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道教论文1500号怎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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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中国传统文化道教论文1500号
摘 要:道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它是中国文化的枢纽。道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分,成为它的思想渊源的一部分。同时,道教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1)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 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首先归因于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即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 第一,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 佛教要在中国生存、流传,必须取得中国社会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认可、宽容和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佛教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营养和补充。而佛教具有满足这种需要的独特价值: 宗教价值。中国人宗教的观念、感情淡漠,这与本土宗教发展不充分、不完善相关。中国人首先是把佛教作为宗教引进的。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来说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2)遂有西行求法之举。在初传时期,中国人以固有的宗教信仰眼光视之,即把佛教看作神仙方术之一。如汉楚王刘英把释迦牟尼与黄帝、老子并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3)。正如朱黼说:“三代以上,不过曰天而止,一变而为诸侯之盟诅,再变而为燕秦之仙怪,三变而为文景之黄老,四变而为巫蛊,五变而为灾祥,六变而为图谶,然后西方异说,乘其虚而诱惑之。”(4)佛教的传入,给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注入了新气息。对于佛教的宗教价值,封建统治者深知:“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5)哲学价值。佛教既是一种信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一般说来,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以解脱为目标,重体验亲证;哲学以知识为根据、以真理为终的,重概念分析。但二者的矛盾和对立,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往往又相融相通。费尔巴哈指出:“十分明白:哲学或宗教,一般地说,亦即撇开它们独特的区别来说,乃是同一的,因为思维者和信仰者是同一的实体,宗教的形象也就同时既表现思想,也表现事物。的确,每一种一定的宗教,每一种信仰方式,同时也是一定的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个人决不可能相信一件实际上与他的思维能力或表象能力相矛盾的东西。”(6)佛教虽强调信仰,却终究不能不以某种方式诉诸理性,从而表现为人的思想和行动。佛教以哲理为基础,宗教信仰建筑其上,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紧密结合。佛教作为宗教唯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和科学、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但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颗粒和唯物主义因素,尤其是一些范畴闪烁着人类智慧的火花,其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其他任何宗教。梁漱溟将宗教分为两个等级,唯有佛教处于最高一级。(7)恩格斯也高度评价了佛教的辩证法因素,认为佛教处于人类辩证思维发展的较高阶段上。(8)中国古人重直觉轻分析,不重视理性的思辨和构建严密的体系,“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精神是不充分的。这样,佛教便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引力和魅力。田昌五指出:“佛教之所以久传不绝,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就印度和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盛衰是与其哲理的发展程度分不开的。其哲理得到发展,它就盛行于世,其哲理得不到发展,它就要衰落。”(9)佛教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等价值。 第二,文化选择的主要表现在于包容与适应的协调。 中国传统文化面对佛教的传播、发展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经过长期“如琢如磨”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两汉时虽“独尊儒术”,但并不能真正做到“罢黜百家”,而且在儒家内部也分化为不同的学派。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陈独秀认为:“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抵制、同化任何外来思想的核心力量。“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语)中华文化犹如大海,它是不会拒绝江河的汇入的。有了这种恢宏之气,是能够正视自身和外来文化的长短优劣,取寸之长补尺之短,而不会视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佛教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同化,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主要体现在:对封建政权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跪拜,这种“无君无父”的主张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形成了尖锐冲突。一些佛教领袖深知王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不少主张予以适应。如法果吹捧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10)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虽有象梁武帝这样的统治者力图使佛教国教化,但神权始终未能摆脱对王权的依附。对宗法伦理的适应。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有着与本土文化大相径庭的背景,许多原始教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和名教纲常相抵触。为了适应中国伦理道德观念,在《六方扎经》、《善生子经》、《善生经》等佛经翻译中,通过选、删、节、增等手法,作了相应的调整。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项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地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去做”。汉译则作了修改:“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12)中国宗法家族系统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3)“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和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佛教通过翻译经典,撰写文章,注疏《盂兰盆经》,举行盂兰盆会,举办“俗讲”等,大力宣传孝道论。如孙绰宣扬出家修行是更高的孝行:“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之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15)对鬼神观念的适应。印度佛教认为,佛是人不是神,虽有超凡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主宰人世的吉凶祸福。传入后佛、菩萨、罗汉等都成了能飞行变、住动天地的神仙至人。印度佛教讲业报轮回,但并没有主体。传入后接受了灵魂不灭的观念,把不灭的灵魂作为轮回的主体,把不断的神性作为解脱的根据,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和文化观念。如慧远宣扬三业、三报、三生的因果报应思想,提出不灭的神(灵魂)是承受果报的主体,并用薪火之喻来论证神不灭。中国人根据因果报应论以有神论看佛教,而慧远的说法是其典型论述。 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文字在文化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初而依附传统的神仙方术,被视为九十六种方术迷信之一。早期来华的僧人也采用流行的神仙方术手法,附会宣传,吸引徒众。如安世高“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16),昙柯迦罗“风云星宿,图谶运变,莫不该综”(17)。继而依附道家及玄学,称之“佛道”。当时中国人释阐佛经多用“格义”方法,即把佛理与玄儒两家的学说范畴相比附。这不利于准确地把握佛教理论,外来佛教经中文讲译,而消融于古汉语的思维形式中。如“如性”范畴格义为“本无”、“真如”,被视为派生万物之本原,与本义“如实在那样”相去甚远。鸠摩罗什已意识到这一点:“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18)但这在两种文化文流、选择之初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翻译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也不全是坏事,对于佛教在新的文化氛围中传播进而融合具有积极的意义。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创造,形成了既综合中印文化而又不同于中印文化的新学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形态。 进一步来看,在依附和“格义”背后有更深刻的思维模式问题。不论是名僧还是一般徒众,必然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佛教,这就是文化背景、思维模式或“主体的认识图式”问题。即使人们主观上竭力避免偏见、成见、定势,客观公正地理解佛教,而实际效果上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的烙印,排除不掉头脑中长期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方法、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在佛教中“我注佛经”与“佛经注我”同样存在。中国佛教学者大多先受儒家学说洗礼,再经道家思想熏陶,然后接受佛教理论,这以两晋南北朝时代最为突出。如慧远在追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19)僧肇也说:“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后来读《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因此出家。”(20)他们这种知识结构形成的程序和层次,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和左右他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对两种文化的融合汇通产生重要影响。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构机制是指在文化选择基础上,双方力图按自己的模式去建构、塑造、规范对方,并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最终创造出民族化的中国佛教和融汇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第一,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范畴、命题和理论探讨了相同或相近的问题,作出了相同或相近的回答。这首先成为两种文化的结合点,成为融合、重构从可能到现实转化的中介。由此两种文化的融合、重构才逐步展开。 从总体上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性或相似性在于二者都是一种独特的人学,都对人、人生作出了独到的哲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和韵味,传统哲学是一种社会政治、人生伦理哲学,它始终把热情投注在人、家庭、社会上,寻求道德上的和谐与完善。孔学的核心是人学,孔子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思想界的着眼点“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开了中国人文、人本思想的先河,此后中国思想之河便沿着这一渊源流淌着。而佛教作为宗教,其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绝对本质、人的上帝就是人自己的本质”,“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21)马克思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2)佛教包括宇宙观、人生观、伦理学、认识论等多方面内容,但这些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包融于人生观和伦理学之中,是为人生观和伦理学服务的,都是为论证人生解脱的因与果的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也是一种独特的人学。这样,双方便找到了对话的基础。从微观来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相通或相似之处。如,关于佛性与人性。中国传统文化所讲人性主要是探讨人类异于、优于禽兽的特殊属性;佛教所讲佛性主要是探讨众生成佛的根据、条件。两者异中有同,人性论讲人性的善恶,佛性论也讲本性的善恶,在内涵上有相似处。佛性论虽以一切众生为本位,但讲众生主要是就人而言,因此佛性论蕴含了人性论。大乘佛教一般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也有主张一阐提没有佛性的,这相类于性善性恶之争。无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倾向于主张人性平等、人人都可能实现理想人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张也承认人性平等,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佛性论与人性论的相通导致中国佛教从善恶方面讲佛性,如延寿认为:“若以性善性恶凡圣不移,诸佛不断性恶,能现地狱之身;阐提不断性善,常具佛果之体。若以修善修恶就事即殊,因果不同,愚智有别。修一念善,远阶觉地;起一念恶,长没苦轮。(23)关于“六度”与伦理。大乘佛教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提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将以个人修习为中心的戒定慧三学扩充为具有广泛社会内容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一“大悲为首”、“慈悲喜舍”作为佛教道德的出发点;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作为僧侣的行为准则;三“自利利他”、“自觉觉人”作为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思想基础,这与儒家如出一辙。难怪佛教学者常将五戒与五常相等同,如契嵩认为:“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4),“儒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无我、曰智慧、曰不妄言绮语,其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25) 第二,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完善自身,佛教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得,有所取,补充是相互的双向的。但外来文化、本土文化不同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二者的交融中,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补充是主要的,如果一种外来文化只能“索取”不能“奉献”,那注定不能被认同和接受。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25)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和“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启迪的结果,他还直接用“穷理尽性”来解说《法华经》的“无量义定”(28),而他“入理言息”、“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则来自道家和玄学。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也刺激了本土宗教信仰的发展。方立天认为:“道教的成立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对外来的佛教反感,作为对佛教的反应,中国原有的阴阳家、神仙方术和巫术等汇合一起,形成了道教以与佛教相抗衡”(16)。佛教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增强自身对中国社会的适应力和对广大徒众的吸引力。如康僧会吸收元气说来宣扬神不灭论:“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29)慧远引黄帝的话来论证形尽神不灭:“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变无穷。”(30)印度佛教本不重视也不清楚自己已往的确切年代和传法世系,但传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31)另一方面,儒家依照佛教法统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说。韩愈首先提出儒家传道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之周公、孔子”(32)。佛儒道三教自然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集权制度服务上却取得一致。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封建统治者对待佛教象对待本土宗教一样“为我所用”,在此问题上不存在华夷之辩、主客之分。各代思想家也极力宣扬这种功能上的一致。慧远指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虽曰道殊,所归一也。”(33)。南朝宋文帝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34)。隋文帝赞誉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5)契崇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36)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三教并行政策,后来不同时期虽有所偏重,甚至出现“武宗灭佛”,但三教并行总趋势并没有改变,唐宋之际形成三教合一思潮。在宋明理学形成前,“三教合一”主要指三教以不同功能共同服务于封建宗法制度。 第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新形态的形成、创造,成为文化重构的最高表现。在一定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成为佛教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反之亦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多方面可能。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但其哲学思辨特别是本体论发展并不充分。魏晋时期以道家思想阐释儒家名教的玄学兴起,谈本论末,说无讲有,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变。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至东晋后期,以空(无)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学的主流。总体上说,道安时代的般若学是依附玄学、玄佛合流的产物。按基本论点差异可分心无、即色、本无三派,其矛盾分歧大体上与玄学贵元、崇有、独化各派呼应,并未超出玄学的水平。随着独化论的出现名教与自然关系问题已圆满解决,玄学走入穷途末路,时称“不能拔理于向郭之外”。姚秦时期,鸠摩罗什带来的大乘般若学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集中体现在僧肇对三派性空理论所作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三派讲空不得要领,都把无有绝对对立,各落一边。他则从万物无自性故不真,不真故空的境界理解有无,不落两边,求乎中道。僧肇般若学把玄佛合流推向顶峰,也是玄佛合流的终结,是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此时,竺道生经独立思考,孤明先发,首倡阐提成佛之说,此说正是在般若空义思维方式基础上,吸收、发掘中国传统人性论和直觉思维方式的深厚底蕴构建的佛教哲学体系,是佛教理论的自身完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佛性论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至隋唐佛教中国化基本完成,形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如禅宗以心性论为核心,将其与本体论、成佛论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重大发展,对宋明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理学濂、洛、关、闽各家,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双向重构的最后完成。从此,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发生质的变化,统治集团以儒教代替佛道二教的思想渐占上风。史浩认为:“盖大学之道,……可以修心,可以养生,可以治世,无所处而不当矣,又何假释老之说耶?”(37)这种口气和眼光明显有别于韩愈以来排斥佛老的儒教人物,表明儒教力图拥有绝对权威。佛道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推崇儒教,甘愿辅助,道教佛教进一步儒教化。知礼认为:“凡立身行道,世之大务。虽儒释殊途,安能有异?必须先务立身,次谋行道。”(38)智圆自号“中庸子”(39),契崇撰《中庸解》五篇盛赞儒家中庸之道。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的实质是合于理学了。 综上所述,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有其内在根据和必然。在文化选择和重构机制作用下,通过吸引、适应、调和、共存、互补、创造等环节,由点到面,自浅入深,逐步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和吸收了佛教思想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型态。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传统文化道教论文1500号是什么
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端以后必然转向另外一个极端。中国文化由衰到盛,再由盛到衰,也是必然的两个极端发展过程。“文化大革命”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彻底的清扫,中国传统文化衰到了极点,也预示着传统文化转机的到来,预示着传统文化重新兴盛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及时认识传统文化,走进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谓走进传统文化,就是要弃恶从善、改邪归正、超凡脱俗、离苦得乐,转愚痴为智慧、转糊涂为明白、转烦恼为快乐、转空虚为充实、转黑暗为光明、转凡夫为圣贤、转小人为君子、转无赖为豪杰、转生死为涅槃,。 学习传统文化的意义: 学习好比吃饭,吃饭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健康,学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智慧;但是有几人是为了健康而吃饭?同样,又有几人是为了智慧而学习?所以,做人一定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要有人格和主见,要特立独行,切不可随波逐流。一个民族和国家也同样要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独立和发展的基础。健康和智慧也仅是生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认识、改造、完善生命。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时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晚年也多次提出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质问。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学校教育的背后都有一套传统的文化思想作底蕴,教育就像是一棵大树,而经过千百年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思想就像是大地上的土壤,在这个良好的文化体系基础上,才能够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才能构建起良好的教育体系,保证人生的健康发展。 大地: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但是一切能吃、能穿、能住的东西都是来自于大地。大地承载一切,生长一切,接受一切,转脏为净、转臭为香、转丑为美,为万物之基础,无为而无所不为,无能而无所不能。一个人要健康地成长,将来有所作为,首先要建立起宽广的胸怀及髙远的志向,具备成长和作为的基础与能力,守本分、能承担、肯付出、有德行、有智慧,这要靠文化而不是知识或技术来培养。传统文化就像大地一样,其作用就在于他能够培养人类发展的基础和能力-福德智慧,使你无所不能。文化不是科技、艺术、宗教,但是一切真正的科技、艺术、宗教都必以文化为基础,才能健康地发展。 中国的教育、文学、艺术、科技、政治、经济都是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文化是他们背后的真正推动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是导致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及政治、经济等落后的根本所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真正重视、标榜的是文化方面的人才,而书法、绘画、雕刻、建筑、文学、科技等方面的人才都落在其次,甚至根本就不见经传。因为只要文化不灭,文明就会自然延续下去。国家最需要的、最有用的也是文化方面的人才。 传统文化的没落,从儒家文化的发展就表现得很明显。孔子-六经-五经-四书-朱注四书-白话四书-现代注解四书,到最后有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偏离了孔子的本意。文化的核心变化为:道德、仁义、礼法,没有文化时就变成法制了,越来越偏离于自然的法则,人为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的志向也随着文化的变化而改变:道-德-道德-道理-真理-理想-梦想-妄想,越来越脱离自然、根本和实际。我们现在要认识文化的本貌、理解其真意、继承正统,弥补文化的缺失,从根本上提高科技与文艺的发展动力,从根本上提升经济与政治的管理素质。避免盲目崇拜或者任意亵渎,这都是文化没落的表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圣贤人的地位要高于父母的,中国文化提倡要孝敬父母,同时更要恭敬圣贤,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而圣贤给了我们慧命,慧命比生命更重要,更有价值。礼拜父母是天经地义的,礼拜圣贤也同样是无可厚非的行为。当然,最重要的是本质上的恭敬,而不是形式,否则必然适得其反。 后人太重视形式,并且发展到极端,本质上却越来越欠恭敬,结果导致了另一个极端的开始,也自然导致了文化的由盛到衰。 1、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文化的才是永恒的 所谓文化内涵,是他具有民族性,或者说具有世界性,因为文化所表达的是人的本性、共性,是永恒的、相通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少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华祖先留传给后代子孙最珍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后代子孙开启智慧的钥匙。只有我们中国人更有能力和条件,把自己的文化全面的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我们只有首先把自己的民族文化传承下来,拥有了一定的智慧,然后再把他贡献给全人类,才有能力、有资格去接受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 四大文明古国现在仅剩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是人类文明的精华,能拯救中华民族,也能拯救世界。 2、中华祖先承传文化、智慧的法宝 (1)汉 字:六书造字,充满智慧的符号—表达智慧(智慧不易表达-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思议); (2)文言文: 语言与文字分开,永久不改变—承传智慧; (3)孝 道:道德之本,文化之源,教育之始—开启智慧。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是开启智慧的钥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成就、高度智慧的成就。现代人迷失了传统,因而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误解,从而轻视、否定、大肆辱骂传统,辱骂祖宗。 3、传统文化能立大志: 做人的志向要高,所谓顶天立地,这是真正的人。人本位天地之间,而不是名利之间、财色之间。要有天空一样的心量、大地一样的胸怀,更有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更崇高的思想境界,离开传统文化这种志向是立不起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 同时,又要求做人的姿态要低,要谦虚、谨慎、忍辱,离开传统文化是难以摆正这种心态的。(孔融让梨、大舜至孝、蔺相如顾全大局廉颇负荆请罪-美德) 传统文化能让我们真正做到高处着眼,低处起步。 3、承传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外文化的正常交流 有来有往才叫交流,正常的交流一定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要有相同的能力,有相同的智慧德行等基本人文素质。要有辨别和选择的能力,辨别是非好坏真假;要有接受和防御的能力,能够把好的东西接受过来,把坏的东西抵制住,同时把我们好的东西输送出去,实现中西文化的互相补充和完善,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科技文化,就是中西文化的精华,可以互相弥补。通过交流实现:古代文化现代化,西方文化中国化,中西文化全球化; 古为今用,西为中用,造福世界。闭关锁国、排斥一切或全盘西化、一边倒的涌进、毫无选择的吸收都是不可取的,后果将无法挽回。(同性恋、艾滋病、明明德) 4、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真正建立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民族的血统加民族的精神等于民族的脊梁,有脊梁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民族精神来源于民族文化,继承民族文化才能形成民族思想,只有具备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人才可能具有中华民族的精神,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首先做好人、做好中国人,然后才可能被世界认可。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 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 5、文化不是知识,德不是才,福德智慧不是才能技艺 文化不同于知识,文化的作用和目的是开启智慧、积累德行(有文化就是有智慧、有福德),知识是培养才能、技艺。 有德有才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成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无德有才是毒品;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资治通鉴》 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牛根生先生 德比才更重要。 6、传统文化是连接古今及未来的纽带 博古通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博古才能通今,承先才能启后,继往才能开来。所谓博古、承先、继往就是指承传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能够保证社会和民族绵延不绝、自强不息、持续发展;传统文化能够保证民族顶天立地、信心坚定、独立自主。所以,传统文化能够建立起自信、自强、自立的人生和民族。 所以说,中国文化存则中国兴,中国文化绝则中国亡。 中国文化要在保证根本稳定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的养分,添枝加叶,不断发展和完善,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能把几千年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全部推翻,那就等于把大树连根拨起,或摧残百花,然后再去重新建立-是极其愚蠢和冲动的行为(文革教训)。文化的建立是千秋大业,需要多少代人的实践探索和积累(文化如一棵大树,多少年才长得枝繁叶茂,古木参天)。但是,真理是永恒的,是绝对的,最终重新得到的结论也必然与古人不谋而和,因为人的真心本性不变,古人已和盘托出-世间好语佛说尽。 7、生命的真正意义、最高价值、最终目标 古人讲道:悟道、修道、得道、弘道; 后人讲真理:发现真理、追求真理、落实真理、弘扬真理; 具体讲就是为了生命:认识生命、改造生命、完善生命,并最终去帮助一切生命认识、改造、完善生命。 完善生命:包括真善美慧(假恶丑痴)四个方面,要分别靠科学证明、艺术展示、宗教落实、文化开启。有智慧才能认识生命,进而改造、完善生命。 真假、善恶、美丑靠智慧辨别,而智慧要靠文化开启,文化是科学、艺术和宗教的基础。真正的科学家、宗教家、艺术家同时也必须是文化人,必须有智慧,具有辨别真假、善恶、美丑的能力才能把科学、艺术、宗教搞好。 文化讲道,承传真理-求生命之慧;宗教行道,落实真理-求生命之善;科学证道,证明真理-求生命之真;艺术示道,展示真理-求生命之美。经济是人对物的管理,政治是人对事的管理。所谓以人为本就是靠人管理为人服务,做好人,有智慧,才能管好事和物,所以文化教育也是经济和政治的基础。 真理就是生命的真相;中国文化中宗教为佛教专门术语,即自证为宗、化他名教 。 承传生命之慧-落实生命之善-证明生命之真-展示生命之美:认识、改造、完善生命 一切生活都是为了生命;不应该为了生活而忽视生命(贫);更不应该为了生活享受而残害生命(富);站在生命的高度看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生命有层次的差别-(有提升的空间、有堕落的余地);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提升生命的层次(孝敬爱仁慈悲)。 我们要认识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落实传统文化,做一个有道德、有智慧、有能力、有信心、有素质的真正中国人。要先学做人,再学做事,才能成事;要先学文化,再学知识,然后才能灵活掌握并正当应用技术。 生命高于一切。为完善、保护生命而牺牲生命值得,为生活而牺牲生命不值得。
首先声明,那些“全盘西化”和“全盘东化”的思想是偏激的。保不住传统文化,那犹如丢掉自己几世的传家宝,可以视为不孝。而一味活在过去,不取众家之所长,则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视为不智。如果说东方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 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东方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他的内容变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西方的神学与东方的神学不一样,东方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东方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东方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中国,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 西方神学与东方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神学不排斥物质,东方神学极力排斥物质。这种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导致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由此带来了西方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东方文化由于排斥物质,也就产生不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 西方哲学文化的产生,是西方物质文化产生的前奏和思想准备,也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开始。从神学文化走向物质文化,西方的哲学文化起到了过渡作用。在西方哲学文化中,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种哲学上的大辩论,最终把西方文化从神学的混沌思维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偏重于物质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物质文化的思维,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大进步。 在这期间,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力地支持了唯物论,并因此而把神学思维撇在了历史的后面,神学从此而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文化“摆设”。 西方的物质文化是以科学思维为基础的。哲学文化解放了西方人的思维,同时孕育出了科学思维,也孕育出了科学理论。“分子论”的诞生,宣告了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因为这是西方人物质思维的开始,物质思维是以探索物质构成和崇尚物质光华为思维特征的。 东方人的思维是物性思维,以“阴阳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属性及其功能的分析,优点是宜于看到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作出预测和运筹,借势运力,寻找最佳决策,讲究思维能力;西方人的思维是物质思维,以“分子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内部构成的发现,掌握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优点是宜于根据事物结构创造新事物和新功能,讲究创造才能。 东方文化教育孩子,是“靠吓”和压制,生怕孩子“出事”或不依照家长的意志成长,用诸多禁忌规限孩子,让他们在特定的模式里生活。西方着重培养孩子独立性格,用启导方式让孩子认识事物,让孩子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空间。所以孩子自小对人处事都不会“怕字当头”,不怕人也不怕动物和妖魔鬼怪。万圣节晩上母亲陪孩子扮鬼怪家家户户去讨取糖果,东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那是洋人启导孩子的一种方式。 西方教育,强调学生学业与工作能力平行。我认识的两个大学毕业女生,一个膺选海外教师到日本教英语,一个得“破格”入硏究院,皆因社会服务即义工优异而战胜竞争者。一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官员在暑假前对学生家长讲话指出,全省中学生成绩优异者绝大部分为华裔,但他们普遍都是社会服务精神状态不亢奋的一群,缺乏领袖才的培养。 一个移民专家在新移民论坛上说:加拿大需要人才,更需要有领袖才的。加拿大是开放社会,有领袖才者能开放自己,接受别人,也让别人接受自己;第二,有协调能力,既要办好事,也要有协调工作和人事的能力;第三,有危机感和有独立应变能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儒释道三家,即儒教、佛教、道教。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都是代表东方文化,讲究心理建设,着重道德和理性,与西方文化讲物质文明、偏于科学的发展,这方面是有区别的。 儒家道德 儒教讲伦常,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从春秋战国以后一直流传下来,在近代慢慢遭到破坏,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被推翻,不讲孝不讲义,人就没了根本。没有道德,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所以儒家道德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道家境界 道教,讲顺其自然、清净无为、返璞归真,要去掉人的虚伪性,不能矫揉造作,如老子《道德经》所讲。这是种天人境界,比较超脱。 佛家解脱思想 在佛教本身来说,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表面上是相同的,但是意义很深,范围很广。拿佛家的五戒“杀、盗、淫、妄、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来对比,不杀就是仁,有仁心,为仁爱;不盗就是义,为正当的行为、廉洁的行为;不邪淫就是讲礼,要有礼节;不妄语就是讲信,要讲信实;不饮酒使头脑清醒,保持智慧。 所以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相关的,但是意义深度、广度有所不同。佛法讲慈悲,这个慈悲就遍于一切生物——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对于一切众生,不能杀害;对于一切自然,也不能破坏,这个意义很宽广。所以对于仁义的范围,从这方面来比较就有差别了。至于讲智慧,佛法讲根本智、后得智、胜义智、世俗智,要做到二谛圆融,那就不是世间的聪明智慧。 由于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以五戒十善的道德来感化人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相应,所以得到民间普遍的信仰,也辅助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道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佛相传的教诫,也是佛教的道德。 至于老子的思想,讲返璞归真、天人合一、清净无为。至于在校园里如何去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靠建立社团多做活动。如请一些民间手工艺人,和一些会“绝学”的人来学校表演。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试概括出几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成国学,其实把自己也变成了千古罪人。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希望能够帮助你把,有很多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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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道教论文1500字
当前社会如何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特征、伦理道德等等都有深深的影响。其积极的层面都为历代的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展, 成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巨大力量。 当今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紧密关系。而社会文明的发展, 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 又都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为基础、为依据, 并且都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为归宿。 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首先要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 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 至今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其精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热爱祖国、勤奋节俭、尊师重教、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诚实守信、见义勇为、严已宽人、先人后已、勤学不倦等优良传统美德, 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可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思想宝库中找到其渊源。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发展,新时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中的知识传授、情操陶冶和培养良好的美德行为习惯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教育效果, 不断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 并以此来教育、熏陶青年一代, 使他们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格, 担当起历史重任。 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教育者首先要“为人师表”。传统美德教育是个系统工程, 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力参与, 共同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 使受教育者感受到亲切永恒的人文关怀。 传统美德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 传统美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核心内容, 是学生成长、学校校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保证, 可以用不断发展的德育教育形式, 结合时代特征, 与时俱进的开展多样的教育活动, 巩固德育成果, 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 把传统美德教育的部分内容由学校延伸至家庭和社区, 同时, 发动家长, 通过他们的配合和支持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目的是继承民族灿烂文化, 弘扬民族伦理道德规范,培养具有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 充分发掘传统美德这一德育资源, 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学生乐于接受的新颖方式, 使传统美德为当代教育服务。 因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追求“和为贵”、“家和万事兴”, 倡导好善乐施、扶危济困, 把人的生命和尊严, 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越是危难之际, 这些传统越是得到发扬。如九八抗洪时, 抗非典时; 今年初南方冰雪灾难, 四川5 ·12 特大地震灾难面前的“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举国上下及时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这些传统美德以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对青少年学生的人格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是现代的根基, 青少年特别是当代的大学生, 掌握着先进的知识文化, 是未来的主人, 应当加强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学习,努力完善自身的人格,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百度首页 | 百度知道 | 登录 新闻 网页 贴吧 知道 MP3 图片 视频 百科 帮助 设置 百度知道 > 社会/文化 > 民俗传统 相关问题添加到搜藏已解决 重阳节习俗 悬赏分:100 - 解决时间:2007-10-20 15:29提问者: 531738779 - 助理 二级 最佳答案农历九月初九,两阳相重,故叫“重阳”,重阳节又是“老人节”。老人们在这一天或赏菊以陶冶情操,或登高以锻炼体魄,给桑榆晚景增添了无限乐趣。 ★★重阳节的习俗★★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农历九月初九日的重阳佳节,活动丰富,情趣盎然,有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 其并反映了许多历史文化。 ★登高 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并饮菊花酒 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插茱萸和簪菊花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6回答者: ccge888 - 举人 四级 10-20 15:21我来评论>>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相关内容• 福建重阳节习俗 • 如东重阳节习俗 • 重阳节习俗 • 重阳节 习俗 • 有谁知道重阳节的习俗吗?(多一点)并且快一点!!! 更多相关问题>> 查看同主题问题:重阳节 习俗 等待您来回答梦见已经死的人,又在经历死亡。香港端午节习俗杭州有哪些民风民俗?高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还有哪些地方的人,比我们海安民风更好的,太少了!请教2009年5月份入住新居的吉日女娲、伏羲的问题求狡猾的风水相士txt©2009 Baidu
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的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什么存在和思维的架构关系,这个用不上,因此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寻找唯物一家、唯心一家,那是徒劳无功,我们找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准确,都有些问题。我们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有我们自己的特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特点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试概括出几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成国学,其实把自己也变成了千古罪人。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希望能够帮助你把,有很多字数!
中国传统文化道教论文1500字怎么写
首先声明,那些“全盘西化”和“全盘东化”的思想是偏激的。保不住传统文化,那犹如丢掉自己几世的传家宝,可以视为不孝。而一味活在过去,不取众家之所长,则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视为不智。如果说东方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 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东方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他的内容变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西方的神学与东方的神学不一样,东方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东方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东方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中国,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 西方神学与东方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神学不排斥物质,东方神学极力排斥物质。这种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导致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由此带来了西方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东方文化由于排斥物质,也就产生不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 西方哲学文化的产生,是西方物质文化产生的前奏和思想准备,也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开始。从神学文化走向物质文化,西方的哲学文化起到了过渡作用。在西方哲学文化中,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种哲学上的大辩论,最终把西方文化从神学的混沌思维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偏重于物质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物质文化的思维,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大进步。 在这期间,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力地支持了唯物论,并因此而把神学思维撇在了历史的后面,神学从此而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文化“摆设”。 西方的物质文化是以科学思维为基础的。哲学文化解放了西方人的思维,同时孕育出了科学思维,也孕育出了科学理论。“分子论”的诞生,宣告了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因为这是西方人物质思维的开始,物质思维是以探索物质构成和崇尚物质光华为思维特征的。 东方人的思维是物性思维,以“阴阳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属性及其功能的分析,优点是宜于看到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作出预测和运筹,借势运力,寻找最佳决策,讲究思维能力;西方人的思维是物质思维,以“分子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内部构成的发现,掌握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优点是宜于根据事物结构创造新事物和新功能,讲究创造才能。 东方文化教育孩子,是“靠吓”和压制,生怕孩子“出事”或不依照家长的意志成长,用诸多禁忌规限孩子,让他们在特定的模式里生活。西方着重培养孩子独立性格,用启导方式让孩子认识事物,让孩子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空间。所以孩子自小对人处事都不会“怕字当头”,不怕人也不怕动物和妖魔鬼怪。万圣节晩上母亲陪孩子扮鬼怪家家户户去讨取糖果,东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那是洋人启导孩子的一种方式。 西方教育,强调学生学业与工作能力平行。我认识的两个大学毕业女生,一个膺选海外教师到日本教英语,一个得“破格”入硏究院,皆因社会服务即义工优异而战胜竞争者。一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官员在暑假前对学生家长讲话指出,全省中学生成绩优异者绝大部分为华裔,但他们普遍都是社会服务精神状态不亢奋的一群,缺乏领袖才的培养。 一个移民专家在新移民论坛上说:加拿大需要人才,更需要有领袖才的。加拿大是开放社会,有领袖才者能开放自己,接受别人,也让别人接受自己;第二,有协调能力,既要办好事,也要有协调工作和人事的能力;第三,有危机感和有独立应变能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儒释道三家,即儒教、佛教、道教。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都是代表东方文化,讲究心理建设,着重道德和理性,与西方文化讲物质文明、偏于科学的发展,这方面是有区别的。 儒家道德 儒教讲伦常,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从春秋战国以后一直流传下来,在近代慢慢遭到破坏,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被推翻,不讲孝不讲义,人就没了根本。没有道德,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所以儒家道德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道家境界 道教,讲顺其自然、清净无为、返璞归真,要去掉人的虚伪性,不能矫揉造作,如老子《道德经》所讲。这是种天人境界,比较超脱。 佛家解脱思想 在佛教本身来说,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表面上是相同的,但是意义很深,范围很广。拿佛家的五戒“杀、盗、淫、妄、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来对比,不杀就是仁,有仁心,为仁爱;不盗就是义,为正当的行为、廉洁的行为;不邪淫就是讲礼,要有礼节;不妄语就是讲信,要讲信实;不饮酒使头脑清醒,保持智慧。 所以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相关的,但是意义深度、广度有所不同。佛法讲慈悲,这个慈悲就遍于一切生物——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对于一切众生,不能杀害;对于一切自然,也不能破坏,这个意义很宽广。所以对于仁义的范围,从这方面来比较就有差别了。至于讲智慧,佛法讲根本智、后得智、胜义智、世俗智,要做到二谛圆融,那就不是世间的聪明智慧。 由于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以五戒十善的道德来感化人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相应,所以得到民间普遍的信仰,也辅助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道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佛相传的教诫,也是佛教的道德。 至于老子的思想,讲返璞归真、天人合一、清净无为。至于在校园里如何去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靠建立社团多做活动。如请一些民间手工艺人,和一些会“绝学”的人来学校表演。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把握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社会总在不断前进的,这种前进,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民为本,直至后来的由民作主;在经济上,表现在重农重商,直至后来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尊重别人的思想观点,直至后来的思想自由;在对待人上,关心人,爱护人,直至后来的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中国人古代一直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商周时代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思想本身,是进步的。在人生态度上,司马迁那种虽处逆境而奋发有为,苏东坡豪放达观的胸怀,张衡、徐霞客那种对真理的执着热爱,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伟大诗人杜甫“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抱负,均是一种健康的精神境界。对待自然、命运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王夫子的“相天”、“造命”说,无不包含着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辉。在对待个体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上,《古诗十九首》和阮籍《咏怀诗》对人生意义的关注,《世说新语》中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注入了一般新鲜的血液。在对待个人与社会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位卑不肯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均是很高尚的精神境界。而对待人与自然上,《棘敕川》、《岳阳楼记》、《春江花月夜》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更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的特殊感情。登长江,诵“大江日夜流”,顿生一种豪情。临高山,读“一览众山小”,顿生一种斗志。读《腾王阁序》,吟及“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又生一种慷慨。如此厚重,如此不屈不挠,如此强健,唯斯国方有也!但是,同别的国家一样,中国思想文化也有糟粕。由于时间久,在若干年时间里又没有及时进行打扫,使糟粕越积越多,给我们民族带来极大损害。女人有独特生命价值吗?不过是男人附庸。每一个中国女子,应以生活于现代为庆幸,而以生活于古代为悲哀。不但女人如此,男人也没有独立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以及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葡葡。他们或许渺茫过,怀疑过,反对过,但后来,他们再也不曾有过这个念头,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奴隶制。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一方面是皇帝穷奢极欲,三宫七十二院,生活腐朽靡烂,官僚贵族欺压人民、掠夺百姓,另一方面却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忧道不忧贫”,对平民百姓通过商业或其它途径谋求更多的物质利益,进行种种抑制。既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进一步提高,又使社会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压制个性,压制自由思想,压制个体生命正当欲望。哪个人特立独行,即“枪打出头鸟”,导致国民虽众多,实则千人一面,有胆有识的人百中无一。有新的思想,即“鸣鼓而攻之”。有不逊之言,即“祸及九族”、“诛灭十族”。在家听父母的话,在乡听长辈的话,社会上听官僚的话,而全体官僚则听皇帝的话。个人的婚姻大事,听父母的话。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群起而伐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对外部世界缺乏关心。虽然在鸦片战争被打败,仍不肯认输,以天朝上国自居,不肯放下架子认真学习别人文化的有价值东西。一次次失败,仍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对自己体制弊端痛加改革,全面激发自己民族生机活力。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愚昧、落后、抑制人性、阻碍发展的因素,何其多也!一个人若没有足够的抵抗力,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其思维岂能不退化,其个性岂能不扭曲?与此同时,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还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善于钻营、欺骗,又有背景的人,青云直上;浑浑噩噩、平平庸庸、处事圆滑的人,一帆风顺,庸人一生平安;而才华横溢、正直善良、富有抱负之士,却往往是英雄难有用武之地,郁郁一生。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逆淘汰的现象——几乎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少有例外,少有例外!(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劣,必须用比较的观点和方法看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自在此山中。中国文化是优是劣,孤立地看,是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其它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认识各自优缺点,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主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这也是近一两百年来,学者们十分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其长处。“独在他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国人崇高天伦,这是西方文化往往比不上的,很大程度上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支持着我们战胜各种困难。“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国人热爱现实,关心现实,很大程度克服了各种虚无主义思想对人心灵的损害,能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建设现实生活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面对生活中种种挑战,中国人并不屈服,而始终保持一种信心、斗志,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仁者爱人”。中国人常常讲究道德,以友善态度看人,以友善态度对待其它民族,这对于国内社会秩序的建立,对于国际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其作用也是积极的。有着强烈的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思想。从马援的马革裹尸,霍去病的“匈奴未破,何以家为”,曹操的“对酒当家,人生几何”,到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均体现这种强烈抱负的存在。与自然也有着天然的共鸣:“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闲桂花落,月静春上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化望尘莫及的。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终将是任何保守力量所难以阻挡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长处,必将成为世界文化的极其珍贵部分。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形成的,是以封建社会文明为其背景。而西方文化,严格地说,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才逐渐形成,是以资本主义文明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以前的古希腊文明,已被赋予新的内涵;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文明,遭到彻底批判。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文明,一个是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文明,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薄弱之处。试概括出几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讲得不够。更多的是帝王的权利,而不是百姓的权利;是上级的权利,而不是下级的权利;是单位的权利,而不是个人的权利。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活力来自激发个人的积极性,社会尊严来自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之做法,显然与此背道而驰,既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也必然妨碍社会的发展。在对待思想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千方百计限制思想自由,搞一言堂。要求民众的思想,与官方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则视为离经叛道。这使各种新思想新观点难以发展。西方则坚持思想自由。各种学术可以自由争鸣。因此几百年来,西方思想文化界英才辈出,新的学术成果接连不断,令世人叹为观止。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儒、道、佛并存,为什么还说是没有思想自由,是一言堂呢?儒道佛不是对立的,而实则皇权政治下一种思想的三个方面:出则为佛,入则为儒,修身则为道,三者一出。儒家之正统地位,皇帝的以言代法,是不能挑战,也不容挑战。除非在政权没落,或瓦解情况,批判儒家、专制政治的一些思想,才稍有抬头之日。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上,中国传统文化崇高人治。以权力代替法律。司法不公的现象十分普遍。西方则崇高法治,在全社会崇高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既维护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又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成本。在人才选拔模式上,西方文化注重公平竞争。这样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够给其他想发展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能够确保人才队伍新陈代谢工作顺利进行。中国的人才选拔模式则不科学、不合理。干部队伍是“官选官”,上一级选下一级。客观上助长各级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为民办事,而是把精力放在迎合上级旨意上。公务员选拔,也不够透明、公开。这使中国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不高;效率低下;腐败泛滥;也挫伤了大量锐意进取的民众的积极性。在发展道路上,西方文化讲的是科学和民主。科学,不但是重视科学技术,也包括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真理。民主,即人民选举国家机关,并进行相应监督。这使西方社会数百年来一直生机勃勃向前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人情和集权。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处理非典工作有严重失职。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按照法律制度处理就可以了。但中国对这起事情的处理,却十分费力。这类情况,在中国十分普遍。每一起腐败案件发生后,都有许多人在背后活动,找人讲情。没有人情,便办不成事。各种事情的解决,如评职称,重大课题立项,各种评奖,均离不开人情。人情是这个社会得以运转的万金油。集权,即大权独榄,什么事都由有关领导说了算。结果只能是脱离民意,自行其是,乃至以公家之权谋个人之私。这必然使民心受挫,社会正常秩序遭破坏;在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利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阻碍了整个民族的不断发展。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是有重大缺陷的。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落后了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经历过一个较充分的现代化阶段。而我们民族,则尚未经历过这个现代化阶段。至少可以说,我们的现代化阶段很不成熟,很不充分。(三)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四)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如人们常说,必须坚持继承、吸收、创新。继承是必要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或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一些高尚品质,是应继承的。但要反对无限拔高。中国传统文化是在特定时期形成的,必定有其时代局限性,任何夸大其辞,都是错误的。这些年来,有些人看到周易、论语、禅宗等思想成果的价值,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崇拜,极尽溢美之词,那便走上了歧路了。甚至有人在看到西方文明碰到一些挫折后,便反过来大力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儒家文明重新复兴是大势所趋!这纯粹是一种意淫,愚昧可笑。中华文明是要复兴,但绝不是去复兴儒家文化,而是建立在科学、民主、崇高人的尊严和价值是新中华文化。还要虚心学习。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互有长短,应该互相学习,才能共同进步。别人可以学习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别人不来向我们学习,是别人的愚蠢。而我们不去学习别人,则是我们的愚蠢。学习永远不是一件丢面的事,而是一种聪明的表现,是一种追求进步的表现。善于学习别人的优点,才能赶上别人,超过别人。即使已经超过别人,也要继续向别人学习,因为别人总会在一些方面,做得比我们好一些。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学习中不能照搬照抄。这是肯定的。不同在哪里?人口多一些,生产力起点低一些,文化教育落后一些,人均资源少一些,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特殊性。但是,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如:都要发展经济,都要科学、民主,都热爱美好生活,都要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都要讲道德和法律。因此,别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应积极借鉴。有些人动不动以中外国情不同为由,千方百计为学习别人先进文化设置障碍。中外国情不同,所以中国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崇高人权,不能普选,不能倡导思想自由,不能搞股份制,等等。这与其说是重视本国国情,不如说是自甘落后。许多别人文明的先进成果,被排斥在一边。害了谁?害了自己民族的未来,害了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若以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来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那么我们民族与世界先进民族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必然越来越大了。在我看来,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携手前进是最明智的。你看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也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向我学一点东西,我也向你学一点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成熟。人类文明,必然要以这种方式前进,才能发展更好,也才能使各个民族更快地进步。关于创新。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旧事物不会灭亡,新事物不会发展,世界永远原地踏步,不能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或仅仅中只有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二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三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四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但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民族,走向现代民族的脚步,是历史发展必然要求,是谁也难以阻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尽管路途坎坷,却是最终要完成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和国际上对外交往的增多,我们的胸怀将更开阔,我们对文化发展的规律将认识得更深刻,各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障碍,将逐渐被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这里还想就国家热谈一谈自己的精浅想法。这十多年后,又出现国学热,涌现一些国学大师。但笔者发现,一些人只是就国学谈国学,这已经走入歧路。时代不同了。今日谈国学,应站在整个世界文化背景去研究。要研究国学,就必须精通西学。就必须了解现代社会发展趋势。一个现代国学家,就必须同时也是现代西学家。这样,他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得出比较全面、成熟、中肯的结论。要研究国学必须研究春秋百家学,大唐文学,鲁迅文学。有人把千古罪学当成国学,其实把自己也变成了千古罪人。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成问题。但走上近代社会后,在中西文明大碰撞中,我们开始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很大程度上调整了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但是,这种反思,一直是在十分艰难的过程中前进。有前进,有障碍,有时甚至还会倒退。于是鸦片战争结束已有一百六十年,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仍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也使许多人感到大奇不解。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如此困难,有政治环境恶劣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家,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其思想文化观点相对保守,对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共鸣。一旦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有了一定前进、突破,总会有一些从特权政治获得甜头的政治家,从幕后跳出来,用政治权力加以打击。近代不是有一些军阀,在国内大肆鼓吹尊孔吗?不懂思想文化,又要对思想文化横加干预,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复杂,也是一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数千年历史。时间长,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增加一些东西,因此内容十分丰富,构成成份极其复杂。有许多东西是好的。有许多东西是糟粕。而精华与糟粕又往往混在一块。这使后人感到困惑:想说爱你,又不容易。因为分明有着太多的腐朽成份。想恨你吧,又恨不起来。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许多至可宝贵的东西。不能不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复杂的这个特点,令后人感到十分尴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难以前进的一个原因。笔者此文主要谈谈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及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些观点。在写作过程中,努力提出自己的一些新想法,这样或许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希望能够帮助你把,有很多字数!
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的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什么存在和思维的架构关系,这个用不上,因此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寻找唯物一家、唯心一家,那是徒劳无功,我们找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准确,都有些问题。我们中国进入文明社会,有我们自己的特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特点
1、中国传统文化起源2、中国传统文化辉煌3、中国传统文化衰落4、中国传统文化绝迹5、外国文化全面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