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语言学论文

敦煌文献语言学论文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荣新江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生物学等领域的研究。他的学生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计算机科学、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以下是部分荣新江教授的学生名单：1. 陈志强：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2. 李卫东：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科学。3. 张宏伟：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4. 王宁：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5. 陈文斌：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6. 赵鹏飞：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7. 王琪：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8. 郭峰：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9. 刘宏伟：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10. 刘峰：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科学和生物信息学。以上是部分荣新江教授的学生名单，还有其他优秀的学生未在此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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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杂志

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成语：龙蛇混杂

解释：龙和蛇与间隔的方式活动在一个区域内，也就是混合在一起，所以是“龙蛇混杂”。

读音：lóng shé hùn zá

意思：比喻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

出处：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文殊》：“凡圣同居，龙蛇混杂。”

翻译：普通人和圣人居住在一起，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

语法：主谓式；作谓语、定语；比喻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

近义词：

1、牛骥同皂 [ niú jì tóng zào ] 皂：牲口槽。牛跟马同槽。比喻不好的人与贤人同处。

出处：汉·焦赣《易林·升之小畜》：“牛骥同槽，郭氏以亡。”

翻译：牛跟马同槽，郭氏要灭亡了。

2、鱼龙混杂 [ yú lóng hùn zá ] 比喻坏人和好人混在一起。

出处：唐·张志和《和渔夫词》十三：“风搅长空浪搅风，鱼龙混杂一川中。”

翻译：风搅动天空，浪搅动风，鱼和龙都在这一条水域里。

龙蛇混杂.

1、成语介绍：龙蛇混杂lóng shé hùn zá，比喻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

成语例子：此时龙蛇混杂，是非莫辨，安知我辈不是姜尚之所使耳?在将军不得不疑。(明 许仲琳《封神演义》第九十三回) 。

2、出处：《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孤情难立，见此艰辛，皂帛(白)难分，龙蛇混杂。'"《敦煌变文集新书》是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图书，由潘重规编著。

潘重规先生在香港创办《敦煌学》杂志;著有《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列宁格勒十日记》等;主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敦煌卷子》、《敦煌俗字谱》、《敦煌变文论集》等;还著有《红学六十年》诸书，编有《红楼梦研究专刊》、《龙龛手鉴新编》等。

3、成语近义词：鱼龙混杂，〝鱼龙混杂〞是一个汉语成语，读音：yú lóng hùn zá，释义：用以形容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

【举例造句】: 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倒是这么着，他们也洗洗清。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十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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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敦煌文献论文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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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造像与壁画艺术探讨论文关键词：敦煌；石窟；造像；壁画论文摘要：中国五千年文明就像是人类的大舞台，一朝一代走着过场，每朝每代都给人类留下丰富的文化。敦煌石窟就像一个小舞台，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饰，不同的文化，衬托出共同的信仰与追求，无数的能工巧匠，善男信女，无论高低贵贱，共同演奏着一曲赞美神的交响乐，融贯东西，气势磅礴，历经千年，为人类留下神传的文化。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的交汇点，南枕祁连山，西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北塞山，东峙三危山。敦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咽喉要地，在河西走廓的西端，为一面积不大的绿洲，四面戈壁、沙漠环绕。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很大。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很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与中原古老的半神文化交汇、融合，产生出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1 建筑艺术敦煌莫高窟的石窟造像主要是泥塑，因均施彩绘，故称彩塑。颜料取之于天然矿石，色泽艳丽，颜色长久不变。彩塑是洞窟的主体，一般位于正厅中间，主要塑佛像或菩萨像，四壁和顶上才是壁画，早期的洞窟，壁画只是作为装饰和陪衬出现的。壁画一律彩绘，不论是何朝何代，内容大体一致，最为普遍的有佛像画，佛经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飞天壁画。早期的洞窟形式(十六国，北朝时期，304-581)主要是禅窟和中心塔柱窟，起源于印度。禅窟是供僧人坐禅修行的洞窟。如285窟主室为方形，正壁开龛塑像，供修行者观像之用，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能容身的斗室，供修行者坐禅修行。中心塔柱窟，又称中心柱窟，塔庙窟。窟内中央设立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柱塔，柱的四壁开龛塑像，以供修行者绕塔观像与礼佛。之后不断融入中国式的建筑风格，至隋唐时期(581-907)，洞窟形式已完全转变成中国传统的殿堂形式，主室平面方形，正壁开龛塑像，洞窟的其余三壁均绘有壁画，窟顶为覆斗形或人字披形。殿堂式的洞窟已经成了世俗礼佛的场地。2 雕塑和壁画艺术从彩塑和壁画的艺术风格发展来看，可以分三个时期。隋唐以前的发展期，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历时一百八十年。隋唐时期的顶盛时期，包括隋唐两个时代，历时三百多年。隋唐以后的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鹘、元几个时代，历时四百六十多年。 发展期早期彩塑多以弥勒为主尊，带有印度造像的特点。塑像体格高大，额头宽阔，脸形方正，直鼻，眼窝深，发髻为波浪形，衣纹贴身。印度的造像手法是古希腊式的，这是印度佛教之前的信佛时期留下来的。所以传说敦煌的名字与古希腊人有关，不是不无道理。公元525年，中原出现“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莫高窟的石窟造像。塑像面容清瘦，褒衣博带，飘逸自得，宁静超脱。北朝时期的壁画多是佛经故事画。最著名的有尸毗王割肉救鸽的故事，最精彩的当属 “尸毗王本生”，还有九色鹿本生故事画，五百强盗(得眼林)故事画等。北魏时期的的天宫伎乐壁画还带有西域特征，舞者肩披长长巾帛似今印度妇女披的纱丽，舞姿也颇富印度风韵。从北魏晚期到西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作为统治者的鲜卑族开始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迁都洛阳后，更加速了汉族文化的传播。这时的壁画中出现了一些中国的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西域的绘画风格仍然保存着。 顶盛时期到了隋唐时期，塑像造型由北魏秀骨清像转为雍容华贵，色彩丰富。隋代塑像体壮丰满，鼻低耳大，衣着富丽。姿态也更丰富生动，形象更加中国化了。塑像敦厚恬静的仪容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这是佛教从寺院走向现实生活的重要过渡时期。“盛唐”时期，百姓生活富足，中原文化空前繁荣，佛教在中原大地普及。很多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经卷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敦煌石窟艺术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规模形式、塑像和壁画的内容都发生了变革。唐代是一个营造巨型大佛的时代。唐代初年，武则天下令僧人造《大云经疏》，该经称武则天为弥勒下世，全国各地兴起塑造弥勒的热潮，莫高窟最大的塑像，北大像高 米，气势宏伟，庄重沉稳。开元年间，高26米的南大像也被塑造出来。再加上榆林窟的大像，三座大佛窟，供奉的都是倚坐的弥勒，都是在唐代开凿的。此外还有中唐释迦牟尼涅槃卧像，长米，右胁而卧，四周配有壁画，以造像与壁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菩萨，弟子，护法，国王，大臣肃穆举哀的大型场面，衬托出人们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唐朝的壁画色调最为丰富多彩，富丽而灿烂，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的局面。壁画内容可分为五类：即佛像画；大型佛经画；佛教历史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 莫高窟的装饰图案，千姿百态，绚丽多彩，既是连接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画的纽带，同时又是独立存在的图案。以藻井图案为代表的隋唐装饰图案，是莫高窟的装饰图案的高峰。如第329窟窟顶藻井和第159窟西壁窟顶图案，繁缛多样，花纹缜密，这些图案多出现在窟顶中心，寓意苍穹深远莫测，宇宙无限之大。唐朝“太平盛世”，人民生活富裕，佛教家喻户晓，而且是多佛的信仰。家家供佛，人们向往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的弥勒世界，相信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苦难皆可解救，倡导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往生西方净土。艺术家们的创作才能在信仰的世界里，得到充分地发挥，他们把人间荣华富贵搬上墙壁，又把天国的富丽堂皇展示人间，天上人间，人间天上，真是天人合一的时代，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半神文化。 衰落期隋唐以后，敦煌石窟艺术走向衰落期。公元1036年，西夏统治了敦煌，佛教成为西夏国教，西夏君主从西藏迎来藏传佛，使敦煌石窟艺术融入藏族文化。1227年，成吉思汗的铁骑踏进沙州，在敦煌，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把西藏传来的密宗文化推向高潮。此时期人物形象描绘准确，生动，线描细腻，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独特风格，为敦煌石窟艺术最后的辉煌又添了几分色彩。3 雕塑与壁画的内容中国是个信神的民族，包括古时历代的帝王。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后，很快被华夏民族接受，并发扬光大。佛教中有许多故事都是教人向善，因果报应，生命轮回，做好事，乐善好施会得善果，做坏事会得到惩罚，人们信神会得到神的保护，修道者会升往天堂。这些理念几乎都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中，还有许多赞美神佛的大型雕塑和壁画。无不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信仰与追求。雕塑造像主要有：佛像，包括释迦、弥勒、药师、阿弥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菩萨像，包括观音、文殊、普贤及供养菩萨等；弟子像，包括迦叶、阿难；尊神像，包括天王、力士、罗汉等，另外还有一些鬼神、神兽等动物塑像。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壁画在石窟中虽然对建筑起装饰和美化作用，对雕塑起补充和陪衬作用，但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艺术技巧最精湛，内容最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充分体现了古人不同时期的文化生活，表现神及天、地、人、动物、环境的方式，表现友谊与恩的方式。丰富多彩，井然有序。佛像画，指佛陀、菩萨、护佛神等供奉的各种神灵形象，是壁画的主要部分。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画，指北魏晚期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道家神仙的内容题材。经变画，利用连环画的形式，把整个一部佛经用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佛传故事，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本生故事画，是指描绘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转生中的各种善行，如 “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因缘故事画，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故事。佛教史迹故事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敦煌的石窟虽历经千年岁月洗刷，甚至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但仍有一些石窟保留了原貌，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艺术博物馆。今人仍可以从石窟的雕塑、壁画内容，寻找到先人们对佛法的虔诚，对佛的无比敬仰。或许这也是先人们留给今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吧。参考文献[1] 陈丽萍，王妍慧.中国石窟艺术[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6.[2] 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

麦积山的行不？

敦煌文献校注论文

一千多年前小朋友写的字有多可爱，在敦煌出土的一本叫《凶吉书仪》的文献中就能看到。

这本出土的千年之前的文献，背后被调皮的小朋友用来当画画的草稿纸，还标注上了“这是啥啥啥”的文字，真是相当可爱了。

看来学习搞怪这件事，跨越千年，小孩子们都差不多呀。

中华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其文字也是非常独特的。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中，只有中国由于其民族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同化性而始终没有间断过的文化传承，这使汉字成为世界上较少的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约公元前14世纪殷商后期出现的甲骨文被广泛认为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一直发展到今日，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后来，综艺体、整块体、浮云体、变体等各种字体纷纷诞生，中国文化的繁荣展现在世人面前，也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过，知名科学科普博主@科学未来人 指出，他找到了相关考古论文，来自兰州大学的刘全波老师。

据介绍，《吉凶书仪》里的这批“白画动物”一共有13幅，经过辨认可以大致读出大部分题字，而且风格一致，格式一致，并非杂乱无章的杂画，因此绝非随意而为。

经过考证，这批白画动物出自22岁的学郎李文义之手，目的则是为其弟李文进进行启蒙识图教育，类似今天流行的启蒙识图教育，虽然浅显但也具有实用性、针对性，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金俊音也随后坦承是自己学识浅薄，需要多多学习。

据了解，敦煌文献是随着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出土的，在洞里封存了近一千年，这次引发关注的这件1908年就被法国人伯希和带到法国去了，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发表敦煌文学、语言、文字、书法、乐舞、历史、地理、佛教、教育、考古、文献等方面论文、札记、评论、序跋等150多篇，百余万字。不少篇章常被引用，成为敦煌学名篇；个人专著，已出版的有《敦煌历史地理导论》，《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敦煌史地新论》（以上均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中国唐宋硬笔书法》（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约90万字；另有《敦煌遗书硬笔书法研究》，15万字，及《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约20万字，将在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敦煌名胜古迹导论》，约15万字，将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人合编合著书如《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论》等，已出版五种，待出版者三种。获奖论文九篇，分别获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二、三等奖，全国硬笔书法理论研究特等奖，甘肃省戏剧理论研究一等奖，甘肃省地方史志优秀成果—等奖；获奖专著两种，分别获甘肃省社会科学兴陇奖二等奖及佳作奖。应邀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及考察、讲学活动30余次。如连续五年(次)应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为该系文献专业本科生及博、硕士生开设敦煌文献专题讲座；两次应邀赴台湾，分别到台湾大学历史系、所，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所，成功大学文学院，中正大学历史系、所，中文系、所，逢甲大学中文系、所等处讲学、研究三个多月，赴俄罗斯进行学术交流及考察三个月。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我认为即使是在1000多年前的小朋友，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只是所处的时代不一样而已。

敦煌学辑刊杂志

复旦大学日前出台规定，从2011年入学的三个院系所开始试点，硕士生无须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博士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文章（原为3篇）即可毕业，一改多年来实行的一定要在核心期刊发文章才能毕业的规定。我想就自己十多年从事研究生培养、多年从事《敦煌学辑刊》编辑的经验，对此发表一点看法。编辑不胜其扰我的观点是，首先，最好不要将在校期间是否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研究生毕业的硬性规定；其次，博士生和硕士生不要用统一尺度要求，博士生可以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毕业条件之一，硕士生最好不要求发表论文。硕士生一般研究水平不高，撰写的学术论文多为概论性或者综述性的，很难进入学术圈关于学术前沿问题的探讨，也有许多论文是重复性研究，将他人研究成果进行二次加工后发表者不乏其人。作为期刊编辑不胜其扰。因为，第一，要对很多论文进行甄别，看其是否已经发表过；第二，考察研究成果是否有雷同现象；第三，核查学术观点和论文内容有无抄袭现象。多数人情稿就是从这个层次来的，有些硕士生凑合出一篇论文，害怕发不了，就将导师名字挂上，有些告诉导师，还有很多没有告诉导师，对编辑造成误导，使得他们既担心淹没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害怕陷入抄袭门中纠缠不清。学术杂志成博士生培养者目前各个学校对此标准不一，有权威期刊要求，也有核心期刊要求。兰州大学原先要求必须在权威期刊发表，以历史学为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学报》，后来增加《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又规定在以上权威期刊发表1篇或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3篇。最近又改为，在CSSCI来源期刊各大类的前60%发表3篇或者前30%发表1篇。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无形中将博士生培养权给了各杂志的编辑们。博士生能否毕业取决于学位论文的撰写水平，而不是发表论文杂志的级别，最好的做法是不要拘泥于级别，在送审博士论文的同时或之前将博士生在校期间的学术成果送审，只要达到标准就可以，甚至一些好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前期发表成果，通过严格的送审程序，照样可以毕业。人才培养是老话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取决于导师指导水平、博士生的悟性和单位学术氛围。导师指导水平是第一位的，指导水平不是导师的研究水平，很多专家很优秀，却指导不出像样的博士生，当然，没有水平的导师绝对指导不出优秀的博士。另外，理科的实验室模式不能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科导师和博士生的关系只能是师生关系，绝不能像理工科那样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成果也不能混在一起署名。导师是博士生进入该领域的引路人，导师将以最短的时间引导博士生进入该学科前沿领域，根据学生的研究水平、能力和知识领域制定一个研究课题。导师要善于发掘博士生的潜质，做到身教、言教一致，鼓励优先，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博士生的悟性和用功程度也是培养关键，没有悟性的博士生很难培养，而有悟性不用功的博士生也培养不出高水平。悟性是博士生创新的基本条件，用功是博士生培养的最低要求。让他们融压力、动力和信心为一体，这样不需要硬性要求，也会产出优秀成果。

中文核心又叫北大核心北核各几年都在变动的，所以需要发表什么方向的刊物，该刊物是否是核心期刊，可以实时的进行查询 查询网址如 知网、万方、维普、之类的。但是只要是核心期刊知网都会收录的。所以一般都是在知网查询就可以了。

1 南宋辛派词人研究述评 单芳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2期2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伏俊琏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3 文天祥爱国词略论 单芳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03期4 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 丁宏武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5 试论道教学者葛洪的史学成就 丁宏武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2期6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董芬芬 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年01期7 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伏俊琏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8 周绍良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 伏俊琏 敦煌学辑刊 2009年4期9 《九歌》文体新论 韩高年 兰州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10 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 韩高年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2期11 李梦阳诗文集流传及版本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 郝润华 凤凰出版社 2009年7月12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郝润华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5期13 唐宋元时期三位吴师道考 雷恩海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1期14 李梦阳集版本考——《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 郝润华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编辑出版 2009年4月15 谈谈佛教与山水 郝润华 文史知识 2009年6期16 《荀子·赋篇》体制新探—兼及其赋学史意义 马世年 文学遗产 2009年01期17 《吴礼部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雷恩海 聊城大学学报 2009年4期18 最后的古典家园梦想及其破灭—论李广田的《引力》 邵宁宁 文艺争鸣 2009年01期19 突破:从研究敦煌艺术再生开始 王建疆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3期20 李学勤主编标点本《毛诗正义》点校献疑 赵茂林 诗经研究丛刊 2009年6月17辑21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尹占华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22 英国汉学家龙彼得发现的三种戏曲文献 李占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年01期23 鲁迅戏剧评论的涉笔视野与蕴意指向 李占鹏 《飞天》 2009年3期24 梅兰芳兰州巡演回望 李占鹏 甘肃文艺 2009年1期25 中国文学：革命后与后革命 王建疆 探索与争鸣 2009年02期26 北宋真宗仁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 杨晓霭 乐府学 2009年月12月5辑27 王绩《游北山赋》注释正补《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文集 杨晓霭 文史出版社 2009年6月28 颜延之研究回顾与反思 杨晓斌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1期29 四部分类法中别集与总集关系考论——兼谈“楚辞”的类目设置问题 杨晓斌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7月30 说“喝水” 王晶波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李宝通：著有《唐代屯田研究》、《简牍学教程》，参编《简牍学研究》、《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省志·大事记》等。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宦官》、《朱元璋传》等，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西北史研究丛书》、《西北开发史研究》等。李并成：独著、合著专著十多部，主要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瓜沙史地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大漠中的历史丰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5)、《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0年）、《敦煌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7）等，并主编《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等。 在《求是》、《考古》、《地理学报》、《地理研究》、《中国史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农史》、《中国科技史料》、《中国沙漠》、《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不少论文被《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地理科学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美国agrindex、俄罗斯《科技情报》等刊物摘录、转摘。《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甘肃日报》、《欧洲时报》、《华声报》以及新华社对内对外广播几次专题报道他的有关成果。李清凌： 合著《隋史新探》等，专著《西北经济史》，《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主编《甘肃经济史》获甘肃省第五届社会科学“兴陇奖”二等奖，主编《西北通史》第三卷，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史学论丛》多期。何双全：专著《居延新简》、《居延新简释粹》、《散见简牍合辑》，《双玉兰堂》上下集，主编《汉简研究文集》和《秦汉简牍论文集，发表论文40余篇，1993年成立国际简牍学会，并成为第一届会长，出版《国际简牍学会刊》1-5辑。李积顺：《第二次世界大战要论》，《承受不起的战争——丘吉尔的坚韧与帝国的崩溃》。李怀顺：专著《甘宁青考古八讲》尚季芳：专著《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 序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发表刊物 时间 1 南宋辛派词人研究述评 单芳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2期 2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伏俊琏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3 文天祥爱国词略论 单芳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03期 4 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 丁宏武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 5 试论道教学者葛洪的史学成就 丁宏武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2期 6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董芬芬 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年01期 7 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伏俊琏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 8 周绍良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 伏俊琏 敦煌学辑刊 2009年4期 9 《九歌》文体新论 韩高年 兰州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 10 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 韩高年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2期 11 李梦阳诗文集流传及版本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 郝润华 凤凰出版社 2009年7月 12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郝润华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5期 13 唐宋元时期三位吴师道考 雷恩海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1期 14 李梦阳集版本考——《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 郝润华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编辑出版 2009年4月 15 谈谈佛教与山水 郝润华 文史知识 2009年6期 16 《荀子·赋篇》体制新探—兼及其赋学史意义 马世年 文学遗产 2009年01期 17 《吴礼部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雷恩海 聊城大学学报 2009年4期 18 最后的古典家园梦想及其破灭—论李广田的《引力》 邵宁宁 文艺争鸣 2009年01期 19 突破:从研究敦煌艺术再生开始 王建疆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3期 20 李学勤主编标点本《毛诗正义》点校献疑 赵茂林 诗经研究丛刊 2009年6月17辑 21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尹占华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22 英国汉学家龙彼得发现的三种戏曲文献 李占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年01期 23 鲁迅戏剧评论的涉笔视野与蕴意指向 李占鹏 《飞天》 2009年3期 24 梅兰芳兰州巡演回望 李占鹏 甘肃文艺 2009年1期 25 中国文学：革命后与后革命 王建疆 探索与争鸣 2009年02期 26 北宋真宗仁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 杨晓霭 乐府学 2009年月12月5辑 27 王绩《游北山赋》注释正补《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文集 杨晓霭 文史出版社 2009年6月 28 颜延之研究回顾与反思 杨晓斌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1期 29 四部分类法中别集与总集关系考论——兼谈“楚辞”的类目设置问题 杨晓斌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7月 30 说“喝水” 王晶波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31 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内涵 王晶波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1期 32 兰陵萧氏思想信仰分析 杜志强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 33 关于侯景之乱的 几则史料释证 杜志强 辽东学院学报 2009年6期 34 清人题咏《桓上草堂图》《松林读书图》述论 漆子扬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09年04期 35 应劭《姓氏篇》产生背景及清人辑本状况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20期 36 《潜研堂诗续集》有关甘肃诗人邢澍的几首作品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10期 37 张澍经学成就概述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38 张澍的金石学姓氏学成就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39 张澍文学成就概述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0 张澍《二酉堂丛书》的学术价值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1 清代史学家张澍五种方志著述论略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2 钱大昕题赠甘肃学者邢澍的诗作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10期 43 钱大昕两首佚诗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1期 44 冯国瑞先生著述考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2期 45 冯国瑞先生简谱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2期 46 邢澍著述考录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3期 47 邢佺山先生年表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3期 48 应劭《姓氏篇》产生背景及清人辑本状况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2期 49 试论先秦儒道两家在文学理论探索上的成就 赵逵夫 江西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50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赵逵夫 兰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 51 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 赵逵夫 人文杂志 2009年2期 52 论矒瞍、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赵逵夫 陕西师大学报 2009年08期 53 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 赵逵夫 文史 2009年08期 54 再论《惜往日》《悲回风》的作者问题 赵逵夫 文献 2009年08期 55 《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序 杨晓斌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 56 读杜甫的《天河》、《牵牛织女》等诗 赵逵夫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3期 57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赵逵夫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年02期 人才培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简况

（1）学术论文1．《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与晚唐河西历史》，《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2．《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3．《唐大中二年沙州使者入朝路线献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0年第5期）。4．《晚唐政府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经营》，《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6期）。5．《晚唐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年第2期）。6．《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称号问题再探》，《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7．《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再收瓜州问题探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8．《清抄本〈京兆翁氏族谱〉所收晚唐河西文献校注——兼论其内容的真实性》，《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3期。9．《晚唐五代归义军与凉州节度关系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10．《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第9窟的建成时间》，《西部考古》第5辑，三秦出版社，2011年。11．《晚唐归义军人员任职凉州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12．《晚唐静难军节度相关问题考——以〈京兆翁氏族谱〉为线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13．《唐代陷蕃失地范围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14．《〈唐五代佛寺辑考〉续补》，《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15．《晚唐归义军长史及司马问题再探》，《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3期。16．《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事迹考》，《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0年第2期）。17．《张淮深与宗教关系初探》，《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18．《晚唐凉州节度使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6期。19．《关于晚唐西州回鹘的几个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20．《晚唐五代伊州相关史实考述》，《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21．《从敦煌龙兴寺看张氏归义军的内部矛盾》，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佛教禅宗与禅宗文献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22．《四库全书馆人员的遴选及其特点》，《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5期。（第二作者）23．《敦煌写本〈归义军僧官书仪〉拼接缀合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24．《丝路明珠话敦煌》，《寻根》2005年第4期。25．《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2）目录索引及随笔1．《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唐代赋税制度变迁》，《美文》2011年第7期。2．《2004年敦煌学论著目录索引》，《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合作）3．《华戎所交的都会——敦煌》，《鑫报杂志》2004年10月24日。4．《2003年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补遗》，《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