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史的论文题目大全高一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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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史发展中,这种思想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从而使中国建筑有一种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宛若天成的气质,建设者们主要从善择基址,因地制宜,整治环境,心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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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史发展中,这种思想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从而使中国建筑有一种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宛若天成的气质,建设者们主要从善择基址,因地制宜,整治环境,心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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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持否定性的整体观。其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 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鲁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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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课内翻转”的多元化中学化学微课设计。2、现有中学语文微课存在的问题与作用。3、中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与应对策略。4、中学语文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5、探析信息技术与中学生物教学整合的模式和策略。6、中学英语教学与交互式电子白板整合应用研究。7、从《亲爱的安德烈》中看中西方教育的差别。8、浅谈多媒体在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9、中学心理健康课校本课程开发的思考。10、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及自我调适。11、信息化教育环境下的中学思政课堂创新教育。12、高中学优生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及实证研究。13、试论中学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策略。14、浅谈心理健康教育在中学教学中的改进。15、善用心理学原理指导中学学困生教育。16、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困难案例分析--以Y中学为例。17、教育信息化视域下中学微课的设计研究。18、多媒体教育在中学历史教育中的问题与出路。19、素质教育中学困生的转化策略。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要:为了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今天,寻求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假设中国传统建筑没有因西方文化入侵而出现文化上的断裂,遵循原有的道路发展,而由于木建筑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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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哦,这个很简单啊,我给你,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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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注意常用英文单词的特殊意义,比如某些常见的单词,在医学语境下词意会发生变化。 其次,要注意表达上的偏差,在中文表述中很通顺的句子,在英文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不同语言在表述同一句子时存在的语法差异。 同时,翻译论文要忌口语化、避免思路表述不清,可以多看看相关领域的文献材料,学习他人的表述方法,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 此外,我们还可以将一些没有太大把握的专业术语,输入搜索引擎或是CNKI翻译助手等平台进行搜索,如果检索结果显示该用法被广泛运用,或是有一些权威平台也在使用,说明这种译法是可行的,反之则值得推敲。 最后,善用翻译软件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翻译时费时费力地查阅词典,最后组合成英文,结果却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论文翻译的标准。
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 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 “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中国古代建筑有着灿烂的成就,在宫室、园林、建筑空间的处理、建筑艺术与材料结构的和谐统一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创造与贡献,形成了迥别于西方建筑的特殊风貌,在人类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建筑文化的特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建国后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到二十世纪末的香山饭店等建筑都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又融汇了西方现代建筑艺术的新观念、新技术,成为既有鲜活民族特色,又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建筑文化丰碑。中国的城市建筑无论古代、当代,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令所有研究者无法回避。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艰难的转变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有赖于文化的转变。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轨迹是较为清晰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转变似乎显得非常复杂。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较大。 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城市无疑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规划风格和建筑风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文化的传入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城市文化,开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的转型。 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 “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现实及未来生活的复杂要求,远非机械地搬用某一种传统方法、途径,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必须博采所长,取我所需。另外,对于本特色的创造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结合具体地点、条件,对设计要求作具体分析。在创作方法上,采用“抽象继承、迁想妙得”的原则,可能会找到一条新途径。吴良镛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并且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予以新意,以启发当前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同时应当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挖掘出传统建筑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内涵,首先是要重视和恢复建筑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功能,不能只把建筑艺术作品当作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更不应当只抓其眼前的物质功能。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使设计既求神似,也不排斥某种程度、某一细节的形似,关键是根据地点、条件的需要。而“迁想妙得”,“迁想”是将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对象的形象中去,“妙得”是指把握对象的真正神情。②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建筑文化也是同样。我们应不仅从形式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深度来理解传统,譬如:属于第一层面的,传统建筑中古典美的屋顶、斗拱、柱廊的造型特征,诗文、书画与工艺结合的装修形式,以及各式门窗菱格、装饰纹样;第二层面的,庭院式布局的空间韵律、自然与建筑互补的环境设计,诗情画意、充满人文精神的造园艺术,形、数、画、方位的表象与隐喻的象征手法;第三层面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注重环境效应的“风水”思想,阴阳对立、互动、相应的哲学思维和“身、心、气”合一的养生观,等等。它们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哲理和智慧。③这些都阐明,传统对现代的价值还需要我们在新建筑的创作中去发掘,去感知。 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在保存和发扬其传统精华的同时,摒弃其落后的,不适应现代发展的东西,寻求传统建筑文化和现代发展的结合点,体现传统建筑文化尊天地、重人本、讲亲和的唯物辩证思想。弘扬传统建筑文化还可从传统建筑的设计原理、空间组合、构图手法、意念表达等方面有所启迪、有所继承和运用、有所发展创新,不断探索传统建筑思维与现代建筑思维、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意识的结合方式,把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结合到现代建筑文化之中。 中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内容,佛祖的像貌,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经济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现代主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为今用,用什么?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