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视野下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多元化路径探析
1 引言
自20世纪末兴起的档案记忆观开始,档案便被视为社会记忆的载体,档案馆则被认为是“记忆的保存场所”或“记忆宫殿”[1]。档案部门的本质是文化机构,而文化则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2],因此对个人记忆、家庭记忆、组织记忆、社群记忆、社会记忆的保护既是档案部门的本职工作之一,也是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需要重点研究的对象。在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各级档案部门积极参与到社会记忆保护的项目中来,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对社会记忆的理论研究,并一度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部分学者为档案的记忆属性提供理论依据,如特里·库克[3]从档案鉴定、档案销毁等实际工作中找到档案构建记忆的依据;徐丽萍[4]、丁华东等学者[5]对社会记忆保护实践工作的探究;也有对档案部门在社会记忆构建过程中角色的探讨,刘迪[6]将档案部门作为权力因素的一部分,梁芙蓉等[7]则认为档案馆是开发利用社会记忆的主体;更有学者提出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如徐拥军[8]提出了建设“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冯惠玲[9]辩证分析了记忆观、资源观和“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之间的关系,赵生辉等[10]聚合了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在数字社会资源建设的战略框架。不过目前学界对国外社会记忆构建项目的介绍比较少,缺乏对其数字档案资源建设路径与模式的总结。基于此,本文将总结档案机构、社会组织在社会记忆项目中选择的不同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路径,并结合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现状和实际需要,为我国开展社会记忆工程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提出合适的路径。
2 数字档案资源建设路径选择
由于社会记忆涉及到的主体有多方面,并且需要保护的对象覆盖面较广泛,单一的参与主体不能满足对“小众”记忆的保护,因此社会记忆的保护不仅只是由政府主导,个人、非营利性组织,甚至企业等营利性组织也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到社会记忆的保护行动中来[11]。按照社会记忆保护参与主体划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有政府主导的公共模式、企业主导的市场模式和非营利组织主导的公益模式三种。本文将从每一类模式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来解说每一种路径的运行方式。
2.1 政府主导的公共模式
数字档案资源建设项目一般由政府带头,并大多由档案部门主导。在我国,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保护的活动突出表现在本世纪初开始的“城市记忆”工程。
“城市记忆工程”的倡议源自民间的自发行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天津发起了著名的古城保护运动。在这场活动中,他们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并将这些照片编辑成系列图书,即《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天津老房子·小洋楼风情》、《天津老房子·东西南北》,留存了关于天津码头、租借、旧市中心等天津城的大量影像。冯骥才先生推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发性行为,为此后全国各地“城市记忆工程”工程的推进提供了启示和样本(参见表1)。此外,各级国家档案部门还积极参与“乡村记忆”工程,保护“乡村记忆”,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些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开展。在这些项目运作过程中,一些颇具特色的馆藏在线展览项目被开发出来了,如浙江省开展的“乡音的呼唤”项目,建立“吴侬软语”方言库。鉴于“青岛城市记忆”工程实施时间最早、资料较全面、档案网站信息便于查阅等优点,本文选取青岛市档案局(馆)发起的“青岛城市记忆”工程作为公共模式的代表。
表1 我国代表性的“城市记忆”工程及其馆藏建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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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青岛市档案馆在全国率先发起“城市记忆”工程,运用照相、录像等技术,主动记录和保存城市文化,包括历史街区、古遗址、居民小区、里院建筑等。目前,青岛市11个综合档案馆(以下简称“档案部门”)已经收集了17万分钟的影像记录,以及12万张珍贵照片,并将经过数字化处理后的档案纳入了智慧档案馆数据管理体系[12]。这部分的档案或由档案馆自上而下的组建采集小组、或由自下而上的征集活动收集而来的。
与媒体的合作是青岛市档案部门收集城市记忆档案的另一特色。2013年青岛市档案馆与《半岛都市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维护社会记忆。该报所刊登的新闻及照片需要向档案馆移交。《半岛都市报》不仅成为一个新的档案来源体,其还能作为档案工作和“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的社会宣传媒介。在“老街里记忆”系列活动中,《半岛都市报》开辟了“老街里记忆”专栏,2015年双方合作举办了“美丽青岛摄影大赛”,2017年征集“老城记忆”摄影作品。除了积极参与“城市记忆”档案的收集工作之外,青岛市档案部门也通过与相关学会或团体合作的方式积极开展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如与青岛市收藏家协会合作制作《青岛记忆·抗战岁月》电视片等。[13]
企业参与社会记忆保护工作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企业从延续、维护组织记忆的目的出发,将档案资源纳入组织记忆建设范畴,从而营造、宣传企业文化;二是企业本身就是以提供数字档案资源外包服务为主的数字化服务公司。它们在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均是服务于企业的市场化发展战略。
在青岛市档案信息网网站上的“照片银行”栏目长期向市民征集随手拍摄的“青岛照片”,这是青岛市档案馆丰富馆藏的一条重要途径。该栏目作为“档案论坛——青岛记忆”栏目的补充,还能为参与者提供交流共享的平台。
2.1.1 方式一:自上而下的采集。自项目开展以来,档案部门在“城市记忆”保护系列活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既是活动的召集者、号召者,也是档案的形成者。在对老建筑、老街道、老社区等“城市记忆”的保护活动中,档案部门通过调研考察、组织采集小组和进行采集前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为下一步的现场拍摄、走访等采集工作打下基础。所收集到的档案不只限于照片、录像、电视新闻等数字载体形式,还有通过采访老居民、附近市民等所收集的口述档案。在“找寻红色记忆”征集活动中,档案部门主动走访离退休的老干部、老领导。既收集到了大量的实物档案,也通过口述、笔录等形式征集到了不少的口述档案。此外,档案部门也不忘保存现有的城市记忆。2013年青岛市档案局和市教育局合作开展学校“城市记忆”工程拍摄工作,对全市各级各类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学校进行拍照、摄像存档。
在这些城市记忆或乡村记忆工程的推进过程中,档案机构借助公众的力量,通过捐赠、购买或主动采集记录等方式获得了各种数字资源,并及时通过线下展览和线上数字档案馆等多种方式开发这些数字资源,向市民宣传城市记忆和乡村记忆保护项目的成果,并积极提供利用服务。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记忆项目的主办机构并不只是国家各档案部门,如“北京记忆”由首都图书馆主办、“美国记忆”隶属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但在这些项目中,档案部门都积极地参与进来,做好协助工作。这些项目的财政投入大多来自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投入模式可以很快收到成效,却不能解决不同类型档案馆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问题。组织记忆、社群记忆、家庭记忆等在数字时代同样需要很好地加以保存。
2.框架协议采购的法律风险。根据油田生产经营的需要,对石油配件、化工材料、机电产品等可以通过框架协议的方式,确定少数业绩优秀的供应商,与之签订一定时期的一揽子采购协议,并在协议项下执行订单操作。油田物资采购内控管理规定,框架协议以季度和半年协议为主,有效期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或一个项目周期。由于一个框架协议可涵盖多个采购订单,招标量与采购量可能存在差异,而且协议履行期限往往长于一般的物资采购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受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如果不能合理设置框架协议条款,可能出现一些法律风险,如供应商因价格变动拒不履行合同等等,影响到合同履行,供应商可能要求违约责任的法律风险。
2.2 企业主导的市场模式
2.1.2 方式二:自下而上的征集。“社会记忆”的主体是广泛的社会成员,档案部门在收集档案时也充分发挥了社会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有了很大的成效。在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变迁记忆的留存方面,档案部门积极鼓励社会公民的参加。如在“留存历史·记忆崂山”拆迁社区档案中,档案部门通过出资收购、代为保存、复制留存、爱心捐赠等一系列的征集方式收集能反映拆迁社区方方面面的实物、照片和录像等档案资料。
不论是提供“战争记忆”的Fold3公司,还是追溯“家庭记忆”的ancestor[18]公司,它们保护社会记忆、进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出发点都是盈利,并且在运营的过程中通过与档案部门的合作以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档案资源。
国外不少数字化公司在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Fold3[14]起源于iArchives[15]团队开发的Footnote,2010年该公司被Ancestry[16]收购后更名为Fold3,其主营业务是向社会提供个人兵役档案及军事档案,维护拥有共同战斗经历的社群记忆。Fold3公司档案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与其建有“互利共赢”关系的档案馆、图书馆及相关组织机构。如Fold3公司在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合作中规定[17],Fold3(即Ancestry公司)向美国国家档案馆提供数字化技术,相应的,Fold3可以获得在网站上“共享”和“盈利”这部分档案的权利。Fold3公司档案的另一部分来源是来自于会员的“记忆”分享,会员可以在网站“纪念馆”上面提供参战人员的个人经历、历史影像等内容。目前,该公司的整个网站都是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后的成果展示,但仅提供经过数字化加工后的数字档案,且成果形式单一,只提供图片格式。
按照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抓住中国-东盟共享丝路商机、扩大开放、深化经贸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遇,结合广西少数民族的特色,打造出一支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师资队伍。考虑创业活动的综合性对经济、管理、法律、财会、心理、技术等学科的需求,打破专业、系部的界限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组建学科交叉的“泛”专创型教研团队,优先给予资源分配、政策支持等,设立团队建设专项基金,在各级项目申报、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倾斜,培育创业、专业教研能力突出的师资团队。
第一种情况在我国大型企业中比较常见。青岛港档案室的档案工作,特别是在档案收集、档案编研方面是目前我国企业中的突出代表。青岛港档案室每年都会积极参与到港口建置周年活动,利用档案资料制作海报、宣传画、展览等,充分发挥了档案的文化价值。2012年青岛港集团向社会征集关于青岛港的档案史料——“120年·海港特别记忆”档案史料征集活动。征集的范围包括文学作品、个人收藏的图片、影像、工资单等,覆盖了实物档案以及收藏者对实物档案的口述记录。此外,青岛港集团还通过和青岛新闻网合作推出了“青岛港·与城市同行”的专版网页,记录青岛港120年间的历史变迁。2014年青岛港档案室通过与青岛方天科技股份公司的技术合作,制作了首部电视专题片《档案记忆》。
2.3 非营利性组织主导的公益模式
FamilySearch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历程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从1938年就开始将库藏档案制成缩微胶卷;1995年世系表资源档案的启用使得家庭世系表得以通过在线的形式呈现给用户;1998年将数百万卷缩微胶卷转换成数字影像;1999年推出线上媒介FamilySearch.org,方便全球用户免费使用其藏品;2012年引进dCamX影像拍摄技术和数字读取室(DRR)解决方案,开启影像分享新时代。并且建成了花岗岩山档案库 (Granite Mountain Records Vault)作为FamilySearch总部的有安全保密性质的档案库房,保存有缩微胶卷和数位媒体共35亿个影像,并且一处利于数字档案保存的设施也正在构建之中。
档案在提供身份感、认同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独特作用,使得家庭档案的服务一直颇受西方国家档案机构的重视,成为其吸引来访人员、推广档案休闲利用的重要方式。而非营利组织在家庭档案服务方面一直起着主导作用。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开展家庭档案服务的主要合作机构是Family Search[19]。Family Search就是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全权资助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其前身可追溯到1894年组建的“致力于保存人类家族的记录”犹他族谱学会。该机构既保存原始档案,如户籍记录、教会记录、遗嘱登记、人口、普查、税务和兵籍等,也保存整理后的资料,如家谱、族谱、口述世系表及当地历史等。档案的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FamilySearch工作成员的实地收集,包括对名人的口述记录;二是与网站用户的合作,通过在线建立家谱树、用户共享家庭“回忆”等来丰富“每个人”的家庭记忆;三是与各国档案机构建立互助合作关系。FamilySearch免费提供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并部分分担档案部门家庭档案服务的工作,而档案部门为其提供原始档案资料。目前已有美国、瑞典、秘鲁、比利时等国的档案部门与FamilySearch合作。
转接人工服务总是“座席正忙,请等待”,语音客服选项极多却总答非所问,一个售后小问题辗转数月无人理会……据调查,作为售后服务的重要环节,一些企业的客服电话不但无法妥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反而因为沟通不畅,屡屡引发矛盾。这正是:
公共模式旨在为民众提供均等化的服务,市场模式的出发点在于盈利,而对于那些非均等化服务、又缺乏市场价值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项目来说,则依赖于大量非营利性组织或个人的运作,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益模式。
在我国,相似的这类非营利性的组织还有收藏“潮州记忆”的社会公益性民间档案馆——广东省岭海档案馆[20]。这类组织的最大共性是与公共档案部门的合作。首先,它们需要借助公共档案馆的声誉,提高自己的名声;其次,它们在业务和技术工作上的共通也要求它们进行工作的互补。
3 趋势导向:合作模式
通过对以上三种数字档案资源建设路径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三条路径显示出了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合作趋势。目前我国开展的社会记忆项目大多属于政府公共模式,图书馆、档案馆等政府机构在项目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对外部的环境要求高,不仅需要财力资金的支持,对技术设备、记忆档案资源、公众支持和社会宣传也有要求。不论是公司企业和非营利性的组织、个人,还是政府档案部门,它们在单独进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时难免会由于自身机构的局限性迫切需要和相关组织进行多形式的合作,以突破工作中所存在的瓶颈。
3.1 技术合作
虽然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Library,Archives,and Museum,LAM)在数字记忆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建设上存在竞争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共同目标,即保护社会记忆、传承历史文化,以及它们在藏品的关联性和提高用户满意度的工作需要[22],让它们有了互助合作的基础。长期以来,LAM在人类文明的深层文化层面(deep cultural layer),各自作为记忆机构有效地运转,而面对全新的数字环境,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必须携手合作以更有效地留存最佳的社会记忆,并持续地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23]。近年来,LAM也确实意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并且积极开展合作项目。佛罗里达的记忆(Florida Memory)[24]就是一个图书馆和档案馆联合合作的典型代表,其积极收集全州范围内的照片、视频、音频等记忆,并得到世界数字图书馆对其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帮助。
3.2 资源合作
技术环境是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库建设的核心生存环境之一[21],而技术障碍是我国大多数档案部门在进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难题,因此建立和技术公司、商业企业的合作是取得技术突破的关键办法。目前国家档案部门和商业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技术“外包”,双方属于传统的商业“雇主”和“职工”的关系,如青岛市档案部门和青岛方天科技股份技术有限公司之间的技术合作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二是但更有利于双方实现互利共赢的方式,是双方间建立伙伴关系,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和ancestry、Fold3及FamilySearch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严格区分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在管理学、经济学上与法学上的概念之差异性,遵循不同学科的逻辑属性和知识自洽,不仅符合不同学科之差异性的本质要求,而且亦是立足法学层面对我国现行土地用途管制权展开深入研究的逻辑前提。
3.3 大众合作
“社会记忆”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离不开档案的形成主体——社会公众——他们既可以是档案的来源之一,也可以参与到诸如编制索引等具体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工作中来,实现工作的“众包”。“新加坡记忆计划”(Singapore Memory Project)[25] 是这一合作方式的经典代表。该项目集结了包括档案馆、图书馆、遗产局、私人团体和组织等在内的专业团队和民间团体的力量,但其最大的特色是全民参与。SingaporeMemory.sg作为和公众直接连接的门户,允许每个用户通过其记忆账户来存储和分享他们的记忆。 记忆的形式包括照片、音频、视频、文本等。不难看出,Web2.0时代已经看到了一个新的有希望的用户参与和集体智慧的 (数字档案资源建设)范式,通过参与和授权用户,可以挖掘人力资源和内容材料的巨大潜力,创建分布式和集体数字归档的新视野[26]。
3.4 媒体合作
档案数据开放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7],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成果在于和公众进行共享和交流,和大众媒体的合作能搭建档案部门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桥梁。Web2.0的网络环境下,社交媒体的运用能及时分享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最新成果,这为数字档案资源的合作共建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以荷兰国家档案馆为例,其从2008年起就开始在图片分享网站FlickerComons上共享馆藏图片;2013年开始正式与维基百科合作,月浏览量达到2500万人次[28]。这些措施为该馆2013年“记忆宫殿”展厅的开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智慧教室又称智能教室,未来教室。智慧教室的智慧性体现在教学内容的优化呈现、学习资源的便利获取、课堂教学的深度互动、情景感知与检测、教室布局等方面。黄荣怀[1]教授从这5个方面总结了智慧教室的概念模型即SMART模型。有学者从本质观出发,将智慧教室理解为“支持学习者基于自身的能力与水平,兼顾兴趣[2],通过娴熟的运用信息技术,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料,开展自助式学习”的环境。还有学者将智慧教室看做借助于计算技术、物联网、云计算、智能技术构建起来的促进学生构建知识的智慧学习空间[3]。
4 余论
由于组织记忆、家庭记忆和社群记忆等微观层面的“小众”记忆涉及的社会层面更广、涉及的人群数量更多以及“记忆”的分散性等特点,其保护所需要的人员、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投入是公共档案部门难以满足的,因此在我国由政府主导的社会记忆工程中,档案部门的收集工作与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工作大多从国家权力的角度出发,围绕城市、国家等宏观层面进行,着眼于整个城市的发展脉络或是时代的整体记忆。总体而言,企业主导的市场模式和非营利性组织主导的公益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政府主导的公共模式的补充,而在实践运作中,单一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项目的开展往往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论是“中国记忆”数字档案资源库,还是“社会记忆”数字档案资源库,其建设和体系的完善都离不开“小众”记忆。只有靠三种模式的优势互补,才能构建完整的“档案记忆”数字资源库。
这种启发式的教学遵循了小学体育教育的初衷“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听课时大脑动起来”,让学生身心都得到了全面发展,达到了体育教学的预期效果。
王秋枫指出,目前我国煤制天然气存在盲目建设的问题,已建项目对煤制气的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缺乏预判。项目虽然分期建设,但一期建设时同步建设了全项目的厂外工程、部分后期公用工程和辅助设施。一期运营受挫后,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高,形成更多的沉没资产和财务成本。目前拟建设煤制气项目的企业一定要提前考虑好产品的市场、气价、输送、调峰、环保等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的能源结构条件下,实现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是战略发展之路,煤制气是接替常规气的一条出路。由于煤制天然气的生产成本相对固定,随着国内常规气开采成本逐年递增、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连年升高,未来我国煤制天然气行业或许前景可期。
[1]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M].中国出版集团,2014.
[2]费孝通.乡土中国 [M].人民出版社,2016.
[3]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 [J].李音,译.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4]徐丽萍.“社会记忆工程”档案文献资源整合研究[J]. 浙江档案,2015(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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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迪.档案建构社会记忆中的权力因素及其积极作用——从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说起[J].档案学通讯,2016(2):90-94.
[7]梁芙蓉,朱倩.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馆公共责任与使命研究[J].浙江档案,2013(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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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文中关于青岛“城市记忆工程”的资料均来自于青岛市及各区档案信息网。
[14]本文中关于Fold3的资料均来自于网站https://www.fold3.com/和 https://www.archives.gov/。
[15]iArchives.com是著名的家谱网站之一,拥有丰富的档案数字化业务经验,于2010年被Ancestry公司收购。
[16]Ancestry公司位于美国的犹他州,是世界上最大的盈利性家谱公司。
[17]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Digitalizationagreement and Ancestry.com operations INC.(Ancestry)[EB/OL].[2017-10-31].https://www.archives.gov/files/digitization/pdf/ancestry-2015-agreement.pdf
[18]Ancestor是家谱研究领域的私人公司。
[19]本文中关于FamilySearch的资料均来自于网 站 https://www.familysearch.org/和 https://www.archives.gov/
[20]参见“广东省岭海档案馆”网站:http://www.gdlinghai.com/。
[21]倪代川,金波.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生存环境培育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7(4):73-77.
[22]冯湘君.国家综合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理念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7(3):56-60.
[23]Michalko J.Libraries,archives,and museums:achieving scale and relevancein thedigital age[J].RBM:A Journal of Rare Books Manuscripts&Cultural Heritage,2007,8(1):75-79.
[24] 参见 Florida Memory 网站:https://www.floridamemory.com/。
[25]参见 Singapore Memory Project网站:https://www.singaporememory.sg/。
[26]Liu J.A Participative Digital Archiving ApproachtoUniversityHistoryandMemory[M]//Research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for Digital Libraries.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2008:13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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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艾琳·赫里茨.“记忆宫殿”:荷兰历史馆藏的利用 [N].张宁,李飞燕,译.中国档案报,2016-0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