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怎么写高中
明清文学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怎么写高中
文学与仕途的关系文学与朝代的沉沦
还好意思说你是本科生,写论文还要别人给提供题目,不知道你上学时都干什么了。
明清文学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怎么写
理论意义——即该文学给我们的社会、生活、思想等等带来的影响与意义【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实践意义——即该文学对我们现在的指导意义在哪里【比如莎士比亚戏剧对英文词语的扩充影响,更是现在很多应用广泛的名言的来源之类的】。
据学术堂了解,论文选题背景就是写一些关于论文题目的研究情况,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值不值得研究等问题,论文选题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写作点: 交代社会大环境 再交代这个行业的大环境 再交代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论文选题背景写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如下: 一、 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本部分是要点出为什么要写本篇论文的问题,也就是写作的意图、缘由。意义与价值如果能区分开,就分开论述;如果不能,就合在一起说明。一般而言,主要从2个大的方面去写。一是理论意义与价值;二是实践意义与价值。 理论意义与价值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就哲学的高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专业或学科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某个理论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实践意义与价值 主要包括: (1)就实际的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2)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3)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改进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 二、 研究综述研究 综述是梳理前人在本课题相关领域内所做的工作和尚存的知识空白,目的是为了确定自己论文写作的理由。 一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表述: 要写明本选题相关领域内研究对象的简要历史回顾。如历史由来、目前现状、未来发展趋势。 要做国内外情况的横向比较。 要对这些研究作出自己的评价。 本部分的内容也可以将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中的内容加工后完成。在论文中,研究综述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缺少分析评价。有的只是开列出了别人研究的论着,没有任何分析,以开列篇目代替自己的综述。 综述具有三个基本特征。 论述的资料有一定的数量 研究所论述的内容相对集中 研究的系统而全面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整理 三、选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 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要讲明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将要做的探讨是什么?即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及要解决什么问题。 历史性意义 实践意义
前人研究的成果,所选题目到目前所研究到的状况,而你又对选题有何特别看法,为何会选此题,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看法有何异议或者是有何更深入的观点
论文选题背景可以按照模板来写,包括这三大内容即可:论文研究背景,选题的意义与价值,课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一、论文研究背景论文研究背景的写作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社会大环境如何【可利用国家数据网站发布的数据做支撑】行业环境如何【可以利用行业报告做支撑】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自己论述】二、选题的意义与价值选题的意义与价值写作要点在于论文为何写作本论文,告知写作的原因和意图。也就是论述论文的意义和价值,一般明确下面两个写作要点会使得写作难度降低,如下:理论方面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就哲学的高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2)就专业或学科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3)就某个理论角度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实践方面主要包括:(1)就实际的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2)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3)就实际的现在工作的实践活动改进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三、课题的研究意义与目的确定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要讲明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将要做的探讨是什么?即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及要解决什么问题。
明清历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怎么写
学术堂分两步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怎么写: 1、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即提出问题,阐述研究该课题的原因。研究背景包括理论背景和现实需要。还要综述国内外关于同类课题研究的现状:①人家在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②找出你想研究而别人还没有做的问题。③他人已做过,你认为做得不够(或有缺陷),提出完善的想法或措施。④别人已做过,你重做实验来验证。 2、目的意义 目的意义是指通过该课题研究将解决什么问题(或得到什么结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或结论的得出)有什么意义。有时将研究背景和目的意义合二为一。
选题的背景和价值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民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长,结构也不断的优化。互联网作为网民权利、利益表达的新渠道,致使网络事件风起云涌,但是我们的政府在态度和机制上表现不足。在政府建立的各种网络民意通道也存在着各种现实的问题,致使网络民意向政府表达的内部通道不畅。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网络民意和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有了理论和现实的价值。2互联网发展迅速从1986年高能物理所ALEPH组从北京给斯坦伯格(JackSteinberger)发出的第一份电子邮件到1994年中国被允许加入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可谓迅速。截至2012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为9%}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88亿,网民数量全球第一。在IP地址方面,也仅仅次于美国和巴西。①同时,以用户参与为本质的W0,以其开放性、真实性、自组织性、聚合性等特性也为互联网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互联网正以蓬勃的发展之势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联网的时代己然到来。3网民结构优化除了网民数量在逐渐扩大以外,网民的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网民的年龄结构逐步向中年和老年人转移,网民意见的理性表达有了提升;网民的高学历结构渐趋稳ice`,大专及以下学历稳占网民比例的l/5以上,网民意见的知识性得到了保障;网民的职业结构方面,学生群体呈现连年下降的趋势,变得更加丰富、合理;城乡结构方面,农村网民的规模逐渐上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农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这一比例一也将进一步的改善。总之,网民结构的优化,为网民V"见的真实性、了一眨表性私!独立性的表达奠定了基础。
毕业论文的研究背景包括选题简介、个人想法、选题意义。毕业论文的研究背景所写内容为:1、选题简介:所选题目的现今研究的相关情况,如前人研究的成果,所选题目到目前所研究到的状况,先论述行业环境情况,然后引用行业数据报告作支撑。2、个人想法:你对选题的特别看法,以及选此题的原因,你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看法的想法,以及前人的研究有哪些不足,你选择的研究放向的切入点。要体现你对这个题目的思考以及闪光点,要讲明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自己将要做的探讨是什么,即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及要解决什么问题。3、选题意义:就实际的工作实践活动未来发展趋势、前景而言,需要研究的价值意义。一个研究成立的基础就是它要有意义,最好能投入实际生产。意义又包括历史性意义、理论性意义和实践意义。毕业论文写作注意事项:1、写毕业论文是一件很严谨的事,所以里面的一些用词要特别注意,要用合适的表达方式进行表述,避免过于口语化。2、写毕业论文不仅要有亮点,这一亮点还要突出。突出的亮点,能让你的论文更生动、更传神,所以写毕业论文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这一点做得好的话,能进一步升华我们的论文。
明清文学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怎么写初中
文学与仕途的关系文学与朝代的沉沦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5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13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 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 《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 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 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 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 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 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个人认为清朝文化的大背景依旧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的君主集权制。在原有的满族文化的背景下,吸收汉族文化,重用汉人人才,渐渐融入汉族文化中。
明清历史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1583-1587年科尔沁翁阿岱等攻打了满人的哈达部。 1593年为灭女真,嫩科尔沁右翼翁阿岱、左翼芒古斯、明安等科尔沁王和一些反建洲的女真人组成联军向诺尔哈赤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九部联军之战,在和诺尔哈赤为首的建洲女真第一回和的较量当中蒙古人就以残败告终~就这样嫩科尔沁部成了第一个向自元灭以后向女真人开战的蒙古部落,当然也是第一个战败的,从此以后蒙古人就在无狭余时间和精力来限制女真人的崛起了。 1594年内喀尔喀部落老萨同科尔沁明安遣使通聘诺尔哈赤。(内喀尔喀是继嫩科尔沁以后又一大与爱新国建立联盟的蒙古政治集团。) 1604年,年少的林丹汗继承蒙古大汗位,称呼图克图汗。 1605年内喀尔喀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与爱新国建立了贸易关系。 1606年还是此人引领内喀尔喀五部使者到建洲女真引驼马,并给诺尔哈赤上汗号。 1612年诺尔哈赤与科尔沁的明安连姻,从此后科尔沁与女真人联合变成为可能。 1614年内喀尔喀扎鲁特贝勒钟嫩以女妻诺尔哈赤子大贝勒代善,不久内齐汗以妹妻爱新芒古尔泰贝勒。 1616年诺尔哈赤建立爱新国(AISIN GURUN,满语,意为“金国”,为了区别历史上的女真金朝,也称后金)。 1619年,爱新国取得击败明军的萨尔浒大捷。 1619年爱新国攻占开原后,继尔又攻下铁岭,但此两城是东蒙古与明朝进行贸易的互市。爱新国此举必然遭东蒙各部的报复,随后科尔沁与内喀尔喀的弘吉拉特和扎鲁特组成联军,去攻打在女真人手里的铁岭,结果联军在次残败。而且还被爱新国俘虏了众多东蒙首领,此役在历史上的影响重大。最重要的是爱新国在此役俘虏了内喀尔喀的宰塞,并把此人扣为了人质,以此来威胁诱惑内喀尔喀诸部,并离间其与察哈尔的关系。最后内喀尔喀以一万牲畜的代价(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换回了宰塞。通过此役诺尔好赤有效的钳制了内喀尔喀诸部,更稳定了与嫩科尔沁部的关系。 1619年8月趁爱新国灭叶赫部之际明安三子又掠夺了爱新国俘虏的牲畜。 1919年11月1日在爱新国与东蒙各部汇聚噶尔察莫冈干塞忒勒黑,此次会盟以后正式确立了爱新国与东蒙各部(科尔沁、内喀尔喀等)对共同敌人的攻守同盟关系。 1621年爱新国攻陷辽阳、沈阳,正式成为了能抗衡明朝、并威胁蒙古的新兴政治力量。 1621年,察哈尔本部出现裂痕,察哈尔8大部里的兀鲁特部达尔汉巴图鲁台吉以及明安(并非科尔沁的明安,而是察哈尔无路台吉的后人)等十名台吉因对林丹汗不满。率领所属部落投奔女真。 1622年-23年间传来内喀尔喀与察哈尔要联合征伐科尔沁的消息,诺尔哈赤向奥巴致书建议组成反察哈尔联盟。 1623年林丹汗征讨嫩科尔沁部。这种为渊驱鱼的做法,最终使得东蒙古各部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更给了女真人向蒙古各部渗透和控制的可能。 1624年爱新国与科尔沁部正式联合成立反察哈尔联盟。 1625年林丹汗亲征科尔沁部奥巴,诺尔哈赤派病解围,进一步巩固了反察哈尔联盟。 1626年诺尔哈赤授(注:不是封)奥巴以土谢图汗名号(注:是汗,而不是王,至此在反察哈尔联盟的科尔沁与满洲并非从属关系,而是平等的),并妻之以女,建立了姻亲关系,使科尔沁成为爱新国最忠实的“盟友”。 1926年四月由于内喀尔喀诸部从明朝那里领取了可观的赏金后便断绝了与爱新国的关系,并堵截爱新国的使者。于是爱新国以武力相对(科尔沁部落并没有参加此次战役,甚至还帮助内喀尔喀诸部),其覆盖面为巴林、巴约特、乌齐叶特三部,10月又重创扎鲁特部,几乎与此同时林丹汗也趁火打截,开始兼并内喀尔喀诸部,爱新国与察哈尔同时攻打内喀尔喀,无疑等于巨石压卵,战争的结果导致扎鲁特、巴林两部逃亡嫩科尔沁(这也是为何内喀尔喀诸部里惟有这两部能在其后延续的原因),巴约特被爱新国所并,其余两部(乌济叶特与弘吉拉特)则被灭。蒙古草原的一大政治集团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但林丹汗的兼并内咯尔喀的行为必然唇亡齿寒。 1627年继兀鲁特之后,同为察哈尔八大部里的奈曼与傲汗两部投奔爱新国。 1627年(下半年)奈曼与傲汉的两大宗支投奔爱新国后,迫使林丹汗率主力鄂脱克西迁,西迁时苏尼特、乌朱穆沁、蒿奇特(浩齐特的属部的一部分)等部因不满林丹汗统治,越过翰海投奔喀尔喀部左翼车臣汗部,而察哈尔八大营里的阿喇克绰特部留驻于旧牧地,并未西迁,于是在第二年(1628)被爱新国所灭(注:此次战役非常重要,在下我将具体解释—嫩科尔沁此次没有参加连军),至此,察哈尔八大部(浩齐特、苏尼特、乌朱幕沁、克什克腾、阿喇克绰特、兀鲁特、傲汉、奈曼)里的兀鲁特、傲汉、奈曼三大部投奔爱新国,而阿喇克绰特部被灭,苏尼特、乌朱幕沁、甚至部分浩齐特属部(浩齐特,是是8大部里最强大的一部—大汗本部,蒙名:HUUCHID)投靠了喀尔喀的车臣部。从此察哈尔一落千丈,以无实力在和爱新国正面交锋,从此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1627年9月奈曼部奥齐尔台吉出征察哈尔,杀百人。 1627年林丹汗的被迫西迁,导致喀喇沁部离散,土莫特首领博什克图汗退入河套地区,部众藏匿山野。年底喀喇沁部联合了一些右翼额脱克发起了对察哈尔部的反击,一度占领了库库和屯,但很快被林丹汗击溃。蒙古人在生死关头却消耗着自己最后一点的力量。 1628年在爱新国征灭阿喇克绰特部后(这场战役由于嫩科尔沁部没有参加,于是爱新国也未能在扩大战争的范围),与此同时喀拉沁部也和爱新国建立了联盟(此时喀拉沁万户已经在林丹汗凌厉的攻击下已经陷入非常危险的境界),正式参加反察哈尔联盟。东土莫特直到1629年才归附爱新国(由于距离较远些),从此以后喀拉沁万户实际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成为爱新国的附庸。 ( O6 p" ]9 x# e$ y8 H* E* u2 l0 S0 v PS:至此,爱新国不但成功的孤立了林丹汗,而且还大大的削弱了林丹汗的实力,并把林丹汗赶到了西面,于是眼下的最大问题就成了如何在反察哈尔联盟里争夺真正“主子”的地位~。征讨阿喇克绰特部在对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的关系史上,有重大意义。嫩科尔沁部在接到爱新国要求会兵攻击察哈尔的召书以后并没有和爱新国的军队会师,而是擅自行动在察哈尔的阿喇克绰特部的边境附近“象征性的走了一圈后回了老家”——皇太极闻之大怒(〈旧档〉第六册2840-2841页,〈老档〉太宗一,177页),很明显这是一种变相的通风报信的行为,虽然阿喇克绰特部并没有在随后逃脱厄运,但是由于嫩科尔沁部变相的抱信行为,使得阿喇克绰特部提早警觉,并让正在西迁的林丹汗觉察到从后方来的危机,更由于嫩科尔沁部没有参加爱新国的联军,使得皇太极不能在灭阿喇克绰特部以后乘胜追击林丹汗,何况皇太极如果真追击林丹汗,万一在其后方的科尔沁人与察哈尔联合,这样爱新国将陷入背负受敌的不利局面,自己的老家也肯定将被科尔沁掏空,所以形势迫使他没有进行更深一步的行动,这样就给正在西迁的林丹汗提供了喘息的机会,毕竟科尔沁的目的也仅仅是保全自己,而不是要灭察哈尔。自反察哈尔联盟成立开始嫩科尔沁首领奥巴就与诺尔哈赤开始明争暗斗来争夺此连盟里的主动权,可以说在诺尔哈赤时期算是打了个平手,那时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都只是平等的联盟关系,但是皇太极跟其父比起来更具英谋也更具攻击性,他继位后逐渐掌握了联盟的主动权,上面提到在第二次反察哈尔联盟对察哈尔部用兵时,科尔沁部没有参加,虽然这样可以说减轻了察哈尔人的压力,但是却在客观上巩固了爱新国在此联盟里的地位。由于这次对察哈尔的讨伐嫩科尔沁部并没有参加,使得这次参加行动的其他反察哈尔联盟里相对弱小的成员:奈曼、傲汉、(内)喀尔喀(指巴林和扎鲁特)、喀拉沁部通过此次战争被怀柔到了爱新国一边,〈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一月15日条记载:科尔沁、傲汉、奈曼、(内)喀尔喀、喀拉沁五部落,尽入满法——这是在科尔沁部落没有参加连军时,爱新国立的一条法律。这条法律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此律条的真正意义为以上所提诸部将和爱新国成为主仆关系,“尽入满法”的另一个意思是要受带满法的制约,也就是说要受到皇太极的调遣,爱新国利用这次嫩科尔沁部没有参加联军行动的有利时机,在此次战役中对除科尔沁以外的其他反察联盟的蒙古部落充分实施了这个权利,也就是说爱新国在次战役以后最起码可以对除嫩科尔沁部落以外的所有反察联盟的蒙古部落充分实施这项权利,且还让这些部落首领承诺战时听从爱新国调遣,等回师以后,皇太极做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遣使往奥巴处,严厉谴责了自九部连军以来嫩科尔沁部以种种借口与机会来反对爱新国,不断的破坏反察哈尔联盟的行动,甚至还暗示其他反察连盟的部落都将以“反察联盟的利益”誓死孝忠爱新国,必要时爱新国会动用武力等来威胁奥巴(〈旧档〉第六册2846-2852页,〈老档〉太宗一,181-185页)。奥巴见势无奈于天聪三年一月亲自“来朝谢罪”(〈旧档〉第六册2852-2860页,〈老档〉太宗一,185-191页)。就这样皇太极以强大武力使奥巴屈服。自然嫩科尔沁部也就入了“满法”,从此以后蒙古人和满人正式成了主仆关系,皇太极退一步却进两步……当然在南蒙古的事儿搞定以后,南蒙以北的AR MONGOL诸部(指嫡系各黄金家族部落-其中有URAD、DURBUN HUHED-现在乌盟的四子王,MUUMIANGAN,AR HORCHIN等四部为左翼科尔沁王BOLNOI的后代属部-NUUN HORCHIN也为BOLNOI后代的属部,AVAG AVAGNAR为CHINGIS的弟弟比勒古台的后代属部,UUNNIUD、YISUD、HARCHERIG为成吉斯汗三第哈赤温后代的属部),成为了爱新国新的猎取对象。 1629年为了拉拢AR MONGOL诸部,皇太极以探亲的名义派遣早先投诚爱新国的察哈尔诺颜昂昆绅杜棱前往阿巴噶、阿巴噶那尔等部通好,献马十匹,从此阿鲁部开始于爱新国交往。————《清太宗实鲁》卷三。 1630年,阿鲁阿巴噶(阿巴噶)、阿巴噶那尔、翁牛特、阿鲁科尔沁四部的济农、台吉们派使通好爱新国。——————《满文老档》(下)第1084页。 8 C m& I2 S A0 v ' f0 h1 g2 x7 I 1630年3月24日在于爱新国结为同盟的誓书里出现了里翁牛特、阿鲁科尔沁等首领的名字。 1630年4月11日阿鲁部落四子部落率部归爱新。——见《太宗实录》卷七。 1630年的4月27日阿鲁的伊苏特部被察哈尔所败,又赶爱新国使臣察汉喇嘛游说,于是投奔爱新国。这样本属于翁牛特属部的伊苏特部也正式归附了爱新国。——见《太宗实录》卷七。 至此阿鲁诸部的大部都于爱新国建立了联盟关系。都已经有了于察哈尔为敌的意像。 1631年春皇太极开始策划和实施征讨察哈尔部的行动,但是由于嫩科尔沁奥巴以蒙古马不中用等理由拒绝了随爱新国出征的要求。这样又给予了林丹汗喘息的机会。—〈藩部要略〉卷一。 自然征讨察哈尔的事宜,不得不推迟到来年进行了。——见《旧满洲档》3425-3426页。 1631年察哈尔逃人带来了林丹汗得到明朝赏赐后由哈喇汗(进正蓝旗境内)一带往东北一代移动,试图拦截阿巴噶济浓投奔爱新国,并伺机抢掠翁牛特与四子部的消息。——见《旧满洲档》3442-3443页。 1632年初为防止嫩科尔沁部奥巴在找理由推辞出征而耽误对察哈尔的行动,皇太极专门对其上书敦促,并让其调整驻地。——〈满文老档〉太宗2,596页。 1632年四月在精心准备后,皇太吉开始征讨察哈尔部。此次西征直到归化城,又入明边,导致察哈尔的彻底崩溃,在次迫使林丹汗西迁到今天青海境内。——见《满文老档》天聪64月初九日条、十三日条。 1633年阿鲁蒙古哈萨尔科尔沁部后代属部的的乌喇特和毛明安(今天达貌旗的MUUMIANGANCHUUD)正式归降爱新国。 d1634年林丹汗病死,察哈尔部完全溃散。于是同年6月就有1000察哈尔人来归爱新国(皇亲开国方略,卷19),察哈尔额林臣岱青等王宰桑两千七百余人来归爱新国,紧接着巴图JIONON 和阿牙克等人也率前余户归爱新国,就连察哈尔部最有实力的贵族多尼库鲁克四大宰桑也率众六千及家口归附爱新,进十一月甲午一次“来归”的即达五千户两万口。此时察哈尔汗室还在困守大漠深处。 1634年5月23日嫩科尔沁部噶尔珠塞特尔、海赖、布颜代、白谷垒、赛布垒等台吉因不满爱新国的统治,试图往征北方索伦部落,取贡自给,向北叛去。得知消息后皇太极令索伦部来朝首领巴尔达火速返回部落,防止噶尔珠塞特尔袭击占领索伦部(〈内国史档案〉天聪八年档)。此事同年6月21日被爱新国搞定…… 1634年10月间皇太极派人到外藩蒙古,大会于硕翁克尔,完成了巴旗蒙古与外藩蒙古的编旗化地一事儿 1635年林丹汗三福晋苏泰率部众东迁到今天乌伸旗脱里图苏木,皇太极发精兵一万将其包围,额哲母子见大势以去,也随降了爱新国。黄金家族的统治与蒙古汗国正式告终…… 改国号为大清,改元为崇德,改族名为满洲,成了满蒙大汗…… 1636年年底降满蒙古诸部随满人征朝鲜。结果使朝鲜成为爱新国的附庸。 1638年正月外喀尔喀的扎撒克图汗率兵逼进归化城,皇太极亲征 1639年二月降满蒙古诸部随皇太极征明。 1642年九月降满蒙古诸部随皇太极征明赢得了史上著名的锦洲、松山大捷。 1643年征明克捷。 1644年降满蒙古诸部随多尔滚入山海关征李自成。 关于苏尼特: 1639年开始归附喀尔喀的苏尼特诸部开始叛降满清,1640 年清朝赐给来降的苏尼特MERGEN TAIJ腾吉斯于僧色格格,于是此人成了清朝的额附,后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固山贝子博勒为妻,后又被封多罗莫尔跟郡王,但1646年春腾基斯又带所部去投*当时并未归清的喀尔喀车臣汗,但是被四子部(今天乌盟的四子王)发现,四子部首领额木布等人派兵追击。杀苏尼特乌班岱等5名台吉和同伙。
明清时期榆林城遭受流沙侵袭的历史记录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 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 试论明清时期河南城镇发展的特点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华北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的历史反思 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 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
可以评价一下明清时期的帝王或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