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制度的研究论文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制度的研究论文

1.互联网带来的是非功过，不在于“网”而在于“人”。互联网是人类发明创造的，为人类服务的工具。作为工作生活的工具，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优劣之别。互联网带来的是非功过，不在于“网”，而在于“人”。研究互联网市场反垄断，还是要“见物”又“见人”。 2.互联网依托国家资源为公众服务，当然属于“公共服务”。有人称互联网为“信息公速公路”，依托国家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和无线通信网络资源，为全民提供服务的新型公共服务。离开了国家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和无线通信网络资源，互联网无所依托，也就不复存在。随着互联网像水电气一样普及后，受众面广，服务的对象不是个别而是广大公众，其“公共服务”属性日趋明显。公共服务必须遵循“开放性”“普惠制”“均等化”等原则，背离了这些原则，也就偏离了正确方向和正常轨道。 3.互联网借助多方面技术和市场手段的融合，衍生了新的服务形态。互联网对于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创造了许多新的服务模式，充满了创新意味，创新了经济 社会 发展形态，直接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积极意义。 4.互联网市场乱象集中在大型平台，突出矛盾是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并由此侵害消费者权益。一段时间，一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大量运用数据、流量、算法、设置、规则、用户粘性和忠诚度等市场要素，编织“吸引眼球”的“美丽故事”，营销手段层出不穷且不断翻新，“低价掠夺”貌似温情且夹杂欺，“大数据杀熟”令人难以置信，“二选一”让人无可选择，“封禁大战”叫人无可奈何。尤其是一些大型平台利用其已经形成的市场支配地位，通过“封锁--围堵--掠夺”三部曲，搞殃及广大用户的相互“封禁”式的恶性竞争，扼杀了中小企业的成长，阻碍了技术和市场创新，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的正常机制，剥夺了广大消费者的选择权利，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还有一些平台内经营者借用互联网，以极不正常的低廉价格为吸引，搞低价倾销、以次充好、变相欺诈，致使不合格不安全的低劣商品大量充斥市场，“假冒伪劣”让人难辨真伪，不仅冲击了相关实体店的正常经营和实体店就业人员的正常谋生，冲击了相关工农业生产企业的质量提升计划，还冲击了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良好态势。中央部署“强化反垄断、制止资本无序扩张”、规范与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是破解互联网市场治理难题的正确指引。 5.互联网市场虽然特殊终归还是市场，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互联网市场确实有些特殊性，但无论怎么特殊终究还是市场，不能过度强调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互联网作为市场的一个领域或行业，没有理由不严格遵循公平竞争与反垄断、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诚信经营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过度强调其特殊性，或者完全忽视其特殊性，都有失偏颇，不符合法律要求。 6.无论市场垄断出现了多少花样翻新的极其隐蔽的违法技巧，抓住本质特征就能揭开垄断的神秘面纱。总结市场垄断行为的本质特征，无不是从“控制”开始，继而实施“限制”，最后实行“强制”，“控制、限制和强制”就是垄断的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也可以说是垄断的形成过程和垄断的运行机制，其最终目的无不是追逐垄断超额利润。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和法治经济，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公平竞争的法治经济。市场垄断与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格格不入，是法律严厉禁止的。互联网技术的出现，有的市场垄断由“霸凌式”转换为“诱导式”，披上了一层“看得见却摸不着”的“神秘面纱”。尽管如此，只要反垄断执法在实践中不断地勇于 探索 ，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只要抓住“控制、限制和强制”的本质特征，依法予以审理，再复杂多变的垄断问题也就不难定性，治理起来也就迎刃而解。互联网市场垄断需要治理，其他市场垄断同样需要治理。在垄断治理中，抓住垄断本质特征，无疑是必须而有效的。

平台经济中的垄断特征

平台经济的数字技术属性是形成垄断的基础。

相对于工业技术，数字技术更容易形成垄断。数字技术产生垄断的原因，在于数字技术采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自我迭代优化的特点，能够通过更广泛和更多的应用形成更高的生产效率，更高的进入门槛，由此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这导致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一旦形成，其他企业就很难与之竞争。

一旦具有先发优势的平台公司拥有垄断优势，希望平台公司自我限制其市场优势，自律维护市场竞争与消费者权益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适当的反垄断政策对市场失灵进行纠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中垄断产生的基础就是其本身发展的动力，对平台公司的反垄断治理，若仅仅聚焦于避免垄断的方式来实施反垄断，用传统的静态效率标准来判断垄断优势的滥用与否，就将导致数字经济失去发展的动力。

平台公司业务特点强化了平台垄断力。

平台公司业务通常具有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外部性的特点。其规模效应能使其持续保持低成本优势；而网络效应能维持竞争进入高门槛形成持续竞争优势；较强的外部性效应则能让其业务具有较低成本、较高效率的扩张能力，从而进一步强化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让其业务发展具有爆发力，同时会自然形成市场支配力。

另外，平台公司业务发生流程就是数据生产和存储过程，所以，平台由此能自然获取决定数字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投入要素——数据的控制权。互联网平台就倾向于构筑围栏来保护自己占有的数据不被他人利用，进而带来了争夺数据的战争。平台公司往往希望独占数据，强化用户粘性，进一步“锁定”用户，封锁有竞争威胁的初创型企业；或者利用“守门人”势力或垄断杠杆化来封锁跨界创新者的竞争威胁。因此，平台经济生态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竞争问题：平台公司“拥有数据，加上有效的网络效应，使平台经济的市场支配地位永久化。而且，数据可能同时与多个市场上的竞争相关，从而使公司将自己的支配地位扩展到其他市场”。

互联网平台的准公共属性加重垄断治理责任。

在数字化时代，平台功能和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促进交易的经济领域，而且已经外溢至社交、舆论、思想等 社会 领域。以平台公司为中心连接供应方用户、需求方用户，以及平台支持体系的物流、金融、咨询等参与方所形成的平台经济生态圈中的行为规则，一般总是由处于中心的平台制定，平台在其构建的交易体系内决定着市场进入条件、交易规则、资源配置以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趋势，国家也越来越多地依靠互联网平台提供公共治理，如城市规划、司法执法、社区管理等。从这个意义上，互联网平台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公共属性，以至于互联网平台已开始被认为是“ 社会 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了。

因此，随着平台公司的准公共属性不断提高，对其监管也必将加重。基于互联网平台在当前 社会 中的基础设施地位，也是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 社会 福利，治理“拒绝提供接口信息、拒绝授予访问权限”等平台公司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行为，加强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必不可少。

全球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的政策反应

数字时代下，以超级平台公司引领的平台经济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现代 社会 的行为方式、 社会 关系和全球经济。为应对平台经济领域涉及平台、数据、算法等方面的垄断问题有关竞争监管的政策立法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响应。欧盟、美国、德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多国通过立法加强对数据领域的法治建设，并转向大数据具体应用场景及其相关市场行为的监管与规制；欧盟、OECD、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也相继发布了调研报告，专章探讨大数据领域的市场滥用行为及其规制路径。

欧盟。

在平台经济反垄断治理走得最前沿的是欧盟，2020年底，欧盟公布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两部立法草案，从平台、数据、算法三个维度对《反垄断法》加以重构。2022年3月欧盟理事会认可下《数字市场法》已进入审批程序的最后阶段。届时，欧洲将形成监管大型互联网平台专门体系，赋予监管机构职权，在规制数字服务企业方面迈出大胆的步伐。此外，这两部法案还包含了欧盟在全球数字规则、技术产业乃至地缘关系的考量，对于全球数字经济和 科技 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潜在影响。

欧盟的积极立法有其特定的战略安排。欧盟长期以来在竞争力弱势的情形下，寻求以法“规制”盟外超大型数字企业，以期扭转数字逆差。从更高层次考量，欧盟为自身数字经济市场建章立制而努力，其实有谋求“数字主权”的规划，希望通过规则话语权、软权力以及影响力这一重要抓手，为欧盟数字经济创造以规则为载体的新的竞争力。

美国。

在互联网经济发展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由于平台经济导致市场集中度不断升高、竞争减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引发了反垄断的民粹主义，也推动了美国反垄断调查和数字市场反垄断立法议程。2020年10月，美国国会发布《数字市场的竞争调查》报告，认为以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已在其各自的相关市场形成垄断地位。之后，美国政府和48个州及地区对脸书提起反垄断诉讼，美国司法部、多州检方联合体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2021年美国国会众议院在联邦层面推出五大反垄断法案。其中《并购申报费用现代化法案》对中型规模的并购申报费用进行分层调整；而《美国选择和在线创新法案》 《通过允许服务转换增强兼容性和竞争法案》 《平台竞争和机会法案》 《终止平台垄断法案》四部法案都旨在通过识别并认定数字市场中的支配性平台，进而在行为规制上对这类特殊主体施加更严格的约束。

最新的这五部反垄断法案有别于传统美国反垄断法，呈现出明显的政府强干预特点，这应该是民主党政府在回应公众对数字市场竞争状态的关切，但确实也在解决数字市场中针对滥用支配地位与经营者集中的规制不足的问题。如果能生效，这对于美国市场的平台企业具有很大的约束。但具体法案是否可以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尚存较大变数。

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立法与执法的快速推进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指数级增长，也开始全面进入网络超级平台全面主导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平台企业滥用市场优势的纠纷和争议也越来越多，如“奇虎诉腾讯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新浪诉脉脉不当抓取用户数据”“华为腾讯数据纠纷”等，这一业态的垄断隐忧日益凸显。在2020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任务被列入2021年需要抓好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2021年初，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国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进入发展快轨，监管部门不仅立案查处了阿里、腾讯等中国 科技 巨头的垄断行为，还审查并禁止虎牙斗鱼合并案以及对81起平台企业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顶格处罚。2021年确实可以被认为是平台经济的反垄断元年。

但竞争治理必须要有完备法治体系。2007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没有针对平台经济的专门规定。当然，平台企业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形态下的企业并无二致，仍是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经营者”；而平台经济的垄断行为，也可以依据现行反垄断法中关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经营者集中等规定的分析模式和考量因素展开违法性认定，属于该法的规制范畴。因此，针对新生的平台经济所存在的垄断监管涉及的主要是法律文本的弹性与张力问题。

事实上，中国近来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执法也是遵循这一思路，并且《指南》在具体行为违法性认定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规范指导。但整体而言，由于平台经济作为一个具有垄断趋势、快速发展的新生业态，其运行的底层逻辑与机构的复杂性使得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律的具体规范落后于反垄断监管的现实需要，譬如有关“相关市场”的界定、“限制竞争”认定标准等法律问题的争论就反映了反垄断监管的制度供给的缺乏。当然，还有一方面的因素是反垄断法本身具备不确定性特点，面对纷繁芜杂而又瞬息万变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趋势，如何体现法律的弹性和监管制度的有效性是对反垄断修法与执法工作的考验。

关于我国平台经济治理中的若干思考

平台经济具有天然的垄断趋势，容易产生准入壁垒，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做法，最终会限制竞争，阻碍创新发展，因此需要反垄断治理。但当前反垄断机构的干预主要是事后监管，对平台经济而言这样的监管效果是有限的。这一领域的竞争治理工作需要综合治理，更需要预防措施以保护平台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欧盟的数字市场立法在这方面创设了前置申报机制，通过对关键平台的自我约束和合规经营，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营商环境，是值得借鉴的。

当前国际上数字经济领域正处于强力反垄断时期，虽然许多先进理念和制度值得借鉴。但也应特别注意反垄断法的政治性。欧盟数字市场立法具有“数据主权”的战略目标，而数字经济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在政治压力之下，反垄断法的价值追求也发生了转向。因此，我们不能盲目跟从国际趋势，而应根据我国实际国情，明确反垄断的政策定位，指导反垄断执法监管工作，因为反垄断法向来都是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进路。宏观进路体现的是政治和政策的分析判断，微观进路侧重于经济的和法律的技术方法运用。

反垄断监管应深刻把握反垄断法治的宏观政策功能。前者要求反垄断法治应考虑多元价值目标，注重把握反垄断的总体方向和走势，在此基础上决定具体的实施路径。实际上，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等要求。这表明，“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仍是国家的基本定位，但其发展必须“要依法规范发展”，以保障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当前平台经济反垄断法治的政策定位。

综上所述，当前平台经济已经进入到发展和规范并重的新阶段，这是完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强化反垄断，需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慎重考虑我国当下“双循环”发展格局及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实现经济弯道超车的重要战略机遇，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立法与监管的推进应该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反垄断法的价值定位应以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统筹好竞争、效率、创新、安全等价值的相互协调关系。

《中国法院网》：QQ与360纷争引发的法律思考没有完善的反垄断法，互联网永无宁日 —— 谁都知道“任何一个商人，都不会拿他的客户利益去开玩笑，更不会为了所谓的竞争去牺牲公众的利益，因为他们都懂一个理，客户是他生存和发展的衣食父母！”因为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和诚信道德经济，三位一体，不可或缺，尤其是腾讯这样的大企业，是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相信马化腾懂这个道理，相信他的商业头脑和智商应该不低，腾讯不会是为了自取灭亡而去绑架亿万网民，他也同样不会拿腾讯和自己的利益开玩笑，他这样做一定有自己的理由，这个是他的一个在现有法律背景下的一个商业决策。当然这个决策是不是正确，需要市场来检验和裁判，商业重大决策不好，是有风险的，所以这么做之前一定要进行好商业风险和诉讼风险评估，一旦失策可能会给企业利益带来损害，甚至灭顶之灾导致破产，这个是常理。当然，如果腾讯一定要自取灭亡玩自杀，那也是他的权利，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都不能禁止自杀，只禁止他杀，自杀是人的自由。所以笔者只从法律的层面上对这场纷争做法理性分析： 首先，腾讯如果跟亿万网民有为网民提供无条件免费QQ服务的契约，就不能阻止QQ用户使用“扣扣保镖”。如果有，腾讯就不能未经网民同意单方面为此设置条件，否则就是违约，也就是说，腾讯强迫网民在使用QQ和360“扣扣保镖”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是违约的，是绑架强迫网民的行为；如果没有，腾讯设置网民卸载“扣扣保镖”才能使用QQ的强制条件为法律所不禁止（除非我国反垄断法上有禁止性规定，据笔者孤陋寡闻，是没有的），那么法不禁止的商业行为是可以为的，也就是说合法的。进一步说明：假设有一天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和情势变更，腾讯公司经营QQ工具不能赢利了，亏损了，腾讯告知网民，要取消腾讯QQ即时通讯业务，那也是腾讯的商业自由，我不干了总行吧？我们总不能要求腾讯亏本经营，直到他资不抵债了也不能申请破产死亡，马化腾举债也要持续不间断地永久性给亿万网民提供免费QQ服务。据说QQ是抄袭模仿的国外即时通讯软件ICQ，当时ICQ也是有很多用户的。现在ICQ退出了，死了，他的用户自然不能再使用ICQ了，ICQ网民总不能说你不能死，你死了给我的聊天造成了不方便，是侵害了我的用户权益。现在QQ没有死，只是因为商战，给网民设置了一个条件，不使用“扣扣保镖”，因为腾讯也有自己的防盗号木马、清理不需要冗长垃圾文件、防止QQ设置被恶意修改等的软件“QQ医生”和“QQ管家”。 其次，“扣扣保镖”和“QQ管家”都要扫描用户硬盘和隐私。 “扣扣保镖”要做到“QQ医生”或者“QQ管家”的上述功能，也同样必须扫描用户硬盘，那么谁来保证“扣扣保镖”和360杀毒不扫描QQ用户硬盘和隐私呢？为了杀毒、防毒、杀木马、防木马，扫描网民硬盘是无可避免的，现在木马、病毒这么多，几乎无孔不入，我们要使用网络和QQ，都必须接受这个“被扫描”的现实，否则我们的系统随时面临被病毒侵袭导致系统崩溃而无法上网的风险，我们的QQ账号和照片、日记、好友、其他账号、手机号码等等个人其他信息等也随时可能被黑客或别人盗走和窃取。要是我们害怕扫描，那就只好不上网了。 再次，扫描用户硬盘和隐私，与披露、出卖用户隐私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腾讯扫描到了QQ用户隐私披露出来，或者用来卖钱，如果有证据，那就是侵犯他人隐私权，受到侵害的网民可以对腾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因侵害网民隐私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我们的手机号码中国移动和联通公司都知道，我们总不能说他们不该知道吧？但是如果移动和联通或者他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手机号码和通讯记录披露出去，拿去盈利卖钱，那才是构成对我们的侵权，我们可以起诉他们。 第四，“扣扣保镖”提供给QQ用户拦截、过滤QQ软件广告、去除QQ插件的“自主选择”功能严重侵害了腾讯公司的经营权益和商业利益。腾讯和360都是商人，是做生意的公司，腾讯以免费为主为网民用户提供QQ即时通讯服务为主的一系列服务，那不是做社会公益事业，那是要有利可图的。如何图利，就是广告收入，包括弹窗广告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广告链接，藉此向做广告的商人收取广告费，这个跟电视台插播广告是一个道理。如果电视观众不想看广告，就只能去收看无广告的收费电视或者买影碟看，是要自己花钱的。所以腾讯也有收费服务，你不想看到腾讯QQ的广告，那就花钱向他购买各种花样繁多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钻。360今年推出免费杀毒，击退了各路收费杀毒软件，360这么做不是在学雷锋，“全心全意为网民服务”，他占领个人用户杀毒软件市场后，是要靠做广告赚钱的，换了赚钱的方式而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360同样也不是在做社会公益事业，否则360公司那一大家子吃啥呢？360提供过滤QQ广告的软件给QQ用户“选择使用”，实际上是逼腾讯退出即时聊天市场，这个跟360逼其他收费杀毒软件退出个人杀毒软件市场是一个道理。我作为QQ用户，能有过滤QQ广告的软件，我当然会使用，因为这样方便啊，而且等于是免费享受了以前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钻待遇，多好呢！——人都是趋利的，如果有免费的午餐，谁不愿意吃呢？但这样一来，我们就被360利诱而不自觉的“被合谋”阻止QQ发布广告赚钱了，360成功地利用我们断了腾讯的财路：只准向网民提供服务，不许他打广告赚钱！腾讯公司的商业利益就将因此被剥夺丧失殆尽，360对其构成严重侵权，腾讯公司只能被迫奋起反击，没有退路。 第五，免费QQ用户过滤QQ广告同样构成对腾讯的侵权。市场上真正免费的服务是没有的 ，除非是做慈善事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或者政府的社会保障服务（那也是纳税人纳税交换来的）。商人和商业公司做慈善那也只是一种回馈社会，返还利润的方式。前提是他要有利润和多余的财产，我还没有看到有商人和公司做慈善做到自己破产，把自己的老本和家底全部都捐赠出去的，因为这个是违背人性的。比尔盖茨捐了几百亿，但是他并不是什么都捐了，他还是能保证自己既有的生活质量不下降。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绝对的“裸捐”——捐到自己连衣服都没穿的，老婆孩子和企业雇员饭都没吃的，工资都没有。为什么捐，这个是与社会、企业文化、法律制度设计和个人的道德价值取向有关：我只需要花这么多钱，相对于我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而言，我愿意捐出去，换取精神上的收益和平衡啊，即便是雷锋做好事，那他也是感到精神非常欢愉的，没有人逼他这么干。前些年，欧盟起诉微软垄断，要求分拆微软，比尔盖茨也没有说，那分拆就分拆吧，反正我钱多了花不完——市场不是这样的逻辑，比尔盖茨要对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员工的利益负责，所以他花钱请律师应诉，最后赢了——否则他现在有这么多钱捐吗？捐是一种大公司大企业大老板主动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不是法律责任，不捐也是可以的，“强捐”和“被捐”不是捐，否则就不是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自由的社会。而且捐的前提是有赚，没有赚，哪来捐呢？——除非是马上死去捐献自己的器官！所以，我们免费使用QQ的同时不阻止QQ的广告弹出来也是我们对腾讯公司的义务和责任，否则我们就出钱购买收费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钻QQ，因为我们不能剥夺腾讯公司获取广告收入这个合法商业利益的机会；我们也不能说使用QQ的亿万网民的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我们就能代表国家代表人民剥夺腾讯公司的法人利益和马化腾的个人利益；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大众利益也要保护腾讯公司和马化腾的个人利益；如果腾讯公司法人利益和马化腾的个人利益可以被360“代表”亿万网民所“代表”掉和剥夺，那么我们每个网民的个人利益也同样可以以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名义加以剥夺和代表，这个是唇亡齿寒的逻辑。 第六，网民已经被360绑架两次了。第一次是被360绑架使用360的免费杀毒软件，这次绑架是很隐性的，没有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因为那些被卸载的收费软件商没有腾讯这么强大，是互联网的相对弱者，发不出多大声音，也没有“反绑架”的能力。于是我们顺利卸载了瑞星、金山等收费杀毒软件，安装使用起360的免费杀毒软件，固然一开始感觉很不错，有苦大仇深后“翻身得解放”的感觉。但等到收费杀毒软件被击退了，现在我们就必须看360的越来越多的广告了；如果360现在如果不打广告，又免费给我们杀毒，他也会破产的。现在360举一反三，绑架我们使用“扣扣保镖”，不让我们能看到QQ广告，我们同样感觉很好，再次感到“翻身得更大的解放”了，于是我们觉得360是亿万网民的大救星，但是腾讯足够强大，有能力“反绑架”，于是我们很多人站到了360一边为360呐喊助威，再次被“愿意”，而且是“狠愿意”。我们怎么如此不理性呢？等到QQ被击退了，360就会推出（据传现在已经推出）IM即时聊天软件。如果推出来，自然一开始在没有击退QQ之前会没有弹窗广告，360会让我们过上几天没有广告弹窗的清静幸福日子，因为360有杀毒软件的广告收入源源不断提供支持与腾讯竞争打消耗战，而腾讯QQ却只有QQ广告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现在被掐断了，没有了粮草，腾讯又不太可能开发免费杀毒软件去抢占360的市场和广告收入资源，三军未动，粮草已断，必败无疑——这个就是360的如意算盘和要独霸互联网天下的“雄才大略”：腾讯尽管现在强大，但是360有统一互联网天下的可能。等到QQ被击退了，360一统互联网个人杀毒和IM及时聊天市场，360的IM一定也会做广告的，甚至更多......到那时，我们只能听任360摆布，还不知道360会对亿万网民做出些什么来，也许组织召开个“听证会”，然后对我们开始即时聊天收费也不是没可能！因为360垄断市场后总是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这个是垄断资本的本性和危害，与个人品德无关！于是我们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了,于是亿万网民又只能盼望出现“361”来拯救我们了——亿万网民永远处于被拯救的弱势当中无法真正站立起来——这个就是互联网社会的“周期律”。广大网民被360绑架后还集体无意识地跟着360起哄搞互联网群众运动，最终的结果是：亿万网民总是过不上几天好日子，受害的永远都是亿万广大网民，在互联网上网民永远都成不了上帝，永远都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始终逃脱不了互联网大鳄和寡头控制和摆布的命运。 第七，没有完善反垄断法，互联网就没有公平和宁日。诚然我们现在是在受腾讯这个处于IM即时通讯市场绝对垄断地位的企业压迫着，很多的软件公司被腾讯利用自己在IM即时通讯市场的垄断和支配地位被腾讯山寨后死去，如很多的游戏软件，联众等等，他们的利益就这麽样被腾讯这个垄断“山寨”大鳄吃掉了，黯然退出了自己开创的市场，对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让，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而现在我国的反垄断法只有一些原则性规定，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很难说马化腾的腾讯公司的行为是违法的。马化腾确实也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一个严重缺乏法制制约的互联网市场，竞争又这么你死我活的激烈，我们很难去非难马化腾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在互联网这个无法无天的虚拟天地里肆意妄为，不择手段，只有强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我们冷静想一下，那些被360和腾讯击退出市场的瑞星、金山、可牛、联众等公司以及他们的员工，他们才是互联网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因为互联网的垄断而让出了自己的所有利益和市场，他们的利益有谁为他们呐喊呼吁维护过？如果我们因为这场纷争只要腾讯和马化腾对亿万网民承担道义责任，私下认为也是不公平的。腾讯固然是垄断地位，但是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垄断的还少吗？我们至今不都还在“享受”着移动通讯的双向收费和石油公司的高油价吗？我们为什么要为了腾讯那点弹窗广告给我们带来的那点不便而被360绑架利用去为难腾讯和马化腾，充当360的炮灰和推手呢？这对我们连蝇头小利都算不上，QQ我们不是可以照样使用吗？我们为什么这么样不近人情？我们又为什么不去奋起非难我国的网速只有国外的几十分之一，那给我们上网造成了多大的不便？！难道因为腾讯是我国数百垄断特大企业中的“弱者”，我们就去“捡软柿子捏”吗？我们亿万网民的道德和公平意识又在哪里呢？所以，我国的反垄断法律还不完善是导致这场纷争的原因和关键所在，在完善前，腾讯只要不违法，马化腾再不道德，那也是他的权利，他不要面子不爱惜自己的名声和荣誉，那是他的自由，不道德是人的自由，只有违法犯罪才应该受法律制裁！反垄断是国家责任和义务，应该由国家有关部门或者行业部门依据反垄断法启动对腾讯和360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让我们回归理性，呼吁保障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广大消费者和亿万网民合法权益的反垄断法尽快完善起来吧！

中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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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关键词是 反垄断 反垄断是禁止垄断和贸易限制的行为。是当一个公司的营销呈现垄断或有垄断趋势的时候，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所采取的一种干预手段。 在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垄断就成为了各国规制的对象，各国均采取严厉的立法来进行反垄断的法律规制。 中国自加入WTO以后也积极担负反垄断的责任。近日推出的互联网反垄断政策就是中国政府防止资本垄断互联网行业的有效举措。 本期分别从法律、行政、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体育等多个领域，遴选代表性选题若干篇。让大家通过大家、名家的选题，对“反垄断”这一选题方向有明确的了解，供自己开展学术研究作参考。1.经济方向 消费者隐私管理与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福利效应 摘 要 消费者隐私管理对算法个人化定价的福利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者具有隐私管理能力且隐私管理成本适度的情况下,个人化定价会实现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的提高。 因此,对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不应一刀切地加以禁止,而应采用合理推定原则进行个案分析。政府需谨慎直接介入平台个人化定价,赋能消费者的隐私管理能力是最佳的反垄断政策。 同时,应通过立法强化消费者隐私权保护,赋予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决策权,并鼓励增强消费者隐私管理的技术开发和应用。 [1]唐要家.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J].消费者隐私管理与垄断平台个人化定价福利效应，产经评论. 2021,12(04)：5-212.新闻传播学方向 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 摘 要 随着互联网的迭代发展和平台垄断广度和深度上的持续演进,互联网生态逐渐从开放转向闭合,并最终形塑为当下互联网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 闭合生态与互联网"双轮垄断"的这种耦合共轭在提升经济效率和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重挑战。 本研究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建构需求,通过对闭合概念、互联网"双轮垄断"与闭合生态的耦合轨迹、动力的分析和研究,展现了互联网底层闭合形态和应用闭环形态的当下面貌及其逻辑体系,并揭示了该生态轻微化、协同化和竞合化的发展路径。 [2]许俊义.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J].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编辑之友. 2021,(10)：56-623.法律方向 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 ——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 摘 要 美国"运通案"是近年来美国和全球作出的关于平台反垄断的最重要案件之一。对美国"运通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案件的争议集中在合理规则的适用、双边市场的界定以及反转向规则的竞争效应。美国"运通案"给我们带来若干启示:首先,应注重反垄断中的举证责任与诉讼程序设置,以提高反垄断执法的准确性,降低认知错误成本。 其次,平台反垄断应引入双边市场理论,将双边市场视为同一市场对待,但应降低原告证明存在平台垄断或危害竞争的责任,要求平台承担更高的反证与说明责任。 再次,对于双边市场理论在互联网市场中的界定,应当结合具体商业场景进行分析。最后,平台与互联网企业不仅具有市场主体的性质,而且具有组织市场与重构市场的性质,而传统反垄断法则假设了企业的市场主体身份与市场本身的完善性。简单套用传统反垄断法进行执法,可能会产生平台的反垄断悖论。 [3]丁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J].平台反垄断的法律标准——美国“运通案”的反思与互联网市场界定.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39(04)：77-924.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企业竞争理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 摘 要 马克思的企业竞争理论是我们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对企业竞争策略的考察和市场竞争趋势的判断揭示了企业竞争的一般规律,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也凸显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企业竞争理论发展的必要性。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品创新竞争和注意力时间竞争成为企业间争夺剩余价值最重要的两种方式,而"多重竞争结构"的出现也改变了市场从竞争趋于垄断的发生机制。 为了解决当下面临的一些关键性的竞争与垄断问题,必须立足于市场竞争结构的新变化,为企业竞争与市场运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4]刘皓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J].马克思企业竞争理论与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10)：83-925.管理学 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博弈分析及应对 摘 要 针对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已成为当下急需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构建博弈论模型,模拟数字平台垄断形成的特征,揭示出数字平台自我发展有走向垄断、实现资本无序扩张的趋势;同时,与传统工业时代的垄断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的危害除了损害消费者福利外,还包括抑制创新、侵犯个人隐私甚至威胁国家政治安全,因此数字平台领域反垄断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重点并不在于遏制平台发展,而在于引导其回归推动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本原。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需要兼顾多元价值目标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综合协调各部门从多维度对数字平台的运营进行规范,同时对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并构建数据产权制度,实现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 [5]胡继晔、杜牧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J].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博弈分析及应对，管理学刊. 2021,34(02)：38-546.出版方向 数字时代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规则:困境与解决 摘 要 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出现了适用上的困境,有必要予以完善。 许多国家已经明确地将文化遗产机构的保存行为纳入其版权例外的范畴,并应数字时代的要求而对受益主体和使用对象、使用的目的和方式、合同条款和技术措施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值得借鉴。 为了使我国文化遗产机构的资源保存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应扩大目前著作权法中文化遗产保存例外各要件的范围,并完善文化遗产机构保存例外的其他相关制度。 [6]王文敏.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J].数字时代文化遗产机构资源保存版权例外规则:困境与解决，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1,30(04)：39-487.行政学方向 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 摘 要 企业的垄断行为一直为西方经济理论所诟病,但纵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反垄断监管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并没有完全按照经济理论进行实践,而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主体展开"双重标准"。 伴随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国际资本与跨国公司占据我国的市场份额日益增多,对我国反垄断监管机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要保证中国企业守住阵地,实现"走出去"的政策目标,必须辩证地认识反垄断监管的"双重标准",以实现经济效率为反垄断监管的目标,通过相机抉择保证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的适度性与灵活性。 [7]唐永军.吉林大学经济学院[J].基于加强国有经济视阈的我国政府反垄断监管改革研究，当代经济研究. 2017,(07)：90-968.体育方向 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 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体育赛事转播过程中主要存在使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集中销售与联合购买,使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主要原因为我国特殊国情、体育赛事转播的经济性、赛事媒体转播机制以及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缺失等;提出健全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反垄断法律法规,重构中国体育赛事转播权收益分配制度,规范中国体育赛事转播相关市场行为等应对策略。 [8]刘亚云.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J].我国体育赛事转播权垄断问题及应对策略，体育学刊. 2021,28(02)：54-59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是指对某些特定行业、领域或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成文法允许一定的垄断组织、状态或垄断行为合法存在的法律制度。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是对垄断的积极作用的认可和保护，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最优选择。 我国反垄断法历经多年立法筹备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距今已近五年时间，该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和经营者集中的违法行为等方面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反垄断立法规制的主要原则，但通过对比以及现实告诉我们，我国对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规定已不够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其仅仅是在个别法条中进行了规定是不够成熟也缺乏操作性的，加上较为模糊地对知识产权、农业等特殊行业的适用除外规定也需要日后的不断改进。 笔者在本论文将分为四大部分对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进行系统的论述：第一部分对适用除外制度的概念、特征、种类进行了论述，并从社会整体效益价值和公平与效率价值两个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主要从适用对象、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几个方面比较分析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关于适用除外的规定，去粗取精，使其对完善我国适用除外制度起到借鉴作用。第三部分描述了我国现行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的现状和不足。最后针对我国实际目前该制度的实施新情况，立足国情，借鉴先进经验，对我国立法模式、适用范围、执行程序提出完善建议：在立法模式方面改善我国目前相关内容分散的状态，制定可以予以适用除外的一般标准等；扩大并细化适用范围的条款；在程序控制上应该采取先申请再审查其次是批准模式，并完善异议制度。

德国市场垄断制度研究论文

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经济疲软不振。究其原因是德国经济一直背负着欧洲其它国家不曾有的沉重包袱，即德国重新统一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巨大负担，以及产业结构老化和经济结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僵化。未来今年，德国经济前景不甚乐观。 自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在经历了1990-1991两年的经济繁荣后，德国经济从此疲软不振，增速缓慢。只是由于欧盟实行经济一体化和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世人的目光更多关注欧盟和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形势，作为15个成员国之一的德国不在像从前那么惹人注目。实际上，近10年来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是欧盟成员国中最低的，比其他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和被认为失去的十年的日本经济相比好不到哪里去。 德国经济不仅低迷，而且伴随经济的剧烈波动。自1990年统一到2001年，德国经历了四次经济衰退，经济周期仅为3年。1992/1993年德国统一后利率急升、马克升值以及欧洲汇率机制崩溃导致西欧经济深度衰退，其中德国经济连续5个季度出现负增长；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引发德国1995/1996年经济小幅衰退；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1998年下半年德国出现轻微衰退；1999/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2001年下半年经济严重衰退。而在同一时间内，美国只经历2001年的一次衰退，欧盟其他国家一般只经历1992/1993年和2001年两次衰退。德国何以如此？ 一、德国统一的后遗症是德国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 十多年来德国经济一直背负着欧洲其它国家不曾有的沉重包袱即两德统一。德国统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和一个低生产率、高度计划、经济落后的地区的合并。为保证统一过程中政治平等和社会稳定，防止东德居民大规模移民西德，德国决定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按平价兑换、向东德大规模实行转移支付用于东德的基础设施建设、把西德的社会保障体系引入东德、实行政治经济转轨等。但统一的过程产生了三大影响了德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1．建筑业持续负增长 德国统一初期，由于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东德的基础设施、商用和民用住房建设迅速增长，拉动了东德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使东德地区的增长率高于西德。如此同时，在西德，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移民的增加刺激了住宅业的发展，建筑业也出现了较快增长。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的建筑业出现停滞。一方面，东德的经济重建工作基本完成，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少，东德地区的建筑业随之出现萎缩。另一方面，90年代后，西德移民潮基本停滞，住宅需求下降；同时，受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各成员国财政预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的限制，政府减少了对低成本住房建设的补贴，公共投资减少，西德地区建筑业萎靡不振。 德国建筑业从1996年起已连续6年负增长，预计2002年仍将继续下降。可以说，该部门在经历了两德统一之后的短期繁荣后，进入自动调整过剩供给能力的时期，这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整合过程，目前这种调整仍未结束。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1996年以来，建筑业的萎缩使德国经济每年减慢个百分点。 2．为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降低债务水平导致税率上升 在经历了1973年和1979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之后，西德的财政预算状况不断改善，1981年，西德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到1989年，预算基本实现平衡并略有盈余，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到40%。鉴于良好的财政状况，政 府分三阶段（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实施了500亿马克的减少收入税计划，其中，从1990年1月开始的第三阶段减税计划预计减税250亿马克。 柏林墙的突然倒塌和两德的统一，打乱了西德的减税计划，给德国的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首先，西德社会保障体系引入东德使政府财政负担剧增。统一不久，西德的社会保障体系被引入东德，由于东德的工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其劳动生产率，导致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失业工人的增加使社会保障基金和政府财政负担剧增。其次，公共债务负担增加。东西德马克按1：1兑换，东德政府债务大幅增加，到1995年，前东德政府的公共债务达到1026亿马克，住宅管理部门的债务为290亿马克。为加快企业的私有化进程，政府加大了对企业私有化的补贴，到1995年，负责企业改革的企业托管局负债2100亿马克。所有的这些债务都被纳入德国的公共债务当中，使德国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40%突然上升到1995年的60%以上，突破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各成员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的限制。第三，实施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用于东德基础设施建设。自1991年以来，每年对东德的净转移支付约在1100-1500亿马克，相当于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同时，为鼓励东德的住房达到西德的标准，对东德的住房建设实行减税，减少了财政收入。 为解决统一后的财政负担问题，政府不得不放弃了从1990年1月份开始第三阶段减税计划，而且从1991年开始，通过推出团结税、环境税、能源税和增加社会保障贡献等措施增加税收，使德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1年的上升到1999年，德国随之成为欧盟成员国中税收比重最大的国家之一，财政赤字也居高不下。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通过增加税收实行财政扩张，在初期可以刺激需求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但在对经济的推动效应消失后，增税会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高税收减收了企业的预期利润，挤出了私人投资；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失业人员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计，德国的税收增加和对东德的转移支付在1994年前拉动了德国的经济增长，但从1994年起，对德国的经济增长3．对外竞争优势受到损害 两德统一恶化了德国的对外竞争能力。首先，统一初期，由于西德的工资谈判机制引入东德，东德的工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1991年，东德的劳动生产率是西德的1/3，工资是西德的42%；到1997年，东德的劳动生产率是西德的1/2，工资是西德的68%。整个德国的单位劳动成本1990年到1995年的5年内上升了17%。马克和24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货币相比的实际有效汇率1995年比1990年升值了15%，和欧元区国家相比升值的更快。其次，马克相对美元、英镑、里拉等货币升值。统一初期，由于德国的扩张财政政策，物价上涨压力加大，到1992年德国的物价指数超过5%，为抑制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利率急剧上升，拆借利率从1990年初的6%上升到1992年初的，高利率推升了德国马克。为维持欧洲汇率机制，其他欧洲国家不得不提高利率以维持和马克的汇率稳定，致使欧洲经济从1992底进入衰退，并最终导致英镑、里拉货币等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使欧洲汇率机制崩溃。第三，东德马克高估，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按1：1实行兑换，而当时的实际汇率为1：。 德国经济系高度出口型的经济，在欧盟的大国中对出口的依赖程度最高。马克升值和劳动成本上升，大大降低了德国的对外竞争能力。统一初期，东德产品几乎完全退出国际市场，西德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也由1989年的25%下降到1993年18%，德国的经常项目一 改长期顺差的局面从1991年开始连年出现逆差。只是到了2000年，由于欧元启动后不断走软，德国工资上涨比较温和，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的德国竞争力才恢复到两德统一前的水平，但和欧元区内的国家相比，德国的竞争能力依然偏低，说明德国马克在欧元启动时定价过高。德国的对外竞争力减弱也是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两次诱导德国出现轻微衰退的主要原因。 开始产生负面影响，使德国经济每年减慢至少个百分点。 二、经济结构僵化 德国的经济结构僵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市场僵化，二是产业结构老化。 1．劳动力市场僵化 自1991年以来，德国的就业人数基本处于下降状态，只有到1998年以后，就业人数才略有上升，2000年的就业总人数和1991年基本持平，德国的就业人数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说明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相反，近几年来，其他欧盟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就业弹性（就业弹性定义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比）显著提高，失业率明显下降。目前，德国的失业人数超过400万，失业率为8%，就业率仅为65%。在失业总人数中，一半以上是结构性失业。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僵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福利过大，大量的失业补助金和社会福利，减少了人们工作的热情。比如，在美国，失业人员失业后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失业前平均收入的10%左右，欧盟失业人员平均收入约为原工资的三分之一，但在德国，一个人失业后，在32个月内可得到工资的67%，如果以后继续失业，可永久性获得原工资的57%的收入。二是企业和职工的高社会保障贡献率和高税收率，抑制了企业雇佣工人和失业人员寻找工作的积极性。2000年，美国企业和职工的社会保障贡献和个人所得税合计占职工收入的，欧盟平均为，德国为，是几个大国中最高的。三是德国实行部门内集中型工资谈判模式。经济合作组织的研究认为，就业立法和失业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全国性的或者企业内集体谈判也不一定不利于就业，但产业中的工会组织集体谈判机制会严重影响就业，导致非熟练工人工资相对过高。欧盟估计，如果德国的就业增长弹性达到欧盟的平均水平，德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每年可增长个百分点。

1 反垄断法概述垄断的法律概念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害，迫使各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对这些占有市场优势的市场主体阻碍竞争的行为规制而形成的。因此，一般都认为反垄断法是禁止行为人排除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或统称为反竞争行为）的法律部门或者法律规范的总称；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反竞争行为有购并、联合行为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力量行为等。从形式意义上讲，反垄断法是调整反垄断法律关系的法典，也即是指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实质意义上的反垄断法是指调整反垄断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的内容横向联合横向联合主要是指卡特尔，即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的， 相互在市场方面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或进行某种协调，从而限制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的自主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把卡特尔分为两类，一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即出现这类卡特尔即视为违法，无论其造成的具体后果如何，一般包括价格卡特尔、限定生产数量的卡特尔和划分销售市场的卡特尔；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卡特尔应适用"合理原则"，即根据订立卡特尔的目的和后果判断是否严重损害了竞争。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条至第8条就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适用合理原则的卡特尔，包括条件卡特尔、折扣卡特尔、结构危机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专业化卡特尔等九类，又根据它们的影响程度分为登记卡特尔、可驳回卡特尔和需批准的卡特尔。这些卡特尔增强了企业的生命力并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1]纵向联合纵向联合指不同经济阶段的企业间所订立的协议，主要表现为限定转售价格、垄断用户后向一体化、独家销售协议、知识产权协议以及纵向非价格约束等。其中限定转售价格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其他的纵向联合可适用合理原则。禁止滥用独占地位（支配地位）的行为 企业通过正当竞争或者法律规定等合法取得独占地位，是在所难免和合法的，法律一般对此不予干涉。但如果具有独占地位的企业滥用其独占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如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权益，则为反垄断法所禁止。控制集中或者并购 控制集中或者并购。"集中"（concentra-tion）主要是欧盟竞争法的用语，是指企业通过合并、收购或者联营等方式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控制集中的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包括符合竞争法规定条件具有限制竞争可能的集中的核准制度等。

最近，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出台的一份课题报告指出，当前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建议对垄断行业进行综合治理，抓紧取消行政保护，根治收入过高问题。这份题为《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的报告从中央企业近三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果入手分析，认为央企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行业工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经营者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维持未变。这份报告的课题组长是相关部委和主管机构的负责人。报告称，“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递增，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的递增。而2003-2005年，央企员工的年平均工资递增，是最快的。2005年，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倍扩大到2004年的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万元。“我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不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垄断。”报告这样写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行政性垄断近年来不见减少，已呈尾大不掉之势，这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垄断声势因此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对于《反垄断法》的出台抱有深切的期待。而2006年《反垄断法》未按预料时间出台，令人认识到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复杂与艰难。近几年来，《反垄断法》也成为“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关注的焦点。今年的“两会”，《反垄断法》依然是焦点问题之一。行政性垄断损害社会福利新年伊始，历来为人们所诟病的垄断企业，纷纷出台一些喜人新举措，诸如“铁老大”的“春节永不涨价”、中国移动的8项承诺和石油企业的成品油降价等。电网、通信、民航和旅游等四个行业的14家央企也联合发出倡议，在今年全面开展“优质服务年活动”。尽管垄断企业开始纷纷变脸，但公众多年积累的质疑并未消除。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对《经济》表示，长期以来，国家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管，成本核算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直接导致了这些行业借助垄断地位维持高福利，从而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他说，垄断性行业尤其是公共事业性行业，是政府代表公众管理、运作国有资产。享有不应该的“福利”，就会私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晖在接受《经济》采访时指出，垄断部门不仅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且不断向社会转嫁其运营成本，造成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经济效率不高，结构失衡加剧，与垄断势力的强大和发展及其对市场机制的限制和破坏不无关系。此外，垄断者一方面利用垄断权力设租寻租，甚至有人化公为私，将其收益单位化和个人化；另一方面利用垄断地位和垄断权力侵占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增加垄断利润，扩大垄断福利，进而巩固垄断部门的特权。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歧视普遍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行政垄断未受到应有的约束的缘故。北京市律师协会反不正当竞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维丁律师向《经济》表示，反垄断的重点就是在于反对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扼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容易导致腐败，进而破坏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政府行政的公信力。与吴的看法相印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中国的竞争政策”课题小组提交的课题报告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均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行政性垄断比企业垄断更加严重，对竞争的危害更大，更应当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反垄断专家、外经贸大学教授黄勇表示，《反垄断法》承担着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任，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是竞争还不够充分，竞争环境还不够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必要。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提出，为破除体制性障碍，应该通过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出台为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在去年底召开的“2006’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论坛上透露，《反垄断法》有望在今年七、八月份正式出台。这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反垄断法的猜想。过去12年里，中国一直在起草《反垄断法》，却始终未竟其功。直至去年6月24日，《反垄断法》草案被写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议程里，才正式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但究竟何时能够出台，迄今仍充满变数。去年6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曾表示，“对于这部法律的出台，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9月27日，副委员长成思危再次声明，该部法律短期内难以出台。对于是否规制行政垄断，是反垄断立法中最关键，然而也最具争议的问题，以至在立法过程中，行政垄断的专章一度被整体删除删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晓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影响《反垄断法》出台的首先是认识上的阻力。有些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的任务，而中国当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中国企业的规模还普遍偏小，与世界级大企业相比就更小，因此中国当前应当鼓励企业集中，组建大企业集团，而不是要反垄断。但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思想认识的问题只是表面原因，关键还在于《反垄断法》的出台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反垄断法》的期待各不相同。这种多元期待，和由此形成的各种作用力，是《反垄断法》起草的博弈日益复杂化的主要因素。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反垄断法》出台受阻的症结在于草案条款与现有产业部门的职权和相关行业法规之间难以协调。他表示，在传统公用事业中的许多如电力、石油、民航、铁路等，均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加以管理。这些部门本身既是行业监管非公经济向垄断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者，又是垄断的维持者，以政府原有的法律、政策为护身符，限制了竞争，侵害了消费者者的利益。郭京毅说，倘若按照《反垄断法》的条款对这部分垄断行业进行制裁或解散，就会触及这些部门的行政职权及相关的行业法规，如何协调目前将是个很大的问题。正因各方对此争执不下，《反垄断法》才一拖再拖，难以按照预定时间出台。事实上，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或多或少一直受到来自某些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抵制。一些垄断性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民航、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即便不公开反对，也往往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郭京毅还透露，在讨论《反垄断法》草案时，还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做强做大”的时代，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希望自身行业发展越大越好，故不是反垄断的时候。对于此种观点，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直斥为荒谬。保育钧在细数石油体制的八大弊端之后指出，实践证明，用行政力量保护石油产业垄断的状态既没有增强我国在世界上开发石油资源的竞争能力，也没有更有效地配置我国国内石油资源。为此，他建议现有石油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在能够实现竞争的地方引入竞争，在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引入竞争的地方要由政府管制，绝不能容忍行政性垄断。郭京毅也表示，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竞争，制定《反垄断法》非但不会对“做强做大”产生不良影响，反而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如果你的做强做大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大家自然欢迎。但若建立在行业垄断的前提下，那就有问题了。”有专家指出，要打破历史上形成的垄断，需要时间和来自政府机构的很大努力。在当前阶段，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和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坚定不移地推行自身职能的转变。把不属于政府承担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包括反垄断在内的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动力。就此而言，《反垄断法》不仅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也是推动我国政企分开和加速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要的话发信息给我，留下邮箱：德国经济缘何缺乏活力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缺乏活力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前民主德国地区尤为严重;财政拮据,债台高筑,有些城市和乡镇财政形势"极度恶劣";社会福利陷入慢性危机,国家不堪承受日益增长的重负等等.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创造过奇迹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会陷入缺乏生机活力的窘境?

中国反垄断法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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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你到百度去查查法学热点问题分析就可以了，很多。商法和经济法的比较也可以写。写论文要写好存在3个突破点1，是别人没写过的或涉及很少的，你来写。2，是边缘法学的关系如两个法律部门的比较。3，就是要写出深度和广度。我推荐你在写商法和经济法时可采用历史和比较的写作方式。

论文题目建议要切入点小以下都是优秀的经济法和商法的论文题 1、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法律互动与平衡 2、“政府失灵”的经济法调整 3、“市场失灵”的经济法调整 4. 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 5、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思考 6、论企业的社会责任 7、论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 8、论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 9、关于政府采购的经济法思考 10、税制改革与经济法的创新 11、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善 12、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思考 13、论产品质量责任的确定 14、关于我国新公司法的若干思考 15、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16、反垄断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7、论劳动债权的优先权 18、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19、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法思考 20、论集体谈判制度

1 反垄断法概述垄断的法律概念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日益激化，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害，迫使各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对这些占有市场优势的市场主体阻碍竞争的行为规制而形成的。因此，一般都认为反垄断法是禁止行为人排除或者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或统称为反竞争行为）的法律部门或者法律规范的总称；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反竞争行为有购并、联合行为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力量行为等。从形式意义上讲，反垄断法是调整反垄断法律关系的法典，也即是指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实质意义上的反垄断法是指调整反垄断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禁止限制性协议、决议或者协同行为的内容横向联合横向联合主要是指卡特尔，即法律上相互独立的企业为了共同的目的， 相互在市场方面达成限制竞争的协议或进行某种协调，从而限制企业在市场竞争方面的自主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把卡特尔分为两类，一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即出现这类卡特尔即视为违法，无论其造成的具体后果如何，一般包括价格卡特尔、限定生产数量的卡特尔和划分销售市场的卡特尔；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卡特尔应适用"合理原则"，即根据订立卡特尔的目的和后果判断是否严重损害了竞争。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条至第8条就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适用合理原则的卡特尔，包括条件卡特尔、折扣卡特尔、结构危机卡特尔、合理化卡特尔、专业化卡特尔等九类，又根据它们的影响程度分为登记卡特尔、可驳回卡特尔和需批准的卡特尔。这些卡特尔增强了企业的生命力并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1]纵向联合纵向联合指不同经济阶段的企业间所订立的协议，主要表现为限定转售价格、垄断用户后向一体化、独家销售协议、知识产权协议以及纵向非价格约束等。其中限定转售价格应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其他的纵向联合可适用合理原则。禁止滥用独占地位（支配地位）的行为 企业通过正当竞争或者法律规定等合法取得独占地位，是在所难免和合法的，法律一般对此不予干涉。但如果具有独占地位的企业滥用其独占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如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权益，则为反垄断法所禁止。控制集中或者并购 控制集中或者并购。"集中"（concentra-tion）主要是欧盟竞争法的用语，是指企业通过合并、收购或者联营等方式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控制集中的制度是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包括符合竞争法规定条件具有限制竞争可能的集中的核准制度等。

反垄断研究意义与价值论文

反垄断法的现实意义就是防止市场上出现垄断，以及对合法产生的垄断企业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具体地说，反垄断法主要有以下现实意义： （一）禁止卡特尔 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曾经说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很少聚集在一起，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其目的便是商讨如何对付消费者。反垄断法上把这种限制竞争性的协议称为“卡特尔”。例如，电视机生产企业通过协议商定，每台电视机的售价不得低于3000元。这种协议就会排除它们在价格方面的竞争。这种卡特尔被称为价格卡特尔。为了维护产品的高价，竞争者之间也可以通过协议限制生产或者销售数量，例如1998年我国彩电业生产显像管的八大企业联合限产。这种卡特尔被称为数量卡特尔。此外，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协议划分销售市场，这种卡特尔被称为地域卡特尔。 上述这些卡特尔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以价格卡特尔为例：因为被固定的价格一般会大大超过有效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水平，这种卡特尔自然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此外，在价格被固定的情况下，效益好的企业因为不能随意降价，不能根据市场的情况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它们从而也就不能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分割销售市场也是对竞争的严重损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卡特尔的企业各自在其销售地域都有着垄断地位，这一方面使消费者失去了选择商品的权利，另一方面使市场失去优胜劣汰的机制，即效益差的企业不能被淘汰，效益好的企业不能扩大生产规模，这就会严重损害企业的竞争力，使社会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 在各国反垄断法中，上述各种严重损害竞争的协议一般得适用“本身违法”的原则，即不管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订立的，都得被视为违法。根据美国的《谢尔曼法》，这种情况下对公司的罚款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对个人罚款可以达到35万美元，此外还可以处以三年以下的刑事监禁。但在具体案件中，美国司法部根据美国刑法的规定，早已大幅度提高了反垄断案件的罚金。在2000年，日本三菱公司因为被指控参与了一个固定（石墨电极）价格的国际卡特尔，被美国司法部征收了1亿3千4百万美元的罚金。不久前，英国的克里斯蒂（Christie）拍卖行和美国的苏斯比（Sotheby）拍卖行作为国际上两家最著名的拍卖行，因商定佣金的价格被指控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现在，这两家拍卖行不仅被课以巨额罚金，它们的总裁还面临着刑事监禁。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间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有时对经济是有好处的。例如，统一产品规格或者型号的协议，适用统一的生产、交货以及支付条件的协议，中小企业间的合作协议，以及统一出口价格的协议。因为这些限制竞争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它们一般被视为合理的限制，可以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二）控制企业合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并购是经常发生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企业并购对经济是有利的。特别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企业并购有利于改变我国企业过度分散和规模过小的状况，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方面的合作，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然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本身有着扩大规模和扩大市场份额的自然倾向，如果对合并不加控制，允许企业无限制地购买或者兼并其他的企业，不可避免地会消灭市场上的竞争者，导致垄断性的市场结构。正是出于维护市场竞争的需要，各国反垄断法都有控制合并的规定。这种控制的目的不是限制企业的绝对规模，而是保证市场上有竞争者。这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合并的申报和审批制度，即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合并需要向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进行申报。根据美国、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法律，只要合并可以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主管机关就可以禁止合并。有些国家的法律还规定，什么样的合并可以推断为是产生或者加强了市场支配地位。例如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如果合并后一家企业达到了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或者三家或三家以下的企业共同达到二分之一市场份额，或者五家或五家以下的企业共同达到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就可以推断合并产生或者加强了市场支配地位。经济是非常活跃的。有些合并即便产生或者加强了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况，政府也应当批准合并。美国司法部1997年批准了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这一方面是因为麦道公司当时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因为合并后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存在着与欧洲空中客车的竞争。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规定，如果合并有利于整体经济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应当批准合并。需要指出的是，导致垄断的合并因为会严重损害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政府批准这种合并的时候应当非常慎重。 （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实践中，企业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甚至垄断地位。例如，国家授权一个企业在某个行业享有独家经营的权利，这个享有特权的企业自然就是一个垄断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如专利、版权等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例如，微软公司就是通过知识产权在全世界的软件市场上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法虽然不反对合法的垄断，但因为合法的垄断者同样不受竞争的制约，它们就非常可能会滥用其市场优势地位，损害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对那些在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垄断地位或者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加强监督。1997年美国司法部指控微软公司违反了美国反垄断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 微软公司一案说明，那些在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或者支配地位的企业，它们的市场行为会受到政府更为严格的管制。这即是说，同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如果发生在不同企业的身上，它们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例如，消费者购买长虹电视机的时候，如果销售商要求消费者必须同时购买一台长虹牌收录机或者其他产品，消费者一般不会接通受销售商这种无理的要求，而会转向购买海尔、TCL或者其他品牌的电视机。这说明，在竞争性的市场上，搭售行为一般不会对消费者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然而，消费者安装电话的时候，如果电话局要求他们购买指定的电话机，否则就不给装电话，这种搭售行为对市场就有着严重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这会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其他产品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会严重损害竞争，因为它会给某些企业的市场销售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因此，反垄断法中关于市场行为的管制主要是针对垄断企业或者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在我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主要是公用企业。例如，邮电局强行为用户配发电话机，电力部门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配电箱，自来水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给水设备，煤气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煤气灶和热水器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还有其他的表现，例如滥收费用，即对消费者或用户索取不合理的垄断高价；低价倾销，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目的是将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价格岐视，即对处于相同地位的交易对手使用不同的价格条件，从而使某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还有抵制或者拒绝交易，例如一个占市场支配地位的化学企业拒绝向一个生产药品的企业提供它在生产中必不可少的化学原料，在这种情况下，被拒绝供货的企业就可能被排挤出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后果包括停止违法行为，对违法企业进行罚款。此外，受害者还可以要求民事损害赔偿。在美国，法院还可以拆散垄断企业，拆散的目的是将垄断性的市场变为竞争性的市场。美国法院1982年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T）分为八，在世界上最早打破了电信行业的垄断。 （四）禁止行政垄断 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实际上，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政府限制竞争都是对竞争损害最甚的行为。因此，我们在研究反垄断问题时，就不能把目光仅仅投向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还应当注意政府的行为，防止它们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由于历史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尤其重视行政垄断的问题。乌克兰共和国1992年颁布的《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6条明确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对企业采取岐视的态度，例如出于限制竞争的目的，禁止在某个经济领域建立新企业，限制企业的某种活动或者某种产品的生产；强迫企业加入企业集团，或者强迫它们向某些企业提供价格便宜的产品；或者禁止在共和国某地区销售来自其他地区的商品，从而导致一定商品市场的垄断化；或者对个别企业提供税收或其他方面的优惠，使它们相对其他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等等。行政垄断在我国当前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即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排斥、限制或者妨碍市场竞争。这特别表现为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一些挂靠这个局、那个部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有着一般企业所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某些产品的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的采购上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公平地限制了竞争。这种现象被称为“权力经商”。地方保护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为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阻止外地的化肥或者其他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专门发布地方文件，禁止本地的单位和个人营销外地产品，甚至对营销外地产品的经营者随意没收或者罚款。有些地方为了抵制外地啤酒进入本地市场，要求本地居民喝“爱乡酒”。有些地方为了阻止外地生产的轿车进入本地市场，对外地产品乱收费用。 由于我国当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也往往带有行政色彩。例如1998年我国某些行业出台的所谓“行业自律价格”。不管如何解释“行业价格自律”，它们都应当被视为是政府部门纵容企业进行价格协调的行为，是一种强制的价格卡特尔。最先实行行业自律价的中国农机工业协会农用运输车分会甚至还以不执行行业自律价为由对山东时风集团进行了罚款。然而，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来说，强迫企业按照所谓的行业自律价销售产品是不合理的，因为行业自律价的基础是行业的平均成本。既然是平均成本，这个成本肯定就高于某些经济效益较好企业的个别成本，从而限制了这些企业的降价幅度，使它们失去了扩大生产的机会。 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因为地方保护，上海生产的桑塔纳轿车只能在上海地区销售，湖北生产的富康车只能在湖北地区销售，这些企业就不可能扩大生产，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也不可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此外，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还为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因此，反垄断法应当将反行政垄断作为一个重要而且非常迫切的任务。

最近，中央党校第40期省部级进修班出台的一份课题报告指出，当前国企一般员工收入畸高畸低，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建议对垄断行业进行综合治理，抓紧取消行政保护，根治收入过高问题。这份题为《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考》的报告从中央企业近三年来收入分配的结果入手分析，认为央企员工平均工资递增速度最快，行业工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经营者平均年薪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倍数维持未变。这份报告的课题组长是相关部委和主管机构的负责人。报告称，“十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年递增，其中国有单位在岗职工的递增。而2003-2005年，央企员工的年平均工资递增，是最快的。2005年，央企资产比较集中的27个主要行业，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差距倍数，从2002年的倍扩大到2004年的倍，最高的是服务业，平均工资万元，最低的是纺织业，平均工资万元。“我国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主要不是来自这个行业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也不是来自他们的努力，而是来自于垄断。”报告这样写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行政性垄断近年来不见减少，已呈尾大不掉之势，这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垄断声势因此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对于《反垄断法》的出台抱有深切的期待。而2006年《反垄断法》未按预料时间出台，令人认识到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复杂与艰难。近几年来，《反垄断法》也成为“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所关注的焦点。今年的“两会”，《反垄断法》依然是焦点问题之一。行政性垄断损害社会福利新年伊始，历来为人们所诟病的垄断企业，纷纷出台一些喜人新举措，诸如“铁老大”的“春节永不涨价”、中国移动的8项承诺和石油企业的成品油降价等。电网、通信、民航和旅游等四个行业的14家央企也联合发出倡议，在今年全面开展“优质服务年活动”。尽管垄断企业开始纷纷变脸，但公众多年积累的质疑并未消除。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对《经济》表示，长期以来，国家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缺乏有效的监管，成本核算由企业自己说了算，直接导致了这些行业借助垄断地位维持高福利，从而扩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他说，垄断性行业尤其是公共事业性行业，是政府代表公众管理、运作国有资产。享有不应该的“福利”，就会私占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余晖在接受《经济》采访时指出，垄断部门不仅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且不断向社会转嫁其运营成本，造成资源错配和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经济效率不高，结构失衡加剧，与垄断势力的强大和发展及其对市场机制的限制和破坏不无关系。此外，垄断者一方面利用垄断权力设租寻租，甚至有人化公为私，将其收益单位化和个人化；另一方面利用垄断地位和垄断权力侵占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增加垄断利润，扩大垄断福利，进而巩固垄断部门的特权。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歧视普遍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行政垄断未受到应有的约束的缘故。北京市律师协会反不正当竞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吴维丁律师向《经济》表示，反垄断的重点就是在于反对行政垄断。行政性垄断扼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容易导致腐败，进而破坏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政府行政的公信力。与吴的看法相印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中国的竞争政策”课题小组提交的课题报告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均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制竞争的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行政性垄断比企业垄断更加严重，对竞争的危害更大，更应当通过立法加以限制。反垄断专家、外经贸大学教授黄勇表示，《反垄断法》承担着建立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任，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但是竞争还不够充分，竞争环境还不够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必要。经济学家张维迎也提出，为破除体制性障碍，应该通过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出台为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在去年底召开的“2006’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论坛上透露，《反垄断法》有望在今年七、八月份正式出台。这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反垄断法的猜想。过去12年里，中国一直在起草《反垄断法》，却始终未竟其功。直至去年6月24日，《反垄断法》草案被写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议程里，才正式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程序。但究竟何时能够出台，迄今仍充满变数。去年6月29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曾表示，“对于这部法律的出台，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9月27日，副委员长成思危再次声明，该部法律短期内难以出台。对于是否规制行政垄断，是反垄断立法中最关键，然而也最具争议的问题，以至在立法过程中，行政垄断的专章一度被整体删除删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晓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影响《反垄断法》出台的首先是认识上的阻力。有些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的任务，而中国当前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中国企业的规模还普遍偏小，与世界级大企业相比就更小，因此中国当前应当鼓励企业集中，组建大企业集团，而不是要反垄断。但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思想认识的问题只是表面原因，关键还在于《反垄断法》的出台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对《反垄断法》的期待各不相同。这种多元期待，和由此形成的各种作用力，是《反垄断法》起草的博弈日益复杂化的主要因素。商务部条法司副司长郭京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反垄断法》出台受阻的症结在于草案条款与现有产业部门的职权和相关行业法规之间难以协调。他表示，在传统公用事业中的许多如电力、石油、民航、铁路等，均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加以管理。这些部门本身既是行业监管非公经济向垄断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者，又是垄断的维持者，以政府原有的法律、政策为护身符，限制了竞争，侵害了消费者者的利益。郭京毅说，倘若按照《反垄断法》的条款对这部分垄断行业进行制裁或解散，就会触及这些部门的行政职权及相关的行业法规，如何协调目前将是个很大的问题。正因各方对此争执不下，《反垄断法》才一拖再拖，难以按照预定时间出台。事实上，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或多或少一直受到来自某些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抵制。一些垄断性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民航、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即便不公开反对，也往往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郭京毅还透露，在讨论《反垄断法》草案时，还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现在是“做强做大”的时代，所有的产业部门都希望自身行业发展越大越好，故不是反垄断的时候。对于此种观点，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直斥为荒谬。保育钧在细数石油体制的八大弊端之后指出，实践证明，用行政力量保护石油产业垄断的状态既没有增强我国在世界上开发石油资源的竞争能力，也没有更有效地配置我国国内石油资源。为此，他建议现有石油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在能够实现竞争的地方引入竞争，在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引入竞争的地方要由政府管制，绝不能容忍行政性垄断。郭京毅也表示，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竞争，制定《反垄断法》非但不会对“做强做大”产生不良影响，反而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如果你的做强做大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大家自然欢迎。但若建立在行业垄断的前提下，那就有问题了。”有专家指出，要打破历史上形成的垄断，需要时间和来自政府机构的很大努力。在当前阶段，作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政府需要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和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定位，坚定不移地推行自身职能的转变。把不属于政府承担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包括反垄断在内的改革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动力。就此而言，《反垄断法》不仅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手段，也是推动我国政企分开和加速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全部为PDF格式论文存有先贴一篇不好的话去那里看看没有度的<<<<<<<<<<<<<<<<<<<<<<<<<<<<<<<<<<<<<<<<<<<,,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初探梁国磊□[内容摘要]反垄断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各种利益的聚焦点,利益关系及其复杂,在维护市场竞争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同时还要兼顾国家利益、规制追求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的行政垄断。[关 键 词]国家利益;行政垄断;社会整体利益[作者简介]梁国磊,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2005反垄断法所体现的利益关系极其复杂,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还涉及到(部门)利益,甚至私人利国家利益和政府益,而且这些利益还存在冲突的可能。因此,分析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一、反垄断法中的国家利益“如果说各个法域的竞争法均以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的基本内容为其共,那么在保护竞争的名义下,其同特征的话①所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却各有不同”。,反垄断法也正是由于所保护利益的不同成为各在各国呈现出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国执行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有效工具。作为“市场经济大宪章”的反垄断法,维护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其执法对象通常是一些行业中的占支配地位或,其中不乏世界性的跨影响力极大的企业国公司。这些企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国家战略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执法者在执法时国家利益成为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令世人关注的微软垄断案中,虽然维持了联邦地区法院有关微软从事了垄断行为的判决,但是美国司法部以分拆方式处罚微软公司的方案并没有通过。之所以出现,这和当前激烈而复杂的国际竞这种结果争环境是分不开的,规模较大的公司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将微软强行分拆,很可能使美国失去世界软件业的霸主地位,使美国的整体利益受损。市场经济在各国具有共同性,竞争是市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而反垄断法正是通过维护竞争或者说有效竞争来实现其的法律功能,因此反垄断法的条文在,必须反映市场竞世界各国是大同小异的,对于争的基本规律。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则会采取不同的观点。在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案中,美国和欧盟的争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波音公司遭遇到欧洲空中客,如果组织波音和麦道公司车的强力挑战的合并,将会使美国的整个航空业的整体,在世界市场的争夺战中失优势难于发挥利,而对于欧盟来说,则恰恰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战略利益决定了反垄断法的执法结果。毕竟,反垄断法面对的是一国的整个市场经济,而一国的经济实力正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加入后,随着WTO,我国民外资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涌入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履行成员国的义务的同时,反垄断法的立WTO法和执法都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更好的执行我国的产业政策。二、行政垄断中的利益问题在我国反垄断立法的过程中,行政垄断的规制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在彻底完成转轨以前,这两种体制,而这又必然导致某些将会一直交互作用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结合,出现行政垄,可以有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多种分类,但究其实质是行政机关或者享有与行使行政权的其他单位行使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权力是利益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在权力②的背后是利益”。反垄断法要规制行政垄断,就不得不面对行政垄断背后的利益。然而,这种利益的形成不是由市场形成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也成为许多学者反对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主,对于造成行政垄断的行要理由。不可否认政权力滥用,需要行政法乃至宪法的规制,需要推进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对于造成行政垄断的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利益,反垄断法本身无法对其进行分配与平衡,因为作为这些利益载体的行政,而是宪权力的优势不是在竞争中形成的法和法律规定的。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行政性垄断同一般的经济性垄断从后果上看都是经济垄断,它们都是利用优势地位限制市场竞争,为特定的市场主体谋取不正,以当经济利益。以社会为本位的反垄断法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当然可以对造成市场垄断后果的,包括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各种行为虽然反垄断法很难调整造成行政垄断的利益,但是既然反垄断法能够规制行政垄断,那么必然会对造成行政垄断的利益造成影响。实际上,由于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客观存在,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然会进行价值选择———究竟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还是实现自己部门或辖区的,官利益。而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商不分的传统可谓“历史悠久”,这种传统作为行政垄断产生的文化根源,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使这种惯性减弱,而使我国缺乏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竞争文化。一般来讲,竞争文化先于法律制度存在,竞争法律制度是竞争文化发展的结果,但是,反过来竞争法律制度又会促进竞争文化的传播。我国在学习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进行竞争立法的同,却没有存储和移植足够的竞争文化。而时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对于政府及其部门来说,不仅是一种制约与警示,同时,也有利于其接受竞争文化和竞争观念的确立,使其在进行价值选择是倾向于“公共利益”。三、反垄断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从规范意义上说,竞争法的政策目标,是指竞争法通过规范交易行为和维护市场③竞争,所应当保护的利益和实现的功能”。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利益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家利益成为各国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法立法和执法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竞争法的政策目标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以竞争法最为发达和完善的美国和欧盟为例,美国的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一个由政策目标为主到经济目标为主,直到走向唯效率目标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变的基本动力,是美国社会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欧盟竞争法的鲜明特色是它始终以打破国界间的经济壁垒、推进市场,同时十一体化为压到一切的首要政策目标④分关注消费者的利益 。尽管如此,不管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如何变化,反垄断法终究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维护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是社会范围内整体的效率与实质公平。如上所述,国家利益成为各国竞争法,但这与反垄立法和执法考虑的重要因素断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矛盾,而,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且是一致的现,竞争法政治上的考虑,常能更准确的概⑤括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毕竟,社会整体利益中的社会是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国家利益的考虑通常是基于整个国家的国民或者社会的。而对于导致行政垄断的部门利益,情况则恰好相反。行政垄和地方利益而言断追求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本身就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一种损害。更为严重的是行政垄断利益的追求者们往往以极为抽象的“公共利益”为借口,追求自己的利益。“尽管从最终极的意义上讲,‘公共利益’通过提升共同体的利益,进而对个人利益肯定有所增益,但是就当下的情形看,‘公共利益’是一种否定性的主张,是抑制某些个人权利的正当性理由。‘公共利益’的受益,而通过‘公共利益’抑制个人者是不确定的权利则是确定的。因此,援引‘公共利益’实 施某种政府行为时,必然会对一部分人有利,⑥对另一部分人不利”。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政府及其部门往往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社会整体利益的主要侵害者。在我国,从某种角度讲,正是由于这种在“公共利益”伪装下的侵,也就是行政垄断,使得通过立法保护社害会整体利益成为必要,催生了反垄断法。四、结语反垄断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原本对立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一个结合点,也因此成为各种利益的聚焦点,产生了各种复杂,远不的利益关系。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止上文所阐述的这些。例如,作为我国一个,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的新生的法律部门设立,就涉及复杂的权力利益的分配,在反垄断立法过程中,三个政府部门相继介入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律调整实质上是利益,而作为反垄断法而言,其所涉及的的调整利益更为复杂,因此反垄断法中的利益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这对于反垄断法LT的立法、执法和守法都是十分重要的。注释:王源扩:“我国竞争法的政策目标”,载《法学①③④⑤研究》年第 期。1996 5刘旺洪:《国家与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理论》第②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94 2004刘连泰:“‘公共利益’的解释困境及其突围”,载《文⑥史哲》 年第 期。2006 2<<<<<<<<<<<<<<<<<<<<<<<<<<<<<<<<<<<<<<<<<<<<<<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重要的基础性法律。《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增强我国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