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宋文学的论文1500字开头的标题
关于唐宋文学的论文1500字开头的标题
建议可以写一下北宋的隐士林浦,不过网上关于他的资料还蛮少的啦。很喜欢他诗中的意境,“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不知道是否合你的意啦
可以写黄庭坚的宋诗啊,那也挺有意思,按照我们老师的说法大家写的多了是吧,那可以写他们的兄弟姐妹啊,写对他的影响啊继承啊或者比较之类的,实在不行还是找导师吧,刚写完课程论文的路过==
康震老师: 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 ——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 【宋词中的元宵「情」境】 李中国 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 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 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 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 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 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 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 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 【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 ——禅诗与禅画 翟宗祝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 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 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 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 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 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 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 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 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 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 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 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 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 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 ……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 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 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 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关于唐宋文学的论文1500字开头
唐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唐朝、五代十国、南北宋。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史称武周,也称“大周”。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恢复唐朝旧制,还都长安。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佑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唐历经21位皇帝(含武则天),共289年。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五代十国并非指一个朝代,而是指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次第更迭的政权,合称五代。十国指五代之外相继出现的十个割据政权: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统称十国。关于五代十国的年限,一说为:北宋灭亡北汉时是公元979年,所以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为公元907年到979年。另一说为,五代十国存在于公元907年-公元960年期间。 宋朝又分为北、南宋。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开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南宋(1127年—1279年)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与西夏、金朝和大理为并存政权。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 从大体上来看,唐宋就是从公元7世纪初到13世纪末这么一个跨越了550年的时间段。至于人们把唐宋和在一起讲。应该是由于三朝尤其是唐宋两代在经济文化上比较一致。二者存在的大多时期,在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上都很繁荣。由唐产生而至宋臻于顶峰的词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唐诗宋词”争奇斗艳,“唐宋八大家”名传千古,这些脍炙人口的词语可能也是人们把唐宋放在一起的原因吧。
——《浅谈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一个光辉的历史,它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虽然也曾经历了一些劫难,但仍然影响不了它那古老的韵味。如果你能醉心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的话,一定能感觉到它的渊博。综观世界文学的发展史,唯一能与之相匹配的并只有古希腊的文学。然而我认为古希腊的文学就相当于黄酒,入口很甜但回味起来却不是那么的深长。而中国的文学则不然,活脱脱的就象白酒;入口虽然有点难度但回味起来却是那么的深远悠长。 古希腊的文学与中国的文学的差异,就缘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造成文学上的差异。本应没有什么值得比较的意义,但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相互发现;相互借鉴的过程;以此来看的话就有点价值了。古希腊是一个航海国家,他们研究大多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关。他们的商贸往来频繁,所以对数字的研究比较热衷。再加之航海上的一些需要,一些自然现象;以及一些物理上的知识并成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认为世间万物是由水构成的,后来逐渐的发展为;火;土;原子等等;这一个个物质代表了他们一个个循序渐进的时代和奋斗的历程。而中国的早期哲学家认为基于阴阳两方面的平衡而生出万物的,接下来并发展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万物。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成就似乎比古希腊要先进一步!同时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生活的比较稳定。所以对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一些思想上的东西比较热衷。 中国文学的主流莫过于文学,而文学的鼎盛期莫过于唐宋两代。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曾对我说:“如果想写好文章,必须潜心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将其读熟,以致于会背。把它读精,以至于会运用”。然而我则认为这句话说的不全面,中国的文学博大精深;岂是《唐诗宋词》可以概括乎?单就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与《楚辞》来说,虽没有《唐诗宋词》那样的华章词句;但也体现了最早的文学思想。如《楚辞》的大胆设想,不正对应着李白的恣意妄为嘛!还有《元曲》的乐律,《孔孟》的深邃教义;多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抹却的辉煌;是每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不可或却的东西!综观中国的文学史是广袤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代的成就可以替代的。 同时中国文学的发展史又是一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从《诗经》《楚辞》的起源,至《唐诗宋词》以及《元曲》的兴盛。再从明清两代的衰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后的变革。接下来就是文革时期的停滞,然后才是新世纪文学的产生。再从文体的形式来看又是逐渐向“民俗化”“大众化”发展的,发展成为每一个国人都可以研究的东西。最早时期文学的探究只限于“奴隶主”和“贵族阶级”,所谓“礼不上小人”“刑不上大夫”。这里的“小人”指的并是百姓,是最底下阶层。后来随着社会体制的变革而导致了宫廷政变,致使一些文人流落民间。这些流落民间的文人为了生存并开始“授徒讲课”,后来并形成了“十家”最后演变成“六家”。即:“儒,道;墨;法;名;以及阴阳家”。同时也为了适应新的“社会体制”,在隋唐年间并产生了科举制度。随着一些文人的“流落民间”和“科举制”的产生,中国的文学逐渐的向大众化民俗化发展了;不再属于贵族阶级的专利。从《唐诗宋词》的字斟句酌,到《元曲》的民俗化。再从明清时代的“老八股”,到五四新文学后的“白话文”;无不体现了这一种转变。 在此以前缘于秦朝的残暴,而秦朝的建立得于“法家”的帮忙。所以在汉代建立后并贬低了法家,同时缘于“儒家的仁治”;儒家思想并唐而皇之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学。淹淹大国五千年孔老夫子的门生几乎占据了各个时代的政治角落,成为统领各家的主流文学。然而一种文学的思想是不可以长盛不衰的,儒家的文学在于不断的汲取各家的精髓来充实自己。唐诗的鼎盛期过后,宋代的诗已经没有太多的发展余地了。当时“禅宗”的思想十分盛行(禅宗实质上是佛学与道学的联合体),于是一些士大夫并吸取了“禅宗”的思想。将其灌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宋词》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又一次创举。明清两代呈现一种闭关自守的状态,许多士大夫视西方的新文学为“夷狄“。直至鲁迅等人发起了新文学后,才又正视西方的文学。创造新的文学体裁,创造了又一个高峰。今天我们吸收了来自各个国家的文学精髓,同时又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各国;创造了世界文学的鼎盛局面。 鲁迅先生曾在他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写道:“翻开中国的历史,血淋淋的两个字;吃人“!然而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鲁迅先生以及许多的文坛先辈。历史的发展需要有不同的文学思想,来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思想难免会迂腐,有了迂腐就需要变革。于是并在这一代代的文人的推动下,文学才得以进步!
一、周密思考,慎重落笔论文提纲 论文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正式动笔之前,要对文章进行通盘思考,检查一下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完全就绪。首先,要明确主题。主题是文章的统帅,动笔之前必须想得到十分清楚。清人刘熙载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艺概》)作者要想一想,自己文章的主题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主题不明,是绝对不能动手写文的。其次,是理清思路。思路是人订]思想前进的脉络、轨道,是结构的内在依据。动笔之前,对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分析问题,怎样解决问题,以及使用哪些材料等,都要想清楚。第三,立定格局。所谓“格局”,就是全文的间架、大纲、轮廓。在动笔之前先把它想好“立定”,如全文分几部分,各有哪些层次,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哪里该详,哪里该略,从头至尾都应有个大致的设想。第四,把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将各种事实、数据、引文等找来放在手头,以免到用时再去寻找,打断思路。第五,安排好写作时间、地点。写作要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比较安静的环境,才能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任务。 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鲁迅也曾说,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会很快。有的人不重视写作前的准备,对所写的对象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急于动笔,在写作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弄得次序颠倒,手忙脚乱,或做或掇,时断时续,结果反而进展缓慢。所以,在起草之前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 二、一气呵成,不重“小节” 在动笔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下笔之后,则要坚持不懈地一口气写下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初稿。这是许多文章家的写作诀窍。有的人写文章喜欢咬文嚼字,边写边琢磨词句,遇到想不起的字也要停下来查半天字典。这样写法,很容易把思路打断。其实,初稿不妨粗一些,材料或文字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只要无关大局。暂时不必去改动它,等到全部初稿写成后,再来加工不迟。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 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炼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些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 否则,能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写毕业论文也极有启发。 三、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北宋大文学家苏拭在谈到他的散文写作时说:“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干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苏拭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作文如行云流水,有神出鬼没之妙,旁人不可企及。但他总结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则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行于所当行”,要求作者在写作时,该说的一定要说清楚,不惜笔墨。如一篇文章的有关背景,一段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种事物的性质特征等,如果是读者所不熟悉的,就应该在文章中讲清楚,交代明白,不能任意苟简,而使文意受到损害,以致出现不周密、不翔实的缺陷。“止于所不能不止”,就是说,不该写的,一字也不可多写,要“惜墨如金”。如果情之所至,任意挥洒,不加节制,也不肯割爱,势必造成枝蔓横生,冗长拖杏,甚至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毛病。
关于唐宋文学的论文1500字开头的诗句
康震老师: 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 ——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 【宋词中的元宵「情」境】 李中国 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 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 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 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 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 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 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 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 【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 ——禅诗与禅画 翟宗祝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 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 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 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 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 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 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 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 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 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 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 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 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 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 ……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 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 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 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唐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唐朝、五代十国、南北宋。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史称武周,也称“大周”。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恢复唐朝旧制,还都长安。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佑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唐历经21位皇帝(含武则天),共289年。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五代十国并非指一个朝代,而是指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次第更迭的政权,合称五代。十国指五代之外相继出现的十个割据政权: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统称十国。关于五代十国的年限,一说为:北宋灭亡北汉时是公元979年,所以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为公元907年到979年。另一说为,五代十国存在于公元907年-公元960年期间。 宋朝又分为北、南宋。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开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南宋(1127年—1279年)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与西夏、金朝和大理为并存政权。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 从大体上来看,唐宋就是从公元7世纪初到13世纪末这么一个跨越了550年的时间段。至于人们把唐宋和在一起讲。应该是由于三朝尤其是唐宋两代在经济文化上比较一致。二者存在的大多时期,在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上都很繁荣。由唐产生而至宋臻于顶峰的词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唐诗宋词”争奇斗艳,“唐宋八大家”名传千古,这些脍炙人口的词语可能也是人们把唐宋放在一起的原因吧。
关于唐宋文学的论文1500字开头怎么写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唐诗重情趣,宋词尚理趣论的论文开头可以唐诗跟宋词的一些相关的历史去进行描写,也就是说在开头的时候可以以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去开头,然后再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引申到古诗词这一个方面。然后在古诗词里面就可以讲到两个朝代分别是唐代跟宋代,然后这两个朝代可以说是诗词盛行的两个阶段,然后这两个阶段就可以引申到唐诗跟宋词,然后再分别介绍两个的优点,也就是两个在各自的时代里面的一个重要性。然后再把自己论文里面的论点以及论述把它陈列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开头可以这么写,也就是关于唐诗跟宋词的论文的开头,可以这么写。
关于唐宋文学的论文500字开头
唐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唐朝、五代十国、南北宋。 唐朝(公元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史称武周,也称“大周”。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恢复唐朝旧制,还都长安。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佑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唐历经21位皇帝(含武则天),共289年。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五代十国并非指一个朝代,而是指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次第更迭的政权,合称五代。十国指五代之外相继出现的十个割据政权: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统称十国。关于五代十国的年限,一说为:北宋灭亡北汉时是公元979年,所以五代十国的历史时期为公元907年到979年。另一说为,五代十国存在于公元907年-公元960年期间。 宋朝又分为北、南宋。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开封。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但由于与宋同时代的辽、金、西夏等国的强大,使北宋政权一直处于外族的危胁之中。南宋(1127年—1279年)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与西夏、金朝和大理为并存政权。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 从大体上来看,唐宋就是从公元7世纪初到13世纪末这么一个跨越了550年的时间段。至于人们把唐宋和在一起讲。应该是由于三朝尤其是唐宋两代在经济文化上比较一致。二者存在的大多时期,在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上都很繁荣。由唐产生而至宋臻于顶峰的词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唐诗宋词”争奇斗艳,“唐宋八大家”名传千古,这些脍炙人口的词语可能也是人们把唐宋放在一起的原因吧。
这样的论文你必须细写。深入到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唐朝时期的文学发展,这就比较好写……资料也很多。另外关于科技的,经济的,人民生活的,对外关系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写啊。我感觉还是文学类的比较好写,文学类也可以专写文章或诗歌。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