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论文2000字结尾怎么写
中国人口问题论文2000字结尾怎么写
人口问题,是由于人口在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快速变化,造成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人口数量问题,主要由非均衡生育(多子化和少子化)以及人口迁移造成,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和调控迁移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年龄(多子化、少子高龄化)、性别(男女比例失调)和收入(基尼系数高、中产塌陷)结构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来解决。人口性别结构问题,只有通过限制堕胎来解决。人口收入结构问题,原因较复杂,但最终都只有通过壮大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才能真正解决。人口分布问题,主要包括大城市病、高密度连绵城市群的环境污染问题、大片乡村缺少就近(200公里内)特大城市辐射带动的发展难题、生态气候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人口的生存困境、以及高密度大流量的人口迁移等问题。人口分布问题,主要是通过城镇化的合理布局,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来解决。
中国人口13亿,中央要求走城镇化道路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国人口问题论文2000字结尾
1987年7月11日,世界上第50亿个人出生在前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并宣布地球人口突破50亿大关。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EPA)倡议这一天为”世界50亿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从1988年起把每年的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提高人们对世界人口问题的重视。1995年2月15日零点,北京妇产医院一重3700克的婴儿出生,宣告中国第12亿个公民的到来。距1989年4月11日”11亿人口日”不足2000天,庞大的人口列车又增加了1亿名新乘客。为了进一步唤起全民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达60亿联合国确定今天为世界”60亿人口日。这个数字不是与生惧来的,也不可能停止不前,但我们可以人为地控制它,使其缓慢地增长。从1650年至1850年,中间经历了200年,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第一个10亿;而从第一个10亿到第二个10亿,用了80年时间;从1930年至1960年,只用了30年时间,世界人口就跃进到第三个10亿。到1975年世界人口突破40亿大关。人口翻番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以上数字我们不难看到,近3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长,就像化学试验一样,发生着连锁反应,规模迅速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各国对人口问题的重视,情况略有好转,但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不慢。
人口基数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口问题,首先是人口数量太大,人口增长过快。2001年底,中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为76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2%。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每年净增人口仍在1300万左右。同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94%的人口聚居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东南部,乡村人口约为63%(2001年),城市化水平较低。一个国家的人口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人口(1990 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 16 亿人)。现在虽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每年仍净增 1400 ― 1500 万人,即每年增加一个世界大国的人口。未来 35 年,我国人口发展有三个主要趋势:总人口达 16 亿;有 8 ― 10 亿劳动力;有 5 亿老人。这构成我国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专家估计,按照我国现有人口增长趋势,人口零增长最早也要在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中国人口问题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一个国家内同时存在 " 人口太多和人口太少 " 的双重挑战。中国人头上有两颗“人口炸弹”:人口太多,是指现在每年净增 1400 ― 1500 万人。人口太少,一是高质量的人才太少;二是“中国妇女生育的孩子之少,已经不能替代她们自己了”。 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每年1300万的增长数量,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中国的耕地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078公顷(1996年),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也只及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取得瞩目成就,但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国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数仍然偏低(人均粮食占有低于400公斤,城市人均居住面积1平方米,全国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34张);全国2143个县(其中427个县级市)中有592个为人均收入低于250元(43美元)的贫困县;每年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四分之一被用于新增人口;每年有至少2000万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就业不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达1亿以上。 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国民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 (二)人口素质较低 人口质量下降,现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严格控制生育的情况下,人口素质高的城市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低的农村超生,从长期来看可能损害中国的人口素质;二是把人口政策主要归结为控制人口数量,没有把教育列入人口政策。这样就直接或间接造成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中,有 8 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 88%,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青少年和今后出生的儿童,他们是 21 世纪前半期的劳动力,教育投入不足,现在初中普及率仅 68%,有 500 万学龄儿童因贫困不能入学,在校生中每年流失小学生 400 多万,每年产生 200 万新的文盲。 在当今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严重过剩,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一方面又存在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而后者的问题更为突出。表现在产品市场上就是,一方面大量低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过剩;一方面大量高附加价值的商品严重依赖进口。为什么我们不能引进设备自己生产那些需要大量进口的商品呢?就因为我们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水平达不到要求。因此,当前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任务是增加高素质人员的数量。 然而,我国人口发展正在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新世纪中国人口问题不容乐观: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停留在小学水平、男女数量差异高达5000万、北京大部分劳动力不适应新兴产业要求。北京市人口所侯亚非提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停留在小学水平;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仅占五十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脑力劳动者只占从业人口的十分之一;中高层人力资本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入学儿童的流失率、小学的辍学率有所上升。中国20—24岁适龄人口高中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 ,泰国为16%,韩国为38%。 (三)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0%,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且还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到2015年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许多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国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在1万美元左右,而我国进入老年型国家时只有1000美元左右。由于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村老人数目也大,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农村老龄化将更为突出。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养老负担是加重的。 老 龄 化 状 况 项 目 实 际 预 测 年份 60岁以上老人(万人) 占总人口比重(%) 老年抚养比(%) 1953 4154 3 13% 1982 7664 6 13% 1994 11700 8 4% 2000 12900 9 7% 2010 16500 8 8% 2030 33500 0 36% (四)西部人口问题重重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新世纪的一场攻坚战,但是困扰这一战略实施的一大障碍就是西部人口过多问题,官方人士强调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人口过多问题和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大开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人口问题严重制约着西部开发,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西部开发的必要前提和推进器。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薄弱、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西部地区的人口数量和规模仍然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婴儿、孕产妇死亡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尚未脱贫的几千万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西部。人口问题不仅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如下: 1、 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幅高。西部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0 — 1998 年平均增长率达 48‰,人口平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的省(区)包括西部地区除重庆、四川、陕西以外的全部省(区)。 2、文化素质低,制约了西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成人识字率(1997年):重庆为18%,四川为00%,贵州为12%,云南为48%,西藏为94%,陕西为66%,甘肃为23%,青海为38%,宁夏为4%,新疆为48%。全国成人识字率最高为北京36%,最低为西藏。 3、健康素质亟待提高。以人口预期寿命(2001年)为例:重庆人33岁,四川人33岁,贵州人29岁,云南人49岁,西藏人64岁,陕西人40岁,甘肃人24岁,青海人57岁,宁夏人17岁,新疆人59岁。全国预期寿命最长的是上海人90岁,最短的是西藏人。 中国人口还存在着流动人口和剩余劳力问题,这也是中国新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同时劳力过剩,这是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第二个双重挑战。现在我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 2 亿人,城市登记失业人数 525 万人,隐性失业的冗员 2 千万至 3 千万人。有人估计,今后 5 年可能有 3 千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下岗。同时也存在着性别结构问题,男性数量比女性多达5000万。 二、解决策略 中国人口问题,当前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但人口数量又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因此,必须综合考虑,总体解决。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人口素质和平衡人口结构。可以说,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经济,而更为关键的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可操作的运行机制,其思路是:国家决策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机制,具体工作采取宣传教育,利益导向和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微观调节体制。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2、坚持“以人为本”和“制度创新”,实施“东稳西降、分层推进”的策略。 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改变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控制目标的思路,强调科学的、综合的决策,既要保持较低的生育水,保证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人口质、结构、分布的优化。“制度创新”即在法律层次、政策层次、工作层次上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的、高效的、有利于实现稳定的生育率战略目标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东稳西降”是指在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东部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余地已很小,而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仍在爬坡,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即东部战略重点以稳定生育率为主,西部则是继续降低生育率。“分层推进”即根据各地情况,针对群众需要,分层推进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和创新,进而提高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整体水平,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目标的实现。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觉悟程度高,同时也希望所生子女受到教育,如果多生那么就加重了养育成本。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事在微观层次上有利于家庭福利水平的提高,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4、对于西部地区应加强和提高人口意识,加大实施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宣传教育,以技术服务和扶贫工作相结合为重的方法。加大实施科教兴族、教育为本、教育优先的力度,以更快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有关部门应设立西部少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提供相应的科研经费。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地区应注意一下原则:(1)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2)以保障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生活力原则。 (3)坚持“国家政策引导,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4)坚持务农、务工、经商等各类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一体化的方向,尽可能将农民组织也来参加社会保障。 (5)建立个人帐户,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建立个人帐户后,按个人帐户储备积累的总额确定保障基金的发放标准,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建立个人帐户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和世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不论集体补助多少或有无补助连同个人缴纳的部分,都归到投保人的个人帐户上。这种方式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3、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 这个体系的建设,要以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为目标,围绕“五个老有”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 4、建立和完善老年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应在已有的《老年法》基础上陆续制定《老年保健法》、《老年参与社会法》、《养老福利设施管理条例》等法规,加强安老养老制度建设。 5、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在健康老龄化的环境。要进一步落实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体制。 (三)正确引导新时期的人口迁移。 这是因为人口的迁移对整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起到无法估量、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年龄结构有着双重作用: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作用。 【你自己删掉一点吧,望采纳】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发展的这一地位依然不容怀疑和动摇"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根据初步判断,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因而,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十一五"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可能增加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传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盛行"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市博会这除了会带来无限商机外还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的融合3,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十一五"期间,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入世"承诺基本兑现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可能要进行调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5年多,从2003年经济状况来看,"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着眼点有可能不再是抑制通货紧缩而可能是实现经济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紧缩的适度增长5, "三大差距"更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差距问题似乎日益严重,"十一五"期间,抑制"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必将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扩展,决定了就业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严峻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速度迅猛,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战略性资源的约束日益强化"十一五"时期,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治理水污染将需要更多投入公共安全将备受重视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暴露了公共事业发展,公共管理,政府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非典"微机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随处存在"十一五"期间,公众的危机意识将增强,从而将对公共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改革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发展公共事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适当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完成上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单项突进的发展,有别于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地区之间的协调(2),城乡之间的协调(3),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4),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和谐(6),纵向(中央和地方),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7),开放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调(8),近期和长远之间的协调三,制定"十一五"计划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 确定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可分解为5个方面的目标,既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体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应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完成,还是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约5%的快速增长,但是,快速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的显著变化,以及社会冲突的明显增多等,"十一五"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可能不复存在,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建设用地,大规模国债投资等需要研究在降低资源和环境代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寻求技术创新等新的替代性增长因素,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市场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市场分割,竞争不足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解决:如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如何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如何建立诚信制度;如何将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主要应做到这些方面:加快制定空间整体规划;保持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增强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发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增强政府协调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才能在非常时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转6, 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随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可能会缩小但是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巨大,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农村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现阶段,严重的"二元结构"正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实施新型工业战略的需要出发,都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7,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发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其内容之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十一五"时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显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扩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受益面;如何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 ,保证人人都享有最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如何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完善,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如何通过完善养老体系,应对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问题;如何通过完善人口政策,应对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挑战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严重差别,这种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市民怨渐起的主要原因,如何保证改革过程的公平性将是"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哈哈,夫B,把分给我嘛
中国人口问题论文2000字结尾作文
“你如果要体会什么是沮丧,你就在春节前后到北京或广州的火车站去看看。一张张怆惶的脸在人群中涌动。你这时才知道了一个民族的伤口在哪里。”刚分到国家计生委的研究生小m对几位作家这样描述。他工作的国家计生委在二十年中使中国少生了5个亿,这个数字推迟了灾难降临中国大陆。但他们要忍受很多来自国际上的谴责以及国内的不理解、甚至基层工作人员被暴力侵害。而且这个单位一直被忽视…… 人口灾难是否会降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未来一个世纪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比环境、腐败、经济、教育更严峻)是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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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上的变迁,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而中国今天正处在新一轮人口变迁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且,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 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很难回头,人口总和出生率将继续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进一步下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变迁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点变化决定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走势,比如老龄化时代到来,性别比的失衡,还有独生子女在主流城镇社会成为中坚人口,以及少数族群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区聚居度增大等。 这些变化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就是发展安全。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抚养比增大,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的费用增多,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而用于投资的部分将不得不减少,使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财政能力受到制约。如果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停滞,今天中国人热衷说着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等等,将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 二是军事安全。近20余年来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对军事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多。但在国民收入三部分:消费、投资和防务中,由于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多,投入到国防的国民收入,将来也可能不得不压缩或受到很大限制。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压力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这一问题目前在中国还不明显,但再过一二十年,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足够的军事能力,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发展安全。同时,一个独生子女占劳动力主体、老龄化程度日深的社会,也将侵蚀一个国家防范和进行战争的能力。在独生子女家庭占中国家庭总量几乎一半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将完全不同于以往。 三是社会安全。目前,中国尚未初步建成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上城乡分别明显,中国两种社会和人口———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间的对立,今后也可能加剧,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中国人口正由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工商业人口转换,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后,一旦城市经济发生危机,很多人就将会在城市成为流民或游民。从一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情况看,人口转型同样产生过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由此引发过革命。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大量适婚男性将因男女比例失衡而无法组织正常家庭生活,这将不仅诱发贩卖人口现象的增多,而且可能加剧黑社会活动及其他危害社会安定因素。 四是文化安全。中国近些年来日益突出的信仰危机、价值观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继承是靠中国特定的生育文化来支撑的。然而,独生子女群体不仅在改变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也在改变文明结构。有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牺牲奉献观念等方面,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显著差异,在这一代人身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色彩更为淡薄。 由人口变迁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些已处于逐渐爆发期,有些还处于积累期,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严峻,但未来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为此,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防止人口突然增长过多不同,今后中国更应防止的是,新出生人口规模因出生率下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以及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加重。为此,应促使独生子女家庭在全国家庭数量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以保证国家发展安全,同时也保证中国传统信仰结构和文明传统不至于在一两代人之间就完全断绝,和保证未来中国军队中的绝大部分成员不是独生子女构成。再比如,在人口政策上,中国目前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口群体分别对待,这在一定时期有其必要性,但现在已有调整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根据“人口红利”可能将于2015年左右丧失的情况,加快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推动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空间移动。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如果也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减小地区发展差别,促进社会发展公平,以及东西部之间的人口交流。
许多国家在下一世纪将经历人口老龄化,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中国将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据统计,中国人口老龄化,到下世纪中叶将接近高峰,超出60占总数的27。4%,年龄的人的百分比。这意味着,每四个人将老人。 由于老龄化问题,其情况已越来越多的事实,但日益严重的大多数人带来的问题仍然一无所知。首先,与家庭变得更小,生活的步伐不断升级,甚至更严重的家庭充分照顾岁成员。其次,老龄化导致的人少,以支持增加的老人的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因此,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成功实行计划生育的不同步,与国家的经济进步。 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采取反措施的迫切。毫无疑问,他们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应附的重要性,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落后的情况下,在社会保障,福利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家庭保健和社区服务也应予以鼓励。
人口问题论文2000字结尾
人口问题,是由于人口在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快速变化,造成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人口数量问题,主要由非均衡生育(多子化和少子化)以及人口迁移造成,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和调控迁移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年龄(多子化、少子高龄化)、性别(男女比例失调)和收入(基尼系数高、中产塌陷)结构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来解决。人口性别结构问题,只有通过限制堕胎来解决。人口收入结构问题,原因较复杂,但最终都只有通过壮大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才能真正解决。人口分布问题,主要包括大城市病、高密度连绵城市群的环境污染问题、大片乡村缺少就近(200公里内)特大城市辐射带动的发展难题、生态气候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人口的生存困境、以及高密度大流量的人口迁移等问题。人口分布问题,主要是通过城镇化的合理布局,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来解决。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人口增长过多过快,会带来资源不足问题,生产的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就业压力很大,为了扩大生产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生活贫困问题,并且可能引发很多社会问题。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增长过慢,也可能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国防兵员不足的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当今世界的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人口问题。因此人口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的人口问题论文结尾怎么写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5万人增加到45万人,增幅为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发展的这一地位依然不容怀疑和动摇"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根据初步判断,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因而,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十一五"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可能增加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传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盛行"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市博会这除了会带来无限商机外还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的融合3,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十一五"期间,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入世"承诺基本兑现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可能要进行调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5年多,从2003年经济状况来看,"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着眼点有可能不再是抑制通货紧缩而可能是实现经济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紧缩的适度增长5, "三大差距"更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差距问题似乎日益严重,"十一五"期间,抑制"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必将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扩展,决定了就业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严峻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速度迅猛,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战略性资源的约束日益强化"十一五"时期,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治理水污染将需要更多投入公共安全将备受重视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暴露了公共事业发展,公共管理,政府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非典"微机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随处存在"十一五"期间,公众的危机意识将增强,从而将对公共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改革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发展公共事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适当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完成上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单项突进的发展,有别于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地区之间的协调(2),城乡之间的协调(3),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4),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和谐(6),纵向(中央和地方),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7),开放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调(8),近期和长远之间的协调三,制定"十一五"计划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 确定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可分解为5个方面的目标,既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体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应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完成,还是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约5%的快速增长,但是,快速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的显著变化,以及社会冲突的明显增多等,"十一五"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可能不复存在,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建设用地,大规模国债投资等需要研究在降低资源和环境代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寻求技术创新等新的替代性增长因素,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市场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市场分割,竞争不足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解决:如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如何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如何建立诚信制度;如何将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主要应做到这些方面:加快制定空间整体规划;保持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增强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发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增强政府协调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才能在非常时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转6, 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随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可能会缩小但是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巨大,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农村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现阶段,严重的"二元结构"正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实施新型工业战略的需要出发,都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7,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发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其内容之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十一五"时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显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扩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受益面;如何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 ,保证人人都享有最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如何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完善,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如何通过完善养老体系,应对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问题;如何通过完善人口政策,应对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挑战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严重差别,这种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市民怨渐起的主要原因,如何保证改革过程的公平性将是"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人口问题,是由于人口在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快速变化,造成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人口数量问题,主要由非均衡生育(多子化和少子化)以及人口迁移造成,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和调控迁移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年龄(多子化、少子高龄化)、性别(男女比例失调)和收入(基尼系数高、中产塌陷)结构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来解决。人口性别结构问题,只有通过限制堕胎来解决。人口收入结构问题,原因较复杂,但最终都只有通过壮大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才能真正解决。人口分布问题,主要包括大城市病、高密度连绵城市群的环境污染问题、大片乡村缺少就近(200公里内)特大城市辐射带动的发展难题、生态气候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人口的生存困境、以及高密度大流量的人口迁移等问题。人口分布问题,主要是通过城镇化的合理布局,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