运动,农民的运动,但是因为农民救生的局限性而失败。探索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民国。提倡三民主义,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明改变,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一致抵制外来侵略。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结合我国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而且参与抗争的这样的一篇内容。

中国近代史论文2008-12-23 11:25《“回眸”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 *** 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

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 *** 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 *** 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

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

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

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

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 *** 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 *** 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

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

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

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

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

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 *** 的正确领导。

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

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

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

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

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近代探索的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1.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背景(1)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拼命搜刮百姓(2)鸦片输入引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3)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日高(4)人民反抗彼伏此起2.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进程(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2)金田起义后,势如破竹,迅速发展(3)定都后北伐、西征,很快达到全盛3.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观原因:其一,这是一次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正义战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其二,太平军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军纪;其三,坚强的领导核心、灵活主动的战略战术。客观原因:清军腐败,不堪一击。(二)《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1.《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及评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1)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2)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政权“两”(3)设立“圣库制度”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一)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1.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2.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3.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4.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5.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二)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1.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科学的革命纲领2.不能克服领导集团的腐败,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3.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保留了封建纲常伦理原则4.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一、洋务事业的兴办(一)洋务派的形成及其指导思想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1.洋务派阵营的构成(1)以奕䜣为代表的满族中央权贵派(2)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汉族地方实力派2.洋务派的口号前期:19世纪60-70年代,提出“求强”口号,即训练新式军队和设厂制造船炮,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19世纪70-90年代, 在继续“求强”口号下,提出“求富”口号,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二)洋务派的主要活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1.兴办军用工业以自强2.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3.建立新式海陆军4.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一)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做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即不应全盘否定它,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我们应该加以分析,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中国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其本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1.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2.培养了新式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3.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三)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2.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3.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洋务运动打着“求强”和“求富”的旗帜,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等海军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失败使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认识到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必需将改革从物质技术层面进一步转向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上,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迅速兴起。所以洋务运动的真正历史作用不在于它的正面作用,而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即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进行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里面揭示了很多中国近代的变迁,希望能给您带来帮助,并顺利通过老师的论文检查,一般假期的论文老师不会太难为学生的,这个是我的经验。所以不用太紧张,你肯定没问题的。加油题目可以你自己定,正文如下: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1.洋务运动。中国的近代化启动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经90年代的维新变法,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孙中山是在回顾或者说是在“反思”上述近代化运动,总结上述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建构自己的近代化理论和逐步完善自己的近代化思想的。2.维新运动。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他们不仅提出了维新变法和革新政治制度的主张,而且还大胆、勇敢地提出了深层思维方式变革或“精神革命”的课题。他们借用西方的思想武器,介绍进化论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近代中国形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浪潮。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新运动既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全面启动。然而,对君主与清政府的看法脱离实际。维新派企图采用保留皇帝宝座来推行自上而下的体制内变革,实现君主立宪政体,走英国和日本模式的近代化道路。可是,他们过于天真,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皇帝毕竟与英、日的国王不同,中国的民众也与英、日有别。因此,维新派要维新,但不明确如何维新,更不明白维新不行该如何变革中国。正如孙中山所指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不可能的,“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治理众人之事的总统”,而不需要把国家变为个人私产的封建皇帝。3.辛亥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向西方学制度的,学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政体是关键,政体不改变,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孙中山认为要使中国与世界接轨,迅速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近代化,必然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不仅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振兴中华、追求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尽管他未能扫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大近代化的障碍,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实现复兴中华的目的,但他的近代化主张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中各种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辛亥革命加快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引进,促进了国民参与政治运动的热情,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工业近代化创造了一个大环境,而且也加速了民族的觉醒,促进了国民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和新价值观的形成。但是辛亥革命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4.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正是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他们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希望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就其直接原因,则是袁世凯在文化领域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为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容忍。于是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场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便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但是,它并未使中国走上民主与科学的道路。

中国近代化论文主题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论文如下: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需要,既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反映了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改变世界的进程,世界各国逐渐实现工业化,并在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变迁的过程中塑造现代文明形式。

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但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观、两极分化的社会状况、物质主义膨胀的精神现象和对外扩张掠夺的态势,反映了愈演愈烈的现代性危机,也使西方工业文明陷入歧途。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从步入实质性进程的初期就摒弃了这种发展道路,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

形成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寻找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在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中激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伟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开始探索“中国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1953年起用10到15年或更长时间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从农业国过渡为工业国,

“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

1964年,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近代史的主题:中国人名在谋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不断深入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180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

中国近现代史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 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为止,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晚清王朝统治下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

当晚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阶段,资本主义发达的英、法等国对外积极进行侵略,寻找殖民地,英国是侵略活动的急先锋。

近代史的主题:中国人名在谋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不断深入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现代史的主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1.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甲午中日战争的经过和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政策:战争的爆发;战争的两个阶段-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辽东战役和威海战役。战争的性质及结果。《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三国干涉还辽。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2.通过学习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使学生了解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争夺殖民地高潮这一背景下爆发的,日本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它是日本统治者推行扩张政策、蓄谋侵略中国的一个步骤;通过分析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使学生认识到:社会制度落后、清政府腐败是近代中国挨打受辱的关键所在;通过分析《马关条约》对中国的影响,使学生认识到:《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3.通过学习中国爱国官兵和台湾军民英勇顽强抵抗外敌入侵,培养学生树立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分析日本蓄意发动侵华战争的原因和学习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使学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侵略性,激发学生对侵略暴行的愤恨,树立报效祖国的志向。教材地位分析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列强获得了在华建厂权,而且,大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迫使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具有很强政治奴役性的借款协定。由此,列强不仅实现了对华资本输出的愿望,还进一步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投降政策和中国的惨败,大大助长了列强争夺中国的野心。瓜分中国一事被列强提上日程,很快地,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重点分析本课重点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和《马关条约》的影响。1894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日本政府推行扩张政策和长期以来蓄谋侵略中国的必然结果。19世纪70年代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各列强都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利益。因此,他们为了各自的侵略目的,对日本的侵略采取默许或纵容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与目的不仅有利于日本实施其侵略计划,而且,也影响了《马关条约》内容的执行。学习这一内容,有利于培养学生全面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所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背景是重点。《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是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付沉重枷锁,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极严重的步骤,学习这一内容,将会帮助学生理解《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影响的严重性。所以《马关条约》的影响是本课又一重点。难点分析本课难点是《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从哪些方面反映出来,学生对此不易理解。学生在理解条约的一影响时,很难将条约的签订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发展成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特点联系起来,而资本输出将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控制,加深被掠夺地区的殖民地化。所以,《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重点、难点突破方案通过引导学生回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影响,教师适当介绍日本经济发展情况和“大陆政策”,使学生认清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根本原因。通过引导学生回忆甲午战争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形势,使学生理解列强为何对日本侵华会采取纵容或默许的态度,分析列强“调停”的目的及失败的原因。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分析课文中的两段引文、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对驻朝清军的命令、李鸿章和慈禧在战争爆发后的政策,预测甲午战争战局的发展,从而,使学生认识到:政治制度的落后、清廷的腐败是中国战败的关键。通过引导学生对比《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的内容,分析三个条约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使学生认识到:《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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